酸菜肥牛的做法视频:如何守住社会稳定的底限

　　如何守住社会稳定的底限？时下，中国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数量和规模显著上升、反社会极端事件也屡见不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守住社会稳定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要想守住社会稳定的底限，我们必先理清两个问题，一是怎样的社会稳定才是可持续的？二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底限又在哪里？

　　社会稳定，根据于建嵘教授的划分，有刚性稳定与韧性稳定两种（也有学者将稳定分为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刚性（静态）稳定，是以国家强制力、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垄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通过压制矛盾而达到绝对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管治目标；韧性（动态）稳定，则恰恰相反，是指通过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在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稳定。而中国目前所保持的稳定态势，就是一种刚性稳定，政府通过压制矛盾、暴力维稳所营造的社会整体稳定的大形势下，各种矛盾暗潮汹涌，并不断形成对整个大形势的冲击。毫无疑问，这种刚性稳定具有巨大的社会风险，对各种“不稳定因素”保持高压态势，使很多有望通过疏导、调控而轻易解决的社会矛盾被压制下来，隐而不发。这些积累的矛盾就像是整个社会的火药桶，随时可能因为某一个偶然的社会事件而被引爆。而缺少缓冲降压机制的社会管理方式，使中国社会处于“一触即发、一发即乱、一乱即溃”的危险状态下。故中国社会目前所保持的稳定可持续性较差，若继续维持目前的社会管理方式，社会问题将积重难返，且高压维稳下的整个社会也缺乏将不稳定状态回归正常的缓冲地带。

　　社会稳定的底限是什么，著名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提出一个概念，叫“崇祯死弯”。当政府通过暴力来压制社会的反抗时，在一定程度内，政府越强势，社会越稳定，但越过一定的度，政府的威慑力，反而会成为社会反抗的催化剂。社会的反抗（纵轴）与政府的压力（横轴）在坐标上呈现出一个U型相关性，而那个U型的底部就是社会稳定的底限。当然，吴思的概念是建立在明朝农民起义的背景下，当时的农民在坐等饿死和起义被杀之间进行了精确的利害计算，不反抗是肯定会饿死，起义反而可能活下来，甚至求得荣华富贵，当社会稳定的底限（守法的活下去）被摧毁时，农民必当铤而走险，造成社会动荡。在300多年后的中国，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稳定的底限也随之提高，人们不可能等到无法生存的境地时才起来抗争，如今的社会底限与明朝末年相比，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心理底限，而非物质生存底限。

　　不久前，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事件很简单，就是一个开车的大学生，把一个骑自行车的行人撞伤之后，再用刀捅死，然后一位教授在中央电视台对案情进行了分析。案件在网络和媒体上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公众最关注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涉案的药家鑫的“军二代”身份，因为他是“军二代”，网上便一片喊杀声，谁有为他开脱的嫌疑，公众便往谁身上吐口水。而同样是杀人案，因为涉案者的底层小贩身份，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被判死刑却激起网民的不满，为其鸣冤。

　　与此相似的“宝马撞人”“富二代飙车撞人”“举报官二代作弊被跨省”“公务员打人”等等事件，当事人的身份成为事件吸引公众眼球的标签，而公众的反应也迎合了媒体对当事人进行标签化的议题设置，但凡有“官二代”“富二代”“公务员”涉案的事件，必然是舆论一边倒的叫骂声，而“强拆者被杀”“小贩杀城管”“杨佳杀警”等类似事件，却引起公众一片叫好。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必然与当今中国的社会存在有关。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的“身份标签”成了不少民众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事实真相以及对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社会心理背后，其实是民众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焦虑与愤恨，尤其是对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日趋困难，而特权阶层权力代际传递不断增强的情绪宣泄。穷二代、富二代、体制外的二代与体制内的二代……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对此，《人民日报》曾发文《警惕阶层固化》《穷人子女难以向上流动 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拼搏不如“拼爹”：教育曾被誉为农家子弟“鲤鱼跃龙门”的关键途径，但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大学收费越来越贵，农家子弟在通过受教育改变自身或家族命运越来越艰难，而官二代、富二代在受教育上却有着明显优势，有报道指出，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仅为1%；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在就业过程中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农家子弟或底层子弟通过受教育来实现向中间阶层或更高阶层的难度越来越大，渠道越来越窄。世袭的贫穷，让那些期待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命运的草根子弟面对现实，只有失望和愤怒。2010年3月，北京邮电大学一名2009级博士研究生自杀身亡，网上的遗书有这样的字句：“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十几分钟后，北邮另一名女研究生也从主楼天井跳下。

　　当下的中国社会，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们”和“我们”，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各种社会资源，并固化利益；社会底层则抱怨社会不公，极端的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露出苗头。人人都认为自己“弱势”，人人都缺乏安全感，整个社会处在一种紧张状态。阶层固化，底层子弟上升渠道变窄，意味着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理想受到体制性的压抑，难于获得上升的空间和渠道。与此同时，国家对物主产权问题的有意回避，使暴力拆迁、强制征地等事件越演越烈，个人的合法所得被国家机器“合法”摧毁或充公。生活有奔头，个人合法所得有保障，是人们的心理底限。在目前这种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下，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日减，社会失衡的心理滑向承受的底限。

　　当整个社会普遍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且在政府高压维稳的管控下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时，任何一个社会公共事件都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回避和漠视，在一步步消解着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近年来，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是抓准了当前阶层对立、民怨颇深的社会形势，但其社会管理方式却没有大的转变，还是“稳定压倒一切”“不折腾”的老思路，与过去相比，只是更加求“和谐”求“稳定”，以至于高压“维稳”，将一些正常的社会行为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把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稳定是必要的，但政府对稳定的追求是以牺牲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为代价，且对稳定的定义也出现了偏差。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今年5月30号，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思想，减少不和谐因素。虽说“不和谐因素”的定义模糊，有待厘清，但“创新社会管理”这个思想的提出，让人看到社会制度改革的一丝可能。

　　守住社会稳定的底限，就是要重新举起改革的大旗，以政治制度的改革为核心，具体方法是坚持宪法的司法化，落实宪法中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故群体性事件本身需被正名，公民的合法的抗议性集会、游行、示威等正常的社会行为在申请时不应被刁难，也不应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在法律框架内的社会秩序的临时性小范围可控的动荡是疏解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的解压阀，落实公民的这项权利，才能扭转当局刚性维稳的旧思路，给社会稳定和动荡之间设置可控的缓冲地带，使社会稳定具有可持续性。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切实保障公民物权，修复宪法漏洞，防止国家机器以“公共利益”之名对私人物权的践踏，消除政府暴力拆迁的“合法”依据。

　　同时确保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以法治国”，用法律来弥合阶层的裂痕。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加强人民对公权力的监督途径，增强公权力运行的透明性，这是防止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关键。

　　守住社会稳定的底限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部宪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以践行宪法为基础，其他的社会改革与之配套，是个整体思路。胡总书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浩繁工程，不妨以此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