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红色的头发:巨变与曲折：九十年上下求索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博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在《离骚》中的这句名言，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辛开创民族振兴新路的民族精神和精深哲理。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创立以来，几代共产党人一直百折不挠、艰苦卓绝地持续探索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针对西欧北美诸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而提出的理论。当时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以及资本家追求最大限度利润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为此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要消灭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列宁于1917年明确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然而，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既不如19世纪的欧美国家，也不如20世纪初的俄国。那么中国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吗？中国该如何实现包含公有制与按劳分配这两大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呢？90年来，中共为完成这个重大的民族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大众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迂回曲折的探索。以下让我们抚今追昔，纵览全程。

　　【第一阶段：逐步认清要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1921-1952年）】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还只是一般性地提出“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将其归社会公有”，尚未具体表明党实现这个目标的切实步骤。1922年党的二大认识提高了一步。大会宣言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初步认清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革命，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从1923年起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开展北伐战争，1927年因国民党叛变致使大革命失败。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共领导人先后三次犯了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错误，造成重大损失。第一次错误发生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当时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误认为中国当前的民主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它必然会“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此，党中央要求全国举行城乡武装总暴动，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然后即转入社会主义道路，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厂收归工人管理。直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新的决议后，这次错误才予以纠正。第二次错误发生在1930年6月至10月，这时中央领导人李立三更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为此党中央布置了全国举行武装暴动和武装进攻的计划，扬言中国一省和数省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按照这个计划设想，中国革命将发展成为世界革命中心，并试图使共产国际成为完成中国革命计划的执行者。这样当然激怒了共产国际，国际执委会当即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第三次错误发生在1931～1933年，这时党的领导人王明比李立三更“左”。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他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要连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打倒。这样，民主革命的胜利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就可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了。这种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极左思想，在党内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抵制。

　　党中央领导人之所以连续三次犯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其重要原因都是急于求成，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与俄国作了简单类比，照搬俄国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革命模式。20世纪初，俄国已是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1917年2月推翻了沙皇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只经历了短暂的8个月，便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实现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中国是远比俄国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实现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更是明证。值得庆幸的是，我党有另外一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战农村，在农村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发展工农武装割据，进行工农合作建设。一代共产党人筚路蓝缕，另辟蹊径，终于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在农村建设新社会的崭新而渐进通往社会主义的奇特之路。1927年至1937年这10年间，红色苏维埃政权遍布全国13个省区。毛泽东总结实践经验于1940年发表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了中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它的指引下，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约占全国一半县域的1389个县（市、区、旗）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时，《共同纲领》更具体制定了在全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方针政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让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较长期发挥积极作用。建国头三年的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取得了全面的重大成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都有利于恢复经济，增加生产，支援前线，改善民生，扩大就业，稳定社会。

　　【第二阶段：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1952-1978年）】

　　原来预计建国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10到29年时间，可到1952年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促使党中央领导人改变了认识，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形势主要是苏联在我国建国初期给予援助，随后希望我国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已提前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内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发展较快，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进展较为顺利。新形势促使毛泽东于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设想：“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上））到1953年6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仅用四年时间，在国家工业化刚起步不久，就于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化。在这一年我国宣布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渐进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到个别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全地区公私合营的渐进形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大有增长。但我国实现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少新创造，依然是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我国甚至是在比1936年苏联更低水平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苏联一样，采取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与集体私有制的高级生产合作社（苏联称集体农庄）两种形式，这种公有制含有官有制因素；按劳分配制采取等级工资制与评工记分制（苏联称劳动日）两种形式，这种体制含有平均主义与上层特权因素。经济上以指令性五年计划形式实行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缺少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苏联称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缺少社会主义民主；文化上以党的领袖言论为准绳，舆论一律，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对各种文化产品严格控制，缺少社会主义自由。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错误的揭发批判，对我国有所触动。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大十关系》和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文章中，言明“鉴于苏联经验教训”，“引以为戒”，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新思想。然而由于他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错误判断，使得他提出的新思想不但未能得到贯彻执行，而且从1957年夏季起愈益转向“左”的方面。1957年整风运动中，许多党内外有识之士本来就改革我国体制中的苏联模式弊病发表了很多意见，结果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掀起的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是更进一步要全面超过苏联模式，认为人民公社比苏联集体农庄公有制更好，还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言行遭到东欧好几个国家党领导人的批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维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努力博得众人赞赏，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在莫斯科甚至流行这样的说法：“赫鲁晓夫是种玉米的实干家，毛泽东是真正的领袖和理论家。”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独占鳌头，促使他及其周围战友感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已超过苏联，中国理应取代苏联成为世界共运中心，毛泽东理应取代赫鲁晓夫成为斯大林之后世界共运的领袖。为达到此目的，中国就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在经济和科技上尽快追赶苏联，更要在生产关系方面超过苏联——笔者以为这才是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层原因。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坦然自白：“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西方向东方逐步转移。十八世纪末，革命的中心在法国。十九世纪中叶，革命的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后，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两报一刊编辑部重要文章，其中不加引号照引毛主席上述这段话，只是把最后一句改为：“随着，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国为争当世界革命中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不仅照搬苏联模式，还要超过苏联模式，推行比苏联模式更“左”的社会主义，甚至还把它推广到其他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第三阶段：突破苏联模式，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8年至今）】

　　历史总是曲折前进的。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共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探索社会主义新路。邓小平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不当国际共运中心，不照搬苏联模式，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从根本上拨正了航向。

　　苏联模式的思想理论根源在于没有掌握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个特殊规律的要点可简要概括为四句话：要铲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吸纳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是形成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急于变革生产关系的政治路线，前者受沙皇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影响，后者是国家学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十月革命后的1918～1920年，列宁就犯过急于实现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但那时还有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所以到1921年列宁很快就改正了错误，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较长期发展私营工商业，以利于提高生产力。后来斯大林急于消灭私有制，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和1946年他两次急于主张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形成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高干特权制、控制选举制等，使得苏共急于求成的政治路线长期难以改正，使得苏共由代表工农大众的民主政党，变为代表官僚特权集权的专制政党。苏共、苏联拖延到1991年终于亡党亡国。苏联东欧剧变决不简单是由于几个领导人叛变造成的。不得民心，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缺少社会主义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这才是剧变的根本原因。

　　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我国50年代前期也曾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58年更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次急于实现共产主义。1976年毛泽东去世，两年后即1978年底，终于出现了发扬党内民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要对以往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公报中强调“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针对的正是苏联模式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主要弊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这场改革称为“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中讲到：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防止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反对高级干部搞特权，克服官僚主义等。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表明只有“走自己的路”，不再“走俄国人的路”，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大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1982年解散了试验25年之久的人民公社，推广行之有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这个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特别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把实行“党政分开”作为政改的首要关键。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长期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简明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入手来揭示社会主义真谛，比之以往过分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显然更切合实际，要深刻得多。1992年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主持的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突破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提出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2年中共十六大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补充了建设政治文明的内容，认清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中共十七大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实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补充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容，指明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苏联模式就是由于列宁开创的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民主后来被破坏殆尽而被广大人民抛弃的，其教训不能不引以为鉴。十七大还展示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奋斗目标，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推进和谐都有重大意义。总之，如果把改革开放32年来探索社会主义的上述新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为具体制度和体制，切实兑现于实践与行动，必能促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遗憾的是，苏联模式的某些主要弊病迄今在我国依然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到的党政企不分的现象尚未根本解决。官员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等宿疾加重，特殊利益集团愈益膨胀，各种社会矛盾愈益凸显。于是当今又有人出面为早已灭亡的苏联模式招魂，说什么苏联模式是成功的、合理的等等。诚然，苏联模式曾一度成功，一时风光，但是由于它文过饰非，长期拒不改革其不合理部分，终于失败、入土，当今已无法借尸还魂。我们要在改革开放中清除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种种弊病，关键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赢得民心，真正维护社会稳定。

　　路漫漫其修远，然而总有拐点和尽头。以往几代共产党人已经越过千山万水，当今共产党人又遇到岔口，面临重大抉择。我们既不能向“左”转，也不能朝右弯，只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勇往直前，奔向既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