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药室管理制度:今日中国为何难出大师

　　梅兰芳逝世已经40多年，这40多年间，谁还听过同样宛转的仙曲？谁还见过同样销魂的身段？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再没有堪与其比肩的人物出现，幸哉？悲哉？
　　陈寅恪逝世将近40年，在这40年间，谁还见过哪怕是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柳如是别传》相平的著作问世？
　　熊庆来逝世将近40年，在这40年间，在数学界，谁还教导出了陈省身、华罗庚、吴大任、庄圻泰、严济慈、钱三强、钱伟长、赵忠尧这样的学生？哪一位的门下弟子能灿若星辰如是，亦堪当大师之名？
　　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我们都沉寂太久了。尤其近10年间，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也一个一个离去，我们彻底进入了一个大师青黄不接的时期。
　　1990年11月，冯友兰逝世；1996年3月，陈景润逝世；1998年12月，钱钟书逝世；2005年6月，启功逝世。启功逝世后，有评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远远还没有开启，谁来担当大任？
　　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教育工作者在一次座谈会上忧心忡忡地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想我泱泱中华，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但现实却似乎令人失望。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理应大师辈出，为何出不了大师？怎样才能出大师？　　
　　
　　　　　　　　　　　
【引题】“大师”及其界定要件
　　所谓大师，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别有创造力的，甚至是伟大的人才。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休谟、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以及我们中国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无疑是大师，或超级大师，或伟大人物。中国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则为一般的大师或杰出人物。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领和影响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并对他们的时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大师”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大师必须拥有巨大的成就。如何理解巨大？当指创作了开风气先河之力作，成就了集古今大成之鸿著，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或科技成果。这些成果，或能推动社会前进，影响历史，或能启迪智慧、激扬心灵。
　　其次，大师必须拥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具备敏锐的观察社会的能力；大师应该拥有笛卡儿式的怀疑精神，勇于探索新知；大师自然以学术为本位，为学术而学术，拒绝接受强加于学术真理之上的任何权威，拒绝获取与探求真知相左的任何利益诉求。朱利安·本达关于学者曾经这样解释：“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找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最后，大师应能够获得人们的景仰。学术上的成就只是获得人们崇敬的条件之一，道德与人格的完美才能持久地影响人们的心灵。研究学术所能达到的深度并不以人格的善恶为必要条件，一个品质低劣的人同样可以在学术上实现独创性的发现，同样可以成就令后人研究相关领域无法绕过的精品，但这样的人不可能被冠以“大师”的称号，大师的作品与其人格魅力应当是完整的统一。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历史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历史能够证明，用血肉灌注的人格砺石，往往更能打磨思想的锋刃，留下后人无法企及、不可超越的精品。
　　以上三个条件相互支撑，并不矛盾。学术成就、学术本位与人格魅力，相互辉映。就此而言，陈寅恪常为人称道。陈寅恪自小游历西方诸国，通晓十多种语言，学贯中西、博闻强记。胡适曾评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他晚年以足膑、目盲之躯，写下《柳如是别传》，煌煌80万言，打通文史，以诗证史，迄今无人能及；尤其是他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当代学界树立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现象】泱泱大国居然鲜有大师
　　倘以上述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学者，恐怕能配得起“大师”称号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吴树青曾写道：“在文史哲的基础学科中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培养的太少。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同志中间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但是只能说是准大师，不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功底、知识面和创造性等方面，和以前的一辈大师级的人物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的确，与得到公认的大师相比，当今学者不仅在学识方面有所欠缺，在学术大师背后蕴含的精神底蕴方面更付阙如。这种独立的、自由的、宁静的、淡泊的精神底蕴是当前学界普遍缺乏的，也是人们心所向往的。没有这种精神底蕴的支撑，学术就会继续浮躁。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师处处高明，即如陈寅恪，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样有谬误存在，但其人格与学术的高度统一，值得我们仔细品评、视为瑰宝。
　　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大师具有人的最高品质———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种品质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威力。他们是一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没有伟大的品德，就没有伟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
　按照这一标准，大师在当下中国已成为稀有动物甚至绝迹了。大师近乎绝迹由来已久，不只在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们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总之，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
　　从历史看，中国出大师集中在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星灿烂时期，出了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二是唐宋时期，古诗词和散文登峰造极，“三李一杜”、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学、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也出现在那个时期；三是“五四”运动前后以至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出了不少思想家、汉语学家、教育家，如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中国人首次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
　　然而，建国近60年，大师寥如晨星。如果说，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出不了大师尚可理解———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环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出不了大师岂非咄咄怪事？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又拥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复兴的大国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种莫大的嘲讽。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出了多少伟大或杰出的人物!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伟大的杰出的人物在哪？如果应出而没有出伟大人物或大师，伟大的复兴又从何而来呢？
　　似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是同时发生并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存在没有伟大人物或大师的伟大时代。没有一大批伟大人物或大师出现，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确在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已隐隐约约听见它那姗姗来迟的脚步声。不是吗？地产领袖、IT领袖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正在脱颖而出。学界和文艺界大师的出现难道还远吗？当然，如果千呼万唤大师仍不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只是一场春梦。



【根源】知识分子整体素质在退化
　　大师并不是一项随随便便的封号，大师是长时间积累沉淀、主客观环境多重作用的结果。成为大师有两个必备的内在条件：一是超乎寻常的智力（包括但不限于IQ）；二是超乎寻常的素质（包括但不限于EQ，还含品格等）。
　　前一项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后一项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聪明绝顶不一定成为大师，具有良好的素质则可能成为大师。从整体看，中国知识分子不缺前一项，缺的是后一项。缺少后一项就犹如在酒里掺水，其智慧往往会变味，从而失去成为大师的机会。成为大师必须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必须对或真、或善、或美有一种感悟力。它或许来自不可抑制的冲动或偏好，或许是内心的强烈呼唤，或许是非功利性的执着的追求。梵高、尼采式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是这样，阿基米德、陈景润之类的数学家也是这样。也有像歌德、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既行走在殿堂又游走于庙堂。他们虽也受名誉、地位和金钱所惑，但骨子里深爱着其从事的专业和学问，甚至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可惜，在当下中国，非功利地全身心从事智力活动的人日趋稀少，一个最直观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这里讲的“群体”是指多数倾向，而非全部，正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大师离我们渐行渐远了。那个曾经产生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的时代已恍如隔世。在上世纪末，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堕落而痞子化。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砸碎一切贞节牌坊，以无耻告别羞耻，在精神上自甘堕落———丧失人格，出卖原则、逐利投机、嘲笑善良、亵渎神圣、蔑视理想甚至成为“有知识的恶棍”，其贪婪程度已近疯狂。他们把科学（学术）和艺术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婢女。
　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物质财富和享乐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珍视的是精神财富。不然，我们很难理解，当年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何以抛弃荣华富贵回国参加建设。自古以来，中国从不缺乏舍生取义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今天就销声匿迹了呢？与我们几乎有同样经历和相似制度的邻国———从沙俄到前苏联再到今日的俄罗斯，就不缺乏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这些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社会的良知和科学的脊梁。
　　以俄罗斯文学为例，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决不亚于同时代的法国人。怀着深深的救世精神和赎罪感，为俄罗斯野蛮专制及苦难而忏悔的俄国知识分子，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从没有停止集体写作。正如学者王康指出，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正是这种作为人类神性表现的伟大精神，才得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禽兽，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才会点燃人们心中仅存的“圣火”而不至于良心泯灭。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俄罗斯文学之花才开得如此茂盛，诺贝尔奖层出不穷。
　　这足以使嘲笑诗歌嘲笑诗人嘲笑真善美的当下中国某些知识分子汗颜。真正的诗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充满着童真的孩子，他们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充满青春活力和圣洁的表现。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中国，诗人作为“犯傻”的代名词也不鲜见。我们所能看见的是，当年误入歧途的文学青年早已不再“文学”，他们和学术青年科学青年艺术青年一样，争先恐后地拉着大腕大款大官的手，并以傍大款倚大官为时髦。一些名人走穴赶场做秀地急于贴现自己那点“名气”，唯恐沦为过气“明星”而过期作废。在知识分子趋向于商业化和权贵化的当下，我们怎能指望出大师呢？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在日益退化的沙漠中出现生气盎然的绿洲一样。
　
 　
【解析】潜文化盛行显文化衰败导致大师难出
　　大师难产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商业化造成知识分子群体素质退化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是。商业化只能促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重组，比如一部分或经商或升官发财了，另一部分人仍在潜心学问或艺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并非群体的商业化。
　商业化提供了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素质退化的外在条件，但不是全部的条件。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曾经有过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现象。我们知道，柏拉图将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但中国知识分子这三大精神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衰败，文化的衰败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人的精神素质受文化影响，文化的沉淀形成人们的心理和人格，体现为价值符号和“软”规则的文化直接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核心部份。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及人格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文化具有两面性，正面是阳光文化或称为显文化，冠冕堂皇，催人上进，例如“天下为公”、“仁、义、礼、智、信、勇”以及“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由于显文化的“高调”而难以在实践中推行，于是实利主义的、鄙视和漠视人类的美好价值的阴暗文化或称潜文化就成为显文化的补充。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地构成中国文化。当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之时，潜文化难以登大雅之堂；当政治腐败之时，潜文化就会浮出水面而登堂入室，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人和韩国人常常惊讶中国人公开鼓吹厚黑学和痞子哲学，势利的国人也很难理解南韩、日本贪官和不法企业家败露后会因“羞耻”自杀。以厚黑包装自己的一些国人是不会为不义不法而羞耻自尽的，因为知耻而勇已不多见了，潜文化已大行其道，毫不遮掩地侵蚀国人的灵魂，这是文化衰败的表现。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群体会更多地接受潜文化的影响而不受显文化的影响呢？这就需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当然，制度与文化是互动的。但是，制度一旦“规定”下来，就会对人们的文化选择产生正向或负向的激励作用。众所周知，制度是通过对人们行为进行奖惩而产生引领作用的。一个“好”的制度会激励人们去接受或吸收“好”的文化，因为“好”的文化会提高人们的素质从而增进人们的利益，并遏制“坏”文化对人们的浸润。“坏”的制度则相反。
　　潜文化的盛行显然与我们的制度缺陷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制度激励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制度当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现仅以教育、学术和文艺的制度而论其弊端。
　　中国教育有长足的发展，这表现在国人的学历水平的整体提高。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权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教育”。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权钱交易、买卖文凭毒害了学生的灵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自主性，也摧残了学生的灵气和创造性，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则助长了假大空的表演。“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官本位制及其观念意识侵蚀了大学圣洁的知识殿堂，摧毁了大学的自由精神和教育良知。“教授多如狗，副教授满街走”的职称泛滥和学术等级化淹没了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尊严。专家成了商家的点缀，老板挤满“殿堂”为的是一纸文凭，急于贴现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或者说当官、赚钱成了入学的唯一目的。试问，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何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何在？教育的现代化又从何谈起？面对教育的资本化和被权力扭曲了的教育潜规则，又有谁来真正求知识做学问呢？又怎么能出大师呢？如果要出的话，绝不是科技、教育和人文大师，而只能是充斥在商贾政客和学阀中的权谋大师。
　　学术制度与教育制度一样，其根本缺陷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政治与学术不分，意识形态或价值与认知不分，学术权力化和商品化。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严重。50多年来，我们也不乏科学领域里勤奋耕耘的著名学者，他们中的佼佼者本可以成为大师，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运动使得他们或被迫害致死或坐牢或流亡或舍弃知识自残或转行或堕落为“学棍”等等。如果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或创造，如果学术沦为政治权力的婢女，如果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必须以生命作抵押，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一枝独秀”并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装饰，如果学术钻营和投机能带来金钱、荣誉和权力，那么还有谁愿意从事纯科学纯学术的研究？如果没有纯粹的非功利的自由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探讨，我们又怎能指望出学术大师和科技大师？
　　


【展望】出大师需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个大师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虽然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更与学术氛围息息相关，即先有出大师的氛围，方能出大师级人才。而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氛围。当前，学术界存在功利化、浮躁化倾向，这种倾向窒息着大师级人才的冒出。
　　一个大师，往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现有的学术氛围往往不允许谁长时间“不鸣”。想要职称，先得有学术成果；想要生存，先得发表论文；想要项目，先得处理好人际关系。于是，很多的人才，很多准大师级人才，在一些粗浅的论文中，在拉关系套近乎中，偏离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偏离了学术规律。结果，论文层出不穷，可有价值的不多；教授一大批，可大师极少。
　　如果我们不改变这样一种不利于大师发育生长的“生态环境”，出大师仍将是一厢情愿。
　　一是要从源头上狠抓教育改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以上，造就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也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要从幼儿教育抓起，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天性以及特长，并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理、追求善良、追求美好的灵魂，而不是势利的“小大人”。中学和大学教育要培养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要培养荣誉感和自我实现的使命感。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落后的教育制度及办学理念，从官本位和商本位回归学本位，使我们的学校重新成为自由的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殿堂以及净化心灵的圣地。
　　二是善待杰出人物，营造崇尚伟人的精神氛围。一些人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一切能生利之物，当然也包括崇尚能生钱的知识———如科技和财技以及功利性的励志知识，但内心并不崇尚创造这些的人，更不崇尚陶冶人们心灵的人文科学及其先哲们。他们拥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殊不知，即使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这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像贝多芬、梵高这样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主义情怀。国人特有的势利眼光和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反复无常不易产生伟人崇拜，如果曾经有过崇拜的话，那就是对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崇拜。这是一个不太善待或不崇敬杰出人物的国度。这也是中国不易出杰出人物的一个原因吧。法国为什么大师辈出？这与法国人的伟人情结和使徒般的热情是分不开的。法国建有先贤祠，那里安放的主要是杰出的哲人、伟人及少量政治家，充满着“伟人可进，贤人可进，权贵不能进”的气势。先贤祠肃穆典雅而庄重、彰显至高无上的威严和荣耀，上面镌刻的“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的文字表达了法国人对大师的崇敬。中国要重建科学和文化的圣殿，需要人们从心灵上善待杰出人物，树立其精神的丰碑，这不是用世俗金钱、权力和地位可替代的。
　　三是加快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和改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意识形态管理经验，确保学术与政治分离，在不反对党的领导和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给予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最大限度的自由，从体制上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营造宽松、自由、和谐的制度环境，从而激发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迎来一个无愧于民族复兴的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郑天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