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哪有学生小姐:惊世骇俗之言:为什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2:55:27
一、
  
  在中国古代,如果说有真正的哲学家的话,我以为老庄应该坐头两把交椅。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一句惊世骇俗之言,出自庄子的《胠箧篇》。字面意思很明白:圣人不死绝,世间大盗也就不灭绝。如此说来,“圣人”简直就是“大盗”的同义词了。
  
  于是有许多人读不明白。
  
先说何谓“圣人”。圣人,就是为世间立下行为规范、成为人类楷模的人。古时有句话,道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意即指此。有意思的是,“为世作则”一句音近“为世作贼”,可能是冥冥中的天意巧合。明朝初年,有个叫徐一夔的儒生在给朱元璋的贺表中就写下了这句话,结果惹得朱元璋大怒,说:“则字音近贼也!”竟因此砍了徐教授的脑袋。
  
  儒家学说引导人们成“圣”,孔子自然是最有资格成“圣”的,所以被儒生们尊为“圣人”,唐太宗封之为“先圣”,宋真宗封之为“至圣”,意思是圣人的顶峰。既然“圣人”称号在孔子这里封了顶,那么,以后出现的“圣人”的称号就不能超过孔子,所以孟子只能做“亚圣”,颜子为“复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秦汉之后,便极少有人能当得起“圣人”这一桂冠了。敢称圣人的,一是南宋的朱熹,再就是清末的康有为“康圣人”了。
  
  那么,为世间立下准则、成为人类楷模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越多越好啊,庄子怎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呢?
  
  仅就这一句话而言,我不得不佩服庄子深刻而锐利的思想。
  
  二、
  
人之本性是什么呢?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人性本私论》。人之本性,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私”。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有个前提:人都是自私的!人生于世,只要思维正常,都在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之常情。正因这个理论,所以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带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中国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人性这一特点,所以有句古语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如果没有人们追逐利益的深层动力,就不会有当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繁荣发达的经济成就和物质文明。这也可以解释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民,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民却吃不饱饭、城里人必须用饭票限量购粮的原因。
  
  而“圣人”们的理论——或者说“圣人理论”,也有个前提:人性本善!由性本善,可推导出人的本性都有“圣人”基因,也即佛家所说的“世间众生悉有佛性”。这么一来,人们无论是制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有个前提:人的本性不是自私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人之初,性本善。”这话比“人性本私”要漂亮得多、动听得多,也更能得到理想主义者的认可。于是,人们在此漂亮话的引导下一次次地进入误区、栽进陷阱而不自知。
  
  由于漠视人自私的本性,所以由此为基点的政策无不反人性而为。南宋的“朱圣人”号召大家“灭人欲,存天理”,但他自己就做不到。据检举他的某大臣说,“朱圣人”娶了两个尼姑做了小妾,还与儿媳妇不清不白。朱圣人吓得赶紧上疏向皇帝作检讨。朱圣人为了让男人们不受女色诱惑,有两项可以申请诺贝尔奖的伟大发明,一是“朱文公兜”,二是“朱文公帘”。所谓“朱文公兜”,就是要求妇女出门时不准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连头也不能露,要用一块布将头包起来,仅在眼睛处留两个小孔。这有点像当年阿富汗塔利班对阿富汗妇女的要求,也不知塔利班向朱文公的后人支付专利费没有。所谓“朱文公帘”,要求妇女在其房间外面要挂上竹帘子,道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家里来了客人,妇女不能走出帘子,也不能随便向外看。后世的皇后、太后要替幼年的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也不得不遵守朱圣人定下的规则,必须藏到帘子后面,谓之“垂帘听政”。
  
  而假道学们倡导的虚伪道德和礼教,并没有使中国变成“净土”。宋明理学家努力的结果,往往是“灭他人之天理,存自己之人性”。妻妾成群,荒淫无道,首推那些衮衮诸公!到了明末,中国自上而下更是色情淫秽泛滥,从现在留传下来的大量色情小说即可见一斑。
  
  现实最能说明问题。无情的现实总是一次次地搧着“圣人”们的耳光!
  
  为什么圣人们播下了“龙种”,却总是收获“跳蚤”?
  
  三、
  
  道理很明显。“圣人”们没有正视人性本私这一现实。所以,“圣人”的道德说教,圣人们树立的榜样典型,都是反人性的。反人性的东西,怎么会被凡人所接受呢?
  
就拿经济方面来说,如果正视、承认人性本私,那么,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就不能搞建立在“人人都可为圣人”基础上的公有制。搞“人民公社”,宣传“大公无私”,于是公社社员人人出工不出力,欺上瞒下,到头来是有地不打粮食,食品紧缺自在情理之中。就是不搞大跃进、公共食堂,粮食紧缺也是必然的。我们刚刚告别“粮票时代”,相信从这个年代走过的人都有切肤之痛。
  
  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亦然。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恶,认为人都有“原罪”,也有“本罪”,所以对权力极为警惕。他们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制约权力。而中国人相信世间有圣人,而且每个人都有圣人基因,所以总有割不断的“明君”“清官”情结。看前段时间电视屏幕上的古装剧,雍正、康熙、乾隆、汉武帝、朱元璋等皇帝们简直都是些公正无私、英明睿智、廉洁勤政、爱民如子的“圣人”。《康熙大帝》主题歌一句“我真想再活五百年”,不知唱出了多少土皇帝和良民的心声!
  
  我们两千年来的帝制,在设计政治制度方面,从来没有想过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我们总希望治国者者是“明君”,是“清官”,从来没在体制方面做点事情。“圣人”总是相信用道德说教可以教育老百姓,总是相信用道德说教可以感召当权者,我们就这样实践了两千年,结果早已不言而喻——道德说教既不能教育老百姓,更不能感召当权者,可就是还有人看不明白!
  
  四、
  
  下面说说“圣人”的可恶之处。
  
  “圣人”之可恶,主要在于其自欺欺人、漠视人性。
  
“圣人”们其实与凡人一样,也有功利思想,也得吃喝玩乐,也要娶妻生子,也得置办家业。但他们却动不动就以“圣人”自居,自命清高,大言炎炎。他们宣传的典型,也大都是反人性的,什么为了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认为真实原因是大禹夫妻感情不合!类似的宣教,骗谁呢?
  
  幻想用虚伪的说教就可以教育人民、治理国家,想法不错,但不现实。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寄希望于圣人、明君、英雄,于是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我们两千年来没有产生民主制度,就是明证。
  
在经济体制方面,“圣人”得势后总爱搞乌托邦式的试验,幻想大家都大公无私、能够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如同与风车大战的唐吉诃德,败了还不知自己怎么败的。我相信世间有觉悟很高的人,也许有传说中的“圣人”,但这只是人类社会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我们面对的俗世,绝大多数是凡人,是本性自私的标准的社会人。研究社会,当以社会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将特例作为普遍现象。否则,一定会陷入误区。
  
  “圣人”汲汲以求的,是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来驯化老百姓,这也无可厚非。而其致命的错误,是只对老百姓进行束缚,却对极权毫无办法。于是,中国社会总是一人雄起而万众雌伏,统治者十之八九都是窃国大盗,而民众只有作为“草民”供统治者欺压、盘剥、奴役、杀戮的资格。
  
  所以,庄子愤怒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所以,鲁迅读史,终于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北宋学者张载有名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话成为儒生们津津乐道的人生理想。有这样的理想,够远大的了!但这个理想有个致命伤,注定不会有人做到这一步。因为,这个理想的潜台词是唯我独尊,自己是救世主,别人都是等待他来拯救的迷途羔羊。这个理想仍视他人为愚昧无知的“草民”,念兹在兹地想“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作主”。抱有如此理念的“圣人”,这种理念培育出来的“英雄”,动不动就要为天下苍生包揽一切、代表一切,不成为独裁暴君、窃国大盗才怪!
  
  综上所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名言是不是说得很有道理呢?

1
《马蹄》是《庄子》中篇幅最短的一节,也是其中构思最简明的一节。庄子在文中以马喻人,以伯乐喻“圣人”,通过伯乐对马的摧残,揭露了所谓“圣人”之道对人性的摧残。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跳跃),此马之真性也”,可是“善治马”的伯乐来了。在伯乐眼中,自由自在的野马只是待改造的材料,他需要的是可以供人骑乘的马。于是伯乐动手了:“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羁馽(读“制”),编之以皁栈”,接着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至此马已经死掉了一半。而那些被驯化的马,不仅在皮鞭下失去了自由,也学会了“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的狡诈伎俩。  
那些以驯化人民为己任的“圣人”们所做的与此有什么不同吗?“仁义道德”不就是他们驯化人民的工具吗?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伯乐是为谁驯马的呢?圣人们是为谁驯化人民的呢?
在《胠箧》篇中,我找到了答案。



2
很难相信《胠箧》写于两千三百年前。在一篇短文中表现出如此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实在令人惊叹。且看庄子如是说:
给箱子、柜子上锁,只能提防小贼,不过却方便了大盗——他连箱子带柜子都给你搬走,还怕你锁得不牢呢。
同理,“圣人”们用仁义道德来驯化人民,给人们的精神“上锁”,反而方便了一代又一代的窃国大盗——他最喜欢的,就是绵羊般听话的愚民。不管主人是谁,只要拿起鞭子,欲东则东,欲西则西,岂不快哉!
所以庄子愤而言曰:“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现在我们明白了,“圣人”们在人群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们是驯马师、牧羊犬,是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或者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国王们驾前的小驴。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连孔圣人自己也招供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只要让老百姓听话就行了。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岂止宗教,仁义道德亦然。
“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明白了德为何物,我们就会对这动听的口号报之一笑。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以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原来仁义道德只是让小老百姓们听话用的,而统治者却可以凌驾其上,不受束缚。价值尺度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并且只会在窃国大盗们的手中传来传去。翻翻历史书,我们就能看到,使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也绝不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残暴、冷酷、虚伪和欺诈。
3
一切“仁义道德”都包含着改良人性的意义。不过,既然说到改良,就是朝着一定方向的改良,就得有一个“良”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否把狼变成了狗,把许多野性难驯的个人变成了一个听话的畜群就叫做改良呢?
“圣人”和道学家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念头觉得人生来就不够好,就邪恶而有缺陷,而他们自己却知道什么是“好”、“善”和“完美”。真是奇怪,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自信。要么他们自以为是神的代言人——这是扯淡——要么就是他们对人的天性充满仇恨。或许“圣人”们不过是一些自以为神圣的病人。



4
中国是一个背着沉重的道德传统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驯顺的人民。所幸的是,每一代人中,都有人听见庄子激愤的声音。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庄子所谓道德,指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恰与世人所谓道德相反。庄子的声音,是彻底的反文明的声音。他反对对人的驯化,反对那些自以为有资格“改良”人类的人——庄子与尼采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此。所以庄子把目光投回到“同与万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蛮荒时代,而尼采则将他心目中的超人喻为“金发野兽”。(当然两人的出发点则有天渊之别,这是题外话。)



5
何谓现代人——机械化养鸡场里的母鸡。为了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住得更舒适更安全,它们不得不受制于一个庞大的机械系统,不得不每天给它下蛋,永远身不由己。如此高昂的代价,有时不由得使我们幻想作一个自由的野蛮人。  
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不断丧失天性的进程。向何处去呢?是变成机器,还是被机器所取代?莫非人的天性就如此可憎和可怕,需要我们不停地阉割、鞭打和麻醉?谁是那个自封的驯兽师?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要文明何用?漫长的人类文明,会不会只是人类慢性自杀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