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说:人文与社会 - 动态 - 《中国怎么想？》马克·莱昂纳德新书在英美两国出版

摘要:欧洲知识界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崛起，却不知道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对美国知识界了如指掌，却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状况所知甚少。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用了3年的时间走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写成了What Does China Think?
今年3月号的《展望》(Prospect)杂志，以《中国的新知识分子》(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为题，刊出莱昂纳德的封面长文，介绍中国当代思想界。这位作者虽然不是中国研究的专家，但他不拘于时下流行的对中国经济发展走马观花式的点评，向世界学术界介绍中国思想状况，对经济和政治争论的叙述比较深入，一方面指出了中国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提出中国的探索可供其他国家借鉴。文章提及张维迎，汪晖，王绍光，崔之元，俞可平，潘维，房宁，杨毅，阎学通，郑必坚，何包钢等。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文章详细内容中译介绍与《中国怎么想？》英文摘要见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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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英国的学者、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的新著《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英国版日前由Fourth Estate出版社出版，美国版也将于4月28日出版。本报道题图为美国版。今年3月号的《展望》(Prospect)杂志，以《中国的新知识分子》(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为题，刊出莱昂纳德的封面推介长文，介绍中国当代思想界。
莱昂纳德在文中首先回顾了他在2003年对北京的访问。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和黄平接待了他，王洛林告诉他，该院有“50个研究中心，覆盖260个学科，有4000名全职研究员”。而英国的全部智库不过数百人，全欧洲千把人，在美国也不过万人。中国一家机构就有4000人，而这样的智库，在北京一地还有十来家。即便这4000个研究员不是每个都那么合格，数字本身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莱昂纳德说，他本想到中国打个转就走，原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几个执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子，藏身于党的秘密研究室或者顶尖大学的校园，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一群知识分子、智囊人物、活动家就国家的未来展开着激烈争论。他意识到，对中国的思想界的了解需要相当的功夫和时间。他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多次奔赴上海北京，与数十名知识分子见面谈话，这些人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党外人士。
他说，人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崛起，却不知道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对美国知识界了如指掌，却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状况所知甚少。他举例说中国的新左经济学家针对新右提出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政治理论家讨论选举和法治的相对重要性，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争论大方向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由于政治敏感性而更加突出。
他去北大见张维迎，在张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贵Cohiba雪茄（人文与社会友情提示：cohiba雪茄，一盒25支从140美元到3、400美元不等，雪茄在欧美公开场合抽，是显摆财富和名望的标志商品，用英文讲：a conspicous declaration of wealth or social pretension），相当于中国农民一整年的收入的几倍。张维迎把这些雪茄盒子当成西方自由主义象征的碎片（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希望这些盒子象征的力量能最终战胜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右典型一员，张维迎跟他的朋友们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政府萎缩成主要功能只是保护私有财产。新右在中国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中是核心力量，但30年以后，中国已经反对他们的观点意见。 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由于改革的代价、不合法改制、工资欠付等等引起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现象，新右的市场万能观点也受到新左的挑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中，市场与国家、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都被提出讨论。
莱昂纳德也见了汪晖，他是公认的新左领导之一。所谓新左是一群关联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他们日渐获得大众越来越强的支持，也通过他们的文章为政治讨论提出话题方向。莱昂纳德介绍道，汪晖年轻时也是市场的拥护者，但89年以后在陕西农村接触到农民的生活，思想发生转变，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万能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意识到国家必须为了消除不公平做出努力。90年代汪晖访问美国，最终回国工作，现在在清华教书。汪晖约他在万圣的醒客咖啡店见面，他的样子穿着朴素，看上去像个典型的公众知识分子，但他并不闷在象牙塔中，他写过关于地方腐败的文章，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反对不合法的改制。新左之为新在于他们支持市场改革，之为左是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不公正现象。 “中国困在迷失的社会主义和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同时受到两者最恶劣因素的困扰… 我主张国家进行市场改革，但是不能为了GDP的增长牺牲工人利益和环境。”
新左提出的问题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应该继续在精英手中集聚，还是应该建立所有公民都能受益的发展模式。他们想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汪晖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中国无法采纳德国或者北欧福利模式。因此我们才需要制度革新。王绍光探讨低廉医疗保险，崔之远探讨所有权改革，以使工人在雇佣单位获得一定权利，胡鞍钢探讨绿色发展。”
北京的力量权衡似乎微妙地向新左的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这个计划中提到将使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和产假用资金每年增加20％ ，在农村改善卫生和教育条件，并减少20%的能耗。第11个五年计划是新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模版。对新右来说，它保持了继续试验的想法，采用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新左来说，它关怀了不公平现象和环境保护，探寻能够把合作和竞争连系起来的新体制。
2007年中国宣布将在赞比亚建立金属生产中心，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分别成为运输和经贸区。中国的投资力量在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构，国际金融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现他们的势力减弱了。安哥拉、卢旺达、乍得、尼日利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津巴布韦等国家都选择放弃IMF和世界银行而与中国合作。
很多中等或低收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伊朗、埃及、安哥拉、赞比亚、卡萨克斯坦、俄国、印度、越南、巴西、委内瑞拉都派员到中国城市学习。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张维迎和胡鞍钢等人常被邀请讲授经验。全世界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模仿中国，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全球化的原意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胜利，但是中国经验显示，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好处。
关于政治改革，莱昂纳德介绍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些关于民主的观点，俞认为激进政治改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他建议莱昂纳德区四川平昌看看那里的党员“公推直选”的情况，但莱昂纳德认为，贫穷的平昌能够实行的，不一定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推行，中国其他2860个县都没有采用平昌模式。
莱昂纳德与北大教授潘维见面时，潘维严厉批评他太把草根民主当回事。潘维认为四川的地方领导就是想出名，实验没有成功。
中国思想家们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危机。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仍是多党制，但也有新的补充措施。但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者认为应该在边缘使用选举，但在决策中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社科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是一个固定菜单，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但是菜色是固定的；中国模式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莱昂纳德介绍了一下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试验，这个概念是斯坦福的政治学家James Fishkin提出的，建立在雅典民主理想模式上，随机选取一个人群，请他们来对市政提出意见。重庆政府很自豪的宣布，在商议民主之后，轻轨票价从14块降到2块。很多中国城市都在学习这个方式。更有意思的商议民主在泽国镇，镇长的去留就是用这种方式决定的。该镇的4000万公共资金也是这样决定了使用方法。这种事例只有一次，但Fishkin和何包钢都认为这个模式也许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模版。
莱昂纳德提及或许中国的公开咨询方式可以成为一党制国家借鉴的模式。针对某些人权组织一味批评中国的独裁以及在非洲输出独裁模式，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不应该被简单化的看作是对非洲独裁者的支持，中国在试图重新定义“力量”（power）在全球政治中的意义，推行“国家综合实力”的概念。中国的各个思想库都提出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的量化方式。在全球化经济中重新建立国家主权，使之不受全球经济力量、公司、甚至个人的影响，这个想法是中国世界观的一个突出特色。
海军少将杨毅是中国军事智库的头脑人物之一。他对力量的看法决不局限于对兵器的衡量。他认为美国通过假装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某种“道德高度”，已经建立了对中国的“策略围攻”。每当中国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比如军事现代化或者与更多国家建交，美国就把这些努力描写成为威胁。 而世界其他地区很容易就模仿超级大国的想法。
美国政治学者Joseph Nye1990年提出的软权力概念在中国要比在华盛顿热门得多。2006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推出了与“美国梦”相对的“中国梦”观念，中心是把中国与如下3个概念联系起来：经济发展、政治主权、国际法律。美国外交官在讨论政体变化的时候，中国人探讨对主权的尊重和文化多样性。美国外交政策通过准许和孤立来支持它的政治目标，但中国人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和贸易。美国把它的喜好强加给勉为其难的盟友，中国至少把看起来是在聆听其他国家的声音当成一种美德。
虽然所有中国思想者都希望加强国家力量，他们对国家的长期目标仍在争论。所谓“自由国际主义者”郑必坚喜欢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如何重新加入了世界，适应全球标准，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北京通过六国会谈希望能解决北朝鲜核武器问题，与欧盟美国俄国一起解决伊朗问题，2005年在蒙特利尔国际大会上对于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安抚姿态 ，派出4000名战士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当中国与西方意见不一的时候，姿态也更加委婉。西方干涉科索沃时，中国在“不干涉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弃权了。在达佛问题上，中国最终在2006年投票同意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虽然中国仍被批评与苏丹政府关系密切
但所谓“新保守派”或者说“新共产主义者”（neo-conns 即neo-conservatives 但莱昂纳德称其为neo-comms 即neo-communistis）的杨毅和阎学通公开提出要用现代思想来实现中国的古老梦想，阎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研究古代思想，他最感兴趣的是古代中国学者对“王”和“霸”的区分。王制是中央集权，但是基于温和政府，没有强制和领土扩张。而霸是指霸权，最强大的国家压迫它的边缘。阎向解释莱昂纳德解释，王、霸同时存在：“在中原用王制，在“蛮夷之地”用霸术。这正像今天的美国，在西方用王制，在全球是个霸权，使用军事力量，采用双重标准。”阎学通认为，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应该有两个选择：“中国可以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
“自由国际主义”和“新共产主义”矛盾是毛时代资产阶级外交政策和革命外交政策对立的一个现代变种。中国在今后的年代中，将会明显有资本主义特征。 中国已经决定加入国际经济和制度，它希望能够加强这些来限制美国并为中国发展建立和平的环境。但从长期来看，有些中国人希望按照中国模式来建立国际秩序。关键是避免冲突，但改变事实。
欧盟和北约的特点－－合并而不是保护主权，或许会在新生的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再次实现。通过这些机构，中国向邻国保证和平发展的意向，并建立排除美国的新社区
中国在联合国中也成功地削弱了美国的势力。与俄国（喜欢公开反对美国和 欧盟计划）不同，中国采取比较委婉的姿态。虽然中国反对伊拉克战争，法德俄国在反对中占主导地位。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在2005年对安理会席位的争取，使得日本的申请失败。中国也让伊斯兰国家组织来主导对新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削弱。1995年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中得票50.6%, 但在2006年只有23.6%。在人权问题上，中国的支持率从43%上升到82%，美国责从57% 下降到了22%。
中国知识分子的论争讲继续在智库内部、杂志、大学、或者，对那些更加敏感的问题来说，在互联网上继续。或许有一天，张维迎、汪晖、俞可平、潘维、阎学通、郑必坚 的名字会像美国学者在前些年那样被我们熟知：就像那些80年代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或者911时代的新保守主义策略家们一样。
更加自由的政治论争、留学归国的学生、奥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会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更加自由。现在中国正在尝试上千种想法－－从商议民主到地域联合。从这个社会实验的大实验室，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出现，或许有一天它会形成一个明确的中国模式－－一条世界其他国家可以追随的、另外的、非西方的道路。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认为，“在席卷世界的“中国热潮”中，西方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图书，但以介绍历史风土，分析宏观政策，论述具体事件和人物，或讲解生意经的居多，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全面考察之作十分罕有。因此，马克·莱昂纳德的努力值得关注和认可。”
确实，莱昂纳德虽然不是中国研究的专家，也沿用了一些比如“独裁 dictatorship” 、“威权 authoritarian”之类的名词，但他不拘于时下流行的对中国经济发展走马观花式的点评、惊叹或者威胁论，向世界学术界介绍中国思想状况和论争成果，对经济政治争论的叙述有一定的深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提出中国的探索可供其他国家借鉴。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编写过对这篇文章的简短介绍选译，本想转载，但其中很多地方或许是因为纸媒的特色，讳言而且改写了，与原文有所偏差，而且削去太多部分，仅十分之一不到。因此本站编辑重新译写，当然也有省略，主要是省略了关于89和西部某些地区、以及对自由的某些太绝对的批评、重复的铺叙强调，但尽量忠于原文，全面介绍。特此说明。人文与社会编辑特稿，www.humanities.cn;www.wen.org.cn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谢谢。）

英国版封面
该书摘要与作者介绍
A renowned foreign policy expert with deep connections to China's next generation of thinkers opens up a hidden world of intellectual debate that is driving a new Chinese revolution
We know everything and nothing about China. We know that China is changing so fast that the maps in Shanghai need to be redrawn every two weeks. We know that China has brought 300 million people from agricultural backwardness into modernity in just thirty years, and that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is growing at unprecedented speed. We have an image of China as a dictatorship; a nationalist empire that threatens its neighbors and global peace.
But how many people know about the debates raging within China?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the kind of society China wants to become? What ideas are motivating its citizens? We can name America's neo-cons and the religious right, but cannot name Chinese writers, thinkers, or journalists—what is the future they dream of for their country, or for the world? Because China's rise— like the fall of Rome or the British Raj—will echo down generations to come,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we increasingly need to ask. Mark Leonard asks us to forget everything we thought we knew about China and start again. He introduces us to the thinkers who are shaping China's wide open future and opens up a hidden world of intellectual debate that is driving a new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world.
Mark Leonard i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for Europe. He is formerly Director of Foreign Policy at the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A regular commentator in the world's leading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he lives in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