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天际线怎么开夜景:《徐蚌作战的检讨之我军方面》-----刘峙著

                                                          《徐蚌作战的检讨之我军方面》----刘峙著


(1)我们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定，结果是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致形成我方兵力及态势上的劣势。对于防谍保密不够，我军每一行动，往往被匪先知，使人不能不怀疑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否则，部内必另有其他匪谍。
(2)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致使黄维兵团未能及早兼程东进，参加作战，失去战机。王凌云部又未能随黄兵团东进，而致使黄兵团不敢放胆攻击，终遭覆灭。
(3)参谋人员误认匪军退却，影响统帅决心及兵力增援。同时对匪军战力增强，战法改变，未能适时察觉，亦影响决心下达与作战指导。
(4)对匪军情报工作不够，匪军每一行动，我方事前多不知悉，致一经接触，即发生激战，仓促遣兵调将，应付却有困难，而我军前进后退，则往往陷于匪之包围中。
(5)顾虑长江与淮河之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致分散决战方面之兵力。而最后会战失败，长江与淮河亦不能守。
(6)各部队长个人相互间，平时在精神上有隔阂，战时在支援上复不易协同，致虽有大军，亦难发挥最大统合战力。
(7)第59、77军之叛变（8801注：即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及海州之第44军忽撤忽停，最后改由陆路撤退，是促成黄百韬兵团失败的主因。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第32师之一营长投匪，泄露杜部企图，是杜部最后突围不成之近因。
(8)黄百韬将军，兵不满五万，敌前撤退，仓促应战，苦斗13天，兵败自杀殉国，可谓壮烈千秋。但是其撤退稍事迟延，渡河设备不周，以至影响作战，不无遗憾。
(9)黄维脱离剿匪作战较久，故对当前匪军战法及战力，颇多忽视。同时，因个性关系，甚少接纳部属建议，致陷围困，深为遗憾。
(10)兵行主速，动如脱兔。黄杜两兵团皆有积极任务，自应出以“后发先至”之行动，方不致陷于匪军围点打援之惯技。尤其是黄维兵团，以十万之众，行军时日行一道，渡河时仅建三桥，作战时猬集一处，既无形势，又乏方略。杜聿明兵团，使大军与千百辆汽车、驳车、牛车、马车、人力车，及无数之机关、学校、难民，都拥挤在徐州—萧县—永城间公路上，争先恐后，塞阻不前，此皆兵家之大忌。若陈刘两匪，于其拥挤行动之际，以少数部队予以分段侧击，则不待匪军集中兵力包围，即已不堪设想。
(11)黄维兵团至蒙城时，已接近战地，应将粮弹补屯充足，再行攻击前进。因计不及此，乃致以后对南平集作一天的攻击，弹药即感不继。而蒙城又未接受熊绶春军长建议留兵驻守，补给线已断，使以后之攻击，终因补给缺乏，未能贯穿敌阵，而于双堆集被歼。
(12)黄维兵团下达给第49师之作战命令，为匪截去，我之企图，几全暴露，而不知作预防处置，实太疏忽。
(13)大兵团无后方之作战，如不能一举破敌人，则危险甚大。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根据地，而作旋回运动，本属冒险，竟不能发挥勇敢果决的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匪军，致陷全军于危殆。

    总之，此次作战，战略之失败多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部队愈小，过失愈少，尤其一般中下级军官与士兵，于反复冲杀之惨烈战况中，皆能不惜牺牲，奋勇直前，其壮烈浩然之气，足以动天地而惊鬼神，在革命之历史上，可谓无愧于先烈，所以不能以成败论之。
二、共匪方面

(1)共匪指挥与协同异常良好，彼此配合，相互援应，行动迅速，善于捕捉战机。如乘我守备运河部队叛变之际，迅速包围黄百韬兵团；乘我放弃徐州时，迅速截击杜聿明兵团；于截获黄维下达第49军撤退之吗命令后，当夜即挺进包围黄维兵团，皆足以证明其特点。

(2)共匪对后勤及战地准备异常周到，如陈刘两匪继续作战达两个月之久，粮弹补给、兵员补充，均能适应作战要求。同时刘匪于发觉黄维兵团北上增援后，即以一个纵队兵力，先黄维兵团挺进，将黄维可能进出区域之渡河工具，搜集一空，使黄维兵团渡河发生重大困难，行动迟滞。

(3)共匪决心坚强，苦撑到底，如此次作战，匪随伤亡惨重，其纵队兵员之战场补充有多至三次者，但仍不顾一切，忍痛作战，直至最后五分钟，故能获至战果。

(4)共匪善于谋略及佯动。如黄百韬兵团当面之匪，装成北撤模样，及壕城镇附近共军之南窜，使我过早判断匪将退却及威胁淮河，而实现策动我守备愈合部队及廖运周等适时叛变，与阵前喊话、送饭等，均可见其计划之周密，与用心之狠毒。其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十万兵力。

(5)共匪各种搜索及侦察手段颇为完善，再加上广大之民众情报网，与我后方及核心之潜伏匪谍，可谓对我军一举一动，非常了然。这当然使共匪的作战指导至为适切。

(6)共匪利用星罗棋布之村寨，作纵深50公里以上之面形配置，依村寨之大小，以最小限度兵力占领，掘壕通村外，使村与村通。虽我有飞机轰炸，战车蹂躏，炮兵射击，均不易奏效。而必须用步兵强攻，可是前面费尽气力攻下一寨，后面他又连上一村，使这个包围圈像个橡皮带，无从突破。

(7)共匪民兵组织有效，民众组织力量更大，所以能补给不断，补充无缺。而尤能将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有用资材与人力，都投之于此一会战，动员之彻底可知。亦足见共匪之善于利用战争面。
    以上所检讨的，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或者“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乃是我五十万大军（连黄维兵团在内）用头颅鲜血所换来的经验教训，使以后之用兵者，对于将来的返攻大陆作战，用为参考。   本帖最后由 fff 于 2009-12-4 18:19 编辑

刘峙，1892年6月30日出生，宇经扶，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夏，刘峙接替顾祝同任徐州“剿总”总司令。郭汝瑰提出疑问，顾祝同解释说：“徐州‘剿总’人选，考虑过两个人，—个是刘经扶，另一个是蒋铭三。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一些。”    决战前夜，一个为刘峙搞生意的人对准备撤往徐州的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李延年事后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　　
    1949年9月20日，刘峙离开了大陆，来到香港九龙。
    1950年到印度尼西亚，由于住地治安糟糕，刘峙每夜枕戈待旦，保护家人的安全。刘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爱财如命，但此时已经穷困，所幸刘夫人黄佩芬师范毕业，在当地一所华语小学觅得教员一职。后黄佩芬因急事去香港，由刘峙代课。刘幼读私塾，上过军校，熟知地理，讲课大受学生欢迎，遂聘为为正式教员，当了—名“孩子王”。当时小学课本来自大陆，面对“共产党好”的政治倾向，刘峙哭笑不得。
    1953年11月，刘峙抵台拜见蒋介石，被劈头盖脸一通臭骂，刘立正恭听。一月后，“总统府”送来“总统府国策顾问”聘书，后又挂上了“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刘峙有在海外漂泊受苦的经历，对这一结局相当满意。数年后整理出(我的回忆》。
　　1965年，与他在印尼落魄患难的妻子黄佩芬因病去世，这对年迈的刘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71年7月15口，刘峙病逝于台中，距80寿诞差一个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