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 李谷一:维新与宪政－－读“义宁陈氏”

在近代关于中西文化融合的讨论中，陈寅恪以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独树一帜，或者说，他即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即不主张以儒为本的小国学，也不主张五胡十六国的大国学。他什么主义也没有――也许是他来不及了，把许多问题留给后人；也许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主义。中西文化的融合毕竟是全人类的课题，只有进步和正义才能取得人类的共识。

当那些不明基督文化的留洋学者，夸夸其谈来自西方的功利之术的时候；当那些来自不明历史演变的国学大师们，孜孜以求于五胡十六国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认识那些致力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主题――中西文化的融合的人们，陈寅恪的思想如同一面飘扬的旗帜，与之同行的还有王国维、梁启超、钱穆和毛泽东。与之比较，胡适更倾向于西方的思想；与之比较，鲁迅更主要的是南宋浙东陈亮派的传人。

认识陈寅恪，从最本源的地方开始。陈寅恪思想的渊源何在？陈寅恪思想导向何方？不能不从他的特别人生解释问题。

读陈寅恪，笔者以为，他的人生具有基本的两点特质：

一、陈寅恪的人生贴近中国近代社会：

在新编《辞海》中，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祖孙四人享有如此殊荣者，《辞海》此一家，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不能不明白江西“义宁陈氏”。

“义宁陈氏”，也就是陈寅恪家族，是近代中国最能贴近社会的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如同石火撞击中发出的火花。

它能够点燃什么？它能够照耀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但是在两条典型性的选择之外，作为另一条道路，它能够影响求索中的中国人。

一）陈宝箴的变革人生：

陈宝箴（1831-1900.）是陈寅恪的祖父，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先驱。陈宝箴是满清衰败的目击者，咸丰年间，其“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当其时，感受祖国患难的是一大批读书人，以公义而彼此倾服，共为孤忠闳识。

陈宝箴出仕后，一代雄杰曾国藩以海内奇士目之，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成为清末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

陈宝箴于1898年5月奏请新政，7月保荐了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的杨锐、刘光第参预新政，9月奏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

而湖南所在，轰轰烈烈的变革开始酝酿。当其时，谭嗣同、梁启超成为湖南新政的先进；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等等，是陈宝箴变革维新的同志。

一代人杰，欲集数年心血“营一隅为天下昌”。文化上，他们变士习、开民智，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馆；政治上，他们肃清吏治、公开官权；实业上，他们辟财源，设矿务局、蚕桑局、官钱局、工商局、电报局、水利公司和轮船公司等；军事上，他们研究国际军务，开办武备学堂，设保卫局，建造枪弹厂。新兴事业蔚然而起，湖南风气为之一振，逐有日本幕府的萨摩、长门之誉。

看万马齐喑的清末，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抹划破黑暗的闪电，是它拉开了近代中国的序幕。研究历史者，注意到魏源和林则徐的放眼看世界，续之而付之于实践的则应该是发生于湖南的维新与洋务运动；论清末世故，注意到康有为们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但是，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言，相当有限，并非正面，而集宋理学、王夫子学说、曾国藩和陈宝箴的政治实践的湖南文化，对于后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毛泽东的共产党和现代中国的变革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革命成功后，毛泽东等人对陈寅恪特别关照，除了尊重其理念，也在于饮水思源。中国革命，除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其根柢则在陈宝箴维新而发生的湖南文化。

二）陈宝箴是近代中国的普鲁米修士：

陈宝箴的热忱并没有为他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却成为第一代新政的牺牲者，他从西方盗来变革之火，希望烧毁中国的黑暗，但是惊动了一个老妖婆――罪恶的化身，命一只大鹰啄去了他的喉结。

1898年9月21日慈禧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10月6日上谕发出：“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戊戌之变，湖南被祸至重，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记：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蜂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弟在其列。招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既去官，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独矿物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编丁役自卫，然非其初矣。”

关于义宁陈氏的命运，陈三立记载：

陈宝箴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

陈三立陈词：

“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断魂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

在《崝庐记》中陈三立，写到：

“孰意天重罚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葬母仅岁余，又继葬吾父于是邪。而崝庐者，盖遂永永为不孝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

陈宝箴的死是一个迷，直到87年之后才有人转前人手稿记载（1）：“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戴闳炯）率兵从江西巡抚松寿驰往西山靖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也就是说这个死得不明不白的“新政重臣”是死于保守派的那拉氏之手，而且不得声张。

如果说陈宝箴是变革实践的失败者，陈三立更多的是变革实践失败的感受者。陈三立一生留下大量的诗词，记录了中国史上最黑暗的30年。中国人并非没有悲剧情结，否则也不会把安史之乱期间的诗人杜甫称谓诗圣，把他的诗称为史诗。但是对于近代的杜甫式的诗人陈三立，人们却视而不见，这当然是一个遗憾。

更大的遗憾则在于，现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关于中国变革起源的历史的漠视。其实这并不只是遗憾，经历过的事情如果不能有一个明白，常常意味着重新经历，这才是历史的遗憾。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怪异正在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这一段历史，例如洋务运动的官商弊政，例如以慈禧主义的五胡十六国大国学阻击中西文化互动的态势及其可能发生的巨变。

陈三立作为清末变革实践的核心人物；陈三立作为民国混乱中一个真诚的爱国者；陈三立作为一个“神州袖手人”，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审视30年间中国的变迁，他的感受大于梁启超们的感受。

作为变革者的“义宁陈氏”的第一人陈宝箴，被谋杀而后人不得声张。陈宝箴死因《清史稿》不书，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讳而不言，而其孙陈寅恪并不因此发声，这份家族的苦熬，尤其愤恨郁结。这不只是义宁陈氏的厄运，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厄运。

三）陈三立的第一感受就是对这一场家庭悲剧和民族悲剧的感受：

“天乎！痛哉！”陈三立在父亲的坟墓前狂呼。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明的《崝庐述哀诗五首》记述了当其时陈三立，诗如：

其一、

昏昏取旧途，惘惘穿荒径。扶服崝庐中，气结泪已凝。岁时擗踊地，空棺了不剩。　

犹疑恍惚梦，父卧辞视听。儿来撼父床，万唤不一应。起视读书帏，蛛网灯相映。

庭除迹荒芜，颠倒盆与甑。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

陈三立的擗踊哭泣、悲哀志懑，当它与中国的命运纽结地一起，令人读之有憾天动地之感。笔者评论过李商隐的情诗《燕台四首》，对热恋中的情人被迫分离的心灵破碎，有荡动心魄的忧伤。而陈三立的《崝庐述哀诗》读后，已经不只是震撼，更多的是浮想联翩。

《燕台四首》句如“石城景物类黄泉，夜半行郎空柘弹。”极尽愁怨而生如死去。《崝庐述哀诗》的场景表达犹过于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儿罪等枭獍。”句演绎自杜甫的：“焉知肘腋祸，自及枭獍徒。”（2）暗指变生肘腋，证见陈宝箴死于非命。陈三立此后又如何自赎心中之罪？又如何为父亲辩冤？又如何完成父志？

陈三立回忆着：

“府君既罢归南昌，囊箧萧然，颇得从婚友假贷自给。明年，营葬吾母西山下。乐其山川，筑室墓旁，曰崝庐。日夕吟啸偃仰其中，遗世观化，浏乎与造物者游。尝自署门联，有‘天恩与松菊，人境拟蓬瀛’之句，以写其志。至其所难言之隐，菀结幽忧，或不易见诸形色，独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

陈三立回忆着：

“呜呼！乐天而知命，悲天而悯人，道所并行不悖。府君生平所自得，盖非不孝所能测矣。二十六年四月，不孝方移家江宁，府君且留崝庐，诫曰：秋必往。是年六月廿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卒前数日，尚为鹤冢诗二章；前五日，尚寄谕不孝，懃懃以兵乱未已、深宫起居为极念。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锻魂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3）

光绪二十七年冬至。陈三立有《长至抵崝庐上冢》诗，其二首

翠华终自返，碧血更谁邻。万恨成残岁，馀生看负薪。子孙身外物，今古墓旁人。为解冥冥意，乌啼霜露晨。

所谓“冥冥”意，庄子曰：“视乎冥冥，听乎无声。”（4）父子俩为国家的复兴赤胆忠心，却遭引横祸，这是陈三立难以明白的。昏沉沉中昼消夜逝，只有愁苦的乌啼和清晨的寒意触目惊心。以陈氏父子的信念确实无法明白世事的黑暗，只是现在的我们能够告诉过去的他们：

满清与中国并不是一回事；朝廷与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说法了。　

《崝庐楼夜》

露峰俯招人，老惫久乃至。荒荒墓旁庐，去住自移世。拂拭网丝榻，敢忘鼠衔泪。暝色接江海，眇然一身寄。

缺月生楼头，光浮万松气。浸入苍烟窟，变灭荡层吹。野水出蛙声，共我肝肠沸。环环众壑影，漾漾孤镫味。

文载：《崝庐楼夜》见于《东方杂志》一九二零年第十七卷第四期〈文苑〉，应该是距离陈宝箴逝后多年的事情了。但是“野水出蛙声，共我肝肠沸。环环众壑影，漾漾孤镫味。”陈三立这一类触景伤情的诗很多，不仅仅是追忆故去的父亲，也是在追忆殒失的事业，更是痛感现实的无奈。

投身于社会大变革的人们，其人其诗常常如此令人感动，毕竟历史的演变与个人生命的比较是如此漫长，变革者就其命运而言本身就是意味着牺牲。其诗其词固然令人伤感，而内涵的奋发的精神却也予后人以无限的激励。

四）陈三立的第二感受就是对于近代中国大变革的热忱：

陈三立是乃父陈宝箴致力于维新的得力助手，他才识通敏，倜傥有大志，痛彻西方列强的入侵、满清清政权的腐败。1895年，陈宝箴有了独当一面施展抱负的机会，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使国家有所凭恃。陈三立则放弃吏职，随父亲上任，助父抱负。陈氏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罗致了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陈三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名动一时。

陈三立能够正视历史，对于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他在《十月十四日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舆户部述出都遇乱事，感赋》表达了愿意与朋友共赴国难，至死不愈的信念，其诗如：

狼嗥豕突哭千门，溅血车菌处处村。敢幸生还携客共，不辞烂漫听歌喧。九州人物灯前泪，一舸风波劫外魂。霜月阑干照头白，天涯为念旧恩存。

陈三立的诗初学韩愈，后师黄庭坚，人们常常注意到这一流派好用僻字拗句，但是没有注意到在生涩奥衍外壳所涵盖的是他们不懈追求的正义。陈三立与韩愈、黄庭坚一样都处于世道衰败的时代，都葆有屈原一类的愤世情结，这是中国仕文化重要的一翼。盛世时期的诗人们耽于歌舞升平，而衰败时代的仕子们却能够发奋求索，西方文化重悲剧而轻喜剧，如果我们抛弃大团圆式的思维，也就能够进入思维的深刻。

陈三立思考着中国的命运：

1901年冬至，陈三立在《崝庐书所见》中写到：

“民有智力德，昊穹锡厥美。振厉掖进之，所由奠基址。列邦用图存，群治抉症痞。雄强非偶然，富教耀历史。”

应该是在祭奠父亲陈宝箴墓之后写的，在这里对于民族命运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父亲命运的感伤。　

首句，以近代人类的共识确认民众是伟大的，无论从智慧、能力和道德品行言，都能够达于完美，这个社会无须精英的凌驾。

二句，认为选材任能，致力于变革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三句，倡导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建立民主政权，铲除恶绅痞政；

四句，国家的强大是万众一心努力的结果，公享的富有与普及的教育才是辉煌历史的证明。

陈三立所表达的其实是中国仕文化的核心思想，而现代主张中产阶级稳定中国论，即先富一族固化论，仅仅只是对西方理念的模仿，令人有邯郸学步的感觉。

胡适一派认为陈三立属于保守一脉，有失公允，仅仅说明的只是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偏颇。陈三立是从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问题而领教于西方文化的，他读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论自由》。

《论自由》是19世纪中页，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中心论题是：

（1）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2）论个性自由；

（3）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控制。

1903年严复以《群己权界论》为书名译成中文，从书名来看，严复是从这样的两个基点来看待自由的：

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

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

严复引用柳宗元的诗来说明这一代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相对于后来胡适加以四条规定的自由似乎更自由一些，柳宗元诗：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陈三立在《读侯官严复氏所译英儒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偶题》中对中国社会形成的机理与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观点又有所不同，他并不如同柳宗元引用的荀况对社会之初演变状态的描述――那是对专制社会的理想化，他认为：

“自有天地初，莽莽灵顽界。既久挺人群，万治孕怪变。”也就是说，社会的初始是恶的开始，符合孔子学说关于三类社会形态演变的描述。

“圣哲亦何为，扶生掖凋瘵。其义弥亭毒，日震聋与聩。吾国奋三古，纲纪非狡狯。侵寻狃糟粕，滋觉世议隘。夭阏缚制之，视息偷以惫。”这一段述说了社会演变过程中善与恶的抗争。

陈三立欣喜于《论自由》的启蒙：“卓彼穆勒说，倾海挈众派。砭懦而发蒙，为我斧天械。又无过物忧，绳矩极显戒。萌芽新道德，取足持善败。”

他是如此兴奋：“复也雄于文，百幽竭一嘬。扬为曒日光，吐此大块噫。玄思控孤谊，馀痛托绍介。挑灯几摩挲，起死偿夙快。”

陈三立如同苦热时节沐浴于清风中的快感，自由作为新道德与中国传统道德是统一的啊，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享有自由？！

在《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樵］墓表》文中陈三立写到：

“其论治，颇喜称民权，与余不合。余尝观泰西民权之制，创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论者或传其溢言，痛拒极诋，比之逆叛，诚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谓决可骤行而无后灾馀患，亦谁复信之？”

“然顷者吾畿辅之变，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呆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而以朝廷垂拱之明圣，亦且熟视而无如何。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盖天人相因，穷无复之之大势，备于此矣。则君夙昔所持论，又乌得尽非而终不以为然邪？”

不过，陈三立的欣喜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身处的是一个严酷的环境，如同他的诗《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中所述：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甚至与柳宗元的“东风无限潇湘意”都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啊，中国，亡天下之后，苦难的中国。

五）陈三立的第三感受就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期待：

陈宝箴去后，陈三立写到“不孝既为天地神鬼所当诛灭，忍死苟活，盖有所待。”（5）陈三立在等待什么？是对黑暗的隐忍？是对信念的坚信？

陈三立从此脱离政治，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梁启超读懂其中，评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6）也算熨切，传统中国文人所钦佩的汉魏风骨即在于此也。

有诗为证，《晓抵九江》云：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临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鸦万峰颠。

作于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再几年，1909年（宣统年）其次子寅恪随长子衡恪东渡日本后又就学于上海复旦公学毕业，赴德，留学柏林。陈三立诗作《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

海七万里波千层，孤游有如打包僧。惘惘遣儿歇浦上，探骊画虎吁难凭。分剖九流极怪变，参法奚异上下乘。

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倘作摩霄鹰。云昏雨暗一舸杳，侧足伫望魂轩腾。送者伶俜自崖返，莫问鲸鳄高丘陵。

通都颇喜盛谈士，飞箝捭阂各有能。写忧偃蹇共车马，指点骑户垂朱藤。歌楼灯火静愈好，驼坐恍惚狐听冰。

酒围琵琶隐窈窕，人生一博微笑譍。只恐话旧到鬼录，欢咍隔世可胜情。十日影事绘海角，归輧啖饼余红绫。
　　预知醉翁挟客待，蟹已卧瓮鱼跳罾。况惊新咏互映发，出语暖我絮与缯。疾书报酬倒胸臆，狡狯收尽寒窗灯。

陈三立送走的是儿子，寄托的是对未来的希望，“惘惘遣儿歇浦上，探骊画虎吁难凭。”求索民族的新生，义宁陈氏于中国命运之担当也重。

壶公评论写于09－08－06　于麒麟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