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宁电视剧:摆脱“陷阱中的发展”

                                        尹保云

                          “问题”与“陷阱”

最近，“中等收入陷阱”受到很高的关注。人民网论坛杂志还通过对几十名专家的调研而概括出中等收入阶段的十个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这些其实都是常见“问题”，不适合称作“陷阱”。这些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同样存在于“低收入”阶段。其中的有些问题比如经济停滞、贫富差别、腐败、就业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虽不能说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至少可以说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只是不同历史时期表现有所不同而已。并且，许多问题在先进国家也会发生。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校园革命”是典型的社会动荡和信仰缺失，70年代又陷入经济滞胀，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困难到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至于把“民主乱象”、“过度城市化”也说成是陷阱，更是不着边际。因为这些是社会在进步的标志，不经历这个混乱的、有问题的阶段，就不可能进入一个有序的、良好的新阶段。

大凡能够被称为“陷阱”的东西，应是表面平坦而下面却隐藏着深渊的东西。人们认为它是可靠的、可行的，深陷其中而不知晓。“苏联模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很多国家认为它是有效的工业化模式而争相模仿，结果一个个掉进深渊。在研究发展时，把一些常见问题说成是陷阱，只能妨碍对真正的陷阱的识别。

现代化有它内在规律，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偏离这个规律而人为地追求数字增长，或偏离这个规律而去解决各种问题，都会掉进陷阱之中。结果是经济数字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现代化，而各种问题也是越解决越严重。二战结束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先后获得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目前的标准是人均产值3000-6000美元）水平，有的还进入“中高收入”（人均6000-10000美元）水平。但这些国家距离现代社会境界总是有很大距离，各种病态现象也不见好转，原因是她们掉进了“陷阱”之中。

撇开苏联模式不论，现代化道路上还有三个没有受被充分认识的陷阱：第一是“大政府”的陷阱。观念上把政府看作是万能的，而政府则习惯于大包大揽，涉足各个领域，结果是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扭曲和抑制；第二是依赖政府投资搞工业化和保增长的陷阱。它与“大政府”联系一起，常被当作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在急功近利政策的推动之下不知不觉地国有企业就膨胀起来了；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发展中国家总是害怕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习惯于在传统中寻求安全感，因此，总是企图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而构建折衷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抵制现代化的观念久久得不到改变。这三个陷阱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即，不按照现代化规律搞发展的陷阱。

               二、“特例”与“常规”

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了，世界上除了原来的西欧北美外，只有日本与“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个小小地区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她们是“特例”。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徘徊，这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是“常规”。

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到，“特例”的发展遵循了现代化的规律，而“常规”则是掉进了三个陷阱中，是“陷阱中的发展”。

不能否定改革开放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表面的数字往往具有很大迷惑性。我国经济发展道路属于上面说“常规”范围。目前，我国国有部门占总资产70%以上，占工业产值30%以上，占融资金额90%以上。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的经济不仅属于“常规”，而且主体部分还没有脱离原来计划经济的框架。

一些学者在对“中国模式”的概念炒作中，自我感觉良好，这本身就是落入陷阱的标志之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提高认识：

第一，一个时期的高增长不能说明体制有效。导致经济增长发生的原因很多。一项技术发明，一个新市场的开拓，一个大油田的发现，一场战争后的恢复，等等，都可以带来一时的增长。就体制而言，“常规”国家也能发生增长，例如，原苏联在上个世纪20-50年代的增长，北朝鲜50-60年代的“千里马”奇迹，拉美国家30-40年代、60-70年代的增长及“巴西奇迹”，东南亚国家80-90年代的“四小虎奇迹”，等等。这些均属于“常规”性质的增长，即“陷阱中的增长”。

陷阱中的增长的特点是“有工业化而无技术进步”、“有增长而无社会发展”，无论怎样增长却总也进入不了现代社会。核心问题是私营企业组织没有成长起来。私营企业的成长壮大直接关系到创新力的提高、内需增长和中产阶级队伍的发展。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现代化就是空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届总统总喜欢骄傲地把“企业家”（私营业主）挂在嘴边的原因。2000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伴随着国有企业下降曲线的，但近十多年来，这个曲线却走平了。在反对私有化和“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呼喊中，国企垄断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目前经济转型、扩大内需、解决分配问题等等都十分艰难，原因就是私营企业没有培植起来。最近几年，中小企业出现萎缩，而国有企业却不断地利用新形势而跃跃欲试要上更高台阶。这样一条背离现代化原则的曲线，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各种问题被持久化或永恒化。国内一些学者不仅津津乐道于谈数字，也喜欢谈问题，就像前面列举的人民网论坛杂志汇集的误称为“陷阱”的十大问题。众多“常规”国家的教训说明：在陷阱中的发展，越是关注于解决问题，越是不能解决。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停下来了，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维稳”，进行税制、扶贫、建立福利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基尼系数进一步攀升，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并不奇怪。“常规”发展的教训早已说明大政府干预和国企膨胀把各种病态问题持久化、永恒化了。2000年，我国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为51.4%，到了2007年，这个比重下降到39.7%。这个数字揭示了病态现象被持久化的道理：市场机制不能走向规范化反而不断被扭曲，初次分配的状况自然会跟着不断恶化。这样，无论怎样搞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都是没有用的。相比之下，东亚“特例”则是另一种经历。韩国是典型的例子。她在高增长时期福利保障体系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直到现在也处在草创阶段。并且，在60、70年代，政府每年以巨额资金来津贴私营大企业，常常超过总产值的10%。即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韩国基尼系数最高的1979年也仅为0.39。原因很简单：韩国遵循了自由经济的原理。“常规”国家的诸多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不仅扭曲了市场，而且好处也多被搭便车者捞走，同时，庞大的国企部门成为各级官员的“采邑”，它们不是在贡献而是在与民争利、持续地把财富朝私人手中转移。这个机制保留多久，各种病态现象就会延续多久，现代化也被无限期地延长。

第三，改革的动力不足。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不足：其一，这些国家均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而不能认识到自己仅是“陷阱中的发展”；其二，大政府依赖性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工人希望涨工资，农民希望给政策，无房者希望提供房屋，国有企业希望补贴，等等，而政府则通过不断增加税收、印刷钞票、国际贷款等等方法把财富集中起来，哪里不满意就在那里花钱，结果是“改革”变成了政府集中钱财而搞安抚政策；其三，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典型的例子是巴西、阿根廷在60年代中期上台的军政府，兴师旦旦地要发展私有经济而使“经济规范化”，但在它们执政期间，巴西、阿根廷的国有企业反而膨胀了，原因是国家机构和官员们出于自身利益以各种借口继续投资国有企业；其四，文化的“混合”固定了现状。“常规”国家里什么“主义”都有，左的、右的、封建主义的、激进的等等，这些高度混合在一起相互抵消而形不成统一的意识。

总之，一时出现各种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这些问题有可能持久化、永恒化。只要属于“常规”或曰“陷阱中的发展”，别说是中等收入，即便达到拉美一些国家那样的中高收入也是道路艰难、总是与现代社会保持很大一段距离。要想改变这个命运，唯一的出路是摆脱三个陷阱的束缚，遵循现代化的规律来搞发展。

转自《社会科学报》201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