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雅思哪里好:九儒十丐

变态的“九儒十丐”

　　“清”字很早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楚辞·渔夫》中的屈原，“行吟泽畔”，面对渔夫，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渔夫劝他要面对现实，去适应社会。水之清浊尊卑，各有各的用处。《孟子》里也记录了这段故事，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屈原，咏唱“沧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从“渔夫”变成了“孺子”。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生命情调、生存方式支配和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归隐就成为古代政治生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对建功立业和个人价值的自我体现、社会责任和个人自我关怀的重新认识，在天下“无道”和个体“穷”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官员大面积地隐退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期，文人宁愿出世，也不愿意入世为官。

　　元朝建国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让自己的权力结构陷入了重重的怪圈之中。

　　这种怪圈主要来自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了荐举一条路，本来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一度被打破。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代里，荐举无疑大开官场奔竞之门。在只有荐举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胥吏进入仕途的成功概率得到了放大，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重要后备队伍。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谁能料到，权力易主，曾经疯狂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了泡影。

　　放下八股复习资料的士人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权力底层的胥吏，也算是打开了向权力上层奋斗的通道。

　　元朝建制以来，读书人通过从事吏职进入官场，也就是由“由刀笔吏得官”。由吏而官的做法，应该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元代废止科举制度，对士人来说，虽然有些怅然，但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来说又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士人们可以不必为了科举束缚自己的身心，对于他们来说，解除精神和思想的抱负，可以让这些文人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创作带来的丰足感，这又何尝不是文化的大幸。由于长时间关闭科举的大门，不少士人已经对科举再开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干脆死了出仕为官的念头。这种风气一开，就连那些身在官场之人也不免心痒难捱。我们翻阅《元曲三百首释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在那本书里选出的元曲名家，做过各级官员的占44%，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者都向往田园生活，有意学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心动不如行动，最终有勇气辞去官职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不光有汉人，也有蒙古族人。这些来自于权力集团的精英分子们争相脱离茫茫宦海，为元朝权力系统留下一副苍白无力的尴尬躯壳。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内的官员们加速腐化。那些京城里的豪门大户，对权力集团内部的上层官员实行的是一种长线投资策略。高手玩长线，瘪子才去玩短线。这些豪门大户所采用的手段也很简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宴请这些高官，以此来与公权力建立起一种私人感情。有人为这种宴请取了个难听的名目，叫做“撒和”。“撒和”本意是指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料。这些豪门大户对待升迁的官员，就像对待牲口那样，要想让他们将来为自己卖力，就要定时给他们喂肥他们。不光在京城有豪门大户拉拢腐蚀官员，在地方上也不例外。当时流行一种行贿手段叫做“穿鼻镣”，就是说地方绅士用金钱贿赂官员，就像用一个铁环把牛鼻子穿上。牛怎么走，往哪里走，由不得自己，完全操纵在贿赂之人的手中。

　　就在上层官僚有意退出官场的同时，那些中下层官员也蠢蠢欲动，无心安于现状。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人鲜于伯机的工资只有纸币二十六贯六钱六分，这在当时大概可以购买2担多大米。加上2担5斗大米的生活补助，薪水共计约合现在七、八百元。鲜于伯机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会演奏乐器，诗歌写作也很有名气。他的职务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约相当于县处级，在中央机关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一个县级干部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个大家庭。

　　当时有位名叫揭曼硕的从五品监丞，其职务类似副局级长官助理。他住在京城大都双桥北面的旧公房中，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皇宫附近的机关上班，一年忙到头。就是这么一个官场劳模，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穷得最后还买不起一匹马。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当时有文人这样拿自己自嘲：我们这些人用权力换来的官职只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原本为儒家文人所藐视的工商阶层，现在也赶上了好时光，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一个元朝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当时有位知府（市长）酸溜溜地说：“小商小贩，出门的时候还两手空空，晚上回来却能收获千金利润。”

　　就拿在封建时代处于百业最底层的演艺行业来说，收入也不见得比中下级官员的收入少。一个在乡村演出的杂剧班子，每位看客收费两百钱。就算每月有二十天演出，每天有百人捧场，月收入也在四百贯，折合白银两百两。这两百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它可以抵得上八名县处级官员的月俸加补助。

　　“九儒十丐”是一个让人看上去很妖孽的命题。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文人的命运，让官阶无法兑现官员的合法利益，让权力只能交换无现实意义的规则，诺大的官场让士子们身无所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能够选择的就是清仓而去，宁愿隐身乡间做一个自由的农夫，也不愿再贸然入市。全国各地，从权力系统的上层到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官员玩失踪的活剧。

　　山东地区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征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绝，他的辞官理由是：只要赶上好年景，干什么都没有当一个庄稼汉快乐。维族人贯云石，曾经干过地市级的军分区司令员，还在京城当过高级文官，后来也称病跑到江南隐居起来。他说：人在官场祸福难料，不如过自得其乐的生活，来得安逸。蒙古贵族孛罗，曾经是一名御史，也放弃功名，混迹乡间。他对自己的为官生涯这样总结：黄鸡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惩奸猾。

　　士人无心眷恋纷纷扰扰的官场，将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归隐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封建官场的淘汰规则是污吏驱逐良吏，一旦正直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便轮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台上群魔乱舞了。至少，素质低下的庸官可以得过且过，安享俸禄。整个元朝的国家机器锈迹斑斑，权力结构受到了来自士人集团的强烈冲击。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远大、矜持清高之辈，他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所培育出来的官员典范。但如果他们生不逢时，官场腐化的事实将会使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致命的挤压，而在奋力反抗而又无能为力后不得不走向另一极端——归隐，索性眼不见心不烦。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士人的“独清几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让一个 “清者”陷入无数“浊者”和潜规则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还能将这个“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够坚持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摘自新书《官家定律》

《官家定律》一种历史分析的原则，中国通俗历史的另一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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