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掏钱就能上吗: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困境

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困境

（2011-06-15）

　　６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卡达菲利比亚政府外长到中国访问并与杨洁篪外长会面的消息，较早时中国证实了中国外交官到达位于利比亚东部班加西，同反卡达菲武装负责人会谈的消息。中国同时与外国现政府和反政府势力同时接触的情况可能在中国外交史上是首次，这也标志了中国外交已经在实际操作上放宽了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国利益全球化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不干涉内政”原则成为中国外交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进一步明确定位中国外交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中“不干涉内政”原则更是作为重中之重得到特别强调，中国一贯坚持该原则，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道义制高点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切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外交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也为中国尽可能少地卷入国际事务体提供了合理，并且道义的理由，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这个原则上相对自由地得到了开展。

　　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利益已经遍布全球，这个原来为中国避免卷入麻烦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已经开始呈现出阻碍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一面。在外交实践上，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逐渐突破原来那种教条式地坚持该原则的做法。

在非洲，典型的例子是苏丹。该国大约40%的油田为中国投资，该国出口原油中有60%销往中国。但是，苏丹产油区主要分布在南部，而南部由于种族和宗教原因长期进行武装独立运动。近两年来，南部独立运动势头日劲，喀土穆政府也不得不在去年同意南部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南部苏丹的命运。今年2月，南部苏丹公民投票的结果为99%支持独立建国，同日北部喀土穆政府承认了该结果。

　　按照“不干涉内政”原则，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同喀土穆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苏丹即将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的事实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苏丹的实际利益。中国在过去两年的实际操作应当说是务实的，中国官员已经多次访问了南部苏丹，而南部苏丹的苏丹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也已经两次访问过北京。据报道，中国的非洲特使刘贵今曾经呼吁喀土穆政府按期让南部苏丹进行全民公投。

在亚洲，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缅甸。去年缅甸政府军与少数民族在缅甸东北部发生武装冲突后，有大约3万缅甸难民进入中国境内避难。中国与缅甸无论在能源还是水利等大型合作项目并非在缅甸的首都进行，而很多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如果不能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相应的良性关系，中国的利益就可能随时受损。据报道，缅甸地方少数民族领袖已经向中国表达了希望中国积极调停他们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官方层面上，中国并没有介入调停的迹象，但是据报道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独立运动领导人曾在去年访问过中国，如果报道属实也证明了中国外交的务实倾向。

    克服困境的外交理念的智力创新

　　作为《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当然有理由和义务继续坚持下去。目前的挑战不在于要不要放弃这个原则，而是应当怎样坚持该原则。很显然，过去那种绝对式的坚持该原则的做法已经不适应当前中国的国际利益，也不适应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外交实践者们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慢慢跨出了变革的步伐，但是在外交理念上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在理论和认识上，中国外交必须很好地，冷静地回答和面对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其他国家的内战以及分裂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太敏感，新疆和西藏的独立势力一直是中国国内不稳定因素中的重要来源，台湾问题更是直接牵动着中国对于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问题。与此相关，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由于冷战结束后引发的内战和分裂的表态持消极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科索沃2007年独立后中国没有表示承认。苏丹即将分裂成南北两个主权国家，中国将会如何表态值得关注。此外，利比亚的内战仍然在继续，不排除双方长期对峙，不论卡达菲是否下台，该国的前途中的一种可能性是分裂为两个国家。

　　国际关系的现实表明，那些被西方殖民者以及冷战格局生硬地划定国界的国家由于宗教，民族等因素造成内战，而分裂作为解决内战的其中一种现实选项已经开始被重视。作为正在崛起和拥有日益增加的全球利益的大国，中国如何表态不仅涉及到现实利益，也关乎中国的道义责任。

由于担心可能会波及中国国内问题而以“不干涉内政”原则来规避表态看来已经日益困难。事实上，中国国内的分裂活动与这些国家的性质完全不同，中国民族间的相互交融历史绵长，大一统思想又有很强的民众基础，中国经济发展的吸引力远大于分裂势力的煽动力，没有必要过度担忧。如果因为担心对国内的冲击而在外交表态上失去时机，很可能在出现重大变化后面临外交被动，利益受损以及国际声誉下降的风险。

     “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坚持，但绝不能教条化，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国际责任的具体表现，而如何明晰如何坚持的尺度则需要外交理念的智力创新。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