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技术学院电话:苏联布尔什维克1917年是如何取得权力的？

金雁
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
革命的政治游戏是伦理的彻底颠覆，恶成为胜利的法宝，开创了善良淘汰机制；
立宪成为游戏，屠杀异己，开创枪胁迫选票来缔造伪共和的专制闹剧。工人阶级被其代表枪杀，人类在美丽的谎言里去实践因特纳雄耐尔，结果是权力新贵的暴政国家。
苏联布尔什维克1917年是如何取得权力的？ 俄国革命史研究面临的困境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90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列宁在十月》。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17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20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1917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多部著述，数字大得惊人，却罕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千篇一律、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也说，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德·阿宁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认为“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苏联对俄国革命的描述缺乏逻辑、贫乏无力、残缺不全。苏汉诺夫等一些亲身经历这场变革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苏联时期的研究除了对19世纪20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实状况的叙述外，绝大部分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从党史的编年史中删除一个个参与者的“非难过去政治”、为党内斗争中胜利者贴金的著述，不仅把作为科学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毁灭，而且导致了正直历史学家本身的肉体消灭。过去我们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人统统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抹煞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现在俄罗斯本国也很少有人对苏联时期的那套说法感到满意，俄国人现在很少谈“宏大叙事”，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更多的是从基础档案做起，先把细小环节的真正史实搞清楚，然后再作价值评价。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是可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的，而在第二个层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我国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中国人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以后，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观的、合乎科学、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俄国革命史，那就是中国“苏联学”研究的失职。踏踏实实地直面真实的历史，让这场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的俄国革命恢复“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坚持的立场。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 “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俄国思想界对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总结，他们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一对互动的矛盾体，作为执政集团没有哪一个会愿意革命，他们处理社会危机的思路也是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但是由于统治者主导的改革会过多地从既得利益出发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层民众便会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将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 “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人。历史将反复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对“肮脏自由的革命”之间震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很多思考与警示值得我们借鉴。2007年俄国重印了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俄罗斯发行，并被列入行政官员的必读书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执政角度防止革命。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体制上的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1905年革命的爆发，就是在“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请愿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俄国土地上一切阶级、一切等级的代表、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都选自己的代表吧”。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仅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没有主张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不过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 “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 “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 “把惟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 “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 “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 “和平” （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 “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 “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 “快”的 “立宪会议”主张者上台。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 “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 “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 “土地法令”与 “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 “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 “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 “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 “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 “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 “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 “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 《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 “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 “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 “阿芙乐尔”号政委。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 “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 “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 “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 “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 “在召开 （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 “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 “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 宪 君 主 制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 宪 制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 “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 “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 “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 “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 “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 “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日至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仅仅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反对者指出，这个理由显然太过牵强：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为什么又要组织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 “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 “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已经打算 “用武力更正票箱”，苏维埃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 ‘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 “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 “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 “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 “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 “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 “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 “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 “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 “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 “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 “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来 “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 “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 “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 “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 “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 “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 “民主革命”的毁灭和 “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 “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 “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 “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 “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 “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 “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 “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 “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专政”与 “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 “民主”常常连 “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 “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 “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 “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 “专政”是“革命”， “民主”就是 “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 “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 “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 “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 “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本文删去作者原注释若干2010-09-15 19:46:03 --------------------------------------------- 托洛茨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
            
说起苏联红军，人们熟悉的是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元帅。再往前，人们可能会想起内战时期的伏龙芝和布琼尼。但是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初是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而后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也很少知道的一个关于这支军队的基本事实：实际上，苏联红军的奠基者和缔造者是国内战争中指挥千军万马的列夫·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的总指挥
很多人只知道于斯大林时代晚期拍摄、在中国影响也很大的影片《列宁在1918》，片中斯大林在前线“保卫察里津”，他收到托洛茨基的一个“暗害性”命令后批示曰：“我们不理睬它。人民委员斯大林(签名)”。“人民委员”就是当时苏维埃政府(正式名称为“人民委员会”)的内阁部长。那么斯大林是什么部长呢？影片似乎暗示他应当是管军事的部长吧，但实际上你查查资料就知道，斯大林当时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而托洛茨基则是苏俄政府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换言之，即红军的统帅。但这个镜头还是透露了一点信息：托洛茨基当时是可以对斯大林下指令的。
       
犹太裔知识分子出身的托洛茨基本是个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并非行伍出身，十月革命前也没有经历过军事生涯。革命前夕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负责人被推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为1917年11月7日当晚的起义行动总指挥。因此也是军事意义上的“十月革命”领袖。这可以说是他指挥军事的开始。不过，这场后来被大肆夸张的“暴力革命”当时在首都只是一场数千人卷入、伤亡仅数人、几乎不流血的冲突，算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即改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德国人谈判和约去了。
       
原来，由于沙皇倒台后，从二月到十月俄国政局一直动荡，先后更换了五届临时政府，冬宫之夜的那场“革命”当时引起的震撼也不大，人们多把当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看成“第六届临时政府”。当时俄国人普遍认为，民主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应当通过全民普选的议会(立宪会议)产生。布尔什维克夺权的理由之一，就是怪以前的临时政府迟迟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夺权后他们果然组织了这样的选举。俄国人都以为这才是国家前途所寄，此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大局未定前的波动，所以不太当回事。俄国因此也相对平静了两个多月。不料，布尔什维克在这场他们自己主持的选举中得票不足四分之一，惨败给了老资格的民粹派革命者、得到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列宁当即决定取消“民主形式”，于1918年1月5日派兵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一下全俄大惊，各派反对势力蜂起。接着苏俄和德国签订极其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被反对派指为卖国，协约国列强也乘机以支持对德作战的俄国“爱国者”为由进行干预，俄国于是陷入了惨烈的内战状态。
俄国革命的大流血时期就是从这时、而不是从“冬宫之夜”开始的。
       
俄军怎样变成红军
对于这场大流血，“冬宫之夜”时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以极端的反战宣传来争取人心的。二月革命后，主持临时政府的一些民主党派认为，沙皇倒台后对外战争性质已经从专制者的战争变成了捍卫民主俄国的战争，因而改变反战立场，成为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作为他们的反对派仍然宣传反战，并以其“立刻就要和平”的宣传来发动当时普遍厌战的士兵。因此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士兵中得到的拥护超过工人，更超过农民，但这些士兵并不是拥护它去打仗、而是拥护它反战的。在十月武装起义的夺权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波罗的海的水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反战士兵是布尔什维克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员达到极致，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人数高达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而且部队的政治参与率高，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投票的5000多万选民中，参加选举的军人有550万，占投票总人数的11%。有的部队投票率高达80%，北方军是 71%，罗马尼亚方面军是80%。1917年年底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全俄惨败，但所以还能得到24%的选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军队这个票仓。当时在北方战线军中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达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 79.5%。① 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代表不想打仗的士兵的利益，“使本国政府战败”，“尽快地签订停战条约”是士兵们最拥护的口号，他们最迫切的实际想法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正是他们促使局势急剧“左”转。而在这个动员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发动军队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反对军事纪律、倡导“士兵民主”，在士兵委员会选举中当选的都是号召停战签约复员回家的人。反战的士兵委员会在军中夺权，大批军官被枪杀，没死的也靠边站。军事指挥系统完全瓦解，以至于十月革命后出面向交战国建议停战的苏俄“军方”人物是“共和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准尉”。②一时在各国传为笑谈。因此布尔什维克虽然在士兵中支持率很高，但却是以军队的解体为背景的。尤其是十月夺权后为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争取原先布党几乎无影响的农村地区，布尔什维克给军队放长假，号召士兵(当时多是“穿军装的农民”) 返乡动员群众投票，一时军营为空。有这样的士兵支持，冬宫之夜驱散士官生，从而可以使布党成功夺权，但这样的士兵从事战争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当布尔什维克推翻原来服从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承诺、导致内战爆发后，它就立即陷入严重危机。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赤卫队有 4000人，莫斯科有3000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从《共产党宣言》起，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一贯反对“常备军”，认为常备军是镇压人民的。巴黎公社就是以“国民自卫军”(民兵)代替常备军的。实际上，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甚至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种传统思想。他们认为，常备军和平民社会必然相互对立，严格军事训练下的常备军与民主不相容，可能演变成反社会的潜在力量，因此废除和消灭正规军曾是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一部分。很多人把任何正规军都看成是反革命的工具。正如列宁所说，建立强大的正规军这个问题“甚至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提出过，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
       
托洛茨基的三把火
1918年1月15日，在立宪会议被驱散后十天，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革命中的“逃兵领袖”克雷连柯不久就被证明不适于恢复他曾极力破坏的军纪，他很快被调任他职。列宁选中了意志坚强的托洛茨基。3月间，托洛茨基就任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凭空造就出一支部队来。他很快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
       
重塑纪律。1918年1月，颁布义务军法令，但响应者寥寥。到夏季征募的人数才达到1万人。然而，士兵人数不足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处在于要把十月革命中颠覆的一切恢复起来。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这是一个很大的“急转弯”。过去革命者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是非常成功的：斥责军国主义，提倡使本国战败，鼓励士兵开小差、憎恶纪律、抗命不遵、视长官为敌人，以至于前线的士兵在战壕里和敌军开联欢会，在通往各个城市的大街上到处是穿着士兵大衣的逃兵，上千万的部队势不可挡地稀里哗啦垮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组建军队首先要打破自己形成的宣传体系，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正如托洛茨基在他的最高军事统帅就职演说中强调的：“革命必须从第一个破坏阶段快速转变到建设阶段”，过去的说法在“反抗以前的压迫的同时却暴露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反社会的特点”，必须坚决抛弃。只有“工作、秩序、纪律才能挽救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甚至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他私下里知道，前者的纪律需要比后者更严厉。列宁提出要求组建300万军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强迫动员。
       
1918年通过《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后，托洛茨基颁发了一系列的条令：内务条令、卫戍条令、夜战条令、纪律条令，并恢复军事法庭的死刑。托洛茨基命令：“凡策动退却的，格杀勿论，凡临阵逃脱的，一律枪毙”。他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不久，就判处了海军司令夏斯特尼的死刑，大大地震慑了那些动摇观望的军官。托洛茨基对一切敢于背叛的行为都严惩不贷，甚至动用了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什一法”是原来沙皇军队中盛行的处罚逃兵的办法，就是命令逃兵排成队列，每数到第10个人就当场枪毙)。前线军官作战时，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作为人质要扣留在政委手中，如果发生倒戈变节行动，人质就会被处死。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不这样，革命就会失败，支持革命的人就会受到白军的报复。
       
雇用旧军官。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他雇用沙皇军官的计划。他认为，红军中必须要有沙皇的军官来为其服务，仅有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是不够的，正如工业需要工程师、农业需要农学家一样，军事专家对作战是不可缺少的，训练有素、有军事经验的旧军官总比由一个准尉做红军总司令要更有作战能力。这个提案在党内遭到布哈林、皮达科夫、斯米尔诺夫等一大批人的反对，他们拒绝支持一支集中制的常备军，更不要说是一支由沙皇的将军来领导的军队。在布哈林主编的《真理报》的专栏上有署名文章称托洛茨基是“沙皇将军的朋友”。③这些人被几个星期前武装起义的光环所笼罩，认为沙皇军官会从内部出卖红军，工人赤卫队组成的游击队才是真正的依靠力量。而托洛茨基则反驳说，全俄的工人不到总人口的2%，直接参加十月夺权斗争的人数不超过2.5 万人，就算达到了列宁的300万征兵指标，那也需要指挥员。他在《真理报》上回击那种敌视和不信任旧军官的论调：“人们对那些为工农俄国事业忠诚而心甘情愿地献出了生命的专业军官几乎一无所知”。托洛茨基不仅坚持起用旧军队，而且不认为原来的赤卫队可以进行正规化改造，他认为“游击作风会传染正规部队”，因而坚持解散游击队和赤卫队，确立集中、统一编制的师团。
       
因为叛变的事情时有发生，列宁对雇用旧军官心存疑虑。但按党内的分工，列宁处理政治经济事务，只间接过问军事问题。托洛茨基告诉列宁，在红军中服役的旧军官有3万多人，投敌叛变的毕竟是少数。最后列宁也不得不承认，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不用旧军官是不可能的。随着内战的节节胜利，列宁开始高度评价托洛茨基：他用“被摧毁的旧制度的大厦上留下的砖瓦”挽救了“共产主义”。④
       
政委制度的产生。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当局就在军队里设置过政治委员，目的是监督那些懂军事的指挥官，有些类似中国古代的监军。二月革命以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为了保证继续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任命过军队的政委。但这些政委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最高司令部的，其职责也不明确，并没有形成制度。可以说托洛茨基才是政委制度的真正创始人。
       托洛茨基建立红军后，设置了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主要由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骨干担任。1918年6月他召开了第一届政委大会，这是因为内战期间红军对大量起用沙皇的军官不放心，要驱使他们为革命服务，但是又不能大撒手。托洛茨基明确了军事指挥官和主管思想工作的政委的职责。政委的主要工作是鼓舞士气、效忠上级、保证军队的纪律等。⑤托洛茨基还发布一项指令：任何军事指示未经双方的共同授权签署都视为无效，从而阻止了沙皇军官可以在军事问题上结成派别体系的危险，形成相互牵制。政委在军事上是指挥员的下级，而指挥员在政治上又是政委的下级。但是它带来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军权被分裂，不断形成两个集团间的摩擦，带来了一些猜忌和对立。但是从内战中的效果看，仍是利大于弊，因为当时形势所迫，不起用旧军官，红军在战场上就会被消灭，对旧军官不加监督，红军就会重蹈第一次大战中军队瓦解的覆辙，在政治上毫无控制力。
       
“托洛茨克”与“列宁格勒” 　　
作为红军之魂的托洛茨基在装甲列车上设立了指挥部，在各条战线上奔驰，很快扭转了内战初期的败局。到1919年底，红军人数达到了预期的300 万人，共有7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下辖2-3个集团军，共有88个步兵师、29个骑兵师和61个航空中队。经过三年苦战，红军终于赢得了内战的胜利。直到内战结束后的1925年，伏龙芝接替了托洛茨基的职务，托氏这才卸除了军职。
       
苏联内战的胜利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结果，革命理想的动员力、列宁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谋略，各反对派势力的互不合作乃至彼此敌对，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托洛茨基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早在地图上还没有“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这些名称时，1919年苏维埃政权就颁布法令，把伏尔加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伊瓦申科沃(托洛茨基的指挥列车曾在该城停驻)改名“托洛茨克”，以表彰托洛茨基在革命与内战中的贡献。这是革命后苏俄第一座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当然，8年后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这座城市又改名“夏伯阳斯克”了。现在的俄国人，更不用说外国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的这个叫“托洛茨克”的地名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释：
 ①《十月的选择》183页。
 ②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98页。
 ③《真理报》1918年12月25日。
 ④高尔基：《与列宁相处的日子》56-57页。
⑤托洛茨基1918年6月在莫斯科第一次政委大会上的发言，见《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1卷，130页。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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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
        
  "十月革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我们对这场所谓革命的了解与历史真实是有差距的。崔永元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文中提到他做《电影传奇》节目，为了做一期苏联过去的电影,便去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神化十月革命的历史著述、普及读物及文艺作品可谓浩如烟海，它们传播着历史的谎言。其实，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二月革命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统治，获得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则削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使俄国进入一党专政时期。
       
今天，国内仍有不少人极力维护十月革命的神话，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企图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使中国永远陷于"左"的泥潭。所以，揭露十月革命的真相，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关系中国从善如流民主化的大问题。
       
一、二月革命及临时政府
1917年二月革命，是俄国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和晚清一样,沙俄专制政权末期也在进行民主改革，在各方面有了许多进步。
政治上由专制向民主嬗变。既有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星期日)军警镇压游行工人致使1000多人死难的"流血的星期日"；又有1905年历时一年的全俄各行各业政治罢工这样的自由空间。既有1905年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实施君主立宪诏书，声称坚决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集社的自由，给予公民最广泛的政治权力，建立立法机构杜马的"十月宣言"；又有1907年沙皇发动六三政变，撕毁"十月宣言"的行为。
       
思想上削减了对民众的控制。在这种嬗变中，沙俄专制政权对民众的思想也难以严厉控制。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一定的言论自由,使这个时期的俄国产生了不少如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大作家。
       沙皇对政治极端者也是仁慈的。1897年列宁被判处流放3年。流放地点在西伯利亚苏申斯克。沙皇政府给每个流放者每月８个卢布津贴。列宁写家信描绘自己在那里的生活："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读物，和流放地的其它政治犯自由往来，讨论推翻沙皇统治之事。克鲁普斯卡娅有一段文字描绘她丈夫在流放地的起居："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8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教它把抛出去的骨头拣回来和其它各种游戏。"(程映虹《列宁幸福的流放生活》)
       经济上开始全面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经济增长很快，在全球经济中已处第5位。一战虽然对俄国经济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但和其它国家相比俄国还是一个经济先进国家。现在俄国官方承认，苏联直到解体前粮食生产还没有达到1913年的水平。
1998年7月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出席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隆重葬礼。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鞠躬，他指出，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实践证明，往往最专制的时期也是令社会一潭死水般稳定的年代，而暴力革命则通常是在社会比较开明的时候发生的。
       
沙俄末期民主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立即汹涌澎湃。俄国人民利用政治改革获得的权利在宣泄着因长久压制而积累的不满，这种不满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爆发为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
1917年的"二月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筹划或组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前线俄军败讯频传，后方经济破产，工人和士兵普遍存在反叛情绪，示威运动四起。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沙皇下令镇压首都彼得格勒地区的反战示威和罢工，不料警察抗命，甚至许多军警和水兵也参加到示威行列中。在短短几星期内，反叛行动蔓延全国，最后连沙皇的近卫军也叛变。在一批高级将领的劝告和压力下，沙皇终于宣告逊位。
       
沙皇退位后，国家杜马恢复活动，组建出临时政府来领导全国。这是一个以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温和的政府。后来，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高度评价临时政府："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
但临时政府的工作非常艰难,这不仅由于外敌德国的威胁，也因为在内部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即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
       
二月革命后到1917年年底，俄国政坛斗争的焦点有三：一是对德和战问题；二是何时分配土地问题；三是何时召开立宪会议问题。
临时政府主张对德国作战，列宁则主张立即对德缔和；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主张在过了年之后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列宁则主张立即把土地分给农民；最主要的是宪政（议会）民主即立宪会议（或称制宪议会、宪政议会）问题，是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临时政府认为在全民投票选举制宪议会之前必须先举行地方选举，它深恐在当时的环境下举行地方选举必然会在各地引起混乱，所以主张推后选举制宪议会。布尔什维克则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主张尽快召开立宪会议。
列宁的真正目的是变"帝国主义国际战争"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即变对外战争为对内战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专政。
       
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重病不起时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他声明该遗嘱在"布"党掌权期间不得发表。苏联解体后，该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第二期翻译发表。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以下两份资料所述若系真实，恰恰为普列汉诺夫上面所说提供了证据，即为了夺取政权，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结盟。
       
第一份资料:克伦斯基访谈录。克伦斯基是临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他在临时政府成立之日起就参加政府工作，先是担任司法部长，后来担任国防部长，1917年7月起出任总理，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克伦斯基强调，列宁的活动一向受德国支持。
克伦斯基说，列宁与柏林参谋本部之间的关系始于1915年底，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批档案资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落入英国政府手中。负责与列宁打交道的德国谍报机关的大间谍自称巴伏斯，其真名则是希尔芬博士，他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扯线人。巴伏斯与当时德国驻丹麦大使兰佐伯爵合作拟具了一项分化俄国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
       
列宁究竟从德国人手中得到什么支持？
克伦斯基指出：列宁从德国人手中接获专为推翻俄国民主政府而用的4000万金马克，另外，德方又为巩固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政府而供给他4000千万金马克，即总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8000万金马克。这笔钱的大部份，是由德方存入斯德哥尔摩的一家瑞典银行，然后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全俄各地设有分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可以径向银行领取款项。
克伦斯基说，这是德国的国家机密，他一开始并不知道。1917年7月，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配合德军在前线的反攻，发动了第一次试图推翻临时政府的暴动，暴动失败后列宁逃走。临时政府搜查了列宁在彼得格勒的住所亦即布尔什维克总部，搜获了有关列宁活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包括他与西伯利亚银行的银钱往来关系及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组织计划。
       列宁利用这笔钱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宣传活动，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克伦斯基准备出卖"二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以挽救俄国的大资产阶级政权。
克伦斯基说，在"十月革命"前夕，只要有办法截断列宁从德国手中获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钱，就有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
 （第一份资料参见《苏俄"十月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克伦斯基访谈录》。原题《克伦斯基感慨万端话当年》，中华民国56年《春秋》杂志总第248期）。
       
第二份资料:2007年终，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11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并附赠有关的影片光盘。
明镜周刊组织了6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真相。一战中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德国为了确保东线的安全，支持列宁推翻对德作战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列宁与德皇的黑白两道人物串联，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到1917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支出了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文章详尽描述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后来具有多重身份和面貌、往来于德俄之间的神秘人物赫尔方特Helphand。从解密的档案看，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穿梭往返联系，甚至携款支付的角色都是此人。明镜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如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皇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第二份资料参见《十月革命：后台竟是德皇威廉？》文章提交者：cliffton加帖在史海钩沉【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
       
以上材料说明,没有德皇出钱出枪，扩大《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
       
1917年6月，克伦斯基下令对德军发动全线攻击，但最终被德军击溃。军方指责临时政府软弱无能领导无方，密谋推翻这个政府。列宁乘机在7月组织布尔什维克暴动夺权，结果被临时政府粉碎。列宁先是躲藏在彼得格勒，最后逃入芬兰（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境内。
但临时政府在处理柯尼洛夫（或译"柯尔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成为临时政府的致命伤。克伦斯基说："拉维尔·柯尼洛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在1917年7月由我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当时有许多人怀疑柯尼洛夫将军可能发动一次反革命行动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他调遣了一支骑兵队到彼得格勒，引起了临时政府中的许多人疑神疑鬼，以为军事政变已迫在眉睫。于是我罢免了柯尼洛夫的最高统帅之职……柯尼洛夫毫无抗拒地交出兵权，并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柯尼洛夫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同第一份资料）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利用《真理报》等几十家报刊，鼓动军队反战、农民立即分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使临时政府在面对严重外患的同时,又增加了严重的内忧，可谓危机四伏。
在战争条件下，临时政府的宪政努力既无法立见成效，又不能为民众所了解，而战争造成的物质条件的困难却为民众所见，再加上军方将领的存心不轨及布尔什维克的鼓动，终于使俄国历史上仅有的这个民主政府只存在了8个月便被十月革命推翻了。
       
二、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多数人、俄罗斯史学界以至俄罗斯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认为二月革命仍然属于革命，而十月革命则属于政变性质。现在俄国在新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上已经将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但二月革命仍称二月革命。
       
1917年10月初，列宁化装潜回首都彼得格勒，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出了夺权号召。
所谓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不存在严重的流血冲突。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都是电影《列宁在十月》等编造的。
实际情况是：1917年11月6日，列宁写信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当晚逮捕临时政府人员。7日（俄历10月25日），是一支不到2000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战略据点，布尔什维克率部分武装人员采取逼宫行动。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是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临时政府成员（除克伦斯基逃跑外）束手就擒。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也说，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可见，所谓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关于宣传的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事也是假的："阿芙乐尔"号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11月6日，即起义前一天夜间，机械师别雷舍夫被任命为"阿芙乐尔"号政委，他在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参见金燕《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对布尔什维克武装推翻二月革命建立的合法临时政府的夺权行为，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共产主义一旦在俄国实践，它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
       
十月革命的第二天，这种专制独面目就显露了出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多家报纸；第三天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左派作家高尔基把是否有言论自由当成区分专制和民主的分水岭，他极端反对布尔什维克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他在《请工人们注意》一文中指出，消灭出版自由的目的，就是以" 堵嘴"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他说："……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力变成合法的了。"(《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布党夺权以后，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把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拱手割让给德方，并赔款60亿马克。只是后来德国战败，俄国才意外地重新收回了这些土地。
列宁一直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1月8日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苏维埃社会新纪元"由此拉开序幕。但苏维埃政府只是过渡性的临时政权,只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当时俄国人的共识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全民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的出现,是俄国"革命宪政"完成的标志。所以,布尔什维克要牢牢掌握政权,必须控制立宪会议选举。
       
召开立宪会议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它曾经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十月革命后没几天,即11月12日至15日布尔什维克便主持举行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
列宁以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布尔什维克赢得选举应在意料之中，但事态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到1918年初最终选举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1/4的议席。
       
布尔什维克绝不甘心这一结果,他们立即向立宪会议举起了屠刀。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会前，列宁下令彼得格勒全市戒严，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开进首都。布尔什维克代表到场后，提出立宪会议必须按"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政府并自行解散。这个霸道要求遭到立宪会议多数代表拒绝。布尔什维克早有准备，遂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退出会议。会议大楼随接被军警包围。在暴力威胁下，那些议员不得不于次日凌晨4时离开会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驱散立宪会议，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它是俄国民主的毁灭和专制的复活。罗莎·卢森堡指出，十月夺权后的立宪会议选举，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的行为，立即遭到全社会抗议。这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联合发表传单，都对布尔什维克提出抗议。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遭到布尔什维克残酷镇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农民的不满随后蔓延开来，同样在刺刀下相继被镇压。也在这一天，高尔基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十月革命"革"的是民主的"命",它断送了俄国民主改革的进程，建立起空前专制的政权,把俄国民主的实现拖后了70余年。
       
三、十月革命与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中国正处于加速民主化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民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政府的权力受到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制约，真正的独裁已不存在。中国人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虽然当政者不乏昏庸，但难以一意孤行。在对俄关系上，北京政府爱憎分明,始终承认十月革命前的民主临时政府,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专制苏俄政权。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中国驻俄国公使刘镜人奉命于3月30日在首都彼得格勒会见了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临时政府。
 对十月革命的消息，中国政府了解得很及时。11月8日，即十月革命次日，刘镜人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了这一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电报中说的"广义派"，指布尔什维克。北京政府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
对俄共破坏立宪议会，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刘镜人在11月30日发出的电报中，通报了俄国立宪议会选举的结果。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北京政府对此非常愤慨，2月26日命令刘镜人撤离彼得格勒。
此后，北京政府继续承认克伦斯基政府的外交代表。并派军队封锁与苏接壤的东北边境，阻断中俄交通，隔绝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者的联系。（参见《十月革命的炮响是怎样传到中国的》文章提交者：万里如虎加帖在史海钩沉【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俄共"（布）。1919年3月，俄共召集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向全世界推行莫斯科的旨意。苏俄为了把中国的外蒙古变成其势力范围,极力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北京政府对苏俄坚决反对。1918年5月中国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反对苏俄的秘密军事协定。为了保卫外蒙古，中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将军队开入外蒙境内。
苏俄为了控制外蒙古,颠覆北京政府，并把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积极扶植亲俄的中国势力。他们把目光瞄向孙中山。1918年夏天，孙中山从上海向列宁发了贺电，祝贺革命取得了胜利。《政治周报》第5期刊登了这份贺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还向苏维埃政府发函，并计划派人去俄国学习。苏俄决定支持孙中山。
       
1919年俄共中央在海参威设立了"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1920年3月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并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这些机构专门从事中国工作。同时，俄共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许诺放弃沙俄在华攫取的领土和特权，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此后，俄共先后派出20多人来中国活动，他们一面与孙文联系，一方面组织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正是俄共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时，1921年7月苏共红军侵占外蒙古，组织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俄与外蒙古订立了许多密约和协定，使其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殖民地。
       
国共两党最终推翻了北京政府。虽然两党后来在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与苏共如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一文中说："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孙中山选集》P606）。中共在建政前就"以俄为师"，甚至在"肃反"（如打"AB"团）"审干"等"左"的问题上有过之无不及。夺取政权后，中共实行"一边倒"，继续"走俄国人的路"，全盘苏化，如三大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闭关自守等，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
       
十月革命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进步。从1917年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开始，到1979年，全球有近1/3人口生活在这样的专政体制下。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近一个世纪的实践看,十月革命开创的是一党专政的新纪元，是一系列破天荒灾难的新纪元。
如何评价革命?革命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应以自由民主度量。要看革命是带来了自由民主还是消亡了自由民主。任何偏离自由民主目标的行为，都是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翻开国际共运史会很清楚地看到，凡主张和进行暴力革命的人或集团，在掌权后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道路。
       
今天重新认识十月革命非常必要。中国经济改革30年，基本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约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政治上仍然坚持独裁专政，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这是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应顺应世界潮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努力实现政治民主化。
王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