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州酒店家具厂家:强势者的道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20:27:30
强势者的道德
游宇明
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教授普遍吃不饱肚子，有的顿顿食粥，有的一天只吃两餐，联大常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不得不自制糕点到商店寄卖，以补贴家用；闻一多教授则在教学之余，重操金石之艺维持生计，西南联大甚至召开过教授会研究如何解决大家的基本生存问题。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却拒绝了政府的一次加薪。刘宜庆《绝代风流》介绍：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等联大25位学院院长、系主任上书签名谢绝。他们在信里写道：“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需要说明的是，西南联大教授们担任的行政职务纯粹为校务操劳，没有一分钱“职务工资”、“实职津贴”“干部车补房补”之类的额外报酬，只是按教授级别领薪水。
不禁想起现在一些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的作为。我熟悉的一所高校几年前制订了一个所谓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一个人只要在单位有个一官半职，待遇大幅度高于同等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月薪少则多出两三百元，多的达到一千多元。由于利益总是向机关人员倾斜，学校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一旦获得博士学位、评了教授，纷纷远走高飞；去不了别的学校的，就流向学校机关。
同样是担任行政职务的大学教授，一种是教育部给了自己待遇都不享受，一种是国家没规定这样的待遇，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制造，其操守的高下相隔天壤。
人的本质是趋利的，一个人唯利是图从来不需要接受什么培训，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其实也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也希望老婆孩子不为衣食发愁，天天高高兴兴，但他们比一般人想得更远，他们知道自己如果接受了教育部的“特别办公费”，个人的日子固然会好过些，可是无形中会造成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与一般教授之间的隔膜，破坏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在国难当头时同舟共济的形象，危及联大的正常运作，甚至可能造成联大的分裂。而现在处于和平环境，一所大学办得再烂，大学行政人员也不至于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何况，这些年就业人员空前增加，找个饭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你找到了接收单位，教授的流动还要受到档案、人事关系、工资关系、户口等等方面的限制，单位不同意，很难走人，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也就敢于冒着一线教学人员的唾沫星子公开渔利。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喜欢祭起道德的大旗，某些人总是觉得只要强势者恪守道德，这个社会就会自动向前发展，然而，我们对强势者的良好道德盼望了几千年，多数时候它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些一厢情愿的道德主义者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人的道德都是有缺口的，不可能完全刀枪不入，强势者可以在特定情境下比如国家危亡之秋体现出较高的道德素质，但他们并不天生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一旦情境发生变化，他们的道德水准也会跟着变异。在特定情境下我们可以指望某些人用良知看守自己的道德缺口，在其他情况下却只能依靠科学有效的制度去堵住这个缺口。就拿我熟悉的某大学做例子吧，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认为现在的大学领导者的道德高于一般教师，而让广大教师主导校园的工资分配，那么，待遇向行政人员倾斜的现象就完全可以避免，大学领导者的道德缺口也能得到有效封堵。
相信包括强势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有道德的缺口，时时考虑通过铁一般的规则看守这个缺口，我们的政治才能走上理性、文明之路。
游宇明
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教授普遍吃不饱肚子，有的顿顿食粥，有的一天只吃两餐，联大常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不得不自制糕点到商店寄卖，以补贴家用；闻一多教授则在教学之余，重操金石之艺维持生计，西南联大甚至召开过教授会研究如何解决大家的基本生存问题。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却拒绝了政府的一次加薪。刘宜庆《绝代风流》介绍：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等联大25位学院院长、系主任上书签名谢绝。他们在信里写道：“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需要说明的是，西南联大教授们担任的行政职务纯粹为校务操劳，没有一分钱“职务工资”、“实职津贴”“干部车补房补”之类的额外报酬，只是按教授级别领薪水。
不禁想起现在一些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的作为。我熟悉的一所高校几年前制订了一个所谓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一个人只要在单位有个一官半职，待遇大幅度高于同等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月薪少则多出两三百元，多的达到一千多元。由于利益总是向机关人员倾斜，学校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一旦获得博士学位、评了教授，纷纷远走高飞；去不了别的学校的，就流向学校机关。
同样是担任行政职务的大学教授，一种是教育部给了自己待遇都不享受，一种是国家没规定这样的待遇，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制造，其操守的高下相隔天壤。
人的本质是趋利的，一个人唯利是图从来不需要接受什么培训，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其实也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也希望老婆孩子不为衣食发愁，天天高高兴兴，但他们比一般人想得更远，他们知道自己如果接受了教育部的“特别办公费”，个人的日子固然会好过些，可是无形中会造成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与一般教授之间的隔膜，破坏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在国难当头时同舟共济的形象，危及联大的正常运作，甚至可能造成联大的分裂。而现在处于和平环境，一所大学办得再烂，大学行政人员也不至于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何况，这些年就业人员空前增加，找个饭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你找到了接收单位，教授的流动还要受到档案、人事关系、工资关系、户口等等方面的限制，单位不同意，很难走人，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也就敢于冒着一线教学人员的唾沫星子公开渔利。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喜欢祭起道德的大旗，某些人总是觉得只要强势者恪守道德，这个社会就会自动向前发展，然而，我们对强势者的良好道德盼望了几千年，多数时候它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些一厢情愿的道德主义者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人的道德都是有缺口的，不可能完全刀枪不入，强势者可以在特定情境下比如国家危亡之秋体现出较高的道德素质，但他们并不天生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一旦情境发生变化，他们的道德水准也会跟着变异。在特定情境下我们可以指望某些人用良知看守自己的道德缺口，在其他情况下却只能依靠科学有效的制度去堵住这个缺口。就拿我熟悉的某大学做例子吧，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认为现在的大学领导者的道德高于一般教师，而让广大教师主导校园的工资分配，那么，待遇向行政人员倾斜的现象就完全可以避免，大学领导者的道德缺口也能得到有效封堵。
相信包括强势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有道德的缺口，时时考虑通过铁一般的规则看守这个缺口，我们的政治才能走上理性、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