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州电力医院体检中心:蒋介石如何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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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未刊日记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杨天石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扑朔迷离，它的许多疑团至今尚未解开。本文拟探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真实过程，以进一步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多次谈到有关经过，但是，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6月28日，他在孙中山纪念周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黄埔潮》第2期）现在，该是对这桩公案彻底清理的时候了。下面，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蒋介石这一时期的部分日记及有关信件、资料，对它进行一次考察。
（中山舰全貌）
中山舰调动经过
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还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
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报告，事件的开始是这样的：“18日午后6时半，孔主任因外洋定安火轮被匪抢劫，饬赵科长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职奉令后，时因本校无船可开，即由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其电话系由王股员学臣接。”（《交通股员黎时雍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各原件，均同）孔主任，指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赵科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2日、19日）根据黎时雍的上述报告，可知当时调舰的目的在于保护商轮，最初并没有打算向李之龙管辖的海军局要舰，更没有指定中山舰开动，所求者不过“巡舰”（巡逻艇）一只、卫兵16名而已。只是由于黄埔军校“无船可开”，才由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他事后的陈述是： “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定安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16名，巡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职当即报告欧阳股长……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交通股王学臣报告》，原件，1926年3月26日。）欧阳股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根据上述报告可知，向海军局要舰的是王学臣，所谓邓演达“教育长之谕”则是因为电话听不清，“想情”之故。至于舰只规模，也因“想情”之故，由“巡舰”而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了。
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由作战科科长邹毅面允即派舰只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欧阳钟报告》，原件，1926年3月23日）而据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又据李之龙夫人报告：当夜，有三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新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李之龙夫人报告》，原件，1926年3月31日。）同夜10时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季方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19日晨6时，宝璧舰出港。7时，中山舰出港。同日晨，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此函现存，内称：“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中山舰于上午9时开抵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略称：派中山舰火急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称：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谓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公事颇忙”，命黄转知该舰长听候命令。（《黄珍吾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河否，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查团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同意，然后李之龙便电调中山舰回省。（《李之龙供词》，原件。）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中山舰的调动经过大体如上。这一经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
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
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他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只能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又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舰一、二艘”（《欧阳钟报告》，又，《欧阳钟供词》，原件，1926年3月31日。），有意含糊其辞。因此，欧阳钟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黄人，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季方在关于《中山舰事件》一文中回忆说：“在那年3月18日夜晚，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商船，于虎门驶过来遭到水盗的劫持后，即驶来军校要求缉查保护。当时由管理处（军校的后勤机构）的欧阳格（科长级干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校长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要调两艘炮舰到黄埔军校来。”见《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34～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这里所说的管理科的科长级干部欧阳格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的误记。此点笔者曾函询季方同志，蒙季方之女季明相告，可以订正。）了解了他的这一身份，将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蒋介石的最初反应和“三·二○”之后的日记
据蒋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在和蒋介石见面时曾问：“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别之后，到九点十点时，“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问过三次。蒋介石觉得有点“稀奇”了：“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便答复道：“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蒋介石所说的“有一同志”，他当时表示名字“不能宣布”，但实际上指的是汪精卫。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蒋介石又接到李之龙的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俄国参观团参观。蒋介石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此后，蒋介石愈益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ＣＰ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45～46页。）当日，蒋介石有这样一段日记：“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的这一段日记提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在判断所谓“摆布陷我”的阴谋之后，最初的反应是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已经行至半途了，才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的这一段记载，证以陈肇英、陈立夫、王柏龄等人的回忆，当是事实。
陈肇英时任虎门要塞司令，他在《八十自述》中回忆说：3月19日，蒋介石专使密邀陈肇英、徐桴（第一军经理处处长）、欧阳格三人筹商对策。“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此说误，当时朱德尚在莫斯科。），且获有海军的支持，颇非易与，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请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
陈立夫则称：“汪先生谋害蒋先生”，“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19日那天，检点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走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陈公博：《苦笑录》，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参阅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又称：“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时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文心珏：《国共合作与国共分离的回忆》，湖南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作者在“三·二○”事件后，曾亲自听陈立夫讲述有关经过。）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陈公博：《苦笑录》，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参阅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
陈肇英和陈立夫的回忆在回汕头或去上海上虽有差异，但在蒋介石一度准备离开广州这一点上却和蒋介石的日记完全一致。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确实相信有一个“摆布”、“陷害”他的阴谋，否则，他是不必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演出这一场戏的。
2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会议上，汪精卫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会后，汪精卫即隐居不知去向。25日，蒋介石日记云：“4时后回省，与子文兄商议觅精卫行踪不可得。后得其致静江兄一书，谓余疑他、厌他，是以不再负政治之责任。彼之心迹可以知矣。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此后数日内，蒋介石日记充斥了对汪精卫的指责。
3月26日日记云：“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
3月28日日记云：“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煞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煞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4月7日日记云：“接精卫兄函，似有急急出来之意，乃知其尚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也。呜呼！是何居心欤！”
蒋介石的这些日记表明，他当时确实认为，“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4月20日，蒋介石在演说中声称：“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ＣＰ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46页。）话虽然说得有点游移，但却道出了他的心病。
汪精卫于政治委员会临时特别会议之后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陈璧君：《致介兄同志书》，原件，1926年4月1日。）但蒋介石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一个呈子，自请处分外，并无什么像样的“反省”行为。其间，汪精卫读到了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3月31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内称：“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3月31日。）蒋介石于4月9日复函云：“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又称：“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这封信也说明了蒋介石当时认为，汪精卫受人离间，怀疑并厌弃自己，和其日记是一致的。
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蒋介石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据记载，蒋介石“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七，《热风》第74期，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10月1日出版，发表时署名浮海。）。阳翰笙也回忆说，当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竟然哭起来了”（《风雨五十年》，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邓演达也因为蒋介石“神色沮丧”，甚至关照季方：“要当心校长，怕他自杀。”（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98页。）这种精神状态，从蒋介石认为自己处于被“摆布”、“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易于理解。
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但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这时还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众面前透露某些情节，以说明有人企图陷害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全盘托出他的怀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们在他死后看日记者，盖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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