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

钱理群人品好，文章也好。但程序规定，评委不能将自己的作品参与评奖活动，钱先生恰好是评委之一，一旦获奖，争议即起。对此，主事者《读书》杂志这样说：

著作奖和文章奖的评审是由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的。根据章程，凡有作品入围者，均未担任相应奖项的学术委员（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声明第五条）； 2000年4月21日至22日，著作奖学术委员会评审出专家著作奖。4月23日，文章奖学术委员会评审出文章奖（上述声明附工作日志第十一）；钱理群和汪丁丁4月22日还在进行评审工作，由于他们两人的文章入选了文章奖，23日两人退出文章奖评审委员会，结果是钱理群的文章当选，汪丁丁落选（《南方周末》6月9日）。开头两句都有错。葛剑雄教授有文章分析后一句是事后曲解章程，我这里则分析第一句恐也属子虚乌有。可以看一下文章奖和著作奖评委组成：

文章奖评委11人，陈嘉映、陈燕谷、黄平、陆建德、罗志田、孙歌、王晓明、万俊人、信春鹰、许纪霖、杨念群；

著作奖评委15人，陈嘉映、陈燕谷、黄平、陆建德、罗志田、孙歌、王晓明、万俊人、信春鹰、许纪霖、杨念群、甘阳、王焱、钱理群、汪丁丁。

前者比后者少四人，甘阳在香港不克赴会，王焱因病没有参加，最后少的两个人，恰好就是23日才退出的钱理群和汪丁丁。名义上是两个学术委员会，但人员完全重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工作室声明说“评审是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可能吗？除非他们分身有术，才能在“进行”时既“独立”又“分别”。看一下他们的工作日程，其实是一套班子两个议程：21日、22日评著作，这时叫“著作奖评委会”，23日评文章，这时叫“文章奖评委会”。《读书》解释说“钱理群和汪丁丁到23日退出”，以此之矛，攻彼“分别、独立”两说，两说皆破。如果不是一套班子两个议程，而是“”，钱、汪二先生何必“退”？说穿了，只是在同一套班子中，退出与己有关的一个“议程”而已，“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何来之有？主事者说他们的程序比诺贝尔评奖还要严格，那就应该组成两个成员完全不同的评委会；实在凑不齐，出现“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中国特色，人们也能谅解。但在中国特色下，为爱护评委，主事者或工作室应该在评审一开始就明言，因为只有“一套班子”， 无论是著作还是文章， 谁作品已经入围，谁就只能在两个选择中择其一：要么当评委，放弃参奖；要么放弃参奖，当评委。这才是“回避”，这才是比诺贝尔奖还严格，也体现君子爱人以德。

汪晖对批评的回应是，6月22日给发回三年前旧稿“鲁迅和他的论敌”序，把自己和批评者的关系比附为鲁迅和他的论敌，合适吗？7月1日写作“两点说明”，对得奖终于表示辞谢，这一点应该欢迎。使汪晖情绪激动的因素有很多，这里限于篇幅不能面面回应，与程序公正有关的是：他说自己完全没有参与这个奖项的诸多事宜，因此得奖与否，不涉程序公正。对此，《读书》杂志和工作室解释得更详尽：

第一次解释见《南方周末》6月9日，《读书》杂志接受记者采访称：

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和其他所有杂志成员一样，是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的。但评选活动开始时，他已经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直到现在。《汪晖自选集》得奖后，（读书》杂志原有将之撤下的打算，但这是经过程序产生的结果，《读书》杂志没有这个权力，民主的结果只能尊重。

这段话有点奇怪。前一句承认汪晖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此句足矣，应该就此打住，以后种种皆为不合法。“得奖后，（读书》杂志原有将之撤下的打算”，可见是知道首先要资格合法，然后才有程序合法，资格不合法者不得进入程序，即使程序被启动，运作结果也不应承认。但是，后一句却说还是不撤，理由是“经过了程序产生了结果”。这不是明知故犯，自相矛盾吗？说是“民主的结果只能尊重”，这样推卸责任的的说法倒有点象汪晖在声明中激烈抨击的样子：“将矛头指向全体评审委员”。这是什么样的“程序”，什么样的“民主”？ 文革结束已经三十二年，我们知识界最优秀的精英终于有机会来自己选一回，还不是选人，而是选书、选文章，怎么就会一下子掉入那个怪圈：明知资格不合法，却以程序运作造成既成事实，再以既成事实追认不合法为合法？这种说法究竟是爱护汪晖，还是陷汪晖于不义？

第二次解释见工作室声明：

汪晖在设奖的酝酿初期，就对之多有疑虑。但由于他是三联书店聘请的兼职主编，不便对三联书店的重大事物表示可否，所以一直对评奖一事保持距离。加上1999年10月出国，更明确了对本届评奖完全不参与的态度。

因此，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没有参加包括章程设计、书目推荐和评审在内的任何工作。

这一解释有进步，绕过了前述资格合法与程序合法的明显矛盾。但有一个关键绕不过：汪晖没有辞去〈读书〉执行主编，长江奖是冠《读书》名称，不是冠三联书店；汪晖也没有辞去该奖评选的最终权力机构----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职务，“最终权力机构”还是此次声明中说的，不是我加的。以善意度人，最好不计较人在国外是否还能以现代通讯手段影响国内评选，但基础事实却不能打马虎：那两个职务实在是太重要了，它们对评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不辞去职务的情况下，又要尊重程序公正，还有什么两全办法？有，那就是回避，彻底回避，汪晖不许自己的作品进入评奖程序。但这样的回避应做在事先方有效，语言要明确，不容歧义。象现在这样，评奖已经结束，当事人获奖，社会上议论纷纷，再以所谓当事人“完全没有参与”这样的倒述语来搪塞，是说不过去的。什么叫“完全不参与”？给予最善意的理解，可以承认是“回避”的同义语。但这样一来，就出现更为严峻的情况：

既然当事人已经回避，为什么主事者还要让他的作品参与评选，以至发生今天这样被动的情况？可见是主事者有错，可称之为“情况一”；

如果不能作“回避”理解，那就发生“情况二”：当事人“完全不参与”，是指具体操作不参与，不反对他的作品参评，于是评选程序启动，最终获奖。

如果是“情况二”，尽管汪晖今日有辞退姿态，工作室还在劝进，尘埃未定，我们先欢迎这一姿态，但道理还是要说清：这不是该领奖而不领的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没有事先回避而造成程序违规的事后补救，本人负有一定责任，因此，在两点“说明”之余，是否还应考虑向主事者为其名誉受损而道歉？如果风度好，还可以向评委和工作室道歉？倘若是“情况一”，那就是主事者的错误，应该利用“唯一声明”的机会，向名誉受损的汪晖本人，真诚道歉。至于是汪晖向主事者道歉，还是反过来，主事者向汪晖道歉，则应视他们之间发生的真实情况而定。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旁人不应着急。

一场评奖风波迟早都要结束。使我们难过与反思的是，知识界启蒙民众二十年，为什么今天还会在自身暴露出对程序公正的如此无视与随意？这一次，问题不是出现在民工盲流，而是出现在知识群落，公民意识尚欠缺，遑论其它？用汪晖“两点说明”中话来说，确实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不在于谁对谁错，无论是谁错，其他人都没有理由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