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总体规划地图:唐朝有一帮给官不要的“厌官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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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有一帮给官不要的“厌官族”

2011-06-15 08: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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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有一种欲壑难以填平,这就是官欲。做梦都想当官是名利竞争的必然结果,几乎很少有人说“我不想当官”,也几乎很少见给官就跑的人,这也许是“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时时在影响着每一代人。然而,也不能说人人都是官迷心窍,唐代就有这么一帮给官不要的文人,我们权且称之为“厌官族”。
 
唐代的文人壁垒分明,一种人是削尖头往官场钻,为了一席之地有的在科举考场呆上几十年,有的则是敬献诗文几百篇借以展示自己的才华,有的则是托熟人、找亲戚曲线推荐。“厌官族”则恰恰相反,他们视官位如瘟神,唯避之而不及,他们不想当官就像牛不想喝水,如果强摁角硬让它喝,它就会不高兴,而他们脱身官场的方法更是让人难以想像。
 
假装有病是唐代“厌官族”脱身官位常用的借口,史书中一般用“辞疾不就”形容之,才子王绩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举孝廉高第,得到一个秘书正字的官位,可他有些不乐意,说自己有病,不能当。别人以为位子不好,又给他一个扬州六合县丞的位子,他仍然称病,趁夜色划着小船偷偷逃脱了。
 
听说当官,就翻墙跑,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过分,可的确有人这样干过,这个人就是唐才子崔信明。他的弟弟在窦建德手下当差,窦建德为了吸引人才,命令其弟劝说信明,许诺有好位子留着,崔信明一听说要当官,不顾生命危险,匆忙翻越城墙,逃到太行山深处躲了起来。
 
“厌官族”中的少数人,胆子较大,他们不想当官时,羞于装病,懒得找借口,干脆充耳不闻,这样的事诗人卢浩然做得出来。开元初,卢浩然的博学传到了玄宗的耳朵里,玄宗惜才,想把他弄到身边,便放下架子准备好礼物派人送去,把来意说个明白,可送礼送了好多次,卢浩然就是不咬牙印,玄宗很生气,不得不下诏书招纳之。卢浩然不敢抗旨,来到东都洛阳,玄宗连忙摆上酒席招待,谈话中,说给一个谏议大夫的位子,问他干不干?浩然坚定地说,不干。玄宗不但没生气,反而下诏放归还山。
 
送礼送官也不想干的,还有与韩愈同时代的才子卢仝,这个人家境贫穷,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的僧人看到后都可怜,给他送一些米下锅。朝廷听说他有清介之节,便两次派人送礼邀请,想让他当谏议大夫,他最终没有答应。这个人的下场很悲惨,奸人嫁祸于他,杀他时,是在他的光头脑壳后面钉了个钉子而死,很多人相信,这和他的儿子有关,因为他儿子名叫“添丁”。
 
众多文人中,像骆宾王之类不想当官不辞而别的有之,像才子闫防之类被伯乐极力推荐而不屈有之,像陆羽之类溜之大吉的有之。还有一位更牛的,参加科举考试只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才华,至于当不当官,这不是要害,才子施肩吾就是这样,元和十五年卢储榜进士第后,他在答谢礼部陈侍郎时留下诗句:“九重城里无亲识,八百人中独姓施。”还没有等任命状下来,这个人就打道回家了。
 
古代的很多文人是很想亲自在皇帝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的,这对他们的仕途十分有利,即使见不到皇帝,也想方设法地托人向皇帝捎去自己的诗作,以便皇帝欣赏后弄个一官半职。而孟浩然却是另类,四十岁那一年他游京师,张九龄、王维等名士邀请他到秘书省谈论风雅,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这时,唐玄宗突然临幸,弄得孟浩然相当紧张,一急之下,他吓得藏到床底下。王维不敢隐瞒,向玄宗说了实话,玄宗不但没有处分这帮名士,反而高兴地说,我正想见这个人呢。孟浩然从床下爬出来,玄宗问是不是献诗?浩然说我没有带。随后即兴吟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玄宗一听感慨地说,你不想当官,怎么能说我嫌弃你呢,你可不要诬赖我哟。之后下令,放还南山。
 
“厌官族”脱身的趣事不胜枚举,而唐代出现这一情况也是有一定规律的。从时间上看,盛唐前后的厌官族群体较大,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更是屈出不穷,越往后不愿当官的就越少,到晚唐时,几乎看不到辞官才子的身影。从职位上看,辞官者中县丞之类的小官多于京师大官,看来如果安排得满意,唐代才子也是不轻易说不的,如果都赋于他们厌官之名是不合适的,因为很多人是披着辞官的外衣,其实是另有所求的。从辞官的形式看,唐代的才子多保留古代文人的斯文遗风,直接抗命的少,假装有事的多。当然,在唐代才子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厌官族”群体,这就是喜欢隐居深山、逃避社会的人们。
 
分析唐代“厌官族”群体产生的历史背景,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文人的性格。恃才傲骨是唐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性格,很多文人对自己的才学相当自信,他们感觉有多少学问就应该当多大的官,如果达不到理想中的要求,他们就会辞官。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们非常讨厌当官,其实这是在通过辞官表现一种不满或积累仕途的筹码。另外,放浪形骸、游荡江湖的确是当时文人中流行的时尚之风,很多人跟风而动,迷恋江湖,对官位相对不感兴趣。
 
二是家庭的生计。开元时期之所以大量出现“厌官族”,这与当时普遍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无关系。当时,当官不当官,衣食无忧,即使自己手里没有银子,依然可以从朋友处得到帮助,文人之间经常周济酒钱,就是明显的例子。很多文人至少基本生活可以满足,他们不必在官场中劳骨伤神来捞油水,而在诗坛上吟诗唱和则是一件愉悦的事,所以一部分文人把官位看得很淡。而到唐朝衰落过程中,“厌官族”群体日渐变小,这令人想到了才子们要靠当官挣钱来养家糊口。
 
三是时局的动荡。动荡时期,很多人蠢蠢欲动,欲割天下,而要想独占一方的首要条件,就是手头要有人才,网络人才是各方的首要任务。此时,一些文人是有政治头脑的,忠君思想暗示他们绝对不能与贼同舞,所以一些文人在时局动荡时闻官色变,不愿高就。而一些政治敏感不强的文人,则往往误入贼船,气节难保,李白就是这样。安禄山闹事后,永王李璘欲割金陵,听说李白就在庐山,便邀请参与幕府,李白弄不清永王的真实意图,就胡里胡涂地就上了贼船,而另一群所谓的“厌官族”,则争相逃避,结果明哲保身。
 
四是官场的黑暗。唐代官场五花八门,武则天时期的严酷统治,玄宗时期的杨氏当道,不同时期的官宦小人参政,让一些文人在勾心斗角中看到了官场的险恶。历史现实证明,很多文人在唐代政坛上多为芸花一现,真正修成正果的为数并不多。其中很多人下场很是悲惨,不是流放边疆,就是杀头坐牢,这让一部分看破红尘的才子们在官位面前畏惧不前,隐居深山、远离官位成了一些文人逃避现实的最佳选择。
 
总之,唐代出现“厌官族”现象是一个历史真实,其背景是复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可以称道的,倒是唐代“厌官族”们的傲骨和风度,这相对各个朝代有些人一看有五斗米就折腰,一看到官帽就腿软来说,似乎是一种无言的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