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公安局户籍网站: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六 ——恶性的兽性抽风症

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六

     ——恶性的兽性抽风症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14页）

人的灵魂中有善良的天性，也有凶恶的天性；人性善，人性也恶，因为人也有兽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费尔巴哈论纲》）但是，兽性也是复杂的多元的，既有凶恶狠毒的饥饿时会吃人的虎狼的恶性的兽性，也有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的海豚、小白兔惹人怜爱的良性的兽性，还有不同动物对待同类的性格各异的兽性。

2005年10月报载，北京街上急驰的汽车突然减慢速度，绕过街中央的一群哀号的小狗。这群可怜的小狗围着刚刚被汽车压死的它们的同伴，一只小狗，围绕守护着它们的同类，向风驰电掣的大小汽车嚎叫、抗议，也是悼念、同情。这群富有感情、很讲义气、不顾可能也被压死的风险的小狗们在死去的小狗四周、在大街上哀号，司机们尊重这种高贵的动物的感情，减速、绕过去，甚至一位急刹车的小车被后面的车追尾。这种为同类冤死鸣不平、愤怒地哀号、尽情地大叫，在死者被杀的危险地带坚守、抗议的小狗的兽性，动物善良的本性，值得尊重、钦佩、赞扬。

有本书（《文革死难者》）记载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关于兽性的真实故事。一位知识分子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光荣地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负责放牛。他牵着牛到一棵大树附近草长得很好的草地，他惊异地发现老牛拒绝吃这块野地上的草，哀鸣着。因为不久前在大树下面杀过另一头牛——它的同类。这头含着眼泪的老牛不愿吃这些流下过同类鲜血的肥沃土地上的劲草，即使树下的草长得比其他地方更好。牛对死难的同伴永志不忘，怀念、心痛、哀悼，对血痕早已消失的土地上的草都不忍心再啃一口。牛的善良的兽性有崇高、美丽、令人尊敬的气质。

这位观察入微的五七战士还注意到麻木不仁的鸡的特殊兽性。同驯良的牛性不同，鸡对于食物完全是另一种心态，什么都吃。人们杀了鸡以后，把鸡的内脏扔在地上，死鸡的伙伴们，不论是大鸡还是小鸡、公鸡还是母鸡，都会一拥而上，争夺着抢先啄食同类的肠子。不论是远离杀鸡现场的偏远角落里，还是屠刀之下，仍滴着鲜血的死鸡身下的地面上，只要有鸡的内脏，这只死去的鸡的同类，都以斗鸡场上的乌眼鸡那样勇猛地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干净、彻底、全部、完全地啄食完同类的心肝和肠子。鸡是无情寡义的自私的动物。这种不动声色地噬食同类内脏的兽性，似与牛性有所不同。

人也是一种动物，是有思想有灵魂的高级动物，不同于牛，不同于狗，也不同于鸡等等动物，人性毕竟不同于兽性。巴金问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性怎么变成了兽性，人如何成了兽。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本身就有人性，也有兽性，人的基因有96%同大猩猩相同，90%的基因同猪相同。潜在的兽性什么时候发作使人会变成兽？马克思也讲过：“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样，就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流行性传染病：兽性抽风症，兽性会间歇地出现抽风状，隔一段时间大发作一次。在以前，两次发作的间隔时间是较有规律的，即每七、八年发作一次。后来间隔时间长一些。

兽性抽风症主要表现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善良人们的虎狼式吃人兽性。但是，也属于善良人们之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会在兽行抽风症发作期间失去理性、人性，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发泄出“一半是野兽”的野性、兽性。把当年高尔基的“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我一个也不饶”的革命坚定性用到文化大革命中平白无故地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臭老九”等莫名其妙的帽子的其他知识分子头上，小知识分子的中小学生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光天化日下，用铜头皮带活活地打死他（她）们的中学女校长、白发老师和小学生的同学。这些大念语录“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人性少于兽性。我们不能忘记，1966年8月在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北京市文联，一大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们，不少著名的名作家斗争一小撮作家，包括“人民艺术家”老舍。打手和高喊口号的看客，前台和后台的领导不都是作家、高级知识分子、人类灵魂工程师吗？20世纪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使用中世纪的酷刑，逼使自己的同类、同行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真正地被打翻在地，还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真正地被“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逼迫自尊心极强的老舍投湖自尽。当年对老舍之死动过手，举过手的高级知识分子，有谁真诚地公开地痛心地象巴金对自己曾经参与批判胡风那样从内心忏悔过？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被扭曲了灵魂与性格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这样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是不是患上了恶性兽性抽风症？那种革命中疯狂的言行，那种丑恶、凶残、狠毒的兽性的人心，比起北京大街上保护着被压死的小狗的同伴的狗心，应自叹弗如了；比起那头不啃地上丰茂的青草的牛，只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流下过同伴——另一头牛的血，应自惭形秽。那些争着啄食同类的鸡内脏的大鸡小鸡，是为了生存与活命。至于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些告密者、诬陷者、落井下石、罗织罪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居心不良的异类的人，这是超过马克思说的“一半是野兽”的野性、兽性大于50%的特殊性格的人。其他的多为兽性低于50%的“一半是天使”的人，主要是为了在残酷、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保存自己，为了活命，保家为己。当然，大家都用了崇高、漂亮的口号作为伪装，对自己的兽性作了多层包装，装潢得美丽些，使自己良心保持平静，一生也不必忏悔。无论是在道德法庭上或自己的良心法庭上，静夜默思时或临终回顾一生是非功过时，不必揭穿自己在多层包装下的野性的另一面。在这一方面，鸡比人坦白、大胆，而人比鸡更有智慧、更聪明。人心胜于鸡心。人定胜鸡。

巴金老人值得尊重，巴金精神值得宣扬和继承，巴金的《随想录》应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旗帜，每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政治运动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要学习巴金留下自己的《随想录》，不必留给后人评说。因为，文革中备受欺凌、侮辱、摧残、批斗和与萧珊痛苦地生离死别的巴金，敢于承认自己在政治运动中违心地错误地批判胡风等人是自己的软弱，是为了活命。他良心平静地告别了世界。他是真正的人。他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兽性这一半留给了苦难的人间，他只带着另一半天使般的纯净的灵魂飞向天堂。

最后，反思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的深刻教导：“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14页）。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兽性的人和人的兽性，并不奇怪。因为文化大革命正是马克思讲的专制制度，封建法西斯的专制制度，当然与人性不相容，也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感谢英勇、顽强、韧性战斗的中国人民和英明、正确的领导者，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噩梦过去了，我们也真诚地忠心地期望巴金担心的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马克思还预言过，人的兽性的完全消除，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愿从现在起到共产主义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人的兽性渐渐地减少，兽性抽风症尽量少发作，让光明、正直、诚实、友爱、同情、和谐的人性渐渐增强、发扬光大，首先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灵魂就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