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州市公司做饭招聘:人民大会堂选址天安门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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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选址天安门秘闻
文章摘自《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马祥林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一座宏伟的建筑，它就是人民大会堂。与共和国命运相关的无数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带有神圣和神秘色彩的厅堂之内。他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神圣殿堂，而且是中国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见……
☆ 自古以来新朝多不用旧器以示革故鼎新之态
☆ 人民行使权力需要有庄重的场所于是政治的与历史的轨道于1958年交汇
☆ 北京市政府建造万人大会堂的计划与中央政府不谋而合于是两案合一
☆ 人民大会堂选址的新老城区之争粱思成的意见被苏联专家否决
☆ 以中国国庆十大建筑回击苏联老大哥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
☆ 在大会堂的设计过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得到应验
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建立新的全国政权已经水到渠成。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新政府的权力核心具体设在什么位置？成了萦绕在中共领袖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焦点。
动身这一天的早晨，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有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李自成进北平，到北平他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新陈代谢，以新生的人民政权取代旧政权，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摧毁一个旧制度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那么一个新生的政权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人民的面前呢？
新政府是人民的，新建大礼堂是“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是乘火车到达北平的清华园火车站的。迎接毛泽东到来的现场气氛颇为热烈，但掩饰不住经过连年战争之后，北平城内萧条破败的景象。
“31年，快31年了啊！”
毛泽东凝望着北平昏黄而又惨淡的古都，喃喃地说到。
毛泽东对北平并不陌生，从他第一次来北京，到此时已经快31年了。
毛泽东清清楚楚的记着到达北京的这一天：
那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正在网罗人才，以期作为改革社会的栋梁之才。毛泽东被朋友蔡和森和师长杨济昌举荐，来北京大学。
从湖南长沙乘火车来到北京，一路奔波辛苦劳顿之意在所难免，然而，惊异的是，在路上，毛泽东连脚上的鞋子都被小偷偷走了。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就住在离北京大学不远处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的北方大土炕上。经杨济昌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负责报刊和阅览人员的登记工作，月薪8块银圆。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教益，这对毛泽东后来成为革命领袖，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31年过去了。
此时的北京，已经是物是人非，毛泽东感到大有翻天覆地之感。
首都，必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必然是权利中枢的所在地。
新中国定都北平，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深思熟虑的。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想法，逐渐地明晰起来。
北京，不但在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中国革命进程上起过先导作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北京成了革命的发祥地。
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却要把人民的政权定在北平。
对此，他曾明确讲过：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为此，毛泽东曾指示在华北作战的徐向前：“最好北平不要打！”
不打北平，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完整地保存北平，将来留做人民的首都。
后来，果然按照毛泽东所愿，国民党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于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考虑。
毛泽东就未来新政权选定首都的事，专门征询过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的意见：
“历朝皇帝的京城，不外乎西安、开封、南京或北平4个地方。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王稼祥早期在苏联留过学，考虑自然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因素。
王稼祥认为：“定都北平，我认为好处在于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我们和苏、蒙两国虽然有漫长的陆上国界，但没有战争之忧。至于石头城南京，虽说有虎踞龙蟠之势，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安全因素不能不考虑。至于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还是最合适的地方。”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承认王稼祥分析的有条有理。
是啊，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上友好国家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在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问题上，毛泽东还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那是在1949年的1月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飞抵石家庄，然后驱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向米高扬通报情况，说新中国准备建都于北平，苏联老大哥没有持异议。
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的计划：“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也希望把新的国都定在北平。他们纷纷写信给共产党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要他转告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人民通过自己推选的代表来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利，首先就要有一个正规而且庄重的议事场所。巧合的是，在毛泽东这段讲话10年之后的1958年，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开始动工修建的大会堂，正式被毛泽东定名为“人民大会堂”！
梁思成建议将大会堂建在五棵松
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致了开幕词：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歌，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接着，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负责对国都地点及纪年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6组。这个小组的主持人，是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马叙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以上4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至此，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从1956年起，先是在北京市政府内，就酝酿着在北京建设一个较大的礼堂的计划。
作为首都，北京在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大礼堂，来进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
那时，党中央和国家级别的大型室内会议，地点通常选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如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万人以上的大会，通常在室外举行，地点多选在天安门广场。如
至于北京市举办的各种集会，室内多是选择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音乐堂，室外多是选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以游园的方式进行。
室外集会虽然能让很多人参加，规模和气势都很宏大，但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偶尔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还可以，坐下来研究商讨国家大事，就不那么方便了。
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随着工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民群众渴望着有一个能直接聆听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的较大场所。
这种想法经过多年的发酵，在人们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成熟和甘美。
这个万人大会堂建在什么地方？肯定要建在北京的市中心无疑了。
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有着新城区与老城区之争。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城沦入日军之手。根据日伪政府的档案显示，日军侵占北平以后，1939年曾经出台一个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地区建设了一个新城区。
1946年，北平回到国民党政府手中，在日伪政府的规划方案基础上，当局提出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城区基础上，建设新北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考虑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驻地在五棵松地区一带，而且五棵松新市区经日伪和国民党政府的建设以后，已经变得非常繁华，市政设施也要好于北京古城。
因此，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负责制定新北京城市规划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大胆提出了在五棵松建立中央行政中心的设想。按照这一设计思路走下去，万人大会堂的地址，就应该选在五棵松附近。
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却反对这一设想，他们更愿意在北京看到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
苏联专家的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五棵松建新城是巨大的浪费，如果在老城建立行政中心，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和资源。
于是，在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主持下，北京市召开城市规划会议，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苏联专家团则对巴兰尼克夫的计划进行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对。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苏联专家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次会议之后，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这样一来，未来的万人大会堂不建则已，建就一定建在北京老城区的中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了。而北京老城区的中心，除了天安门广场还有哪里？况且解放初期，故宫已被改为博物院，旁边的太庙也被作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又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不仅已经成了北京市，而且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负责牵头北京旧城区的改造。他把著名的设计师张找来，对他说：“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红军曾在遵义的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一次露天的万人大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首都，建设一座正式的万人大礼堂。”
苏联顾问团也参加了新北京市的设计规划，为了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上级指定张与苏联建筑专家阿谢耶夫共同负责为未来的万人大会堂选址。
“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张心想，不由得暗自佩服共产党的魄力。
他估算了一下万人大会堂的面积，想为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念头刚冒出头来，立刻就被阿谢耶夫否定。理由并不复杂：根据建筑美学中“对称”的原则，万人大会堂的体积和规模过于庞大，从正阳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天安门、故宫的中轴线上，已经没有了它的位置。而放在中轴线的任何一侧，都很难对称协调。
因此，著名设计师张在最初的设计规划中，把万人大会堂画在南长街的南向对景之中。
当时有关天安门广场改造的12个方案中，苏联专家最为中意的1号方案和6号方案，都是主张把万人大礼堂建在南长街以南，建筑用地长约
1958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由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担任团长的城市建设考察团，去苏联考察城市建设问题；与此同时，万人大会堂的具体设计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具体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承办。
设计院根据郑天翔的指示，工程师们集思广益，进行了一次全院性的征集设计方案的活动，截止到
由于在设计方案中，并没有具体规定万人大礼堂的建设地点和建筑面积，又是以北京市委的名义交办的，因此，并不能说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考虑到了要盖礼堂及一部分会议室、休息室，建筑总面积在3万到
北京市设计院技术委员会将这些方案张贴出去，进一步征求大家意见。
当时，无论是哪一个设计方案，都对以下3个主要问题没有定论：
万人会堂的停车问题如何安排？大会堂应有哪些主要功能？应该采用什么建筑形式？
这3个主要问题，其实都和一个核心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核心问题就是：
这座万人大会堂究竟盖在北京的什么位置？
就在设计人员陷入苦思冥想的时候，从北京市委又传出了新的消息。
1958年8月下旬，当冯佩之率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考察团，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北京，全身心投入万人大会堂设计的时候，带队的冯佩之和设计院副书记沈勃，被叫到了北京市委。
他们二人原来以为要向郑天翔汇报出国考察苏联城市建设的情况，却不料在北京市委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消息！
郑天翔书记告诉冯、沈二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已经去北戴河，参加了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北戴河传来消息说，为庆祝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并要求这些工程务必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
建造万人礼堂，是国庆十大工程之首。这不仅体现在工程量上，而且还体现在工程的选址上：那就是亿万人所瞩目的天安门前。
于是，北京搞大会堂的任务与国家的国庆工程重叠了，两案自然合二而一。不仅如此，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也与建造万人大礼堂工程一起考虑了。
时间已经十分的紧迫，任务也是非常的艰巨，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兼建筑设计院院长冯佩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书记沈勃二人顿时感觉身上的担子骤然重了起来。
不久，关于国庆建筑工程的文件，就正式传达下来了。
礼宾司认为宴会大厅“太寒酸”，类似公社大食堂
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外墙贴着浅黄色瓷砖的大楼，在夏末秋初的阳光中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这座大楼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要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在北京玉渊潭附近，修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国家宾馆，作为国宾的下榻之处。
这就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的最初由来。
当然，“十大建筑”建成之后，也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如“工业展览馆”改名为“北京展览馆”。有的建筑被取消了，有的被新加进去，这是后话。
在这次会上，万里副市长还传达了邓小平总书记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高、艺术要好”的指示。
此时，距离国庆10周年的时间仅剩1年多一点。由于时间十分紧迫，北京市建工局和市政工程局，加紧了准备建筑材料、施工机械和组织施工队伍的工作，力争在1958年10月份破土动工。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按要求建起如此庞大的建筑，困难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建筑设计，这是一项复杂而又烦琐的工作。怎么办？只有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发动和动员所有设计人员，大家献计献策，才能尽早解决设计方案的问题。
于是，决定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发出征求意见的电报，邀请各省市著名建筑专家来北京，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
万里副市长传达完“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通知的第二天，沈勃和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两人就草拟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上报给北京市委。经万里批示之后，求援电报的电波从空中飞向17个省、市的建筑学家手中。
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之首。北京规划局在为“十大工程”选址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选址，已经初步决定要建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对称位置。
“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明年要大规模地庆祝建国10周年，展览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决定。届时将邀请数千外宾和华侨来参加国庆活动，需要建设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的大宴会厅以及居住的宾馆等重点工程。”
万里说话一向喜欢干脆利索，直奔主题。
“中央书记处指示，要求这些国庆工程要少而精，既要实用，又要美观，既要保证质量，又要讲求艺术，而且还要具有民族风格。建在天安门前的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要求庄重典雅，美观大方，并与天安门建筑风格相协调。建筑施工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要注意节约。”
台下的人们在细心的聆听，既为即将到来的大工程而跃跃欲试，同时也为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而担忧。
台上的万里环顾四周，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心思，接着说道：
“因为时间紧迫，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要求在座诸位一齐动手，拿出最好的方案来！”
万里结束了动员报告后，剩下的具体工作，就是建筑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配合协调。沈勃拿出了北京市建筑设计单位连夜赶制出来的关于“十大工程”的第一批图纸，分发给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图纸上标出了各项工程的规划位置，以及有关设计的简要资料。
这些图纸仅仅是第一批，距离最终成型应该说还远远不够。动员大会之后，北京市的各个设计单位立即组织本单位的技术人员进行方案设计。据初步的统计，当时参加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34个。
实际上，无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是北京市委，对由北京市单独完成国庆“十大建筑”都没有抱太大的幻想。搞如此大兵团的作战，除了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团结协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北京市这边展开动员的时候，发往17个省、市的“邀请电报”，也从首都雪片似的飞往各省、市党政领导的案头。
从
现在看来，此次可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建筑设计精英的一次大聚会。他们中有很多人当时就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泰斗，有的后来成为了名扬海内外的专家：其中有来自南京的杨廷宝，他是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江一麟，他是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来自上海的有3位，分别是赵琛、陈植、金经昌；来自湖北的3位是鲍鼎、殷海云、王秉枕；来自广东的3位是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来自辽宁的毛锌尧；来自吉林的郑炳文；来自浙江的陈曾植；来自河北的徐中和邬天柱；来自陕西的洪青；来自甘肃的杨耀；来自北京的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还有张开济、王华 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建筑方面的权威。
原来只邀请20多位专家，而实际上到了有30多人，被安排在北京的和平宾馆。
由于事起仓促，不少专家接到通知后，连来北京做什么具体工作都不大了解。江苏来的杨廷宝和江一麟两位设计大师，就是江苏省副省长于
等听完了详细情况的有关介绍，大家这才全明白事情的原委。
按冯、沈二人的要求，是要在5天之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鉴于大家离开家时一定很匆忙，北京方面想得十分周到，早已经派车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搬来了画板、画架和其他绘图用具，专程送到了专家们的住所。
专家们对自己将要承担的任务十分感兴趣，创作热情一下子被激发起来。有些专家当天晚上就铺开纸笔行动起来，开始了方案设计工作。
在世界建筑史上，对重点工程建筑方案，通常都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就连苏联的列宁墓都是如此。参加竞标的人，一般都互相保密，主要是怕有剽窃的行为。但设计人民大会堂等国庆“十大建筑”，却打破常规，采用的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方式，把专家们集中到一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十大建筑”中，只有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明确是建在天安门广场，大会堂建在广场西侧，面朝东方；两个博物馆建在东侧，大门朝西。其他建筑则只列名称、项目和规模，不提具体的功能要求，以利于设计者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方案被送到市委，刘仁、郑天翔、万里等市领导仔细审查了第一稿的方案，对未来的大会堂有了初步的印象。第一稿无疑是很粗糙的，设计中只有万人大礼堂。但市委领导人却并没有提具体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参加设计的专家进一步解放思想，着手做好第二稿方案。
设计第二稿方案的时间比第一稿稍稍充裕了一些。
利用这个间隙，一些年高德勋的老专家打电报给在外省市的门生弟子，请他们来北京参加设计，希望通过年轻设计师的敢想敢干，来给大会堂的第二稿设计方案带来清新而又大胆的创新。与第一稿不同的是，第二稿在万人大礼堂的基础上，增加了5,000人的宴会大厅的设计。
紧接着，在此基础之上，马上转入第三稿方案的设计。几部分人并驾齐驱，平行工作，除北京各设计单位进一步设计方案外，住在和平宾馆的外省市设计师也分为3个组，分别进行“十大建筑”的设计，专家们的分工也更加细致和明确。
大会堂的设计方案，主要由设计大师杨廷宝负责。
专家们虽然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都有很多的艺术作品问世，但设计大会堂这样规模宏伟的建筑还是第一次，况且质量要求又这么高，大家恨不得使出全身的解数，拿出最理想的方案。
第三稿交上去以后，万人大会堂尽管没有最后定型，但以天安门、两个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大会堂围起来的天安门广场，却已经初步成型。当时北京市委根据重大节庆要举行游行的要求，提出相对的两组建筑，起码相距
第三稿没有最后定案，主要原因就是设计思想解放的幅度还是不够，设计方案还是略显保守与呆板，步子迈的不大。鉴于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重要性，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特别指示由上海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广东华南工学院等4所大学，同北京规划局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共同参与。
此时，北京市规划局第一次给出了大会堂的建筑用地标准：东西宽
如此算来，万人大会堂的标准每人每座平均只有
对大会堂的要求也逐渐明晰：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不仅要有5,000座位的大宴会厅，还要有若干中型宴会厅。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真特地派出了他的副手张苏和连贯，到建筑设计院，当面向设计师提出要求：
“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人数在3,300～3,500人之间，全都要坐在头层的池座之中。”
“代表除了座位之外，还要有放文件和写字的桌子，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还有，人大在闭会期间，常委会是常设机构，至少还要设计常委们开会用的大、中、小会议室，还要设计人大常委会下属的民族、华侨、宗教、财经、法制等专门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还要有图书馆、印刷厂、食堂等等，面积不能太小。
设计人员屈指算来，原来
除了万人大会堂的功能性，还要考虑其艺术性。
但是，结果仍不理想。
方案定不下来，施工准备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连国务院领导也坐不住了。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传来的指示，要求发动群众的范围可以再扩大一些，特别是让青年人也参加到方案设计中来。原来由冯佩之、沈勃、金欧卜、李正冠、刘小石等5人组成的国庆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立刻展开工作，在刘仁书记的安排下，当晚就赶到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校党委立即组织学校的青年建筑专家，参加到方案的设计工作中去，大胆提出自己的设计意见。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也于当晚发动青年人积极参加方案的设计工作。
青年人果然有股子冲劲。在参考了前几稿老专家的方案后，只用了3天时间，就拿出了第四稿方案。这一稿对设计中某些关键问题，争论很激烈。
有人提出，大会堂应选在天安门南面的正阳门，而不是选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
有人对大会堂高度，是否可以超过天安门心存疑虑。
还有人提出，大会堂与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之间的距离，到底以多少为宜？两边建筑都是国庆“十大建筑”，都很高大，两者相距是
还有，大会堂要不要设计成天安门城楼那样的大屋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两组建筑如何对称？
在有些问题上，建筑设计师们的思路是一致的：大会堂要继承和发展中国建筑的风格和传统，具体地说，就是要同天安门、故宫、正阳门、前门的建筑风格相统一，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外国建筑一切优秀的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设计人员经过仔细的测算，得出结论：宴会厅2层(地下一层为供应大厅)需要
方案上报之后，周恩来总理肯定了整体布局，又将方案交由使用单位讨论。
不料，国务院礼宾司对大宴会厅的设计部分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太寒酸了，宴会大厅是为开国宴而准备，按原设计没有休息的场所，没有回旋余地，贵宾们一进大会堂必须马上登堂入厅，对号入座，类似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没有国宴的气氛，甚至有损国家的尊严。
批评如此尖刻，设计人员感到责任重大，于是在第五轮的设计方案中加以调整和改进。
刘少奇问：“廊子这么高，能遮得住雨吗？”
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的拆迁工作也已经展开。
赵、沈二人的方案中选，曾引起一阵风波。其他专家均按
大会堂的总体设计，屋顶、门、窗设计都体现出中国建筑的特点。
例如，大会堂大门前柱子的间距，中国的传统是中间宽，两边窄，在设计中要反映出这个特点。不仅要从总体、外表反映出中国建筑的特点，从内部的装饰，墙壁的颜色、挂图、雕塑、地毯、用具等也都要反映出中国的色彩。要使人民群众一进大会堂，处处都感到是中国的，而这一切又都是现代化的，不是古色古香的。
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要体现出意识形态的痕迹。从建筑上体现政治色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于是就有人在设计方案上加以说明：封建时代皇帝搞的建筑，体现他的唯我独尊；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搞的建筑大部分采用拜物教的建筑手法；而我们将要修建的是社会主义首都的大会堂，从设计思想上要体现“以人民为主”、“物为人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理论是抽象的，落实在设计方案上就要具体了。要使工人、农民一进入大会堂，不仅要感觉到她的庄严雄伟，同时也要使人民群众感觉到，自己就是这所建筑物的主人。
大会堂中的大礼堂，设计要求能容纳1万个人的座位，要有能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和与之相配套的小会议室、休息厅等，要设计得美观、适用，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铺张浪费，要精打细算。
大会堂建筑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也颇费心思。比如门窗的比例，建筑师们都知道，门窗的比例关系，就好像一个人的五官，门就是人的嘴巴，窗户好比人的眼睛。五官长得美丑，嘴巴和眼睛的作用很重要。
再比如大会堂的灯光和音响。设计中的大会堂大礼堂共有3层，从地面到天花板有30多米高，参加会议的，一般以中、老年人居多，要使坐在每一层、每一个座位上的人，都能够看清楚自己桌上的文件，看清楚主席台上的情况；不仅要看得见，而且还要听得清楚主席台上的讲话、会场中的发言和舞台上的演唱。对灯光和音响的设计要求之高，是可以想见的。
参加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没有一位有过设计如此宏大建筑的经验。
因此，多个方案进行比较，取长补短就变得很重要了。
不仅如此，方案设计出来之后，还要走群众路线，画出图纸，制成的模型，把干部、群众请来参观，让他们提意见。
原来的设计中，万人大会堂有3层眺台4层座位，类似西欧的大歌舞剧院，国外称之为“飞机座”，观看主席台的效果并不好，但能听得很清楚。为了能让后排的人看清楚主席台，第4层座位的俯角已经达到了30度，已经超过了体育场看台的27度，太高太陡，观众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后来，经过请示彭真，把池座放宽，只设两层眺台，才解决了问题。
12月初，经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安排，国庆工程的建筑模型被送到中南海，准备请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审查。
这一天是星期六。晚饭后，彭真带领赵鹏飞和沈勃到中南海政治局会议室。中南海恰巧有晚会演出，在晚会休息的时候，刘少奇、朱德由彭真带着，来到了陈列模型的房间。
沈勃连忙以模型为例，把国庆建筑的主要尺寸、装修材料以及外墙的颜色等等做了简要汇报。刘少奇、朱德边听介绍，边仔细地看着模型。
刘少奇突然打断了沈勃的话，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指着大会堂的模型问：“这里要这么多廊子干么子哟？”
赵鹏飞和沈勃连忙解释道。
“这里的廊子，一方面是为了起装饰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为进出的人遮雨。”
刘少奇皱了皱眉头：“廊子这么高，能遮得住雨吗？”
听口气，刘少奇不太赞成要这么多的廊子。
朱德委员长则是对材料的质地十分感兴趣，他详细询问了大会堂外墙面采用的花岗岩是哪里生产的，质地好不好。赵鹏飞和沈勃一一做了解释。
又是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有的专家毫不客气地对大会堂设计方案提出批评，认为大会堂建筑在设计上建筑体积很大，给人的视觉感觉却不够高大，再有就是大会堂中部设计的不够突出，西侧应该压低些以突出中部。另外，两翼伸出部分太瘦，正门中柱廊太多，千篇一律，又显琐碎，柱廊林立，气氛沉闷；观众厅过大，台口过高，采光困难，应改为玻璃平顶；平面铺张，中厅面积太大，门到大厅距离太远，南北立面伸出部分生硬，对称勉强，风格上民族传统不够。
特别梁思成的意见，比较突出尖锐。
“在大会堂建筑艺术的处理方法上，无外乎‘中而西’、‘西而今’、‘中而古’、‘西而古’几种思路，其中最坏的是‘西而古’！”
梁思成所说的“西而古”，是指模仿古代西方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的建筑放在天安门广场周围，显然不太协调。
“试想，如果未来的大会堂建成一座‘西而古’的建筑，这与19世纪英国伦敦的音乐厅有什么区别？我看说她像美国芝加哥博物馆大楼、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的翻版也不算过分。”梁思成如数家珍，全然不顾中标设计者的感受。
“从现在的设计方案上看，大会堂外形确像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尽管在细部上多加几个中国式的斗拱、琉璃、彩云，从神韵上也还是不像中国的。”
“此外，整个建筑显得不够高大宏伟，尺度比例不够好，令人感觉像是把小孩放大了一样——尽管样子像个成年人，但神情仍然脱不了幼稚之气。”
梁思成的批评确实切中了原来方案的要害，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北京工业设计院的总建筑师王华 彬十分支持梁思成的意见，认为中选设计方案的面积和体积太大，厅室过多，不仅大而无当，而且采光、通风不够，需要依靠人工，脱离实际。
会后，上海来的6位专家学者联名向周恩来总理送上一份书面报告，对设计中大会堂东门的高度
周恩来给大家讲了画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作为国庆“十大建筑”之首的大会堂，在设计阶段就引起专家的争议，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
能容纳1万人开会、5,000人会餐的巨型建筑，却只有8个月的工期，其难度可想而知。
到北京前来参加会战的建筑专家们，哪一位不想在祖国的心脏留下一座不朽之作？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于是分歧在所难免；统一大家的思想也就贯穿于大会堂设计的全过程；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成了那个特定时期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凝聚着国内顶尖高手的心血。
为了解决大会堂设计中的分歧，根据张工程师的回忆，1958年11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御河桥交际处召开了专家会议。
御河桥交际处，即原来日本大使馆强迫袁世凯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的所在地。到这里开会的各方面专家共有40多人，有从冶金部请来的钢铁方面的专家邓恩诚，有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的专家汪菊潜和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等，还有
中选方案的设计者赵冬日和沈其因为避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梁思成首先发言。他先在周恩来总理的面前画了一个头大身子小的娃娃，以说明大会堂在原设计上所犯的错误，同时指出，大会堂“西而古”，没有时代精神。王华 彬则再一次对原方案“大而无当”提出了批评。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梁、王二人的意见，却对大会堂的安全问题不能释怀。他对梁、王二人谆谆嘱咐道：“大会堂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不要在大会堂里试验新结构。要考虑眺台上的观众拥到前排欢呼的场面。另外，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的紧急疏散，必须认真计算，保证在短时间内清场。要门多，路畅。”
在场的几位冶金专家和桥梁专家，都向周总理保证，两层眺台悬挑出14～16米，结构钢材没有问题。
关于大会堂方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有益而无害。他转述了彭真讲过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很久以前的民间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是一个留着两撮胡子的印度男人形象，老百姓不接受这个形象。后来画家把这幅画张贴在集市之上，自己则躲在画像后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然后吸取了大家的意见，才形成了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观世音菩萨的模样。画菩萨当然要比设计大会堂简单多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针对大家对中选设计方案的批评，周恩来含蓄地说：“从丝绸之路开始，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有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印度的塔传到中国之后，形神都有所变化，但未离其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应该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含包并蓄，都应拿来为我所用。如果大家还不满意的话，好在我们的建设量将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
见周恩来如此一说，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会后，设计方案又经过了一番认真的修改。
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的问题。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等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做了总体介绍，万里、赵鹏飞在简要汇报了各项工程的具体情况后，退到休息室，等候领袖们拍板。
会议结果比较乐观，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国庆工程的大体方案。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对等在外边的万里和赵鹏飞，高兴地说：“通过了，通过了！你们可要抓紧施工啊！”
国庆“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的总体框架通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万事大吉。
这一次由国家城市建设委员会出面，地点选在了北京科学礼堂，主持人是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规格比上一次高出许多。
齐燕铭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时间紧迫，所以大会堂在设计上存在一些缺点，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希望各方面从爱护这一建筑的角度出发，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搞得更好！”
说罢，齐燕铭将目光转向梁思成。
由于梁思成是公认的建筑设计权威，上一个方案又是以他的意见为主修改的，因此梁思成不再客气，首先做了发言，对修改之后的方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经过修改之后的设计模型，‘西而古’的东西去掉了不少，虽说仍有改进的余地，但毕竟比原来的设计方案要好多了。” 接下来的讨论，从大会堂的外形，转到大会堂内部的结构。
建筑专家王华 彬谈了自己的看法：“人大会堂的特点是面积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声音、通风都不好解决。”
王华 彬不紧不慢地说。
“建筑面积从原来的
王华 彬建议，中央大厅要开天窗，用平顶玻璃采光。为了增大面积，可以采用挖院子的方式。两旁柱子可以取消，做成贴墙柱，美观而又节省。
另一位专家朱兆雪表达了同意原设计方案的意见：“还是原方案朴素大方。试想，如果大会堂取消了柱子，雄伟气魄还会有吗？我看就像个大工厂的车间了。”当他说到没有柱子，大会堂就像大车间的时候，有的专家不禁想笑，会场上紧张的气氛有些和缓下来。
专家们各抒己见，对梁思成提出的“西而古”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这种论调是用一种概念来约束人的创造力。
“西洋建筑中有的东西，不见得中国建筑就不能有了；同样，有了廊和柱不见得就成了西洋的。”中选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女建筑专家沈其说。
刘开渠、钟灵等美术专家也都提出了同意原中选方案，认为新的、民族风格不见得就排斥西洋建筑。在建筑艺术上，不管是西洋的还是中国的，都可以去粗取精地来应用。
有的专家建议，在不变更原结构形式的前提下，大会堂的建筑面积可减少一些，中央大厅挖院子，这样可以解决附近厅舍的自然采光问题。还有专家认为宴会厅的大楼梯设的位置不合适，直接跑上去太不舒服，建议改在两旁。
讨论十分热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最后，专家们对大会堂的平面布置、面积使用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对大会堂设计上的争论，由于争执不下，不得不提交最高层裁决。
1959年1月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和彭真，把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朱兆雪等直接负责大会堂设计的领导和专家找到办公室，听取对于大会堂设计方案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专家们争议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例如大会堂的顶棚设计，因为不仅涉及到建筑学，而且设计到声学和光电学，一时间让设计人员无从着手。音响方面的专家认为大会堂设计空间太大，声音没法处理，要想保持高质量的声音，必须对空间大加压缩。
还有一些艺术家认为，大会堂的会议厅太高，开会的人坐在里面，会显得十分渺小。
汇报到这里的时候，彭真问道：
“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
周恩来总理启发大家，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我们站在天底下而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我看咱们不如采取这样的办法：俗话说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大会堂的屋顶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水天一色，浑然一体，你们说好不好呢？”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叮嘱大家：
“你们可以先做个模型，咱们来看一看实际的效果。”
周恩来总理从写字台上，抽出了一张用过的草稿纸，在背面的空白地方画出了一个扇形结构，然后拿给大家看。
这是大会堂后边结构的形状，从周总理勾画时一气呵成的熟练程度来看，他在大会堂形状方面的考虑已非一日，早已经成竹在胸。
在场的人们不禁感叹起周恩来总理的远见和细致。
“主席团老人多，西大门要给轮椅出入留下坡道”
1959年1月中旬，冒着北京冬季凛冽的寒风，周恩来和彭真再一次在北京市人委交际处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面对大会堂的设计意见。
这次邀请的范围更加广泛，除了相关部门的领导之外，还有在北京的建筑专家、结构专家和美术家。
会议记录中显示，出席会议的有齐燕铭、连贯、刘秀峰、金瓯卜、林乐义、邓恩成、刘开渠、梁思成、汪坦、刘小石、万里、冯基平、吴晗、王昆仑、赵鹏飞、佟铮、冯佩之、张鸿舜、沈勃、杨润景、徐康、赵冬日、朱兆雷、张开济等人。
座谈会开始之后，周恩来总理首先讲了话。
“听说大家对大会堂的设计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她是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给她治病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虽然语调风趣幽默，但关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没有子女，但又十分喜欢孩子，他把未来的大会堂比喻成孩子，可见其对大会堂牵挂的程度。
接着，周恩来总理逐一询问在场的各位专家，这个建筑垮得了垮不了，能保证多少年。
“盖好大会堂这么大的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两者相比较，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
这就是人民大会堂寿命不能少于350年的来历，时间原来是比照故宫而来的。
“一个建筑物垮不垮，总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目前施工时间短，任务很大，钢梁跨度比长江大桥还要大，尽管有现代化的施工方法，但一切矛盾都会增加，很多因素会起变化，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周恩来特别嘱咐负责施工的领导：“工程材料要保证质量，千万不要将就，钢材不好就不要使用，日后如果出乱子一定是在将就凑合上。设计、材料、施工这三关一关过不好就会垮。”
接着，周恩来又对大会堂施工中技术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
对工程的质量问题，大家观点并没有分歧。周恩来总理一上来就强调质量问题，抓住了大家共同关心而且容易达成一致的关键点，无形中在艺术风格上的门户之见就被冲淡了许多。
于是，周恩来总理又把话题转到了争议最大的大会堂建筑形式方面的问题。
“大会堂要搞得更好、更美，看起来比较舒服，使用很合理。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确实很难。我的意见，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的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梁思成在发言中，解释了他曾经说过大会堂建筑风格上有“西而古”的问题。
周恩来说：“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古非古’、‘是西非西’，而在于1万人开会，5,000人会餐，8个月盖完的问题。这样就得马上定案，立即施工。如果两三年完成，就可以更多地征求意见了。”
周恩来总理一下子点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们从心里钦佩。
“无论谁盖房子，我们的方针都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如果有人认为不好，将来可以搞更好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所以大家提意见，要在现有设计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能采纳的当尽量采纳，使建筑搞得更完善。
彭真在讲话中也强调：
“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所用，只要能融会贯通，符合适用、经济、美观的方针就行。中国民族有个特点，就是善于学习外国的东西，并且能使之变成自己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过外国。我们的思想要完全解放，不断地吸收中国、外国的养分，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实践，我们终究会走出一条中国的建筑路线来的。中国革命的路线就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从成功和失败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建筑路线就是古今中外，凡是正确的我们都吸收，办法是有领导地集思广益，群众路线。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就是吸收了大家的意见。”
彭真把在建筑施工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拉出了一个提纲，并逐一做了说明：
“建筑大会堂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首先是基础，其次是结构，第三是材料。设计要计算准确，无论是主料和零件料都要注意质量；木材要干燥的，不合格的不要用；施工特别要注意结合部，应该严格地进行检查。建筑色彩是个大问题，要给予充分的注意，既要庄重又要有朝气，活泼而不轻佻，要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朝气勃勃、踏踏实实的作风。”
这次座谈会之后，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那边反馈回来的消息，又补充增加了大会堂功能方面的要求。他们认为，大会堂除了能满足召开万人大会的需求外，还需要建造一个能容纳1,000人左右的小礼堂。此外，各省市需要有一两个大会议室和相应附属用房。
于是，设计人员又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将大会堂上层中央大厅的前边，原来设计成的空廓部分，改成了能容纳1,000个座位的小礼堂，可作为小型的文艺演出和放电影之用；还在大礼堂的两侧，增辟了8个大的会议室。同时，为了施工方便，把大会堂西面的南北两段空廊和圆柱取消。图纸经过此番修改，“大而无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大会堂共设计有东、西、南、北4个大门，关于大会堂的门，还是很有讲究的，各有不同的用法。东大门主要是走人大会议的正式3,000多位代表，他们主要坐在一层；北大门主要走人大会议的列席人员，包括全国政协委员、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中外记者和各国的在京使节，每次约有6,000人出入，他们一般坐在二三层的眺台上；西大门主要走人大主席团，每次约300多人，在主席台就坐。南大门为人大常委会的正门，人大常委日常办公由此出入，西大门有时也有迎接来访国宾的功用。
在设计建造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4个大门的建设情况，提了具体要求。例如，走人大主席团的西大门，考虑到老同志比较多，他们中的一些人要坐轮椅出入，所以在西大门的南北两侧单设坡道，以利于车辆出入。就连4个大门台阶的高度，也是周恩来定下的
另一处修改比较大的地方，是大会堂的大宴会厅。
这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比较关注的地方。采纳了礼宾司的意见，周恩来指示，出入国宴贵宾的北大门必须设计的庄严、隆重，不能采取低矮的雨篷方式。再就是，北门正好迎着北京冬季的西北风，冷风直灌，设计人员曾考虑在大门口设置热风幕的设备，但由于门太高、风太大，热风幕的效果发挥不出来，最终还是采用加大风门厅开间的方法，才得以缓解。
周恩来告诫大会堂的设计者，一定要吸取北京饭店的经验教训。周总理十分欣赏北京饭店中楼的迎宾路线，而对新西楼的迎宾设置不甚满意，通常主人要站在风门口迎宾，没有回旋余地。尤其是在冬季，贵宾穿的比较多，尚未整装即达正厅，宾主仓促相遇，显得有些窘促。宾主只能先握手，后存衣，不符合礼仪程式。
在原设计中，能容纳5,000人的大宴会厅北部东西两侧，各附设贵宾厅一处，厨房设在贵宾厅的上面。在做施工图的过程中，经征求各大饭店餐厅的意见，又把厨房改在宴会厅同一层的两侧。
后来，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参观上海大饭店之后，征求了上海一些建筑师的意见，他们认为厨房与宴会厅同层有很大的弊病，厨房油烟味会很容易吹进宴会厅里，造成宴会的效果大打折扣，提出应仍将厨房改到上层去，将备餐厅改为贵宾厅。
可是，在征求了北京饭店、服务局、北京市防疫站的意见之后，认为厨房设在上层也有缺点，无法同时供应5,000人的中餐热菜，卫生问题也不好解决。
设计人员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把厨房的空调改为负压回收，供应中餐不仅不受影响，而且厨房气味通过负压吸收，从厨房里排出去，不会透进宴会厅中。
齐燕铭看了这个解决方案，非常高兴，同意照此办理。事后证明，这种办法确实有效，即使厨房和宴会厅的门完全敞开，厨房炒菜的气味也不会飘进宴会大厅。
为了解决厨房的油烟飘散进宴会厅的问题，周恩来还指示设计者到北京饭店去实地考察。1958年底，杨勇将军在北京饭店主持了欢迎志愿军回国的盛大宴会，共摆了80桌筵席，每桌10人，共800人。以张为首的设计人员参加了这一宴会，从后厨的操作、服务员上菜、供应酒水，到品尝菜肴，来个全方位的体验，对后来完善大会堂宴会厅的设计起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国宾、贵宾进入大会堂的宴会厅，有一套符合传统的顺序：从北大门入门后，经风门厅、两侧的衣帽厅转入中间的交谊大厅，然后经过一座汉白玉大楼梯，直达迎宾大厅。作为主人，通常在迎宾大厅侧面相迎，既不显得局促，又显得十分隆重。
设计汉白玉的大楼梯，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楼梯高
后来毛泽东到大会堂视察，也对这个大楼梯十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