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华山医院名声:任仲夷、王玄:救亡运动中的红色恋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8 23:29:14
任仲夷、王玄:救亡运动中的红色恋人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13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召

  任仲夷、王玄伉俪在抗战中。
  王玄接受南都记者采访。南都记者冯宙峰摄   1935年12月9日,军警封锁中国大学。   1936年2月,军警闯入中国大学逮捕学生。   1988年,任仲夷与王玄探访原北平的德权公寓。
□任仲夷

入党时间:1936年6月

入党地点:北平

入党介绍人:李铨(北平政法学院)

□王玄

入党时间:1936年

入党地点:北平

入党介绍人:王旭(东北大学)

  尘封往事历历在目,94岁的王玄追忆着,她与任仲夷相识的最初。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大学求学的任仲夷和在东北大学求学的王玄,在北平(今北京市)毅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他们怀抱共同理想,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生信仰,也选择了彼此作为终生伴侣。

  “偷”钟罢课,投身“一二·九”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始建于1923年4月的东北大学顿时风雨飘摇。日本南满公学学堂堂长到校,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劝师生照常上课,遭严词拒绝。东北大学成了日寇侵华后第一所流亡大学。9月26日,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

  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体恤东北流亡学生艰难,不仅免了学费,提供免费吃住,还每月补贴少量零花钱。1935年,不满18岁的王玄从辽宁来到北平,进入东北大学学习。

  但是,此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出自时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之手)。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并准备和日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爆发了。

  “我们亡省了、没有家了,所以东北大学的抗日态度特别积极。”王玄记得,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两次游行示威中,她和同校同学手挽着手,潮水般涌上街头,突破军警阻挠,一路喊口号、贴标语、发传单。

  成千上万北平学生与王玄一样,加入到游行队伍里,其中就有任仲夷。不过,那时两人还素不相识。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生于河北威县一个普通教员之家。1934年,20岁的他与杨易辰等几十个同学从天津河北省省立法商学院(注:时天津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转到北平中国大学。任仲夷就读政治经济系。

  创办于1912年的中国大学具有“五四”运动传统。早年有李大钊、鲁迅等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20世纪30年代以来,李达(出席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吴承仕、杨秀峰、黄松龄、吕振羽、马哲民、刘侃元、杜叔林、齐燕铭等著名学者云集中国大学。他们不仅在授课时对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对中国大学和北平市的学生运动进行帮助和指导,甚至亲自参加学生们的活动。

  1936年2月29日,中国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该校学生领袖董毓华作报告,介绍“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运动的经验总结,和北平学生在寒假期间深人农村、南下宣传的情况。

  忽然,一大群武装军警包围学校,在校内特务分子的指引下,冲入会场,进行大搜捕。鲁方明、孔震萍、浦思澄、吕世隆、张新民等学生还有刘侃元教授共约20人当场被捕入狱。这一天,正逢大雪纷飞。为了纪念这一惨痛的日子,被捕学生鲁方明在狱中用《满江红》的曲调,编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二月雪天,被捕在中大门前。一个个,绳捆索绑,警镣军鞭。若问犯了什么罪?为爱国家锦江山。”“军监中,军法严。戴脚镣,衣衾寒。铁窗里从此做了囚犯。”“看敌寇侵人腹地,发冲冠!”这首歌编出后,很快就在北平各校学生中流行起来。后来,中国大学同学就把这次大逮捕称为“二月事件”或者叫做“二月雪天”。

  “二月雪天”刚刚过去,中国大学被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全校同学万分悲痛,有的甚至泣不成声。可是校内按点上课的钟声,照常当当地响。学校当局装做若无其事,好像因爱国入狱的同学是罪有应得似的。“其实,那时凡有一点爱国心的学生,哪里还有心上课呢!每逢听到上课的钟声,就感到无比悲愤与烦恼。”那几天,任仲夷借用北平政法学院学生李铨的油印机,编写和印制了许多传单,邀杨易辰在校内秘密散发。传单内容是:“全校同学罢课,誓做被捕同学的后盾”,“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等。

  任仲夷和杨易辰还悄悄商定,设法把那口每天打点的大钟搬掉,以示学生罢课的决心。那口大钟原本牢牢系在学校院内一棵大树上,树身高达三丈,想把它搬下来十分困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夜深人静时,两人偷偷地溜到挂钟的地方,任仲夷负责放哨,杨易辰攀登上树,将系钟的绳索解开,用一只胳臂攀住树身,另一只胳臂挟住大钟。他俩原想把那口大钟抛入大树旁边的深井中,但因井口被冰封得太小,抛不下去,只好绕道150多米,由杨易辰把它藏进校院西边的一座假山石洞里。

  第二天起,钟声不响了,师生都感到惊奇。有些同学高兴地说:“大钟也和我们一同行动,罢响了!”那口大钟为何突然失声、不翼而飞?在学校里成了一个谜。

  半个多世纪后,任仲夷将这桩“偷”钟罢课记,写进亲撰的《抗战爆发前中国大学党支部工作的回忆》中。

四个月内,“入中学”转“入大学”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1931年到1934年,中共在一系列错误方针指导下,全国白区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受到毁灭性打击。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追截,北上陕甘宁开辟新的根据地。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爆发几年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连续换了近20位。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害或逃亡,仅1934年春夏就有千余人被杀。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20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初期,中共党、团员彭涛、姚依林、黄敬(因被捕失去党的关系尚未恢复)、谷景生、周小舟、郭明秋(团员)等人,在党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渗透到群众社团中去,在组织和领导层中发挥骨干作用。

  “一二·九”运动后,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迅速改变斗争策略,撤销原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北平市委,1935年12月20日,林枫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很快在学生自发成立的北平学联中第一次建立党团。1936年2月,北平市委又指导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组建工作,从此以后,这场最初是北平学生自发的爱国救亡运动,开始走上中共领导的轨道。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二·九”运动中的大批有觉悟、有知识的学生,被吸收入团、入党,当时有暗语分别称“入中学”、“入大学”。

  1936年中国大学“二月雪天”前几天,北平政法学院的学生党员李铨找任仲夷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事。不久,任仲夷被批准入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通知,取消共产主义青年团,所有共青团员一律转为共产党员。同年6月,任仲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很快被任命为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早在1924年,中国大学就建立了党组织。“一二·九”运动后,上级决定把学校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由于那时党处于地下,一切活动都是绝对保密的。在任仲夷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前,对中国大学里党的工作情况知道得很少。后来他才知道,当时中国大学的教授中,杨秀峰、黄松龄、吴承仕、吕振羽等,都是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共产党员。

  中国大学新的党支部建立之初,只有党员十余人;从1936年5月至1937年5月的一年时间内,支部党员增加了两三倍。如果把组织关系在校外的党员都计算在内,全校共产党员有六七十人。这在一所约千人的大学中已算是相当大的比重。中国大学就是依靠这个力量,把全校同学凝聚和团结在一起,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和各种革命活动。

  任仲夷在文章中记述:当时,讨论和研究哪个人够不够人党条件,很少考虑他本人的成分和出身,主要是看他本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表现。至于吸收新党员入党,只需要一个人的介绍就行了,并且没有预备期的规定。因为党处于绝对秘密状态,新党员入党时,也就不要求必须经过什么仪式。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的党员小组也会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在小组长主持下由新党员面对党旗向党宣誓。

  中国大学党组织重新建立后,上级党组织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党章和党纲的教育。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同时不断吸收新党员,党支部确定把遵守党纪、特别是严守党的秘密的教育作为首要任务。这就形成了一条纪律:为了避免暴露政治面貌,只有在开支部会和党员小组会时,或者当党员个别接头,互相悄声谈话时,才可以彼此称呼“同志”,平时在公开场合是不允许这样称呼的。因此,每当党员相互之间称呼“同志”的时候,彼此都感到亲切极了。

进步学生思想状况各不同

  作为中国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任仲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展新党员。“这既是抗日救国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很多进步学生的迫切要求。”

  任仲夷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共产党在很多学生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主要是因为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旧社会的极度黑暗早已非常不满,所以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且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其中,思想更为进步的同学,则更是向往共产党,并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

  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任仲夷注意到,在进步的学生中,思想状况各不相同:“一般地说,多数同学起初只有爱国思想和抗日救国的要求;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亲身的实践,许多同学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动本质,进而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最坚决和最可依赖的党,要真想抗日救国,必须跟着共产党走。但是,这部分同学往往还没有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或者还不愿意参加共产党。”

  任仲夷曾分别探问过两位已经参加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同学,还愿不愿意参加一个比民先更为先进的组织(意即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他俩都回答说:“已经参加民先了,不是一样抗日吗?何必再多一个危险呢?”任仲夷认为,这样的同学,“当时还只有民族革命的觉悟,还不了解参加共产党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伟大意义。”

  不过,很多青年学生的思想变化和觉悟的提高随形势变化很快。1936年夏初,任仲夷问同校政治经济系的学生管大同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时,他还表现出不大愿意的样子。但时隔不久,经过另一个党员的介绍,他已被支部接纳为党员了。在1936年的“六一三”示威游行中,他是高举旗帜走在中国大学学生游行队伍最前列的人。

  被任仲夷称为“于大哥”的中国大学法律系学生于希垄,以前在天津河北省法商学院上学时和任仲夷是同班同学、同住一间宿舍;到中国大学时,两人在校外公寓和校内学生宿舍也同屋。当时的进步学生活动,于希垄没少参加,包括1935年的“一二·一六”游行,1937年北平学联组织的春游,纪念“五四”运动等。不过,于希垄经常对任仲夷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有家庭负担的人,如果我像你们一样,万一出了事就不好办了。”每逢碰到一些陌生人到宿舍来找任仲夷时,于希垄总是主动悄悄地离开。其实任仲夷从事党的工作,于希垄心里是明白的。根据他的情况,任仲夷也就不再向他谈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而完全把他当做一个党的同情者。

  任仲夷认识的一位英文系的同学起初也是一位党的同情者。他愿意和思想进步的同学交往,他最亲密的同学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甚至他的女友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却从未表示过想要参加共产党。有一次他与任仲夷在一起谈心,他用铅笔画一道直线,说:“你们就好比这条直线”(意指共产党),然后他以那条直线为轴,又轻轻地画一条螺旋状的细线环绕在直线上,接着说:“这条线就是我。无论什么时候,我总是围绕着这条直线走。”又说:“这样对我来说就比较自由。”任仲夷猜想他当时还是受小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影响、不愿受党的纪律约束。不过,“七七事变”后,当任仲夷在济南又见到这位同学时,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了,并且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由于个人思想觉悟程度不同,家庭与社会处境不同,同情共产党、却不肯参加共产党的学生,的确是不少的。对于这样的同情者,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好好地团结他们,并引导他们根据各自的意愿和爱好,去参加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工作和各种进步活动。”在回忆文章中,任仲夷这样总结道,“像开始是党的同情者、后又成为共产党员的人,为数也很多。我体会到,团结所有党的同情者,应当永远作为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政策。”

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

  1936年,在认识任仲夷前后,王玄在东北大学加入了共产党。据王玄回忆,当时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陆平也想介绍她入党。

  那一年暑假,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任仲夷化名任所之,独自搬出学校,到北平西单商场后面的太仆寺街德权公寓居住。恰巧,王玄和几个女同学也住在这里。

  这些回不了故乡的东北女生,常常在一楼的宿舍里唱歌,唱《渔光曲》,唱《打回老家去》,唱得最多的还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青春深情的歌声,吸引了住在二楼的任仲夷的注意。

  有一天,女生宿舍外墙上有一行粉笔字:希望你们不仅会歌唱,还能拿起刀枪上战场,将来做社会的栋梁。“楼上楼下这么多男生,这是谁写的?这家伙还挺革命啊。”这行神秘粉笔字引起了女生们的极大好奇。

  德权公寓附近有一家电影院,早场电影票价低廉,穷学生们常去。有一次放映《今日之苏联》,对社会主义苏联充满向往的学生们争相观看。电影结束后,王玄和几个女生步行回公寓,一路上兴奋议论。任仲夷和几个男生主动与她们搭话。有了共同话题,他和她很快就熟悉起来。

  从此,王玄的宿舍门前,时而出现一张写着何时将放映“进步电影”的小字条,时而出现一卷名为《永生》的进步刊物。虽然没有留名,但王玄知道这都是任仲夷干的。他们逐渐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任仲夷给王玄写信表达了爱慕之情,那时的王玄表示“还要考虑考虑”。其实,他们的心已越来越近。

  在王玄的印象里,学生时代的任仲夷,有时穿个大长袍子,有时穿背带工人裤,“怕被认出来抓走”。1937年,任仲夷调任北平中共西北区委书记。王玄说,那时,任仲夷还给她和其他女生“布置任务”,让她们上天津纺纱厂,了解女工的艰难生活,以此进行阶级教育。

  “七七事变”后,北平很快沦陷。任仲夷和王玄以及几个同学原本打算一起上延安,但是由于道路被破坏,又担心路上有土匪,只好放弃。之后,任仲夷和王玄离开北平,从天津乘轮船到达山东济南。他们决定结婚了。王玄记得,那时天气炎热,她想再等等。任仲夷有些等不及,因为党快分配工作下来了。“没有走形式,也没有打报告。以后就老在一起,没有分过。”王玄清楚地记着,结婚的那一天是1937年7月27日。

  在奔赴抗日前线之际,他们不忘留下一张珍贵的相片:一身西装的任仲夷,笔挺站着,英气溢于眉眼之间;王玄穿着旗袍,犹如大家闺秀,坐着依偎在他身旁,他的右手搭在她的肩头上。许多年后,有晚辈看到他们年轻时的模样,赞叹“真是俊男靓女一对”。晚年,他们一起上北京时,还特意去探访德权公寓,追忆当年的奋斗与爱情。

  这对革命伴侣共患难、同安乐,相濡以沫70年,一直到2005年任仲夷去世。回顾与任仲夷这一辈子,王玄平静而坚定,“革命艰难,要当好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更艰难。我心甘情愿为他多分担。”

耄耋之年,理想始终坚定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评价这场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清华大学的李昌、于光远、韦君宜,北平师范大学的杜润生等一大批满怀理想、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和任仲夷、王玄一样,在抗日救亡的关头选择了共产党。这一群体的加入,扩大了党员队伍,壮大了党组织,并且大大提高了党的素质。他们在抗战中成长起来,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党和国家以及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和骨干。

  体察这一群体靠近并最终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主要并不是出于个人生存需求。民族主义(抗日救亡)和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是他们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动因。韦君宜曾这样赤诚表白:“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任仲夷的一生,无疑是“一二·九”一代共产党人的写照。他有近70年党龄,饱尝革命风霜,也历尽党内斗争的煎熬。他主政广东的日子,正是广东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候,在1982年年初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任仲夷成了被迁怒的对象。有人甚至严厉斥责,“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历史已经证明:任仲夷一生对党的忠诚与热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创造了经验,做出了突出贡献。

  纵然道路崎岖,青年时代的理想在任仲夷的心中始终坚定。2000年的一天,86岁的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一起吃饭,他突然放下筷子,盯着大家,问:“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自言自语道:“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诤言,犹如静夜钟鸣,发人省思。

  在耄耋之年,思想解放、理性睿智的任仲夷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建设也有着诸多思考。《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做如是评价,任仲夷晚年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必定是他一生阅历、思考的积聚和表达,绝非一般的泛泛而谈,浮光掠影;是他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高度关切的深刻感受和政治交代。
  

采写:南都记者许黎娜 实习生任咪娜

感谢任仲夷原秘书李次岩提供采访协助

专题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

专题统筹:李召

  王玄宿舍门前,时而出现一张写着何时将放映“进步电影”的小字条,时而出现一卷名为《永生》的进步刊物。虽然没有留名,但王玄知道这都是任仲夷干的。他们逐渐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任仲夷给王玄写信表达了爱慕之情,那时的王玄表示“还要考虑考虑”。其实,他们的心已越来越近。“七七事变”后,任仲夷和王玄离开北平,从天津乘轮船到达山东济南。他们决定结婚了。王玄清楚记着,结婚的那一天是1937年7月27日。这对革命伴侣共患难、同安乐,相濡以沫70年,一直到2005年任仲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