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谷:我生命中的去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22:02:21

我生命中的去者
作者:王怡


  三毛许多年前一个青春期的黄昏,我怀揣着尚未验证的噩耗,在校园空旷的大操场,与将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孩相逢。她面有戚容,向我迎面跑来。一霎那间我们交换了那个残忍的讯息,并从彼此的眼光里得到依靠。然后天空迅速灰暗,将这个忧伤然而亲近的片断,显影在我生命中最后留存的胶片上。
  --三毛死了!
  那个从撒哈拉沙漠给我们带来绵绵梦想的女人,一个不太美丽但写出了《橄榄树》交给齐豫唱的女人,为什么自戕?我们在那时都无法理喻。只记得第一次知道三毛是在初中毕业,我偶然间读到她的一句话,单单是一句话,使三毛成为我精神中的启蒙者。
  --如果你将一切都给了别人,你就虐待了一个生灵:你自己。
  对于一个群体主义的年代,和一枚鲜嫩如同红旗下的蛋,这句话向我敞开了另一种价值,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在一个清教徒的国度和校园里,给了我某种意淫般的思想快感。仿佛一扇门被轻轻掀开,三毛的出现,让盘踞在我内心的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并挥刀自宫。
  但一个像墨汁奔向宣纸的生命,在我如此幼小的年龄走向毁亡,我将之称为夭折。三毛也是第一个将自杀摆在我眼下的人。后来读史铁生的书,他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分就是人会自杀,动物不会。因为人不单需要活着,更要活着的理由,要受难的依靠。三毛的生命是自由意志的一种极端,是对于必然性的谢绝。好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托马斯,非如此不可吗?生的自由归根到底是死的自由,别人为我们打开的门,我们不去。三毛和托马斯的梦想是自己找到那一柄钥匙,自己开门,自己进去。正是这一点使三毛的死带着形而上的光辉,也使我对此着迷。
  我相信三毛,是曾经给与整整一代人以精神暗示的人物。尤其对于八零年代的大陆,恰好是躬逢其时。在一个惨遭阉割的教育体制下,我相信没有三毛,我们真正的青春期将会无限推迟,或提前结束。因为回头一看,只有三毛,在最适当的年代,以最浪漫的方式,向我们开放了自由的美、世俗的美和女人的美。
  --让我无法忘怀一个暖暖的名字。
  ○黄家驹黄家驹与崔健不同。崔健的批判力量是政治性的,他回头面向一个后文革的物质社会,但他的音乐在骨子里还是田园牧歌。
  而黄家驹的力量孕育在一个后现代的商业社会,他是一个现代都市文化里的精灵。与三毛一样,他给我们这种清教徒国度中的少年,展露了真正世俗的精神,一种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的嚎叫,一种婊子式的拒绝,一种亢奋状态下的无比颓废,以及一种纯粹来源自于消费社会的叛逆性。这种叛逆与理想跟崔健、乃至以后的张楚身上的那种精神都不一样。简单来说,一听就知道哪个是大陆,哪个是HongKong.因为香港有一种精致的商业文化的气质,和最富有世俗生活精髓的作品。如黄家驹的摇滚、王家卫的电影(你也可以把周星驰和王菲算上)。大陆近年来没有任何作品和人物,能够延续被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商业社会那种世俗的、和属于真正都市的品质。尽管有很多人在模仿张爱玲及其笔下的霞飞路,或者说自己喜欢黄家驹和王家卫。但这三个人都是绝对无法模拟的,因为你没有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或英属殖民地度过你的青春期。
  我也是在最恰当的年代听见黄家驹,然后承受了他的死亡。他的意外身亡给那些歌曲抹上了浓浓的挽歌的气氛,以及莫名的愤怒。愤怒,是黄家驹的一个主题。虽然他的愤怒与我们的愤怒大相径庭,但是愤怒本身感动了我。90年代晚期,大陆日渐从三毛笔下的田园走向黄家驹如鱼得水的都市,一遍遍在夜晚倾听《大地》、《灰色轨迹》和《光辉岁月》,我始终觉得歌者的死为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代,投下了阴影。死亡使作品饱含象征,这一点是我从其他歌者(如达明一派和太极)那里无法体会的。
  那个穿着前卫、每一根手指都戴着戒指的黄家驹,却有着一张比张楚更加无辜、更加朴实的脸。他是我身在后现代的喧哗与骚动中,内心深处的一幅图腾。
  ○海子所有读法律出身的人,除了自己,我最喜欢两个(实在找不到一个介于喜欢、仰慕和崇拜之间的恰当字眼,尤其运用于同性)。一是卡夫卡,一是海子。
  海子在一个意乱情迷的时代(1989年3 月),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卧轨)自裁。但其自裁的理由却与时代的意乱情迷和惊心动魄无关。正是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他独自走离人群,走向山海关(这里的山海关与韩东的大雁塔一样没有分毫历史文化的负担)。他躺下去,听见一个现代商业社会迟到的铁轮轰鸣,轧过田园和启蒙者的旗帜,轧过私生活和一个只有盐和水分的诗性空间。海子将自己作为牺牲,在远离号角的地方,结束了二十五岁的肉身。
  得知这一消息时,我远在四年之后的盆地。只能从校园的史料和作品集中,缅怀一个最纯粹的抒情诗人。因为我来自时代更为边缘的角落,在高一(1989)那年,我的已被开启的自由灵魂,所有的叛逆与骚动都被巨变冲散,落入迷津。在时代的洪流中,也没有谁站出来认罪,并为我青春期的心理卫生负责(现在他们又说不和70年代的人做朋友)。当我清醒过来,海子这样的诗人已失之交臂,远在天国。他的境界对于我是一种奢侈。
  有关海子的一个小故事曾令我心碎:他住在远离皇城的昌平,一天晚上去了县里的酒吧。海子对老板说,给我一杯酒,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老板这样回答:给你酒,但请你不要读诗。
  在纪念海子的歌曲里,高晓松将那个时代称为"白衣飘飘的年代"。而今写出这一段往事,已恍如再生。阿尔多诺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已不可能有诗。我也曾怀疑,海子这样的诗人之后,一个纸上的乌托邦是否已经终结,而我们皓首穷经的写作,不过是面向过往的复制和祭奠。
  更精确地讲,海子之后,所有的诗都是挽歌。
  ○约翰·列侬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列侬被枪杀的那一天,20世纪就已经结束。
  那是1980年,国门已开,我刚刚进入小学。
  有些不可理喻的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半年,作为一个已婚者,我居然初恋般的成为狂热的列侬迷。在青春期过后,绕开崔健、黄家驹和杰克逊,回到另一个高歌猛进的60年代。作为"甲壳虫"灵魂人物的列侬,在历史的回廊,仿佛等候着我的如约而至。
  几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搜罗了列侬的所有唱片。"甲壳虫"是一个时代的纪念品,一个无论东西方都有着惊心动魄的反叛的年代。在时代的最高处,列侬的精神与三毛类似,虽然他的后期作品日趋祥和、神秘(因为那个叫洋子的扶桑妇人)。列侬的愤怒和理想与黄家驹又不同,他总是以抒情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和柏拉图的方式来流露希望与忧伤。在那首乌托邦般的《Imagine》中,他那总是只发半个音的的声腔,带着儿童似的、抽象的幻想,使每一个词被割断。而那被割断的部分,仿佛1980年之后的时间。
  一些血肉相连的人物和精神,先我而去。当我在街头蹲踞,从走私的海关打口碟中寻找什么时,我的感觉像一个未亡人。也许,没有约翰·列侬,我们将彻底痛恨60年代,正如没有黄家驹和王家卫,我们将对世俗化之后的当代丧失勇气。
  20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