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荣昊化工有限公司:朱镕基清华谈话曝光 提及房地产和地方ZF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ZF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ZF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ZF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ZF，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朱镕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pinggu.org/viewthread.php?tid=1107162&page=1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农村问题关键在土地所有权

2003年，一部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让陈桂棣、春桃夫妇走到读者面前;2009年，二人再度将目光瞄准中国农村，《小岗村的故事》与读者见面。十余年，陈桂棣夫妇二人的笔触始终未脱离农村这片土地。　　2010年7月，在江西萍乡，陈桂棣向凤凰网追述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在他看来，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有三个关键年份：1984年，1994年和2004年。1984年和1994年是农村改革进程开始放缓甚至在某些方面停滞的阶段，农民负担逐年加重;2004年，农村问题重新被重视，中央开始反哺农村，但始终未能在根本问题——农民土地所有权寻求突破。
农业历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有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改革亦是从农村开始。但陈桂棣认为，从1984年直到2004年，这一基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在2004年中央已经重视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未给予农村足够的重视。原因何在?“不重视的原因是农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农业是贴钱的，贴钱的事情都不愿意做，不投资不作为。其实任何时候农业都会贴钱，在任何国家也都会贴钱。农村不受重视根本的问题就是钱、政绩观作祟。”在陈桂棣看来，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在土地所有权，但今天这个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也就难获突破。
陈桂棣回顾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进程，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年份，都与“4”这个数字有关，即1984、1994、2004，这三个年份都是农村改革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年。1984年之前的短暂时期，是农民的黄金时期，那时的农民因为有了几亩责任田，过上了从未有过的舒心日子……
改革之初：家有几亩责任田
“依山傍水，朝暮安然，家有几亩责任田”，这是安徽一位老农描绘改革之初时的心境。那几年被很多农民深深怀念，那是他们的黄金梦。陈桂棣在安徽调查时碰到一位上访户，他曾经是一村之长，最后迫不得已走上了上访的路子，但说起改革初期，他依然感谢党的政策，感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搞起了大包干。1982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力被大大解放，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且在农村很快出现了“万元户”、“卖粮难”。
在陈桂棣看来，中国农村当时出现这样欣欣向荣的景象，恰恰是因为政府放手让农民自己干，充分发挥农民自主性的结果。但当时农村的一片繁荣景象也导致“上上下下头脑开始发热，认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陈桂棣告诉凤凰网。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在陈桂棣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拐点：“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给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重要机会，并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一决定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农村开始走下坡路。”
陈桂棣认为将中国的改革重心移向城市这样的思路本身没有错，只有将城市搞好才能带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文明程度;希望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最理想的局面。“但这种理想的局面没有实现。因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成本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将改革开放成果重新分配，改革的重点移到城市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城市倾斜。”
陈桂棣发现，问题在1984年年底开始显现。这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一些农村基层代表再一次提出了“农民负担”四个字。城市改革需要资金，从哪里来?靠税收!行政机构怎么运营?靠收费。与此同时，农民所需的种子、化肥、农业服务项目等也开始提价。陈桂棣认为从1984年开始，农民开始重新有了显性的负担。
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意识到该问题，下达了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的通知。但一个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税费给各级政府和党政官员都带来莫大的好处时，就很难一下停下来，所以只有越发展越厉害。
而在经历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1989年的社会动荡之后，整个中国的改革步伐也开始放慢，并开始进行反思，稳定压倒一切。在此背景下，政治上的反思逐渐波及到经济层面。陈桂棣告诉凤凰网，在此背景下，一些人在反思中将矛盾对准了中国乡镇企业，认为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与国有企业争资金、争人才、争市场，而此时，中国的乡镇企业已是半壁江山。中央开始强有力的整顿，乡镇企业首当其冲，切断乡镇企业的贷款，等于断了整个农村集体经济的血脉。陈桂棣认为就从这里，中国农业开始出现了问题，“乡镇企业可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摇钱树。也因为有乡镇企业，农民的负担并不是那么显现。乡镇企业垮了之后，只好直接从农民口袋里掏钱。”
“如果说1984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移向城市导致农民重新有了负担，1989年之后，在经济和政治上一些不妥当的做法，则钳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崩溃，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并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陈桂棣这样总结道。
1994年：分税制致国富民穷，农民不堪重负
1994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在这一年，全国推行了国税和地税的改革，推行分税制。“1994年国税地税改革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陈桂棣认为中央当时的出发点是好的，有利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集中财力办大事，但这样却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负面效应--地方财政被掏空，并且出现了财政收入向上倾斜、责任向下推卸的情形。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陈桂棣以当时的义务教育支出为例，中央将问题抛给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没钱，最后基本是农民支付，当时农民本身承担两笔费用：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结果农村义务教育中所有费用支出中，农民支付占80%，另一部分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其实只承担了2%。“中央财权集中，是为了办大事，难道九亿农民子弟的义务教育不是大事吗?但只支出其中的2%!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但教育的投资全世界排名却在100以后;93年就提出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GDP比例4%，但这一目标直至今天都没能实现。”陈桂棣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中国农村的孩子深受其害。
在陈桂棣看来，分税制影响的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政治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权力和权利都被上交这样的体制形成后，地方政府会不断向弱者施加压力。”陈桂棣、春桃夫妇在2003年《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就呼吁，地税和国税的改革应该重新审视。“虽然给中国带来一定好处，但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不仅仅是经济，已经影响到社会，甚至影响到政治。”
这一税制对已经没了经济命脉的基层政府以及县级等地方政府带来空前的财政压力，这种压力最后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打白条”的现象日益突出。地方政府没有钱，农民交公粮拿不到现金，并且日益发展为压价压秤，直接从这些卖粮款中扣除其他税费，最后农民卖粮的钱到手的所剩无几。本来就已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再加上“打白条”，以致农民怨声载道，并与基层干部矛盾激化。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慢慢上访路”章节中，提到1994年发生在安徽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的“四二”事件，这一震惊中央的集体上访事件导火索便是基层对村民的乱摊派以及“打白条”。于是，农民走上了从乡里到县上，到省里，最后集体在天安门前下跪的漫漫上访路。
“很多西方国家是藏富于民，我们是国富民穷，很多官员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但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正视现实，上个世纪90年代的许多改革，农民更多是承担改革的成本而很少分享收益的过程，改革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获利的手段。”陈桂棣反思九十年代以来的不少所谓的改革时不禁感慨。
2004年：中央财政“反哺”农村
2003年底，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重新引起中央高度重视。2004年2月，中央发布新世纪以来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增加农业投入，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陈桂棣认为，从2004年开始，在免除农业税以及农村医疗、农村教育等问题上中央开始实施财政转移支付，逐渐照顾到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利好的转折。但对于报刊上提出的“惠农”的说法，陈桂棣认为并不确切，“我们历史上欠农民的账太多了，应该是还帐;农民本来有的权利被剥夺了，现在是还权。应该是还账还权，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恩惠。”当然农民是很通情达理的，哪怕得到一点点好处，他们都很感恩。
在陈桂棣看来，直至今日，制约中国农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土地产权制度始终未能突破……
农村改革，需要消除根本歧视制度
尽管2004年至今，中央针对农村出台了诸多“惠农”政策，但陈桂棣坦言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制度性的歧视没有消除。“在制度性歧视的背景下谈‘惠农’政策，总让人感到难堪而尴尬。一个国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比如在医疗和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城市和农村就有着巨大的不平等，再多的‘惠农’政策，也不可能让农村出现质的变化。”
中国农村改革转眼已走过三十年，但陈桂棣认为中国农村改革依然是在需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没有突破最根本的土地制度。
去年，陈桂棣听说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或将解决土地问题，他很振奋。但会议的公告公布后，他感到非常失望，“根本没有什么突破。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土地还给农民?”中国大陆解放后，共产党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很快又收回去了。对于当时采取土地归于集体的措施，陈桂棣表示理解，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想搞工业化，让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当时只有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着手。让土地集中，让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但让陈桂棣不能理解的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给中国带来这么大变化的今天，农村改革的步子为什么还一直徘徊不前?为何就无法在最根本的土地制度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突破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要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陈桂棣认为这句话提得很好，但对农民来说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土地流转，但由谁来流转?怎么样流转?农民的具体权利有哪些，政府的作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可实际操作的规定。结果到基层政权，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
所谓的下有对策，就是许多地方政府打着“土地流转”的幌子，强取豪夺，向农民征地、卖地。而近年来在农村因恶性征地引发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第一，农民在土地流转出去的情况下，其收入不应该比从前减少。第二，农民应该永远拥有使用权，比如他现在外出打工，暂时把土地流转出去，但今后应有权力随时收回来。”陈桂棣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央是有底线的，尽管没有文件，但一些农业专家及决策者，都曾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信息。然而让他不解的是，为何迟迟不能形成具体的政策或规定?“没有政策，没有规定，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只会导致农村大量耕地流失。就像现在小岗村农民的耕地可以成千亩地被当地政府卖掉。”陈桂棣说这话时情绪略显激动。
1986年，国家就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各省也相继出台了配套的实施办法。陈桂棣告诉凤凰网，当时安徽省的《土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使用耕地25亩以上，其它土地50亩以上，均须报省政府批准。”凡没有经过批准的，或是采用欺骗手段批准的，都是非法占有土地。确定非法占有土地怎么办?第一责令退还，第二限期拆除或没收非法占用土地上的新建筑物和其他设备。而在他们的走访调查中，凤阳县征卖小岗村几千亩耕地的做法是违法违规的，受到小岗人强烈的抵制是可想而知的。
陈桂棣向凤凰网提到了凤阳县小岗村党委挂职第一书记沈浩之死的一些背景。据他了解，沈浩在小岗村的头三年，凭借他在省财政厅工作的优势为小岗村办了不少好事，“在他去之前不知派了多少干部去，没多久就走了，村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干部为小岗村做了什么。而沈浩带给他们的比较实惠，想把小岗村搞上去。”沈浩赢得了小岗村人的信任留了下来，但省里对小岗村有一个规划，县里则利用了“土地流转”，从小岗村大量征地并卖掉。“最初小岗人还能接受，但卖得太多了，小岗村人不愿意了，开始站出来阻止，但沈浩却不敢得罪上面，他在小岗村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处在这种夹缝中的沈浩，心情是十分抑郁的。”陈桂棣称最后沈浩几乎是在躲上面的人，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午餐中，带着抑郁的心情，喝了过多的酒，“他心里有苦说不出，在往死里喝啊。”陈桂棣告诉凤凰网。
“农村问题的突破点在哪里?将土地分给农民!当农民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其余的诸如话语权、上升空间解决起来自然要順得多。”
农村问题突破点：将土地真正分给农民
农村问题的根本症结在土地所有权，因此陈桂棣认为突破口就是要将土地分给农民。怎么分?也应该由农民自己解决。“政府是包办不了的。想想过去，农民的地里该种什么，怎么种，收上来卖给谁，多少钱一斤，农民一样也当不了家，当家的是公社，是县委书记，乃至省委书记，好像只有他们才会种地，结果搞得农民饿肚子，还饿死了那么多人。小岗人率先把地‘包干到户’，小平同志支持了他们的首创精神，中国农村一下变了样。究其原因，很简单，小平相信农民自己会种地，这事就解决了。”
陈桂棣认为直至今日，最大的问题便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不明晰，“当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彻底，产权到今天都没解决。中央三番五次地说，农民的承包田多少多少年不变，但乡里、县里如果要发展经济，要搞政绩，说一声需要，农民手里的地一个早上就没有了，连说理的地方也没有。现在，中国农村的耕地是谁的，我看谁也不知道。没有明确的产权和法律规定，这给一些地方政府留下了强取豪夺的机会。”耕地是不允许从事非农以外的活动，但变成国有土地之后就可以成为商业土地。由此，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都有一个土地储备中心，“它的存在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非法组织。这个组织只是一个社会团体，它怎么能公开用行政手段变更土地的性质呢?”他们将耕地变成国有土地，以很便宜价钱从农民手里将地拿到手，转手就可以卖个几十万，甚至卖到几百万。这也就成为现在许多地方政府谋利的最大来源。
还给农民话语权
在陈桂棣看来，农村问题中另一个大问题是农民没有话语权。在西方一些国家，弱势群体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相信“今天我是弱势群体，明天就将是最大的胜利者”。在这些国家，弱势群体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们会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会有更大的话语权。“我们中国恰恰相反，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现在的《农民日报》、《工人日报》真的是在为农民和工人说话吗?农民没有发声的渠道，所以大多只有选择上访。”在陈桂棣看来，农民上访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这成本太高，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陈桂棣认为农民没有话语权的原因在于中国制度出了问题。“我们许多法律法规的制定，出自于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其实是利益相关者，他们首先会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的原则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不是维护某一个部门的利益，应该让农民有自己的话语权。
政治改革法治进程当同步
回顾三十年的改革历程，陈桂棣表示“我们不但要审视经济建设上的问题，也要审视我们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统筹兼顾，才叫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政治和谐。”
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它应该是一个拐点了。陈桂棣认为今天的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治问题。“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光靠强化执政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在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化社会，‘以法治国’不能只是一句政治宣言。一个国家如果不依法治国是很可怕的。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很好的宪法，问题是不能严格执行，有了法律不执行比没有法律对社会的破坏更严重。没有法律，还有社会公德，还可以用社会的良知去消解社会问题，但制订了相关法律不去执行，社会公德和良知都将丧失应有的作用，这样反而会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陈桂棣呼吁在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同时，要特别强调以法治国。在他看来，以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权，目的就是还权力于人民，制约各级政府的权力。
邓小平就说过，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是很难成功的。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也作为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只搞经济基础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后果：一个是新的经济体制可能将上层建筑吃掉;另一种可能是旧的上层建筑，将经济体制拖垮。时间拖得越长问题越大。”“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同步，所以才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现象在任何国家都有，但在中国居然严重到今天这种地步，陈桂棣认为不能不审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
日本和台湾地区成为东亚农村改革的范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有农民协会或农会。这些组织，其实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矛盾的缓冲剂。“农民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既能够让农民在经济上获益，同时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发言权利。”陈桂棣描绘着理想的农会制度，“这个组织必须是真正维护农民利益的，它应该是自下而上建立的。除了这些，农会还应该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如果只能进不准出也是很可怕的。”
农村问题的突破需要勇气
无论是农村或城市，改革到今天，都到了越来越艰难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阻力会很大。但陈桂棣认为，当年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面临的困难比现在还要大，但他们却能义无反顾，敢杀出一条血路。
“九十年代的改革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多数人民得不到好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陈桂棣说，如果以贫富差距的大小来衡量改革是否成功，“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就失败了，因为改革还在继续，还需要不断地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但可怕的是，现在各地政府，依然在扩大强者利益。”陈桂棣认为中国现在急需真正的突破，而完成这种突破就需要一个像邓小平、胡耀邦和万里那样有魄力的领导人。陈桂棣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形成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和利益都向上倾斜，责任和义务都向下推卸。“这种体制一旦形成，被压在最低层的农民将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没有翻身之日。直到今天，很多改革依然是固化对农民制度性的歧视，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现在似有了一种共识，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现在又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是为了‘富国’，那么，这个三十年的改革就应该是‘富民’了。当然，困难会很大，因为容易改革的地方基本上都触及到了，难的都在后面，如果执政者没有一点当年改革者那样的魄力和勇气，肯定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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