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市公示刘昆怀:鲁迅之子的平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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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评价,只希望海婴能活下来,活下去,延续鲁迅留下的唯一香火。“整整十年时间,妈妈几乎用全部生命在保护着我,唯恐我被病魔夺去,或是遭到白色恐怖的黑手。”晚年的周海婴这样回忆。 整个青少年时期,周海婴都消瘦而苍白,看起来像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痨”。周围有些邻居告诫自己的子女:“别跟这个痨病鬼白相,当心传染上,那可一辈子倒大霉了!”再加上常年不上学、在家养病,周海婴的朋友一直少得可怜。直到1945年,人口众多的马家搬到霞飞坊,成为他们的邻居,情况才有了改变。马家人不介意和他交往,其中二女儿马新云和周海婴尤其谈得来。两人一起做功课玩耍,一起去霞飞路逛马路,偶尔还会到国泰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日益亲密,日久生情。 三年后的冬天,周海婴和马新云订婚。 这场婚姻给周海婴的人生带来了美好的转变。他和妻子双双前往北京求学,在那之后,周海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令他家人惊喜的是,到北方生活后,一直折磨他的哮喘居然不治自愈。 1953年,马新云为周海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头一个孙子的出世让许广平欢喜无比,她用鲁迅当年的笔名给长孙起名为“令飞”,自己戒掉香烟,一力承担起孙子的抚育。每逢朋友来访,她会抱起周令飞,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骄傲地说:“看,他像不像爷爷?咱们鲁迅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后继有人!” 事实是,周海婴原本是有机会让鲁迅不但在血脉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后继有人的—他完全有可能凭借摄影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就有了对于摄影的爱。那一年,周海婴8岁,许广平带着他去杭州的蔡姓女友处休养。蔡女士有一架黑色小型相机,令小海婴十分好奇,在按了几次快门后,愈加着迷。两年后,许广平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了一架照相机。 从1943年到1950年,周海婴的相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1948年,他跟随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辗转前往东北解放区,周海婴用镜头瞄向了同行者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的历史瞬间,成为填补新政协档案的孤本。他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等,又为后人认识鲁迅和他的家族,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 而在评论者看来,周海婴的摄影作品,除了非凡的历史价值外,还有着不容抹杀的人文精神。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影像的重要内容。他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比如《难民》系列,就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社会状态和生存环境。很显然,这种对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和他的父亲鲁迅一脉相承。 然而周海婴终究还是没有走上摄影之路,而是选择无线电技术作为毕生的事业。一方面,无线电是他自小固有的兴趣,另一方面,周海婴也有难得的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我可以说只具有普通智力,没有获得上代的遗传因子”;“我跳交际舞简直是个木头,唱歌也五音不全”;“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周海婴在晚年的自传《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坦言。 1952年,周海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从此走上理工科的学术道路。他认为自己依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因为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平静一生与高调晚年 在周海婴选择无线电技术的时候,他其实也选择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人生。 周海婴本人把原因解释为个性使然。从小学开始,他就不愿使用“周海婴”这个名字,因为那样一来,周围的人看他,便会带上一种特异的目光;他们会假设他具备一些“鲁迅的儿子”理所应当具备的特点,比如文笔很好之类的。这种“有色眼镜”—即便是出于绝对的善意—也让他感到非常难受。 长大之后,周海婴不太情愿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每每被引荐,对方总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他,在他脸上、身上搜索着某些期待中的特征,最后,对方的目光往往锁定在他的两道浓眉上,然后伴上一句:“像!真像!”这个时候,周海婴的心中总是一声叹息,但他又无法对对方说,自己的外貌其实和父亲不太相似,倒是像足了自己的叔叔周建人。 “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周海婴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 而从外界看来,周海婴情愿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鲁迅实在太优秀,太出类拔萃,太意识形态化,以至于被尊奉到了“民族魂”的地位;这样的称号对于鲁迅本人都未必是幸事,别说是他的儿子。更何况,周海婴身边生活着那么多不平凡的人—他的父亲鲁迅、他的母亲许广平、他父母的朋友瞿秋白、萧军、萧红、胡风??他们一个个都是人中龙 □ 记者 吴海云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七岁丧父的孩子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 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 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 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 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 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 不做“空头文学家”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 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
□ 记者 吴海云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七岁丧父的孩子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 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 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 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 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 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 不做“空头文学家”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 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  记者 吴海云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七岁丧父的孩子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 记者 吴海云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七岁丧父的孩子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 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 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 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 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 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 不做“空头文学家”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 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凤,但最终都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幸福在艰险的世故人情中支离破碎。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激进而痛楚的漩涡,也许,正是这样的漩涡,让目睹一切的周海婴,只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平静的池塘。 成年之后的周海婴,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乐趣,普通人的家庭和工作,普通人的烦恼和幸福: 他将摄影这一兴趣坚持了70年。从使用620底片的小方木匣镜箱,玩到有10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机,留下两万多张摄影作品,还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镜匣人间”个人的摄影展; 他爱喝咖啡,会以理工科人特有的严谨,坚持将烧咖啡的水精心控制在93摄氏度,以调配出一杯他觉得口感最佳的咖啡; 他不爱参加社会活动。鲁迅去世后,以“鲁迅家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起先一直是许广平,许广平去世后则是周建人。而周海婴,鲁迅唯一的儿子,长时间只是存在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文字中,独乐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无线电世界里。 然而,在2000年以后,低调了一辈子的周海婴却陡然“高调”起来。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在史学界引发热议;2002年,又与儿子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文化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他还亲撰释文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亲自督导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完整面世,倡议并发起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并编辑酝酿36卷、1500万字、囊括鲁迅和许广平全部作品的《鲁迅大全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与周海婴相交了几十年的王锡荣,这样看待周海婴在晚年突如其来的高调:“在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周海婴觉得不得不表态。那段时期,文化界出现了针对鲁迅的不公评论。先是葛红兵,说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2000年,《萌芽》杂志又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前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后者则指出鲁迅算不上文豪,理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这些言论让周海婴看不下去了,他站出来,希望能维护先人的名誉,尽到自己作为‘鲁迅之子’的责任。” 2010年5月,周海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的免疫力全面丧失,医生只能以大量激素来维持他的生命。今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 鲁迅当年逝世的时间是5点25分。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有着神秘的基因传承,“他们都一定要支撑到天亮。”(图片均为周海婴摄影作品) 1947年夏,上海,海婴和成双成对的好友们。 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庆贺。 1950年秋,郑振铎和朱早观在十三陵野餐。 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不做“空头文学家”□ 记者 吴海云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七岁丧父的孩子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 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 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 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 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 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 不做“空头文学家”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 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智力评价,只希望海婴能活下来,活下去,延续鲁迅留下的唯一香火。“整整十年时间,妈妈几乎用全部生命在保护着我,唯恐我被病魔夺去,或是遭到白色恐怖的黑手。”晚年的周海婴这样回忆。□ 记者 吴海云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七岁丧父的孩子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 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 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 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 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 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 不做“空头文学家”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 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周海婴都消瘦而苍白,看起来像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痨”。周围有些邻居告诫自己的子女:“别跟这个痨病鬼白相,当心传染上,那可一辈子倒大霉了!”再加上常年不上学、在家养病,周海婴的朋友一直少得可怜。直到1945年,人口众多的马家搬到霞飞坊,成为他们的邻居,情况才有了改变。马家人不介意和他交往,其中二女儿马新云和周海婴尤其谈得来。两人一起做功课玩耍,一起去霞飞路逛马路,偶尔还会到国泰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日益亲密,日久生情。三年后的冬天,周海婴和马新云订婚。这场婚姻给周海婴的人生带来了美好的转变。他和妻子双双前往北京求学,在那之后,周海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令他家人惊喜的是,到北方生活后,一直折磨他的哮喘居然不治自愈。□ 记者 吴海云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七岁丧父的孩子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 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 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 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 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 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 不做“空头文学家”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 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1953年,马新云为周海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头一个孙子的出世让许广平欢喜无比,她用鲁迅当年的笔名给长孙起名为“令飞”,自己戒掉香烟,一力承担起孙子的抚育。每逢朋友来访,她会抱起周令飞,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骄傲地说:“看,他像不像爷爷?咱们鲁迅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后继有人!”事实是,周海婴原本是有机会让鲁迅不但在血脉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后继有人的—他完全有可能凭借摄影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就有了对于摄影的爱。那一年,周海婴8岁,许广平带着他去杭州的蔡姓女友处休养。蔡女士有一架黑色小型相机,令小海婴十分好奇,在按了几次快门后,愈加着迷。两年后,许广平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了一架照相机。从1943年到1950年,周海婴的相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1948年,他跟随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辗转前往东北解放区,周海婴用镜头瞄向了同行者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的历史瞬间,成为填补新政协档案的孤本。他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等,又为后人认识鲁迅和他的家族,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智力评价,只希望海婴能活下来,活下去,延续鲁迅留下的唯一香火。“整整十年时间,妈妈几乎用全部生命在保护着我,唯恐我被病魔夺去,或是遭到白色恐怖的黑手。”晚年的周海婴这样回忆。 整个青少年时期,周海婴都消瘦而苍白,看起来像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痨”。周围有些邻居告诫自己的子女:“别跟这个痨病鬼白相,当心传染上,那可一辈子倒大霉了!”再加上常年不上学、在家养病,周海婴的朋友一直少得可怜。直到1945年,人口众多的马家搬到霞飞坊,成为他们的邻居,情况才有了改变。马家人不介意和他交往,其中二女儿马新云和周海婴尤其谈得来。两人一起做功课玩耍,一起去霞飞路逛马路,偶尔还会到国泰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日益亲密,日久生情。 三年后的冬天,周海婴和马新云订婚。 这场婚姻给周海婴的人生带来了美好的转变。他和妻子双双前往北京求学,在那之后,周海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令他家人惊喜的是,到北方生活后,一直折磨他的哮喘居然不治自愈。 1953年,马新云为周海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头一个孙子的出世让许广平欢喜无比,她用鲁迅当年的笔名给长孙起名为“令飞”,自己戒掉香烟,一力承担起孙子的抚育。每逢朋友来访,她会抱起周令飞,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骄傲地说:“看,他像不像爷爷?咱们鲁迅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后继有人!” 事实是,周海婴原本是有机会让鲁迅不但在血脉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后继有人的—他完全有可能凭借摄影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就有了对于摄影的爱。那一年,周海婴8岁,许广平带着他去杭州的蔡姓女友处休养。蔡女士有一架黑色小型相机,令小海婴十分好奇,在按了几次快门后,愈加着迷。两年后,许广平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了一架照相机。 从1943年到1950年,周海婴的相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1948年,他跟随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辗转前往东北解放区,周海婴用镜头瞄向了同行者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的历史瞬间,成为填补新政协档案的孤本。他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等,又为后人认识鲁迅和他的家族,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 而在评论者看来,周海婴的摄影作品,除了非凡的历史价值外,还有着不容抹杀的人文精神。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影像的重要内容。他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比如《难民》系列,就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社会状态和生存环境。很显然,这种对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和他的父亲鲁迅一脉相承。 然而周海婴终究还是没有走上摄影之路,而是选择无线电技术作为毕生的事业。一方面,无线电是他自小固有的兴趣,另一方面,周海婴也有难得的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我可以说只具有普通智力,没有获得上代的遗传因子”;“我跳交际舞简直是个木头,唱歌也五音不全”;“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周海婴在晚年的自传《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坦言。 1952年,周海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从此走上理工科的学术道路。他认为自己依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因为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平静一生与高调晚年 在周海婴选择无线电技术的时候,他其实也选择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人生。 周海婴本人把原因解释为个性使然。从小学开始,他就不愿使用“周海婴”这个名字,因为那样一来,周围的人看他,便会带上一种特异的目光;他们会假设他具备一些“鲁迅的儿子”理所应当具备的特点,比如文笔很好之类的。这种“有色眼镜”—即便是出于绝对的善意—也让他感到非常难受。 长大之后,周海婴不太情愿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每每被引荐,对方总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他,在他脸上、身上搜索着某些期待中的特征,最后,对方的目光往往锁定在他的两道浓眉上,然后伴上一句:“像!真像!”这个时候,周海婴的心中总是一声叹息,但他又无法对对方说,自己的外貌其实和父亲不太相似,倒是像足了自己的叔叔周建人。 “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周海婴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 而从外界看来,周海婴情愿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鲁迅实在太优秀,太出类拔萃,太意识形态化,以至于被尊奉到了“民族魂”的地位;这样的称号对于鲁迅本人都未必是幸事,别说是他的儿子。更何况,周海婴身边生活着那么多不平凡的人—他的父亲鲁迅、他的母亲许广平、他父母的朋友瞿秋白、萧军、萧红、胡风??他们一个个都是人中龙而在评论者看来,周海婴的摄影作品,除了非凡的历史价值外,还有着不容抹杀的人文精神。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影像的重要内容。他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比如《难民》系列,就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社会状态和生存环境。很显然,这种对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和他的父亲鲁迅一脉相承。然而周海婴终究还是没有走上摄影之路,而是选择无线电技术作为毕生的事业。一方面,无线电是他自小固有的兴趣,另一方面,周海婴也有难得的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我可以说只具有普通智力,没有获得上代的遗传因子”;“我跳交际舞简直是个木头,唱歌也五音不全”;“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周海婴在晚年的自传《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坦言。1952年,周海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从此走上理工科的学术道路。他认为自己依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因为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平静一生与高调晚年在周海婴选择无线电技术的时候,他其实也选择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人生。周海婴本人把原因解释为个性使然。从小学开始,他就不愿使用“周海婴”这个名字,因为那样一来,周围的人看他,便会带上一种特异的目光;他们会假设他具备一些“鲁迅的儿子”理所应当具备的特点,比如文笔很好之类的。这种“有色眼镜”—即便是出于绝对的善意—也让他感到非常难受。长大之后,周海婴不太情愿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每每被引荐,对方总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他,在他脸上、身上搜索着某些期待中的特征,最后,对方的目光往往锁定在他的两道浓眉上,然后伴上一句:“像!真像!”这个时候,周海婴的心中总是一声叹息,但他又无法对对方说,自己的外貌其实和父亲不太相似,倒是像足了自己的叔叔周建人。“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周海婴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而从外界看来,周海婴情愿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鲁迅实在太优秀,太出类拔萃,太意识形态化,以至于被尊奉到了“民族魂”的地位;这样的称号对于鲁迅本人都未必是幸事,别说是他的儿子。更何况,周海婴身边生活着那么多不平凡的人—他的父亲鲁迅、他的母亲许广平、他父母的朋友瞿秋白、萧军、萧红、胡风??他们一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但最终都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幸福在艰险的世故人情中支离破碎。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激进而痛楚的漩涡,也许,正是这样的漩涡,让目睹一切的周海婴,只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平静的池塘。凤,但最终都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幸福在艰险的世故人情中支离破碎。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激进而痛楚的漩涡,也许,正是这样的漩涡,让目睹一切的周海婴,只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平静的池塘。 成年之后的周海婴,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乐趣,普通人的家庭和工作,普通人的烦恼和幸福: 他将摄影这一兴趣坚持了70年。从使用620底片的小方木匣镜箱,玩到有10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机,留下两万多张摄影作品,还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镜匣人间”个人的摄影展; 他爱喝咖啡,会以理工科人特有的严谨,坚持将烧咖啡的水精心控制在93摄氏度,以调配出一杯他觉得口感最佳的咖啡; 他不爱参加社会活动。鲁迅去世后,以“鲁迅家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起先一直是许广平,许广平去世后则是周建人。而周海婴,鲁迅唯一的儿子,长时间只是存在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文字中,独乐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无线电世界里。 然而,在2000年以后,低调了一辈子的周海婴却陡然“高调”起来。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在史学界引发热议;2002年,又与儿子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文化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他还亲撰释文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亲自督导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完整面世,倡议并发起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并编辑酝酿36卷、1500万字、囊括鲁迅和许广平全部作品的《鲁迅大全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与周海婴相交了几十年的王锡荣,这样看待周海婴在晚年突如其来的高调:“在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周海婴觉得不得不表态。那段时期,文化界出现了针对鲁迅的不公评论。先是葛红兵,说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2000年,《萌芽》杂志又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前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后者则指出鲁迅算不上文豪,理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这些言论让周海婴看不下去了,他站出来,希望能维护先人的名誉,尽到自己作为‘鲁迅之子’的责任。” 2010年5月,周海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的免疫力全面丧失,医生只能以大量激素来维持他的生命。今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 鲁迅当年逝世的时间是5点25分。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有着神秘的基因传承,“他们都一定要支撑到天亮。”(图片均为周海婴摄影作品) 1947年夏,上海,海婴和成双成对的好友们。 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庆贺。 1950年秋,郑振铎和朱早观在十三陵野餐。 成年之后的周海婴,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乐趣,普通人的家庭和工作,普通人的烦恼和幸福:他将摄影这一兴趣坚持了70年。从使用620底片的小方木匣镜箱,玩到有10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机,留下两万多张摄影作品,还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镜匣人间”个人的摄影展;他爱喝咖啡,会以理工科人特有的严谨,坚持将烧咖啡的水精心控制在93摄氏度,以调配出一杯他觉得口感最佳的咖啡;凤,但最终都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幸福在艰险的世故人情中支离破碎。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激进而痛楚的漩涡,也许,正是这样的漩涡,让目睹一切的周海婴,只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平静的池塘。 成年之后的周海婴,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乐趣,普通人的家庭和工作,普通人的烦恼和幸福: 他将摄影这一兴趣坚持了70年。从使用620底片的小方木匣镜箱,玩到有10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机,留下两万多张摄影作品,还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镜匣人间”个人的摄影展; 他爱喝咖啡,会以理工科人特有的严谨,坚持将烧咖啡的水精心控制在93摄氏度,以调配出一杯他觉得口感最佳的咖啡; 他不爱参加社会活动。鲁迅去世后,以“鲁迅家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起先一直是许广平,许广平去世后则是周建人。而周海婴,鲁迅唯一的儿子,长时间只是存在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文字中,独乐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无线电世界里。 然而,在2000年以后,低调了一辈子的周海婴却陡然“高调”起来。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在史学界引发热议;2002年,又与儿子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文化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他还亲撰释文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亲自督导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完整面世,倡议并发起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并编辑酝酿36卷、1500万字、囊括鲁迅和许广平全部作品的《鲁迅大全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与周海婴相交了几十年的王锡荣,这样看待周海婴在晚年突如其来的高调:“在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周海婴觉得不得不表态。那段时期,文化界出现了针对鲁迅的不公评论。先是葛红兵,说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2000年,《萌芽》杂志又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前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后者则指出鲁迅算不上文豪,理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这些言论让周海婴看不下去了,他站出来,希望能维护先人的名誉,尽到自己作为‘鲁迅之子’的责任。” 2010年5月,周海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的免疫力全面丧失,医生只能以大量激素来维持他的生命。今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 鲁迅当年逝世的时间是5点25分。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有着神秘的基因传承,“他们都一定要支撑到天亮。”(图片均为周海婴摄影作品) 1947年夏,上海,海婴和成双成对的好友们。 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庆贺。 1950年秋,郑振铎和朱早观在十三陵野餐。 他不爱参加社会活动。鲁迅去世后,以“鲁迅家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起先一直是许广平,许广平去世后则是周建人。而周海婴,鲁迅唯一的儿子,长时间只是存在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文字中,独乐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无线电世界里。然而,在2000年以后,低调了一辈子的周海婴却陡然“高调”起来。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在史学界引发热议;2002年,又与儿子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文化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他还亲撰释文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亲自督导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完整面世,倡议并发起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并编辑酝酿36卷、1500万字、囊括鲁迅和许广平全部作品的《鲁迅大全集》。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与周海婴相交了几十年的王锡荣,这样看待周海婴在晚年突如其来的高调:“在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周海婴觉得不得不表态。那段时期,文化界出现了针对鲁迅的不公评论。先是葛红兵,说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2000年,《萌芽》杂志又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前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后者则指出鲁迅算不上文豪,理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这些言论让周海婴看不下去了,他站出来,希望能维护先人的名誉,尽到自己作为‘鲁迅之子’的责任。”智力评价,只希望海婴能活下来,活下去,延续鲁迅留下的唯一香火。“整整十年时间,妈妈几乎用全部生命在保护着我,唯恐我被病魔夺去,或是遭到白色恐怖的黑手。”晚年的周海婴这样回忆。 整个青少年时期,周海婴都消瘦而苍白,看起来像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痨”。周围有些邻居告诫自己的子女:“别跟这个痨病鬼白相,当心传染上,那可一辈子倒大霉了!”再加上常年不上学、在家养病,周海婴的朋友一直少得可怜。直到1945年,人口众多的马家搬到霞飞坊,成为他们的邻居,情况才有了改变。马家人不介意和他交往,其中二女儿马新云和周海婴尤其谈得来。两人一起做功课玩耍,一起去霞飞路逛马路,偶尔还会到国泰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日益亲密,日久生情。 三年后的冬天,周海婴和马新云订婚。 这场婚姻给周海婴的人生带来了美好的转变。他和妻子双双前往北京求学,在那之后,周海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令他家人惊喜的是,到北方生活后,一直折磨他的哮喘居然不治自愈。 1953年,马新云为周海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头一个孙子的出世让许广平欢喜无比,她用鲁迅当年的笔名给长孙起名为“令飞”,自己戒掉香烟,一力承担起孙子的抚育。每逢朋友来访,她会抱起周令飞,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骄傲地说:“看,他像不像爷爷?咱们鲁迅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后继有人!” 事实是,周海婴原本是有机会让鲁迅不但在血脉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后继有人的—他完全有可能凭借摄影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就有了对于摄影的爱。那一年,周海婴8岁,许广平带着他去杭州的蔡姓女友处休养。蔡女士有一架黑色小型相机,令小海婴十分好奇,在按了几次快门后,愈加着迷。两年后,许广平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了一架照相机。 从1943年到1950年,周海婴的相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1948年,他跟随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辗转前往东北解放区,周海婴用镜头瞄向了同行者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的历史瞬间,成为填补新政协档案的孤本。他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等,又为后人认识鲁迅和他的家族,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 而在评论者看来,周海婴的摄影作品,除了非凡的历史价值外,还有着不容抹杀的人文精神。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影像的重要内容。他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比如《难民》系列,就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社会状态和生存环境。很显然,这种对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和他的父亲鲁迅一脉相承。 然而周海婴终究还是没有走上摄影之路,而是选择无线电技术作为毕生的事业。一方面,无线电是他自小固有的兴趣,另一方面,周海婴也有难得的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我可以说只具有普通智力,没有获得上代的遗传因子”;“我跳交际舞简直是个木头,唱歌也五音不全”;“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周海婴在晚年的自传《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坦言。 1952年,周海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从此走上理工科的学术道路。他认为自己依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因为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平静一生与高调晚年 在周海婴选择无线电技术的时候,他其实也选择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人生。 周海婴本人把原因解释为个性使然。从小学开始,他就不愿使用“周海婴”这个名字,因为那样一来,周围的人看他,便会带上一种特异的目光;他们会假设他具备一些“鲁迅的儿子”理所应当具备的特点,比如文笔很好之类的。这种“有色眼镜”—即便是出于绝对的善意—也让他感到非常难受。 长大之后,周海婴不太情愿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每每被引荐,对方总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他,在他脸上、身上搜索着某些期待中的特征,最后,对方的目光往往锁定在他的两道浓眉上,然后伴上一句:“像!真像!”这个时候,周海婴的心中总是一声叹息,但他又无法对对方说,自己的外貌其实和父亲不太相似,倒是像足了自己的叔叔周建人。 “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周海婴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 而从外界看来,周海婴情愿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鲁迅实在太优秀,太出类拔萃,太意识形态化,以至于被尊奉到了“民族魂”的地位;这样的称号对于鲁迅本人都未必是幸事,别说是他的儿子。更何况,周海婴身边生活着那么多不平凡的人—他的父亲鲁迅、他的母亲许广平、他父母的朋友瞿秋白、萧军、萧红、胡风??他们一个个都是人中龙2010年5月,周海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的免疫力全面丧失,医生只能以大量激素来维持他的生命。今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鲁迅当年逝世的时间是5点25分。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有着神秘的基因传承,“他们都一定要支撑到天亮。”(图片均为周海婴摄影作品)智力评价,只希望海婴能活下来,活下去,延续鲁迅留下的唯一香火。“整整十年时间,妈妈几乎用全部生命在保护着我,唯恐我被病魔夺去,或是遭到白色恐怖的黑手。”晚年的周海婴这样回忆。 整个青少年时期,周海婴都消瘦而苍白,看起来像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痨”。周围有些邻居告诫自己的子女:“别跟这个痨病鬼白相,当心传染上,那可一辈子倒大霉了!”再加上常年不上学、在家养病,周海婴的朋友一直少得可怜。直到1945年,人口众多的马家搬到霞飞坊,成为他们的邻居,情况才有了改变。马家人不介意和他交往,其中二女儿马新云和周海婴尤其谈得来。两人一起做功课玩耍,一起去霞飞路逛马路,偶尔还会到国泰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日益亲密,日久生情。 三年后的冬天,周海婴和马新云订婚。 这场婚姻给周海婴的人生带来了美好的转变。他和妻子双双前往北京求学,在那之后,周海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令他家人惊喜的是,到北方生活后,一直折磨他的哮喘居然不治自愈。 1953年,马新云为周海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头一个孙子的出世让许广平欢喜无比,她用鲁迅当年的笔名给长孙起名为“令飞”,自己戒掉香烟,一力承担起孙子的抚育。每逢朋友来访,她会抱起周令飞,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骄傲地说:“看,他像不像爷爷?咱们鲁迅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后继有人!” 事实是,周海婴原本是有机会让鲁迅不但在血脉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后继有人的—他完全有可能凭借摄影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就有了对于摄影的爱。那一年,周海婴8岁,许广平带着他去杭州的蔡姓女友处休养。蔡女士有一架黑色小型相机,令小海婴十分好奇,在按了几次快门后,愈加着迷。两年后,许广平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了一架照相机。 从1943年到1950年,周海婴的相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1948年,他跟随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辗转前往东北解放区,周海婴用镜头瞄向了同行者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的历史瞬间,成为填补新政协档案的孤本。他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等,又为后人认识鲁迅和他的家族,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 而在评论者看来,周海婴的摄影作品,除了非凡的历史价值外,还有着不容抹杀的人文精神。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影像的重要内容。他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比如《难民》系列,就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社会状态和生存环境。很显然,这种对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和他的父亲鲁迅一脉相承。 然而周海婴终究还是没有走上摄影之路,而是选择无线电技术作为毕生的事业。一方面,无线电是他自小固有的兴趣,另一方面,周海婴也有难得的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我可以说只具有普通智力,没有获得上代的遗传因子”;“我跳交际舞简直是个木头,唱歌也五音不全”;“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周海婴在晚年的自传《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坦言。 1952年,周海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从此走上理工科的学术道路。他认为自己依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因为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平静一生与高调晚年 在周海婴选择无线电技术的时候,他其实也选择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人生。 周海婴本人把原因解释为个性使然。从小学开始,他就不愿使用“周海婴”这个名字,因为那样一来,周围的人看他,便会带上一种特异的目光;他们会假设他具备一些“鲁迅的儿子”理所应当具备的特点,比如文笔很好之类的。这种“有色眼镜”—即便是出于绝对的善意—也让他感到非常难受。 长大之后,周海婴不太情愿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每每被引荐,对方总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他,在他脸上、身上搜索着某些期待中的特征,最后,对方的目光往往锁定在他的两道浓眉上,然后伴上一句:“像!真像!”这个时候,周海婴的心中总是一声叹息,但他又无法对对方说,自己的外貌其实和父亲不太相似,倒是像足了自己的叔叔周建人。 “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周海婴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 而从外界看来,周海婴情愿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鲁迅实在太优秀,太出类拔萃,太意识形态化,以至于被尊奉到了“民族魂”的地位;这样的称号对于鲁迅本人都未必是幸事,别说是他的儿子。更何况,周海婴身边生活着那么多不平凡的人—他的父亲鲁迅、他的母亲许广平、他父母的朋友瞿秋白、萧军、萧红、胡风??他们一个个都是人中龙
凤,但最终都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幸福在艰险的世故人情中支离破碎。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激进而痛楚的漩涡,也许,正是这样的漩涡,让目睹一切的周海婴,只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平静的池塘。 成年之后的周海婴,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乐趣,普通人的家庭和工作,普通人的烦恼和幸福: 他将摄影这一兴趣坚持了70年。从使用620底片的小方木匣镜箱,玩到有10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机,留下两万多张摄影作品,还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镜匣人间”个人的摄影展; 他爱喝咖啡,会以理工科人特有的严谨,坚持将烧咖啡的水精心控制在93摄氏度,以调配出一杯他觉得口感最佳的咖啡; 他不爱参加社会活动。鲁迅去世后,以“鲁迅家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起先一直是许广平,许广平去世后则是周建人。而周海婴,鲁迅唯一的儿子,长时间只是存在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文字中,独乐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无线电世界里。 然而,在2000年以后,低调了一辈子的周海婴却陡然“高调”起来。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在史学界引发热议;2002年,又与儿子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文化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他还亲撰释文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亲自督导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完整面世,倡议并发起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并编辑酝酿36卷、1500万字、囊括鲁迅和许广平全部作品的《鲁迅大全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与周海婴相交了几十年的王锡荣,这样看待周海婴在晚年突如其来的高调:“在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周海婴觉得不得不表态。那段时期,文化界出现了针对鲁迅的不公评论。先是葛红兵,说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2000年,《萌芽》杂志又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前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后者则指出鲁迅算不上文豪,理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这些言论让周海婴看不下去了,他站出来,希望能维护先人的名誉,尽到自己作为‘鲁迅之子’的责任。” 2010年5月,周海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的免疫力全面丧失,医生只能以大量激素来维持他的生命。今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 鲁迅当年逝世的时间是5点25分。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有着神秘的基因传承,“他们都一定要支撑到天亮。”(图片均为周海婴摄影作品) 1947年夏,上海,海婴和成双成对的好友们。 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庆贺。 1950年秋,郑振铎和朱早观在十三陵野餐。
1947年夏,上海,海婴和成双成对的好友们。
凤,但最终都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幸福在艰险的世故人情中支离破碎。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激进而痛楚的漩涡,也许,正是这样的漩涡,让目睹一切的周海婴,只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平静的池塘。 成年之后的周海婴,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乐趣,普通人的家庭和工作,普通人的烦恼和幸福: 他将摄影这一兴趣坚持了70年。从使用620底片的小方木匣镜箱,玩到有10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机,留下两万多张摄影作品,还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镜匣人间”个人的摄影展; 他爱喝咖啡,会以理工科人特有的严谨,坚持将烧咖啡的水精心控制在93摄氏度,以调配出一杯他觉得口感最佳的咖啡; 他不爱参加社会活动。鲁迅去世后,以“鲁迅家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起先一直是许广平,许广平去世后则是周建人。而周海婴,鲁迅唯一的儿子,长时间只是存在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文字中,独乐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无线电世界里。 然而,在2000年以后,低调了一辈子的周海婴却陡然“高调”起来。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在史学界引发热议;2002年,又与儿子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文化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他还亲撰释文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亲自督导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完整面世,倡议并发起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并编辑酝酿36卷、1500万字、囊括鲁迅和许广平全部作品的《鲁迅大全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与周海婴相交了几十年的王锡荣,这样看待周海婴在晚年突如其来的高调:“在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周海婴觉得不得不表态。那段时期,文化界出现了针对鲁迅的不公评论。先是葛红兵,说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2000年,《萌芽》杂志又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前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后者则指出鲁迅算不上文豪,理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这些言论让周海婴看不下去了,他站出来,希望能维护先人的名誉,尽到自己作为‘鲁迅之子’的责任。” 2010年5月,周海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的免疫力全面丧失,医生只能以大量激素来维持他的生命。今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 鲁迅当年逝世的时间是5点25分。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有着神秘的基因传承,“他们都一定要支撑到天亮。”(图片均为周海婴摄影作品) 1947年夏,上海,海婴和成双成对的好友们。 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庆贺。 1950年秋,郑振铎和朱早观在十三陵野餐。
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庆贺。

1950年秋,郑振铎和朱早观在十三陵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