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在线下载:自由是怎么失去的？

晚年郭沫若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论，新名流与老贤达心心相印，恭维其学问优长之后，又为郭氏倍遭诟病的晚年行迹作开脱。只是新玩意儿不多，总归是“时来天地皆通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调子——将郭氏晚年的种种丑态尽归于有压力、被迫的“不得已”、“不自由”。 储安平有句名言：民国时是自由的多和少的问题，现在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自由是怎样失去的？仅仅是“运去”的缘故吗？若从这个角度讲，郭氏的人生堪为一条好线索。

　　一． 郭氏之道，一以贯之
　　
　　也从1948年说起。郭氏是年大喜，获选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胡适担纲推选工作，郭氏的古文字同行董作宾先生让出了自己的名额给郭氏，成为一段坚持学术独立性的佳话。这当然是郭氏人生履历中的精彩一笔。不过，郭氏对这个“院士”头衔并不在意，对他而言《斥反动文艺》的发表更为要紧——围绕“文艺战线”上的“战斗”，郭氏的1948年分外精彩。《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以郭氏风格的激烈笔锋，用“红黄蓝白黑”的颜色标签对一批著名作家、学者进行了批判。沈从文首当其冲，萧乾、朱光潜以及历史学派“战国策”派一一在列，而其外延几乎可以囊括“进步人士”之外的国统区学界。而且，其批判全无学术意味，抓住敌人的“政治罪恶”穷追猛打——诸如“文化特务”、 “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反对抗战。政治话语完全吞噬了文艺和学术的固有标准。这篇文字影响甚巨，对此研究者甚多，不赘述了。不过，有一种意见需要商榷。那就是过于强调了郭氏与被点名批判者的个人恩怨，对此文出笼的重要背景予以重视。
　　
　　郭氏对沈从文的私人衔恨是不必怀疑的，即使是数十年后奉周恩来之命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写序文，郭留下的却是一篇二百余字绝口不提作者的奇文。但是，郭氏在48年挑选沈从文做靶子别有深意，看重的是沈从文力持的纯文艺立场。萧乾与郭氏也有过节，但是并未正面交锋，仅仅是文章中提到的“五十称公”，按说郭氏不至于衔恨至此。《斥反动文艺》给他开列的罪名竟是——肖乾在唱
　　他的“人权与人道”。虽然“人权与人道”不知道帮助了左翼人士多少次了，但是48年时已经是种罪过了。另据当事的王芸生认为郭氏其实是在敲打《大公报》系——坚守“四不”，尤其是“不党”，在胜利前后有些扎眼了——沈从文恰恰也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而郭氏批朱光潜最为有趣，他自称在此以前从未读过朱的著作，恶补两本书后就如此大杀器为哪般？三年后朱光潜自己的检查中道出些消息，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由此可见，郭氏的矛头所指是力求保护自身专业领域不受政治操控的人物与机构——若仅仅是私人恩怨，打击面不至于那么广，打击力度也未必那么强。更重要的是郭氏的文章一出，“组织”迅速跟进，邵全麟等纷纷跟着郭沫若的调子穷追猛打。
　　
　　显然，这并不是郭个人的心血来潮、一时意气，而是呼应毛泽东在1947年10月27日提出的打击自由资产阶级——毛提出“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军事尚未全胜时，自由已经是摆上台面的下一个敌人了。而真正操作起来，“右翼”的帽子其实是跟着自由走，而“反动”、“资产阶级”“特务”不过是用来顺手的棍子罢了。仅仅从战局和党争的角度去看，这个打击的方向很难理解——郭氏口中的“反动文艺界”对国府的反感是主流，批评起来往往不假辞色，在党争中更倾向于左翼的不在少数。而且，不过是书生而已。正因为毫无现实政治军事层面的威胁，毛氏所谓“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也只能说到“倾向”的程度罢了。究竟是什么倾向值得如此高调出击？不过是自由吧。整整这一年，郭沫若都在忙于这样一个呼应和落实毛的战略部署。除了《斥反动文艺》的全面出击，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胡适：2月一篇《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读读标题就够了；3月一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题目还算像样，文中借力主亲苏而半明半暗指责胡适通美卖国；5月又出《〈三无主义〉疏证》，把胡适自称的“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为“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这些全不是学理之争，而是政治陷害加谩骂了——还要讨论54年国内大批胡适时郭沫若的激情表演是否“不得已”吗？
　　
　　 那么这是不是48年这个迎接他们的胜利时，郭沫若才有的突兀表现呢？非也，郭氏之道，一以贯之。稍稍再向上推，看看郭氏在1942年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应。郭沫若是最早接到这一传达的文化人士之一，当即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当时并无什么“不得已”，而郭的兴奋也不是作秀，乃至当晚他也跳起了秧歌，并留下了诗句“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而同为左翼文化要人的胡风在接受《讲话》的传达时，虽然也表示了赞成，但是认为国统区的文艺界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这在后来也成了胡风的一大罪状——用周扬的话讲，茅盾和郭沫若对《讲话》都发表了文字，而胡风没有。尽管胡风对《讲话》的低调很可能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不过相形之下郭沫若的高调出击更令人侧目了。《讲话》是延安整风的产物，源于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文艺活动的规制——包括最著名的王实昧《野百合》案。《讲话》的核心是用民萃话语、阶级话语的方式确立了政治威权对文艺活动的统治。而近代以来勃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舆论界的主流恰恰是坚持其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并且始终保持对政治领域的关注和批评。因此，这种规制和统治还只是党内范围，推向全国的阻力很大。胡风的策略性考虑正在于这种风气的牢固，而郭氏毫无顾忌，不仅撰文鼓吹，而且从此以后一切文艺言论均从这一纲领性文件所出，不要说胡风的顾虑重重比不过他，就是“也写了文章表态”的茅盾也难以与郭氏此后数十年的夸张表演。从1942年到1948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界风气转换的重要阶段，而郭氏是主动迎合、积极推动，还是“不自由”、“不得已”呢？
　　
　　 知道了郭沫若对《讲话》的彻底服膺，就不难理解郭沫若在“大跃进”时期写下大量口水诗、口号诗的糟蹋文学了。其实，47年底他就提出“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文艺创作的民粹化是他衷心接受、身体力行的。唯政治标准是从，是他素来的主张。“人民至上，革命至上”、“战友集中，火力集中”，48年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时就被他奉为了总方向。究其根底，郭沫若早在三十年代提倡革命文学时就有赤裸裸地表达过——“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此人的思想根底不过如此，确实和毛氏专政心心相印。
　　
　　数十年后，储安平感慨“自由的有无”时，郭氏会有这样的感慨吗？哪怕他昔日的战友们终于忍不住要一些创作、学术的自由——如邵荃麟之流也忍不住要讲点文学人物的多样性而倒霉时，郭氏始终保持了对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沉默。其实，他早就说了“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其时尚在1945年，还在“自由多和少的问题”时，郭氏已经如此了。求尾巴而成尾巴，求不自由而不自由，于他个人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而自由之殇当责何人？
　　
　　郭氏给人的印象是恣意纵荡、个性强烈，然而从主张“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起，到宁做政治权威的尾巴终，乍一看确实是矛盾得让人难以致信。其实，这也不复杂，鲁迅对郭氏的评价“才子加流氓”足以说明问题。才子的狂放、流氓恣意，可是遇到情投意合、奖掖提拔的“老大”时便换作低眉顺眼、奴颜婢膝的模样。黄金荣、杜月笙手下有的是这样的人物，只不过他们不大识字罢了。今日文人把晚年荒唐割裂出来作粗率的历史观察，而归咎于外力压迫下的不得已、不自由，那是没看懂郭沫若，更没看懂诞生郭沫若所处的特殊群体，没看懂郭沫若所处的特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