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电视剧有哪些:红墙童话:中南海里的非机关秘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23:37:46
         中南海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重要机关办公所在地,被视为中国政府高层的象征,也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地方。
        跳 舞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紧张工作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朱老总常穿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蓝色便服。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已经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回到椅子上,继续看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高的时候,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他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悄然退场。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有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毛泽东一般在开场后才到,有时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他的到来,往往使舞场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舞场的气氛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但听不到任何喧哗。”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吃 饭
       丁楼的东头的一幢两层小楼,是中南海多数孩子都熟悉,都能讲出相关故事的一个地方。
       地层入门门厅北面是厨房,也就是后来的西小灶。南边,用如今的话说可称为多功能厅,当年既作餐厅,也当会议室,还用作娱乐场所数功能并举。
       然而,每当孩子们过早地守候在入口处的时候,便可能通过放映厅的两扇弹簧门的门缝,看到特别有家庭气氛的场景,有几家人家还在吃饭。
       1959年以前,在此吃饭的有几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杨尚昆家,邓小平家有时也来这里吃饭。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饭菜打回家去吃。偶尔,例如过年过节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会来这里聚餐。
       在西小灶吃饭的几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后,朱德女儿朱敏的孩子健健、窝窝陆续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这两个外孙,留在中南海里抚养了一段。加上早在这里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从四川老家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多个人了。
       一旦朱德老两口带上十多个孩子,一张桌子就挤不下了。那热闹的场面,堪为中南海西小灶壮观一景。同在这里吃饭的刘源说:“朱老总家人若是聚齐了,就得坐两大桌子。上菜得用盆端。”
        因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朱德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在小餐厅,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餐桌,跑到朱德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里的,拈点那个盘里的,嘴里一面嚼着,一面不住地说:“嗯,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
       纯粹就手艺而言,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绝活儿。而且谁家做了师傅最拿手的佳肴,都会主动地招呼其人家来共享。
       刘少奇家的郝苗师傅,最擅长的是西餐。“到我们家来主厨,实在是埋没了他的手艺,我们家常年吃的是家常菜。但郝师傅很尽心,把普普通通的菜做得很精细。”刘源说。
        杨尚昆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哪儿有他哪儿就特别热闹。每当他得到或买到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会拿到西小灶餐厅里来给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试制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熊猫牌的,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那时中南海里上中学的男孩子,课余受好之一就是装半导体收音机。刘源、朱德的几个孙子,都自己装过。“但我们装的那玩意儿,和杨尚昆拿来的小半导体简直没法比。他对孩子们说:你们看看,咱们的上海,能造出这么精巧的东西来了,我花了160元。这160元在我们的感觉里,可是不小的数目啦!”朱援朝说。
        看电影
        在电视还不普及的五六十年代,视听娱乐的主要节目,就是看电影。所以,每当放电影时,来看的人还是不少的。临开映前,在门厅买票入场,不论什么片子,都是两毛钱一张票。
        放映厅是木质地板地。多数男孩子看电影,从不老实地坐后面的椅子。觉得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发都知道是为谁摆设的,即使没有首长来,也不会去坐。所以,孩子们通常都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沙发前的这块地毯,是孩子们平等相处的见证。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只要想在这前面看电影,就都在这块地毯上打滚。刘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孙子、李富春的外孙子,无不如此。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较长,电影结束时,地毯上一片睡着了的孩子。
       在此看电影次数稍多的,有刘少奇一家、朱老总一家、董老一家、邓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畅。
       王稼祥夫妇是到西楼电影院看电影次数最多的首长之一。他们给人印象深的是从来不坐第一排。再有就是孩子们对朱仲丽的打扮印象深刻。她总烫着发,略施粉黛,衣着也比较洋气。
       并不是每个片子都让孩子们目不转睛。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务,也不逗乐,男孩们就自寻其乐了。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自制有崩弓枪,对电影没情绪的时候,就用崩弓枪制造情绪。
       他们崩放映机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点在光柱间飞来飞去;或把画面上的某个人当假想敌,一起射击,于是在前排的人会听到银幕发出噗噗的声响。
       偶尔他们也会恶作剧,向观众射击。一次,刘少奇来晚了,他弯腰向前排的沙发摸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击了。那是冬季,刘少奇穿着呢子大衣,纸弹打在身上他并没有感觉。可警卫人员听到了声音,四下搜寻起来。刘源这才发现,被击中的是自己的父亲,连忙悄声传话:“别打啦,是我爸!”“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忆及当年往事,说到此事后,不知是谁发感慨:“炮打刘少奇,是我们打的第一枪啊。比1966年可早多啦。”
     (据《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汉口胜利街曾是“中南海”
        汉口胜利街163号、165号是一座西式三层居民楼,坐西朝东,红墙赤瓦,一楼还开有烟酒副食店。如果不是外墙上镶有铭刻有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字样的白色石牌,人们很难相信这栋老房子曾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当代党史专家称之为1927年武汉的“中南海”。
        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介绍,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革命势力迅速由中国南部扩展到中部,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于1927年4月到达武汉,到5月下旬,原在上海的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中央妇委、中央军委等部门全部迁到武汉。
        陈独秀到汉前,中共中央秘书厅主任王若飞已在汉口原俄租界四民街6l、62号(即今天的胜利街163号、165号)建立了中共中央办公场所,这栋三层的砖混结构西式洋房,临街有两个门可出入,一楼是警卫人员工作和居住,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议室用于开会和会客,陈独秀住在三楼中间。
        这栋楼后面还有一座附楼,其外观和结构与前面主楼基本相同,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机要重地。两栋楼的左侧有一通道是陈独秀汽车的停放处,右侧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公馆仅一墙之隔。以此为中心,方圆1公里之内的辅义里12号是中宣部所在地、铭新街13号是中组部所在地,中央军委等中央机关也在周边办公。
        这段时间,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和重要决策大多发生在四民街61号,这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领导全国各级党组织及革命活动。
        1927年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前夕,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召集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议改组中央,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和武汉总同盟罢工,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拒绝陈独秀参会,并决定陈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拒不服从,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并从这栋楼房里秘密撤出。迫于形势,此后其他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也迅速转移。至此,胜利街163号、165号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历经3个月结束,楼房后来成为居民住宅,1988年12月25日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据《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