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里大都会:中国官员心理压力报告：新生代公务员问题突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30日10:56  《小康》杂志
小康杂志2011002期封面
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指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38岁正在成为官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分界点。
三十而立的干部们面临着最大的人际交往困局，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年官员在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在人际交往与情绪体验中则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受访的官员，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
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普遍拥有的几大压力源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组织压力和社会压力。
上万名中央国家机关的职工干部参加了由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举办的“名家谈心理”讲座，这一讲座几乎场场爆满，显示了这一特殊群体对心理解压的迫切需要。据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不完全统计，在参与心理健康调查的青年干部职工中，有八成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以上，但是也有近二成的人群值得关注，他们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测试结果显示尽管大部分人情绪体验和自我认识表现稍好，但也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比一般人更苦恼不安，情绪调节能力不足以应对他们面临的压力。
最突出的存在心理困境的是新生代公务员群体，一方面他们有着非常强的适应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相当大的人际交往困境。当下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青年干部的心理素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官员心理压力如何改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给出的建议是：应该充分把握其适应能力好、学习能力强的优势，接受心理管理知识的熏陶和系列心理能力训练，努力提升心理素质，提高特定岗位的适应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另外要针对该群体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劣势，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以及情感表达与心灵沟通交流平台。
万名官员“强心”集训记
一系列关于压力与健康、亲子教育、婚恋心理、情绪管理、危机管理的讲座吸引了超过一万名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据不完全统计，在志愿参与心理压力测验后得出的报告中显示：参与者的整体心理健康指数略低于全国普通人群水平，有近1/3人的人际交往属于较差或差的水平
“从心理学上讲一个道理，A和B两条线是不是一样长？同意吗？”
张侃指着大屏幕上的两条线段，移动着手里的鼠标，目光紧盯着台下正在听他说话的人群，没人说话，可以一目了然得出结论的东西并不会引发他们的好奇。
他们在等待下文，张侃下翻了一页，PPT投影显示出新的图像，他把原来的线段放到了不同的地方，听众们有轻微的骚动。
“一旦分开它们在不同的系统当中，你们再看感觉它们一样长吗？”
“不一样了吗，其实线还是原来的线，只是放在不同的地方给你们的感觉不同罢了。同样，人也一样，你还是你，但是放在这个岗位和其他岗位，周围对你的评判就是不同的。”
讲台上的张侃边讲边和台下互动，一问一答气氛热烈。有人笑着点点头，也有人疑惑地皱着眉，很多人都摊开了笔记，时不时地记点什么。
讲心理与个人、职业与社会，中科院心理所前所长张侃并不陌生，但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们挤满了会场来听这个讲座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这个以“健康生活，从心开始”为主题的心理学“名家谈”由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下简称心理咨询中心)等部门承办，在2010年一共举办了12场这样的讲座，几乎场场爆满。
公务员们为什么对自己面临的心理压力有如此迫切的需要？
看得到的压力
当张侃开讲的时候，能容纳800人的会场没有一个空座，跟一般开会越开人越少不一样，这次讲座越开人越多，后面赶来的人已经没有座位可座。
36岁的处长李志是赶来听讲座的人之一，但是他来晚了，甚至都挤不到会场里面去，他站在最外面听了一会，准备放弃。
不过，会场外面放着的四台机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李志走过去看了看这些陌生的玩意儿，一位咨询师告诉他这是生物反馈放松仪，可以测知他的压力以及感受如何放松的过程，这激起了李志的好奇心。
他决定试一试，根据皮电和心率的显示，李志看到了屏幕上一颗枯萎的菩提树。咨询师告诉他，当人有压力和不放松的时候，这棵菩提就会呈现这样枯萎的状态。如果能够放松状态，这棵菩提就会改变。李志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可是怎样都无法改变枯萎的状态。而他旁边机器上的一位女士显然很高兴，因为在指导下很快就看到了屏幕上的菩提慢慢变得茁壮开花、绽放光芒。
从原先的部门调换到现在的部门已经半年了，李志一直无法融入新的环境，下属觉得他的做事风格太古板，不如前一任领导能力强。上司找他也谈过两次话，希望他能尽快融入新环境，处理好人际关系。
李志失眠很久，就算睡了也是一直做梦。觉得特别累，每天早上都很害怕出门上班，而到了单位还必须要装作没事一样，就怕被人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而更被看不起。听说旁边的贵宾室专门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可以做一对一咨询。李志决定去聊聊。在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一直都在说，而心理咨询师只是偶尔发问引导他的思路，他觉得对方并没有给他任何意见，可是却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看清了自己，心里明快了一些。
这一天的讲座似乎引发了连锁效应，有很多像李志这样的处级官员开始打电话到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询问下一次的讲座和培训会在什么时间开始。
这让一手策划和推动这个活动的闫洪丰感到很高兴，事实上在第一场讲座开始之前，闫洪丰心里很没底。2010年3月14日这天，北京下着大雪，闫洪丰心里凉了半截，雪天路滑，他很担心此前想要来听讲座的人赶不来。
这位中国残联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赶紧拿起手机，四处“拉人”，要求那些承诺来听讲座的领导们不能失信。
“能有需求吗？哪有那么多人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呢？”这是闫洪丰第一次向国家机关的一些领导交流进行心理培训时得到的反馈，要是第一场讲座就办砸了，后面肯定没法继续。闫洪丰正是因为看到了在工作中像李志这样需要心理疏导的人越来越多，才萌发了给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进行心理培训的念头。但他也不确定会有多少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在他的奔走、推动下，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国科学院工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三方联合组建的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最后建立起来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史占彪博士担任咨询服务部主任，闫洪丰担任了顾问的角色。
在讲座期间，来参会的培训者都可以做一份心理测评，或者在现场做，或者可以回家登录网站操作，然后会出具给其一份完整的个人分析报告。李志也做了一份。在整个讲座期间共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测评，其中1437人是在24～44岁间的青年干部职工。中心的心理健康研究组就重点依据这些数据做出了第一份关于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报告。
这次调查依据情绪体验、自我认知、人际交往、认知效能和适应能力等五个维度考量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采用的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心理健康量表。报告指出，参加本次测验的青年干部职工的整体心理健康指数略低于全通普通人群水平，而五个维度的考量中，除了自我认知外，其他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际关系得分最低，有近1/3人的人际交往属于较差或差的水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咨询服务部主任史占彪表示，从现实的心理接访看来，鉴于国家机关工作的特殊性，人际交往中的压力的确是比较突出的一块，这些显而易见的压力很容易阻碍他们的家庭、工作及其他方面的适应能力，造成内心的冲突与焦虑。
热线背后 不能说的痛苦
杨莉是中心心理热线的咨询师，每周六都坚守在热线旁边，从下午2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普通单位五六点正常下班的时间是她一天里相对较忙的时候，电话比较集中。中心像她这样的心理咨询师共有8名。他们对于需要当面心里咨询的干部职工，向心理所的心理专家预约，目前共有12名博士、教授参与门诊咨询工作。
自从热线开通以来，电话咨询大概有200例左右，面对面咨询50例左右，虽然量不高，但涉及的内容却很广泛，有的是咨询职场上人际交往的压力，有的是倾诉婚姻情感的烦恼，也有的是来自亲子关系的问题。经心理咨询中心初步统计，这些来访者的问题多以职场压力和亲子关系居多，情感问题次之。史占彪分析认为，这如实反映了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事业和子女教育双重压力下，存在诸多心理困惑需要解决。
杨莉就曾接到一位女性正处级干部的电话，她和丈夫都是部门的负责人，两个人工作很忙，儿子从小到大几乎都是奶奶带的。上小学的儿子十分顽皮，三天两头被老师找家长，有时候早上没带作业，有时候和同学打架，有时候就在教室乱跑。
这位干部苦恼地告诉杨莉，她和丈夫工作压力本来就大，孩子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工作时总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又会出什么乱子，回到家夫妻与奶奶因为对教育孩子的意见不统一，又经常发生争吵。这位能搞定很多复杂工作的官员，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这让她感到很焦虑。因为电话咨询的成效很有限，杨莉曾建议对方过来和专家聊聊，但对方拒绝了。
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杨莉发现这个群体总是对自己的身份十分谨慎，无论是咨询孩子问题，还是自己的认知问题，在交谈中能知道他们都在压抑自己的痛苦和难处，不愿意让单位的任何人知道。“很多人觉得看心理医生就代表着他们的心理素质不够好，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他的仕途肯定要受影响。所以有些人甚至打电话都是偷偷的。”杨莉无奈地说。
史占彪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心成立后，针对这一群体也设计了一些培训和讲座，虽然每次都向各部委做了宣传，但收效并不大。每次联系那些部门做心理讲座时，有的总是会笑笑以“最近很忙，改期再办”推脱。就算是有的已经定好的部门，也经常会突然接到电话说临时有重要工作必须改期，甚至直接取消了。
他和闫洪丰交流过这个苦恼，总的来说就是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对心理学的认识不够。在史占彪看来，心理压力、心理问题不是问题，就像是感冒吃药一样是可调可治的。技术上基本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必须要了解心理学，愿意从中找到一些方式方法，寻求一些渠道去改变心态。
他们希望借由“名家谈心理”讲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心理学的好处。史占彪和闫洪丰商量后，邀请了12名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界专家。因为时间或其他因素，名单一改再改，最终确定了张侃、杨凤池、李子勋、王登峰、张建新、罗劲、车宏生、乐国安、樊富珉、刘翔平、丛中、张梅玲等12位名家，在2010年为公务员们进行心理减压和疏导。
有压力就有需求，系列讲座前后吸引了10000多人参加，学员涵盖了所有的部委，很多讲座都爆满，随着每一讲的深入，一些部委还特别组织处级以上干部集体观摩学习。
婚恋危机  必须重视的问题
40岁的李建峰人生经历一直是顺顺利利的，大学毕业后在家人的要求下报考了公务员。工作10年后，他从科员、副科级、科级，提升为副处级干部。李建峰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但坐在这个岗位上，重要的事并不是他说了算，自己的很多想法也难以完成，干的工作有些是他不喜欢干的事儿，或不赞成干的事儿。
工作中的压力让他脾气变得很不好。有时候下班回到家仍然板着脸，妻子关心问问，却都被他冷冷地回绝了，“你能懂什么？”时间久了妻子对他也有埋怨，觉得他对自己就像是对下属，体会不到伴侣的感觉。为此两个人经常吵架。
身为团委书记的闫洪丰本身是心理专业出身，还拥有国家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因此，他更能理解他们的心理压力状态。很多人知道他是学心理学的，因此无论是开会还是去其他部门办事，总有人会找他谈谈，即使会上不方便说，私下里也一定会打电话。他也经常在中心给那些负责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做督导，在他看来，李建峰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工作压力造成的婚姻情感失衡的例子太多了。
因此，在考虑“名家谈心理”讲座的内容时，大家很早就确定了探究婚恋心理提升家庭功能这样的题目。这次的讲座酝酿了两年之久，每周都会开协调会，研讨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到底该给这些公务员们讲什么。
十二讲的每一位教授都有着各自擅长的专业，他们原本想讲自己最熟悉的那一块，但商量的结果是，他们必须讲授最贴近这个群体需求的东西。每次例会，大家都会拿出很多案例进行分析和研讨，找出这一群体最迫切需求的东西。闫洪丰觉得必须有针对性的内容才会更加吸引人，才能达到一针见血触动这一群体关注自身心理健康的目的。在反复的探讨下，他们最终定下了压力与健康、亲子教育、婚恋心理、情绪管理、危机管理等多方面内容。
讲座最终定在了2010年3月到2010年6月间。心理咨询中心印发了大量的海报和宣传册通过团工委下发到各个部委去，此外，他们还在机关内部网站上推广，每名职工只要下载入场券并加盖单位公章到时就可以免费入场。海报上除了讲座安排，还清楚地标明了路线图，甚至还包括在哪里停车可以不花钱的攻略。
闫洪丰事先还特别给每个团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再三表明心理学对大家的重要性，并表明这十二讲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请这些书记帮忙号召更多人关注此次讲座。“其实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这个群体真的来了解心理学，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压力，了解他们能够通过这一学科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和轻松。很多人都逃避压力，不愿意说，不愿意去看，但往往心理的那个负担只会越来越严重。只有认识它、重视它，并通过科学的方法解决它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闫洪丰感慨地说。
200人的心理专员队伍
“米卢说什么？态度决定一切！我个人认为，米卢是我们的好同志，他不是中国足球总教练，而是总心理医生。态度决定一切，实际上是给国足做了心理辅导和校正。不管是凑巧也好，有缘也好，最后中国足球就是冲出了亚洲。”当心理学专家杨凤池在台上说到这时，坐无缺席的台下再次爆出了阵阵笑声。
在十二讲中，张梅玲的《亲子互动与儿童心理素质教育》、张建新的《亚健康状态的表现与调节》、李子勋的《探索婚恋心理提升家庭功能》、杨凤池的《公务员的兴趣管理》等都是最受欢迎的讲座，其中杨凤池的讲座，很多没有地方坐的人将过道也挤得满满的。
杨凤池很善于讲故事，一个又一个案例让台下听得津津有味，笑声不断；案例过后，他也对下面的人说，提高情商是大家的主要任务，他告诉他们应对压力的主要有自我减法、理性互动、有效管理三个方面，讲到这些时，台下的人又收起笑容纷纷拿起笔认真记录。闫洪丰注意着现场每一次的动与静，他都把这些记录下来，再反馈给下一讲的专家，让他们更容易地了解到台下观众的兴趣点和基本的需求。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现场很多人举手提问，可是时间关系，杨凤池只能回答三个人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他，“现在很多人忙惯了，闲不下来，一旦闲下来就心里发慌，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杨凤池认为这可能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会有的一种惶惶然和不安全感，觉得只有忙碌才能让自己踏实。他指出现在大家特别需要的是忙里偷闲，坦然面对内心的焦虑和烦恼。话刚说完，现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讲座刚结束，很多人就把还没下讲台的杨凤池围了起来，一些部委的相关领导热情地邀请他能够单独去做一次讲座，还有一些人见缝插针地问上一两个来不及课上问的问题。
“名家谈心理”讲座就像是一场“强心”风暴席卷了各个部委。讲座结束后的半年里，闫洪丰陆续接到了20多个部委的电话，希望他帮忙联系请专家去单独做报告。据事后了解，截止到目前，有将近40个部委都先后开展了这样的后期培训。中心和各个部委间的合作逐渐多了起来。虽然还不能达到普遍的状态，但这次的讲座激发了这个群体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在史占彪看来，这对中心未来工作的开展非常有利。在新一年的工作规划中，他最为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建立一支200人左右、分属于各个部委的骨干心理管理专员队伍。在设想中，会从每个部委挑选一到两名骨干培养对象，由中心统一专业培训，由他们配合中心开展各个部委的心理健康工作。在他看来，这些专员将成为每个部委和中心的桥梁，通过他们及时发现和了解这一中青年官员群体的心理压力状态。史占彪认为，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要持续关注，而且需要经常进行心理支持，毕竟他们肩负着执行国家各项决策的重任。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受访公务员李志、李建峰均为化名)
中国官员心理压力调查报告
★文 /《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官员感叹“心太累”。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
“趁未死之前，我将自己的遗书公诸于众。”2011年1月11日，广东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科级公务员朱国瑜在网上公布遗书，称母亲因反强拆被高州某领导司机凌某雇人打死，愿以死为母申冤。
广东茂名和高州两级政府先后介入调查此事，但是在网络上更多人关注的是“公务员维权”、“强拆困境”等话题，鲜有人注意到现在朱国瑜面临的心理压力。“这并非一起简单的社会问题事件，从遗书内容看，直接反映了这名科级公务员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广东省某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学教授分析说，“‘恨爹不成刚’、‘社会的不公平可见一斑’、‘我命苦的母亲’等字眼，反映出来的都是消极情绪，有必要对这名公务员进行心理干预。”
然而，朱国瑜的状况并非个案，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告诉《小康》记者，据央视报道，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想自杀，但只有30万人自杀成。但是近些年我国的自杀率逐渐升高，其中官员自杀问题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高危”的公务员群体
一直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群体，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高危”群体。
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
2010年初，连续发生4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2月5日凌晨5时许，广东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从湛江市某大院的一幢8层住宅上跳楼身亡。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主任、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告诉《小康》记者：“2008至2010年期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前后测试干部职工3500余人，总体结果显示，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体验到轻度到中度的心理压力，尤其在‘工作负荷’这一因子上得分最高，即普遍感觉工作量大、责任重大。男性在压力源的各个维度上得分都高于女性；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各组机关干部职工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或接近全国常模水平，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指数比45岁以上的干部低；科级和科员干部心理健康状态差于处级及厅级干部，女性干部职工健康水平低于男性。需要密切关注的人群达到二成左右，这些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需要心理帮助。”史占彪说。
在2010年12月5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期间，《小康》记者面向参会官员开展“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在“假如自己所能承受最大的心理压力为100，目前你觉得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程度大约是多少？”这道题中，选择“60～80”的最多，而“0～20”这个选项的得票数为0；在“工作中是否常常感到疲劳，总觉得自己有气无力，像生病一样？”这道题中，选择“有一点疲劳，但不会影响工作”者居多。
在2011年1月9日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2011高峰论坛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务员考录司司长聂生奎、副司长盛桂英，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诺姆四达测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苏永华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孙健敏教授、研究员周文霞教授、李育辉副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大多数专家、学者在接触官员的过程中，感觉他们的压力大。
基层和公检法官员压力重
“官员压力有一定的岗位区分，有的岗位压力极大，比如做行政工作的、公检法系统内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压力会相对大一些。类似于信访工作这样需要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官员，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官员问题的纪委、监察、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压力最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分析说。
参与《小康》杂志“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中，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调查结果印证了张西超的观点。河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委书记告诉《小康》记者：“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县委书记能起60%～70%的作用，现在各个县的竞争也很大，都在比，如果县委书记工作老抓不上去，上台发言又没有工作亮点，报纸上整天见不着你这个县的信息，一帮伙计跟着你干又没有政绩，压力就会非常大。”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用一幅“双三角型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在这位县委书记看来，基层官员总是处于上压下顶之下，执政压力大、困扰多。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里健康咨询中心曾对某一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采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从情绪体验指数、自我认识、人际交往、认知效能与适应能力五个方面描述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 　　“参加本次测验的个人最低分为218分。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两组人，8.88%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的水平；0.74%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很差，达到了相当极端的水平。”史占彪说，官员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仅只通过自杀这一种方式来宣泄，“猜忌多疑、权力膨胀、虚荣心太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紧张和焦虑，都是心理适应不良的表现。”
这些官员的重压从何而来？ 　　“官员们的工作非常忙，每天的会议很多，并且他们的工作常常需要尽善尽美；另外，他们总是面临着周围人对他们的反馈，周围人对他们的认知和反馈是负面多于正面的；此外，他们经常出差，作息不规律，生活方面的压力也很大。”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育辉分析说。
在心理学中，制造或引发压力的东西就是压力源，因此所有被认为可能带来威胁的情境、环境或其他外部刺激都被心理学专家、学者们称作压力源。史占彪认为，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普遍拥有的几大压力源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组织压力和社会压力。
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而在《小康》杂志社“您眼中的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所有专家、学者都认为，“工作负荷重”是官员们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职场升迁，竞争激烈”位列其次，只有一人选择“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
“被拉高”的心理底线
虽然牵动社会神经的官员自杀事件每年都会发生，但李育辉还是告诉《小康》记者，其实不用过多地替官员们担心，“这个群体的心理素质普遍较高。”在张西超总结的官员心理压力特征中，“深层次”、“持续”和“整体抗压能力不错”都是关键词语。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前述摸底调查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育辉和张西超的判断，“群体的总体心理健康平均指数为526分，高于全国普通人群500分的水平，其中个人最高分为738分。六成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良好的水平；二成的受访者心理健康处于好的水平。”史占彪介绍说。
“我们的心理底线实际上是‘被’拉高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们有很多烦恼，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无处倾诉。和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和领导、同事说，更不行，因为心理问题常常作为我们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如果单位的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抱怨过压力大，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在本单位的发展。”
在《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当被问到“如果您遇到自己无法排解的心理压力或心理困扰，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排解”这一问题时，绝大部分官员的回答是“找朋友倾诉”，选择“唱歌、健身、旅游等”的人数也较多，令心理学专家、学者们担忧的是，没有人选择“求助于咨询机构或人员”这种方式。
“学界对于官员心理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而官员本身也不太注重这种方式。”张西超说，“即使给官员们做心理辅导，我们也会注重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区别，这个群体是在可变范围内的减压，相对来说会告诉他们更多的具体方法，因为我们不鼓励他们辞职或者跳槽，他们的生活是格式化的，不能有太大变化。我们会给官员们做系统的工作上的战略压力管理，从战略上规划所有的工作压力源，帮助他们做压力分解表，停止不好的行为。”
之前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在名家谈心理讲座活动中，以及开展的进部委心理健康促进的部委机关心理评估项目中，发现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心理健康水平欠佳，人际交往问题尤为突出，情绪体验和自我认识问题明显，而适应能力和认知效能尚可。
李育辉在工作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使官员向我们倾诉，一般也只说表层问题，而对深层次的问题闭口不谈。”
针对官员心理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去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提出除了在任选干部的条件中增加心理承受力的要素外，还应在各地广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在我提出的首长接待日制度、听证质询制度、发言人制度等九大制度中，其中第七项就是上下级之间进行的对话制度，这就是防止官员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治本的方法。”林喆告诉《小康》记者，“这项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激励谈话，就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当面表扬；第二是诫勉谈话，当公务员行为不当或是工作没有完成好的时候，上级组织就该跟他当面谈一次话，当面批评，我们为什么要等一个干部由小贪官变成大贪官、或者由一个好官变成坏官时，再去批评他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批评前置，及时指出这名干部的缺点，帮助他克服困难、克服弱点，不至于堕落下去；第三是排忧谈话，当官员遇到重大家庭灾难，或者受到处分的时候，需要一场这样的谈话，倾听他的诉说，关心他的痛苦，指出他的优点，给予他前进的动力，鼓励他吸取教训，继续努力。”
林喆坦言，如果一名干部在出问题之前没有向他的组织求救或向领导求助，说明后者是相当失败的。
（感谢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国科学院工会、机关心理咨询中心为本组稿件提供的支持，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联系热线：010－64857026，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为本文提供调查支持）
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
万名官员“强心”集训记
★文 /《小康》记者 孙晓青

一系列关于压力与健康、亲子教育、婚恋心理、情绪管理、危机管理的讲座吸引了超过一万名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据不完全统计，在志愿参与心理压力测验后得出的报告中显示：参与者的整体心理健康指数略低于全国普通人群水平，有近1/3人的人际交往属于较差或差的水平
“从心理学上讲一个道理，A和B两条线是不是一样长？同意吗？”
张侃指着大屏幕上的两条线段，移动着手里的鼠标，目光紧盯着台下正在听他说话的人群，没人说话，可以一目了然得出结论的东西并不会引发他们的好奇。
他们在等待下文，张侃下翻了一页，PPT投影显示出新的图像，他把原来的线段放到了不同的地方，听众们有轻微的骚动。
“一旦分开它们在不同的系统当中，你们再看感觉它们一样长吗？”
“不一样了吗，其实线还是原来的线，只是放在不同的地方给你们的感觉不同罢了。同样，人也一样，你还是你，但是放在这个岗位和其他岗位，周围对你的评判就是不同的。”
讲台上的张侃边讲边和台下互动，一问一答气氛热烈。有人笑着点点头，也有人疑惑地皱着眉，很多人都摊开了笔记，时不时地记点什么。
讲心理与个人、职业与社会，中科院心理所前所长张侃并不陌生，但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们挤满了会场来听这个讲座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这个以“健康生活，从心开始”为主题的心理学“名家谈”由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下简称心理咨询中心）等部门承办，在2010年一共举办了12场这样的讲座，几乎场场爆满。
公务员们为什么对自己面临的心理压力有如此迫切的需要？
看得到的压力
当张侃开讲的时候，能容纳800人的会场没有一个空座，跟一般开会越开人越少不一样，这次讲座越开人越多，后面赶来的人已经没有座位可座。
36岁的处长李志是赶来听讲座的人之一，但是他来晚了，甚至都挤不到会场里面去，他站在最外面听了一会，准备放弃。
不过，会场外面放着的四台机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李志走过去看了看这些陌生的玩意儿，一位咨询师告诉他这是生物反馈放松仪，可以测知他的压力以及感受如何放松的过程，这激起了李志的好奇心。
他决定试一试，根据皮电和心率的显示，李志看到了屏幕上一颗枯萎的菩提树。咨询师告诉他，当人有压力和不放松的时候，这棵菩提就会呈现这样枯萎的状态。如果能够放松状态，这棵菩提就会改变。李志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可是怎样都无法改变枯萎的状态。而他旁边机器上的一位女士显然很高兴，因为在指导下很快就看到了屏幕上的菩提慢慢变得茁壮开花、绽放光芒。
从原先的部门调换到现在的部门已经半年了，李志一直无法融入新的环境，下属觉得他的做事风格太古板，不如前一任领导能力强。上司找他也谈过两次话，希望他能尽快融入新环境，处理好人际关系。
李志失眠很久，就算睡了也是一直做梦。觉得特别累，每天早上都很害怕出门上班，而到了单位还必须要装作没事一样，就怕被人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而更被看不起。听说旁边的贵宾室专门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可以做一对一咨询。李志决定去聊聊。在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一直都在说，而心理咨询师只是偶尔发问引导他的思路，他觉得对方并没有给他任何意见，可是却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看清了自己，心里明快了一些。
这一天的讲座似乎引发了连锁效应，有很多像李志这样的处级官员开始打电话到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询问下一次的讲座和培训会在什么时间开始。
这让一手策划和推动这个活动的闫洪丰感到很高兴，事实上在第一场讲座开始之前，闫洪丰心里很没底。2010年3月14日这天，北京下着大雪，闫洪丰心里凉了半截，雪天路滑，他很担心此前想要来听讲座的人赶不来。 　　这位中国残联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赶紧拿起手机，四处“拉人”，要求那些承诺来听讲座的领导们不能失信。
“能有需求吗？哪有那么多人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呢？”这是闫洪丰第一次向国家机关的一些领导交流进行心理培训时得到的反馈，要是第一场讲座就办砸了，后面肯定没法继续。闫洪丰正是因为看到了在工作中像李志这样需要心理疏导的人越来越多，才萌发了给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进行心理培训的念头。但他也不确定会有多少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在他的奔走、推动下，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国科学院工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三方联合组建的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最后建立起来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史占彪博士担任咨询服务部主任，闫洪丰担任了顾问的角色。
在讲座期间，来参会的培训者都可以做一份心理测评，或者在现场做，或者可以回家登录网站操作，然后会出具给其一份完整的个人分析报告。李志也做了一份。在整个讲座期间共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测评，其中1437人是在24～44岁间的青年干部职工。中心的心理健康研究组就重点依据这些数据做出了第一份关于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报告。
这次调查依据情绪体验、自我认知、人际交往、认知效能和适应能力等五个维度考量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采用的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心理健康量表。报告指出，参加本次测验的青年干部职工的整体心理健康指数略低于全通普通人群水平，而五个维度的考量中，除了自我认知外，其他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际关系得分最低，有近1/3人的人际交往属于较差或差的水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咨询服务部主任史占彪表示，从现实的心理接访看来，鉴于国家机关工作的特殊性，人际交往中的压力的确是比较突出的一块，这些显而易见的压力很容易阻碍他们的家庭、工作及其他方面的适应能力，造成内心的冲突与焦虑。
热线背后 不能说的痛苦
杨莉是中心心理热线的咨询师，每周六都坚守在热线旁边，从下午2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普通单位五六点正常下班的时间是她一天里相对较忙的时候，电话比较集中。中心像她这样的心理咨询师共有8名。他们对于需要当面心里咨询的干部职工，向心理所的心理专家预约，目前共有12名博士、教授参与门诊咨询工作。
自从热线开通以来，电话咨询大概有200例左右，面对面咨询50例左右，虽然量不高，但涉及的内容却很广泛，有的是咨询职场上人际交往的压力，有的是倾诉婚姻情感的烦恼，也有的是来自亲子关系的问题。经心理咨询中心初步统计，这些来访者的问题多以职场压力和亲子关系居多，情感问题次之。史占彪分析认为，这如实反映了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事业和子女教育双重压力下，存在诸多心理困惑需要解决。
杨莉就曾接到一位女性正处级干部的电话，她和丈夫都是部门的负责人，两个人工作很忙，儿子从小到大几乎都是奶奶带的。上小学的儿子十分顽皮，三天两头被老师找家长，有时候早上没带作业，有时候和同学打架，有时候就在教室乱跑。
这位干部苦恼地告诉杨莉，她和丈夫工作压力本来就大，孩子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工作时总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又会出什么乱子，回到家夫妻与奶奶因为对教育孩子的意见不统一，又经常发生争吵。这位能搞定很多复杂工作的官员，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这让她感到很焦虑。因为电话咨询的成效很有限，杨莉曾建议对方过来和专家聊聊，但对方拒绝了。
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杨莉发现这个群体总是对自己的身份十分谨慎，无论是咨询孩子问题，还是自己的认知问题，在交谈中能知道他们都在压抑自己的痛苦和难处，不愿意让单位的任何人知道。“很多人觉得看心理医生就代表着他们的心理素质不够好，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他的仕途肯定要受影响。所以有些人甚至打电话都是偷偷的。”杨莉无奈地说。
史占彪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心成立后，针对这一群体也设计了一些培训和讲座，虽然每次都向各部委做了宣传，但收效并不大。每次联系那些部门做心理讲座时，有的总是会笑笑以“最近很忙，改期再办”推脱。就算是有的已经定好的部门，也经常会突然接到电话说临时有重要工作必须改期，甚至直接取消了。
他和闫洪丰交流过这个苦恼，总的来说就是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对心理学的认识不够。在史占彪看来，心理压力、心理问题不是问题，就像是感冒吃药一样是可调可治的。技术上基本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必须要了解心理学，愿意从中找到一些方式方法，寻求一些渠道去改变心态。
他们希望借由“名家谈心理”讲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心理学的好处。史占彪和闫洪丰商量后，邀请了12名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界专家。因为时间或其他因素，名单一改再改，最终确定了张侃、杨凤池、李子勋、王登峰、张建新、罗劲、车宏生、乐国安、樊富珉、刘翔平、丛中、张梅玲等12位名家，在2010年为公务员们进行心理减压和疏导。
有压力就有需求，系列讲座前后吸引了10000多人参加，学员涵盖了所有的部委，很多讲座都爆满，随着每一讲的深入，一些部委还特别组织处级以上干部集体观摩学习。
婚恋危机 必须重视的问题 　　40岁的李建峰人生经历一直是顺顺利利的，大学毕业后在家人的要求下报考了公务员。工作10年后，他从科员、副科级、科级，提升为副处级干部。李建峰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但坐在这个岗位上，重要的事并不是他说了算，自己的很多想法也难以完成，干的工作有些是他不喜欢干的事儿，或不赞成干的事儿。
工作中的压力让他脾气变得很不好。有时候下班回到家仍然板着脸，妻子关心问问，却都被他冷冷地回绝了，“你能懂什么？”时间久了妻子对他也有埋怨，觉得他对自己就像是对下属，体会不到伴侣的感觉。为此两个人经常吵架。
身为团委书记的闫洪丰本身是心理专业出身，还拥有国家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因此，他更能理解他们的心理压力状态。很多人知道他是学心理学的，因此无论是开会还是去其他部门办事，总有人会找他谈谈，即使会上不方便说，私下里也一定会打电话。他也经常在中心给那些负责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做督导，在他看来，李建峰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工作压力造成的婚姻情感失衡的例子太多了。
因此，在考虑“名家谈心理”讲座的内容时，大家很早就确定了探究婚恋心理提升家庭功能这样的题目。这次的讲座酝酿了两年之久，每周都会开协调会，研讨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到底该给这些公务员们讲什么。
十二讲的每一位教授都有着各自擅长的专业，他们原本想讲自己最熟悉的那一块，但商量的结果是，他们必须讲授最贴近这个群体需求的东西。每次例会，大家都会拿出很多案例进行分析和研讨，找出这一群体最迫切需求的东西。闫洪丰觉得必须有针对性的内容才会更加吸引人，才能达到一针见血触动这一群体关注自身心理健康的目的。在反复的探讨下，他们最终定下了压力与健康、亲子教育、婚恋心理、情绪管理、危机管理等多方面内容。
讲座最终定在了2010年3月到2010年6月间。心理咨询中心印发了大量的海报和宣传册通过团工委下发到各个部委去，此外，他们还在机关内部网站上推广，每名职工只要下载入场券并加盖单位公章到时就可以免费入场。海报上除了讲座安排，还清楚地标明了路线图，甚至还包括在哪里停车可以不花钱的攻略。
闫洪丰事先还特别给每个团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再三表明心理学对大家的重要性，并表明这十二讲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请这些书记帮忙号召更多人关注此次讲座。“其实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这个群体真的来了解心理学，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压力，了解他们能够通过这一学科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和轻松。很多人都逃避压力，不愿意说，不愿意去看，但往往心理的那个负担只会越来越严重。只有认识它、重视它，并通过科学的方法解决它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闫洪丰感慨地说。
200人的心理专员队伍
“米卢说什么？态度决定一切！我个人认为，米卢是我们的好同志，他不是中国足球总教练，而是总心理医生。态度决定一切，实际上是给国足做了心理辅导和校正。不管是凑巧也好，有缘也好，最后中国足球就是冲出了亚洲。”当心理学专家杨凤池在台上说到这时，坐无缺席的台下再次爆出了阵阵笑声。
在十二讲中，张梅玲的《亲子互动与儿童心理素质教育》、张建新的《亚健康状态的表现与调节》、李子勋的《探索婚恋心理提升家庭功能》、杨凤池的《公务员的兴趣管理》等都是最受欢迎的讲座，其中杨凤池的讲座，很多没有地方坐的人将过道也挤得满满的。
杨凤池很善于讲故事，一个又一个案例让台下听得津津有味，笑声不断；案例过后，他也对下面的人说，提高情商是大家的主要任务，他告诉他们应对压力的主要有自我减法、理性互动、有效管理三个方面，讲到这些时，台下的人又收起笑容纷纷拿起笔认真记录。闫洪丰注意着现场每一次的动与静，他都把这些记录下来，再反馈给下一讲的专家，让他们更容易地了解到台下观众的兴趣点和基本的需求。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现场很多人举手提问，可是时间关系，杨凤池只能回答三个人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他，“现在很多人忙惯了，闲不下来，一旦闲下来就心里发慌，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杨凤池认为这可能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会有的一种惶惶然和不安全感，觉得只有忙碌才能让自己踏实。他指出现在大家特别需要的是忙里偷闲，坦然面对内心的焦虑和烦恼。话刚说完，现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讲座刚结束，很多人就把还没下讲台的杨凤池围了起来，一些部委的相关领导热情地邀请他能够单独去做一次讲座，还有一些人见缝插针地问上一两个来不及课上问的问题。
而立之年 人际最弱
38岁成官员心理分界点
★文 /《小康》记者 孙晓青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项不完全调查显示：青年官员在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在人际交往与情绪体验中则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心理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三十而立的干部们面临着最大的人际交往困局。
仕途的路并不好走，外表风光、衣食无忧的公务员们内心到底有多纠结。恐怕除了他们自己，只有他们的心理咨询顾问知道。他们不但要面对普通人生活中所必然经历的种种烦恼，也要承受这份特殊职业所带来的压力。
在1437名参与心理健康调查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职工中，有八成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在良好以上，但是也有近两成的人群值得关注，他们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堪忧。人们惯常认为公务员群体大都长袖善舞，实际上则恰恰相反，有近三分之一人的人际交往维度处于较差或差的水平。尽管大部分人情绪体验维度和自我认识维度表现稍好，但也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比一般人更苦恼不安，情绪调节能力不足以应对他们面临的压力。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给出的建议是：对这部分群体应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平台和机会，鼓励适当跳出公务员的思维定式和人际模式，在坚持行政原则的同时，拓宽交际面，拓展人际交往方式，促进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
一位纪检干部的烦恼
今年已经43岁的王芳，短发，面容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话语干净利落，十分符合她省纪检副厅级干部的硬朗形象。也许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她该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可当她面对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时，首先却是讲述了一段让她觉得至今难以平复的耻辱经历。
哥哥的孩子当兵，8个人选中有6个名额。他打听到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某公安局长，只是给征兵办打了个电话就很顺利地要了一个名额。为此，哥哥特别找到了王芳，希望她能为亲侄子也“疏通”一下。这件事让王芳很为难。早前孩子念书想要转到一所重点中学，如果是普通官员，一通电话就应该能够办成，可她偏偏是纪检干部，当时有人还笑她说，就算是送钱，也没人敢收纪检干部的钱。后来没办法的她托了好几个亲戚帮忙，并以别人的名义才交了“赞助费”，办成孩子转学的事情。
这一次在哥哥的再三请求下，王芳还是硬着头皮打了一个电话。当对方听到她是纪检部门的人时，严肃地说：“请纪检部门盖个章、出个证明，这孩子我们就收了。”王芳觉得，这摆明了就是在为难她。这一次她觉得最受伤，但这种被刁难和排挤的情况她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几乎每次市里各个部门开会，她总要体会到一些人情冷暖。
王芳最怕的就是开会。有一次开会前看到其他人在聊买房子的事，她本想笑着也搭个话，结果对方却戒备地说了句：“哎呀，我们哪有钱买房啊，就是随便说说的。你可千万别当真。”她知道别人顾忌她的身份，总觉得她想要刺探什么。
除了这种孤独感和被误解外，更让她感到凄凉的是待遇差别。纪检部门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没有小金库，拨发的钱刚刚够办案之用。部门里虽然有车，却并不能总是跟着她，有时候开完会和其他人一起出来，看着别人有车来接，有人簇拥，自己却要一个人坐车回去。尽管并不看重这些，但长期以往的差别也深深地刺痛着王芳的神经。
作为纪检干部，她不能像其他官员那样能轻易地为家里的人谋些方便，也并不像普通人羡慕的那样风光。虽然王芳有过难过，有过不甘心，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这些她觉得自己都能排解，“遇到这些事情，和同事发发牢骚，自己大哭一场，或在心里骂一通也就过去了。”
真正让王芳感到压力的还是来自纪检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考验。这份工作并不是朝九晚五的正常上下班，一旦来了案子，为了保证能抢到有效办案的时间，大家都要没日没夜地工作。此前王芳接到了一个举报，查处一个有贪污受贿嫌疑的商务局干部。她带着手下的工作人员持续加班20多天，终于掌握了这个人的扎实证据，结果却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基于各种需要，这个人暂时不能动。王芳了解到这个人是近来的一个招商引资大项目的关键人物，为了维护稳定暂时还不能查办。后来有一次王芳见到了这个人，看到对方嬉笑得意的脸，王芳觉得很恶心，也很不甘心。　　这些心酸和压力在她看来只有同行才能理解。好几次王芳都想过放弃，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她确实也看到过有的人变成了“油条”，对工作倦怠、不主动，没了正气和心气；但她也看到更多的人仍默默奉献、坚持在纪检工作中。
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个专项调查中显示：在纪检干部感到压力的排序中，工作责任重大与民众期望值首当其冲，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紧随其后，而目睹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亦让纪检干部产生了较大的困扰。
正处级干部的夹心难题
47岁的陈述在机关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几年，一年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这个部门的主任，正处级干部，手底下管着十几个人。陈述心里很高兴，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干点事业。
一年之后，他心灰意冷，感觉自己比以前还累，经常焦虑地睡不着觉。陈述手下的十几个人很多都是80后，学历和自身素质都不差，但在实际的工作中，陈述放手让他们干的工作最后老是差那么一点，让他们修改还得费半天劲解释，费力不说，他们还不高兴。于是陈述总是觉得不如自己干。慢慢地，加班成了陈述的家常便饭，一年以来连双休日都没有正经休过几回。
家里人为此很有意见，妻子总是埋怨他不顾家。家里的不满意让陈述感到很烦。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辛苦付出不但没得到单位同事们的夸赞，反而遭到了领导的非议。事实上，领导觉得陈述这个部门的员工总是成长不起来，依赖性太强，看不出谁能发展成为业务骨干，长此以往对团队的发展将会很不利。而陈述的这些“80后们”手下们也不买他的账，表面上对他还挺尊敬，觉得他工作起来认真负责，是个好人，可是内心深处总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和重用，看不到成长的希望。
陈述觉得自己所做的完全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何平衡两边的关系让他格外纠结。而一年以来，更让他失望的还有对曾经预期的幻灭。他发现，自己虽然算是一个领导，但是重要的事并不是他说了算，自己的很多想法也难以完成，干的工作竟是他不赞成干的事情。
一想到未来他就陷入深深的焦虑中，在陈述看来，以前升职快一方面是自己努力、运气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周围没有更多的竞争对手。现如今，升职越来越困难，既要“围着领导转”，又要工作不出错，而且他的人际关系不如其他同级别的干部，所以对未来发展前景感到十分灰心。
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测试中，大部分青年干部在面对复杂任务、承受重大社会责任时，都能保持正常的适应与应知能力。但也有像陈述这样近五分之一的人适应能力较差，容易责怪自己或责怪别人，有时会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有时会有冲动、任性的行为，对于解决有难度的问题会感到力不从心。心理学专家杨凤池给出的建议是：要有效地应对压力，提高工作能力、管理时间的能力，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在讲座中，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杨凤池，“我们对正职和副职问题还是比较关心，怎么把副职的压力减掉呢？”
“好多人难受就是因为没有做正职。你要当副职就是副职的心态，正职就是正职的心态。”杨凤池认为关键要把副职看成属于自己的 角色，而不是看成别人硬安给自己的角色，自己要接受这个角色。
三十难立 人际受困　　林涛大学毕业后考入上了国家公务员，留在了北京，成为了某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在家人和朋友眼里，林涛身上有着眩目的光环。但是工作四年后，29岁的他却倍感压力，对未来很迷茫。
首先房子是个问题，房价越来越高，分房子觉得希望渺茫。和女友谈了多年，结婚证倒是领过了，现在租房住着，妻子虽然不说，但是内心还是很不安和焦虑。想买房，按林涛两口子的工资，大概就不用妄想了。因为经常出差，林涛和下属各个部门交流较多，他觉得自己的收入和社会上同龄人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看到地方机关人员还有很多弹性和灵活性，内心隐隐不平衡。有时候不免想，大机关工作也就是个名誉，实惠还是很少，因此经常得说服自己看重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让林涛感到郁闷的是，机关关系复杂，自己比较年轻，下面还有些新来的人，上面的领导也不少，但是领导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既要考虑做年轻人的表率，还要兼顾上级领导的心态，平衡领导层的关系。在同事面前谨慎小心，不敢张扬，在与领导沟通时又担心说错话，影响自己的前途，这让在学校活泼好动的林涛相当难受。
林涛把工作中较多的时间和心思都耗费在了人际交往上，同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工作以外的人际交往好像都有利益上的考虑，为了避嫌，他常常借口避开一些活动。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调查显示，因为工作繁杂、工作超负荷、团队合作多、上下级沟通多，能动性要求非常高，对国家机关青年干部的心理素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30岁左右已经在机关历练过一段时间的干部们，最容易感到孤独，在人际交往中也最容易受到困扰。受调查者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太喜欢主动与人交往，更喜欢自己比较熟悉的小圈子；近五分之一的人不太善于理解别人；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感到他们的家人、朋友或周围的人不够关心、理解自己。心理咨询中心给出的建议是：这部分人应该充分把握其适应能力好、学习能力强的优势，接受心理管理知识的熏陶和系列心理能力训练，努力提升心里素质，提高特定岗位的适应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另外，要针对该群体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劣势，传授一些人际交往方面的技能，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以及情感表达及心灵沟通交流平台。
（为尊重和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案例均为化名，并经技术处理，请勿对号入座）
中国官员心理压力报告
★文 /《小康》编辑部
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指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38岁正在成为官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分界点。
三十而立的干部们面临着最大的人际交往困局，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年官员在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在人际交往与情绪体验中则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参与《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的官员们几乎都认为，“工作责任心太强，追求完美”是自己活得太累并产生压力的首要原因，“工作负荷重”则被排到了第二位。受访的官员，涉及宣传、教育、财政、信访等多个领域，从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直至省部级，基本涵盖了官员群体的各个层级。
公认压力较大的官员群体普遍拥有的几大压力源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组织压力和社会压力。
上万名中央国家机关的职工干部参加了由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举办的“名家谈心理”讲座，这一讲座几乎场场爆满，显示了这一特殊群体对心理解压的迫切需要。据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不完全统计，在参与心理健康调查的青年干部职工中，有八成的受测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以上，但是也有近二成的人群值得关注，他们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测试结果显示尽管大部分人情绪体验和自我认识表现稍好，但也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比一般人更苦恼不安，情绪调节能力不足以应对他们面临的压力。
最突出的存在心理困境的是新生代公务员群体，一方面他们有着非常强的适应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相当大的人际交往困境。当下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青年干部的心理素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官员心理压力如何改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给出的建议是：应该充分把握其适应能力好、学习能力强的优势，接受心理管理知识的熏陶和系列心理能力训练，努力提升心理素质，提高特定岗位的适应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另外要针对该群体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劣势，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以及情感表达与心灵沟通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