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客巴巴怎么样:“强政府、强社会”的现实可能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2/05/21 01:27:10




  日前,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著文指出:“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从应然(should be)的角度论证了“强政府、强社会”在当今中国的必要性,但同时却忽略另外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从实然(being)的角度来考量中国出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笔者同意郑永年教授的主张,即强政府与强社会的结合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将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意味同时也是一件有可能的事情、甚至是可预期的事情。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无论看历史经验、还是看未来发展,一个“强社会”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是非常的小,或者说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地不可预期。

  因为,“强社会”所对应的社会管理是“社会自我管理”,而不是“社会被(政府)管理”。

  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等概念。尽管这次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把它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这唯一能够说明的只是中共高层对于社会管理的重视,但并不能说明中国权威主义政权可能会放松对于社会领域的严格管制。事实上,在“维稳”思维之下,将社会管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反而说明了政府有着收紧社会管制的可能(尽管这种收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仔细考量胡锦涛本人以及各个中央政府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管理”的政策解读,不难看出,官方所谓的社会管理,其本质就是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而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这种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政府对于社会有效掌控,而不是为了提高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事实上,在中国权威主义的政治逻辑下,对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能力始终存在的一种高度的警惕。社会自我管理,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会被官方解读为“不稳定”的因素,而不是一种“维稳”有效力量。

主客身份明确的“社会管理”

  同样的,北京方面所强调的“社会管理创新”,在很大程度也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部门创新管理社会的方法与机制。而在这过程中,社会是作为客体、被管理者而存在,政府是作为管理的主体、管理者而存在的。所以,与其说是“社会管理”倒不如说“管理社会”。这一点也可以从胡锦涛所强调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得到很好的印证。此外,胡锦涛本人还强调,所谓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很明显,在中国政府的词典里,社会管理的主、客体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我们没有必要善意地将中国官方的社会管理,解读为“社会自我管理”,进而乐观地预期中国会发展出“强社会”的可能性。

  在中国权威主义政权的思维逻辑下,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与提高、公民社会发展与繁荣,通常天然地被认为会对现有政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学者眼中促进社会稳定的有利因素,可能在政府眼中却恰恰起着相反的作用。所以从“强社会”之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越重视其所谓的社会管理,那么社会领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空间也就越小,强社会的可预期性也就越小。

  因此,当我们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必须持之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如果说公民社会的存在是有效地保证了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的话,那么“入党之后的民营企业家,究竟更多地代表了社会或底层的声音、还是代表了政府的声音”就是一个值得再思考的问题。如果答案是后者,那我们就很难说民营企业家入党一事就是社会管理的创举。事实上,当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通过入党的方式,从体制外进入或半进入体制内,这可能更多地暗示着“强政府”而不是“强社会”。因此,这种现象也难以让我们对一个“强社会”的中国充满着乐观的期待。

  尽管笔者与郑永年教授一样认为,“强政府、强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社会发展而言都是一件好事;但对在经验层面上中国是否能够出现“强社会”这一问题,笔者显然不如郑永年教授那么乐观。

 林挺进: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文章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