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道变天罡txt:孙西林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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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西林烈士传略
李万新 赵宁
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干部孙西林同志，早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赴比利时留学，又转去法国从事工人运动。 1932 年加入共产党， 1934 年到苏联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6年回国后做促蒋抗战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任中共合江省委委员，佳木斯地区行署专员及佳木斯市副市长等职。
（一）
孙西林原名孙锡麟，化名孙山，孙昌克。 1910 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户山屯。他七岁时入私塾，五年后插班到八面城高级小学就读。
1924年秋，孙西林高小毕业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级中学。他在省立一中读书的第二年5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奉天等地工人、学生、市民都纷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地罢工、罢课、罢市热潮，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奉天省立一中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学生们在学联领导下，带头参加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我爱国同胞。他们在省公署前举旗集会，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派学生代表进省公署请愿。
这次反帝爱国运动，象春雷一般唤醒了年仅十五岁的孙西林的爱国反帝精神。这是他第一次投身于民众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从此，他逐渐意识到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每一个爱国青年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强韧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是孙西林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点。
1926 年 9 月，孙西林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预科乙班。“东大”建校不久，便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五卅”惨案后，“东大”学生中爱国反帝的声浪更加高涨，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活动都很频繁。许多进步的教职员对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也寄予很大的同情和支持。
工预科乙班学生佟玉华是共产党员，他在同学中经常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6 年冬孙西林、邱华锋、胡师童、司征等几位爱国热情高，思想进步的同学，经佟玉华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当时正处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参加共青团的同志又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1927 年春，国民党奉天省地下组织负责人钱公来被奉系军阀逮捕。当时参加国共两党的人都很紧张，东北大学学监陈国庆透露消息，通知一些进步青年赶快离校。佟玉华、孙西林、胡师童、邱华锋等人纷纷躲避起来。二十几天后，事态平稳下来，这些同学又陆续返校，唯有佟玉华一去未归。佟玉华是工预科共青团的负责人，他的离去使工预科的团员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
孙西林等同志在与团组织失去联系后，虽然自觉地参加了一些反帝爱国活动，但感到“群龙无首”，茫然、苦闷。这时孙西林最要好的朋友胡师童经一位国民党左派朋友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奉天的改组派为争取青年，还貌似革命地把孙中山先生谈“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一说搬来，使许多追求革命的爱国青年上当受骗。1928 年夏，胡师童参加改组派不久，就介绍孙西林等人也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
同年初冬，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地的爱国青年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修筑五路的运动。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东北，加紧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于 1927 年向张作霖提出修筑五路的要求（吉林—会宁；吉林—五常；长春—大赉； 洮南—索沦，延吉—海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组织演讲团，号召东北人民悍卫自己的主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路。孙西林是讲演团中的骨干之一。
一天晚饭后，“东大”讲演团的三、四十人来到奉天西郊游艺园，这里有电影院、京剧院和魔术团，都正在演出，观众很多。同学们抓住时机立即把人分成三组，分别到这三个地方登台演讲。一霎时各影剧院演出的节目全停下来，同学们慷慨激昂的演说，激发了广大听众的爱国热情。
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听得目瞪口呆，未加干涉。待讲演结束后，警察方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把讲演团的同学们带到派出所。警官询问同学们是哪个学校的？同学们回答说：是东北大学的，“学长”知道我们出来。警官误以为学长就是校长，当时张学良兼任“东大”的校长，所以警官一听，便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把同学们送了出来。
第二天，孙西林、吴希庸、邱华峰等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便先后接到通知：“学校不能保障你们的安全，请即速离校。”他们知道校方出于对进步学生的爱护不得不如此，孙西林怀着对同学和师长的深深依恋之情，悄悄地离开了母校。
（二）
正当孙西林与祖父商量准备到北平继续读书时，胡师童来信动员他到比利时学习。孙西林找到邱华峰、吴希庸商议，都同意到比利时去留学。
对孙西林决定到比利时留学一事，父亲是反对的，祖父则坚决支持。老人说：男儿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荡闯荡。他宁肯变卖田产也支持长孙出洋留学。 1928 年底，孙西林辞别了家乡的亲人，踏上了新的生活旅程。
到欧洲以后，孙西林视野大为开阔，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法国的共产党，在国内都有合法的地位，可以公开活动，有自己的机关报刊发表言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与在奉系军阀统治下，闭塞、窒息的东北相比，有天壤之别。这时，孙西林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很感兴趣，他读了许多有关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对社会主义苏联尤为关注。
1930年夏，有个叫朱镶忱的共产党员，因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驱逐到比利时。这个人很活跃，有斗争经验，有能力有办法。他来不久，便把留比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并发展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孙西林等人都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他们自己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便自行解散了。朱镶忱领导他们创办了《反帝》期刊，以此为阵地向比利时的华侨及留学生介绍国内的动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31年“九 · 一八”事变后的一天，大家正在聚餐，一位同学跑来报告说：“日军炮轰北大营，占领了奉天”。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非常震惊，想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东北同胞的苦痛，愤恨、耻辱、悲痛一起涌上心头。孙西林和几位东北学生更是捶胸顿足，悲愤不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怎能在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的时刻沉默不语。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二百余人，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孙西林等“反帝大同盟”的同志们积极带领华侨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一路边撒传单边呼口号，最后把示威群众带到一家大咖啡店里开会。朱镶忱和孙西林二人主持大会，号召爱国的侨胞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会议正在进行，警察闯进来逐个询问谁撒了传单，把五、六个承认撒传单的人带走拘留起来。这件事轰动了比利时全国，后来比利时社会党领袖出面交涉，才把被拘捕的华侨和留学生释放出来。
1932 年夏，比利时当局大肆逮捕华侨、留学生，“反帝大同盟”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分布在列日、鲁文、煤城布鲁塞尔等地的“反帝”成员先后遭到逮捕。孙西林在列日被警察逮捕后转押到布鲁塞尔监狱，比利时政府对拘捕的华侨没进行严格的审讯，关押一个月左右，便宣布将“反帝大同盟”的成员朱镶忱、孙西林、邱华峰等十余名同志驱逐出境。
朱镶忱对法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巴黎还有些老关系，因此决定带这十几个人一道去法国。他们乘的火车刚入法国边境，便有法国警察上车检查旅客的护照。朱镶忱、孙西林等人是被逐出境的，没有进入法境的护照，因而被赶下火车，不许入境。他们在法比边境上徘徊，进退维谷，十分凄楚。他们一行十余人沿着法比边境的一条小河，试探着向法国境内深入，直到夜半，才绕过边境检查站。大家怀着侥幸的心理，又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果然幸运，一路再没有警察来检查护照，次日清晨顺利地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
巴黎是美丽的，是西欧著名的文化古城。但这一切对于食不果腹的流亡者，实在难以唤起什么雅兴。大家都没有经济来源，只得去找国际红十字会给予帮助。“红十字会”同意按政治侨民对待，每人每天发给五法郎的生活救济费。五法郎按照当时一般的生活标准，只够吃一顿午餐。他们一要住房，二要吃饭，只好大家共同租一间房子挤在地板上睡，每天吃最廉价的鸡食米（碎米、用来喂鸡的）煮马肉粥。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孙西林非常关心患难与共的战友，遇事总是从集体利益考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为了生活，同志们分头去找工作，有的人到“风花楼饭店”当管帐先生，有的到杂技团去演小丑，也有的在街头给人画像，孙西林在巴黎郊区一家人造丝厂做工。
孙西林做工的人造丝厂有华侨工人二百多名，他们多是目不识丁的贫苦民众，经常受法国工头和厂方老板的欺压。孙西林等知识分子进厂后得到华工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工人们有事也愿意请他们出面帮忙。孙西林初进厂时在烘干车间做工，每天把一车车丝绸推进去再把烘干的丝绸推出来，烘干车间热气逼人，工人们个个汗流浃背，劳动很辛苦。后来又让他去看机台。他整天和工人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
1932 年秋，经朱镶忱同志介绍，孙西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法国入党的同志都具有双重身份，即是中共党员也是法共党员。他们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殖民部领导下的中国支部过组织生活，支部书记是何希畏同志（又名何以端）。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华侨工人及留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在法国，各个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侨居在法国的各国侨民则不允许参加政治活动，否则时刻都有被拘留、被驱逐的危险。中国支部的同志们为便于活动，曾以“东方语言学会”的名义相互联系，召集会议等。当时法共的参加竞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或巴黎公社纪念日等盛大活动，中国支部同志都积极参加。为保障中国同志的安全，法共党员们把中国同志夹在队伍的中间，以应付警察的突然袭击。每遇到这种大型活动或侨胞集会，孙西林总要细心的考察周围的环境，参加的人员，考虑到一旦发生情况的应急措施。有时甚至在会场的前后通道，布置上自己的同志。当时法共支部搞活动有时也邀请中国同志参加，如介绍东方的斗争形势等。孙西林曾建议中国支部通过文字形式向法共提供有关情况，少参加公开活动，以利于长期隐蔽工作，配合国内斗争。孙西林考虑问题深远，作风严谨，给周围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葆华同志回忆说：“我能够在法国坚持工作十八年之久与西林对我的帮助影响是分不开的。”
1934 年夏，孙西林、邱华峰等人的活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继续住在巴黎市内已很困难。国际红十字会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及时把他们转移到市郊的一位革命老人家里。房东女主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一位曾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的老人。老太太对许多到法国进行政治避难的各国革命者都给以热情的关照。孙西林他们在老人家住了两个多月，后来突然遇上警察检查护照，他们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老人的家。
同年，法共中央就巴黎的一批中共党员的安置问题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不久第三国际电示，要派四名中共党员去莫斯科。中国支部研究决定派孙西林、张亦华、周易等四人前去。
1934 年 8 月的一天，列车驶进莫斯科车站，在站台上遇到“外国工人出版社”派来专程接他们的苏联同志。
到莫斯科后，组织考虑到他们将来回国后的安全，通知他们改名字，孙西林改名为孙山，被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
1935 年冬，组织调他到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6 年 4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同志到莫斯科。由于工作需要，组织决定选派一名文化素养较好，适合从事敌后工作，从未暴露过身份的人给李延禄同志作秘书。结果孙西林被选中，从此他协助李延禄同志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达三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后，李延禄同志一直站在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他熟悉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情况，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为加强全国的抗日舆论宣传工作，让全国人民了解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形势，孙西林与原满洲省委负责人俞杰协助李延禄共同整理编写《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书。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决定，由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三人组成代表团，以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及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战。
为了让代表团的同志熟悉国内情况，陈云同志给他们讲《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高自力讲《土地革命政策》，滕代远讲《红军长征的经验及军民关系》。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亲自接见抗联代表团的团长，鼓励他们认清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坚定作好统战工作的信心。同年9月，李延禄、孙西林身负重任从莫斯科启程，绕道意大利回国。
（三）
1936 年 11 月，李延禄、孙西林二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上海。这时孙西林化名孙昌克，协助李延禄开展工作。按照党的指示，他们首先通过李杜将军的秘书董麟阁的帮助，与上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取得联系，第二天便在翁州饭店与沈钧儒、马相伯、李公朴、陈叔通、褚惠僧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会。李延禄向大家汇报了东北人民及东北抗联的情况，说明此行准备到南京请愿的旨意，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大家表示愿作东北抗联及东北人民促蒋抗日的后盾。由于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扩大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赴南京一行是在李杜将军的秘书长刘丕光帮助陪同下实现的。李延禄在国民党办公室副主任刘光召集的军政部和参谋部有关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汇报了东北抗联的情况，并递交了“请愿书”，提出六项具体要求：一、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团结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一致对外抗战；二、收复东北失地；三、援助东北抗日联军；四、释放政治犯；五、开放抗日运动和抗日言论；六、东北抗日联军应有代表团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刘光看过六项要求后，一再说问题太大，得军委开会研究。当即给主管东北抗日事务的李杜发电，请其回国商讨抗日大事。李杜在法国复电，同意尽快回国。李琴禄和孙西林抓紧时机扩展统战工作，先后给宋哲元、张学良发电，说明东北抗联代表此行南京的意图及请愿要求。宋哲元、张学良均表示予以支持。西北军冯玉祥将军得知东北抗联及东北人民促蒋抗战的六项要求后，非常高兴。同意在国民党的军委会议上积极支持东北抗日。
抗联代表团一系列的积极活动，不仅得到各党派的支持，还博得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响应，一时在舆论上形成了一股促蒋抗战的强大压力。这对日蒋的“睦邻邦交”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为此，蒋介石的原日本顾问冈村宁茨曾向蒋提出抗议。
正当代表团向国民党军委提出要求面见蒋介石的“待见”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联代表团密切注视着西安事变后时局的发展情况。有一天，潘汉年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西安进行调停，说服张、杨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决定。为紧密配合中央的行动，代表团当即决定由孙西林草拟电文呼吁张、杨二位将军以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为重，迫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以利于抗日救国大业。周恩来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促使蒋介石接受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八项协议，打开了全国不分党派、民族、信仰、团体，立即实行全面对日抗战的局面，粉碎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企图杀掉蒋介石，嫁祸于共产党，从而制造更大规模的全国内战的反动阴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新时期的帷幕。但此时的上海仍然为白色恐怖所笼罩。代表团三人出于工作和安全的需要，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也是单线联系。孙西林负责潘汉年与李延禄之间的联系。他利用自己懂英语、法语的有利条件，经常出入租界地装作英法侨民家的房客，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孙西林头脑清晰，反应敏锐，言谈举止十分谨慎，他办的每一件事都经过周密地计划安排，从无差错。在上海这样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应付自如是很难得的。李延禄同志每回忆起这段工作，对自己这位得力的助手总要称赞一番。
1937 年 3 月，周恩来同志曾两次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馆与抗联代表团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工作，并亲自带领代表团的三位同志去拜访李杜将军，鼓励李杜与我党搞好合作共同抗战。周恩来同志还指出要尽快地把东北救亡团体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造声势、造舆论，促使蒋介石早日抗战。代表团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迅速开展工作。三月，孙西林起草了以李延禄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发出的通电，倡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4 月，在上海八仙桥召开东北抗日救亡团体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陈先舟、李延禄，孙昌克（孙西林），刘澜波，栗又文等人。会议讨论并决定了救亡团体的名称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务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支持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将军等。会后发出一千五百余封告东北同乡信，并分别派人前往各地开展动员宣传工作。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捐款，以作抗日救亡总会的活动经费。在这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中，与各方人士的联系，文件的起草等许多事情都靠孙西林筹办。 6 月中旬，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章，选举出常务委员，当选的常务委员有：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李延禄、孙昌克等三十余人。又在常委中推选了执行委员及秘书长。
此后，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起来。这些群众团体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救亡团体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动全国抗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 年7月，李杜和李延禄、孙西林等人赴苏谋求武器装备未成，于 1938 年 4 月直达香港。通过廖承志的关系与周恩来取得联系，上级指示他们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待命。李杜在回国途中得知上海失守，逗留英国未归。
10 月中旬，周恩来同志来电，通知李延禄、孙西林三日内到武汉。
“新升隆号”刚开到嘉鱼县燕子窝，便遭到日军的轰炸，李延禄、孙西林等同志不幸落水。孙西林在江水中大声呼喊寻找李延禄，多亏一位老乡将李延禄同志搭救上岸。他们经洪湖、长沙来到桂林。刚巧李杜将军回国后也在桂林，他们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到“广西大旅社”与李杜话别。次日乘机经重庆、成都转道西安，直到 1938 年底，才转辗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1939 年春，党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主任是王明、副主任是康生和李延禄。李范五同志任秘书长，委员有：韩光、刘澜波、钟子云及孙山（即孙西林）等人。“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往晋察冀等地派遣干部，做有关东北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央决定从延安各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单独成立东北干部大队（简称东干队）。调王谭任“东干队”队长，李范五为指导员，孙西林为支部书记，全队一百二十余人。
1939 年 7 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分别由王明、柯庆施兼任。“女大”聘请孙西林同志为四班和九班的指导员，从此他除“东干队”的工作外，还经常到“女大”为学员作理论辅导。
1941 年秋，“东北工作委员会”撤销。 1942 年春，孙西林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任党派科科长兼统战部机关支部书记。党派科经常与边区外的客入接触，是一项政策性和原则性很强的工作，孙西林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切实贯彻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妥协、分裂、倒退的反动方针，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各民族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
在延安人民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接连发布受降时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同时，党中央决定抽调干部去东北工作。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命令，向日伪开展了全面大反攻。
11月下旬，孙西林到达佳木斯市，当时的佳木斯市处在一片混乱中。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苏军进驻佳木斯，东北抗日联军的彭施鲁同志以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身份，协助苏军维持城市治安，并联系接待来自各方的革命同志。李延禄、李范五等同志，到合江前，大资本家曲子明以维持会长的身份公开活动，并挂出“复兴委员会”的招牌掌管市政。十四年未曾在东北露过面的“合江省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也挂了出来。日伪残余、军警宪特也伺机活动。全市断电、工厂停产、商店倒闭，市民过冬的必需品冬煤、粮食，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市郊各地土匪武装接踵而起。谢文东、李华堂、李忠祥等大股惯匪都跃跃欲试。急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建军、建政、剿匪、稳定市民生活，恢复城市正常秩序等，都迫在眉睫。首先要组建佳木斯人民政府，把市政大权从曲子明等“复兴委员会”人员手中夺回来。因此要物色一个在当地有威信的人出任市长，孙西林经过一番了解后，提议由董仙桥同志任市长（董仙桥曾任中共佳木斯地下市委书记，一九三八年被捕入狱，“九 · 三”胜利后重返佳木斯）。李范五同志代表合江省政府正式任命董仙桥为佳木斯市长，孙西林为副市长兼佳木斯地区专员。市政府成立后立即向全市人民颁发布告，稳定民心，号召全市人民协助政府维持治安，恢复市政建设。孙西林亲自主持工商业者会议，动员他们早日营业，向市民售粮售货，保障人民生活。他深入发电厂、火磨广，敦促制定恢复生产的具体方案。冬煤紧缺，运输力遭到严重破坏，他和市委书记高大钧同志一起，到双鸭山煤矿联系解决佳木斯市人民冬季用煤问题。孙西林为佳木斯市人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当时东北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帮助下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步步向北推进。合江地区的土匪武装，看到形势有变化，立刻作出反应，一度被我军收编的孙荣久部叛变。勃力、林口、同江、萝北等县，接连发生反叛及负责干部被杀害的事件。哈在这时我三江人民自治区司令孙靖宇同志不幸负伤，不能出战。佳木斯外围的大股土匪拉着架式准备攻城，形势严峻，气氛紧张。佳木斯市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势力，在国民党“合江政治特派专员工作本部”的策划下，不断散布谣言，制造白色恐怖。“铁血青年团”、“刺血同盟”、“铁血青年团行动队”等反动特务组织，密谋暴动，纵火和暗杀，妄想在 1946 年 1 月底，把佳木斯从人民手中夺过去。伪装进步混入民主大同盟的特务邬捷飞，受命立即执行特别任务，组织暗杀，对象为关内来的老八路。
31日清晨，孙西林上班时，警卫员小黄习惯地随着他跳上马车，他发现后硬是把小黄撵了下去，并叮嘱小黄要保证李书记的安全。孙西林到办公室后，即与董市长商量上午要办的两件事：一是火磨厂（面粉厂）的生产问题要落实；二是让办公室主任买糖果，会后到孤儿院慰问孩子们。接着，便请来实业科长申佩然，工商会长王子丹，火磨代理人朱耀东等人，研究商定粮食加工合同问题。十时左右，市长办公室的会议正在进行着。这时国民党特务邬捷飞、宁宪君、沈洪福、任哲贤等人已潜入市府大楼，任哲贤把守前门，沈洪福把守后门，邬捷飞带领宁宪君直奔市长办公室。宁宪君闯进屋后立即用枪顶住站在门旁的董市长的警卫员，邬捷飞闪在宁宪君侧后，开枪射击。副市长孙西林头部中弹当即殉职。公安局副局长高英杰听到枪声立即赶到现场，被隐藏在一楼的特务任哲贤开枪杀害。
孙西林同志牺牲了，党失去了一名好干部，佳木斯市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市长。为永远缅怀孙西林的光辉业绩，佳木斯人民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市内最大的一个公园里，并将这座公园命名为“西林公园”，将市内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西林大街”，孙西林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佳木斯人民的心中。
佳木斯西林公园
（原载《东北解放战争烈士传》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