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遂逐齐师的遂逐的发音:世界真的變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4 09:40:26
世界真的變了！
全新的世界已經來臨！ 因為台灣小，我們更要認識世界。金融海嘯之後，灰頭土臉的美國如何站起來？油價驚漲又回跌，產油國空歡喜一場？歐巴馬號召反恐，各國冷淡觀望？日本執政黨「換人做做看」，內政外交展現新氣象？… 廿一世紀伊始，歷經911恐怖攻擊、美伊戰爭、全球金融風暴…回過頭一看，國際情勢已發生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世界已經跟你想的不一樣，
0-1 【導讀】 聚焦新世界的變動
因為台灣小，我們更要認識世界。
金融海嘯之後，灰頭土臉的美國如何站起來？
油價驚漲又回跌，產油國空歡喜一場？
歐巴馬號召反恐，各國冷淡觀望？
日本執政黨「換人做做看」，內政外交展現新氣象？…
廿一世紀伊始，歷經911恐怖攻擊、美伊戰爭、全球金融風暴......回過頭一看，國際情勢已發生巨大而深刻的改變。美國不再能獨領風騷，而國際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更因區域強權的參與而顯得複雜難料。
世界已經跟你想的不一樣，看新世界不能帶著舊眼光，嶄新的國際觀察，就是你最珍貴的資產。劉必榮教授以亞洲觀點解讀最新的變化，在國際權力的板塊移動中，有10個你必須知道的未來……
【內容導讀】
聚焦新世界的變動 ～劉必榮／國際關係專家、本書作者
去年出版了《國際觀的第一本書》之後，出乎意料地獲得熱烈的迴響。
有許多高中把該書列為公民課國際關係的教科書，也有許多大學、企業和政府單位，把它列入讀書會的選書。甚至有一位在科技業服務的爸爸告訴我，他和他兒子自己在家裡組了一個小型讀書會，讀那本書。還有一位雜誌記者對我說：「老師，我們注意你這本書很久了。像這樣一本看似冷門的書，居然能在誠品書店人文社會類的排行榜上，維持前十名將近半年的時間，真令人稱奇！」
我淡淡一笑。其實這些都不是因為我書寫得好，它只是反映出一個現象：一種現代人的焦慮，那種渴望要有國際觀，卻又不知道從何培養起的焦慮。
面對外在世界快速的變化，許多人都有一種衝動，想把頭探出井外，趕快了解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然後為自己找到一個定位，及早擬好因應的策略。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前些日子接受台灣《商業周刊》採訪時指出，年輕人應該投資自己，培養三種能力：一是語言與溝通的能力，二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三是知道世界在發生什麼事，並對這些事有觀點的能力。所以什麼叫國際觀？大前所說的第三種能力，應該就是對國際觀一個很好的定義。
二○○八年發生金融海嘯之後，人們開始發現，過去熟悉的世界，好像距離我們愈來愈遠了。美國的金融制度不是世界的表率嗎？美國的各種風險管控模型，不是大家競相學習仿效的對象嗎？為什麼還會出現這樣的金融危機？外交上也是一樣。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時候不是理直氣壯的嗎？為什麼後來發現許多情報都是被美國官員誤導的？為什麼在伊拉克根本找不到大型毀滅性武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美國的反恐政策成為大家共同的目標，但是後來為什麼各國在反恐問題上變成各吹各的調？一下子，美國成為大家攻擊或抱怨的對象，扮演領導角色的整個「氣」都沒有了。那麼，誰會冒出來取代美國？「後美國時代」真的來臨了嗎？大家都在猜，都很想知道。
為了讓國際放心，也讓自己的國人放心，美國從歐巴馬上台後開始，不管是國務卿或總統本人，都把握住每一個機會，在國內或在國外，不斷強調：「美國還是會繼續領導！」但是強調的次數愈多，就愈透露出美國對自己沒有信心。
當今的國際秩序正處於一個混沌盤整的階段，於是我們發現市面上解讀國際情勢的翻譯書，像雨後春筍般多了起來，所反映的是另一波焦慮：國外寫書的人焦慮，國內則拚命趕著翻譯，因為他們知道台灣讀者也一樣焦慮。
但是這些翻譯書卻少有我們自己的觀點，讀起來多少有一層隔閡。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寫這本書。上一本《國際觀的第一本書》是一本工具書，我把重點擺在「How」，也就是說明「怎麼看」國際政治。而《世界真的變了！》談的是「What」，也就是說明對當前的國際情勢，我們該「看什麼」，而且是對二○○八年至二○○九年世界最新變化的描述。
從二○○八年到二○○九年，國際局勢有天翻地覆的變化。金融海嘯固然是一個變化，歐巴馬上台後，在外交上改弦更張，對拉丁美洲、對北韓、對伊朗，都是以談判代替對抗。一個新的「外交」時代正逐漸浮現。歐巴馬重視環保（他可以說是美國第一位重視綠色經濟的綠色總統），影響所及也將牽動國際經濟的新發展。天下事往往牽一髮動全身，書中所討論的十個未來，就是我們要掌握的十個大趨勢。
不過在這當中我們又可以發現一個弔詭：許多人說後美國時代已經來臨，但若果真如此，為什麼美國大選時，國際上要盯著選舉結果看？國外對美國總統大選的認識，往往都超過美國國內人民。如果美國真的已經過氣，又何必如此？歐巴馬上台後，美國的舉手投足，例如專注於打贏阿富汗戰爭、努力改善與敘利亞、與伊朗的關係，以及開始重視環保等等，每一個動作都會輻射出去，影響到國際局勢一連串的發展。這其實都在顯示，美國的領導風格或許有所改變，但超強的地位依然難以撼動。所以讀者會發現，我在這本書中的討論，很多還是從美國開始，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
最後再談一些收集資料的方法。有讀者詢問，國際關係的資料該怎麼收集？其實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不怕沒有資訊，只怕不會整理。以本書為例，我的資料多半來自報紙、網路，以及新聞雜誌。同時為了避免被某一個國家的新聞報導所誤導，我會建議大家去看不同國家的網站對同一個問題的報導。例如今天日本和韓國之間爆發了一個衝突，我們就可以到日本、韓國、美國、中國的網站，從不同角度觀察，交叉檢視，如此方有機會建構出一個比較中性、客觀的觀點（請參考本書附錄二所列的新聞網站）。
觀察國際情勢一定要持續，這樣才能有時間的縱深，摸得清事件背後的因果與來龍去脈。另外就是要抓住主要的中心議題，例如過去的核武對峙、現在的環保生態，都是時代的中心議題，然後再順著去看各國圍繞著這些議題的互動。我在《國際觀的第一本書》中提到的一些看問題的角度（如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四個工具），也是讀者可以遵循的脈絡。
希望這本小書能帶領讀者對國際關係有進一步的興趣。想要在國際上有競爭力，想要與世界接軌、做個新時代世界村的公民，國際觀的培養絕對是一個must！撰寫普及國際觀的書，對我來說是一種社會啟蒙運動，讓我們一起努力....
【作者簡介】
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際關係專家，兩岸三地講授談判學首屈一指的權威教授。
政治大學外交系第一名畢業，教育部公費留學外交政策學門第一名赴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在大學教授國際政治、外交政策與衝突解決等課程，並於「外交領事人員講習」為外交官講授談判技巧。劉教授致力國際觀的建立與談判藝術的推廣，現任台北談判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和風談判學院主持人，並於每週二固定在News98「財經起床號」節目，為聽眾分析最新國際時事新聞。
劉必榮以思路清晰、說理犀利見長，剖析國際時事，有如說故事般娓娓道來，呈現新聞事件的架構與脈絡，使萬里之外的國際大事也鮮活了起來。
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總主筆、行政院顧問、外交部諮詢委員、公視「七點看世界」及「全球現場」、大愛「寰宇新聞」、年代「世界年代」等節目的新聞評論主播。
國際關係方面的著作有《國際觀的第一本書》《深層思考與思考深層》。另著有《談判兵法：孫子兵學的謀略智慧》《三頂帽子哲學：劉必榮的談判人生》《談判，無所不在》與《新世紀談判全攻略》，其中《談判兵法》已譯為韓文在首爾出版。
【目錄】
作者序 聚焦新世界的變動
前言 站在原點看世界
1國際權力中心的移動
2歐巴馬的戰爭
3南亞的大國博奕
4中東，當舊衝突碰到新情勢
5拉丁美洲，向左轉？向右轉？
6朝鮮半島風雲詭譎
7美俄關係重開機
8日本政壇變天後的新方向
總結 下一步，該怎麼走？
附錄一 重要詞彙解釋
附錄二 中文的新聞網站
0-2 【內容試讀】前言：站在原點看世界
二○○八年，世界開始變了。
不是地球停止轉動，而是有點轉得太快，讓人們眼花撩亂，眼前的世界快變得我們都不認識了。
於是人們開始焦慮，也開始惶恐：到底我們該如何面對一個嶄新的世界？該如何作全新的布局？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理清頭緒，回頭想想，原來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這樣才能為新的世界勾勒出一個輪廓。
原來我們所熟悉的世界，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開始」一路看下來（二戰之前的世界，相信熟悉的人也愈來愈少了），就是東、西兩大陣營：西方的民主陣營，以及東方的蘇聯與共產陣營。這就是所謂的兩極體系。
在這裡先介紹一下所謂「東」與「西」的概念。
西方人所謂的「東方」，是從歐洲往東看，有近東、中東，再遠一點就是我們這裡遠東。但如果以東方作為張望世界的起點，那就是往西看，剛好反過來，中東地區就成為亞西（亞洲西部）。過去稱共產陣營為東方陣營，就是由西歐往東歐看所得到的圖像。
如果採用北京的看法，因為中蘇共分裂，所以世界有三塊：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世界，以及北京認為中國可以出面領導的亞、非、拉「第三世界」。但即便是三個世界，還是只有美國和蘇聯兩個超強，亦即國際體系結構上的兩個「極」。其他國家都或鬆或緊地，圍繞著這兩個極運行。
■ 東西對抗、南北對話的舊世界
美、蘇兩個超強在劍拔弩張之餘，仍有一些不成文的遊戲規則，也就是都容許對方有勢力範圍：東歐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加勒比海則是美國的後院，甚至整個美洲，都被認為是美國的地盤。所以過去儘管東歐反蘇聯反得再兇，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抗暴也好，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也好，一九八一年波蘭共黨的宣布戒嚴也好，西方國家都只在外面搖旗吶喊，但都沒有派兵馳援。因為大家知道，遊戲規則一旦破壞，世界秩序將因此崩解。
美洲也是一樣。美國對其勢力範圍內出現共產政權的容忍極限，就到古巴為止。容忍古巴是因為美國剷除不了卡斯楚，但除了古巴之外，任何一個美洲國家左派想要當權，智利也好，尼加拉瓜也好、格瑞那達也好，門兒都沒有。美國明的暗的都會設法把它拉下來。蘇聯對此也只有乾瞪眼，因為這就是遊戲規則。 至於沒被劃進勢力範圍的地區就是灰色地帶，有機會雙方就各憑本事，設法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了。
如果不從政治外交，而從經濟角度來看，順著赤道攔腰一劃，地球就可分成南北兩塊。赤道以北的國家多半都是比較富裕的已開發國家，所以就被稱為「北方國家」。赤道以南的國家多半都是比較窮的開發中國家，所以又稱為「南方國家」。南方國家認為，國際經濟秩序，包括各種經濟組織與遊戲規則，多為北方國家所壟斷把持，所以要求南北對話，重建國際經濟秩序。南方國家自己也想過要加強彼此的合作，不要老是仰賴北方鼻息，因此才有人提出「南南合作」的說法。
所以過去的國際政治結構，是「東西對抗」和「南北對話」交織而成。而由於美國在「西方」和「北方」都是最強大的國家，自然也成為非共國家的共主。美國維持國際秩序的方式，是在各地區找一個區域合作伙伴，與他們保持緊密關係，然後讓這些區域國家像土地城隍一樣，負責照顧好當地的秩序。比如過去伊朗發生革命之前，美國在中東地區找的就是伊朗，亞太地區找的是日本，南美找的是巴西等等。
在美、蘇兩強對抗時期，雖然沒有直接發生衝突，但雙方盟國發動的區域戰爭倒是屢見不鮮。越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越戰時，北越背後的支持者是蘇聯和中共，南越背後的支持者是美國，所以才有人稱這場戰爭是「代理人戰爭」：由南越和北越分別代理美國和蘇聯對抗。西方曾有漫畫家用偶戲來描述越戰：美國手上套的戲偶是越南，蘇聯手上套的是北越，然後在那兒很起勁地比劃。
所以在那段時期，要了解國際局勢很簡單，什麼事都只要把「美蘇對抗」的大框架往上一套，大概就可看出一些端倪，而且八九不離十。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世界。二次大戰之後的四、五十年間，世界的局勢大概就是這樣。很安定、很單純，也讓人很放心，因為我們大致上都看得懂周遭發生的事，也大概都知道該怎麼因應。
■ 兩極結構的崩毀
可是從一九九○年代起，世界開始發生改變，而且是在二十年內歷經三大巨變，讓人目不暇給。
第一個巨變是蘇聯的瓦解。
誰也沒想到，東歐的共黨政府會一個個垮台，像骨牌一樣，最後倒向蘇聯，然後連蘇聯都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於是兩極體系一下子變成了美國的單極！
曾有美國媒體畫了一幅漫畫：一位天文學家透過望遠鏡，觀察星星觀察了幾十年。有一天，一名工人拿了抹布和梯子，爬上去把望遠鏡另一端玻璃上的汙點擦乾淨，老科學家頓時發現他看了多少年的「星星」居然被擦掉了，頹然坐下，悵然若失。那位科學家就是美國，而被擦掉的星星就是美國的敵人蘇聯。
失去了敵人，連帶改變了過去的遊戲規則。既然蘇聯都瓦解了，哪裡還有尊重勢力範圍的遊戲規則？於是東歐也好，中亞也好，高加索也好，那些過去被視為蘇聯勢力範圍的地方，一下子被釋放出來，成為各股勢力競相角逐的地盤。當地國家本身也對新獲得的外交天空雀躍不已，於是這些舊蘇聯的勢力範圍，就變成充滿外交活力的地方。
除了這些外交的新戰場，許多舊的地區衝突也像雨後春筍一般，重新冒了出來。在美蘇衝突作為國際政治主軸的時期，許多地區性的衝突都被壓抑下去。由於美蘇衝突影響著全球政治，因此也吸引了世人絕大部分的關注，與絕大部分的資源。一旦蘇聯瓦解、冷戰結束，這個大衝突一下子被搬開，就好像杯子的蓋子一下被掀開一樣，大家先是一怔，停了半晌，然後先前被壓在下面的衝突便爭先恐後又冒出來，爭相吸引國際的關注。
巴爾幹半島就是這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巴爾幹就是世界的火藥庫。二戰結束之後，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衝突並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更大的對抗給壓下去了。當美蘇對抗結束，這些衝突就又冒出來，好似在說：現在該輪到關心一下我們的問題了吧？
民族衝突的能量，掙脫了過去束縛他們的國家疆界，於是南斯拉夫崩解了，六個共和國獨立了，更引爆一連串被稱為「種族清洗」的獨立與鎮壓的戰爭。國際社會起初不知如何面對這個嶄新的情勢。是該承認他們獨立，還是阻止他們獨立呢？所以稱呼這些戰爭的名稱也一直在變，一開始稱其為「南斯拉夫內戰」，後來發現獨立之勢無法阻擋，遂改而接受事實，稱其為「巴爾幹戰爭」。
民族衝突的衝撞能量逐漸歸於平靜，像塵埃落定一樣，慢、慢、慢、慢，落下來形成新的疆界，新的「現狀」。這就是巴爾幹的新秩序。但是這個過程還沒完，塞爾維亞內部的柯索沃自治省，到底要不要承認她獨立，至今還困擾著國際社會。
■ 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
第二個巨變是九一一。
九一一恐怖攻擊，是誰也想不到的巨變。美國有人在怪中情局，認為中情局曾接到密報，說恐怖組織會攻擊紐約世貿大樓，結果卻沒把它當一回事。其實我們將心比心，誰接到密報說「恐怖份子明天會用飛機撞世貿雙子星大廈」，會不把它當成精神病的瘋話？在九一一之前，這種攻擊完全超出我們的理解。
九一一之後，反恐變成國際的中心議題。原來的國際關係歸零重設，敵我關係重新調整。巴基斯坦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透過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境內的塔利班組織（神學士），以對抗蘇聯。等到蘇聯撤出，塔利班當政，開始包庇賓拉登時，美國改而要求巴基斯坦對抗原先的戰友塔利班。
九一一恐怖攻擊發生後，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分析情勢發現，如果這時不跳上反恐的列車，一旦印度與美國形成反恐同盟，印巴衝突將被放在反恐戰爭的框架中解讀，這會對巴基斯坦大為不利，於是巴基斯坦的外交一百八十度轉向，加入美國反恐陣營，開始對付塔利班。這是一個極為痛苦、也極難向國內人民解釋的外交轉向，但也為國際敵我關係在九一一後的「重開機」，提供了最好的註解。
為了反恐，美國的勢力也進入阿富汗北方的鄰國中亞，而那裡正是前蘇聯的勢力範圍。所以整個國際關係的地圖，因著九一一而重新劃定了。
九一一所凸顯的，也正是「全球化」的另一面。全球化的浪潮在上個世紀末，伴隨著網路鋪天蓋地而來。國家的疆界阻止不了信息的流動、金錢的流動、商品的流動，也阻止不了恐怖份子之間的串連。有一名美國記者在參觀過一家印度軟體公司的視訊會議室之後，很感慨地說，在這間會議室裡，牆上有一片片大型液晶螢幕，在召開全球視訊會議，而在隔鄰的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界，賓拉登一定也有一間會議室，同樣掛著一片片液晶螢幕，在進行全球恐怖組織的串連。兩者都是全球化。
從全球化經營的角度來看，賓拉登其實不只是恐怖份子，他應該也是一個成功的經營者，不然哪能串連出這樣的網絡？全球化帶來的是新的視野、新的價值、新的機會，當然也是新的威脅。這都不是當初我們所能預想得到的。
■ 美國獨大時代結束？
第三個巨變則是伊拉克戰爭與金融海嘯。這兩個事件看起來一為軍事，一為經濟，但加成效果一樣，都動搖了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一場伊拉克戰爭打下來，布希政府粗暴的外交手腕，弄得自己眾叛親離；一波金融海嘯襲來，更使得美國金融監理體系的可信度遭到質疑。於是，美國領導世界的整個「氣」沒有了，「後美國時代」之說此起彼落。美國也急，世界也在焦慮，因為大家都還沒準備好迎接一個沒有美國的時代。世界變得我們都不太認識了！
三個巨變交叉影響著，這就是我們在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所面對的世界，一個我們不太熟悉的世界，而這也是這本書討論的起點。
世界是真的變了，但怎麼變？變化的幅度有多大？變的是表象，還是真的把整個地緣政治的遊戲規則都改變了？是結構性的變化，或只是暫時性的震盪？面對這樣的變局，我們又該怎麼因應？
讓我們先從美國談起。
0-3 【內容試讀】第１章：國際權力中心的移動
二○○八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
美國擔當世界老大哥的地位開始動搖。
未來，美國能夠繼續「領導」世界嗎？
還有哪些國家，是最有潛力的國際權力接班人？
觀看國際政治的一個角度，就是看體系的結構：國際上有幾個中心？或者幾個「極」？這都將影響到國際上的權力互動。
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相對抗，所以那時國際體系被稱為「兩極體系」。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之後，兩極體系變成了只剩下美國獨大的「單極體系」，也有人稱之為「一超多強」，可是這個局面在二○○八年發生了變化。
二○○八年金融海嘯發生以後，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開始動搖。很多人不解：美國的金融監理制度不是各國學習的標竿嗎？為什麼還會發生雷曼兄弟這種事，而掀起金融海嘯？各國今後還要什麼事都唯美國馬首是瞻嗎？
■ 美國不再獨霸
其實，美國自從二○○三年伊拉克戰爭之後，在國際上的領導就沒什麼「氣」了。如果戰爭之後伊拉克的局勢能快速穩定下來，並且走向民主，或是如果戰後真的在伊拉克搜出大型毀滅性武器，證明美國發動戰爭是理直氣壯的，那麼大家對美國的領導也還不會質疑。可是上述結果都沒發生。現今伊拉克的情勢依然不安。美國希望當權的什葉派能與海珊殘留的遜尼派和解，結果什葉派也不買帳。加上有愈來愈多資料顯示，美國發動戰爭的理由很可能是炮製的，許多當年美國和英國提出的有關伊拉克的情報資料，例如伊拉克擁有多少核、生、化武器，或是海珊和蓋達組織之間的連繫等等，後來也都被證明為不真。一下子，美國在國際上變得離心離德，處境窘迫。
如今加上金融海嘯，美國在國際上更沒有一呼百應的氣勢。美國人民也覺得很徬徨。二○○八年十月，美國大選的前一個月，媒體做了一項民調，問美國人覺得國家走的方向正確嗎？只有百分之八的人，認為國家現在走的方向正確。
這就是為什麼歐巴馬在就職演說中，會不斷強調美國將繼續「領導」世界。這個領導，是講給美國人聽的，也是講給其他國家的人聽的，意在告訴大家，美國還是一個領導的強權，放心！而美國人也真的很給歐巴馬面子，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歐巴馬就職百日，《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做了一項民調，這時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現在走的方向對了。對於歐巴馬處理外交事務的做法（包括與委內瑞拉和古巴和解），也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表示支持。美國人民的樂觀與自信又回來了。
可是其他國家怎麼看這個新局面？
二○○八年金融海嘯爆發後，二十國集團的G20高峰會於當年十一月在華府舉行。當時歐巴馬還未上任，布希即將任滿下台，所以歐洲國家來參加會議時根本不買美國的帳。法國總統薩柯奇就很坦白地說：
「美國是世界第一強權沒錯，但她是唯一的強權嗎？不是！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甚至，薩柯奇回到法國之後，自己也在二○○九年一月於巴黎召開了一場歐洲國家的經濟高峰會。當然，這場會議的效果不大，因為歐洲各國也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歐洲，或法國，想要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企圖心，已昭然若揭。
薩柯奇與前任的席哈克相比，還算是對美國相當友善的法國總統。但是這樣的總統，也還想在美國勢力衰退之時，趁勢在國際舞台上領一段風騷。當時，法國的身分是歐盟的輪值主席，但歐盟主席是半年一輪，法國的任期將在二○○八年年底屆滿，二○○九年一月就要換成捷克，法國將喪失歐盟這塊舞台。
就在這時，歐元區的經濟資料出來，二○○八年第三季歐元區的經濟衰退○．二％，這是自一九九九年歐元發行以來第一次的衰退。可是即將接任歐盟主席的捷克卻不是歐元區的國家。於是法國就提議，為了拯救歐元區的經濟，歐元區國家應該另組一個「金融政府」，來因應排山倒海而來的金融危機。
這個提案一出，捷克立刻反彈。在捷克眼裡，這分明是在捷克當家時搞政變，好讓法國繼續掌權，所以強烈反對。其他東歐國家如匈牙利，也勸法國趕緊讓路，不要七想八想。歐洲國家之間的不同調，清楚可見。
以前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倫斯斐就說，西歐這些國家是「舊歐洲」，東歐那些前蘇聯集團的國家，在冷戰結束後紛紛加入歐盟，是「新歐洲」。美國打伊拉克戰爭時，新歐洲比較支持美國，舊歐洲則多與美國唱反調。所以美國在對歐政策上，多少也有一點離間新、舊歐洲的味道。
現在新、舊歐洲之間，又可能因為金融海嘯所造成的衝擊不同，而持續存在這樣的界線。
■ 歐洲各國不同調
二○○九年三月一日，歐盟針對東歐的經濟問題，再度在布魯塞爾舉行緊急會議。匈牙利總理在會議上大聲呼籲：「絕對不能讓新鐵幕重新分隔歐洲！」他指的是東歐國家現在面臨的金融危機，西歐絕不能袖手不管。
匈牙利希望歐洲最強的經濟體德國能施以援手，沒想到德國總理梅克爾卻說：「我不認為整個中歐、東歐的問題都一樣，所以應該根據不同國家，個別處理。」
歐盟成立以來一再呼籲的團結，在碰到金融海嘯之後變成空話。貿易保護主義或經濟民族主義蠢蠢欲動。許多西歐國家更抱怨，東歐這些國家加入歐盟後，使歐盟的經濟問題變得更糟！七嘴八舌、交相指責之下，團結顯得這麼遙遠。
有德國媒體就感嘆，歐洲沒有共同的財政政策，沒有共同的賦稅政策，也沒有就產業補貼有一致的做法。當大家同陷泥沼時，沒有任何一國領袖有足夠力量拉隔壁國家一把，把她拉出地面！所以只有各顧各的了。
在大家各自努力之下，每一個國家的做法也不同。金融海嘯之後，法國總統薩柯奇反應最快，表示歐盟應提出一套可以涵蓋整個歐洲的「全歐方案」，一起來幫助銀行。他為法國銀行創設一個基金，讓銀行可以有足夠的資金放款，也主張政府介入振興經濟（提出三百四十億美元振興經濟），對脫韁野馬式的資本主義大加撻伐。
可是薩柯奇用八十億美元拯救法國汽車業的措施，卻引起歐洲其他汽車生產國如德國的反彈。而薩柯奇呼籲法國企業，將國外子公司的工作機會轉回國內，這種近乎保護主義的做法，不但引起歐盟批評，也引起捷克、斯洛伐克與羅馬尼亞等國的憤怒。
金融海嘯也打亂薩柯奇競選時的政見。二○○七年薩柯奇勝選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承諾保護高所得家庭，讓他們不受重稅威脅，這樣有錢人才敢來法國投資。可是金融海嘯發生之後，凡不想舉債挹注經濟振興方案的國家，都在討論如何增加富人稅。法國工會以此對政府施壓，要求對年收入三十萬歐元以上的人增稅，但是被薩柯奇壓了下來。二○○九年春天，法國工會在一月和三月發動兩次全國性的大罷工，八大工會在兩百多個城市串連，要求保障勞工的就業與薪酬。
本來法國工人就很習慣罷工抗議，而且每週工作時數也少，只有三十五小時，這都影響國外企業在法國投資的意願。所以薩柯奇競選時表示，要提供新的誘因，讓法國工人願意多工作一些時數。只是當金融海嘯一來，這個政見又推不動了，因為有工作的人加長工時，就表示愈多被裁員的人找不到工作，因此反彈聲浪也大。可見理想與現實之間多難調和。
德國在金融海嘯之後的反應就比法國慢。金融海嘯之後，總理梅克爾先是投入四百二十億美元，後來發現不夠，二○○九年一月再追加六百五十億。梅克爾用資助工廠的方式保護工廠與工作，而不是撒錢讓德國人去存。德國也不追隨法國，撒大把銀子對汽車業紓困。
過去法國人的想法，認為在歐洲，德法的關係是「法國人是領導者，德國人是銀行家」，也就是一人領導，一人出錢。但今天這樣的關係基礎似乎已不復存在，一個領導不了，一個也不再是銀行。不過儘管德法之間不完全一致，兩國倒還是有志一同地呼籲歐洲團結，主張建立新的全球性金融規範架構，並反對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自由經濟。
他們對同屬歐洲的英國不放心，因為世界的金融中心，不管過去的倫敦，還是現在的紐約，都是盎格魯薩克遜人所掌控。一旦新的金融監理機構出現，必然衝擊到倫敦與紐約的領導地位，所以他們認為英國表面不說，暗地裡一定會想辦法保住自己的影響力。
英國則表示，建立新的監理機構沒問題，但是應由獨立的專家來負責，而不是各國的代表用多數決來決策。英國的理由是，這樣決策才會有效率。但是大家都清楚，其主要原因還是擔心，要是讓各國代表用多數決，英國一下子就會被否決掉了。
像這樣一個意見分歧的歐洲，縱有企圖心，又怎麼可能集合力量，趁美國勢力衰微之際，奮而起身，一躍成為新的一「極」？
歐洲內部的不同調，和歐、美跨大西洋的衝突，一直延續到二○○九年四月，G20在倫敦再次舉行峰會時依然存在。這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已經就職，歐洲人也對歐巴馬甚有好感。但好感歸好感，美歐的衝突仍在。
■ 挑戰美國
二○○八年十一月華府峰會期間，法國主張成立跨國的金融監理機構，美國抵制。德國主張規範避險基金，美國反對。英國主張增加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資金挹注，美國不熱心。英、法、德是歐洲與美國對話的三巨頭，他們的立場，簡單來講就是「加強規範」，而布希政府要的是維持「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理念是布希政府的意識型態支柱。美國也不承認，全球的經濟崩壞是自由貿易之過。最後，美歐之間達成的共識是：美國同意加強金融監理規範，但是強調任何改革都不能與自由市場的原則相悖。
歐巴馬上台後，對內強調經濟振興方案。但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意識型態上有很大的不同。共和黨主張小政府，也就是政府干預愈少愈好，所以主張用減稅來振興經濟。民主黨則主張大政府，認為經濟危機之所以發生，就是以前政府該管而不管，所以主張政府干預，藉由擴大支出來振興經濟。擴大支出之際，也可以推動歐巴馬想要的綠色能源政策，以及教育和醫療保險的改革。共和黨因此大聲疾呼：「這分明是藉振興經濟之名，行社會改造之實！」在國會投票時也全力抵制。這就是為什麼歐巴馬的經濟振興方案，在眾院表決時，共和黨全數反對，而國際上也競相走告「美國向左轉！」。
歐巴馬就是以這樣的振興方案參加G20倫敦峰會，希望歐洲國家一樣也增加支出，一起振興經濟。可是歐洲國家表示，現今的金融危機是美國的金融監理制度出問題所造成，跟我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我們冒著赤字的風險增加支出？
結果倫敦峰會後，各國達成協議，不是增加紓困支出，而是增加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挹注。將挹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調整為原先的三倍，達到七千五百億美元。各國並同意籌集二千五百億美元作為貿易融資，同時新發行二千五百億美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這多少也算一些成就。
至於金融監理制度，由於美國反對法國所提的跨國金融監理，所以雙方僅就透明化與銀行的早期預警制度達成協議，並要求一些被視為「避稅天堂」的國家或地區接受監督。所以才有評論說，G20峰會其實只達成了一半的任務，因為在金融監理部分仍然薄弱。
由這個結果可以看出，美國和歐洲其實誰也沒辦法完全影響誰，誰也沒辦法掌控全局，呼風喚雨。而這裡還牽涉到，建立秩序到底應該「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的辯論。
主張「由下而上」的人指出，因應金融海嘯，應該從各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做起，然後才一步步往上推，進到全球性金融市場與貿易的規範。也就是說，各國應該先把內部先清理好，而不是一開始就好高騖遠地想要弄出個全球管理體制。
他們表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全球管理體制不過是個「談話」的論壇而已，G20高峰會是如此，ＷＴＯ「杜哈回合」的談判遲遲沒有結果，更是最好的證明。每個國家口頭上都說要自由貿易，其實都暗想搞些自我保護的除外條款，所以就算有什麼協議也沒有用。加上國際組織裡的那些官僚，也都是為私利，肥的是窮國的政治人物和富國那些腦滿腸肥的顧問，完全無法讓組織發揮真正的作用。
至於主張「由上而下」的人則認為，今天各國所面對的問題，根本不是單一國家所能解決。加上交通和通訊革命，各國早已串連在一起。金融海嘯和氣候變化在這個時候發生，更是催化了全球治理機制的出現。雖然不見得馬上有一個世界政府出現，但總要有一個全球的規範，然後由上而下，讓各國帶回去遵守執行。建立全球規範，此其時也。
這兩種看法都有一些道理，所以現在看的就是這兩股力量的角力。就整體趨勢來看，應該最後總會有一個全球性的規範出現。至於這些規範的約束力有多強，會不會出現一個國際組織來監控，都關係著相關國家得讓渡出多少國家主權，也都還有待觀察。
這樣的國際組織最後會由誰來主導，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而以今日情勢觀之，在經濟與金融議題上出現「多中心」的機會相當大，也就是說會有好幾個強勢國家出現，彼此協調，因為美國已經沒有立場再掌控全局了。
既然談到多中心，就必須談到中國。
■ 左右逢源的中國
中國在金融海嘯之後，成為大家競相拉攏的對象。從二○○八年十月在北京舉行的亞歐峰會開始，到十一月的G20華府峰會，以及不久後在祕魯舉行的ＡＰＥＣ非正式領袖會議，再到二○○九年四月的G20倫敦峰會，中國都是被關注的焦點。歐洲想拉中國一起推動金融監理改革，美國想拉中國一起增加經濟振興方案的經費，中國左右逢源。
第七屆亞歐峰會於二○○八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北京舉行時，中國似乎也很滿意自己日漸增加的影響力，所以溫家寶很友善地與各國領袖會面。金融危機為大家找到修補關係的下台階。德國總理梅克爾前一年才因為與達賴喇嘛會面而激怒中國，但溫家寶在會上告訴她，中德關係非常友好。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才剛與印度簽了安全協定，中國一些鷹派認為這是衝著中國來的，但溫家寶也很親切地會見了麻生。他就像一位在家裡大擺筵席的員外，笑容可掬地在各桌之間一一握手致意。
但是當歐盟提出當如何如何拯救經濟時，中國卻沒有提出太多的具體建議。溫家寶只說，中國只要把自己的經濟搞好，就是對世界經濟最好的貢獻。中國還不願在這個時候強出頭。所以當大陸媒體表示，美國要中國幫忙振興經濟，就必須先放棄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壟斷掌控等等時，官方卻沒有跟上呼應。因為北京認為現在不是被拱出來帶頭對抗美國的時候。
但這卻不等於中國對國際經濟秩序沒有意見。溫家寶在亞歐峰會時就說過，開發中國家在世界金融體系中應有更大的發言權，也表示全球貨幣體系應更為分散、多樣。但真正引起國際關注的，是二○○九年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一篇文章。
三月二十三日，周小川發表文章指出，國際上應當思考在美元之外，推行另外一套超越各國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就是很好的替代方案。中國的論點是，應該降低對美元、歐元、日圓等個別貨幣的依賴，改用另一種不屬於任何國家的貨幣作為儲備貨幣，如此各國在財政上會更有彈性。
此文一出，美元立刻開始震盪，逼得美國總統歐巴馬第二天二十四日親上火線，捍衛美元，美元匯率才得以回穩。可是二十五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卻表示，對中國的建議應持開放態度。一下子美元又跌了！美元三溫暖般的起伏，也顯現了中國的影響力。
對於各國要求中國多挹注一些資金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也有意見。因為國際上只要中國擔責任，拿錢出來，卻沒有給中國更大的發言權。所以周小川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制度要改，哪一個國家捐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錢愈多，就應該換取更多的ＳＤＲ，也應有比重更重的表決權。
周小川當然清楚，以目前的情況，要各國捨美元而改用ＳＤＲ為儲備貨幣，根本辦不到。但是開出這一槍，卻足以顯示出中國對長期依賴美元感到挫折，以及要在國際事務上爭取更大發言權的企圖心。這等於是向世界昭告：中國來了！
中國在國際舞台的活躍，不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九年一月，她還加入了美洲開發銀行成為捐助國。二○○九年四月，中國更宣布要成立一百億美元的東協投資合作基金，和五年內對東協提供一百五十億美元的信貸。這使得中國成為東南亞國家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亞銀之外的第三個資金來源。中國趁金融危機之勢，以睦鄰政策為基調，擴張本身影響力的做法至為明顯。
金融危機也讓一些國家變得比較能接受中國。以牙買加為例，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牙買加的貨幣像自由落體一樣直直下墜，失業率卻像火箭一樣一飛沖天，急得他們四處尋求援助。可是傳統的盟邦英國、美國都自顧不暇，於是中國跳了出來。二○○九年三月，中國貸了一億三千八百萬美元給牙買加，這個及時雨讓牙買加感動得不得了。其實一年以前，牙買加的報紙還在大聲疾呼，要大家對中國在加勒比海地區不斷增加的影響力提高警覺呢！
中國對外的援助，也有讓人民幣成為另一個儲備貨幣的潛力。以貸款給阿根廷為例，北京貸款一百億美元給阿根廷，但這一百億美元是以人民幣給付。阿根廷拿了人民幣在手上，可以用來支付中國進口商品的貨款。慢慢的，他們就開始逐漸儲存人民幣。中國對南韓、印尼、白俄羅斯等國的援助政策都是這樣，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就這樣慢慢增加。
面對人民幣的影響力增加，日本好像也有拚場的味道。二○○九年五月三日，東協十國加上中、日、韓三國（即所謂十加三）的財政部長在印尼峇里島開會，決定投入一千二百億美元，成立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這個儲備庫的資金，中、日、韓三國出資百分之八十，東協百分之二十。中、日、韓三國的百分之八十當中，中國出了百分之三十二（含香港出的百分之四．二），日本也是百分之三十二，韓國則為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三十二就是三百八十四億美元，日本還想再往上加碼，所以又宣布將設立六兆日圓的雙邊互換貨幣協議。六兆就是六百一十五億美元，加上前面的三百八十四億，就是一千億美元之多。另外日本還宣布，外國政府和企業在日本發行的日圓結算債券，也將獲得日本政府五千億日圓的擔保。至於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也承諾再挹注一千億美元。英國《金融時報》因此評論說，面對中國來勢洶洶的經濟壓力，日本正卯足了勁，想要維持日圓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這都顯示中國崛起的影響力，已愈來愈不容小覷。
中國的崛起，也讓中國的發展模式，被人直接拿來和美國的發展模式相對比。
■ 強權的崛起模式
美國的發展模式被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主要重點是國營事業私有化、自由貿易、節制政府支出等等，這些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那些要求紓困的國家所給的處方與要求。至於中國的發展模式，則被稱為「北京共識」，基本上那還是一個粗略的概念，但已經引起各國注意。
中國一些學者大致為北京共識勾勒出一個輪廓：促進經濟，但國有制仍是主流；逐步改革而非「震撼療法」（當年西方學者為東歐開的經濟處方）；推動國際貿易但大部分仍是自給自足；市場改革先行，政治與文化跟後。總的來說，北京共識強調的是國際權力與財富更平均的分配，這是西方過去所忽略與反對的。
當然，在接受中國之時，心裡仍有不安的國家也不少，澳洲就是一個典型。澳洲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愈來愈密切，中國已經是澳洲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澳洲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可是澳洲對中國趁經濟危機想取得澳洲礦產的控制權，一直抱有戒心，甚至懷疑民間的購併後面有政府的影子。加上中國經濟擴張後面還有軍事力量的提升，使中國在澳洲一些戰略家眼裡，早已取代源源不斷的印尼船民，成為頭號潛在的敵人。
澳洲政府則對中國還算友善，認為國際社會若希望中國做一個「負責的利害關係者」，就得讓中國享受一定的優勢，若不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怎麼能要求中國負責？不過澳洲政府官員也很務實，表示萬一「馴服」中國不成，澳洲得有把握，中國發怒的話，美國隨時能來幫忙。這也是亞洲中小國家面對中國的典型心態。
而中國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呢？周旋於美國與歐洲之間，中國似乎可以和大西洋兩岸形成一個三角關係。不過細看之後，好像又不是這樣。法國本來也興致勃勃地想推動這樣的三角關係，但是發現中國好像愈來愈不甩歐洲。
在席哈克擔任法國總統期間，看到中國崛起，他感到非常興奮，認為這是世界走向「多極體系」的開始。在多極的架構裡，歐洲將會扮演不可輕忽的角色，所以他對中國的要求多所包容，不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也處處閃避著達賴喇嘛。
其他歐洲國家想的則不是多極，而是經濟利益。她們對中國展開一系列商業外交，希望他們的總理或總統訪問中國後，能帶回大堆的採購合同，幫助他們的經濟。可是進出口貿易卻不能平衡，歐洲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愈來愈多，二○○八年達到二千五百億歐元。中國又對歐洲貿易豎立不少障礙，例如，歐洲外銷到中國的商品中，汽車零件、工具機和其他小機械為大宗，但中國卻規定五年內汽車零件百分之六十必須自製，這讓德國等汽車大國相當錯愕。
面對這樣的貿易赤字，歐洲國家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德、英、瑞典、荷蘭等國認為，與中國交往不能犧牲歐洲固有的人權價值，所以在政治上要給中國壓力，可是貿易上卻主張自由貿易。大批南歐和中歐國家則剛好相反，比較傾向貿易保護主義，主張應對中國課反傾銷稅，可是在政治上卻應對中國包容。歐洲國家彼此不同調，結果就是歐洲和中國之間，成立了好幾個對話的機制。英國、法國等大國不太相信歐盟會照顧到他們的利益，所以在歐盟之外，又自己成立了與中國對話的管道。
中國與歐盟的關係，則在二○○三年達到高峰。當時歐盟情勢一片大好，看起來馬上就要通過憲法、有歐盟總統以及歐盟外長，結果後來發現這不過是一場夢，很快就落空了。二○○六年，中國又發現儘管北京用盡外交手段，仍無法讓歐盟取消天安門事件以來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於是中國對歐盟的興趣就逐漸冷了下來。不但冷下來，中國對武力不強、外交上又四分五裂的歐洲也愈來愈看不起。在許多中國人眼裡，「美國是個壯漢，中國是個正在長大的青年，歐洲則是個有錢的老頭。太老了，愈老愈迷糊。」中國怎麼可能與這樣的歐洲，共同建立多極的體系呢？
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畫了幅漫畫（見下頁）：中國是個年輕叛逆的青春期少女，歐洲則被畫成一位拄著柺杖的老頭。少女把老頭放在手掌上，瞇著眼睛看他，好像是在想：這老頭是個什麼東西呀？
由於中國不可能與歐洲共同推動多極體系，所以才有另一種說法出現，認為八大工業國（G8）或二十國集團（G20）的說法都過時了，現在最重要的是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也就是G2。
■ 美中雙強權共生？
G2的說法最早是由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柏格斯坦（C. Fred Bergsten），在二○○八年七—八月號《外交事務》雙月刊中提出。他主張，若要把中國拉出來參與國際事務，並且按照國際的遊戲規則行事，美國就必須先強化與中國的戰略關係。不一定要有「二國集團」（G2）的名稱，但在做法上可以朝這個方向進行，將中國視為共同經理國際經濟事務的伙伴。
後來又有哈佛的美國經濟史學家提出「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他們認為，現在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美國是全球最大消費國，中國是世界最大儲蓄國；雙方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一下子，中國的國際地位大有大幅提升的味道。
後來鼓吹G2的號角就愈吹愈響。二○○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國彭博新聞社網站就發表文章：《一個十七萬億美元的聯盟可能會拯救世界經濟》，為中美G2進行宣傳。文章說，二○○九年將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原有的領導框架將會日益失去作用。美國和中國應該幫助全球經濟，並使G2的程式正式化。「現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國和中國組成的兩國集團（G2）。」「價值十七萬億美元的G2集團則是全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現在到了華盛頓和北京停止相互指責而攜手合作的時候了。」
歐洲人則對G2的想法表示理解，雖然認為不是很切實際。這一點也可以理解，因為G2是把歐洲排除掉的架構。有歐洲學者就說，G2固然好，但是若能加入歐盟，成為G3，就更完整了。
當國際上對G2吵得沸沸揚揚的時候，中國自己卻對這些邊鼓冷眼旁觀。新華網二○○九年三月十四日刊出了一篇《瞭望週刊》的文章。該文指出：
「有的學者認為，這是美國學者和官員面對深不見底的危機開始病急亂投醫，是想通過承擔國際責任的藉口讓中國幫美國度過金融危機的難關，甚至想借中國急於融入國際社會的機會『收編』中國，把中國變成為美國主宰世界的一個支撐點，成為美國主宰世界的『輪軸—輻條』體系中的一個輻條。」
「當前的危機並沒有使國際社會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改變，美國的『一超』地位沒變，中國也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作為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中美提高對話的層次（包括領導人定期或不定期的會晤），共同致力於戰略性合作，協調立場和政策，無疑將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以及重大國際安全問題的妥善處理和解決。因此，中國加強與美國的關係無可非議，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只有自身發展好，才有可能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
這應該可以反映出中國官方的看法，意思是說：你們各國不要什麼事都往中國身上推，各人做好各人份內的事最重要。中國也不會被G2的光環所迷惑，中國還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國也不會稱霸。
可是不稱霸歸不稱霸，中國對自己的能力也是暗暗高興的。但北京用了另外一種方式展現自己的實力。
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為慶祝海軍建軍六十年，在山東舉行大規模海上閱兵，邀請了包括美國、俄國在內的十四個國家，二十一艘戰艦共襄盛舉。全球五大洲，二十九個國家派出觀禮團，並且把慶祝主題訂為「和諧海洋」。
中國的核子潛艇也在閱兵中首次亮相。大陸上一些民族主義掛帥的媒體興高采烈地說，這是中國的「亮劍」，意思是向世界展示，中國國力不容輕視。其實在亮劍之外，海上閱兵有更深刻的意涵。
本來在國際政治上，閱兵都是一種展現國力的表現，但北京如果循此思維，以民族主義掛帥的方式展現軍事實力，則只會增長世人對中國威脅的疑慮。所以她反過來做，把展現硬實力的行動，變成軟實力的笑臉迎人，把展現肌肉與武力的閱兵，變成嘉年華會般的海上交誼，希望能以此化解世人對中國的疑慮，卻同時也展現中國的自信。這比亮劍更深刻，也顯示北京深諳國際政治的操作之道。
所以回到我們最開始的觀察：國際上現在應該是幾個「極」？
G20峰會在倫敦舉行時，英國首相布朗晚宴的席次安排透露了一些玄機。胡錦濤被安排坐在主人右邊，主人左邊則是印尼總統尤多約諾。主人對面是沙烏地國王阿布都拉。美國總統歐巴馬和南韓總統李明博坐在桌子一邊，他們的對面是印度總理辛格。
這樣的座次安排，明顯告訴世人：大西洋兩岸共同主導世局的時代已經結束，亞洲國家登場！美國也接受這樣的變化。不過美國一些學者表示，不同的議題，其實有不同的「極」。在經濟問題上，可能有好幾個中心正在醞釀出現，但是在安全與戰略議題上當然美國還是唯一的中心。這是幾個不同棋盤的概念：經濟問題和軍事問題本就是不同棋盤上的不同棋局。下棋的人不同，主要的「玩家」或「中心」自然也不同。這應該是比較持平的看法。
那麼，「後美國時代」到底來了沒有？答案應該是：美國不再能完全主導世局，但其他國家起而代之的時機未到，集體領導也未必成熟。比較可能的是「和而不同」，就像各國在振興經濟問題上所表現的一樣，有個別的政策，但也會有一些交集。國際新秩序還在建立之中，有的議題可能是「由上而下」，有的則是「由下而上」，但是政治互動的方式，以及國際共識形成的過程，都與以前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 一分鐘重點瀏覽
◎美國不再獨大了：九一一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全球金融風暴等接連的事件，使得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局面產生了變化。美國不再被視為唯一的強權，而未來也不再能獨攬全局。於是其他大國紛紛展現企圖心，想在政治、經濟等領域，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意見分歧的歐洲：法國、英國、德國都自認是國際舞台上的要角，但是誰也沒能強勢到足以領導整個歐洲，與美國分庭抗禮。由於歐盟各國之間缺乏共識和團結，又受到經濟衰退的拖累，在這一輪的權力競逐中，難以與崛起中的中國抗衡。
◎中國登場：有愈來愈多人倡議，中國在建立國際秩序和振興全球經濟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中國自己並不急著稱霸，卻樂於展現強國的姿態。未來，是否會由美國和中國兩大強權共生，將是全球關注的焦點。
0-4 【內容試讀】總結：下一步，該怎麼走？
看完了世界那麼多的變化，現在該是沉澱心情，做一個總結的時候：到底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世界？又該如何因應？
先從大格局來看：到底今天世界誰領風騷？二○○九年九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觀察點。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紐約舉行。一百多個國家的元首、總理齊集紐約，希望為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談判，增添一點新的動力。由於規範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將於二○一二年到期，因此各國希望能在二○○九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達成新的協議，接替《京都議定書》。可是談判一直都沒有實質的進展，所以聯合國才安排這次峰會，給各國一點壓力，以及相互打打氣。
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說，如果大家在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上，還無法達成一個原則性的協議，那真是「道德上不可原諒，經濟上短視，政治上不智」。
■ 氣候變化峰會中尋找新領袖
大家主要看的是美國和中國。因為這兩個國家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多的兩個國家，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百分之四十。美國在布希政府時代，對環保問題非常不友善，每次美國官員參加環保會議時，都對溫室效應是否為人類造成的災害提出質疑。但是歐巴馬不同，他在發表演講時曾引用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話，說一切問題都是人類造成，所以應該由人類來善後。
歐巴馬應該是美國第一位「綠色總統」，因為他非常強調環保，也提倡綠色經濟。他在再生能源上的投資是歷來最多，而且也設定了新的標準以減少汽車汙染，在政策上鼓勵投資乾淨能源，讓投資者可以從中獲利，同時也在會議上呼籲已開發國家在資金與技術上援助開發中國家。
許多環保團體希望美國出面帶領大家，面對環境惡化的挑戰。他們指出，《京都議定書》時代，人們對環保問題的思考，在於設定減排的標準，並訂定碳交易的機制（已開發國家購買開發中國家排碳的額度）。現在，整個思維應該改變，後京都時代的重點，應該是一起研究綠色科技與永續發展，並共同創造新的綠色經濟。從京都時代過渡到後京都時代，美國應該扮演領導的角色。
可是美國有一點卻與大家的期待不同，那就是美國反對接受國際上的強制減排標準。美國認為，減碳當然重要，但那是用國內法律來規範，而不是用國際條約來限制。
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眾院通過了乾淨能源與安全法案，規定二○二○年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二○○五年減少百分之十七，到二○五○年，要減少百分之八十三。同時用政策誘因鼓勵民間投資替代能源。但是這項法案卡在參議院。參議院的表決與黨派無關，與美國各州的經濟有關。產煤的、產油的州，對這個法案就極力反對。如果美國沒有辦法在年底以前讓法案在參院通過變成法律，屆時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整個氣勢就會被削弱，根本扮演不了領導的角色。
歐巴馬當然可以設法用政治上的議題交換，去爭取參議院通過乾淨能源法。可是他現在主要的工作是推動全民健保。健保改革和阿富汗戰爭一樣，都是烙了歐巴馬印記的政策，是輸不起的，環保政策則不是，所以要歐巴馬投入更多政治資源去爭取乾淨能源法的通過，想來也難。美國要重振國際領導地位，或歐巴馬要建立領導地位，在國內看的是能否成功推動健保改革，在國際看的是能否帶領各國訂定新的環保規範，但是這兩個現在看來都滿困難的。
歐洲國家比美國更重視環保。歐盟設定的減排目標是在二○二○年時，比一九九○年減百分之二十，如果大家都同意，還可以減到百分之三十。但是歐盟希望能有一個國際上的強制規定，讓已開發國家都可以一致遵守。這是歐盟和美國最大的不同。
美國許多強硬派的議員對這個要求的反應是：如果一定要接受國際強制的減排標準，好啊，但中國必須先接受。若是中國接受，我美國就跟進。這種心態被稱為「你先請」併發症（after you syndrome），讓強制性的環保協議無法推動，因為中國也不接受強制性的規定。同為開發中大國的印度也不接受。
可是中國卻也提出自己的環保構想。胡錦濤在九月二十二日會議上提出了中國的四點做法，關於減排問題，他的說法是「爭取到二○二○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二○○五年有顯著下降」。批評者說，中國的ＧＤＰ持續成長，排碳的量是跟ＧＤＰ一起成長的，所以儘管每一單位ＧＤＰ成長所耗的碳比例降低，但排碳的總額卻還是持續增加。所以有人要求中國為排碳的總額設一個上限，但中國對此表示反對。
然而也有西方媒體認為中國的做法合情合理，因為這是減少「碳密度」的做法，兼顧了環保與經濟發展，比較容易為各國所接受。現在只差沒能把它變成強制性的規範而已。
在這裡我們看到，國際上的環保思維正在改變。《京都議定書》時代的強制性減排標準，如果不能為主要國家所接受，原地踏步是沒有用的。現在要的是如何用另一種方法來解決環境問題。
■ 綠色環保，各自努力
其實各國都很重視環保。例如印度，在國內就強調再生能源、太陽能，但是面對內部諸多反對力量，還是不敢站出來接受強制性的減排規範。中國也是一樣，目前在環保上的投資相當多，也投入許多研究。美國有一項調查指出，二○○六年至二○○八年，中國在美國申請關於綠色能源（風能、太陽能，以及潮汐發電）的專利數目，高居第一名，排在日本、美國、德國之前。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從模仿大國，逐漸走向創新大國，而且集中在能源科技。
有人說，中國必須在環保問題上表現積極，否則一旦美國通過乾淨能源法，中國輸美商品被徵的碳稅會相當可觀。此外，以中國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地位，如果不在環保問題上積極作為，萬一年底哥本哈根會議上達不成新的環保規範，中國勢將成為眾矢之的，而傷及中國想要享有的大國地位。這些說法都對，但是忽略了一點，那就是中國應該也發現，環保議題是她在國際上可以發揮的場域。環保問題可以吸引外國環保公司的投資，發展中國的綠色經濟，也可以作為與其他國家深化關係的觸媒。例如中日關係，就是以共同面對環保問題，作為進一步改善關係的開始。
如果綠色經濟的概念逐漸成熟，環保問題的思考將完全不同。但問題是誰要出來領導？兩大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中的哪一個？目前的環境問題會議是各抒己見，每個國家都提出自己努力的成果，也都希望各國注意自己的問題。一些島嶼小國表示，聯合國提出的「十年內全球溫度上升不超過攝氏兩度」的目標是不夠的，因為等到溫度上升兩度，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早已淹沒了他們的大部分家園，所以應將標準訂在不超過一度半才夠。非洲國家則提出，如果已開發國家對窮國的經濟援助沒有達到他們的要求，就拒絕配合減碳。紐西蘭這時又站出來說，當人們盯著工業看的時候，別忽略了農業，因為有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的溫室氣體排放是來自農業。開發中國家一聽跳了起來：如果減排規範使得農業生產的成本升高，他們將養不活自己的國人。就這樣七嘴八舌，得不到一個結論。
所以現在我們要看，環保爭議紛紛擾擾的時候，綠色經濟也同時在發展（尤其當節能減碳成為全球共識之後，許多高科技產業紛紛投入，著手研究規範及監測碳排放量的相關科技，蔚為一股風潮），這是兩條平行線。哪一條線最後會由哪一個國家冒出來領頭，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新秩序？這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 經濟與產業發展連動
環境問題還有另一個觀察的角度，就是環境對製造業供應鍊所造成的衝擊。《哈佛商業評論》就曾有一篇文章指出，環境問題對產業的衝擊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惡化對產業造成的直接影響，二是環境惡化之後國際所制訂的規範（比如徵收碳稅），對生產成本造成的間接影響。這兩種影響，都會牽動供應鍊的布局。許多美歐的製造業（包括鋼鐵、汽車、航太、家具等），現在都把生產的協力廠商拉到家門附近，以減少交通成本與碳的排放，所以他們可能改在墨西哥或東歐、北非生產，而不是在中國生產。
北非現在是一個新的亮點。美國《商業週刊》就曾指出，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因為政治穩定、工資低廉，已經成為許多產業的最愛。他們比較沒有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而且距離歐洲又近（尤其摩洛哥，過海峽就到歐洲），所以許多產業都把工廠從東歐（工資上漲）搬到北非去。這也是我們宏觀國際情勢時，腦子裡應該要浮現的新產業地圖。
再回來看國際上的領導角色：如果美國無法扮演好領導的角色，那麼其他國家呢？歐洲方面，法國和德國復甦得比較快。根據歐盟的資料，二○○九年第二季，歐元區的ＧＤＰ只下降百分之○．一。第一季下降了百分之二．五，到第二季就有所回升，原因是法、德的經濟有起色，拉高了整個平均值。法德兩國的復甦甚至還走在英美的前面。不過有許多分析家還是看好金磚四國。尤其高盛的分析師，認為金磚四國是最快從谷底反彈的國家。
金磚四國若個別來看，其經濟發展是不斷成長的，景氣的復甦也比美歐要快，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這四國能不能變成一個集團，甚至在國際上扮演領導性角色，可能連他們自己也沒把握，因為這四國之間也有摩擦。
例如巴西，在進入俄國與中國的市場時，就與這兩國有貿易摩擦。在ＷＴＯ杜哈回合談判時，巴西主張農產品全部自由化，又與印度保護稻米的政策相衝突。又如中國和印度，在爭取俄國天然氣時就經常處於對立，更不用說中印邊界的衝突一直是兩國發展關係的疙瘩了。
美國的分析家說，中國與俄國、印度，在同一塊大陸上，而且都有核子武器。巴西則遠在美洲，沒有核武，與俄國幾乎沒有貿易，與印度的貿易也不多，所以四國不可能成為一個集團。中國則認為自己的發展早已超越另外三塊磚，不必跟她們綁在一起。俄國學者則乾脆說，金磚四國最多只是一個「非正式的俱樂部」而已，不會成為一個有力的集團。所以人們若期待金磚四國扮演領導性的角色，在現階段來看應當還相當遙遠。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美國匹茨堡舉行的G20會議決定，將以G20取代G8，成為常設性的世界經濟論壇。這顯示亞洲國家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地位愈來愈受重視。可是這二十國集團能夠集體領導嗎？受邀在一起交換意見是可以，對重要議題及時做出有力決策則比較困難。所以今後可能的發展會是，不同議題有不同的國家出頭（例如經濟和安全就是完全不一樣的議題領域），但是要看到一個國家在每個議題上都領導，應該已經很難了。
■ 伊斯蘭世界變化中
阿拉伯國家，或整個伊斯蘭世界也在變。西方式的民主選舉，本來距離中東國家似乎很遙遠。中東的領導人，不管是總統還是國王，個個走的都是世俗「開明專制」的路線，在位時間動輒數十年。但是近幾年來開始改變了。巴勒斯坦的選舉、伊朗的選舉、伊拉克的選舉，每一個都生氣蓬勃，充滿活力。或許選出來的結果不如西方的期待，例如巴勒斯坦是由哈瑪斯組織當選、伊朗是內賈德連任，但是選舉的氣氛與政權更迭的方式，已經在阿拉伯國家之間開始擴散，並且相互感染。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在中東發酵，並對政治產生衝擊。
在金融海嘯之後，回教國家的「回教金融」開始受到國際的重視。由於回教教義的規範，回教的「有毒」金融商品不像西方那麼多，波斯灣地區也成為金融海嘯之後，國際最後一塊資金聚集地，因而成為各國搶攻的目標。搶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整個回教金融（所以不限於中東）。要搶攻，就必須先理解，所以英國、法國都紛紛開設回教金融的課程，並舉辦認識回教金融的研討會；香港則著手建構「回教金融平台」；新加坡也發行以星幣計價、規模達二億星幣的回教債券；韓國也舉行認識回教金融的研討會。這些發展對將來與回教世界的對話，當然是有正面幫助的。
另一種搶攻，就是真的搶攻海灣國家了。官和民都在搶，「民間」是搶工作，「官方」則是搶商機與外交關係。金融海嘯之後，大批美國的金融人才失業，紛紛到波斯灣找工作，因為這裡的經濟比美國蓬勃。可是在寫履歷表的時候，美國人才發現自己的國際觀，以及對中東的了解，竟然如此貧瘠。有些美國人硬著頭皮在履歷表上寫：「我想到波斯灣工作，可是我對中東一點都不了解，我可以來嗎？」阿拉伯人收到這樣的履歷，啼笑皆非，他們寧可選擇歐洲的應徵者，因為歐洲人相對來說比較有國際觀。
如果我們想觀察國際人才的流動，例如金融海嘯之後，美國的金融人才都往哪裡流動？歐洲的人才往哪裡流動？甚至再往前推幾年，九一一之後，由於美國對外國移民甚至觀光客的管制都愈來愈嚴，這時外國的學生都改到哪裡去留學？類似這些「人」的流動，現在都是很好的觀察點。
至於「官方」搶攻波斯灣國家的商機，又以法國與卡達的關係看得最為清楚。在席哈克擔任總統時，法國就開始經營卡達。現在卡達有百分之八十的武器是法國製的，安全部隊全是法國訓練的。法國在杜哈設立軍校，甚至黎巴嫩發生戰爭時，法國也與卡達聯手介入調停。二○○九年，法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讓卡達的人在巴黎市中心買豪宅可以免稅。
席哈克之所以認真經營波斯灣國家，是希望可以分散同盟，不要那麼依賴美國。薩柯奇擔任總統之後，與美國關係改善，但是在波斯灣地區仍然繼承席哈克的路線，不同的是，現在不是要與美國分庭抗禮，而純粹是為了搶商機。法國想把空中巴士、戰鬥機、核子反應爐一股腦全往波斯灣賣，因為金融海嘯之後，那裡的錢最多。
過去美國人常感嘆，法國處處與美國唱反調。席哈克擔任總統時，每次與美國唱反調，美國人總嘆口氣說：「唉，法國。」法國人為什麼會這樣？美國人的解釋是，拿破崙戰爭以後，法國人一直想恢復過去的光榮，而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對世界的影響既深且遠，這讓法國人覺得他們有傳播理想或某個理念的傳統與使命。所以無論環保也好、人權也好，法國都以這些理念的代言人自居，與美國相抗衡。
身為法國總統，薩柯奇當然想恢復法國的光榮，增加法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但是他與美國關係友好，所以他的做法是在外交上與美國互補，或者走在美國前面，如此同樣可以增加影響力，卻不必與美國相嗆。例如美國深為伊朗的核武問題所苦，法國就表示願意與美國合作，阻止伊朗走向核武。當美國準備與敘利亞改善關係，法國就立刻運用過去的人脈，先一步與敘利亞開始接觸。二○○八年底加薩走廊爆發戰火，法國和埃及一起調停停火。而法國在阿布達比建立海軍基地，也將有助於北約在阿富汗的戰事。當然，美國自己都拿不定主意的問題，法國則未必處處追隨美國。例如阿富汗戰爭，歐巴馬想增兵，法國就與英國及德國一起，對此提出質疑。
法國學者指出，大中東地區要穩定，必須三方面結合：歐洲（有經驗與精緻的外交專業）、波斯灣國家（有錢），還有地中海南岸國家（人口）。這是法國的大戰略。
美國當然也很認真經營波斯灣國家。除了過去經濟與政治的原因之外，美國更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建核電廠，作為伊朗核子計畫的「對照組」。中東地區就是東邊伊朗、西邊阿拉伯的對抗與平衡，當伊朗發展核子計畫，讓西邊的阿拉伯國家也躍躍欲試，美國乾脆就幫阿布達比建一座核電廠作為示範，讓伊朗知道國際上能接受的核子計畫是什麼樣子。
建核電廠的約，是布希在位最後一個星期簽的，歐巴馬上任後繼續進行這項計畫。所以二○○九年就看到大批美國工程師和律師來到阿布達比，開始協助建廠的籌備工作，希望在二○一七年能開始營運。阿布達比核電廠所有的核燃料都是在國際市場上買的，而不是自己提煉鈽或濃縮鈾，並且隨時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檢查。核電廠的整個計畫估計有四百億美元的商機，因此吸引了大批西方廠商前來競標，法國、日本、英國都來了，一時之間熱鬧非凡。
旁邊的沙烏地也沒閒著。國際油價下跌以後，沙烏地努力以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外國投資，尤其希望在教育、醫學研究以及石油相關產業，能增加就業機會，並且讓沙國的年輕人能多培養一些技巧與智能。可以想見，當大批西方的投資進入中東之後，所帶來的文化影響與價值觀，也會逐漸改變中東的社會。這是我們可以慢慢觀察的。
■ 外交談判的新空間
歐巴馬上台後，「外交」的重要性凌駕「軍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在他上台之後，無論面對伊朗、敘利亞、北韓，還是努力推動中東和平，都強調要對話，並且和聯合國配合，外交努力優先。過去布希政府常積欠聯合國的規費，並以此作為要求聯合國改革或聽從美國意見的槓桿，歐巴馬則完全改變布希的做法。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時，一開頭就說：「我們已經付清帳單了。」底下一片掌聲。看來時代是不一樣了。外交談判不一定能立竿見影地見到效果，建立互信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但是在歐巴馬主政之下，這已是一項既定政策。
不過，「和解」也會造成一些國家的失落。過去在布希政府要打伊拉克戰爭時，德國和法國等西歐國家反對，美國就拉攏東歐國家來相助，把這些新加入北約的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稱為「新歐洲」，以有別於西歐的「舊歐洲」。東歐的這些國家樂得被美國拉攏，因為如此既可防範俄國再次對他們展現野心，也可以在歐盟中面對西歐國家時壯大自己的聲勢。現在，歐巴馬以談判代替戰爭，不但從伊拉克撤軍，又與俄國和解，因此不再需要去分化歐洲成新舊兩塊了。過去被布希政府呵寵的東歐國家，一下子頓失所依，悵然若有所失。這一點在美國宣布放棄中歐的飛彈防禦系統時看得最為清楚。這些東歐國家下一步會怎麼走，是否會回頭更認真地融入歐盟，是我們可以繼續觀察的一個脈絡。
不過，從動輒以軍事力量（或威脅以軍事力量）去改變「流氓國家」的政權，到以談判解決問題，讓外交重新成為國際互動的主流，總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新現象。當今兩岸關係的和解，剛好也是這個新現象的一部分。歐巴馬的強調外交，胡錦濤的強調和諧，馬英九的強調外交休兵，剛好都是同一個思路。
■ 兩岸關係的思考
馬英九上台後，提出外交休兵，啟動兩岸直航，對兩岸關係的改善，以及兩岸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變，都是劃時代的，完全是嶄新的一頁。有人因此充滿期待，也有人因為不適應而有所憂慮，但是一條新的道路展開在眼前，讓每個人的生涯可以重新規畫，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其實，民進黨時代的「烽火外交」與國民黨目前的「外交休兵」，在國際政治理論上都可以找到支撐，無所謂對錯，所差的只是運用的「時機」與操作的「精緻性」。烽火外交原來的構想，是以外交突擊的方式處處點火，有時也許會成功突破，有時不成功遭到封殺，但總會讓中共頭疼，而不得不與我們坐下來談。但是運用這種戰略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國際上必須基本同情台灣，才會有用。外交不是在真空或想像裡操作，而是必須抓住國際的大氣候，在大氣候裡借力使力。如果國際上大家都在積極與中國交往，我們這種突擊式的外交（例如過境外交），反而會被人家認為是麻煩製造者，得不償失。加上過去當局在外交上也走民粹路線（例如要加入ＷＴＯ，鼓勵民間團體到日內瓦拉布條遊行），精緻與專業全失，讓外交官沮喪，讓外國友我官員搖頭。所以馬英九上台後，外交與兩岸政策非得改弦更張不可。
但是外交休兵也不是一下子就從對抗到和解，它也是有階段的。就好像光譜，從黑到白，中間也有好幾個不同層次的灰階。降低緊張是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可以停下來檢查，看看雙方是否都履行承諾。唯有如此，才能逐漸累積互信，建立進一步和解的基礎。
從這點來看，馬英九上台以來的外交休兵，都還能通過一些檢查點。比如連戰能參加ＡＰＥＣ非正式領袖會議（以前從來沒有前副總統層級的官員能以總統特使的身分參加）；台灣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巴拉圭和尼加拉瓜等友邦，在左派政府上台之後，還保持與我外交關係；馬英九總統能主持世運開幕而中共不抗議；以及從外交休兵延伸的僑務休兵等等，都看得到兩岸之間相互展現的善意，也節省雙方不少金援外交的費用。這些在過去都是難以想像的。
當然，一項新的政策出來，總會有人不適應，而想以一些小動作去碰撞。例如二○○九年八八水災之後，要求政府同意達賴喇嘛來台祈福，或是在大部分台灣人還搞不清楚熱比婭是誰的時候，要求政府允許這個疆獨領導人來台等等，這些都是希望透過邀請中共最頭疼人物來台的方式，破壞或至少阻撓兩岸和解的進程。
這種阻礙和平的現象，在國際上屢見不鮮，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每一次我們看美國調停好像現出一些曙光的時候，總會有一些聖戰組織出來發動恐怖攻擊，讓和平運動功虧一簣。當然，以巴的大環境還沒成熟到足以孕育出一個堅實和平的程度，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柬埔寨的情況則不同。當國際來調停交戰各派停火，並準備進行大選的時候，赤棉反對停火，拉了一些人、槍繼續到山裡打游擊，結果聯合國用的是「火車不等人」策略，告訴他們：「選舉的時候你們若不下山，我們還是會繼續舉行，到時火車開了，不等你們哦！」結果赤棉還是不下山，火車就開了。等到柬埔寨的新秩序逐漸穩固之後，赤棉才發現他們已經被歷史淘汰。北愛爾蘭也是這樣。當愛爾蘭共和軍與倫敦和解之後，有一些人拒絕和解，拉出人馬另組「真愛爾蘭共和軍」，繼續進行恐怖攻擊。但是北愛和平已成主流，幾個零星的攻擊也無法改變和解的態勢。
兩岸和解過程中的雜音，究竟會不會有效果，考驗的是兩岸領導人和解的決心，同時也檢驗兩岸大氣候的成熟度，看它能夠成熟到孕育出什麼樣的和解模式。
■ 捕捉大趨勢
兩岸和解的速度，也和東亞的經濟秩序有關。二○一○年，中國將和東協十國成立自由貿易區「東協加一」，這樣一個大市場出現，當然會讓台灣受到擠壓。事實上，東協與日、韓，中國與韓國、東協與澳、紐、印度，也都在談自由貿易協定，等到這一個個區塊都形成之後，我們發現「偏插茱萸少一人」，就只有台灣被排除在外，這時台灣該如何自處？
中國的實力，以及東協加一形成後進展的速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評估，但是我們抓的是區域整合的大趨勢，這點不能輕忽。人們對中國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說中國會崩解，有人說中華聯邦會很快形成，甚至因此舉行過辯論，結果都沒發生。有人說中國和印度賽跑，中國已經贏了，有人說路遙知馬力，最後勝出的會是印度。有人說中國會很快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袖，有人說歐洲才會打造世界，不是中國。這些不同的評論，都混雜了發言者的主觀期待。觀察中國愈久，我們愈發現許多評論都是瞎子摸象。我們很可能只是對某一部分的中國了解，然後就放大推論，得出一個結論。由於每個人摸到的部分都不一樣，所以結論也都不一樣。
但即便如此，總還有一個大勢可以看：那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都想去摸這隻象？因為中國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她成也好、敗也好，影響的層面都相當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預先想好因應的對策。就算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走得不順，還是會對台灣造成衝擊。有人認為可以用美國作為抗衡的槓桿，因為現在許多組織中都沒有美國，美國一定也很焦慮。的確，現在許多組織都沒有邀請美國參加，例如東協加一、加三，或鳩山由紀夫所提的東亞共同體，或中俄等中亞國家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裡面都沒有美國。這正顯示著，雖然美國還是第一強國，但如同我們前面分析的，華盛頓的影響力已不再無遠弗屆。她有沒有能力擔任槓桿，可能還是個問號，所以我們應該自己找到一條可以走的路，也許ＥＣＦＡ就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在ＥＣＦＡ當中，有機會也有陷阱，所以必須有一整個配套的政策。有人擔心，簽了ＥＣＦＡ之後，如果台灣要繼續享有中國給的優惠，那遲早會被「香港化」，如果不願香港化，就必須和大陸平等對待，開放市場，一樣讓大陸人貨進入。但是這對台灣經濟又未必有利。這兩種憂慮的確都存在。但是對決策者來說，所有的政策都是隨時根據實際的情勢去微調的。國際的大環境、台灣的民意、兩岸的政經關係，從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所以只要我們衡量過，現階段採取這項政策是利大於弊，就可以放手去做。後面的變化則可以根據後面的實際狀況再去微調。
美國前國務卿鮑爾曾經講述他的決策方法。鮑爾說，假設我們有一分的資訊，就有一分的成功機會，那麼最好的行動時機，是當我們擁有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七十的資訊之間。若擁有的資訊不到百分之四十就採取行動，那是冒進，可是如果資訊超過百分之七十還不動，那就太遲了。
對國際的了解，與全球的布局，當也可以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