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4沙僧归魂神灭:《洞庭湖经济史话》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6:48:28

《洞庭湖经济史话》

 

 

 

 

 

 

 

 

 

第一章  绪论?经济构建的基石

    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洞庭湖是镶嵌在中华大地的一颗璀璨明珠。洞庭湖区经济,由混沌初开的原始状态,发展到今天的现代经济,是由三块巨大基石奠定的。这“三大基石”,就是地质运动造成的独特的洞庭盆地生态环境、南北交汇的移民垦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建置。“三大基石”不但奠定了洞庭湖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也默默撑起驶向未来的风帆。研究洞庭湖区经济,就必须读懂洞庭湖,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与现实,了解它形成、发展及其变化的规律。

第一节  优越的自然环境


    洞庭湖,湖南人民的母亲湖。她用连天碧波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明,滋养出“鱼米之乡”声名远播的丰饶。她南纳四水,北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沅水之畔,善卷行善;君山岛上,湘妃殉情。洞庭湖,演绎过多少令湖湘弟子魂牵梦萦的故事!


    洞庭湖的名称,历代典籍中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尚书?禹贡》称“九江”;《书经》、《左传》称“云梦”;《国策》、《史记》称“五渚”;《尔雅注》、《汉书》称“巴丘湖”;《水经注》、《荆州记》称“太湖”;《南迁录》称“重湖”。洞庭之名始见于《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唐代李思密作的《湘君庙记略》记载:洞庭“盖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为洞府之庭,故有是称”。《直隶澧州志》卷三《舆地志》中说:“天下山莫尊于五岳,而嵩梁为之配;川莫大于五湖,而洞庭居其首。”①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荆江南岸,是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地跨湘、鄂两省,北纳长江分支松滋、太平、藕池、调弦(1958年堵塞)四口,南接湘、资、沅、澧四水,诸水合流后由城陵矶注入长江。广义的洞庭湖区,包括湖北省荆州市所辖荆江南岸的松滋县、公安县、石首市,和湖南省所辖的常德、益阳、岳阳、长沙、湘潭、株洲等6个地级市中属于滨湖地区和尾闾地区的43个县(市、区),其中滨湖区(或叫纯湖区)22个县、市、区,四水尾闾地区21个县、市、区。


    狭义的洞庭湖区,是指常德、益阳、岳阳3市环洞庭湖地区。本书为了统计数据和论证的方便,将其中不属湖区的常德市石门县、益阳市安化县、岳阳市平江县也包括在内,即本书所指的洞庭湖区,包括常德市所辖的安乡、澧县、津市、临澧、石门、桃源、汉寿等7县(市)和武陵、鼎城、西湖、西洞庭等4区,益阳市所辖的南县、桃江、安化、沅江等4县(市)和赫山、资阳、大通湖等3区,岳阳市所辖的岳阳、湘阴、平江、华容、汨罗、临湘等6县(市)和岳阳楼、云溪、君山、屈原等4区,另有常德德山、益阳朝阳、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即位于北纬28°30′~29°37′,东经111°40′~113°10′的区域,共计33个县(市、区),总面积45353平方公里,人口1584.46万人,有的专家学者称之为“洞庭金三角”(见示意图1-1)。


图1-1               洞庭湖区行政简图
 

 


一、地质构造与形成过程


    洞庭湖盆地(两湖盆地),为湖南、湖北共有的一大盆地,湖南省的北境即为该盆地的南半部。严格地说,两湖盆地分布在新华夏大内斜的构造带上,盆地系下降拗折所成,故地形多湖群及低丘。湖南境内的洞庭盆地,由赣西丘陵、湖南弧、新华夏大内斜之湘黔边区所环抱,高处为河川的导源,自南向北全部流入洞庭湖内。


    洞庭湖的成因类型属构造湖,是在各种自然地理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是湖盆、湖水和湖中所含物质的矛盾统一。湖盆是湖泊形成的基础,湖底的原始地形和湖泊的形态特征,都取决于湖盆的起源。据有关研究表明,距今2.8亿年前的晚古生代二叠纪早期,古特提斯洋(或称地中海)宽阔深邃,中国西藏、云南西端直至缅甸均处在大洋范围内,新疆、青海、甘肃南缘、四川、云南西部都是它的边缘海,洞庭湖区所在的江南古陆,是横贯湘鄂赣的一片浅海盆地。至武陵运动以前,乃是长期处于隆起、剥蚀的江南古陆的一部分,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于扬子准地台的江南地轴,湖盆基底地质是由地槽型沉积的中元古界冷家溪群和上元古界板溪群浅变质岩系。


    距今约1.4亿年前发生的强烈的燕山运动,江南古陆中段发生断裂,并陷落成宽大的洞庭盆地。由于洞庭阻隔,雪峰山与幕阜山两大山脉自此相互隔开。随着泥沙的堆积充填,洞庭湖盆不断缩小,湖盆四周及盆地内各次级凸起的地形也因剥蚀而渐趋夷平,强烈的蒸发作用使汇入湖盆的地面径流变得十分微弱。至晚第三纪时,湖盆已完全干涸,形成一片起伏微缓的准平原。
距今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又由于强烈的地壳升降运动,首先在桃源,常德以西一带形成山间凹陷盆地,并逐步向北扩张到石门一带,这是洞庭湖凹陷盆地的雏型,中部目平湖—华容为区内隆起主体,东部岳阳—湘阴也有小块凹陷区的存在。


    距今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中晚期,盆地由西向东迁移,并逐步扩大,形成了由西向东的一系列凹陷,主要有安乡—汉寿凹陷,石门—澧县凹陷,沅江—湘阴凹陷,其中常德东部及桃源南部沉降最深,成为安乡—汉寿凹陷及整个洞庭湖盆地的沉降中心。长江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倾泻而下,在四川盆地接纳了上千条支流,然后涌入三峡,江水为之一束;待到江流汹涌出峡时,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强烈下沉形成凹陷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至汉江以南的广大地域,落差急剧减小,地势陡然一宽,原本被地势导引向东的江水,此时好像失去了方向感,开始在广阔的平原恣意漫流,湖泊沼泽连绵不断。一旦涨水,则“水随天去”,长江河道湮灭在大湖之间,水面极其宽阔。


    距今650万年前的晚第三纪时,西部凹陷区已退缩到常德—桃源一带,其他地区多隆升为陆地,安乡—汉寿凹陷抬升与原目平湖隆起连成一体,湖盆东部、南部只在沅江、湘阴、汩罗一带接受沉积,其中沅江—湘阴凹陷为盆地的沉降中心,北部的澧县凹陷明显缩小,盆地西部边界明显东移,仍与江汉盆地连通。到第三纪后期,湖区内地壳全面抬升,遭受强烈的风化剥蚀。


    距今248万年前的第四纪时,地壳运动又活跃起来。此一时期的新构造运动,继承了第三纪时期的早期喜马拉雅运动特征,以差异升降和块断沉陷为主,气候条件也逐渐由炎热干旱向温暖潮湿转化。开始在湖盆区形成几个独立的小湖盆,即沅江—湘阴湖盆、临澧湖盆、澧县湖盆、汉寿湖盆、广兴洲湖盆,几个湖盆之间互不相连。


    距今约200万年前左右,各湖盆逐渐互相连通,与江汉盆地也发生水力联系,成为北注长江、南接“四水”的淡水大湖,湖盆总面积从5400平方公里,扩大到9500平方公里。同时,接受了总面积超过1200平方公里、厚度达300米以上的河湖相、河流相、湖沼相沉积,形成一个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向心辐合水系及宽广低平的滨湖平原。


    距今约161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初,各湖盆进一步沉陷,范围扩大,气候条件明显转为温湿。但仍间有寒冷、潮湿的气候段。由于地壳沉陷的加深、范围扩大,使原先的凸起区大大缩小,赤山、明山、大乘寺、君山等成为湖中弧岛,除西部临澧湖盆仍为独立的狭谷型小湖盆外,其他各凹陷湖盆均互相连接,成为广阔的洞庭湖盆地。湖盆中河流纵横,水系发育,湖中水流分别从华容隆起的东西两侧注入北部的江汉盆地。此时,盆地区面积已达13300平方公里。


    距今约60万~2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初,湖区发生强烈的差异升降运动,湖盆外围强烈上升,湖盆继续沉降,地形反差增大。由于早更新世晚期东部的湘阴凹陷进一步沉陷扩大,与北部今岳阳广兴洲一带的早更新世湖面贯通汇合,故中更新世早、中期的水域范围扩大,为第四纪以来湖盆发展的极盛时期。湖水北有两处出口,一处仍在湖区西北,由今安乡以北经澧县凹陷进入江汉盆地;另一处在湖盆东北,由今岳阳以西的广兴洲一带北流汇入长江。


    距今约20万~1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初,随着世界性低海面的出现,长江干流河床发生强烈下切,长江老谷底已被抬升为沿江分布的雨花台砾石台地等。由于洞庭湖出口水位的下降,导致湖水迅速排干和湖面急剧萎缩,湖盆底部大多露出成陆,形成一片由滨湖阶地环绕的河网平原。晚更新世后期,因湖盆边缘的阶地、丘陵进一步抬高,特别是湖盆中央赤山凸起与北部华容隆起的进一步抬升,在赤山两侧围成目平湖和南洞庭湖两片凹陷盆地,而成为各入湖河流的汇合地带,并在一些沉降中心,如湘阴西林、沅江黄茅洲、茶盘洲、北大市及安乡、南县酉北等地形成若干浅水小湖。


    距今11000~7500年前的第四纪全新世初期,水域主要分布在湖盆中部及四水河道的中下游,面积很小,约2000平方公里,湖泊为典型的过水型湖泊。澧水河由石门向东至澧县、津市,向南转向常德蒿子港后进入湖泊中心。沅水由常德至牛鼻滩、三仙湖进入东洞庭湖。资水与湘江此时在湖区内不甚发育,仅在其流入东洞庭湖的部位有小面积的水域分布。湖盆主体分布于牛鼻滩、三仙湖、大通湖、东洞庭湖、广兴洲一带西部进入江汉盆地。


    距今7500~2500年前,是第四纪全新世中期,暖湿气候环境,导致洞庭湖的重新扩大,使早先已成陆地的滨湖平原又重新沉埋湖下。也就是说,中国历史记载的距今4000年前的尧舜时代大洪水,在湖盆范围内又重新形成历史时期汪洋浩渺的洞庭巨浸。随着人类社会开发活动的进一步加强,人为因素对湖盆沉积环境的影响,已大大超过构造沉降所造成的自然因素,使荆江与洞庭湖水位的对比关系发生多次变化。在西洞庭湖的澧县、津市、安乡、南县、汉寿,中洞庭湖的大通湖,东洞庭湖的岳阳县飘尾、广兴洲、鹿角,南洞庭湖的益阳、湘阴、沅江均为湖泊,面积达到5000平方公里~6000平方公里。


    距今2500年前以来的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时期,自然的地质作用与人为的地质作用共同结果,使洞庭湖的演化开创了新的格局。


    春秋战国至先秦、汉、晋时期(前770年~420年),在《史记》、《周礼》、《尔雅》等古书上都有“云梦”的记载。梦是当时楚国方言“湖泽”的意思,与“漭”字相通。《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云梦。当时的云梦泽面积曾达4万平方公里,《地理今释》载:“东抵蕲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古之云梦。”到了战国后期,由于泥沙的沉积,云梦泽渐渐分为南北两部,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带,长江以南还保持一片浩瀚的大湖。《汉书?地理志》写道:“湘水北至下隽入江,沅水至益阳入江,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澧水东至下隽入江”,为一幅四水交汇再入长江的河网交错的沉降平原地貌景观。此时期长江之水还未进入洞庭湖盆地,洞庭湖还只是一个方圆2600里的小湖盆,面积至多1000平方公里。到先秦、汉、晋时,洞庭湖北部下沉稍有扩大,澧水一支入江、一支入湖。当时湖高于江,江水犯湖,湖汇于江,湖区呈河网切割平原景观,洞庭湖在今东洞庭湖君山一带,面积约260平方公里。


    南朝时期(420~589年),洞庭盆地地壳沉降,湖区扩展,不仅湘、资、沅、澧分别流注湖中,且长江水南注入湖,洞庭湖迅速扩大。


    唐、宋、元、明时期(618~1644年),洞庭湖继续扩大,西至赤砂,南至青草,烟波浩渺,横亘七八百里,人们常说的“八百里洞庭”一语,便开始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如 “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唐代,释可朋),“周帆满目八百里,人从岳阳楼上看”(宋代,梅尧臣)。由于持续的地壳下沉,洞庭湖的深度增大。《元和郡县志》载:湘阴“夏秋水涨、深可数十尺”,这可能是洞庭湖在人类历史记载中的水深最大值。唐宋时期,荆江有十三处分流江水,向南分流者五处,向北分流者八处,在泥沙逐渐淤塞的情况下,1542年,江北岸的最后一个分洪处——郝穴人工堵塞,统一的荆江大堤全面完成。由此,荆江结束了向南北两岸分流的历史,开始仅向南岸分流。


    明末清初,洞庭湖达到鼎盛时期,1570~1684年长江调弦口形成,1675~1679年太平口形成,藕池于1852年溃口,1860年成河,松滋口于1870年溃口,1873年成河,至此,长江向洞庭湖分洪的四口开始形成。据《洞庭湖志》附图计算,当时湖泊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随着长江四口入湖,加上原四水入湖之水沙量剧增,大量泥沙沉淤湖底,洪道、三角洲、湖心洲滩发展迅速,湖底淤高。虽然此时期地壳沉降仍在持续,但泥沙淤积的速度远远超过沉降速度,加之大量的人工围垦蚕食湖域,使洞庭湖的面积、容积越来越小,由1852年的6000平方公里,到1896年减至5400平方公里,但仍居中国五湖之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洞庭湖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沧海桑田的变化。洞庭湖水系流域面积为25.94万平方公里,约占长江流域的14%。多年年平均入湖径流量3326亿立方米,其中长江四口为1180亿立方米。据城陵矶36年实测记录,多年年均流量为11000 立方米/秒,最大年均流量为16700立方米/秒, 最小年均流量为6320立方米/秒。湖面海拔34.5米,最深点为30.8米,湖泊面积由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缩小到1977年的2740平方公里,1983年又缩小到2691平方公里。湖底高程22米 ~25米(吴淞基面),容积174亿立方米,已小于鄱阳湖,屈居为我国第二大湖泊,其中包括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


    东洞庭湖,位于北纬29°~29°37′,东经112°42′~113°10′。从洞庭湖东北角岳阳城区起,北沿君山、建新农场一线,西至钱粮湖和华容县的团山、隆西,折南过大通湖口到沅江的灵官嘴,再东折到磊石山。跨岳阳、华容、沅江、南县、汨罗等市、县,南北长约57公里,东西宽约23公里,面积约1327.8平方公里。湖身东北高,西南略低。西有藕池河东支经注滋口于团洲注入,南洞庭湖的转泄及湘江水的汇入,东有新墙河、汨罗江来汇,是三口、四水的总汇合地,然后由城陵矶注入长江。


    南洞庭湖,位于北纬28°30′~29°,东经112°18′~112°55′。北沿茶盘卅农场及沅江县双华、共华两垸的南岸到赤山,西沿赤山东岸到沅江,折向东南,沿益阳民主及湘阴湘滨垸的北岸,东到汨罗江农场的西岸。介于东洞庭和目平湖之间。东西长约56公里,南北平均宽16公里,面积896平方公里,泛指赤山与磊石间以南的过水性湖泊。夏季水涨,一片汪洋,冬春水落,洲滩毕露。湘、资两水自东南流入,还有松滋、虎渡、藕池及沅、澧等水的混流流入,由磊石山以西的通道流入东洞庭湖。所属较大湖泊有万子湖、横岭湖、东南湖、荷叶湖等。

    西洞庭湖,主要是目平湖,位于北纬28°50′~29°04′,东经112°09′~112°17′。古名蠡湖,又名赤沙湖、赤鼻湖。位于赤山以西,汉寿县西湖、沅南两大垸之东,地跨汉寿、沅江两县(市),绝大部分在汉寿县境。西有沅江流入,北有澧水流入。秋冬水深1米 ~2.5米,春夏水深5米~10米,面积350平方公里。北经南嘴河、草尾河流入东洞庭湖,南经白河流入南洞庭湖。


二、地貌特征


    由于地质运动所造成的洞庭盆地,其生态环境也是十分独特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的物质基础,是由空气、水和岩石(包括土壤)构成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在这三个圈的交汇处是生物生存的生物圈。这四个圈在太阳能的作用下,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使人类(生物)得以生存和发展。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是洞庭湖区人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场所,索取生活资料的来源。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洞庭湖区经历大地构造的诸多变化,由此结束漫长的海浸历史,形成不同时代的地层、岩浆岩构造体系,使江南古陆演变成现代的地貌形态。


    洞庭湖区的地貌总态势,东、南、西三面高山耸立,依次为山地、丘陵、岗地向中间的洞庭凹陷递降,北部沉积平原直抵长江。常德境内的西部,武陵山系横亘西北,多为中低山区,中部为红岩丘陵区,其间也出现断块隆起山(如太阳山)和蚀余岛状弧形山(如太浮山);西南部为雪峰山余脉,组成中山区,构成南北高,中间低,两山夹一凹的基本轮廓。益阳境内地貌格局的突出特点,是西南部雪峰山脉山高坡陡,中部丘岗起伏,逐渐向北面的洞庭湖倾斜,东北部平坦开阔。岳阳境内的东部一线,高耸着药姑、幕阜、连云三大山脉,多为花岗岩、变质岩山区或低山丘陵区,向西往滨湖平原呈梯降过渡,主要为花岗岩、变质岩、红岩或红土的低山、中低山、高丘陵、低丘陵、高岗地、低岗地和江河冲积平原。洞庭湖区境内共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主要山峰73座,它们均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倾没于洞庭湖平原区,其中石门县壶瓶山海拔高2098.7米,为湖南省内群峰之最(见表1-1)。


表1-1      洞庭湖区境内1000米以上的山峰统计表 

    
县名 山峰名 海拔高度   县名   山峰名    海拔高度
澧县 太青山  1019    石 门   轿顶山     1357
石门 东山峰  1490    石 门   樱花岗     1204
石门 观音尖  1221    石 门   跑马岭     1230
石门 火连尖  1260    石 门   绿塌山     1189
石门 板壁山  1307    石 门   狮子垴     1326
石门 凉伞寨  1325    石 门   双尖子     2000
石门 凤凰山  1004    石 门  大金竹山     1776
石门 庚子山  1029    石 门   柴家山     1687
石门 罐头尖  1243    石 门   打油山     1027
石门 青山尖  1473    石 门   高尖子     1560
石门 观音山  1013    石 门   老木尖     1558
石门 壶瓶山  2098    石 门   碑排垭     1603
石门 九姊妹尖 1417    石 门   金竹山     1671
石门 桐木山  1242    石 门   羊角山     1302
石门 阳子尖  1505    石 门   黄连尖     1262
石门 斗岭尖  1172    石 门   中武当     1411
石门 棋梁尖  1444    石 门   曾家大界    1665
石门 月亮山  1397    桃 源   牯牛山     1104


续表1-1      洞庭湖区境内1000米以上的山峰统计表

     
县 名 山峰名  海拔高度   县名      山峰名      海拔高度 
桃源 老虎尖 1129    平 江    只角楼     1475
桃源 胡家岭 1051    平 江    九龙池     1466
桃源 楚家山 1050    平 江    甑盖山     1420
桃源 乌云界 1028    平 江    白水坪     1400
桃源 仙池界 1024    平 江    十八盘     1392
桃源 雷公尖 1020    平 江    流水庵     1331
安化 九龙池 1622    平 江    秋水塘     1293
安化 甘子界 1481    平 江    福寿山     1279
安化 蚂蝗山 1471    平 江    十八折     1272
安化 磬子山 1354    平 江    寒婆坳     1244
安化 辰 山  1326    平 江    凤凰翅     1242
安化 钟鼓界 1170    平 江     燕子岩    1233
安化 石廷顶 1017    平 江     黄花尖    1168
安化 芙蓉山 1000    平 江     云腾寺    1165
平江 连云山 1600    平 江     凤凰山    1132
平江 一峰尖 1596    平 江     下小尖    1042
平江 轿顶山 1571    平 江     冬桃山    1025
平江 黄龙山 1528    临 湘     药姑山    1261
平江 丘池塘 1511 

   
资料来源:根据《常德市志》、《益阳市志》、《平江县志》、《临湘市志》等综合编制。


三、气候特征


    洞庭湖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水充足。入春,寒流频繁侵入,天气乍暖乍寒,往往阴雨连绵,低温寡照,有1/5的年份出现“倒春寒”。夏季,常为副热带高气压所控制,温度高,湿度小。尤其是湖区平原热量难以散失,容易酿成高温酷暑,且多雷雨大风,降雨量多,经常出现洪涝灾害。秋季,初时晴热少雨,炎暑迟迟不退,常有干旱发生;深秋艳阳高照,气候凉爽,人们常称“小阳春”;秋末气候转冷,时有西风细雨。冬季,受西北季风的影响,常有冷空气侵入,有时出现强寒潮,气温降至0℃以下。洞庭湖区的光、温、水、土资源13项指标,与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成都平原等五个地区比较,总排序为最优。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气候温暖,四季分明


    洞庭湖区属典型气候温暖区。全境海拔100米以下的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6.2℃~17.3℃。地处西部的常德境内平均为16.4℃~16.8℃,地处南部的益阳境内平均为16.5℃,地处东部的岳阳境内平均为16.2℃~17.3℃。全境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0℃以上,最冷月平均气温在4.0℃~4.9℃之间,极高气温为40.8℃(2003年8月2日,平江),极低气温为-18.1℃(1969年1月30日,临湘,亦为全省极端最低气温)。按平均温度低于10℃作为冬季开始,高于22℃作为夏季开始,平均气温在10℃~22℃之间作为春季和秋季标准,则全境冬夏长,春秋短,四季分明。除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基本无夏季,冬季长达200天以上外,平原和丘陵区春季一般为57~76天,夏季为101~123天,秋季为60~69天,冬季为105~130天(见表1-2)。

 


表1-2              益阳各县四季时间分配表

地点   春            夏             秋             冬
     起止(日/月)天数  起止(日/月)天数  起止(日/月)天数  起止(日/月) 天数
南县
  25/3~25/5   62   26/5~18/9  116  19/9~18/11  61   19/11~24/3   126
沅江  27/3~29/5   
64   30/5~15/9   109  16/9~20/11 66   21/11~26/3   126
益阳  26/3~27/5   63   28/5~15/9   111  16/9~17/11 63  
 18/11~25/3   127
桃江  23/3~1/6    71   2/6~15/9    106  16/9~16/11 62   17/11~28/3   126
安化  27/3~31/5   66   1/6~12/9    104  13/9~16/11 65   17/11~26/3   130

资料来源:益阳地方志编委会:《益阳地区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 92页。


(二)热量丰富,生长季长


    洞庭湖区光能丰富,太阳总辐射年总量100~109千卡/平方厘米?年,4~10月共计75千卡/平方厘米?年~80千卡/平方厘米?年,均为湖南省内高值区。太阳辐射受太阳高度、大气透明度、云量等影响,因此,其季节变化显著。湖区冬季最少,7月、8月最多。全年实际日照平均1600小时~1800小时,以北部、东北部最多,最多年达2000多小时,最少年为1200小时。湖区日照百分率为4O%,故洞庭湖区的日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都为湖南全省之冠。常德境内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初日至20℃终日在180天以上;≥5℃(作物生长期)的初终日间隔数在287~296天;无霜期264~282天;≥10℃的活动积温达5000摄氏度以上;冬季降霜期和降雪期3个月,霜日在30天以上,雪日在13天以内。益阳市境内多年平均霜期88~102天。年平均霜日在20~30天之间,霜日持续时间一般为2~3天,个别年份超过5天。所以,能满足水稻、棉花等多种喜温作物的正常生长,湖区和低丘区能一年三熟。


(三)雨量充沛,多涝易旱


    洞庭湖区属全国多雨区,多年平均降雨量在1200毫米~1900毫米之间。雨量地域差异大,山地降雨量比湖区一般多500毫米~700毫米;年际变化大,多雨年比少雨年多一倍以上;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夏半年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量的68%~79%,冬半年降雨量只占全年降雨量的21%~32%,雨季(4~6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42%~46%,而秋季(7~9月)降雨量只占全年降雨量的16%~24%,以致形成了洞庭湖区多涝易旱、涝灾重于旱灾的地区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年降水量发生于1969年的桃源县王家湾,高达2837.2毫米,是最少年降雨量698.3毫米(澧县彭家厂,1971年)的4.06倍。


(四)气候复杂,差别悬殊


    洞庭湖区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影响对光、热、水的再分配,使得各地气候不尽相同,地域差异明显。湖区地势平坦,气温高,日照多,雨少风劲,冬冷夏热,具有明显的湖区气候特点。山丘区日照时间短,气温比湖区低,风小雨多,冬暖夏凉,垂直温差大,具有山区气候特点。南县是全省日照时间最长、降雨量较少的县份之一。沅江市为全省大风最多的地方。安化县为全省3个暴雨区之一,降雨量居洞庭湖区各县之首,又是全省日照时间最短、大风最少、年平均气温最低的县份之一。常德东部日照多,西部少,东西差异大。东部滨湖平原,年日照在1700小时以上,安乡县最多,达1868.7小时,为湘北的多日照区之一;西北部山区年日照为1500小时左右;中部丘陵地带年日照在1500~1700小时。岳阳的气候差异,可从不同年份的记载得到反映(表1-3)。

表1-3           岳阳市若干年份气候差异情况表

年份 平均气温(℃) 降雨量(mm)  无霜期(天) 日照时数(小时)
1953  17.3       1382(54年2337) 270 
1957  16.2       1347         245         1695
1962  17.1       1400         272         1946
1965  17.0       1333         287         1815
1970  16.6       1498         288         1622
1975  17.1       1391         275         1454
1980  16.7       1582         273         1678
1985  16.6       973          280         1745
1988  17.3       1416         285         1458

资料来源:综合《岳阳市志》和其他资料编制。


四、资源特征


    洞庭湖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山地丘陵多矿藏、森林及野生动、植物,历有“竹木之乡”、“茶叶之乡”、“小有色金属之乡”等称谓。滨湖一带土地肥沃,耕地集中连片,水域宽阔,盛产粮、棉、麻及各种水产品,素有“鱼米
之乡”的美誉。


(一)土地资源


    根据2001年的统计,洞庭湖区常德、益阳、岳阳3市土地总面积45353平方公里,耕地1079.37千公顷,人口1572.69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346.76人。人均占有土地4.33亩,比全国人均占有土地少9.45亩,比湖南全省人均占有土地少1.32亩;人均占有耕地1.02亩,比全国人均占有耕地少0.48亩,比全省人均占有耕地多0.13亩。根据地域总面积、人均占有面积最大的常德市1984年调查统计,其境内(含当时属其管辖的慈利县)土地面积为21894.5平方公里,约合3284.18万亩,其中:耕地965.60万亩,占总面积的29.4%;林地(含疏林草地)1257.80万亩,占总面积的38.30%;水域418.82万亩,占总面积12.75%;草地318.73万亩,占总面积9.71%;居民地、交通用地210.64万亩,占总面积6.40%;其他面积112.62万亩,占总面积3.44%。土地构成的大体比例是:三分耕地四分水,水域草地各一分,半分庄园和道路,其他用地占半分。据洞庭湖区人均占有面积最少的益阳市1985年统计,全市土地总面积12144平方公里,其中林地883.56万亩,占48.51%;耕地381.87万亩,占20.96%;草地112.94万亩,占6.2%;水域205.73万亩,占11.29%;其它237.51万亩,占13.04%。区境成土条件优越,土地质量较高,经过长期开发,利用率逐年提高。至1985年,土地利用率已达74.05%,土地的垦殖指数亦达27.87%,其中湖区为56.52%,丘陵区为22.46%,山区为9.6%。


(二)矿产资源

    洞庭湖区目前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共达50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有金、金刚石等贵金属矿10处,主要分布在平江、安化、常德、汨罗、桃源等县;有铅锌、锑、钨等有色金属矿13处,主要分布在临湘、平江、桃江、安化等县;有独居石等稀有稀土金属矿6处,主要分布在岳阳、临湘、华容、湘阴、平江等县;有铁、锰、钒等黑色金属矿6处,主要分布在益阳、桃江、安化、汨罗、岳阳、临湘等县;有以煤为主的能源矿7处,主要分布在澧县、临澧、桃江、安化等县;有石膏、萤石等非金属矿4处,分布在临湘、澧县、桃源等县。常德市境内已发现各类矿产43种,有23种储量丰富,其中金刚石、雄黄、石煤蕴藏量居全国第一位,磷、石膏、石英砂岩、膨润土蕴藏量居全省第一位。益阳市已发现矿产20多种,其中锰、钒、石煤、硫铁矿储量最丰富,开采远景良好。岳阳市已探明的矿藏、矿点200多处,其中黄金、长石、石英、白云石、莹石、钒土、云母、独居石等,在全省均占有重要地位。


(三)植物资源


    洞庭湖区因良好的地理、气候条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植物资源。环洞庭湖平原区,地势低平,湖港众多,洲滩显露,水生、湿生植被和落叶树种多,水生经济植物品种15科、40余种,乔木树种20多科、60多种;丘岗地区人工用材林以松类、杉、落叶阔叶林等组成的纯林或混交林居多,乔木树种有50多科、200多种;区内的低山、高山地带,森林以松、杉、落叶阔叶林为主,楠竹面积大,分布广,天然次生林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多分布于山丘顶部,主要乔木树种有50多科、300多种。区内原生珍贵稀有植物种类丰富,多分布在山区,大部分集中在石门县壶瓶山自然保护区和安化、桃江、平江县山区。按一、二、三级保护植物分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有珙桐、银杏和伯乐树;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16种,如香果树、鹅掌楸、金钱松、杜仲、蓖子三尖松等;属于国家三级保护植物的有22种,如闽楠、青檀、桢楠等。其中,属于珍稀濒危保护植物39种。主要经济植物有淀粉、糖料植物、油脂植物、纤维植物和药用植物。已查明的药用植物达1100多种,重要的有100多种。洞庭湖区东部的临湘、岳阳、汨罗、平江等4县山区,植被资源十分丰富。临湘市药姑山,海拔1261米,由7尖、10岭和11座山峰组成,层峦叠嶂,云遮雾绕,覆盖着翠绿的林木、斑斓的花草,尤以药材为多。史料记载,明朝杰出药物学家李时珍曾至此山采药。近年,据有关部门考察,其药用植物多达110余科、450余种,是一座天然药库。平江县幕阜山,最高山峰海拔1596米,其独特的高山气候造就了无数高山林海奇观。山上共有树木96科、981种,还有中草药资源900余种,属于珍稀植物有32种,其中有国家Ⅱ级保护植物银杏、金钱松、香果树等9种。在山脉中部至山顶地带,拥有中国长江以南最大面积的天然黄山松1100多公顷。

(四)动物资源

    清代之前,洞庭湖区地广人稀,生态环境人为破坏较少,处于自然平衡状态。广阔的山丘地带和湖洲水域,多为飞禽走兽理想的栖息场所。如虎、豹等猛兽,在深山密林中多有藏匿。民国中期,在不少山谷中,虎迹也还屡见不鲜。湖区的越冬候鸟,时时成群栖息,到处可见。据清代《岳州府志》记载:清代中叶,岳州境内野生动物多达300余种。录入民国《益阳县志》的有207种,其中兽类29种、鸟类35种、鱼类33种、蛇类42种、贝类9种、昆虫59种。新中国成立后,洞庭湖区人口迅速增长,在发展生产和开发资源中,没有很好注意保护生态平衡,致使山区出现毁林开荒、滥伐森林现象,野生动物栖息条件受到严重破坏;湖区则因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的影响,水面日益减少,加之农药的广泛使用和城镇工业废水的大量排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野生动物、特别是水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屡禁不止的乱捕滥杀现象,也严重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存繁殖。因此,野生动物大大减少,有的已濒临绝迹。据近年调查,洞庭湖区仅有家畜家禽10多种,水生动物11目、23科、70属、116种,其中:属于一级保护的有白鳍豚;野生动物22种,属于一级保护的有云豹、华南虎、黑麂、穿山甲、水濑、河鹿等。野禽18目、51科、147属、266种。据《洞庭湖志?物产?禽属》记载,历史上洞庭湖的水泽芦荡,曾是仙鹤的第二故乡。主要有莺、燕、锦鸡、乌鸦、鹊、雉、鸠、鸿雁、鹈鸪、凫、鱼鹰、鹗、沙鸥、鹧鸪、翠、鹭鸶、鸳鸯、鸬鹚、鹳鹊、鹆、鹌鹑、交鸟、瞧鸠、信天翁等24种。近几年来,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连续举行国际观鸟大赛,通过专家学者对珍稀鸟类进行考察发现,洞庭湖湿地目前共有鸟类16个目、33个科、136种,其中候鸟占79.41%、留鸟占20.9%,属于国家一类保护的有7种,如:鹳形目中的白鹳 、黑鹳;鹤形目中的白鹤、白头鹤、白枕鹤;鹈形目中的斑嘴鹕;雁形目中的中华秋沙鸭等。国家二类保护鸟类10种,有灰鹤、白琵鹭、天鹅、大鸨、鸳鸯、白尾鹞、白头鹞、大鸨、苍鹰、雀鹰等。在上述国家一、二类保护鸟类中,白鹳、黑鹤、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白琵鹭、大鸨等被列为世界濒危物种,而收录在《国际贸易公约》红皮书中,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其波博士根据他自北极圈到赤道的考察,认为“当今人类拯救濒危鹤类的希望在于洞庭湖”。

第二节   原民与移民垦殖

    洞庭湖区迄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50多处遗址和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充分证明洞庭湖区在30多万年前,就有原始先民繁衍生息,并与历史上不断迁徒而来的众多移民共同开发,创造了出类拔萃的洞庭文明。


 一、主要文化遗址


(一)虎爪山遗址


    该遗址位于津市金鱼岭大道东侧虎爪山顶部,1988年4月发现,是湖南省最早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年5月,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在第四纪网纹红土层中,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经鉴定距今约30万年左右。


(二)长源村旧石器时代遗址


    该遗址位于临湘市沅潭镇长源村,出土旧石器硅质岩尖状器1件,石英岩锤3件、石英石核3件,经鉴定距今约20万年前。


(三)青狮岭遗址


    该遗址在石门瓜子峪青狮岭南麓,属四级阶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1987年,发现上层为层次分明的第四系网纹红土,第三层土壤中出现大量的打制石器,考古鉴定距今约20万年左右,系澧水流域最早的遗址之一。


(四)燕尔洞猿人洞穴遗址


    该遗址位于距石门县城西北30公里的阳泉乡风堡岭之西山角,1982年采集有中国犀、剑齿等牙齿化石。1987年5月,中央及省的旧石器考古专家到此考察,又采集到一批哺乳类动物化石。1990年12月,县博物馆同省考古所对1号、2号洞进行试掘,发现更多与古人类伴生的动物群化石标本,出土有打制石器、骨器、烧骨和猿人右股化石,经研究属中更新世晚期的文化遗存。


(五)彭头山遗址


    1986年文物普查时,在澧县大坪乡孟坪村彭头山发现一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堆积面积约1万平方米。1988年,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进行部分发掘,发现有居住址、墓葬、灰坑等,有一批手制陶质罐、钵、盘等生活器具和打制的刮削器和磨制的石斧、穿孔盘状器、杵、砺石等。在遗址房基所填红烧土和陶片中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壳。经科学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稻谷,距今约9000~80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资料之一,属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被学术界命名为“彭头山文化”,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八十垱遗址


    1993~1997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6次主持发掘澧县梦溪乡五福村八十垱遗址。总面积为3万平方米,已发掘1200平方米。遗址三面筑有环壕与围墙。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式、地面式、杆栏式,台基式数量少,高出地面有中心柱,四角有犄角形坡道,整个建筑外观似海星状。遗址周围有墓葬百余座,随葬品中有数万粒保存极好的稻谷和稻米;还有芦席、芦笥、麻绳、藤索、木牌、竹牌等生活用具和鸡、牛、猪、鱼、麂子、鹿等家畜家禽及其他动物骨骼,以及菱角、芡实、莲子等数十种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该遗址已被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七)子母城遗址


    1978年沅江县子母城公社挖掘水井,在距地表21米深的土层中,发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和炭化木头。经现场采集,共得化石13件、炭化木头25块、石头6件;其中有犀牛颌骨1个、猪犬齿1枚、其他动物肋骨一批。经国家和省的考古专家鉴定,属第四纪更新世动植物化石。此系全省平原台地第一个化石出土点。


(八)石城山遗址


    该遗址位于沅江漉湖芦苇场,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高出湖洲1米左右。1978年5月由省和沅江县调查试掘,发现该遗址文化层厚达1.8米~2米,共5层,分别为明清层、宋代层、唐代层、新石器时代层,再往下还有遗迹遗物。出土文物以泥质黑陶为主,器形有鼎、缸、尊、罐、钵和纺轮等,与华容县渡家岗和平江县舵上坪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址。


(九)安乡县汤家岗古文化遗址


    该遗址系湖南省考古工作者于1978年发掘的,位于该县安全乡刘家咀村,遗址主区面积2万平方米。从分三期的地层中,清理出了石釜、锛、铲、凿、砺石等石器工具;还有盘、盆、碗、罐、釜等红陶、黑陶、白陶器皿,以及泥塑的红陶猴头,专家鉴定为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大溪文化典型遗址,其彩陶质地细腻,异彩纷呈,奇妙多姿,有专家评价“比四川大溪的要先进得多”。还有该县的划城岗遗址,在安障乡沙湖口村,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从这里的古墓中出土的文物有:陶小鼎、陶碗、彩陶瓶、陶甑、陶长颈壶、陶曲腹杯等。庹家岗遗址在安障乡福昌桥村,经C14测定,距今5350±110年。

 

(十)华容县三封寺镇车轱山遗址


    该遗址系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发掘墓葬387座,出土珍贵文物1000余件。其中:有磨制精良的石斧、石锛,有制作精巧的玉璜、玉佩,有黑陶曲腹杯、扁腹壶等。工艺精湛,技术高超,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6300~4200年前。
此外,安化县山口乡的大坪头遗址,面积约7500平方米。遗址表面为田土,文化层厚20厘米至30厘米,遗物以夹砂红陶居多,少量的属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及磨光红陶,大多饰以弦纹。经鉴定为商代文化遗址。


    这些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
    中华民族的历史,过去教科书认定为5000年。现从专家、学者公认的彭头山文化算起,至少也有了8000~9000年,如果上溯到虎爪山、长源村、燕尔洞、鸡公垱、王家山、赤山、牛碑山等遗址出土的文物年代,时间更久远,当是二三十万年。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过去仅认定为黄河流域。洞庭湖区一系列考古发现说明,洞庭湖区的原始先民从远古时代起,就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垦殖,促进氏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国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华夏先民在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史前文化,形成了长江文明第一次高峰。有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在实地考察澧阳平原后,曾感叹地说:“从澧阳平原的发现来看,从长江三峡的大溪文化和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来看,中国在5000年以前,文明的中心很可能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来才移到了黄河流域”。长江文明虽曾在整个奴隶时代出现断裂,但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因北方战乱引起的移民潮的到来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到公元10世纪前后,长江文明再次崛起,我国南北人口比例达到6:4,经济实力远远超过黄河流域,导致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倾斜。所以,洞庭湖区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它的文化既融合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具有荆楚、湖湘文化的特点,比中原文化毫不逊色,是中国又一光辉灿烂的母文化。


二、历史上的移民垦殖


    远古时代的中原,曾有过氏族部落之间的长期争斗。其中斗争最尖锐的是黄帝、炎帝部落与九黎部落。九黎部落最著名首领是蚩尤,有兄弟81人,由81个氏族联合而成部落。他们原居黄河流域,黄帝和炎帝的部落由西向东迁徙时,与之有过长期的激烈冲突,蚩尤在与黄帝的战斗中被杀于涿鹿之野。尧、舜、禹时期,九黎部落的有苗、三毛曾一度为华夏劲旅,但在与舜的斗争中屡遭重创而失败。此后,他们开始陆续南迁,有不少人来到洞庭湖区。《战国策?魏策》载:“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彭蠡,即今鄱阳湖;洞庭,即今洞庭湖。三苗迁南方后,常被称为“南蛮”。岳阳地处洞庭、彭蠡之间,三苗迁居“巴丘”(岳阳、巴陵的古称),历史早有见证。但洞庭湖区的原民传说,史载不多,有称善卷与尧舜齐名。善卷所居住的地方有常德的枉人山、桃江的善溪。因唐尧敬慕他的贤德,拜他为师;虞舜欣赏他的才干,请他出山治理天下;在治水途中的大禹,也曾向善卷求教。后人敬佩善卷的美德,才将枉人山改为德山,将小溪改为善溪。可见,洞庭湖区原民的古史系统,肯定有不少,尚待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和发掘。


    夏、商、周时代,聚居洞庭湖区的“三苗”、“蛮越族”,与北方华夏氏族部落发生激烈争斗。据《竹书纪年》记载:西周穆王三十七年(前960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九江。”此处的九江,泛指洞庭湖区。之后,一部分具有先知先觉的楚人走出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境内),在纪南城建都(今荆州北郊)。楚国整军励武,辛勤经营,其军队“甲坚兵利,车固马良,蓄积给足,士卒殷轸”,对周围小邦的征伐多达数百次,先后吞并五十六国,其疆域“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襄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在长期的社会动荡中,蛮越氏族不得不离乡背井,沿着湘、资、沅、澧四水上溯,进入今湘西、湘南乃至云贵地区。而被楚国吞并的西方、北方诸候小国,逐步移居到洞庭湖区,成为楚的附庸小国,如岳阳的麋子国、华容的许国、汨罗的罗子国、临湘的如国等等。这些移民与同来的百濮、巴部落,同原民相互融合,同耕共垦,维系着洞庭湖区的社会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大量进入洞庭湖区,并与三苗文化融合。近年在滨湖各县发掘出大量战国楚墓,证实当时洞庭湖区的人口分布,西北部最为稠密,因为这一带接近楚国国都郢,是楚国向南粤、巴蜀发展的必经之地。楚国在湖南最先设立的黔中郡,也在湘西北一带。经过几百年的开发,洞庭湖区逐渐发展成为楚国的重要粮仓。


    西汉时代,因全国的政治重心在关中,洞庭湖区处于“地广人稀”的状况。但到东汉,湖区人口已有较大增长。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湖南人口增长3倍多,当然也包括分属长沙、武陵两郡的洞庭湖区。东汉末年,由于外戚干政,宦官弄权,朝廷腐败,社会矛盾突出,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处于大动乱、大屠杀中的洛阳、关中一带,灾民纷纷外逃,“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当时的荆州,辖今湖北、湖南等地,其中来到洞庭湖区的,必然不在少数。

  
    西晋“永嘉”之乱(307~312年)后,河南、山西一带的流民一万多人涌入洞庭湖区西部。西晋末年,巴蜀(今四川省)流民四五万家,十多万人流入荆湘,遍布于洞庭湖区各地。东晋初年,原在河南平氏县境的义阳郡流民又大量涌入洞庭湖西部。东晋穆帝(345~361年)时,在今澧县新洲一带,侨置义阳郡流民。由于中原、巴蜀人口的大量移入,不仅大大增加了洞庭湖区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既有利于改变洞庭湖区“地广人稀”的社会状况,也有利于改变“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经过当地先民和外来移民的共同开发,洞庭湖区农业有较大发展,成为东晋粮食基地之一。随着人口增多,生产发展,洞庭湖区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增加。南朝宋元徽二年(474年),乃分辖益阳、罗、湘西三县的沿湘江地区,建立湘阴县于黄陵庙南以安顿巴蜀流民。


    隋唐以来,洞庭湖区分属澧州、郎州(宋改鼎州)、岳州(郡府)以及潭州的益阳、湘阴等县,行政范围比较固定,人口增减也便于比较。特别是唐代“安史之乱”(755~763年)后,今湖北襄樊和河南安阳一带的流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使湖区人口大量增长,农业生产也获得发展。


    《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洞庭湖区当时属湖广行省,分属岳州、常德、澧州3路,人口发展到292.53万人,占湖南省总人口的51.15%,比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增长 6.7倍。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到元至顺元年(1330年),经历692年,洞庭湖区人口显著增长,其中澧州增长44倍、岳州增长45倍、鼎州增长94倍(见表1-4)。

表1-4        639~1331年澧、鼎、岳三州人口变动表

 年份        澧州           朗州(宋为鼎州)     岳州
           人口总数    人/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    人/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人)     人/平方公里
 639(唐初) 25027    1.26    10913   1.1     17556      0.94
 742(唐中) 91118    4.47    43760   4.47    50298      2.68
1102北宋) 231365  14.12   
130865  10.91   128450      9.69
1330(元代)1111543  56.46  1026042  85.47   787742     58.59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75年版,第342页。


    元末明初,朱元璋的部队与陈友谅旧部及元朝残余势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陈友谅旧部主要活动在湖南、湖北一带,洞庭湖区是他的粮秣后方。朱元璋称帝后,为报复支持过陈友谅的洞庭湖区人,曾发动三次大的“围剿”,致使湖区人死的死,逃的逃,造成湖区人丁稀少,田地荒芜。如常德路在1330年总人口即达1026042人,每平方公里超过85人,但明嘉靖《常德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常德人口却为40万人,到万历十年(1582年),又减少到31万人,其中男性15万~16万人,以其中的50%作为主要劳力计算,当时真正的劳力只有7万~8万人,而田地拥有600万亩,人平田地20亩,每个主要劳动力平均要负担60~70亩。所以,史志载“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其劳动力的紧张和农业的粗放程度可想而知。


    在洞庭湖区土著原民大批逃散,田园荒芜之时,江西等地居民大量涌入湖南,即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南”。朱元璋为了鼓励垦殖、安定社稷,曾诏谕天下,“招抚流亡,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并派大臣到湖南督修水利,围垸筑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宣宗时还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由于朝廷的督导,洞庭湖区各州县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使洞庭湖区成为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和供应基地。1472年,全国运送京师之粮共4O0万石,其中江西、湖广、浙江等地的南粮为324万石,连盛产茶、纸的安徽徽州,其粮食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据《沅江县志》记载:明王朝为鼓励发展生产,提倡开荒垦地和实行“屯田制”,招诱流民和移民垦殖。官府先后在境内围修太平、安乐等10余垸,外地前来垦荒者剧增,遂于洪武十三年将并入龙阳县(今汉寿县)的沅江县复置。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嘉靖元年(1522年),全县人口增加了84.44%(见表1-5)。

 


表1-5        沅江县在明洪武后期至嘉靖初期人口统计表


朝代 年份 (公元)  户数     人口
洪武 24年(1391)  691户   4070人
永乐 10年(1412)  861户   3678人
成化 8年 (1472)  852户   4071人
弘治 5年 (1492)  961户   7202人
正德 7年 (1512)  977户   7507人


    资料来源:沅江县志编委会:《沅江县志》,105页。


    从表1-5可以看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的81年间,整个沅江县仅增加1人;弘治五年(1492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的20年中,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56人。嘉靖年间,荆江北岸诸口堵塞,江水被逼南流注入洞庭湖,县境屡遭洪水危害。从此,大部分堤垸相继溃废,肖梁时曾相传的“十一都”,到这时“仅以五里称”,其余都沦为“水泽”。①历来人口比较稠密的一些湖滨高地淹没后,人口中心由泗湖山一带转移到南部丘陵地区。之后,随着新修堤垸的增多,全县人口才有较大发展。至万历十年(1582年),已由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8211人,增加到10800人。但洞庭湖区其他各县的人口和耕地,则多有一定幅度的减少(见表1-6)。


表1-6    明代洞庭湖区各县人口和田地数量统计表    单位;人、亩

县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万历十年(1582年)
      人口数        田地数         人口数        田地数
湘阴   58205       366278         62820       785481
益阳   31636       198644         31036       849735
巴陵   84580       476781         53176       640800
临湘   21478       181116          9116       404566
华容   43099       497122         14228       461770
武陵   43469       370219         53671       886573
桃源   49265       377200         44664       670958
龙阳   27091       192032         21332       468342
沅江    4070        16800         14400       314700
澧州本州 33133       274939         45608       693400
安乡   15210       231000         13060       314700
合计  411236      2617129        363111      6491025

    资料来源:根据各县县志综合。
               
    明末清初,因战祸连年,洞庭湖区又遭受一场浩劫,人口大大减少。同治《益阳县志?田赋?堤垸》载:“明末清初,迨兵火后,人民流散,中乡善地,尚荒芜满目,何况下乡低洼之境”,“龙阳县于清初时,民数不过六千”。安乡县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全县仅10105人。嘉庆《沅江县志?赋役》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流寇势若燎原,加以旱疫存臻,户口十损七八。”到顺治四年(1647年),全县仅3006人;顺治八年(1651),逐户造册清查,实有男丁1002人,按丁口比例1:4计算,全县人口不过4000人。由于“国乱民亡”,以致“田土遍成荆棘”。顺治九年大旱奇荒,灾民死逃过半。康熙十三年至十八年(1674~1679年),吴三桂兴兵反清,战祸所及,人口进一步减少,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大为衰退。康熙十九年(1680年)后,县境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加上湖洲淤积日广,在清政府奖励开垦的政策刺激下,外地人口大量流入,并允许流民在湖边滩荒筑堤围垦,因而省内的湘乡、衡山、邵阳、新化、安化、宁乡、湘潭人,纷纷来到洞庭湖区垦殖。


    从乾隆初期起,清政府把原来按人丁摊征的丁徭银,改为归入田赋征收,以往为逃避丁税而逃亡或隐瞒的户口,已先后登记入籍,洞庭湖区人口数量增加较快。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十六日,湖南巡抚杨锡绂奏:“嗣后沿湖荒地,未经圈筑者,既行禁止,不许再行筑垦,以致有妨水道。如有土豪地棍侵占、私垦等弊,照例治罪。”是以乾隆奏准:“围堤以筑者,岁加倍修;未筑者,永禁新增,责成地方水利各官不时查禁。”十六年(1751年),范时绶任巡抚,朝廷令其将垦田呈报升科纳赋。经丈量结果,湘阴、益阳有私田千余顷,多半濒临洞庭湖。范氏认为应将之毁弃,让湖水畅流,不致发生水灾。乾隆帝嘉许之。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湖南巡抚陈宏谋上奏:“楚南洞庭一湖,横亘八百余里,容纳川、黔、粤、楚各省之水。冬春水涸,湖滩原有荒地;夏秋水发,则荒地皆成泽国。每当诸江水涨之时,常致逆流而倒灌。幸而湖面广阔,任其浩衍,始免冲溢之患。自康熙年间,许民各就滩荒筑围垦田,数十年来,凡稍高之地无不筑围成田,滨湖堤垸如鳞,弥望无际,已有与水争地之势。若再筑围垦田,必致湖面愈狭,漫溢冲决为患甚巨。”清廷对此采取“核实该留该毁”的办法,令湖南巡抚乔光烈办理。是年十一月,乔光烈奏:遵奉谕旨,亲往查办,挨次勘验统计,已经刨口、尚未坍尽之私围,共有七十七处。奏明“除倚山傍湖岸不碍水道者,勘留十处;其余六十七处,尽行刨毁。”并令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始,责成水利各员定次巡查结报,如有私筑,分别严加议处,立定规条,历年遵行在案。是年,范氏二度任巡抚,指出“洞庭湖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从前虽经查勘,尚有未尽。再度请禁湖田。”但范氏在任未久,不克实现。以后陈宏谋任巡抚,亦奏请禁止围湖成田,但由于地方官吏及乡绅为扩地生财,阳奉阴违,因而围堤之风仍日盛一日。该毁的堤垸,也大都更名敷衍,名亡实存,致使筑垸垦田越来越多(见表1-7)。


表1-7   1816年湖区各县人口数和耕地数
县名 人口数(人) 耕地数(亩) 人平耕地(亩)
湘阴 637170     672000      1.05
益阳 256040     8452000     3.30
巴陵 712390     678100      0.93
临湘 369797     404000      1.10
华容 416270     450400      1.10
岳州卫 68282  
武陵 881791     866100      1.20

续表1-7     1816年湖区各县人口数和耕地数

        人口      耕地        人均
桃源    301850   689600      2.23
龙阳    186495   443500      2.22
沅江     79806   314700      3.95
澧州本州 300310  1102400      3.70
安乡    158730   339800      2.22
安福    138360   202200      1.32
总计   4288291  6807300      1.56
资料来源:《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本),卷105,页19-20。《湘阴县图志》(光绪六年本),卷5,页1,卷22,页7~9。


    南洲(今南县)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前,县境户口多分布在宋田山、太阳山为主的湖洲高阜之地。《南洲厅志书草稿》首卷载:“昔时厅境,水国荒凉,黑子之区,弹丸之地,户仅数千,口仅数万。”藕池溃口后的10余年间,长江洪水南倾洞庭,县境田庐荡尽,户口骤减。同治年间,南洲雏成,邻地居民纷纷来洲垦种,县境户口始渐增加。光绪八年(1882年),湖南巡抚派兵驻守南洲,招民种垦。光绪十年(1884年),设“南洲垦务局”,管理官荒佃垦及课租事宜。清政府的招垦政策,吸引了大量无业者和垦民陆续迁入。当时来南洲者,“以农桑变迁之故,自此(指南洲)徙去他方者少,自他方移入此地者多。”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南洲直隶厅建立之初,厅境户口有“土籍”和“客籍”之分。凡世居南洲、后随地划入厅境者,称“土籍”,又称“土著”,以华容、安乡、常德等县籍居民为多;凡外地迁入南洲者,称“客籍”。是时,汉寿、沅江、岳阳三县拨入之地皆系新淤,人烟稀少,客籍人多居此地。最早迁入的严姓人氏,是五代时从荆州迁入今牧鹿湖一带的,丁、洪、张、熊、王、练、周等姓人氏,都是从江西迁入的。南洲当时客籍人数及占客籍总人数的比例如(表1-8)


表1-8       南洲当时客籍人数及占客籍总人数的比例
原          籍 占客籍总人数的比例
益阳 25%
沅江 15%
汉寿(龙阳) 10%
长沙 10%
桃源、岳阳(原巴陵)、湘阴 10%
澧县(原澧州)、邵阳(原宝庆) 10%
湘乡、善化、宁乡、安化、浏阳 10%
江西、福建、湖北 10%
资料来源:南洲直隶厅户口正式统计,始载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南洲厅志书草稿》首卷。《南县志》第353-360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荆江四口南流入洞庭湖的局面形成后,清初修筑的大批堤垸先后被淹溃废。但随着江水挟带的大量泥沙南倾,洞庭湖以北的湖面又逐渐淤填,致使光绪年间的30多年内,北自华容、安乡接壤处开始淤积,并向南延伸,经沅江草尾、阳罗洲、北大市一线直到小波镇,再转向东北的武光洲、飘尾等地,形成宽10余公里、长近100公里的“靴形半岛”。这些淤洲,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宜于垦殖,豪强纷至沓来,互相争夺,纠纷因之四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南藩司乃招民纳资,给照开垦,称为“藩照”,以此“息争端,裕库收”。来自长沙、湘潭、衡山、湘乡等地的大量移民迁入县境,筑堤围垸随即形成高潮。


    1904年,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木规(曾任浙江巡抚),以其在上海所经营的华新纺织局(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的盈利作为垦照费,在南洲一带领得淤田4万余亩,旋又收买邻近的刘公垸等土地,建立总面积达5万余亩的种福垸。这是洞庭湖区最早建立的垦区。至同治七年,澧州、安乡、南洲、巴陵、华容、武陵、龙阳、沅江、湘阴、益阳等地,所垦淤田,鳞次栉比,共有堤垸544个(不计刨毁数),其中挽修于明代的有88个,同治以后至清末约有550个,合计为1094个,面积近600万亩。


    清末,长江四口与湘、资、沅、澧四水来沙不断,洲土有增无已。南县经草尾至北大市挽成的堤垸又继续向前发展,淤淀形势循北而东随后又折向东北。东洞庭湖的武岗洲和上、下飘尾均在这一时期形成,大通湖北部也逐渐挽垸。西洞庭湖区的石龟山、嵩子港、白蚌口、厂窖一线均向湖中伸展,在淤洲扩展的过程中也相继挽垸。此后,常德、汉寿、沅江、益阳、湘阴、岳阳、华容、南县、安乡及澧县等10县农民争相围垦,其他附近各县也移民湖乡,开垦荒地。不到40年,洞庭湖北部及西部一带相继筑成堤垸,但由于湖区水患日趋严重,兴修的堤垸常常溃决。1931年后,湖区开始并垸合修,有的几垸、十几垸并为一垸,废除间堤,合修湖堤;有些堤垸实因无力修复而废弃还湖,如汉寿大围堤(1918年溃)、大连障(1933年溃),湘阴聚贤围(1915年溃),俄口和大顺两围(1922年溃),沅江发兜围(1926年溃)、时生垸(1927年溃)等①岑春萱:《交湖南咨议局洞庭湖淤洲水道案》,宣统元年。与此同时,南部的汉寿、沅江、益阳、湘阴等县,因水势南压,垸田节节溃退,居民纷纷迁移到南洲、安乡、华容等地进行垦殖。1932年《益阳县志稿?食货》载:“及光绪年间,洞庭淤荒日广,邑(益阳)人竞相开垦佃耕,往往不及十年而成巨富者,衣食既足,生齿日暮,而邑户口之数,乃倍于曩日矣。”

    民国时期,滥围滥垦,迭次兴起。1918年,湖南督军张敬尧宣布:对新淤洲土“凡欲领亩开垦者,可缴费领照,筑堤围垸。” 滨湖各县农民争相围垦,到1931年已筑垸田约400万亩,相当于今洞庭湖的全部天然湖面。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连续暴雨,8月9日,四口、四水入洞庭湖流量竟达63500秒立米,造成堤垸溃决1600余处,淹没垸田258万亩,受灾人口近100万人。1935年又遭特大洪水,湖区90%的堤垸被毁,渍溃面积500万亩,受灾人口310万。迭经两次自然灾害的恶性报复之后,国民党政府才明令“严禁盗修淤洲堤垸”。其后边禁边围,边围边禁,不仅旧垸恢复,而且增加了许多新垸。至1949年,湖区13个县(临湘、岳阳、华容、湘阴、安乡、澧县、临澧、常德、汉寿、桃源、益阳、南县、沅江)共有堤垸993个,垸田593.5万亩,人口已达641.38万人(见表1-9)。


表1-9         1816年至1949年湖区各县人口变动情况

县名  1816年   1929年   1935年   1947年    1949年
临湘  369797  246521   260252   209787   246630
岳阳  712390  466033   500307   419895   504547
湘阴  637170  707812   687690   557969   766581
益阳  256040  789519   843786   798003   947768
沅江   79808  264041   277563   274934   367069
汉寿  186495  414191   388939   309263   475001
常德  681791  651660   598823   577701   613364

    续表1-9         1816年至1949年湖区各县人口变动情况


县 名        1816年       1929年        1935年       1947年      1949年
桃源      301850     554812     546124    535387    630753
临澧      138360     248343     227534    205269    258219
澧县      300310     630464     539021    531822    531822
安乡      158130     218022     208552    236772    274980
南县(未建约)  20000     254490     252831     285474    285474
华容      416270     303700     301276    298318      298318
总计      4258417   5799608    5683698    5240592   6413799

    资料来源:综合各府、州、县志资料。


    三、解放后的滥围乱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对洞庭湖历史上形成的因滥围乱垦而造成的大大小小的堤垸,进行了合理整治和规划。1949年夏,洞庭湖区遭受了严重洪灾,湖区993个堤垸溃决441个。湖南省人民政府于当年冬组织滨湖人民修复溃损堤垸时,对有碍蓄泄洪以及垸老田低而修复工程较大的43个溃垸,决定放弃或缓修,对毗邻小堤长的则结合县界调整予以合修并垸。至当年年底,堤垸减至831个。1950年春,修建大通湖蓄洪垦殖区时,又合并原有环湖108个小垸,至195O年底堤垸数减为770个。1951年,进一步调整合并,再次减少为537个。1952年秋汛,南洞庭湖一带溃垸较多。当年冬和翌年春,整修南洞庭湖时,结合修复溃垸进行并垸堵流,将南洞庭湖地区的48垸并为三个大圈。华容溃决的新生大垸,则因迫于沙基等问题不能按原线恢复,废弃鼎丰、北湖地区。1954年,洞庭湖又发生特大洪水,湖南省水利厅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洞庭湖工程处联合向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提出报告,要求在不影响水流的原则下,结合洪道整理,适当并垸合流,进行湖田交换,有计划地弃修一些阻水巴垸,围修几个大堤。在当年冬季的兴建过程中,大都进行了移堤加修,堵口合垸,至1955年5月,堤垸数再次减为292个。1955年以后至1961年的6年间,湖区堤垸进一步向合围大圈发展,并废弃了一些堤垸,堤垸减少到220个。


    但是,由于洞庭湖区的人口压力和错误思想的指导,我们在建国以后开始的善待洞庭湖的思想没有能够一以贯之,而是在“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等口号下,连续不断地向洞庭湖举起屠刀,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严重得多的乱围滥垦高潮。1958年“大跃进”中,洞庭湖区各地、县相继对一些地面较高的荒洲进行围挽,兴建了8个国营农场。1961年比1955年又扩大围垦96.3万亩。1962年至60年代末,又修建了4处国营农场,有些县还进行了矮围灭螺。1969年,洞庭湖区堤垸数增至257个,耕地面积较1961年又扩大77.8万亩。70年代期间,仍继续湖洲的矮围灭螺,个别的名之曰矮围,实则是高围。据《安乡县志》记载,从60~70年代,由于盲目围湖造田的失误,垸内湖泊容积以年均5.6%的速度递减,调蓄能力由60年代的10.9亿立方米,减少到1985年的0.5亿立方米。


    沅江、湘阴两县在“农业学大寨”和“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下,先后开展了洞庭湖区两项最大的矮围垦殖工程。1975年,沅江县漉湖矮围灭螺工程指挥部成立,从机关和区社抽调8万多人,奋战50天,投入劳动工日800多万个,资金1200多万元,完成土方1474万立方米,新筑矮围湖堤45公里,堤顶高程海拔33米,面宽6米。翌年6月,外湖水位高达32.5米,矮围新堤多处出险,不得不破堤进洪。当年冬,再次出动5万民工修复。但由于漉湖是东洞庭湖水域的重要调蓄湖泊,矮围面积48万亩,严重阻碍泄洪,次年汛期又多处决口,终因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而前功尽弃。湘阴县在1978年冬,举全县之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横岭湖围垦工程。横岭湖是南洞庭湖中的一个子湖,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曾在此范围内围挽9个官垸和民垸。乾隆初,又在此挽7处私埂,均早已溃废。从1963年开展“农业学大寨”后,湘阴县委、县政府多次动议围垦,以此增加耕地面积。1978年经上级批准施工,上劳力10万多人,苦战8个多月,新修防洪大堤长53公里、堤顶高程35.3米~36米,堤面宽5米~6米,用工1350万个,投资1000多万元(不含社、队自筹),挽围面积246.67平方公里,约37万亩。1979年6月19~28日,全省普降暴雨,江河水位陡涨,终因阻洪溃决,湖泊又复通连。


    常德地区围湖筑垸也不甘落后,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洪道围垦就达55处,面积有17万多亩(见表1-10)。

表1-10 常德地区洪道围垦堤垸统计表     面积:亩

县别   澧 水        沅水     松滋东支   松滋中支   松虎洪道   合计
       处  面积    处 面积    处 面积    处  面积   处 面积    处   面积

小计  17 68330 19 77750 3 1200  10 18900 6 4300  55  170480
安乡  4  13700          3 1200   5 12200 6 4300  18  31400
澧县  8  32000                   5  6700         13  38700
常德  4  20230  5 7550                            9  27780
汉寿            8 65700                           8  65700

桃源            6 4500                            6   4500

南县  1  2400                                      1  2400


资料来源:常德市志编委会:《常德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综上所述,洞庭湖区的围垸垦殖,上自古代,下至当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间虽然屡受大自然惩罚,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在人类生存繁衍和经济利益驱使下,周而复始,围垦不息。我们从其一脉相承的历史演绎中,可以看出:


(一)洞庭湖区围垸垦殖,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6000多年来,洞庭湖区堤垸数量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堤防由低到高,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昨天的故事”。那种认为洞庭湖区的围垦,只起于宋代或明代以后的说法,是不尊重历史,不符合实际的。


(二)洞庭湖区堤垸的发展,既与湖泊的淤积速度有关,又与湖区历代人口增减、政治治乱有关


    大体承平时期,人口增加,垦殖发展;入湖泥沙增多,围垸也就发展;战乱时期,人口减少,堤垸也多溃废。由于湖区频遭水患,堤垸兴废分合无常。地方史志所记只是其中一部分,有许多并没有见诸记载。


(三)尽管历代有明令禁围,但仍屡溃屡筑,边禁边筑,湖区堤垸有增无减


    这说明利用湖洲荒地资源进行围垦,既与洲土淤涨和人口增殖的自然趋势有关,也与社会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的一种表现。乃至现代,亦是小农社会的一种自发恶性循环。


(四)湖泊的发生、发展与消亡,有其自身的规律


    洞庭湖区的适度围垦,曾是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但历史上越来越严重的滥围乱垦,已使洞庭湖不堪重负,并已遭到并且还将继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围垦的湖洲,因不再接受泥沙淤垫,新淤的外洲逐渐高于老垸,势必造成洪水溃垸,甚至湖垸互换,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五)移民垦殖在洞庭湖区文明史上有着进步意义


    全国10多个省市的移民从远古时代起,就大量迁入洞庭湖区,不但带来了湖区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还由于他们有较开阔的眼界和见识,有适应新环境的一技之长和勤劳节俭精神,更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且,随着移民的迁入,扩大了洞庭湖区男女通婚范围,更新了当地原民族种和血源,提高了湖区人口素质,加快了洞庭湖区的开发和发展。

 

第三节   行政建置沿革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适应,是人类社会赖以前进的动力。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其核心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权。洞庭湖区自古以来政权建置的兴废,不仅是湖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而且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历代行政建置


    中国上古时代的版图,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荆州便是其中之一。西周夷王时,楚君熊渠立其长子为句亶王,建国于荆州(江陵)。荆州的范围,《尚书?夏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此处的“荆”,是指湖北南漳县境内的荆山,楚国的发祥地;而“衡阳”则是指湖南的衡山。《三国志?诸葛亮传》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可见地域之广。明朝弘治元年《岳州府志》载:岳州“唐虞禹贡在九州,为荆州之域”,洞庭湖区其他各地均归荆州管辖。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楚国名列春秋五霸、跻身战国七雄,几乎统一了中国整个南方,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强国。楚之附庸罗人、麋人活动在洞庭湖东部的汨罗江和新墙河流域,并修筑了罗子、麋子国城。沅澧一带,也为楚国之地。黔中(今常德)人春申君任楚相25年,曾依靠自己的谋略和才华,帮助楚国强盛起来。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张若“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郡治在今沅陵县,沅澧诸地皆归其管辖。


    秦代(前221~前206年),始皇将全国置三十六郡,黔中郡为三十六郡之一,郡衙设沅陵,辖境相当于今湖南省沅水流域、澧水流域、湖北省清江流域、贵州省东北部和重庆涪陵、黔江等地。岳阳、益阳两地则属长沙郡。


    西汉时期(前206~25年),汉武帝将全国划为十三个州,荆州又是其中之一。此时,荆州的管辖范围,包括湖北、湖南、河南,也包括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为了管理好这么一大片地方,荆州刺史曾将治所迁移至洞庭湖区的常德,州下设置许多郡。黔中郡改名武陵郡,郡治义陵(今湖南省溆浦县南),辖境较秦代的黔中郡位置稍有南移,所谓“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共辖12县:即索(故城在今常德市东北约30公里处的韩公渡镇城址村);临沅(今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分和桃源县,故城在今武陵区);孱陵(今湖北省公安县、湖南省津市市、澧县一部分、安乡、南县、华容县,故址在今湖北省公安县西南);零阳(今澧县一部分、慈利、石门、临澧县,故址在今慈利县零阳乡);今属怀化、张家界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还有: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充;东洞庭湖区的下隽县(含今岳阳、临湘)、罗县(含今湘阴、汨罗、平江等县)分属长沙国;南洞庭湖区的益阳县,当时县域包括今益阳、桃江、安化、新化等县及益阳市、冷水江市的全部,以及沅江、宁乡、湘阴、涟源、新邵县的部分地方,亦属长沙国管辖。


    东汉时(25~220年),沿袭西汉州、郡、县制,废长沙国为郡,洞庭湖区东部的下隽、罗县和从罗县东部今平江一带建置的汉昌县皆属之。建安十五年(210年),东吴孙权分长沙郡北部的下隽、罗县及汉昌一带建为汉昌郡,郡治设在今平江县东南的金铺观,此为岳阳市境内建郡之始。时汉昌太守、偏将军鲁肃为拒刘备,领兵万人屯修巴丘邸阁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命吕蒙袭取荆州,武陵郡始属吴,共下辖12县,属今常德市境内的有6县:即临沅、孱陵、零阳(西汉故县)、沅南县(析临沅县南境置,为今桃源、鼎城区南境)、作唐县(析孱陵县置,为今津市市、澧县、安乡县境)、汉寿县(西汉索县改名)等6县,州治汉寿。益阳境内的益阳县属长沙郡,沅江县境分属益阳、汉寿(属武陵郡),南县地域分属汉寿、作唐(今安乡县,属武陵郡)和下隽(属长沙郡)3县。


    三国时期(220~28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吴划分全国为5州,州设刺使。吴景帝永安六年(263年),分武陵郡的澧水流域置天门郡,始开常德地区沅、澧两水分治的先河。武陵郡治设临沅(今武陵区),辖11县,属今常德市范围的有:沅南、临沅、吴寿(东汉汉寿县改名)、龙阳(248年析吴寿县置,今汉寿县地)。其他7县为沅陵、辰阳、黔阳、镡成、迁陵、酉阳、舞阳。天门郡辖零阳、充、溇中3县,属今常德市的为零阳县(今澧县、临澧、石门)。作唐县(建武十六年析孱陵县置,为今津市市、澧县、安乡县,故城在今安乡县北)改属南郡。益阳县属衡阳郡。罗县属长沙郡。下隽仍属汉昌郡。上述武陵郡、天门郡、南郡、衡阳郡、长沙郡、汉昌郡均隶属东吴荆州刺史,州治在今湖北江陵。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分下隽县西部今岳阳、临湘一带始建巴陵县。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分长沙郡北部新置建昌郡,辖下隽、蒲圻、吴昌、巴陵4县,郡治设巴陵城。分南郡江南地域置南平郡,辖孱陵、江安、南安、作唐4县。天门郡辖临澧(充县改,属今桑植县地,非今临澧县)、零阳、溇中、澧阳(晋武帝太康四年分零阳地置)4县。武陵郡郡治临沅,辖10县,属今常德市的有临沅、龙阳、汉寿(吴寿县复名)、沅南等4县,另辖今怀化、湘西的沅陵、镡成、舞阳、黔阳、酉阳、迁陵等6县。益阳属衡阳郡,罗县归长沙郡,均隶属于荆州管辖。


    隋文帝时,废郡为州,存州、县两级,全国分为九州。开皇九年(589年),废岳阳郡置玉州(治所在今汨罗市楚塘镇的玉笥山),吴昌、湘滨两县并入罗县,湘阴县并入岳阳县,玉州管辖玉山、罗、岳阳3县。开皇十一年(591年),岳阳县改为湘阴县,撤玉山县并入湘阴县(治所在今汨罗市长乐镇),玉州辖罗县和湘阴县。开皇十二年改玉州为岳州,罗、湘阴两县改隶岳州。十八年(598年),改安南县为华容县,隶属岳州。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岳州改为罗州,后又改为巴陵郡(治所在今岳阳市区)。十三年(617年),罗县令萧铣据巴陵起兵反隋,国号梁,罗、湘阴两县属梁。洞庭湖区西部,607年废朗州置武陵郡,辖2县(武陵、龙阳);废澧州置澧阳郡,辖6县,除崇义、慈利县外,在今常德市的有澧县、石门、孱陵、安乡4县。洞庭湖区南部,益阳县属潭州(后改长沙郡),沅江县(系安乐县改名)属岳州,南县分属华容、巴陵、沅江(以上属岳州)、武陵(汉寿县改)、龙阳(属朗州)、孱陵(作唐县改,属澧州)。以上均统隶荆州刺史。


    唐贞观元年(627年),全国分为10道,后又增为15道,道设采访使,直隶京师,道下州、郡并称,一地二名。中宗时分湘阴东部设昌江县(今平江),岳州共辖5县:巴陵、华容、湘阴、昌江、乔江(昭宗乾宁二年由沅江县改名)。澧州共辖6县,同隋朝。高宗麟德后辖4县:即澧阳、安乡(废孱陵县并入,今安乡和南县地)、石门、慈利(崇义县并入,今慈利、永定区、临澧县地);朗州辖武陵、龙阳县;益阳县(含今赫山、资阳区、安化、桃江县地)属潭州,南县仍然分属华容、巴陵、乔江、武陵、龙阳、安乡等县,由澧州、朗州、岳州分管。岳州岳阳郡和管辖益阳县的潭州长沙郡,由江南西道(治所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管辖,澧州澧阳郡、朗州武陵郡属山南东道(治所襄州,今湖北襄樊市)管辖。

    宋朝的地方政权实行路、州(府)、县三级制。初分全国为15路,后分23路,南宋时为16路。路设安抚司,直隶京师,路以下设州(府)和县。乾德元年(963年),赵匡胤平定荆南、湖南等地割据势力,设立荆湖北路岳州府巴陵郡,辖巴陵、临湘、平江、华容等4县。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朗州更名为鼎州,治所在武陵。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以孝宗潜藩升为常德府,辖沅江(五代乔江县改)、武陵、桃源(析武陵县置)、龙阳等4县。澧州辖澧阳、安乡、石门、慈利4县。益阳区境的益阳县和1072年从中析置的安化县属潭州长沙郡,隶属荆湖南路。沅江县(963年由乔江县恢复原称),北宋时属岳州府巴陵郡,南宋初属鼎州武陵郡,乾道中,复属岳州巴陵郡,后又改属常德府。南县全境分属华容、巴陵、沅江、武陵、龙阳、安乡等县。岳州府巴陵郡、鼎州武陵郡(后升常德府)、澧州澧阳郡皆隶属于荆湖北路,路治今湖北省江陵;潭州长沙郡属荆湖南路,路治潭州(长沙)。

    元朝(1206~1368年),在宋代政区建制路之上设立“行省”,即“行中书省”的简称,为“省”的肇始。行省以下设置路、府(州)、县不变,形成四级建置。洞庭诸县全属湖广行省,其中常德路管辖武陵县、桃源州、龙阳州(领沅江县);澧州路管辖澧阳县、石门县、安乡县、慈利州(宋代由慈利县升,今慈利县、永定区、临澧县地);岳州路管辖巴陵、临湘、华容和平江4县;南县仍分属华容、巴陵、武陵、龙阳、安乡等县地,分隶岳州、常德、澧州路,以上三路直隶江南湖北道。益阳县(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升为州,无领县)、湘阴县、安化县属天临路,直隶湖南道。

    明代(1368~1644年),除北京、南京以外,分全国为13省,省设布政使司,后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人们仍习惯称行省。省以下的路被废除,府辖州也可辖县。两湖平原第一次共属一个湖广承宣布政使司(治江夏,今武汉市)。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澧州府降为澧州,属常德府,三十年(1397年),澧州改属岳州府,其下辖安乡、石门、慈利一并属岳州府,岳州府另辖巴陵、临湘、华容、平江4县;长沙府辖长沙、益阳、安化、湘阴;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南县境仍分属华容、巴陵、武陵、龙阳、沅江和安乡县。
   

    清代(1644~1911年),采用布政使司(省)—道—府和直隶厅、直隶州—县四级行政建制,全国分18个省(后增至23省)。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布政使司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治所长沙,自此,湖南省建置正式形成。在布政使司与府之间设道,作为监察区。常德府、岳州府、澧州之上设岳常澧道,治所设澧州,各州所辖县未变。岳州府辖巴陵、临湘、华容、平江等4县;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等4县;澧州直隶州辖永定、安乡、安福、石门、慈利等5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割华容、巴陵、安乡、武陵、龙阳、沅江6县边境的洞庭湖新淤之地,新设南州直隶厅,直属岳常澧道。1899年,清政府开辟岳州为通商口岸,将原驻澧州的岳常澧道移驻岳阳。益阳、安化、湘阴3县仍隶属长宝道长沙府。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初分全国为22省、4特别区,后增至35省和西藏。民国3年(1914年),湖南省废除府、厅、州,而保留道一级。长宝道改名为湘江道,岳常澧道改名为武陵道。民国五年(1916),撤销武陵道,所属岳阳、平江、临湘、华容、汉寿、沅江、常德、澧县、安乡、临澧、南县划归湘江道管辖,桃源、石门、慈利、大庸划归辰沅道管辖。民国11年(1922年),撤销道制,各县直属省。民国26年(1937年),又将全省分为9个行政督察区,29年(1940年),又改为10个督察区。益阳、湘阴、平江、岳阳、临湘等5县属第一区,常德、华容、南县、安乡、澧县、临澧、石门、慈利、桃源等9县属第二区,沅江、汉寿等2县属第四区,安化县属第六区。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洞庭湖区分别成立常德、益阳、长沙区行政专员公署,常德区行政专员公署辖常德、华容、南县、安乡、澧县、临澧、石门、慈利、桃源9县和常德、津市两市;益阳区行政专员公署辖益阳、汉寿、沅江、安化、桃江县和益阳市(1952撤销益阳专署,所辖各县、市划归常德专署);岳阳、平江、临湘、湘阴4县属长沙区行政专员公署(1952年改称湘潭专员公署)。1961年7月,以岳阳县城关镇的行政区域建立岳阳市,1962年又撤销市建制;1962年12月,恢复益阳专区,辖益阳市及益阳、桃江、南县、沅江、华容、安化等6县1市,常德专署辖8县2市。1964年8月,经毛泽东提议,从湘潭专署分析的岳阳专署正式开始办公,辖岳阳、平江、临湘、湘阴4县和从益阳专署分析的华容县,1966年又从湘阴县分析汨罗县,1975年恢复岳阳市(县级)建制。1983年,岳阳市升格为省辖市,辖3市区和岳阳县。1986年2月,岳阳地、市合并,岳阳市辖岳阳、平江、临湘、湘阴、汨罗、华容6县、3区和5个县级国营农场。1988年元月,常德撤地建市,辖汉寿、桃源、澧县、安乡、慈利(后划给张家界市)、石门、临澧、津市、武陵区(原常德市)、鼎城区(原常德县)和4个国营农场。1997年,益阳撤地改市,辖桃江、安化、南县、沅江市、资阳区(原益阳市)、赫山区(原益阳县)和大通湖等5个国营农场。


二、行政建置特点


    几千年来,洞庭湖区的行政建置,随朝代更替而变迁,随经济兴衰而更易,就像一个历史大舞台,演绎出各种州府变异的活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洞庭湖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皆归属荆州,与荆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荆州,自楚人建都纪郢,先后有6个朝代、31个帝王在此建都,历时490多年。秦置南郡,汉立荆州,从两汉到唐宋,荆州一直是地方最高一级政区建制。元、明、清后,属二级政区。这样久远的政区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荆州位于中原与吴蜀之间,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无数英雄在此横刀立马,逐鹿疆场。历史上有记载的著名战事就有100多次,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曾驻节荆州,导演过无数威武悲壮的人间悲喜剧。荆州人杰地灵,文化繁盛,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俊杰,如“并国二十六,开地五千里”的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怀绝世之才”的贤相孙叔敖;大智大勇、锄奸除暴、导吴破楚的伍子胥;名传千古“哭秦廷”的申包胥;宰相之杰张居正;绿林起义领袖王匡、王凤;爱国诗人屈原;茶圣陆羽;领一代风骚的文学公安派代表人物“三袁”(袁宏道三兄弟);竟陵派的谭元春、钟惺;近代政坛上颇有清廉之名并称“三怪”的张难先、石瑛、严重等等,都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①董玉梅、方明:《壮怀激越古荆州》,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从上古时代起,荆州作为“九州”之一,其范围达及衡阳,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南方。汉武帝分全国为13个州,荆州便是其中之一,其治所还曾迁至常德。三国时,洞庭湖区同属东吴荆州刺史。西晋时期,分辖洞庭湖区的建昌郡、南平郡、天门郡、武陵郡、衡阳郡、长沙郡均隶属荆州。隋代,除益阳县属潭州外,余皆属荆州。唐代,澧州澧阳郡、朗州武陵郡与荆州同属山南东道(治所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宋代在州之上设“路”,岳阳巴陵郡、鼎州武陵郡(常德府)、澧州澧阳郡皆隶属于荆湖北路。元朝,在宋代建制之上设立“行省”,岳州、常德、澧州路,与荆州同隶江南湖北道。明朝,两湖平原共属一个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直到清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布政使司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才与荆楚正式从政区建置上分离。这种长达数千年的统一融合关系,使物华天宝的荆州和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长期影响和濡染着洞庭湖区先民,使洞庭文化在自已固有特色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荆楚文化的底蕴,使之更具亲和力、凝聚力和扩张力,为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二)洞庭湖西部的澧阳平原,由于古代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它的开发早于东部和南部


    近些年来,在西部洞庭的常德境内相继发现了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址,其中最主要的有澧县彭头山、城头山、八十垱、安乡汤家岗遗址等5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津市虎爪山遗址,是湖南省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遗址,它表明在3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在常德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远古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常德地区已发现500多处,使常德远古社会的发展线索更加清晰。特别是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约9000年,且遗址成片发现,出土文物数量丰富,为中国和世界找到了人类水稻文明的最早源头,雄辩地证明洞庭西部平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发祥地。东部洞庭的临湘市沅潭镇长源村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20万年,比虎爪山遗址迟10万年以上。华容县车轱山和南部洞庭的安化马路口、江南、益阳邓石桥和沅江漉湖等遗址,大都距今只4000~8000年。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史前古城近40座,其中有10来座筑造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或与其相当的其它考古学文化时期,有20余座筑造于龙山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000余年。在城头山古城未确证之前,中国已知最早的一座城,为仰韶文化晚期筑造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而城头山古城始建于距今6000年以前,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推前了700~800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将“城”认定为鉴别国家的指标,古文学关于“国家”的字眼也往往带有表示城墙的义符,《礼运》的作者还以城郭沟池作为国家的要件。今天看来,“城”还透露出更深刻的意义,即“城”都是夯土城墙,筑城工程非常复杂,从设计、测量,以至鸠工取材、取土、运土和夯筑,大批劳动力的编组和指挥,养活他们的粮食的生产和集中,可以透视其行政组织发展的程度。彭头山揭露出的稻田距今约8000~9000年,比世界上任何一处已揭露的稻田都要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世界最早的稻谷、稻田和中国最早的“城”,均出现在洞庭西部平原?透过洞庭湖区的考古发现,我们得到的答案:一是大自然的斧凿神工,使洞庭西部平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洞庭湖西部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最适合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它吸引着原始先民纷纷走出深山老林,来这里居住从耕。特别是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南迁,不仅给洞庭西部平原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使洞庭西部平原出现了南北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所以,城头山“城”的出现,是西部洞庭食物生产不断丰富、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和反映。二是洞庭西部平原离六个历史朝代的国都——荆州很近,又扼京都通往湘、黔、川、滇的要冲,在水运尚未兴起的历史年代,其地理交通优势曾长期优于洞庭南部,更为当时的东部所望尘莫及。古代交通不发达,既没有铁路、公路,更没有航空运输,水运就长期靠着木帆舟楫。封建帝王对辖区实行管理,唯一可靠的交通线路就是驿道。驿道上设立的驿站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传递官方信息,二是接待朝廷官员,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邮局、电信局和政府接待处。而在古代,凡是朝廷的命官,包括七品县官都由中央任命,都要先到京城去接委任状,然后才去赴任。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年代,封建帝王“近图荆楚,远图百粤”,其路径多为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安阳、南阳等历朝故都)-长安-南阳-襄阳-江陵-武陵-益阳-长沙-零陵-百粤(今两广);另一条通往巴蜀的路线是咸阳-襄阳-江陵-武陵-桃源-沅陵-怀化-芷江-晃县-铜仁,再进入贵州、四川和云南。这两条持续几千年的古代“国道”,都要经过常德中转,所以,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自然要比洞庭湖东部和南部大。洞庭湖区东部一直到古代水运兴起,秦始皇开通湘江与珠江沟通的灵渠,唐代开通襄阳-荆州-岳州-潭州-郴州-韶关到达广州的驿道,宋代起京都分别移驻开封、北京和南京后,交通地理优势才突现出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代岳州开埠,长江与湘江水运发展,粤汉铁路修通之后,东部洞庭的发展才开始出现大的转机。


(三)洞庭湖区的政区架构历史上曾互相隶属,其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较为密切


     这些隶属关系可以分为:


    1.常德(或以武陵等名义)对岳阳全部或部分地域的管辖有4次:即汉代武陵郡曾直辖过孱陵(故址在今湖北省公安县西南),而孱陵就包括今岳阳、华容等县;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的鼎澧路,治所设鼎州,曾辖岳州;清康熙三年(1664年),湖南布政使司下设的岳常澧道,治所设澧州,辖岳州;清嘉庆九年(1804年),湖广提督改为湖南提督,治所设常德府,又辖岳州。


    2.岳阳(或以岳州等名义)对常德全部或部分地域管辖过2次:即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常德府所属澧州(辖澧阳、安乡、慈利、石门四县),曾划归岳州府管辖;1899年,湖南提督岳常澧道治所移驻岳州,曾管辖常德府和澧州。


    3.常德(或以武陵等名义)对益阳全部或部分管辖有2次:西汉初年管辖过益阳部分地域;1952年,益阳地区撤消后,其所属地域全部划归常德地区管辖,直到1962年才恢复。

    4.常德、岳阳(或以武陵、岳州等名义)对沅江(安乐)和南县(南洲)的管辖。沅江自秦至晋未单独设县,先后分属益阳、汉寿;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从益阳、汉寿县地析置药山县;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置药山郡,辖药山、重华两县,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废药山郡及药山、重华两县,置安乐县,后又改名沅江县,属巴陵郡;五代,改属朗州(今常德);北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还属岳州巴陵郡;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改属鼎州武陵郡;乾道中,复属岳州巴陵郡,后改属常德府。民国五年(1916年),从武陵道划出改属湘江道;民国27年(1938年),又复归常德所在的第二行政督察区,后又属第五行政督察区;1949年8月,沅江解放后,属益阳专区,1952年改属常德专区,1962年复属益阳专区(后改称地区、市)至今。又如南县,唐、宋、元、明时代,南县境内淤地分属华容、巴陵、乔江、武陵、龙阳、安乡,由澧州、朗州、岳州分别管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割华容、安乡、龙阳(今汉寿)、武陵(今鼎城区)、沅江、巴陵(今岳阳)6县接壤淤地设置湖南省南洲直隶厅,后又改为南县,属岳常澧道;建国初期,随益阳专区划属常德,后又改属益阳专区。华容县的政区建置,也曾先后分属过常德和益阳管辖。所以,洞庭湖区尽管地域辽阔,穷极“八百”,但不少历史年代的政治建构互有包涵,互为隶属,可以说是政治相融,经济相联,文化相通,习俗相近,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对促进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共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