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3礼包领取中心:民最关心的民生热点问题

     城镇居民最关心的民生热点问题



    现在流行一条短信：“生不起，刨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一万几；住不起，两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车没房谁跟你；病不起，药费简直晕死你；死不起，后人被扒一层皮”。我们常常对城镇居民说:“要改善民生。”恐怕这是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民生问题。
    如何改善民生呢?左丘明在《左传》中有个说法: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思是说，改善民生，必须人民勤劳，只要人民勤劳，就能丰衣足食。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老百姓们的辛勤劳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3600美元，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这说明，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的已经比较大了。但是，由于我国基本上沿袭了粗放型扩张模式，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不少不协调问题，隐忧不少、风险高发。这种隐忧和风险主要来自伴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不协调，有改革中遇到的体制摩擦，有发展中面临的薄弱环节，有稳定中存在的利益冲突，而改革发展稳定中的诸多问题，无不与“民生”息息相关，这又需要我们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切好。做“蛋糕”与切“蛋糕”，都是民生的大问题。
    那么，改善民生具体从何入手？无疑是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文化教育、民主法治、优雅生存等方面入手，这实质上也就是指人的工作权、人的平等权、人的发展权、人的享受权、人的生存权等问题，即城镇居民依照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维护着自身的民生权利。所以，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说，党和政府正在关注着城镇居民的民生问题；而应倒过来说，保障城镇居民的民生权利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主要是保障以下“五权”：
    1、人的工作权——劳动就业问题突出。人的工作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人养家糊口的需要。你钱多可以吃海鲜，我钱少可以吃萝卜，碗里的东西可以有所区别，但必须都有吃的。然而，现代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是自动化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这就造成了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高素质的工人也会失业。有稳定职业的人和越来越频繁地受到失业打击的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工业发展促进了这一过程。今天得到一份好工作的资本已经不再是学历等有形的标准，而是社交能力、外貌和自我推销能力等无形标准。这些因素与大多数专业技能无关。由于合格的求职者有的是，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家畜一样供人挑选。我们需要从不断增加的失业队伍的角度去重新审查人的工作权。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一份“受雇”于人的工作。只有你能获得一份工作和工资，以人道的方式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才有可能养儿育女，传宗接代，以至增加艺术和精神方面的享受。所以，我们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努力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使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让所有劳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都得到充分发挥。
    首先，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就业问题已被列为头等大事。从今年1月初到现在，中美关系中接踵而来的纷争冲击着中国人的眼球：美国对台军售、双边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问题、谷歌退出大陆市场转道香港、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等等。特别是1月30日宣布对台军售，无疑冲击了美中关系的稳定，遭到了中方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但这绝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所在。就在1月27日，奥巴马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将就业列为2010年头等大事”，为此要增加失业补贴、鼓励创建小企业、扩大出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医疗改革等等。奥巴马还以“中国没有等待，进行经济改革”和“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来激励他的国内听众。
    其次，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保障民生首先就是保障就业。鉴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少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和促进就业。对此，温家宝总理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具体来说：一是要通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断扩大就业规模。解决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但在发展这个棋盘上，下了高棋得意，下了臭棋生气，下了废棋不在意，其实废棋有时比臭棋损失还大，它耽误了许多时间和机遇。回想一下，建国以来我们下了多少废棋！二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业、劳动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非公经济，现在是红眼病、白眼病都有，白眼病是什么都看不惯，红眼病是看着别人赚钱眼红，有时红眼病的病根儿又以白眼病形式表现出来。其实在扩大就业问题上，非公经济的贡献和功劳最大。三是要充分发挥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合力，三驾马车一驾也不能少。
    再次，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长沙，正在继续实施创业富民工程。“两会”期间，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在北京回答部分媒体提问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将扩大就业作为提高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实施创业富民工程，各级设立创业专项资金，取消20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创业带动就业。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47%以内，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城乡居民收入居中部城市之首，被评为中国十大创业之城。2010年将继续实施创业富民工程，全面落实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政策，鼓励和扶持更多劳动者自主创业。完善就业信息平台，加强就业援助，健全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3万人次，全年新增就业岗位8.7万个，继续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效吸纳就业。
    2、人的平等权——收入分配问题突出。人的平等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社会防止两极分化的需要。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不断加深，作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劳资问题最为引人注目。而劳动者相对于雇佣者，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由于待遇有赖于他人的任性，如果有人选择了公平地对待他——即按衡平的要求——这是他的运气，但“不是”他的权利。所以，如果别人选择不那么做，他就只得忍气吞声，劳动者已丧失了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判工资的权利。由此可见，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平等权利严重缺失的问题。
    首先，从收入分配的现状来看。200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 .33倍，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其数值在0–1之间），0.4以上为收入差距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资本的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一是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二是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6～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三是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劳动保障部人士透露：“我们的统计结果更加让人吃惊，多数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在的劳资冲突、突发性群体事件等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密切相关。
    其次，从收入差距的原因来看。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其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是社会保障不到位。当代先进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是按要素分配，而按要素分配的前提就是社会保障，它是公平和效率在微观结合点上的平衡器，没有社会保障的按要素分配就会走向反面。社会保障耗费的是社会经济运转的成本，不耗费这个成本，微观上的效率就会在宏观上丧失，没有了公平也就没有了效率，按要素分配就变成按权力和暴力分配。因此，社会保障资金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成本是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必须发生的费用，是政府的第一财政需要，这部分资金不能保证，政府其他一切开支都应该免谈。以人为本不在于把“平等”的口号喊得多么响，而在于扎扎实实地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启动器。所以，国家将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再次，从长沙社保的举措来看。长沙市着力构建日益完善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2010年将制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办法，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企业养老、城镇职工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分别新增参保16.8万、2.5万、4.38万、4万和2.3万人，并且突出三个重点： 一是病有所医。2009年长沙市建设乡镇卫生院18所，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统筹试点县市2个，大病互助支付范围由8万元提高到20万元，形成了城区“15分钟医疗圈”，村村建立医疗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超过95%。2010年将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稳妥推进参合农民门诊统筹补偿、宁乡基层医疗卫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着力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二是住有所居。长沙市把安居工程作为改善民生、拉动投资、扩大消费的最佳结合点，率先实行了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即对符合经济适用房保障条件的低收入家庭给予8万元货币补贴，他们可以将这些补贴作为自己的购房款，有选择性地在城区选购新房或二手房。张剑飞市长说，人民日报点名时我们通过积极沟通和协调，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但始终认为作出这一决策是符合长沙实际的，也是符合广大住房困难家庭利益需求的。2009年(筹集)廉租房7117套，发放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2万多户11.57亿元，同时搬迁棚户区居民1.66万户，拆迁棚户区216.78万平方米，1.9万余户低收入居民搬进了新家。货币补贴政策为长沙拉动了150万平米商品房的销售，占销售总量的12%。正因如此，长沙的商品房销售虽然火爆，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71%，但房价基本稳定，全年商品房价格涨幅居全国倒数几位，房价在中部省会城市中也是最低的。我市的作法得到中央及有关部门的肯定，作为经验推广，全国保障性住房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今年，我们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发放，开展“城中村”改造试点，推进棚户区改造，力争完成棚户区拆迁200万平方米，新建（筹集）廉租房6000套，改造农村危房2000户。三是老有所养。长沙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进入老龄化时期，目前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3个百分点。长沙市已连续四年提高养老金标准，全面实现应保尽保。从今年开始，全市将把养老服务工程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工作来抓，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设施完善、管理规范、覆盖城乡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将提质改造乡镇敬老院6 所，城市五区将建成400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达到每个社区都有1个居家养老服务站，以确保老年人安度晚年。
    3、人的发展权——文化教育问题突出。人的发展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的现代化的需要。人的现代化以文化教育为先决条件，文化教育又提升了人的现代化素质。然而，目前我国88%以上的农民是初中以下文化，43%以上的农民是小学以下文化，因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而收入低下者基本上是教育水平低的人。我们重视高等智能型教育，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升的升，并的并，忽视了技能型教育，我国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有6.2%，发达国家一般都在30～40%。文化水平低、职业教育缺失，特别是教育设施落后，已严重影响着提高劳动者的体能、智能和技能，那么在市场竞争中，也就不可能享受到平等的发展权利。所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促进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证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前不久，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对温家宝总理抱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个思考是很有见地的。我们的大学出了不少行政官员，校长以上了厅级、部级为荣，博士以当了什么长、什么主任为荣。这连胡适都不如，连司徒雷登都不如，更不要说梁漱溟、马寅初了。为此，我想强调以下三个观点：
    首先，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它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只有一流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因为人类文明的承袭方式是靠教育，每个人都必须从零开始学习，首先掌握从古到今前辈们积累的知识，然后才是创造。随着科学文化的积累，人类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接受教育。现在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时（30岁）已占去一生有效工作期限（60岁）的半数了。这个比值一直在不断扩大。等到这个值达到1时，人类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新创造的可能了。如同一个远途的挑担送粮人，他担子里的粮食，一部分是路上自耗的口粮，剩下的才是他实际上运送的粮食。随着路程的延长，自耗的比例越来越大。当他的粮食全部用于自耗时就达到了他的最大行程，同时挑夫也就无粮可送了。等到我们几乎用人生的全部时间去应付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的科学知识时，人类的聪明智慧就已发展“到顶”了。在我国，目前教育已无孔不入：升学的角逐早已由大学入学考试转向重点高中的竞争；有的地方已转为报考重点初中之争；许多家长都在抓紧幼儿的早期教育；现在教育又向胎儿压来，几克重的“小肉团”在母腹中已开始接受胎教了；甚至教育连睡眠都不放过，据说让你在睡眠中还听外语录音是新教学法。这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悲哀，也是对人的天性的一种扼杀。因此，要复归人的天性，坚持育人以德为先、创造为本，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长沙市就是这样来做的。2009年建设义务教育合格学校38所，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2115人共投入500万元。2010年将继续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这是一项惠民工程。去年，全市已完成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总量的33%,今年将完成60%左右，其中加固校舍面积230万平方米，重建65万平方米，预计2011年工程全部完成，三年投入资金23亿元左右。今年长沙还将继续实施对困难家庭普通高中生的资助，市本级将在去年5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到1000万元，确保困难家庭孩子都能顺利完成高中学业。
    其次，教育通过学习给人以新生命力。教育之所以得以传承与支撑，主要源自学习给人以新生命力。这就是说，学习并不是人的一种被动状态，而是人的一种生存能力和发展状态。人之所以能脱离动物世界，成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有自觉的能动性、学习的内驱力，没有什么外力的强迫，人本能地需要学习。人有自然生命，更有精神生活，缺乏知识和才智的生命，那不叫真正的人的生命。学以求知、学以致智，就如人日常生活中吃饭喝水一样，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活动。有了学习，人就不需要一切从钻木取火、打绳系结开始，而能从书中寻找出别样新鲜的生活，理清自己纷繁万千的思绪，得到令人茅塞顿开的感悟，或者分担书中布下的多愁善感，或者分享书中传授的宝贵经验，很自然地将学习视为生存的营养、生活的调剂，使人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力。
    再次，人在“学”与“习”中接受教育。人们往往只是把上学看成读书、把读书看成拿文凭，这显然是没有把握住学习的本义。在我看来，教育是“学”与“习”的有机结合，前者指人的认识，后者指人的实践，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却共同推动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应当厘清“学”与“习”之辨：一是“学”需要“蓝本”，而“习”以自身为对象。“学”，首先面对的是“学什么”的问题，这需要有现成的知识、现成的书本、现成的模仿对像；习就不同了，它如同一张白纸，完全靠自己去涂抹，或者说以自身为对象，这就像一个婴儿练习走路一样，先是从爬开始的，当他跌跌撞撞第一次站立起来的时候，习的成功喜悦连儿童自己也掩饰不住，更不要说孩子父母的高兴劲了。因此，学以求知为主旋律，每个人必须首先掌握从古到今前辈们积累的知识；“习”以锤练自身为大熔炉，钢花喷溅、铁水流淌，锻造着实习者的人格与品行。二是“学”需要“老师”，而“习”依靠实践。“学”有一个向“谁”学的问题，唐代韩愈总结的历史经验，作《师说》篇，开头就写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得解矣。”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也总结自己的经验，在《师友箴》中深有体会地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然而，“习”就不同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过程。犹如在游戏的实践中，使儿童有了“规则的实践”和“规则的意识”，自发的和有条理的玩耍，发生了孩子们的有秩序的关于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观念。“习”的魅力浸透于这种不经意的实践之中。因此，学以拜师为主要支撑，古今中外凡是造诣很深、颇有成就的学者，其共同特点是恳切从师、虚心求教；“习”则是带着问题自习一些磨脑子的书籍，精而管用的书籍，少什么读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迅速进入实习的阵地，它优越于“学”，正如我们常说的“理论是暗淡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4、人的享受权——民主法治问题突出。人的享受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人不仅能够享受高级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且能够享受到更文明的民主政治生活。民主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追溯得十分遥远，但现代民主理论却是到了孟德斯鸠才开始的。他破天荒地提出：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他说：“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选举是人民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途径，“无疑，人民的选举应当公开；应该把这点看做是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法律，”“人民指派自己的代理人——官吏。”这就是人民拥有主权、人民享有普选权利和人民自己任命自己的管理者的民主三原则。“民主政治还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能否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支配时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制约权力的最好方式。长沙市城镇社区直选及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在拓宽这一“民主新路”。为此，我们必须强调以下三点：
    首先，我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离开了民治民有民享，那就会丧失社会群众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以“主权在民”代替了君权神授；以自由平等代替了等级特权；以选举制代替了世袭制；以权力制衡代替了专制独裁。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西方政党执政体制主要有：获取权力体制——公众授权政党；运用权力体制——政党代表公众执政；制约罢免权力体制——监督罢免政党的权力。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但可以借鉴西方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中有用的、合理的东西，诸如用权力制约权力、阳光政策等等。在这里，我们讲保障和实现人的享受权，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存在一套“民治”、“民有”、“民享”的法律规则，这个规则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横向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家庭、婚姻、经济往来，我们通常称之为私法，调整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公法规则，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它解决个人的自由有多大的范围、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国家的权力如何运行等问题。私法规则强调的是自治，而公法规则强调的是民主、公正、理性。私法不强调理性，可以是非理性的。比如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长得虽然风流，但是感情不专一、不负责，所以在旁人看来，这个女孩子与这个男孩子谈爱是非理性的，但任何人没有干预她嫁给这个男孩子的自由权力。但公法的运作不能没有理性，这是公法与私法的一个最大区别。在公法里边更强调程序，更强调怎么体现、怎么保障民主参与、怎么保障科学合理。它的理性化靠程序来保障。
    其次，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如果离开了党内民主，那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作为政党组织，党内民主属于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而人民民主是国家形态的民主。两个不同范畴的民主是有区别的、能够独立发展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而党内民主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发展得好，才有可能对人民民主真正起示范和带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人民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一条“安全通道”。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党员主体地位得到重视，党内民主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党员民主权利不断得到保障，党内政治生活走上了正常化轨道。但是党内民主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实体上，党员权利缺乏保障，党内权力过于集中，使得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没有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直接影响到了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以至造成了不少决策的人为失误。在程序上，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制度机制还不健全，例如党的领导制度、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等，都需要改进、完善和创新，都要求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支持党员依据党章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在党内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把加强制度建设贯穿于保障和落实党员权利、规范和制约党内权力及重大决策的全过程，并在制度的具体化、可操作化、程序化、系统化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干任用上，主要弊端仍在于权力过分集中，选人用人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是缺乏民主化机制，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过程缺乏透明度，群众难以参与和监督，许多地方和部门不能严格执行党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干部的程序和规定，以主要领导意见为主导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如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因卖官受贿603万元而被判死缓，他就说过，他完全可以按照选拔干部的规定秩序走，但仍然可以做到想提拔谁就提拔谁。由此可见这个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二是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没有规范化、法制化，正确处理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干部任免权之间的关系无法可依，党委不尊重人大任免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江苏省射阳县委提名刘平为县粮食局长，因其劣迹昭著，大部分人大常委都投了反对票致其未能通过县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而落选，射阳县委却任命其为粮食局党组书记。对此，刘平竟得意洋洋地说：“人民不要，党要。”不久，刘平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被政法机关以受贿罪判刑14年，射阳县委的威信也受到严重影响。三是民主推荐范围不够宽广，基本上还是“官选官”而不是“民选官”。如河南省固始县2008年在全县范围内选拔正科级干部，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镇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有关媒体抨击这是“官二代”子承父业当新官，并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南，在全国各地也已相当普遍。此外，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民主推荐的组织方式过于简单，民主推荐的程序公开度不够，民主考察参加人选的确定方法不够透明，民主考察的范围延伸不够等问题。为此，有人提出：如果真正想搞民主政治的话，那就应该开“党禁”、推行多党制；如果共产党不推行多党制，就是搞的假民主政治。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是多党制。我的看法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多党制，而是权力制约机制。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都是围绕权力制约而表现出来的具体制度。所以，我的观点是，多党制未必民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未必不民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再次，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离开了法制讲民主，那就失去了法律依据。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抑或是政府公权力的运行，都必须在法制范围内进行，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治是国家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石。“法治”两个字本质上就包含着对公权力的限制，要求公权力“依照法律治理国家”，通过对公权力的权力范围、行使程序和相关责任的规范，使公权力的行使永远忠于权力的来源——人民。我国的宪法、行政法和相关组织法，都特别约束公权力在正确的使用范围内运行，并使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执政为民”。目前，我国还有一些公共权力没有严密的法律来规范，致使一些权力“有权力无程序”、“有权力无责任”，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随意性，导致权力的膨胀，有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侵害。当然履行程序是需要多花费些时间和精力的，确有一些“麻烦”，但它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导致的大“麻烦”。当然，由于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还缺乏具体化，也导致了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对公民私权的尊重不够。法律是民主制度的保障，良好的法治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落实的基础与前提。未来，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为权力的运行设立程序和规范，使权力运行进入法制化轨道。我国法律对权力制约将从一般的号召和政治原则，过渡到社会实践的层面。目前在这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多迹象，并将会更加明显。
城镇居民对法律都要信任，确立法律至上的精神。任何人没有法外特权，所有人都受法律的支配。这种法律的信任，是指视法律为生命，以至用人生和生命去践诺法的行为。世界上第一个捍卫法律至上精神和行为的人是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墨勒图斯等人控告犯有信奉异端邪说、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等罪行时，他完全可以离开雅典而保全自己。因为只有雅典的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持不同见解者，治罪惩罚。”但他没有离开，而是勇敢地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的辩护从立论到技巧上都是极为成功的，并被其后的人们视为辩护的典范。但是他还是被判处了死刑。临刑前，他的老朋友克力同借探望告诉他，朋友们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也有著作说，有朋友要为他乞求赦免或帮助逃亡）。可苏格拉底都不同意。克力同用各种理由来说服他，认为雅典的法律不公正，遵守这样的法律就是愚蠢，但仍无效。苏格拉底反问，越狱就正当吗？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正当吗？有没有服从任何法律的义务？苏格拉底提出了两个理由说明不应越狱：如果人人都以法律判决不公正为理由，那么社会、国家岂能有个规矩方圆？法律判决的公正固然重要，但秩序同样重要。在苏格拉底的内心深处有着这样的思考：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是非判断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但是这些判断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而，在此法律应当是首要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志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并且享受这个国家给予的权利，这就和国家之间有了一个契约。国家制定法律，向你发出了一个权利享受的意思表示，而你享受了这项权利便等于是接受了国家的意思表示，即接受了它的另外的义务性规定，双方由此建立了契约关系。如果不服从义务就是毁约。苏格拉底基于自己对于法的价值认识，勇敢地选择了服从法律的死亡。他用自己的勇敢，甚至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价值认识。这就是一种法律至上的精神和行为。在14年以后，苏格拉底被平反，诬告者也被判处了死刑。
    5、人的生存权——优雅生存问题突出。人获得了生命，就天然地获得了生存权。但人怎样生存下去，人又怎样去生活，却是我们每个居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学会生存”，这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与行为。那么，人怎样生存下去呢？首先要有基本的生存条件，诸如衣食住行等；其次人的生存不仅是个体的生存，也是群体的生存，人生来就需要与他人交往和相互帮助，离开他人的帮助就寸步难行；再次人生存本身没有什么好恶之分，在生存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但是生存的质量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有奴役生存方式、自由生存方式和优雅生存方式等等。其中，优雅生存方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障碍在于其自由生存方式。自由生存方式是人类在否定奴役生存方式基础上自觉选择和追求的生存方式，它与现代文明相适应，是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其根本规定性在于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自由生存作为一种人类自觉选择和追求的生存方式无疑具有合理性。它通过人性和个性的解放和张扬使人成为自己、社会和自然的主人；使人的潜能充分地释放，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人的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并不断地开发新的欲望，并能得到尽情享受。但是，自由生存方式已经并还在产生许多不良后果。由于过分刺激对利益的欲望和鼓励对利益的无限追求，人们日益被欲望所主宰、奴役。欲望得不到满足感到痛苦，得到了满足又感到空虚；而欲望又在不断地被刺激、被开发，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满足。为说明欲望的无止境，我抄录了明代朱载育的一首《十不足》散曲。这一散曲写道：“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凌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却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这一散曲，把一个贪得无厌者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可以说，因欲望而使人的心灵始终躁动不安。由于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而人又变得日益贪得无厌，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竞争因而愈演愈烈。由于人们和各种组织拼命扩张自身的利益和力图占有更多有限资源，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强弱悬殊，弱肉强食。人类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不断向自然开战，野蛮地掠夺自然，只管收获，不问耕耘。自然再也承受不了人类的蹂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走向崩溃的边缘。自由生存方式已展示其日益明显的缺陷和弊端。人类必须努力克服自由生存方式的弊端和缺陷，否则人的生存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人的幸福指数，必须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从现在的自由生存走向未来的优雅生存。
    其次，所谓优雅生存，就是在追求各种需要得到充分和协调满足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追求各种才能自由和尽情发挥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才能的发挥的生存方式。与自由生存相比，优雅生存具有以下五大特征，也可以说我们要实现五大转变：一是从利益至上转向高扬个性。也就是说，由自由生存以个人利益实现的程度作为人生价值的尺度转为以人性实现和个性发挥的程度作为人生价值的尺度；由看重利益（表现为各种资源）的占有量转而强调个性的丰富性。二是从追求占有转向充实精神。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是“精神的花朵”，不然娜拉在物欲得到一定的满足，就不会出走，去追求精神的充实。金庸在浙江大学当了博导，但却放弃了，跑到美国一所大学读书、当学生去了，这只能从他是追求精神的充实去理解。所以，优雅生存并不否认占有有限社会资源对于人生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并不把这种占有看做是人生的主要追求和惟一追求。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不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各种资源，而是张扬真正体现人的本性和个性的精神。三是从扩张物欲转向珍视生命。优雅生存反对过分刺激和扩张物欲，要求人们敬重和珍视生命，把人的生命看做是非个人的、神圣的、崇高的。人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世界上的，生不带来、死去带去。人不是赚钱的机器，赚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在西班牙的温州鞋城之所以被砸，就在于他们拼命赚钱，而当地人更珍惜生命。四是从尽情享受转向全面发展。优雅生存主张人们适度地合理消费，反对过度消费的享乐之风，特别是反对那种不顾一切地追求极乐的变态或病态做法，致力于消除导致享乐主义、纵欲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根源，同时引导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人格完善、心灵安宁、事业成功、家庭和睦等多样化的、健康的生存目标，使人们过一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充裕生活，不仅注重现在，也着眼于未来而生存。五是从自我中心转向博爱众生。自由生存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是个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中心和自由，个体的自由、权利、利益都是至高无上的。优雅生存主张个人要努力从狭隘的自我走出来，把自我融入社群和他人之中，使个人的生活像社会那样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每一个人不仅自爱，而且把爱逐步扩展开来，爱社群，爱众生，使个人的“小我”升华为众生的“大我”，使有限的“小我”融入无限的“大我”，并使之得以延续和扩展。
    总之，我讲的这些，有些新知识，但更多的还是一些老知识。现在，我们的理论学习中存在着一种怪现象，动不动就要提新口号，动不动就要讲新观点。但正如李瑞环同志所说：“我们要祖祖辈辈地过日子，不能搞的那么紧张，东一个口号，西一个名词。要规规矩矩，有条不紊，路是路，水是水，花是花，草是草，上班是上班、休息是休息。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