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3斗战易爆点:唐君毅其人

刘国强：唐君毅其人·生命垂范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事略

（一）家世

唐君毅先生，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农历戊申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柏溪镇周坝村的老家；1978年2月2日（农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香港九龙浸会医院。依旧历计算，享年七十岁[1]；若依新历计算，则享年六十九岁。

唐先生讳君毅，学名毅伯。先世为广东五华客家人士。客家人本居中原，在中国历代战乱中先后五次往南大迁徙。[2]客家人流徙客居他方，常以刻苦耐劳，生活简单俭朴见称。清代初年，四川因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土满人稀，甚至到康熙十年（1671），仍然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3]故清初康干时期，治蜀都重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安民为先，清廷下谕各地农民，入川开垦。客家农民得此机会，也跟着两湖的农民，走上川去。由此亦可推知客家人入川的背景。[4]唐先生的七世祖大概在这个时期因广东岁荒迁徙到四川宜宾，据说七世祖到四川后已成了孤儿，初为制糖店佣工，勤俭起家，开始作糖业生意，生意极好，糖由宜宾一直运出三峡，不料后来糖船翻江。[5]便在金沙江畔，即今宜宾县普安乡周坝村的地方购地业农，建家定居起来，遂为四川宜宾人。先祖勤俭积蓄，到四世祖时，已有田五六百亩。曾祖父东山公仁厚谦让，好读书而知识广。[6]祖父树寅公，性情忠厚，读书聪明，年二十病热而暴卒。父亲迪风公，是遗腹生的独子，名烺，初字铁风，后改为迪风，生于1886年（清光绪二年丙夏五月十七日）。十七岁正式入学，年十八应童子试，是清代末科秀才。性情刚直不阿。民国成立，迪风公年二十六，为《国民公报》主笔，主持正论，不为不义屈，不为权势移，对当时党人文士之趋炎附势，表示愤慨，曾作诗句加以讽评：「武士头颅文士笔，竞纷纷化作侯门狗。」迪风公青年时并不喜儒学，曾出题命学生历举孔子之失。1920年（民国九年），年三十五，因感母亲之逝世，才契于圣贤之书，归宗儒学。年三十九曾从学于欧阳竟无先生，但仍表示不愿学佛，愿学儒，被推为蜀中学问之正。迪风公没有其它嗜好，唯喜爱买书读书，曾尝言：「书是时时要读的，而饭是有时可以不吃的。」[7]于蜀中从事教育十五年，先后任教于省立中学、省立师范，及华西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后更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书院，被推为院长。李璜先生回忆谓：「迪风诸友闭门讲学，一以端本为务，弦歌之声不绝，我亦被邀讲演，感到一室肃然。」[8]1931年（民国二十年），因染时疫病逝于乡，终年四十五岁。著作多种，皆毁于内乱，传世的只有《孟子大义》一书。

唐先生的母亲陈太夫人，名大任，字卓仙。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月十二日）生于宜宾县窦坝村，先祖也是广东客家人。曾就读于其父陈勉之公任教的成都淑行女校。从小即甚有主见，不随顺习俗。十八岁与迪风公结婚，婚后除任教于师范数年外，皆尽瘁于养育儿女。迪风公与陈太夫人情意相投，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也是一样，都是直情径行，不顾人的毁誉的。[9]唐家到迪风公一代，家境已很贫穷，从陈太夫人的「除夕戏作」可见一斑，其云：「今年更比去年穷，零米升升过一冬。搜箧已无衣可典，御寒尚有酒盈盅。布衾如铁知宵永，窗牖来风待晓融。又是一回逢岁暮，依然羁旅客江东。」[10]虽然家贫，迪风公买书，陈太夫人也不忍拂其意，从不曾加以干涉。陈太夫人品性淑德贤慧，甘于清苦，平时教子甚严，欧阳竟无先生比于孟母。迪风公逝世时，也不忍卖其宝爱之书，宁借贷以办理丧事。1964年病逝苏州旅寓，享年七十七。着有《思复堂遗诗》，用笔真朴，感情纯挚。

唐迪风公与陈太夫人，生有二子四女。长子君毅，二女至中，三女德叔，早逝，四女恂季，五子慈幼，六女宁孺。

（二）生平事略

唐君毅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未及两岁学识字，十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寄宿校中。1921年，十二岁，考入重庆联合中学，成绩优异。十五岁开始写日记，立志向学，有希圣希贤之志。是时迪风公及陈太夫人均在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任教，有介绍该校女生刘志觉女士与唐先生婚配。唐先生初时不愿意，后来经父母劝说，仍同意订婚。两人通信数年，但因思想不同，便告分手，于1928年初解除婚约。

唐先生于十七岁毕业于重庆联中，然后赴北平升学，先入中俄大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平肄业一年半后，便到南京转读东南大学哲学系，副修文学系。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与北大、清华同为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1929年暑假后，唐先生回成都休学一年，当时蒙文通先生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教务长，聘唐先生及他的好友游鸿儒在川大教课两小时，唐先生教授西洋哲学史。当时唐先生仅上过两年大学，学生中也有年过三十的，然而唐先生讲课，毫无愧色。唐先生在川大执教了半年。

1931年5月，父亲及过继之大伯母相继去世，当时唐先生只有二十二岁半，便要负起全家的一切责任。大伯母生前的医药费，及死后购买衣衾棺木等，使唐先生负债累累，最终只好出售田产，还清欠债，安葬大伯母。父亲丧事，因告贷不成，迟数月才得出殡。[11]

迪风公去世时，唐先生尚未毕业，除了借贷渡日外，幸得迪风公之朋友与学生的关怀与帮忙，才渡过艰难日子。1932年，年二十三，唐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1933年冬，友人许思园赴美国留学，推廌唐先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以代其职。当时月薪只有八十元，其中四分之三便汇返家，只留四分之一自用。唐先生于此时开始在多份杂志月刊发表哲学论文。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军侵华，唐先生返回成都，在成都华西大学，及成都、成公、天府、蜀华等中学任教，每周上课三十二小时，课余与友人创办《重光月刊》，出钱出力，鼓吹抗战。在成都教中学时，唐先生与中央大学同学谢绍安成好友，常相往还，且与其弟斯骏稔熟，并得斯骏介绍其妹谢廷光女士认识，彼此开始通信，情投意合，结果于1943年在重庆与谢廷光女士结婚。1940年，唐先生首与牟宗三先生交，是年十月，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宗白华先生邀他重返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讲师。翌年，创办《理想与文化》期刊。被升为副教授。越三年，即1944年，升任教授，并任系主任，建议增聘许思园及牟宗三二先生。后因人事纠纷，系内要解除牟宗三与许思园二先生之教授职务，结果对朋作道义的支持，唐先生与牟、许二先生于1947年秋季应无锡荣德生先生在太湖之滨新创办之江南大学教授之聘，中央大学不肯放人，几经周折，只允请假一年。同年秋，唐先生把母亲陈太夫人及夫人廷光等家眷均移居无锡，唐先生亦得以事奉母亲经年。

1945年日本投降，翌年，国共全面开战，时局紧张，1948 年冬，共军南下，直逼长江，中央大学宣告停课。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时局更见紧张，适因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先生约唐先生与钱宾四先生赴穗讲学，乃于四月与钱先生同赴粤。[12] 当时因避乱在穗的还有熊十力、谢扶雅、陈荣捷诸先生，唐先生因谢扶雅先生的介绍，始认识了陈荣捷先生。由于时局不安，唐先生复与钱先生于六月十七日夜乘船抵港，后与钱宾四、张丕介、崔书琴、谢幼伟、程兆熊、刘尚一诸先生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钱先生为院长。初时，夜学院只租赁九龙佐敦道伟晴街之华南中学内三间教室上课。翌年二月，得到王岳峰先生经济上的支持，亚洲文商夜学院改组为新亚书院，在九龙深水 步桂林街61、63、65号租用了三、四楼，作为校舍。五十年代中，新亚书院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雅礼协会」的捐助，在九龙土瓜湾农圃道建了永久校舍。新亚书院由此而初具规模，稳步发展。新亚书院成立后，唐君毅先生一直受聘为教授，并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及新亚教务长等职。

1956年8月，唐先生首次赴台访问，除访问了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外，还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孔庙、台湾大学、师范大学、东海大学等重要大学，曾会见了一些政界学术界的重要及知名人仕，包括当时的蒋介石总统、陈诚副总统、蒋经国、张其昀、孔德成、雷震、方东美、刘泗英、沈刚伯、夏济安、印顺法师、殷海光等诸先生。1957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首次出国作考察访问，由二月十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遍游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地。在日本，唐先生访问了京都大学、亚细亚大学，明治时代的孔庙，奈良博物馆和一些神宫和寺庙，会见过西田派哲学的小松、京都大学的西谷启治和安岗正笃诸先生。在美国，访问了著名大学，包括普林斯顿（Princeton）、耶鲁（Yale）、哈佛（Harvard）、哥伦比亚（Columbia）、芝加哥（Chicago）、加州（California）、史丹福（Standford）等二十所大学及学院。曾会见的著名学者包括张君劢、陈荣捷、萧公权、胡适之、William E Hocking, Bland Blanshard, Charles Moore, Hook, Susuki, Lessing, Creel等诸先生。在欧洲，遍游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庞比、梵帝冈、雅典等地。

1958年，唐先生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之宣言，此文化宣言已成为新儒家的一篇重要文献。1962年8月，东方人文学会正式成立，唐先生出任会长，会员除牟宗三先生外，尚有谢幼伟、程兆熊、王道及新亚书院与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

英国的殖民地，过去都只成立一所大学，作为殖民地最高学府，以培养土生的殖民地官僚，帮助英国人的管治。在五十年代末，由于香港社会的要求及压力，香港政府被逼研究成立第二所大学，终于在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成为基本成员书院。唐君毅先生受聘为中大哲学系讲座教授兼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1964年，母亲陈太夫人病逝苏州，唐先生悲痛万分。1966年3月，左眼视网膜脱离，赴美医治无效，十二月赴日本京都治眼疾，在京都居住八月之久。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初，体制上是联邦制，各成员书院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各自的财政、行政及教学、收生、聘任教职员的独立权责，然而中文大学当局的办学精神与新亚相违，并于1974年成立「教育方针与大学组织工作小组」，研究中文大学改制，建议把财政、行政、收生、聘任等权集中大学本部，联邦制名存实亡。唐先生与新亚书院董事会极力反对无效，立法局强行通过中文大学改制法案，新亚书院董事们愤慨香港政府背弃中文大学成立时维持联邦体制的承诺，九位董事集体辞职，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以表示反对的立场。九位董事，除唐先生外，尚有李祖法、钱宾四、沉亦珍、吴俊升、徐季良、刘汉栋、任国荣、郭正达诸先生。同年秋天，唐先生自香中文大学退休，便专心办理新亚研究所。1975年4月应聘台湾大学任哲学系客座教授，在台讲学八个月，于1976年1月自台返港，同年8月，知道患上肺癌，决定赴台动手术，手术后经休养回港，仍讲课不辍。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感身体不适，再入医院检查，终证实癌细胞已扩散。1978年2月2日凌晨，哮喘大作，急送浸会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六十九岁。葬于台北观音山朝阳墓园。

注：

[1] 若以旧历计算，一出生即为一岁，唐先生出生后第六天便是新年，便是两岁。
[2]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3-34。
[3]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转引自胡汉生《四川近代史事三考》，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页1。
[4] 同注[2]，页29-30。
[5] 此处根据唐先生《怀乡记》中所记。
[6] 唐先生二妹至中在《从太公到哥哥》一文中谓：「太公知广，好读书，藏书多，他有两句家训：『人不读书便愚蠢；书要读，官可以不做。』」（见《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香港：法住学会，1990，224）唐先生在《怀乡记》中则谓：「我祖父一代方开始读书。」（见《全集》卷五，页597）唐君毅先生与唐至中之言看似矛盾，然唐至中对太公事迹之叙述，条理分明亦相当可信。笔者以为唐先生谓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是指才有机会正式入塾读书，唐先生在《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中亦言「吾祖树寅公，始就塾读书」（《唐君毅全集》〔下文简称《全集》〕卷二十九之三，页15），意即才开始「入塾」读书，而谓才开始读书。东山太公的读书是自己读书，所以藏书多，也因此必使他的儿子（唐先生的祖父）一到适龄即入塾正式读书。而东山公之父亲便不一定有要儿子入塾读书的要求。唐先生在《怀乡记》中亦述：「父亲十七岁，便入了学。」而唐至中在《从太公到哥哥》中也记其父两岁学识字，九岁《四书》、《五经》十二岁读《庄子》，所以读书与「入学」是有分别的，这样了解唐先生与唐至中所说才没有矛盾。
[7]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37。
[8] 李璜，《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见冯实群编，《唐君毅先生纪念集》，台北：学生书局，民国六十八（1979年），页142；《全集》，卷三十，页13。
[9]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27。
[10] 《思复堂遗诗》，《全集》，卷二十九之三，页138-139。
[11] 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年谱》（以下一律简称《年谱》）谓迪风公「直至阴历七月十六日始出殡」（《全集》卷廿九，页28）。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则谓：「直至十月才得出殡。」虽一为阴历，但两者仍不一致。故只能确定数月后才出殡。唐君毅先生1939年6月致当时的恋人谢廷光女士的信中说，「……家中现状很窘。而父亲八年未正式安葬，已定暑假葬。」（《全集》卷 ）
[12] 唐师母曾多次向笔者说及，如没有王淑陶的邀请，钱先生、唐先生也不一定能来香港，香港的文化教育也会不一样。

第二章 性情的孕育

（一）乡土

「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这是迪风公写在唐先生老家门上的一对对联，十分写实。[1] 唐君毅先生的老家，现今尚保存完好，几幢四合院式屋舍，灰白的墙，黑墨的瓦顶，没有雕琢的楝梁，坚固朴实，整个屋舍坐南朝北，屋后是颇硕大的「鹞子山」，屋前一片田野，向着金沙江倾接。推开大门可遥望江水、屋子就离金沙江只数十丈，对江正北方高耸的「千佛岩」、「少峨山」，草树茂密，东北角可远眺金沙江岷江与长江三江交汇的宜宾城。宜宾地区多雨，金沙江湍流滔滔，水声汩汩，江对岸绵亘的山，山色莽苍。昔日唐君毅先生就是出生在四川宜宾县普安乡周坝的这个山川灵秀，朴实无华的传统四合院式老家。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看来并未骚扰到这里的静谧，她仍然远离东面柏溪镇和东北面宜宾市城区的纷杂与喧闹，可以使人想象得到唐先生在这里生活时四周的宁静与超逸。

虽然在唐先生一生中，真正住在宜宾这个老家的时间并不长，半岁时，已随父母住在成都，一生中只回老家住过几次，合起来不过三、四年的时间。[2] 大概每回住在老家，家乡的山水，四周的宁静和超逸，足以使他有所感发。

人类灵魂最高的幸福，是他的宁静。
在宁静中，你的思想情绪，在他自身安住。
在宁静中，你的性灵生活，在默默生息。
在宁静中，你的精神，在潜移默运，继续充实他自己。
……

这是唐先生在三十岁前后所写的， [3]大概家乡的山水已静静地涵育着一个不世出的大心灵。

宜宾位于金沙江、岷江和长江汇流之处，据《宜宾县志》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宜宾就有僰、僚等民族聚居，由于水陆交通方便，是通往云南贵州的要道，宜宾得以开化甚早，民风淳厚，知礼而好义成了宜宾社会的显著特征。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地理风俗记》曰：「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僰人为宜宾留下了仁爱礼义的古朴民风。 由于位于交流要道，各地民风文化也在宜宾交流融汇，诗人墨客如杜甫、黄庭坚、苏轼、陆游亦先后到此。[4]宜宾位在长江头，有长江第一城之美誉；宜宾人好客，使宾至如归，是甚宜宾客之地也。唐先生个人对人待客之道，或可以说是有受于宜宾的民风，宜宾有唐君毅，更见宜宾之宜宾也。

宜宾北接蜀中，蜀为富饶之盆地，农业一向发达，被誉为「天府之国」，奇山胜水，如有峨眉山之秀，长江三峡之壮丽，剑门关之险，青城山之幽等等，不胜枚举，而且人文荟萃，历代人物辈出，如司马相如，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如诸葛卧龙，皆为人所乐道。今日的宜宾人川人仍像传统的中国人一样，以咱家的山川灵秀人文风貌能孕育贤哲英杰为傲。[5] 唐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大部份时间都在蜀的首府成都及重庆渡过，尤其是在成都。大自然的山川草木的灵秀与社会的人文风教，能养人之精神，蓄人之气度，潜移默运，孕育大心灵大气魄，看来也不可完全以虚妄迷信视之。唐先生曾自云：

我对中国乡土，与固有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之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6]

虽然唐先生大半生离乡在外，他对家乡尤其是他的老家是怀着深情的，因为这里一切都是他生命的根本，生命的源头。在〈怀乡记〉里，唐先生说：

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墓上，先父的墓上，祖宗的墓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东去江水，亦就可以满足。[7]

最高的境界，也是最平凡的心境。孔子「吾与点也」是从另一侧面点出这种最高也是最平凡的心境。在熟悉与平凡中总可以显出趣味与可爱，就像唐先生看冬季的金沙江；「江水几全涸了。江底露出，并无沙。只见一片黑白红赭的石子，互相错杂。远望如一大围棋盘。偶然听见江上渔船歌声，绕湾又不见了。」[8]

（二）家教

陈太夫人十八岁与迪风公结婚，大约婚后三年便怀有唐君毅先生，据唐先生二妹唐至中所记，陈太夫人在怀有唐先生时，很着重胎教。留意自己的心气和平，特别在存心动念上是用了不少工夫。[9] 中国古代已有重视胎教之传统，《大戴礼记．保傅》篇中即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韩诗外传》中记戴了孟母怀孕孟子时行胎教：「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谓也。」[10] 大抵胎教是合乎科学旳，因为孕妇的情绪是会影响其生理变化，这些变化也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11]

唐先生未及两岁，母亲陈太夫人即教以识字，并教以火柴排其字形。[12] 有时候陈太夫人自己念，唐先生便用手指，两岁已识字几百了。[13] 唐先生幼年读书，皆由母教。母亲知道儿子早慧，却担心儿子常受亲友称赞而骄傲，因此教儿甚严，绝不当面称赞唐先生。一次唐先生的袓母在家乡请人为唐先生做了一件皮背心，母亲也不与穿，使唐先生在家中没有一点特殊待遇。陈太夫人也留意避免受到环境的坏影响。在唐先生年幼时，一次，家中曾请了一个帮助家务的李嫂，十分能干，但常骂人，说粗话，陈太夫人屡次告诫无效，怕子女受影响，只得把她开除。[14] 陈太夫人要唐先生任天而动，自然发展，不愿替他凿窍，而且时常以「锅盖揭早了，饭便烧不熟了」告诫，所以唐先生也不知自己天资之高，没有一点骄气。[15] 的确，若无浑钝中的朴厚、天资纵高，骄生浮荡，便成不了大气候。唐先生幼小时候却「憨态孜孜」，天机未泄，到了老年，仍十分难得的保持着一份纯粹、童真和理想主义的情怀，以至俗世者讥为天真愚笨。唐先生的确缺少了现实世界周遭最容易发现的世俗聪明。陈太夫人之教育居功不少。

唐先生六岁时，父亲迪风公教以《老子》；由于迪风公最佩服章太炎，在唐先生七岁时，迪风公便要唐先生读章太炎编的白话文教育经，内容有文字学与诸子学。十岁前，迪风公又教读唐诗，《司空图诗品》，背诵《说文解字》。唐先生后来说：「我几岁时，阿爸教我背《说文》，这同读字典一样的枯燥无味，小孩子实在不应读这类书。」[16] 然而迪风公也时常讲故事，尤其是好人的故事。唐先生十二岁半前，大部分时间住在成都锦江街。成都为人文荟萃之地，历史古迹尤多，有诸葛武侯祠、杜甫草堂、薛涛井、望江楼、昭觉寺、二仙庵、青羊宫、文庙、关岳庙。迪风公时常带唐先生游览这些历史古迹，每次向他讲述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讲解对联碑碣的意思，并要唐先生向历史人物之像前行礼。这种教育，使唐先生自少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解与尊重，唐先生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实植根于此。[17]

迪风公在母亲卢氏逝世后，因感恸而归宗儒家，翌年（1921，唐先生13岁），任教重庆联中，以孔、孟、老、庄之文为教材。大概迪风公在母逝前并无着意要唐先生诵读儒书，惟此后则较多讲儒学，1922年，唐先生十四岁，迪风公购孙夏峰《理学宗传》一书，供唐先生自学。[18] 又尝为唐先生诵「孟子去齐」一段，使唐先生深为感动，至于涕泣。[19] 从文献所见，唐迪风公与陈太夫人，在教育子女时，并不过于权威与高压，唐先生年少时，颇受时代风气影响，常少年气盛，并无传统观念，[20] 夫妇两人多以劝解出之。

（三）受学名师与大时代的激荡

唐君毅先生初知学问，皆由父母之教。[21] 十一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小，学校教国文的萧中仑先生，即以庄子《逍遥游》与《养生主》为教材，使唐先生产生很大兴趣，为日后学哲学的渊源。[22] 十三岁在重庆联合中学读书时，当时的名师有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彭、蒙、杨皆出于清末经师廖平所办的成都国学院。联中的礼堂上还有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神位。到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亦遇名师如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张东荪、金岳霖诸先生。后转南京中央大学，熊十力、汤用彤两先生亦由北京大学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短期讲学，除此之外，中央大学尚有方东美、李澄刚、宗白华诸先生，皆一时之选的著名学者。

唐迪风公于母逝世后四年，往支那内学院受教于欧阳竟无先生，唐先生亦时有在侍，得以亲炙欧阳先生。到迪风公过世后，唐先生还不时向梁、熊、欧阳、蒙、汤等诸先生问学。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唐先生正值少年时代，1919年，唐先生十一岁。正如周策纵先生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意识到有必要彻底转化中国的传统文明。」[23] 这是一个变动的大时代，儒教的权威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受到全面的批判，西方的思想受到了推崇。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实在论，无政府主义都被囫囵吞枣地拥抱接受。唐先生十三、四岁时，受新文化运动所影响，便以跪拜为奇耻大辱，回乡上坟祭祀，也不跪拜，直至父亲逝世后，才悟出跪拜是出于人子不容已之情。八叔祖请迪风公把唐先生过继与大伯母，以大伯母无子；唐先生则竭力反对，认为大伯母已有女儿，男女平等，何必自己过继。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其中一项重大和广泛的影响，就是加速了中国旧的家庭制度与观念的崩溃与女权等观念之兴起。然而，这些影响在唐先生的生命中只不过是表面的，更深的影响，却是大时代带来唐先生内在生命的一种激荡与挑战，一种如何重建他幼年少年时代便不知不觉涵泳其中的中华文教的价值，如何化解其内在生命中不容已之深情，与及由四方八面——尤其是自西方涌入的各种新旧思潮与观念间之矛盾与阻隔。所以，在二十岁前后，有一阵子，唐先生的生命是相当矛盾，烦恼是很大的。一方面他对父母的孝与爱，使他最终不愿违逆父母，接受介绍与刘志觉女士配婚，没有自由恋爱；也勉强接受自己过继大伯母的不合理旧风习。另方面，在唐先生三十岁以前，思维方式更多受西方哲学影响，走西方哲学之路，他事事要讲理由，像西方哲学之重论证，故对梁漱溟先生言儒家尚直觉，善恶是非也当凭直觉，不以为然。[24] 可是，唐先生幼年所受的家教与及生命中纯挚的深情，使他更易于契合中华文教中仁教的价值，故自少即有希圣希贤，发扬圣教，舍我其谁之志。唐先生十四岁时，迪风公尝为其诵孟子去齐一段，唐先生深为感动，至于涕泣。唐先生何以感动如此，当是迪风公为他诵至「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5] 唐先生深有所感，以其蕴蓄于心已有舍我其谁之志。唐先生在十五岁生日时，即和泪成诗数首，有云：

孔子十五志于学，吾今忽忽年相若；
孔子十七道中庸，吾又何能自菲薄，
……
孔子虽生知，我今良知又何缺？
圣贤可学在人为，何论天赋优还劣？[26]

又云：

泰山何崔巍，长江何浩荡，郁郁中华民，
文化多光芒，非我其谁来，一揭此宝藏。[27]

所以唐先生虽受新文化运动之影响，常读《新青年》、《向导》等期刊。[28] 共产党人萧楚女，浑代英，张闻天1923年在重庆联中演讲，要铲除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遗毒，唐先生却不愿跟潮流，与几位少年朋友吴竹似、陈先元、高介钦、游鸿如、宋继武、映佛法师，结为异姓兄弟，成立克社，以融贯中外古今为宗旨。然而越二年，唐先生等到了北京大学升学，受左倾思想影响更大，唐先生虽不像游鸿如般改为左倾，北京大学既是各种新思潮的中心，他心中产生疑问激荡在所难免。从当时唐先生所写之诗，足以窥见当时因理想与现实之矛盾无法疏解而心境显得失落、不知归止，而致身生多病。从十七、八岁唐先生所写的一些诗句可见其心情一斑。如诗云：
……
日月随节易，童年背我驰，感事戕我心，
处世触藩篱，心伤不能复，藩篱焉可越，
抚膺徒踯躅，临渊羡鲲龙，登高渐鸿鹄，
有志随流水，此心如槁木，得失乌是计，
死生犹梦觉，旦暮数十年，何为自束缚，
不如饮美酒，寄情满樽渌。[29]
……
吾身何所止？我欲登高山，悬崖高难跻；
我欲临深池，泉水深无底；我欲御波行，
狂涛安可驶；我欲坐如痴，荒原谁与椅；
我欲卧如尸，大地皆冰矣。乾坤莽浩浩，
容身不吾许，中心怆以摧，俯仰泪如雨……[30]

甚至有「遍体伤痕忍自看」，直是烦恼痛苦重重，而有不欲居人世之念。[31]

然而烦恼即菩提，大概唐先生到三十岁时，已是雨过天清，基本信念确立，于是日后生命更精诚通透，锲而不舍地努力为重建中华文教，为融合古今中外之思想，表现了刚健不息而无私的精神。

1940年，唐先生三十二岁，时在南京，一次往江津拜访欧阳竟无先生。欧阳先生嘱唐先生到内学院跟他学佛，愿供给一切并给与其首座弟子吕澄先生同等待遇，着其不必再在大学教书。当下唐先生的回答是：「我不只要跟先生学佛，还要学更多学问。」欧阳先生顿感大怒，仍语带悲恻地说：「我七十年来，黄泉道上，独往独来，无非想多有几个同路人。」[32] 这个时候，唐先生虽然深心感动，俯身下拜，但未有改变初衷。1940年唐先生致恋人谢廷光女士的信中即自白说：「……但是我不愿专学他的学问……他〔欧阳竟无先生〕痛骂我一次，乃我平生所未受过之骂，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其它学问我一样的爱，我不能专爱他的学问。」[33]

同样的，在抗战期间，一次唐先生拜访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对唐先生说：「我老了，我的学问尚无人继承，学生中惟你与宗三可以寄望，今后你不要再到大学教书，就跟我住在一起，钻研学问。」唐先生说：「我不但要跟先生，而且要学更多学问。」熊先生听后十分生气，唐先生乃默然退下。

在这两件事中，唐先生都不顾二位先生的生气及难过，仍然硬着心肠不愿答应专跟他们的学问，这与唐先生之仁者心怀，常不愿伤人之情，不忍拂人之意，以至他的母亲陈太夫人在致幼女的信中批评唐先生的性格谓：「汝兄太不忍拂人之意，致优柔寡断。」[34]看似相矛盾，但实质是唐先生已对自家生命有十分清楚的目标，唐先生的悲心宏愿，是在那西潮汹涌的大时代里，要认识了解各种思想，要博采众家，要纳百川而归于海，要重新为天地立心，为生立命。

注：

[1] 唐先生在《怀乡记》中说「这是写实。」笔者于95年8月到成都参加「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大会安排了与会学者参观唐先生在周坝的故居。
[2] 〈怀乡记〉，《全集》，卷八，页446。
[3] 此见于唐先生《人生之体验》书中之第一部「生活之肯定」。《人生之体验》是唐先生于1939至1943年写成（《人生之体验》重版自序）。唐先生于1940年三十一岁时在《学灯》上发表「生活的肯定」、「心灵的发展」，（见《年谱》，《全集》，卷廿九，页45）故可以推想是唐先生三十岁前后所写。
[4] 谭贤伟，〈唐君毅学术思想与宜宾故土文化〉，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论文。
[5] 在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上，笔者与当地与会学者的文章及谈话感受到。
[6] 〈自序〉，《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全集》，卷七，页6。
[7] 〈怀乡记〉，《全集》，卷八，页453。
[8] 同上，页448。
[9]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36。
[10] 转引自黄济《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传统概述》，刘国强、李瑞全编《道德与公民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1996，页113，114。
[11] 同上，页114。
[12] 唐君毅，《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52。
[13] 同注[20]，页236。观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2。
[14] 同注[19]，页233-234。
[15] 唐至中，《从太公到哥哥》《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IV》，页236-237。
[按：原文「哥哥也不知自己天资聪颖，而有一点骄气。」第二句应为「而没有一点骄气」之误。]及唐至中之另一文〈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3-654。
[16] 唐至中，〈我的哥哥〉。
[17] 唐先生自己说：「他〔迪风公〕对我幼年时的教育，即常是到这些地方去游览时，即为我讲杜甫诸葛亮等人物的事。有时与我解释解释对联及碑碣上的文字。这些教育，细回想起来，其对我之一生之影响实是最大的。我所以对中国文化尚有尊崇之心实植根于此。」（唐君毅，〈中国之祠庙与节日及其教育意义〉，《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卷，《全集》卷　，页　。）又可参见〈怀乡记〉。
[18] 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全集》，卷廿九之三，页16。
[19] 见〈后序〉，《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全集》卷廿四，页466。唐先生为何如此感动，下文再及。
[20] 如不上坟，无祖宗观念，以家谱为可笑，祭祀不跪拜，视男女平等，不愿过继与无子仍有女的大伯母等等。（见〈怀乡记〉）
[21] 唐先生自己也说：「吾稍知学问，初皆由　吾父母之教。」（〈编后记〉，《先人著述》，《全集》，卷二十九，页224。）又谓：「故吾幼年读书，皆母所教。」《母丧杂记》，《全集》卷廿九，页66。
[22] 唐先生于《怀乡记》中自谓「后来学哲学，亦许正源于此。」
[23]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3.
[24]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15。
[25]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有四段，笔者认为唐先生感动涕泣者，当为此段，其它段看来不应引起如此感动。
[26] 唐端正撰，《年谱》《唐君毅全集》，卷廿九，页11。
[27] 同上，页11。
[28] 据周辅成先生所述，二十年代初他在重庆巴县中学上学，有空常到附近川东师范学校一位朋友陈先元处谈学问，发现他的寝室内堆着全套的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新青年》、《向导》、《创造周报》等期刊。后陈先元告诉他，这些都是联中同学唐毅伯（即唐君毅，毅伯是早年学名）去北京时留存在他那里的。（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页78。）
[29]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0。
[30] 同上，页20。
[31] 二十岁时，一日因烦恼无法自解，去信父母，禀告与刘志觉女士分手事，并述及自己之病况，有不欲久居人世之语。又附十九岁生日照片一张，题诗有云：「遍体伤痕忍自看」。（《年谱》，《全集》卷十九，页22）
[32] 同上，页41；又刘雨涛，〈怀念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先生二、三事〉，《全集》卷三十，页205-206。
[33] 《致廷光书》「第五信」，《全集》卷廿五，页73。
[34]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7。

第三章 至情至性

在高呼打倒传统伦常道德的潮流中，在历史文化大变动的大时代里，要重建中华文教，若只逞口舌之争，理论概念之辩，恐怕还是不足够的。唐君毅先生一生的学问是发自生命心灵的不容已之情，他一生至情至性，始终不渝，他的生命直接显发他的学问与思想，在清末民初至新文化运动的近代人物里，能够做到像唐先生般内外合一，躬行实践，没有几个人。

（一）孝亲爱妹弟

唐先生与父母妹弟感情甚笃。唐先生十分孝顺父母，常不愿拂逆父母之意，免父母难过。十五岁时，虽不愿与他人介绍的刘志觉女士配婚，但在父母再三劝说下，还是与刘订了婚。同样的，把自己过继与大伯母，唐先生极力反对，迪风公夫妇初也不允，但八叔公屡次去信加以责备，唐先生恐父母为难，便勉强应允。[1] 后来陈太夫人对勉强儿子这两件事，颇自引咎，然而唐先生始终没有怨言。[2]

唐先生为了文化理想，栖栖皇皇，四处奔走，对父母是很想念的。在父母逝世时，唐先生感到如天崩地裂，嚎哭倒下，那种发自自然的真情，要控制也控制不了。1931年，唐先生二十三岁，正在南京读书，因奔过继的大伯母丧，回到宜宾，才知道父亲已去世（大概母亲妹弟怕唐先生受不了，待他回乡后才告知，以免途中出事），唐先生嚎啕大哭，未及走到灵堂，已瘫痪不能走动，哀恸之情，无以复加。[3]

母亲逝世时，唐先生五十六岁。1964年二月二十七日，唐先生出席友人晚宴，忽接家中电话谓苏州来电报[4] ，唐先生当时即有不祥之预感。及回到家中，见牟宗三先生已在场，二妹至中自苏州来电报谓：「母逝，命勿归。」唐先生频呼，「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唐先生不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唐先生于沙田慈航净苑为母设灵位，居丧九日，与灵位相守。然「大孝终身慕父母，而祭祀之事，无时或已，则七七亦不能限之」[5] ，故居丧后，又于家中设母像位，晨昏定省，上香致祭。[6] 唐先生自己说：「吾每上香，见香气氤氲，顿觉宛然吾母之灵来格。」[7] 这种「祭如在」，与及，「人之精神不会死亡」、「身体之死亡不等于精神之死亡」、「身体是不断消毁中以显现精神」的信念[8] ，都是唐先生所信持的。五四运动以至现代的中国人，尚未吸取到西方的科学精神，但头脑却变得太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人死了，还有什么呢？你能证明给我看吗？这都使现代的中国人对祭祖的意义不甚了了，只以保守视之而可有可无。唐先生对逝去父母亲一方流露真挚不容已之情，一方也不忍见至亲之一往无余，一灭永灭。对唐先生而言，母亲陈太夫人对他的爱，对他的了解[9] ，与及对他的期望，都是至亲切至真实的体验，如何可以相信，母亲躯体一逝，使一灭永灭，所以任何哲学不能安顿人生的这种至情，都是不足的。信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人，会很容易便对唐先生这种态度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主观主义，客观的世界是如何，并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wishful thinking）而改变──「客观世界有客观世界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这对现代人是有很大说服力的，也因此现代人对人的「主观的」（更准确的说，应是「主体的」）情意或性情并不重视，不重视因为主观的都不够真实；不重视因此便不培养，不培养跟着便是人的真性情越不表现，越不表现更证明了不真实，这样便陷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而在所谓客观真实的世界，人又找不到价值的「客观事实」，于是在科学的、实证的、客观的世界里，人只找到了生命的迷失。

唐先生常强调自己当下体验到的不忍见先人一逝无余或不忍见他人之痛苦的真实情感，也是宇宙间一个实事，我们又怎可以不去说明这个实事呢？唐先生并不是要去否定科学与实证主义所面对的客观世界，[10] 而是要超越主客，融摄主客，同时说明他生命中的自然流露的真实性情的这一实事，有永恒真实的基础，亦即说明一切人本真实性情而有之精神皆永恒不灭。

父母之丧，使唐先生之对中国传统性情之教的深义有更多的感悟。并于慈航净苑中加设父亲及岳父母之灵位，以便于拜祭。唐先生平素对弟妹甚爱护，母亲逝世，更增骨肉之情，更多关念弟妹之子女，以弟妹之子女亦是源于母亲的骨血，故思在余生多有所裨益于弟妹及其子女，以安母亲在天之灵。[11] 如前所述（页5），迪风公逝世后，唐先生便要以二十三岁之龄负起全家之责任，越二年，在南京大学初任助教，便把八十元的月薪的四分之三汇返母亲与妹弟。事实上，在母亲死前，数十年来，所得薪资，除自养家眷之外，都尽量供养母亲及弟妹，就是在新亚桂林街时代，月薪微薄也不例外。[12] 后收入较丰，亦屡望申请母亲来港，以便奉养及医治其病，惟经两次申请，皆未获准。[13] 母亲逝世后，仍汇钱与妹弟，二妹至中去信要求勿再汇款。唐先生的答复是：「我已无母可养，只希望我妹弟不要太辛苦。」[14]

唐先生在与刘志觉女士解除婚约后，几年间，对人介绍女友皆婉谢，并常向人说：「我如早婚，势必影响我妹弟之深造，我妹弟都可成材，岂可任之失学。」[15] 1940年10月到重庆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唐先生常常希望与母亲同住，又希望为二妹至中及六妹宁孺提供较好的读书环境，因而舍去坚固漂亮，且地势高敞而有地板的单人宿舍，却登记中大柏树村宿舍（大概是家庭宿舍）。柏树村宿舍地势低而潮湿，是没有铺地板的简陋平房，唐先生则为母亲及至中二妹的房子聘请木工铺地板，又屡次亲自去磁器店添制各种用品，自己的房子却仍然十分潮湿。[16] 在陈太夫人逝世前四年，唐先生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九龙尖沙咀重庆大厦E2之单位，以备他日迎母亲侍养，盖以母亲久居重庆，E2与母亲呼自己为「毅儿」同音，想母亲一定喜欢，此可见唐先生的孝心。[17]

唐君毅先生在父亲过世后，除尽父职负起母亲及弟妹之经济，亦时常紧张弟妹的教育，有空时则对弟妹多加指导。[18] 大概是由于对弟妹之深心爱护，以致过份担心，遇上弟妹要走较崎岖遥远的路途，便生怕弟妹发生意外，连梦中也生惊恐。[19]

（二）敬长尊贤

唐先生至情至性，不独对父母妹弟深情，对其他长辈、朋友、学生，以致陌生人，也出于一片诚挚，和唐先生交往过的人，绝大部份都会感念不已，都会被唐先生的真诚所感动。

对于父执及年长辈的，唐先生都礼敬有加，以下略说数例。

1949年移居香港后，凡遇节日，唐先生即祭祀祖先；过年时，除同事往还外，对于长辈如钱穆先生、李璜先生、吴俊升先生等，无论如何忙，也一定往拜年。在酬酢场合中，有年长或父执在，总谦辞上座。李璜先生即记述，「在应酬场中，君毅与我同席时不少。每有我在，君毅辄辞上座，称，幼椿先生系其父执，不能逾越。」[20] 1976年，新亚书院以图书馆命名为钱穆图书馆，唐先生事后获悉，认为不用钱先生之号而用其名，有欠恭敬，乃将此意通知当时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21] 唐先生十三岁在重庆联合中学念中一时，父执辈刘泗英先生为讲时事，唐先生一方少年气盛，一方凡事好问，常起立问难，使为之语塞。迪风公知道了，加以训斥；但刘泗英先生并不以为忤，且嘉许其少年有思致。[22] 居港时，刘泗英先生每次自台来港，唐先生必招待尽礼，并喜听刘泗英先生讲述当年乃父与其共事时各种情况。[23] 方东美先生是唐先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唐先生每次到台，都加以探访。到了唐先生学术有成，誉满学林时，书信往来间，乃称方东美先生为师，以「生」自称。[24] 1977年唐先生第二次赴台治疗癌病，入医院检查，知道方东美先生亦因癌疾入住同一医院，唐先生随即往问候，并送上白药与抗癌灵。不幸方先生先病逝，唐先生作挽吊唁曰：「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为何弃我先沉。」[25] 唐先生虽与方先生学术方向不一样，观点也有异[26] ，然此挽辞可见唐先生对方先生推崇备至，而自居谦下。及后唐先生又写一文有关方先生之著述，以对一些不合事实之纪念文字，加以澄清。[27] 熊十力先生在致唐先生的信函中亦时常要唐先生办这事办那事，唐先生从没有烦厌之言，熊先生逝世后，唐先生积极敦促学生书局印行亡师多本遗着，连熊先生的「与友人论六经」及「与友人论张江陵」也影印给学生参阅。[28] 东方人文学会假新亚书院礼堂，先后追悼熊十力先生及张君劢先生。

唐先生对于前辈梁漱溟、欧阳竟无、熊十力诸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对梁、欧阳二先生之人格及真诚，几十年来感念不已。[29] 唐先生十七岁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梁漱溟先生也在北大教书，以办文化事业需经费，作公开演讲五次，每次收费一元，没有钱的学生可以写信给他要票子，唐先生去了两次，因受激进学生的压力，第三次便不去听了，梁先生以为唐先生没有钱，便着人带五元大洋给他。唐先生自感是因受了激进的年轻朋友之威胁不敢去，觉得有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甚感念前辈对后辈关怀爱护之情。在逝世前一天还向夫人提起此事。[30] 欧阳竟无与熊十力二先生都曾向唐先生说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入室弟子，都为唐先生所拒。唐先生仍在国内时，在迪风公去世后，有空便常向这些前辈先生探望及问学，[31] 也不时到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等父执辈家里问候和请教。[32] 居港时，与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诸长辈亦时有书信往还。熊先生函中请唐先生办理各种事情，唐先生都尽力代为办妥。[33]

唐先生不止对前辈敬重，对前辈之德之诚感念不已，对远方他国的圣哲贤智如甘地，如爱恩斯坦之逝世，亦悲痛万分。

周辅成先生记述：「一次与唐先生在往支那内学院之路上，由想起欧阳竟无先生的逝世，便告诉唐先生报载印度的甘地去世了。唐先生听后，忽然脚步停下来，大叫一声『呀！』脸上变色，用脚向地重重地击了几下，立刻双眼泪如雨下，口里不断叹『他死了！他死了吗？……』」[34] 唐先生在〈论西方科学精神〉一文中，便谓当爱恩斯坦逝世时，他亦为之慨然者久之。[35]

（三）待人真挚重义

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在东京追悼唐先生的会上发言时，说与唐先生见面或分别，总使他想起《易经》的「谦卦」。[36] 的确，唐先生是对人谦下的。大概一些对传统文化反感的人，视谦下的态度过于柔弱，可以欺负，有些则视为中国人的一种世故表现，谦虚一点，总不会得罪人，少些凌角，易于处世。安冈正笃对唐先生的称许，当然不含有这种贬意。确实不少中国人的谦虚是源于世故的，世故心是一种功利心。而不少日本人的谦虚则是过于表面和形式。唐先生的谦虚是真实的，也不是刻意的造作的，这是源自唐先生看人，总先看到他人的优点，总肯定他人之有所是，即不是先从人之不足处看人，故此唐先生对人，先没有一种内心排斥贬视的心理，这种心理往往使文人相轻，互相倾轧。而唐先生对自己，却时常看到自己的不足处；[37] 而且唐先生每见一善德都会深心感动，沛然莫之能御，故只要见他人有一善德有一功德，都会对表现此善德者敬之礼之。二妹唐至中回忆哥哥，说唐先生纵在成长以后，「在公众场合仍然常感腼腆」，陈太夫人以为是因为儿子自谦重视对方之故。[38] 知子莫若母，陈太夫人时刻把精神都灌注在儿子身上，母子感通无间。唐先生的谦厚是由真尊重他人，肯定他人之价值，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而来。但谈起学问理想与人生道理，又时常滔滔不绝，学问渊博通达，使人如沐春风，理想精神得到提撕，听过唐先生演讲谈话的人大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唐先生的真挚，使人不会感到唐先生高高在上的教训自己，或是在表现他的学识。

唐先生待友真挚尽义，得到朋友信任，也可从一些事例中看出，以下略说一二。

唐先生少年的一个朋友游鸿如一生传奇，思想由左倾以至于求证道求佛法，年二十八岁便病逝，逝世前托其夫人致信唐先生，说唐先生最了解他，请唐先生在其死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唐先生接信后，除悲伤外，为亡友念《金刚经》半月。[39]

周辅成先生与唐先生虽不是同学，但大家因共同的兴趣（都是念哲学的）和理想，在大学时代已通信认识。[40] 抗日战争时期，唐周二先生均在成都，二人生活贫困。一天，周辅成先生忽然接获一出版社以高稿费邀约写一本「哲学大纲」的书，周先生当然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是约唐先生写的，但唐先生却把贫困中赚钱的机会让给了周辅成先生。[41]

唐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时，欲荐好友许思园与牟宗三二先生任教哲学系，因阻力大，恐不易通过，遂至数夜失眠。[42] 及后许、牟二先生与方东美先生相互不慊，唐先生欲化解双方之不满，都向一方称道另一方之长，然而最终不成功，牟、许二先生被中大辞退，唐先生亦请辞，与牟、许二先生应无锡太湖滨新创办之江南大学教授之聘。[43] 唐先生此举，是既要对好友支持，也是要对当时的哲学系负责，因牟、许二位是唐先生所推荐的。

唐先生重义轻财，初出道在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时，月薪八十元，如前所述，四分之三已汇作母亲及弟妹家用，余下四分之一，除自己生活所资外，还招待堂叔子和表弟在自己处居住食用半年以上，宁可把自己仅有之皮袍典当作补贴。[44] 唐先生平日所余下的薪金，到农历年底必以分赠有困难的亲友及其后辈，唐先生从不告人，人不知而不愠。据李璜先生所述，某年近农历年除夕，一老友之子有远行而乏路费，当时李璜先生任教珠海书院，钟点费的入息微薄，于是挈友之子往找唐先生，唐先生惜他来迟，因所余的钱已分配亲友，并请夫人取出万余港币之分配名单，尚仅余五百元赠友人之子，并留午饭，且对其远行奖励一番，嘱其问候乃父，唐先生仁者之心怀，使李璜先生深心佩服。[45]

殷海光先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所批评。唐先生于1956年首次访台，与殷海光先生亦见过面。1967年10月，唐先生正患眼疾，殷海光因病入医院动手术，唐先生虽书写困难，乃致书关切问候。[46]

梁漱溟先生弟子周绍贤先生，在台讲学，1972年唐先生到台讲学，与他见面，一见如故，唐先生知周绍贤先生关心梁先生，日后每接梁先生函，必以告知。[47]

唐先生个人藏书甚丰，有十柜以上[48] ，其中有些附庸风雅的，或胡扯之文章，多是著者所赠送的，在搬家时有同学建议把它丢了，免得占地方。唐先生正色说，「一篇文章总是别人的心血，何况他送给我，我就该保存，还是暂时将它摆好，将来我会看的。」[49]

在港时，唐先生家中雇有佣人金妈，金妈为唐先生工作，一做便二十多年，像家人一样。金妈信佛，想拜一位观音菩萨。一次在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唐先生便为金妈向晓云法师要一尊观音像，离去时，晓云法师大概忘了将观音像给唐先生带回。到下次晓云法师与唐先生见面，唐先生便很珍重的再提起为金妈要观音像之事。[50] 可见唐先生并不因为是佣人的事而轻慢。新亚研究所一位职员因患肝炎休养在家，唐先生知道后，便着人将当时香港已绝市的肝炎特效药片送赠服用。[51] 又香港有一位老教授，与唐先生素未谋面，便托人送去这位老教授一笔现金，并且谦避老教授的致谢。[52]

对于学生，唐先生是爱护备至，多方扶掖鼓励的。

新亚书院早年的学生，多是1949年后自大陆流亡来港的青年，大部份都是孤身在外，唐先生在节日，尤其是每年农历除夕，便邀请他们到家中吃团年饭，使他们在节日也多少有家的温暖。新亚书院的学生增多后，便只好轮番每年邀请不同系的学生。[53] 对于外来的留学生如日本留学生[54] ，唐先生每年总有一、两次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日本留学生高木桂藏在东京悼念唐先生时，说出自己的感受谓：「唐先生为人非常温厚，予我真正的照料。」[55] 唐先生对出外留学的学生，每年都会寄予贺年咭，并加以策励。在唐先生逝世前，接近农历新年，唐先生寄出的策励是：『努力崇明德，时时爱景光』。唐先生对他人的来信，总有信必覆；对学生，对仰慕他的青年读者的来信，也不例外，且必加以鼓励。能够帮助学生的，唐先生都会尽力协助帮助。例如新亚学生雷金好和邹慧玲，因所住新亚临时女生宿舍喧闹嘈吵，便兴起到郊外隐静的慈航净苑暂住读书的念头，请唐先生帮忙，结果唐先生不单止帮了忙，而且还一家人连同程兆熊、李国钧二位先生一起送他们到慈航净苑，并逗留至黄昏才离去，两位同学整个暑期亦得以在宁静的环境中看书、诵诗渡过。[56] 在文革时曾当红卫兵的翟志成，七三年领了新亚研究所的奖学金在所中攻读，到了七四年，由于香港的物价飞涨，仅够吃饭的奖学金已变得不足够了。当时徐复观先生提出唐先生亲自决定批准免去了他74/75年度的全年学费，而那时候，正是因中文大学改制，新亚研究所退出中文大学，研究所经济最困难的时候。[57]

学生毕业后，只要能力许可，唐先生都尽力支持协助学生取得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学生在生活上得以安顿，能专心做学问和教学。比如学生李武功，毕业后闲赋在家，那时中文大学初成立，唐先生是首任哲学讲座教授，大学要派一位文员保管文书和打字，唐先生却不要文员，要求校方准聘李同学替此职位，并为他抄写文稿。[58] 另一学生林秉权，因由英文系转哲社系，只两年便考毕业试，唐先生恐他程度不够，会成绩不好，也影响了新亚参加中文大学第一届学位试哲学考生的水准，所以请他不要急于考毕业试，在校多留一两年，以进修学问。林当时以为唐先生只顾学校声誉而牺牲了他毕业的利益，出言不逊，也着实使唐先生生气。后他还是考了试毕了业，一天遇到唐先生，唐先生仍是对他毕业后的打算垂询甚详。林同学当时告知唐先生准备在出洋留学前找工作，赚点生活费和路费。当时唐先生便会同唐师母，随即陪他到当时设在弥敦道恒生银行大厦的中文大学办事处，见当时的中大教务长，为他觅得一份在新亚哲社系办公的文职。[59]

事实上，如果要细数新亚毕业生能到外地留学，与及能在新亚、中大或其它专上学院任职的，其中多少有唐先生出过力支持或协助的，也会不少。还记得笔者毕业那年，一次，唐先生对笔者说：早年新亚较多位置，现在要推蔫你们也很困难，现在没有位置。就好象因为对一位尚算用功的学生未能提供到帮助而感到歉意，他的语调神情使人感念。

但也是因为这些现实上的蔫举，现实上的位置与利害，唐先生显然无法都满足所有的要求，而且人总往往都看到自己的优点，却容易对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无明，于是觉得唐先生为什么蔫举他人不蔫举自己，便觉得唐先生主观和偏私了。于是仁者之怀也无法避免一些他人的怨气。事实上，唐先生对于学生的心怀，是有机会可以帮助的他都尽力帮助，总希望提供条件让学生上进。

在这种人事的纠葛中，唐先生既不会耍手段，也不议论他人或背后说是非，所以委屈在所难免。在桂林街时期，有一位居住于难民营之青年，常向唐先生请教，还时常向唐先生借钱借书，他是唐先生的同乡，当时也实在是艰难，而且也好学，所以唐先生都不加以拒绝。然而，这位青年因后来对唐先生诸多要求，不得要领，恼羞成怒，一次写信给唐先生，说唐先生在中文大学填报的年龄是假的，如果不帮助他进入中文大学教书，便要加以告发云云。唐先生对其他同学说，「天地可毁，唐君毅的年龄是不可以假的。」在公祭时，唐先生灵前放着一个敬辞跪拜的牌子，这位同乡却跪倒唐先生灵前，大概他是感到悔意的，相信唐先生在天之灵，还是会原谅他的。[60]

又一次，事缘哲学系聘请讲师，遴选名单中，以黄耀炯君资历最高，黄君为新亚哲学系毕业后，考取雅礼奖学金而在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星加坡大学执教多年。唐先生亦乐观其成。当时唐先生已经退休，哲学系的系主任某君，以黄君之一私人书函，偶说及其来港或仍有困难，使解释为黄君不能来港，将黄君屏诸候选人之外。事为黄君所知，便去函当时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先生，说明他若被聘任，必回校服务，并去函该系主任，谓其私人函件，并无不能来港之意，并以副本送中文大学文学院和唐君毅先生处。唐先生得到黄君副本后，认为是次遴选，确欠公平，唐先生此时虽已退休，对黄君亦不能不作道义上的支持，故曾以私人资格，本息事宁人之心，函该系主任，建议视此事作一时疏忽，谋求协调补救办法，不料该系主任全不接受，反唇相稽，不惜公开表示与唐先生决裂。此事对唐先生的情感伤害很大，因该系主任为唐先生所聘，且推蔫其继任中大哲学系系主任。为此，唐先生曾写一公开信与哲学系执事先生，表达其意见。信末云：「今更有所感者，以天地之大，观此事之小，实不必多费笔墨，然事有大小，理无大小，个人可屈，理不可屈。尝见今之若干为哲学者，平日高谈阔论，一落到与自己有利害关系处，则不论是非，诬人自诬，敷衍情面，习为乡愿，则何贵乎哲学？」可见唐先生感慨之深。[61]

（四）更多的信任与尊敬

虽然如此，唐先生受到更多的是：长者的尊重、朋友的信任，学生的敬仰。

母亲陈太夫人逝世时，于慈航净苑设灵堂致祭，当时新亚书院赵冰，钱宾四，沈燕谋，赵鹤琴诸老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唐先生谊属后辈，各老先生致挽联花圈，惟以同事之雅，竟以伯母称陈太夫人，视唐先生如兄弟同辈，此称呼之微，足以显四海之内，皆兄弟也[62] ，亦足见唐先生之德高，受各人尊重而显扬父母。

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Mr. T. De Bary）教授把一次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nrned Societies）所资助的国际宋明儒学会议的论文集献给唐先生[63] ，当时参加是次会议的还有日本崎暗斋学派的传人冈田武彦，日本汉学界元老吉川幸次郎，唐先生还是大家心目中众望所归的长者。1973年，唐先生曾到瑞士苏黎世（Zurich）与欧洲当代存在主义大师、年届八十的马塞尔（G.Marcel）对谈，当时差不多可说是日本学界祭酒、代表京都哲学的西谷启治也参加了交谈，唐先生是被推崇为中土硕儒。西谷启治曾亲自向杜维明教授推崇唐先生的学养和洞识是当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64]

唐君毅先生至情至性，对朋友重义，也因此甚得友朋之信任，不少视唐先生为知己。在少年时代，重庆的几个少年朋友，人生的遭遇发展与思想变化，各人不同，也有政治观点的相异，却保持了珍贵之友情，都十分信任唐先生，有烦恼困难都与唐先生诉说。如陈先元青年早逝，病危不久人世前给唐先生二信，说在人世间觉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对于唐先生的友情，却连说「难舍难舍」。如曾参加共产党青年团的游鸿如，既把本欲寄给某小姐的二千字情信也寄了给唐先生看；复于武汉清党时，由武汉逃至南京，住在唐先生处，他也在年青得病早逝，在逝前去信唐先生，请唐先生于他死后念《金刚经》半月。如上文所述，唐先生也照友人所嘱，为念《金刚经》半月。[65]

1940年，唐先生得友人李长之先生的引介，初访牟宗三先生，二人神交已久，自此便常相往还，论学不辍，彼此成莫逆之交。牟先生曾说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66] 李长之先生后与柯柏熏女士结婚，新婚后由于夫妻性情不同，时有龄龉，也分别向唐先生倾诉，唐先生屡次为调停劝解，不时直指双方错误，致二人终于和好如初。[67] 可见二人对唐先生的信任。

熊十力先生另一学生韩裕文先生，熊先生也寄望甚高，尝谓唐先生与牟先生皆自有一套，非能承其学而寄望于韩。[68] 1949年，韩先生在美读书，孑然一身，1955年底因癌疾病逝美国。在友人中，他对唐先生最为信赖，与唐先生常有书信往来，直言对时局之感受，对时人之臧否。[69]

胡兰成先生，曾是汪精卫幕僚，故被指为汉奸，尝被逮捕下狱，其人文才甚佳，从其文章及致唐先生的信看，此人生命之体验亦甚深，悟会亦非一般人可及，不会是出卖国家的人，唐先生谓其对具体人生有亲切体验，唐先生与他交往无间。[70] 他视唐先生为知己，从日本写信与唐先生论学论时，多至每星期三封者。[71]

读哲学的人，头脑时常在观念中打转，也最易生观念执障，唐先生似完全没有这些执障，与人交往，总是生命与生命的照面。因此尊敬唐先生，与唐先生亲切往还的不止是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欧美人；不止是儒学者，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唐先生逝世，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大殓，吊祭者有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团数十。[72] 后归葬台湾，教育部主持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追悼会，出席悼念的有五百多位学术文化界人士，当时台湾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先生亲临吊唁，并赠「痛怀硕学」之挽额。钱宾四先生与唐师母及唐先生女儿安仁小姐相见时，不禁洒泪。[73]

注：

[1]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4。
[2] 同上，页657。
[3] 唐端正，《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8；唐慈幼，〈对我哥哥的一些回忆〉，《全集》，卷三十，页673。
[4] 时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居于苏州二女儿唐至中家中。
[5] 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全集》卷三之四，页76。
[6] 唐先生说，「吾母逝世，设神位于沙田慈航净苑，吾每周去进香二次，又设像位于家，以便朝夕供饭礼拜。」（同上，页72）
[7] 同上，页75。
[8] 可见于唐先生《心、物与人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体验续编》之〈死生之际与幽明之说〉中的讨论。
[9] 1949年元月，时局危急，唐先生乃促两妹及夫人奉母亲自南京回乡，临别向母亲说：「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任何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今世乱方亟，以后行无定所，今有妹等侍养，望勿以儿为念。」当时陈太夫人答：「汝必欲与中华文教共存亡，则亦任汝之所之矣。」（《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七○）不说其它，只此一例，已足见陈太夫人对儿子之了解。
[10] 这个世界在唐先生心灵九境的哲学中有其一定层位的存在性，主要在前三境的客观境界中的存在。
[11] 〈母丧杂记续记〉，《全集》卷三之四，页81。
[12] 《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169，及页83。
[13] 〈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8。
[14]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8。
[15] 同上，页660。
[16] 同上，《全集》，卷三十，页661。
[17] 《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155；〈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9。
[18] 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2；唐慈幼，〈对我哥哥的一些回忆〉，《全集》卷三十，页673-674，675。又如1940年10月19日致爱人谢廷光女士信中谓：「但是经我不断的努力，我弟妹们的学业快要完成，明年四妹毕业，五弟也将在专科毕业，我打算以后再使五弟读二年书，因为在抗战期读不了多少书，明年毕业后让他作二年事，只六妹尚在中学。我家中和我私人的债已还完了。」（《致廷光书》，《全集》卷廿五，页160）
[19] 同上，页662，676。
[20] 李璜，〈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其家教与其信行〉，《全集》，卷三十，页16。
[21]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361，卷三十，页381。
[22]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9。
[23] 《全集》，卷三十，页16。
[24] 《书简》，《全集》页29-33。
[25]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18。
[26] 方东美先生喜新实在论，唐先生大学时虽受其影响，但很快便转向唯心论。方先生称道尼采，唐先生不喜尼采，对尼采批评不少。（见〈有关方东美先生之著述二三事〉，《全集》卷十，页674。）
[27] 同上，页218；《全集》，卷十，页673-675。
[28] 王煜，〈唐君毅先生对香港大学与我的影响〉，《全集》卷三十，页429。
[29] 〈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习哲学的经过〉，《全集》卷九，页381。
[30] 〈忆先夫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三十，页604-605；又见〈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经过〉，《全集》，卷九，页381-382。
[31] 可参考《全集》，卷三十，页659，卷廿九，页42，卷三十，页205。
[32] 刘雨涛，〈怀念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先生二、三事〉，《全集》卷三十，页206-207。
[33] 熊先生致唐先生的二十多封信件，唐师母仍保存良好。《全集》卷廿六，《书简》中未有录唐先生致熊先生之信函，大概是因熊先生过世后，唐先生致他的信函未能保存下来。
[34] 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页83。
[35] 《全集》，卷六，页87。
[36] 〈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全集》，卷三十，页93。
[37] 唐先生常常反省而见自己之不足，如：
「吾年来亦日益感吾平日之为文论学，不能如吾父之直心而发，而喜繁辞广说；正多不免随顺世俗所尚之乡愿之习。」（〈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全集》卷廿九，《先人著述》，页20）
「顾吾为学，偏尚知解。」（〈编后记〉，同上，页224）
「彼〔按：指胡兰成〕在港时所向弟言，颇使弟自反平日太向抽象处用心之偏。」（《全集》卷廿六，《书简》，页69）
[38] 《全集》，卷三十，页667。
[39] 〈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全集》卷八，页462-467。
[40] 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页78-81。
[41] 同上，页82。
[42] 赖高翔，〈忆唐君毅教授〉，《全集》，卷三十，页121。
[43]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六十四；唐至中，〈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65。
[44] 《我的哥哥》，《全集》，卷三十，页657-658。
[45] 李璜，〈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其家教与其信行〉，《全集》，卷三十，页15-16。
[46] 殷海光先生1967年10月23 日致唐君毅先生函，函中殷先生谢唐先生教函关问候，该函为唐师母所保存。
[47] 〈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全集》，卷三十，页115-116。
[48] 唐先生过世后一两年，笔者与岑咏芳在暑期的一段时间，曾应唐师母之请，为唐先生的书编码。
[49] 李武功，〈在爱和希望中的安息〉，《全集》，卷三十，页474。
[50] 释晓云，〈一代哲人，已成终古--敬掉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三十，页132。
[51]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34;卷三十，页493-494。
[52] 同上。洪锷，〈永远怀念唐故所长〉，《全集》，卷三十，页493。
[53] 《全集》，卷二十九，页109;卷三十，页471。
[54] 新亚研究所的留学生，最多是来自日本。其它国籍甚少。
[55] 《全集》，卷三十，页101。
[56] 雷金好，〈悼唐君毅老师〉，《全集》，卷三十，页455-456。
[57] 翟志成，〈恩重如山，粉身难报——哭君毅师〉，《全集》，卷三十，页509。
[58] 《全集》，卷三十，页471。
[59] 《全集》，卷三十，页463-465。
[60] 唐端正，〈永恒的悼念——敬悼君毅师〉，《全集》，卷三十，页319-320。
[61] 《年谱》，《全集》卷二十九，页208-209。
[62]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153-154；卷三之四，页
[63] De.Bary Edit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Columbia Universitiy Press, 1975。原文是，"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ANG CHUN-I in recognition of a lifetime devoted to Neo-Confucian studies and in appreciation of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mind and spirit which he brought to our collaborative work."；杜维明，〈一阳来复的儒学——为纪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全集》，卷三十，页297。
[64] 同上，页295-297。
[65] 〈记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66] 牟宗三，《五十自述》，页100。
[67]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56。
[68] 同上，页42。
[69] 唐师母尚存有韩裕文致唐先生函二十四封。
[70] 《全集》，卷二十六，页69。
[71] 唐师母也保留了胡兰成写给唐先生的信几十封。
[72] 《全集》，卷二十九，页235。
[73] 同上，页240；《全集》，卷三十，页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