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漷县规划几个村拆:做权臣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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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2 19:59)
                      
明清

做官难,做一辈子官更难,做一辈子屡遭攻击弹劾而屹立不倒的贪官则难上加难,在一个主上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官员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政治风波异常险恶的年代,这更是难如上青天。这些嘉靖权臣严嵩却做到了。
自朱元璋废相之后,明朝的中央官制不设宰相,而设立殿、阁大學士,为皇上草擬文墨,提出意見供皇帝参考。明成祖時,大学士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並有了正式的“內阁”名称。到明仁宗之后,皇帝大多不再亲自处理政事,內阁的权力加重,甚至超越六部。但是大学士仍然只有“票擬”的权力,也就是將意见写于奏章,呈給皇帝看,一切的決定权仍在皇帝,总体而言,权力比以往的丞相小。但是,如果皇帝倦政,大权则往往旁落到心腹太监或内阁首辅手中,明代中后期,这两种情形都时有发生。
因为皇权专制太过,一切均决定于皇帝的个人喜好。所以就官场的政治斗争之复杂,牵连之广泛,杀戮之惨烈,明代远超其他任何王朝。因而,官场风气也惊人的腐败。贪图禄位,结党营私和拍马迎奉都蔚然成风。官僚群组成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政治集团,相互斗争,以致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分裂与党争,内阁则更是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一个制高点。自永乐以来,入阁大臣凡163人,更换之频繁,不仅前无古人,估计后也难见来者。在这样一个风云莫测,“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政治背景下,严嵩以一介寒士,经科举入仕,不仅平步青云,且能背负“奸臣”之名入内阁把持朝政长达21年之久,确有其独到之处。
那么,严嵩为官的诀窍何在呢?
一、善用才华
这不是指治国的真才实料,如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特长,而是刚好能迎合“时代需要”的实用本事。
严嵩虽出身望族,但并非官宦之家,更没有特别的背景。不过他也不是泛泛之辈,而是以文才享誉当时的知识分子,精于诗词文章,书法也是一绝。26岁进士,做过翰林,参与过《宋史》编纂。《明史》载:“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 复职后不久便由编修升侍读,掌院审。随后又升礼部右侍郎,转左待郎,升吏部尚书等官职,在朝廷中崭露头角。
仅仅这些还不够,当时世宗信奉道术,一意祈求长生。所以朝中“青词”盛行,即一种写在青藤紙上,辞藻华丽,祈福消灾的文字。“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攫,卒至入阁。”在严嵩前后,还有不少大臣都以这条路赢得帝王欢心,进而入阁为辅的,包括后来扳倒了严嵩势力的徐阶。“青词”这种小文字游戏,对大才子严嵩而言,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时若论青词,“独嵩居最”,“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不光“青词”,凭借笔杆子来得,严嵩在其他场合也能大展所长,“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明史 列传196》)
靠这个青云直上,在今人看来有点荒诞,可惜这是当时的现实,想在官场立足,没有靠山是迟早完蛋的,但还有比皇帝更坚固的靠山吗?才学耗费于此固然悲哀,但才学的评判标准已然畸形,对个人而言也是无可奈何。
二、忠心耿耿
把这么个美好的词汇赠送给公认的奸臣使用似乎有些不妥,但并非不可。这好比家犬对主人就忠心耿耿,咬的都是外人。何况在皇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多时候无从区分 “忠心耿耿”究竟是为了“天下”还是为了“天子”。
严嵩很为皇帝着想,不管什么事情最终都会站到皇帝一方。“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明史 列传196》。一旦皇帝不高兴了,严嵩不会死抱原则,马上就转向,以皇帝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并一心把事办好,如此,皇帝岂能不开心。
世宗信奉道教,有些大臣很不以为然,但严嵩绝对不会。“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正因为这样,夏言被贬责,而严嵩则拜英武殿大学士,直入文渊阁。
以后世宗曾欲加嵩上柱国勋,“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明史 列传196》),如此谦恭,当然使世宗益视严高为心腹。世宗居西苑,“惟嵩独承顾问”,而严嵩虽大权在手,但对国家大政“与上无所许”,从不敢有可否, “两个凡是”做的非常到家。皇帝赞其“忠勤敏达”。所以,严嵩在期执政期间虽于国无甚建树,却也无甚大过。
三、雨水逢迎
对官场人物而言,溜须拍马人人都会,甜言蜜语也个个精通。这些只是基本功。要从众多逢迎者中脱颖而出,还必须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与皇帝相融合,形成一种鱼水关系。
嘉靖初年时,严嵩已近六旬,出仕多年,为官之道已修炼到家。深知世宗的性格与嗜好。世宗刚愎自用,严嵩遂谦恭柔顺;世宗反复无常,严嵩遂慎言敏行;世宗自许英主,严嵩遂唯马首是瞻。“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明史纪事本末》)。
世宗虽然宠信严嵩,但并非没有戒心,“当是时,帝方欲广耳目,周知百官情伪。”宦官在其中充当了监视工具。严嵩每次见到宦官“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世宗信道,严嵩也力捧术士。所以尽管朝野有怨,在皇帝心目中,严嵩是完美的。
直到最后,严嵩已然倒台,皇帝仍在思念。“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明史列传196》。可见此种鱼水关系的程度。
四、去除异己
官场如战场,险恶多变,到处充满危机和不测,稍不留神,明枪暗箭会接踵而至。何况严嵩权高位重,家底也不太干净。若只管被动挨打,迟早也招架不住。所以官要做的稳,必须去除那些绊脚石和反对者。
严嵩是一个贪钱爱财的人,黩货嗜利”,贪婪成癖。时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严嵩任礼部尚书时,礼部选译字生,嵩“即要货赂”。(《明史纪事本末》),到后来更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筐相望于道。”,里面包括商人,官吏,甚至王公。这也因此成了言官们的靶子。弹劾奏章纷纷而来,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在皇帝看来,贪财不过是小节,“作风问题”而已,丝毫不影响对其的依仗。有时候风声太紧,严嵩自动请辞,皇帝也不允。“此言已尽,但尽心翼赞,以副简任,不必复辞。” (《明史纪事本末》)
有了这个保证之后,严嵩知道“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遂不动声色逐步展开打击异己的工作,“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这有点类似今天的“打小报告”,比上奏章更直接,更见效,而且不露痕迹。严嵩通常的做法是“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忠,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列传196》)
就这样,“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 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杀人谁都会,但各有巧妙不同,严嵩做到了“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明史列传196》)。此等权术手腕,实在高明。
五、扶植势力
有道是“众人拾材火焰高”,在内争倾轧中巩固相维持权位,能长年屹立不倒,必须有一个掌握实权,覆盖朝野的亲信班子。且严嵩年事渐高,精力不济。儿子世番 “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常代其行事,也颇得世宗赏识。与此同时,严嵩“遍引私人居要地”,他用罢职闲居已久的仇鸾为宣府、大同总兵,使被贬的赵文华重新入朝.还把许多落职滴居的官员罗致门下,成为自己的党徒心腹。于是其亲信遂以掌握了部院大机,遍布要津。
这些亲信大都是通过贿赂严嵩或是以同乡、亲戚等关系得以晋升复职,但严嵩并不是任人唯亲,也能用得其人。比如赵文华在平定东南海患方面就有所建树。此外,严嵩势大,趋炎附势官员也不在少数,“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明史列传196》)
严嵩倒台之后,“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佥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明史列传196》)。这还不包括那些官职小的和转向快的,可见其扶植势力之广泛。
最后,“花无百日红”,已经八旬的严嵩已经再也无力也无法将皇帝的宠信“进行到底”了,儿子世番虽有才具,但“剽悍阴贼”,不知收敛,贪财犹在乃父之上。终被新崛起的大学士徐阶以“通倭”罪将其定罪戍边,后斩首。随后严嵩也被抄家,贬为平民,两年后郁郁而终。“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列传196》)。
曾经何等风光无限,但机关算尽之后,最终下场不过如此,权力的倾轧没有永远的赢家,这是权臣的命运,也是皇权政治的必然。所以谷应泰曰:“非特嵩误上,而实上误嵩。” (《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