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纪元之光刷塔防:辛亥革命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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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检讨

版次:RB17   版名:副刊 名家在线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6-01 
 许倬云说历史

    辛亥年八月,武昌城中楚望台下,一声枪响,居然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打消了,从此中国有了共和国的体制。那年年底,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他自己当选为临时总统,但是很快就因为南北议和,他的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此后,中国兵连祸结,连续了十多年都是军阀混战,中华民国本身只剩了一个名号,武昌革命,似乎真的是没有成功。我们检讨这一场革命的春梦,为何竟是如此短促?

    孙中山所依靠海外帮会国内缺乏实力

    要检讨这个问题,话要从头说起,在戊戌维新失败和庚子拳乱之际,中国的志士眼看着一片江山,怎禁得起几番风雨,他们想到的,还是在原来制度上的改革,而不是从头开始,经过革命创造一个共和国。刘鹗的《老残游记》,提到南方的革命时,与北方的拳乱相提并论,称为“北拳南革”,可见他们对革命的印象,并不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反而是滋生乱源。

    孙中山本身的背景是一个南方乡村的孩子,后来又到夏威夷接受中等教育,最后才在澳门,跟着一对外国医生学习一般的医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孙中山是一个边缘人物,而他鼓吹的革命理论,也不过是美国民治、民有、民享的延伸。何况他最初的想法,还谈不到“三民主义”的理论结构,只不过是“驱逐鞑虏、平均地权”,根据于族群意识和中国民间向往的社会公平。自从明朝覆亡,即使满清已经站稳了天下,中国民间的反清复明思想,仍旧潜伏在秘密社团和秘密宗教之中,华南是明朝最后一片领土,因此,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南方的“天地会”这一类的组织中流传不断,太平天国的启示,耶稣教的号召,只不过是个躯壳,其基本精神也就不过是“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和平均地权。

    在清代晚期,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华南许多地方秘密社团的成员,也隐伏地下,有些远窜海外,南洋和美国的许多华工之中,就有很多帮会分子。这些孤苦无依的弱势社群,身在异国,无可依托,也就只是仗着祖国带来的帮会,结合成一股力量,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孙中山在美国各处发动侨胞的支持,颇为依仗帮会的帮助。他在辛亥之前的一、二年,曾在华南发动多次暴动,号为十次革命,都没有成功,这十次暴动,除了“广州事件”是在南方的大城发动,很多参加者也是海外留学生。其余九次暴动,都在偏远的地方,甚至于在广西和越南交界的镇南关。每一次孙中山和他的同党,都等待着当地的帮会响应,但是每次都是不见后果。审视这九次的努力,孙中山寄予希望的帮会,在华南并不如何强大,他们真正强大力量是在海外,孙中山在海外得到许多的穷苦侨众的支持,他们以辛苦钱,捐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但是,这些帮会大概在华南,也就只能存在于非常边远的小地方,也缺乏真正的实力。

    辛亥革命没有及时动员地方士绅力量

    相对而言,湖北新军之中,很多是华中和东南地区帮会成员。这些帮会,论起原来的基础,也是从反清复明的地方秘密社会,延伸而为水运交通干道和沿江城市的秘密组织。所谓“江湖”两个字,实际上是指长江和沿江的湖泊地区。这些帮会,长期以来,已经是在东南和长江流域庞大的潜在力量,太平天国之乱,湘军的将领,在力量已经壮大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军队之中,存在着庞大的帮会势力。张之洞成立湖北新军,参军者也正好是太平天国以后,那些本来已经解散的兵员。这一股力量掌握东南半壁的运输路线和城市,其实力之强大,不是华南帮会可以比拟的。孙中山的同志黄兴等人,出身华中,熟悉地方势力。黄兴在孙中山身边,以知兵著称,可是二人之间多少有点竞争的关系。南京新政府成立,黄兴本来是被推举为大元帅,以辅助总统孙文,不过后来大元帅的名称,从来也没有正式出现,黄兴在新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部长的职务,可是手上无兵无饷,也是一筹莫展。

    选举临时总统的十八省“代表”,今天看来,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十八省议会的领袖。辛亥革命起事,东南各省临时议会纷纷响应,照理说,南京政府成立,这些议会和他们领袖应该是会带来各省的军队和资源。再以革命党本身的力量而言,上海陈其美、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钧,如果这三处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加上武昌新军,全军南下,几支武力能聚集在南京,南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坐听袁世凯的兼并。黄兴等人未尝没有此想,可惜事与愿违,终因资源不足,没能成功。孙中山是在革命打响的枪声以后,从海外匆匆赶回南京,当时大家也盼望他带来国际的支持,至少华侨的财力支持,他却是空手而来。无兵、无钱,也没有本党武力的支持,更不说,东南地方领袖的拥护,这个政权当然不能运作。

    在辛亥前几年,革命的呼声确实已经高涨了,响应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也以东南为主,尤其以上海租界为寄托的刊物和报刊,为革命运动的喉舌,甚至于,本来是保皇维新的梁启超,在革命前一、两年,他的论调也逐渐偏向于革命。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和“南社”诸公,都是名声很响亮的文人,却对地方士绅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以我家乡无锡为例,辛亥革命后,当地的地方领袖自己组织县政府,推选官员,并没有和武汉或南京有所联络。这些力量,从东南各省的省级到县级,孙中山没有可以措手之地。庚子拳乱时,东南各省联合自保,置身于满清政府和外国冲突之外。如果在南京政府成立时,东南各省也精诚团结,支持革命,南方力量之强大,袁世凯的北洋军也不敢轻视。

    总而言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两者,都是仓促行事,没有预先筹划,也没有及时动员可以支持的力量。从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地方士绅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地方精英群,有自己的网络,也有自己的理念。他们的立场,大多偏向君主立宪,对于革命,并不完全同情。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由于他自己是个边缘人物,无法接触、更别谈到动员这些力量。武昌是长江的要地,湖广总督的辖区,上可到四川,下可取东南,照说是个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放弃了武昌,放弃了新军,要在南京一无依傍的局面下成功大事,也是举措无当。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只是海军起义,占据了圣彼得堡,就因为直捣俄罗斯帝国的核心,于是一举成功。武汉和南京,都不是在核心的位置,不过,即使偏安南方,能够抓住两地之一,也未尝不能南北对抗,再动员北方的革命力量,例如,蓝天蔚等人,天下成败,还未可知。最可惜的当然是,黄兴和他的友人们,在孙中山以华南为据点的权力集团中,无法发挥力量。黄兴后来和孙中山分手,也是因为孙中山要求党员唯总理之命是从,黄兴觉得有悖民主的原则,于是从此淡出革命,赉志以终。

    再从大处看,东南的现代城市,例如上海,已经是发达的商埠,不过,经济力量都在外国人之手,中国人的民族企业,还没有开始发展,这一股力量发挥,必须要在数年以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外国资金从中国撤退,中国人的力量才迅速发展,建立了一个以东南地区为基础的现代工商业。孙中山死后,以广东为基地的北伐,其依仗的财力,不仅是广州代表的华南经济,更多是依靠上海为基础的东南经济力量,支持了国民党的北伐运动。那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尤其使人感觉吊诡者,革命成功,居然就有人以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也就是说,革命本身成功以后,不必需要思考民国怎么建设,好像民国的成就就是革命的目的似的,这种想法,也表现于革命前的口号,忽然失去了意义,有一些主张种族革命的,例如章太炎,以满汉分野以主要的革命理由,而且,以炎黄子孙来界定中国人,以制定黄帝纪元为年号。诚然,驱逐鞑虏,是革命党的主要口号,好像中国所有的问题,就只是因为有满洲的统治才如此衰弱。革命成功以后,立刻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甚至国旗都是五色旗,于是,种族革命的立场,也忽然站不住了。

    在革命运动的边缘人士的立场来说:主张维新的人士,曾经以为帝后的争执是中国无法革新的主要原因,现在皇帝都没有了,当然君主立宪的口号也无义了。当年民间会党参加革命,确实是延续了种族革命的传统,他们在民国成立以后,也以为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目的已经完成了,从那以后,民间会党和革命政府之间,几乎已经不再有过去一样的密切关系。

    再从孙中山的立场来看,孙中山曾经提出的“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口号,在鼓吹革命时,并没强调后面半截,于是整个的革命理论,好像也只是要推翻一个外族的帝制政府。孙中山的理论系统,要在广州重建基地时,才逐步、逐步形成为三民主义。因此,整体而论,民国的成立,来得仓促,好像一个小孩落了地以后,父母才想怎么样带他的小孩子,对他一切的期盼,几乎没来得及想。

    这一节我们所讲的,也是事后的诸葛亮,或者如美国俗语“星期一早晨的裁判”,在当时的局内人,可能就因为身在庐山、难得见到山外之事,也未必能够见到庐山本身的真面目。人都有所局限,身在局中,终有所蔽。历史的裁判,却是成败不能回头。我们后人,如渔樵指点,可以是闲话,也可以是分析。对于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只有同情的叹息,不应该有苛刻的责备。

    ● 许倬云口述 陈珮馨 陈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