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狙击改键教程:王树增：死于固守 生于变革

王树增：死于固守 生于变革

　　——王树增访谈录

　　“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是容易对悠久的历史掉以轻心。当中国人的一双黑眼睛眯起来，向世界提及自己5000年历史的时候，历史的事实常常因为这个民族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飞花柳絮。但是，在19世纪即将与20世纪交替的日子里，在大清帝国发生的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恐怖与最悲伤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导致了一个民族和一片国土的严重受伤。”

　　王树增谈起百余年前这段历史时，眉头紧锁：“一旦突然发现不对劲了，重新赶紧把大门再闩上，把进来的新鲜的东西给它灭掉，但已经来不及了，与核辐射一样，它已经进来了，必然发生连锁反应，这个文明在内部已经开始裂变了。”采访过程中，王树增始终强调，一个文明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成果多么辉煌，如果一旦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内涵，就有被淹没的可能性。

　　1952年，王树增生于北京。17岁到吕梁山插队。19岁那年参军，从此在军中一直到现在。著有《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新近出版《1901》（修订版），即将出版的作品是《1911》。

　　访谈

　　传统文明：内敛有余 开放不足

　　帝国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家族的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是由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构成的，所以官员们的行为也是在对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也等同于为国家政权负责。这样的原因，导致中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一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满门抄斩，弄得一个泱泱大国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嘴的张家堂屋或者李家后院，弄得一部中国朝代史永远如同一本记录着张长李短、婚丧嫁娶、你敌我活的流水账。（王树增：《1901》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这本《1901》中，描绘了清政府面临危机时严重混淆“家事”和“国事”的思维状态，在你看来，中国封建社会里这种思维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王树增：关于“国”与“家”的概念，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从这块大陆上有了“国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没有清晰过。

　　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从根本上讲，是架构在以宗法血统为基础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从秦到清，其中的政治从来没有与家族统治剥离开来。儒家学说从道德伦理上把“国”与“家”描绘成一个整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国家也是家庭的等级和阶级模式。“齐家治国”是中国汉族人的道德宗师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后的中国人向来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放大的家庭。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历史，都是以某姓的一个家族“坐天下”为标志的。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物的兴衰，便会成为至今沿用的划分中国历史某个阶段的绝对标准。

　　这一特征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国家政治中，“公”与“私”的区别，“国”与“家”的区别几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国仇”。于是，某个人的个人命运就会影响抑或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兴衰或者危机。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这种思维状态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中没有更新的那部分？

　　王树增：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不停地变革，不停地自省，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一个文明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曾经的成就多么辉煌，一旦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内涵，就有被淹没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的一个铁律。

　　就清代而言，中华文明在康乾的时候还可以，能坚持得住，这是因为它有国际大背景。那时全球政治和经济都相对封闭，殖民地的扩张、世界近代经济格局都没有形成，欧洲很多地方还是庄园主式的，在相对封闭的这种状态之下，东方国土上的这个古老的文明无疑是世界尖端的，康乾盛世只能是这段历史的盛世。那么当世界形势变了之后，这个文明如果再固守自己的传统，甚至固守到抱残守缺的状况，趋向灭亡的迹象就开始出现了。

　　中华传统文明，就是从1840年以后开始出现危机的，原因很简单，世界的航海业和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拓展疆土，这个文明不可能固守一方了。我们把大门都关上，守着门口，但没能守住。到了庚子事件，新世纪来临之际，1900年时，不但门守不住，宫廷都让外国人占了，皇家和朝廷全逃跑了。这在世界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经济观察报：当时中国传统制度与西方文明的差距在哪里？

　　王树增：西方资本主义在基本完成原始积累状态之后，社会制度和政治形态显示出很大的生命力，在它的光芒照耀之下，帝制专制制度黯然失色。帝制当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包括冗杂而腐朽的官僚体制、残忍的刑法制度以及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官僚阶层的穷奢极欲。

　　从皇家开始，买官卖官皆明码标价，即使逃亡的时候还在卖。这种东西是帝制制度的产物，几千年延续下来，在大一统的封闭状况之下，并没有使帝制政权倾覆，因为小农经济是一盘散沙，官僚体制很稳定，贸易只在内部流通，所以才能维持几千年。

　　但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诞生的工业革命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那个时代吹响了人类文明前进的号角。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政体，他们能够引导人类从阶级文明到政治文明大跨步地前进。欧洲终于摆脱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封闭的封建制度一下被打垮了。法国大革命，其实意义就是如此，建立了西方宪政国家。但是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家太老朽了，老朽并不可怕，人都会老的，但是如果你心存一颗变革之心，能够自省缺陷，就仍然可以进步。吾日三省吾身。我觉得这句话是经典，但是我们历代皇朝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汉民族的核心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更多地强调个人的自省，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反省一下自身的文化。我们其实现在还有文化自大的问题。

　　我不是说我们的文明不伟大，中华文明在世界上至今还可以值得夸耀，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如果它不伟大，它就养育不了这么一个民族，几千年而不解体，它必然有它的优势，但是我们民族严重缺乏自省精神。我们的保守使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之内，既不想让外来的风吹进来，也丝毫没有那个欲望把风吹出去，这很奇怪。

　　经济观察报：一个真正强大的文明应该有哪些标志？

　　王树增：强大很重要的标志是文化的质量和民族精神的质量，把GDP数字和富强二字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世界上正在乱的地区，GDP数字少吗？别看它在沙漠地区，也是很富裕的。但是其文化是强大的吗？世界上富而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

　　文化的强大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对内的巨大凝聚力，这个民族真心实意地拥护其核心价值观；第二个标志是对外有强大的扩张能力，即世界上认同这种价值观的人非常多，接受这种文化表述与文化内涵的人也非常多。

　　经济观察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华传统文明中对近代史影响最大的特质，你会用哪句话？

　　王树增：很难概括。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这个文化是“内敛有余，开放不足”。这一点是所有古老文明的共同特点。我不知道继承古老文明是幸事还是不幸。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无论如何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当包袱。真爱这个文化，就应该促使这个文化正常地更新。

　　庚子事件：闭关锁国挡不住的侵略

　　1899年12月19日，正是这一天，西方人窥视中国的猎人式的目光，与中国人向外部世界打探的好奇的双眸，在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之后终于相互对视了。在这一对视的瞬间，无论是西方人浅色的还是东方深色的瞳仁里，都同时映射出某种难以言表的心绪，这种心绪复杂得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思维模式……一个洋人进入紫禁城给皇帝“体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洋人最后的结论是：生病的不是中国皇帝的肉体，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王树增：《1901》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经济观察报：具体来看，庚子事件前，当时中华民族面临哪些危机？

　　王树增：当时面临的是双重危机。第一，在资本主义猛烈崛起的这个背景之下，小农经济和落后的封建经济瞬间处于下风。第二，文化上与当时先进的政治文明的理念发生剧烈冲突，一下子显示出中华文明已经苍老。我们的仁人志士想注入新鲜血液，想把这个帝国政治的陈旧大幕撕开一个口子，射进一点阳光，于是发生了戊戌变法，结果却是仁人志士掉了脑袋。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戊戌变法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王树增：虽然戊戌变法以悲剧结局，以失败告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壮举，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没有戊戌变法，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当代史的一系列事件，都和戊戌变法有关。它第一次引进了政治文明，第一次向大一统的皇权进行挑战，第一次认识到中华文明是有缺陷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是有缺陷的，终于知道了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需要新鲜的源头来补充，不然这条大河就会干涸。光绪是一个很想改变帝国政体的皇帝——因为他需要改变自己受到太后制约的现状，他也确实有振兴大清帝国的统治愿望。很难想象年轻的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知识分子能干出这种事来，可谓史无前例，我觉得很了不起。庚子事件后，虽然清廷被迫实施新政以及辛亥年前预备立宪时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这些措施几乎与戊戌年间改良派所呼吁的一样。但是，晚了。

　　经济观察报：当时慈禧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戊戌变法失败带来了哪些影响？

　　王树增：实际上一开始慈禧也是支持变法的，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她若反对光绪皇帝就不可能一下子裁撤掉那么多衙门府，因为当时朝廷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只不过到了最后时刻，才突然发现这个变法的最终目的威胁到了她的权力，这是不允许的。这种惯性思维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我的书里写到，就是皇权永远视权力为使命，她不可能做一个象征性的君王，她不允许这样做，所以说我们连君主立宪都立不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紧接着是庚子事件，不能说庚子事件是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但是熟悉历史脉络的人都知道它有内在联系，一旦突然发现不对劲了，重新赶紧把大门再闩上，把进来的这些新鲜东西给灭掉，但已经来不及了，与核辐射一样，它已经进来了，必然发生连锁反应，这个文明在内部已经开始裂变了。于是，就带来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想应该是二十世纪初，世界上闻所未闻的事情。

　　庚子事件从义和团运动开始，一直到慈禧逃亡。这个巨大的文明突然处在惊慌无措中。尤其是这个大门被人用武力重新撞开以后，涌进了一帮陌生人，主人不知所措，反抗不是，不反抗也不是，干脆弃家逃跑，把家留给别人了。其中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教训是：不但不能关门，更不允许你开门后再企图关上，关门是不可能的。

　　经济观察报：《1901》中有个细节我的印象比较深，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当朝廷非理性地颁布《宣战诏书》时，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的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你怎么评价在当时体制下这些新型官员的心态和行为？

　　王树增：这也许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国政坛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地防止了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战事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紧接着的是庚子事件当中一个著名的事件，叫做东南互保。我用很大的篇幅写它，当时以长江为界，北方整个经济和政治运作还是那个旧样子，还是皇权体制，但是长江以南开始不一样了。为什么？开放了。我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们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强迫我们开放口岸，互通贸易，上海、南京、芜湖、武汉、广州等等。开口岸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是资本主义所有的那种萌芽状态的东西，包括参加世界贸易流通，包括民族工业，我们的民族工业就是在这些口岸起步的，给中国引进了先进的工业，大工业的概念，大贸易的概念，使中国基础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民族资本阶层，甚至出现了产业工人，这些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制指导下的那个层面发生的，与南方那些官僚们的近代理念是不一样的。李鸿章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朝廷支持下的这场北方的骚乱，是落后的，是有违国际法准则的。这要是前推50年，不大现实，敢于抗命违旨，那不掉脑袋了吗？但是要知道，这时门已经打开了，先进的政治理念冲进来以后，帝制的权威开始瓦解。瓦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快到什么程度？快到了10年以后帝制就消亡了。

　　经济观察报：关于李鸿章，国人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你怎么评价他和洋务运动？

　　王树增：很多人说李鸿章是大卖国贼，那真是“抬高”了他了，他不过就是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能把国卖了吗？太奇怪了。我说，他之所以能戴上卖国贼这个罪名。第一，是比他权力大的那些当权者们推卸责任；第二，普通老百姓不敢骂皇上、骂个大臣总是可以的。不然，国史上那些屈辱的事，指责谁呢？说实在的，《马关条约》的谈判要不是李鸿章在那儿死盯着，指不定什么结果呢。

　　他是最早参与大清国对外谈判的大员，也使他成为朝臣大吏中最深刻了解洋人禀性的人。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帝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对帝国进行侵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颠覆和侵占帝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制造事端，多国一起要挟。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帝国必须保持极大的警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观点是从全球贸易往来的角度阐述的，这让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人都感到惊讶。中国人读史有一个毛病，叫做“因人废事，因事废人”，不是黑就是白。这种戏剧情结使中国人常常混淆戏剧状态和现实状态。和平时期，它是社会的润滑剂，使这个民族浑浑沌沌，相对稳固。但是到了历史转折点和非常时期，这个文化就显得丑陋了，非常脆弱。庚子事件就是一个，义和团也是一个，很脆弱，显得很荒诞。

　　至于洋务运动以来的文明成果，我们至今还在享受。我说历史是在不断延续下来的，没有早先的那些“清流党”，那些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开明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们，哪有近代和当代中国？

　　辛亥革命：飞跃性的变革

　　人类历史上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完美的。辛亥革命也不能称为完美的革命。辛亥革命割断了君主制的纽带，却催生了新的特权阶层：官僚军阀、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寡头集团，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民生涂炭的时期。

　　我们要学会容忍历史的不完美。尽管当时的仁人志士绝不容忍。他们不能容忍的不是历史的缺陷，而是人格的缺陷。他们认为中国的衰弱，是人的衰落。中国人的衰落的表现是：依赖圣君贤相而不讲独立自主，固守有余而创造不足，重臣民义务而轻公民权利，只有人治思想而无法制思想。（即将出版的《1911》，王树增）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庚子事件后十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和之前的变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王树增：戊戌实际上有一个样板——日本的明治维新，戊戌变革就是想原封未动搬过来，甚至皇帝的变革上谕都是按照明治维新的样式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呈给光绪的那些变革文件，都是从日本抄来的。包括它的官制改革、体制改革，甚至是宪法，几乎就改几个字而已。我们终于知道了，日本这样一个弹丸之国为什么这么厉害，近代中国与其几次交战都吃亏了。因为它变法了，政治推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保留了皇室，我们的变革者认为这是最适合中国的，君主立宪制适不适合中国，现在暂且不考虑，那时候还没有明确君主立宪在政治体制上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层次。其实那时只不过在皇权的框架之下，引进了一些具有政治文明进步意义的做法而已。当然，那时也涉及了社会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权利，自由、平等这些理念。我想，也就仅仅是这个层面，至于国体是变成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立宪制，是美法式的，还是英德式的，都还没涉及。

　　到了辛亥革命，已经远远超出了康有为那时的层次，直接提出来要建立共和。共和是什么概念？共和制是否定帝制的，就连君主立宪制都抛弃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一个飞跃。

　　我个人认为，戊戌变法虽然仅仅触动了帝制一点皮毛，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变革需要一点点变，不能窒息变法。

　　我在《1901》和《1911》当中多次用“晚了”这个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朝廷是有强烈的变革欲望的，它已经宣布君主立宪了，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晚了。晚了多少呢？我大概算算，大约30年。

　　19世纪80年代，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候，也就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最终失去了跻身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要知道中国是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国家。儒家讲“闭门思过”，我们“闭门”做到了，“思过”没做到。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评价孙中山？

　　王树增：生长在中国本土的开天辟地的第一人。我说的开天辟地，并不是指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说实在的，辛亥革命前，中国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与他没有关联。他远离祖国长达16年之久。他是清廷的通缉犯，到他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大清帝制已经倾覆。但是，我说的开天辟地，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要推翻千年帝制的政治理想，这在他那个人人称臣的年代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主张变化，主张君主立宪已经很不得了了。孙中山连这个都不能容忍，他要建立共和国，他的向往是美法式的、彻底的共和，而且至死不渝，从来没动摇过，这是他成为伟大人物的重要原因。

　　虽然历史证明，他在很多时候不合时宜，但是要知道，英雄就是不合时宜的人。而孙中山的不合时宜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提出的理念、运用的手段，以及张扬的理想都是超越式的。他超出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认知能力以及行动能力。有人说他是孙大炮，有人说他是孙疯子，就是因为他在思维上特立独行。他是从世界政治文明历史大势当中选择的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他给中国人画了一个蓝图，这个蓝图不荒诞，不是理想国，也不是乌托邦。至于说超前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这个人，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一根筋。但我认为成大事者必然是一根筋。

　　经济观察报：这段历史给我们现在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王树增：经济和政治是国家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它要求执政者不停地打开思路，不停地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反省自己，以谋取这个民族的光辉未来。变是世界万物生存生长的根本。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来守业都是在创业中完成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是渐进的。虽然渐进意味着一个过程，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