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狙击qe不会走路了:鲍志恒、陈良飞等：三峡五大疑问现场报告

鲍志恒、陈良飞等：三峡五大疑问现场报告

　　早报记者穿越长江沿线7省市，专访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对话数十位专家、官员

　　实地求证三峡工程气候、地质、生态、移民、泥沙五大质疑关键词

　　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专家。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36年获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1937年春学成归国，他被认为是中国首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因公开发表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异议而被世人所记。上世纪50年代，黄万里与70位专家公开辩论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无果而终，直至最后被划为“右派”。但三门峡大坝上马后造成的断流、洪灾无一不如黄万里所预期。上世纪80年代起，他再次就三峡工程之事挺身而出，“我要求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直到2001年，黄万里离世，仍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世间已无黄万里，三峡工程争议犹存，早报今日刊发《三峡现场报告》特别报道，同时缅怀这位水利专家，作为一名学者，他所坚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图为1981年，黄万里在平反后重返讲台，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气候

　　旱涝频发三峡是祸首？

　　鄱阳湖牧歌声起：江西要建大坝抵消“三峡影响”

　　地质

　　移民新城还能撑多久？

　　湖北秭归：三峡蓄水后地质灾害增多威胁1/4人口

　　生态

　　库区还能容纳多少人？

　　重庆云阳：以前能喝的水，现在洗澡身子都会痒

　　泥沙

　　会否影响三峡的运行？

　　上海滩涂“扩张”已放缓

　　移民

　　返流移民问题谁来解？

　　移民郭宝云返乡：无户无医保

　　鄱阳湖牧歌声起：江西要建大坝抵消“三峡影响”

　　【气候变化】

　　旱涝频发三峡工程真是罪魁祸首？

　　长江流域不管是大旱还是大涝，只要有异常气候，三峡工程总会成为“众矢之的”。

　　早在2004年，四川、重庆发生洪涝灾害，就有人怀疑这与三峡蓄水造成水汽蒸发量加大有关；仅仅两年后，还是在这一地区，又发生罕见大旱，再次有人怀疑与三峡蓄水有关。

　　这一次也不例外。2011年5月，长江中下游大旱，人们又一次将原因指向了三峡工程。

　　此时，民间议论与官方说法的沟壑越争越大。面对民间的疑问和质疑，有官方背景的众多水利水电专家纷纷走向前台，认为将极端天气全部归罪于三峡大坝“纯属无稽之谈”。

　　和水利水电专家不同，大多数气候专家却选择沉默，尤其不愿正面谈及三峡大坝是否影响长江流域气候的问题，他们更加忧虑未来三峡库区的极端气候事件将显著增加。

　　国家气候中心一位权威专家近日表示，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三峡工程与这一次的长江中下游大旱存在因果关系，三峡工程对气候的影响还是在局地范围之内，不可能是造成这两次极端气候的原因。

　　这位专家称，这一轮争论源于国务院《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出台恰逢长江罕见大旱，这给了很多人丰富的联想。

　　三峡大坝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吗？它真的能忽而制造大旱，忽而又制造大涝吗？

　　这些尚无令人信服的数据，但在长江，江湖博弈已经开始，鄱阳湖就要在湖口建起大坝，让湖水不再流入长江。

　　湖北一位95岁的渔民无奈地看着只剩下一点点水的洪湖。

　　地方认为三峡蓄水让鄱阳湖水大量外泄入江三峡总公司认为这一说法没道理 国务院批复江西积极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

　　早报记者 鲍志恒 陈良飞发自江西九江、湖北三峡

　　一名行人走过长江武汉段的河床。受持续干旱影响，长江水面不断下降，武汉段裸露的河床如同沙漠般干涸，武汉东边的鄱阳湖、西边的洞庭湖同样水位下降，湖床上长满了草，变成一片片草原。

　　“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

　　江西鄱阳湖湖中有一座1800平方米的小岛“落星墩”，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名流曾伫立其上，观水天一色。

　　而今，落星墩下的湖水已变成无边的大草原，点缀着成群的牛马，数百丈外，才是轮船搁浅的湖滩。

　　2011年3月以来，这个正值汛期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因干旱湖水面积较往年同期骤减一半以上，湖水退去，留下的湖床长满了草，落星墩下的草高至1米。沧海桑田，鄱阳湖渔歌已歇，牧歌声起。

　　而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也同时遭遇大旱，昔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述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已经变成辽阔的草地，犹如塞外的大草原。

　　而到5月底，三峡水库的存水即将耗尽，鄱阳湖和洞庭湖仍不知何时能重现烟波浩渺。

　　在这背后，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日前表示：“三峡工程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

　　这种改变，不仅是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还有着生态方面的恶化。

　　为抵消这种改变，江西已然准备在湖口建起2800米长的大坝，把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

　　但专家认为，这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干预生态，无异于饮鸩止渴。

　　渔灾之年

　　“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

　　“你看今天的水位，10.5米不到，这还多亏了三峡补水补了1-2米。”

　　5月24日下午3时许，九江鄱阳湖入江口，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看着草洲片片的狭窄湖面说，现在，除了几只两三千吨的运沙船缓慢通行江湖之间，更高吨位的货轮与渔船悉数搁在了湖岸边。

　　周局长说，随着鄱阳湖水位的持续走低，鄱阳湖流域的数万渔民正在遭受“灭顶之灾”，而仅仅是在去年，湖口县的一条渔船还能收入七八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事实上，老渔民们都清楚，鄱阳湖的汛期正是鱼类产卵繁殖期，只有湖面下有足够的水草，幼苗孵化后，才有充足的饵料保证渔产繁殖。遇到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甚至大片草洲露出的年份，鱼类产卵将无法保障，渔产必然大幅下降，渔民的生活也将难以为继。

　　“眼看着汛期就结束了，就算老天开眼，下几场暴雨，也于事无补。”九江市星子县南康镇传统的渔民村——大塘村村委会主任张家鹏忧心忡忡地说，去年水势好，全村渔业收入上千万元，而今年将锐减至两三百万元甚至更低。

　　“我活了70多岁了，没见过这样的大旱，一家六口全靠儿子的打工钱。”渔民张连才盼望政府今年能给些“救济”。

　　据早报记者了解，整个鄱阳湖流域的渔船已达上万只，涉及数万人，他们几乎没有耕地，捕鱼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唯一的生活来源。

　　虽说这样的大灾之年并不常见，但在张连才的记忆里，2003年三峡截流后，渔民们的收成已经整体降低了“两三成”。

　　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也表示，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截流前，鄱阳湖每年的最高水位都能达到19.5米以上，截流后只有16至17米。水位偏低，水域面积锐减，对渔产的影响显而易见。”

　　“三峡初期的影响是非常可观的，在蓄水期，它会使鄱阳湖面积、容积迅速减小。”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及环境学院院长董增川曾如是分析。

　　生态之变

　　“三峡建坝之后，泥沙输送量减少，伴随泥沙而下的营养物质生态链条也被截断”

　　“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是巨大的。”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认为，“三峡工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

　　据统计，经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水量约是长江径流量的15.6%。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上游水量不足，清澈的湖水源源不断汇入浑浊的江中，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供水。

　　5月24日，早报记者在九江湖口县鄱阳湖入江口处，仍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所不同的是：江水清而湖水浊。

　　研究资料证明，江湖两色的反向变化恰好始于三峡运行之后。

　　“因为三峡坝区截流以后，随着流动性减弱，大量泥沙沉降，透明度就会增加，其后果就是淡水赤潮更容易爆发。”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三峡建坝之后，泥沙的输送量减少，伴随泥沙而下的营养物质的天然循环的链条也被截断。

　　“比如说硅元素，对于近海的海洋生产就非常重要。如果缺少硅元素，赤潮和大型水母就更容易爆发。”李建华坦言，三峡建坝使得一个大的水系因人为调控而隔断，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操作方式，“最大的影响就是生态。”

　　早在2008年，河海大学董增川教授在《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与对策》一文中就写道：“鄱阳湖有鱼类122种、鸟类310种，当长江流量减少时，会造成保护区内水位不同程度降低，直接或间接影响鄱阳湖的植被、鱼类和鸟类。”

　　此外，三峡蓄水对江豚等国家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也构成威胁。鄱阳湖被视为江豚的最后避难所，现存江豚总数不足2000头，而在鄱阳湖“避难”的就有500多头。

　　“中科院水产所每年都会在鄱阳湖捕捞几十头江豚做观察研究，前年捕捞上来的20多头江豚，大部分又瘦又伤，因为前年鄱阳湖水位低，水草和渔产减少，船舶也运行在低水位，撞伤许多江豚。”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说，去年鄱阳湖水位高，捕上来的江豚明显“身强体壮”。

　　在李建华看来，三峡工程对下游地区包括湖泊在内的生态影响不仅需要重新评估，更需要建立“长期、动态”的评估机制。

　　江湖博弈

　　“随着长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三峡建坝是为了在枯水期解决发电、灌溉问题，但这和下游，比如鄱阳湖之间必然有一个博弈的过程。”李建华分析，为了保障发电的利益，三峡企业要的是留足发电需要的水量，这跟下游湖区希望放水缓解旱情的初衷相反。因此，近期的三峡放水可以视作相互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更为宏观层面的“江湖博弈”早就开始了。

　　2008年1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出现8.15米水位，创历史最低纪录。与此水位相对应的鄱阳湖湖面仅54平方公里，湖盆蓄水量1.53亿立方米，是1998年汛期历史最高水位22.42米时湖面面积的七十三分之一，对应蓄水量的二百一十五分之一。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江西方面认为，鄱阳湖流域降水和长江上游来水偏少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主因，也有三峡水库2007年9月至10月蓄水的人为因素，“由于三峡大坝的拦截，长江水位低于鄱阳湖水位，湖水大量外泄，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可能就此成为历史的记忆。”

　　而三峡总公司方面随即回应称，江西的指责“没有道理”，鄱阳湖水位消涨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三峡工程。

　　这一争论后来上报到国家能源局，延至今日似乎依然无解。

　　但随着流域旱情和三峡蓄水的影响，江西省多年的鄱阳湖“筑坝之梦”被重新激发。2008年12月，江西省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省长吴新雄亲任领导小组组长。

　　该枢纽的原方案是：在距长江27公里处的鄱阳湖北端，修筑一座长约2.8公里的混凝土大坝，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规划》，《规划》涉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内容为两句话：做好水利枢纽前期工作，积极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各项工作。

　　《规划》获批后第三天，江西省政府召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会议。省长吴新雄强调，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工程”。

　　挂在九江星子县南康镇宣传栏中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规划介绍显示，江西省已经选好在鄱阳湖西侧的九江市海会镇和东侧的高桥镇之间修筑这一水利枢纽工程。但时至今日，这一工程尚未开工。

　　对此，李建华认为，江西的做法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干预水系生态的做法，是在用“三峡的手段”试图抵消三峡对鄱阳湖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来自国际生态领域的专家则担心，鄱阳湖筑坝会使长江中下游的水问题更加严重。“随着长江流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壮阔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湖北秭归：三峡蓄水后地质灾害增多威胁1/4人口

　　专家表示，无实证研究表明三峡工程导致地质灾害增多   但秭归灾害发生频次正好与蓄水位的提升呈正比例关系

　　【地质灾害】

　　灾害频发移民新城还能撑多久？

　　“从时间分布上看，秭归境内的地质灾害的发生频次，与三峡水库的蓄水水位的每次提升具有正相关。”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地灾研究专家表示，三峡水库2003年蓄水水位提高到135米时，发生地质灾害（变形）35处；2006年水位升至156米时，新增灾害38处；2008年水位继续提升到175米时，又发生灾害26处。

　　而翻开《秭归县地质灾害防治史》，在自有资料可查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至1948年间，秭归境内发生的地质灾害仅有14起。

　　秭归县的灾难发生史，可以看做整个三峡库区的“浓缩版”。三峡库区总面积5.67万平方公里，横跨湖北、重庆20个县市区。三峡地区目前仍处在新构造运动带来的变化之中：西部继续上升，东部却在沉降，埋下了巨大的地质隐患。加上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汛期雨量大且多暴雨。所有这些，使得三峡库区历史上就一直是地质灾害高发地区。而受三峡水库水位的来回涨落影响，三峡库区面临着一个较长时期的“库岸再造”过程，将会不断产生新的不稳定岸段，导致新滑坡、塌岸的发生，以及使那些未治理的崩滑体复活。

　　秭归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总工程师彭书林对早报记者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大型水库建成后对周围库区的环境和生态会造成影响，通常认为这一影响会持续到20年左右才会稳定下来。据此推断，未来10年，对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的监测和治理工作仍不能掉以轻心。

　　秭归的一处地质灾害警示牌

　　2008年11月23日，与郭家坝镇隔河相望的屈原镇发生4.1级地震，这是已知三峡蓄水后发生的震级最大的一次。“那天下午我在家里面，突然之间房子摇得特别厉害，我赶紧跑到了屋外。前几年这里也大大小小发生过一些地震，不过没有这次那么厉害，我家的墙上都出现了几条裂缝，最宽的地方可以塞下一个手指。”家住屈原镇桂林村的向秀英回忆道。

　　早报记者 葛熔金李克诚

　　2009年5月2日，位于三峡大坝上游约15公里处的秭归新县城区域出现多处山体滑坡，影响当地居民生活。CFP 资料

　　2010年7月15日晚12时，一场突降特大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将长江三峡左畔的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掀翻了天”：集镇的农贸市场被泥石流整体掩埋；一幢5层楼房的1-3层被淤泥填满；大街上到处“飘”着冰箱、洗衣机……据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663万余元，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作为因三峡移民安置需要在1995年迁建的新集镇——郭家坝镇，也是离坝区最近的移民新镇（确定为省级中心镇）之一。但在建镇之后，就遭到地震、滑坡和暴雨等自然和地质灾难的频频侵袭。而该镇已确认包括滑坡、地面塌陷等在内的75个地质灾害点，让郭家坝的居民寝食难安。秭归县国土资源局截至2010年底的统计材料显示，该县共有已查明的地质灾害909处，威胁人数达9.39万人（该县总人口不算返流人口约38万）。其中，库区391处灾害点，威胁人数达到6.95万人。

　　秭归县的灾难发生史可以看做整个三峡库区的“浓缩版”，在三峡库区5.67万平方公里范围内，4000余处地质灾害点分布于库区所辖的湖北、重庆两省市共20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问题也成为中央关注三峡问题中的重点。今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并指出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此后，有媒体称规划中涉及资金将达到1238.9亿元。

　　水位周期性涨落  诱发多种地质灾害

　　三峡水库每逢冬季蓄水、每逢夏季（汛期）放水，水库水位的周期性涨落，会诱发多种地质灾害。

　　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三峡库区的建设，秭归县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城运动，秭归县城被搬到了茅坪镇。而郭家坝镇、屈原镇等沿岸多个被淹集镇则在地势较高处重建。随之而来的是，该县地质灾害不仅密度在增加，类型也在发生变化。“在2000年至2009年的这10年间，秭归境内的地质灾害频次最密。尽管并无实证研究表明，三峡工程及水库导致了环水库地区地质灾害的频次增加。但从时间分布上看，秭归境内的地质灾害的发生频次，与三峡水库的蓄水水位的每次提升具有正相关。”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地灾研究专家表示，三峡水库2003年蓄水水位提高到135米时，发生地质灾害（变形）35处；2006年水位升至156米时，新增灾害38处；2008年水位继续提升到175米时，又发生灾害26处。其中，问题较严重的郭家坝镇境内，先后发生了13起地质灾害。另据材料表明，自三峡工程水库蓄水后，该县有116处地质灾害点先后多次出现变形。

　　“这其中的道理很容易解释。”专家称，三峡水库建成后，逐步淹没了大量地势低洼的山体，包括城市、集镇和村庄，长期浸泡使被淹的山体等发生松软并冲入了低洼的采矿采空区，这都会导致库岸坍塌、山体滑坡等。此外，三峡水库每逢冬季蓄水、每逢夏季（汛期）放水，水库水位的周期性涨落，也对沿库地区造成压力，会诱发多种地质灾害。

　　宜昌市国土资源局唐作友科长在给一些基层国土官员培训时也表示：受三峡水库水位的来回涨落影响，三峡库区面临着一个较长时期的“库岸再造”过程，将会不断产生新的不稳定岸段，导致新滑坡、塌岸的发生，以及使那些未治理的崩滑体复活，并产生涌浪灾害。

　　水库蓄水后地震陡增震级增强

　　从三峡工程开始修建后的2000年起，当地地震开始变得频繁发生。2003年蓄水当年，秭归地震陡增至18次。

　　三峡大坝建成后库区蓄水的影响，在秭归近年来频发的地震上也可见一斑。

　　据秭归县志记载，历史上该县属于少震区，史载从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以来，秭归（原称归州）共发生地震46次，其中仅由仪器感知的微震有40次。其中，秭归境内能被直接感知的地震仅6次，分别是1556年、1605年、1898年、1935年、1972年、1979年，其中多数地震震级较小。

　　然而，从三峡工程开始修建的2000年起，当地地震开始变得频繁发生，2000年5次、2001年2次、2002年2次。而在2003年三峡蓄水当年，秭归地震陡增至18次，而此后几年地震遗址发生频率较高：2004年5次，最高震级2.7级；2005年3次，最高震级3.5级；2007年5次，最高震级2.8级；2008年12次，最高震级4.1级；2009年9次。

　　“这几年地震的确比以前有点多，因此我们平时尽量做好居民对地震应急避灾常识的宣传。”秭归县科技局地震股工作人员介绍，平时地震情况的监测、发布都是由省地震局直接管理的，去年省地震局在秭归境内新换了20余台无人值守的地震监测系统，所有数据都是直接发往省里，平时的维护也由省里负责。

　　秭归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总工程师彭书林对早报记者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大型水库建成后对周围库区的环境和生态会造成影响，通常认为这一影响会持续到20年左右才会稳定下来。据此推断，未来10年，对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的监测和治理工作仍不能掉以轻心。

　　存在地质灾害隐患为何还在库区建新城？

　　调查显示，即将兴建的新城，地质“基本安全”，但在可预期的未来，则面临着“地质安全较差”的评估。

　　在《湖北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中，已经有“库区新城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地质灾害隐患”的描述。而早报记者查阅郭家坝新镇兴建之初的“地质安全评价报告”发现，由湖北省鄂西地质工程勘察院负责的调查显示，即将兴建的新城，地质“基本安全”，但在可预期的未来，则面临着“地质安全较差”的评估。

　　很多人看到这些材料后，不禁会问：“既然明明知道存在地质隐患，当初为何仍要把新城（镇）迁到这里呢？”

　　也许，用有限的自然条件来概括这一原因，并不算勉强。作为山区县，秭归约八成以上的国土面积被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山所包围。“能兴建大面积集中的居民点的地带非常非常少。”秭归县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郑卫军说，秭归可供大面积开发利用的平坦开阔的土地几乎没有。

　　苛刻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城镇的选址几乎无从选择。譬如，作为秭归新县城，其规划至2000年的城区用地面积仅3.035平方公里，而郭家坝等其余6个移民新建的集镇土地面积也多在0.15-0.50平方公里。郭家坝镇就是这样，穿镇而过的433省道，蜿蜒曲折，盘山公路犹如过山车般的轨迹。每幢住宅楼房，都修建在梯形地势带上，并错落地分列在主干道两旁，要么依山，要么伴江。

　　“现在很多地质灾害点都住着人，我们只能进行重点监测，如果发生重大险情我们会让群众及时撤离。”秭归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余祖湛对此也颇为无奈。

　　灾害出现“人为因素”  人口承载负担不降反增

　　秭归不但面临要承载三峡水库带来的重压，还须应对为求经济发展的大兴土木对地质造成的破坏。

　　虽然三峡地区属于典型的地质灾害易发地区，但地质灾害的真正发生，不仅依赖于内因，往往还要依赖于多种外因的共同作用，比如降雨、人类活动影响。

　　“在人为活动影响中，除了建三峡蓄水产生的直接影响，移民相关的人为活动也是诱发地质灾害的一个主要因素。”当地的一位地质专家表示，三峡地区长期以来人类生存条件恶劣，人为活动对于地质的扰动已十分明显，并成为不少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而在大坝建设后除了部分人口迁移外，大部分移民采取建新集镇或选取地势较高点造房等本地安置。拿秭归县来说，建坝前全县人口有41万，现在不算返流人口就有38万，整个县土地资源却因为三峡建设占用不少，人均耕地不到1亩。“从人口的承载负担来说，在三峡大坝建设以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变得愈加沉重了”。

　　事实上，在郭家坝镇泥石流背后，当地群众就将灾害引发的主因指向人为因素。“以前我们这里都没有出现过泥石流，这次在郭家坝的山上因为道路施工建设需要，正在挖一个涵洞。很多人都认为，涵洞的修建导致了土石松动并破坏了山体正常的排水路线，最终导致了这场泥石流的发生。”郭宝云表示。秭归县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郑卫军说，新城的建设，离不开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筑公路、兴建民房等，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地质带来说，无异于又一次伤害。“对于存在滑坡体等敏感地区，有时候，堆积物堆放得过于集中，或者随意倾倒，都有可能引发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

　　早报记者在郭家坝采访时候发现，当地对地质更大的伤害仍在持续。据了解，在过去几十年间数十家矿业企业长年累月在这里开山、采矿。统计显示，在1999年，秭归全县仅煤矿企业就有221家。10年后，全县现有矿山企业62家，年采矿（石）约163吨。“现在还有不少外地移民觉得家乡好陆续选择返回郭家坝，但同时镇里的有钱人又都选择在秭归或宜昌买房子想搬离这里，因为这里不是很安全。”郭宝云说。

　　在不少像郭家坝居民在遇到灾害后产生进县城买房的念头，也促使了秭归县城茅坪镇房地产的建设，早报记者在县城周边看到不少正在加紧建造的楼盘，当地的房价也被抬升至近4000元/ 平方米。如今的茅坪镇周围犹如一个巨大的工地，在长江边巨大的物流园项目已经在隆隆的机械声中大兴土木，而其他项目工地也在这片土地上纷纷动工。

　　现在三峡大坝所在的秭归县，不但面临要承载三峡水库带来的重压，还必须应对移民问题带来的负担，以及为求经济发展的大兴土木对地质造成的破坏。不知道这片本已十分脆弱的土地，还能承载多重，还能支撑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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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亿、40亿、80亿……治理经费依然紧张

　　“国家专门为一项工程配套设立地灾防治专门机构，斥巨资进行防治，除三峡工程外，再无二家。”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主任李烈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达上述观点。

　　事实上，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地质灾害的严重性开始逐渐凸现，相关部门对此的重视程度正日益显现，这也从专门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金额的不断攀升中体现出来。1989年项目上马前，明确在400亿元移民投资预算中，拿出6亿元包干三峡地质灾害治理；2001年，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的费用又增加了40亿元，并成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2003年，中央又决定再拿出近80亿元用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

　　据了解，工程治理仍是应对库区重大地质灾害的主要手段，治理经费的主要用途，以“二期地质灾害防治”为例，估算为39.08亿元的总经费中，崩滑工程治理投入为19亿元，库岸防护为8亿元，高切坡和深基础处理为7亿元，搬迁避让仅为2.16亿元。此外，调查评估投入约为2.05亿元，而监测预警、规划和科研经费等，更是只有5100万元和3600万元。以湖北秭归为例，目前该县已实施了3期共计50个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完成投资4.78亿余元。早报记者在秭归采访发现，在这个小县城内，配备了相对齐全的组织机构及人员——县地质环境监测站、地质灾害治理中心等。

　　“目前治理的经费紧张，县里大部分的地质灾害点，都采取了群防群测通过监测、预警来应对，遇到灾害点有重大安全隐患就让群众搬迁避让，真正投入资金治理的并不多。”秭归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余祖湛介绍，对于地质灾害防治，目前主要措施可分：实行工程治理，效果最为直接，但投资最大，主要针对蓄水后不稳定、危及库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崩滑体和塌岸；如果工程治理成本太高，则实行搬迁避让；对蓄水后仅存在潜在不稳定的崩滑体和塌岸，则实行监测预警。

　　余祖湛说：“现在地质灾害防治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通过立项审批的渠道获取。现在申请一个项目时间也很长，批一个项目经常从申请到落实要半年到一年。我们这次报了100多个项目，估计有10多个项目会通过。至于具体项目上报金额，肯定跟实际立项的投资额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国务院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后，有媒体称此次规划中涉及资金将达到1238.9亿元。“三峡后续规划再投1700亿元也不算多”，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项目”地质与地震评估课题组副组长卢耀如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且后期规划的重点将放在地质灾害处理、库区生态以及移民问题上，并希望用水电收益中的一部分作为防治灾害和保护环境的费用，以求建立地质灾害处理的长效机制。

　　重庆云阳：以前能喝的水，现在洗澡身子都会痒

　　■ 澎溪河流域乡镇多达77个总人口200万

　　■ 目前库区次级河流主要污染物有近60%来自于化肥、农药、人畜粪便和农村生活垃圾

　　【生态污染】

　　资源有限，库区还能容纳多少人？

　　三峡工程开建后，澎溪河流域一跃成为了移民安置的佳地，重庆云阳、开县两座县城均迁至该河两岸。

　　然而，最近几年，因水土流失、人口增加等因素，澎溪河成为三峡库区污染较重的支流，直接威胁长江三峡水质。

　　据重庆官方数据显示：澎溪河流域人口密度为396人/平方公里，比全国人口平均密度高3倍多；然而，这里却是三峡库区淹没面积最大、移民数量最多、消落区面积最广的一级支流，人均耕地不足0.8亩，其中，0.5亩以下的占24.7%，移民人均耕地比全县农村平均水平低近40%。

　　澎溪河流域乡镇多达77个，总人口200万。重庆市政协委员全修治指出，这意味着200万人往澎溪河排水，造成了污染。

　　澎溪河两岸这些后靠移民与延续居住在库区及库区支流沿岸的村民，他们耕田施用的农药与化肥、饲养鸡鸭猪狗的排泄物，被各级环保部门与生态、环保专家们认定为库区水的主要污染源。

　　人口因素，成了澎溪河与三峡库区生态污染跨不过去的一道槛。

　　在澎溪河流域，三峡工程开建后，按重庆市政府规划，云阳、开县两座新城2020年将发展成为50万人口的城市。然而，云阳新县城当初核定的迁建人口规模仅65049人而已。

　　近年来，三峡地区GDP增长达到12%~1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此前预计。5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21%~26%，城市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营滞后，导致预期的污染防治力度落后于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速度，构成了三峡地区水环境安全的重要压力。

　　三峡农村面源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氮、总磷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84%和90%，化肥氮磷污染最重，其次是畜禽养殖、网箱养鱼和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污染，这些都是导致支流富营养化和局部水域水华的重要原因，严重威胁库区水质安全。

　　赵佳峰 制图

　　早报记者 于松发自重庆

　　三峡工程开建以来，澎溪河多次发生“浮萍和水葫芦疯长”的水污染事件。 CFP 资料

　　3分斜坡地，种苞谷需撒子2斤，施肥90斤。种子与化肥的用量均为此前坝子地（质量好的田地）的2倍。这是39岁的农民晏志琼目前遭遇的窘境。

　　晏志琼说，用了那么多种子和化肥，“实在是坡地太屁（质量差）了”：多撒子，才能确保秧苗齐全；多施肥，才能保证有收成。然而，即使是这样，秋后收成的苞谷“也就100多斤，单位产量比坝子地还少”。

　　晏志琼是重庆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的村民，在三峡百万大移民的浪潮中，她与库区70余万村民选择了“就地后靠安置”。以前的良田被库区水淹没，留给他们的大都是瘠薄坡地。

　　在种地难的同时，这些后靠移民与延续居住在库区及库区支流沿岸的村民，却与污染“扯”上了关系：他们耕田施用的农药与化肥、饲养鸡鸭猪狗的排泄物，被各级环保部门与生态、环保专家们认定为库区水的主要污染源。

　　晏志琼的家就在澎溪河（又名“小江”）的岸边。澎溪河系长江重庆段的第二大支流，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一级支流，起源于重庆市开县白泉乡，在云阳县汇入长江。

　　三峡工程开建后，澎溪河流域一跃成为了移民安置的佳地，云阳、开县两座县城均迁至该河两岸。然而，最近几年，因水土流失、人口增加等因素，澎溪河成为三峡库区污染较重的支流，直接威胁长江三峡水质，已受到了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

　　澎溪河多次被污染  “浮萍和水葫芦疯长”

　　村民会议说，以前澎溪河的水可以喝，现在“下水洗澡身子都会痒”。

　　5月28日，早报记者由入江口的双江大桥出发，乘车沿澎溪河逆流而上。

　　双江大桥立于澎溪河之上，在近几年的清污“攻坚战”中，常被当地环保部门定为“阻拦澎溪河污染物进入长江的最后一道关口”。

　　云阳县2009年的一份数据显示：澎溪河“水华”频次越来越高，“水华”发生的面积越来越大。云阳县环保局提供给早报记者的信息显示：三峡工程开建以来，澎溪河多次发生水污染事件，有的年份“浮萍和水葫芦疯长”。

　　如2007年4月上旬，云阳澎溪河回水区浮萍疯长，每平方米河面浮萍湿重达到5公斤，江面完全被覆盖，为此当地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历时1个月，打捞浮萍2万吨。

　　就在今年3月，有沿岸的居民还在网上发帖抱怨：澎溪河的河水污染严重，河水发黑，让人惊心！

　　从入江口至39公里外渠马镇河段，早报记者发现有几处河面上漂浮着浑浊物，靠近黄石镇的一段河面也散发着少许恶臭。但除此之外，并未看到上述网帖中所描述的景象。

　　沿岸居民说，最近三峡水库加大了泄水量，库区水位回落，澎溪河（回水区）的水位也跟着回落，“死水流走了很多，河水比此前干净了”。

　　然而，水位回落，却令双江镇小江河口与高阳镇的一些村民担心起来了另一个“污染”：蚊蝇滋生。

　　云阳县的一份公开资料显示：三峡工程东蓄夏排运行方案，在三峡水库175—145—175米半年为周期的运行过程中，每年5月至9月底库区将形成30米落差，将会形成较大面积的消落区；特别是在145米水位时，正是夏秋季节，消落区大片沼泽地在烈日的烘烤暴晒下，蚊蝇滋生，臭气熏天，随时都有传染病、瘟疫诱发的可能，直接威胁着沿岸集镇和村民的生命安全。

　　“（上述问题）在活水时（三峡工程修建前）很少有”，原渠马镇土岩村的李勇对澎溪河水污染记忆深刻。他说，以前澎溪河的水可以喝，现在“下水洗澡身子都会痒”。而晏志琼也在抱怨澎溪河水质变差影响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公开资料显示：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干流水质基本保持稳定，但库区次级河流水质却逐渐变差，量大面广且难以治理的农村面源污染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农村面源污染成为库区生态重建新课题。

　　据重庆市环保部门测算，目前库区次级河流主要污染物有近60%来自于化肥、农药、人畜粪便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已迫在眉睫。

　　不加肥，不喷农药，

　　庄稼就没收成

　　村民承认大量使用了化肥与农药，但对“将主要责任推到农民头上，不大认同”。

　　据重庆官方数据显示：澎溪河流域人口密度为396人/平方公里，比全国人口平均密度高3倍多；然而，这里却是三峡库区淹没面积最大、移民数量最多、消落区面积最广的一级支流，人均耕地不足0.8亩，其中，0.5亩以下的占24.7%，移民人均耕地比全县农村平均水平低近40%。

　　“人多地少”，自然造就了人们就地“开荒”的冲动。

　　5月28日，在“重庆市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云阳县黄石集镇库岸黄石中学段”，53岁的陈中华，将斜坡上碗、盆大的石头搬到了河岸，开辟出了一片1分地的渣土地，种上了苞谷，最后埋上了大半袋化肥；50岁的盆永清则开辟出1分多地的黄土，种上了苞谷与花生。

　　两人称，他们是因为家离这里近，才抢在别人之前开辟出来的。

　　但事实上，这个“抢手”的地方，原本是个建筑垃圾堆，根本就不适合耕作。

　　渠马镇白山村的邓庆平很庆幸自己还有4亩田地可以耕种。不过，他每年需要撒下1000斤的化肥与3瓶农药，才能确保田地里的水稻或苞谷有收成。

　　邓庆平的说法得到了众多渠马镇村民的认同。公开资料显示：水稻要维持1200斤的亩产，每年一般要投入100斤碳胺、100多斤磷肥、20多斤尿素。白云村的村民们说，土质欠佳的田地为了确保产量，多施化肥是必需手段。

　　为何要大量使用农药？渠马镇红河村村支书程仕富的家人给出了答案：退耕还林，地里的草、虫与天上的飞鸟增加，“不喷除草剂与杀虫药，庄稼不是便宜了虫子，就是喂了麻雀”。

　　面对“农村是澎溪河主要污染源”的论断，有村民疑惑：“我们多用化肥、农药就是想提高（亩）产量，至于破坏生态，污染了水，这个我们怎么晓得。”晏志琼等村民承认大量使用了化肥与农药，但对“将主要责任推到农民头上，不大认同”。

　　污染源除了化肥之外，还有动物排泄物。原高阳镇青树村的姚长青，户籍已外迁至重庆铜梁县，然而，他并没有离开家乡，而是“在山腰开了个养殖场，养牛”。他称，牛排泄的粪便流进了山坡上的一个池子，“雨天，有时会溢流到山下”。

　　姚长青承认养殖场排出的粪便会污染水源，但他并不认为自家的牛污染了澎溪河，因为“有的养猪场就开在了澎溪河边”。

　　重庆农业专家李树祥表示，养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近10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

　　已有200万排污人，

　　还在不断增加

　　小江流域每年施用化肥30万吨，农药4000多吨，因水土流失带入河流的农业面源中的氮、磷、钾等物质约为22.5万吨。

　　污染究竟有多严重？早报记者曾前往开县白泉乡探访过澎溪河的源头，清澈的溪水从山涧乱石中流出，可直接饮用清凉解渴。然而，当河水流经第一个集镇（白泉乡）后，清冽的河水就慢慢变浑，直至有些河段散发恶臭。

　　公开信息显示：澎溪河流域乡镇多达77个，总人口200万。重庆市政协委员全修治指出，这意味着200万人往澎溪河排水，造成了污染。

　　2008年，全修治在重庆市“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小江流域（澎溪河）立法保护的建议》提案，指出要通过区域立法，实施好小江流域的治理工程，从源头上防止水污染。

　　一份首次对澎溪河重庆段污染程度进行的调查表明，澎溪河流域沿江集镇的生活污水排放量每年约为4337万吨。

　　这份调查还表明，农业所造成的污染也很严重：小江流域每年施用化肥30万吨，农药4000多吨，因水土流失带入河流的农业面源中的氮、磷、钾等物质约为22.5万吨。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到2007年，重庆库区城市生活垃圾逐年增加，2007年库区19城镇产生生活垃圾227.8万吨，处置量180.9万吨。据调查，重庆农村全年生活垃圾超过600万吨，无害处理率仅约10%。

　　重庆市2007年的废水和COD排放量分别是原环评预测的2005年相应排放量的7.2和5.4倍。

　　2007年8月，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对外宣称：三峡重庆库区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库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影响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澎溪河流域，三峡工程开建后，云阳、开县两座县城迁至该河两岸，按重庆市政府规划，两座新城2020年将发展成为50万人口的城市。然而，云阳新县城当初核定的迁建人口规模仅65049人而已。

　　在重庆的一些政策中，鼓励农转非居民前往就近的集镇生产生活。这就意味着，聚集在澎溪河流域集镇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些措施也引来了一些质疑。

　　近年来，重庆市与云阳县的相关部门频繁出台各种政策，力图遏制澎溪河的水污染。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虽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生态移民，先剔除“人”的因素

　　重庆市计划先期完成库区10万人左右的生态移民。这一工作已经在2009年启动，在云阳等地生态移民的前期工作进行了身份登记。

　　人口因素，成了澎溪河与三峡库区生态污染跨不过去的一道槛。

　　近年来，三峡地区GDP增长达到12%~1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此前预计。5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21%~26%，城市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营滞后，导致预期的污染防治力度落后于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速度，构成了三峡地区水环境安全的重要压力。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更是建议，在三峡库区目前的人口背景下，“实施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可以大幅度减少人类活动对库区生态环境的干涉。”

　　其实，对库区进行生态移民的呼声，由来已久。2007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移民管理咨询中心处长梁福庆就曾建议，为确保三峡水库水资源环境和流域水土环境安全，应该再实施生态移民20万人。而金鉴明更是提出了“争取再用10年时间完成500万生态性移民”的观点。

　　据公开的消息，重庆市计划先期完成库区10万人左右的生态移民。这一工作已经在2009年启动，在云阳等地生态移民的前期工作进行了身份登记。

　　云阳县移民局办公室主任张技军告诉早报记者：云阳县规划的生态平衡区涉及到24万人，其中，1.9万人需要转移安置。

　　早报记者拿到的云阳县的一份文件显示，生态移民对象包括：三峡库区175米蓄水位接五年一遇洪水线上斜坡300米范围内的库周生态屏障建设带，其间五户及其以下的散居农户人均耕园地面积不足0.05公顷，耕地质量较差且水利不配套的村民；库周生态屏障带至第一道分水岭之间生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部分村民；水库蓄水后成孤岛，库区规划孤岛上没有纳入拆迁安置且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村民；库区少数就地后靠安置质量较差，搬迁后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的移民，需二次搬迁安置。

　　三峡库区的一些政府官员表示，生态移民数量大、政策不配套、补助标准低，都将加大这一工作的难度。

　　生态移民注定任重而道远。

　　【泥沙淤积】

　　上游来沙淤积是否会影响三峡正常运行？

　　从目前情况来看，不考虑库区的区间来沙，每年有1.46亿吨泥沙淤积在三峡库区，仅为论证和设计阶段的40%左右。水库泥沙淤积情况要比论证和设计预期的好很多。而且，绝大部分泥沙淤积在“死库容”区域（145米蓄水位以下），这意味着淤泥对三峡大坝的运行不会造成影响，而整个大坝也会因此能比预期起码多使用几百年。不过，这些数据没包括三峡水库区间5.8万平方公里内的众多小支流来沙量，因为经费有限此前只进行了流量观测并未进行泥沙观测。

　　除此之外，有专家称“上海港既怕泥沙多，又怕泥沙少”，那么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水流输送到上海是否产生变化，有何种影响？滩涂变化海水入侵等问题是否与泥沙有关？

　　对于这些问题，长期研究三峡泥沙问题、并参与编写《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水文泥沙方面内容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高级工程师许全喜博士对于上海来说，泥沙的多少的确是个很矛盾的问题：泥沙多了可以起到造陆的目的，上海的崇明岛就是由此而来，这对土地紧缺的上海来说无疑非常需要。但同时，泥沙的过多堆积会影响航道通行，这对上海这样国际化的港口城市不利；泥沙少了则相反，对航道的冲刷的确会起到一定的好处，但是对上海沿岸和岛屿会造成冲刷，会减少上海的陆地面积。从一定意义上说，泥沙多少会对滩涂变化有直接关系。

　　不过，上海的主要泥沙来源是海上，其中大部分来自杭州湾等地区，来自长江的泥沙并不是太多。而对于三峡大坝的影响范围，我们目前这几年主要考虑的是湖北省宜昌市-江西省九江市的长江河段。当前，我们并未获得相关监测数据，证明长江上海段范围内的泥沙变化，因此无法判断三峡是否对此产生影响。至于海水入侵与泥沙并无直接关系，主要跟径流量有关，如果长江来水量少了就会引起海水入侵引发咸潮等。

　　专家证实2005年前上海滩涂基本保持不变 2005年后滩涂增长速度减小

　　对于位于长江下游末端、入海口的上海而言，在过去的历史上，随江水冲刷裹挟而来的泥沙淤积而成的滩涂，成为其不断扩张、悄然增长的“国土”。然而，随着三峡大坝建成，特别是175米蓄水水位成为常态，长江口的泥沙淤积将大大放缓，专家担心部分滩涂区域将由淤积转为侵蚀。

　　据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多位专家研究表明，2001年到2009年，在三峡水库一期蓄水后，三峡附近大通观测站输沙率平均每年减少约0.21亿吨。专家们分析，三峡水库运行是长江入海口泥沙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大河口海岸研究院陈吉余教授告诉早报记者，三峡工程蓄水后，大量泥沙在大坝水库堆积下来，因此带到下游的泥沙自然减少了。“没有大坝时，每年有近5亿吨泥沙被带出。修了大坝后，现在每年仅约1.5亿吨泥沙被带出。”

　　“滩涂是淤积造成的。2005年以前（上海的）滩涂基本保持不变，但2005年后滩涂增长速度减小了。”陈吉余教授证实。”

　　而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更严重。据国家973项目“中国典型河口-近海陆海相互作用及其环境效应”子课题负责人之一杨世伦教授研究，上游来沙淤积减少，不仅会使入河口的滩涂面积增长放缓，甚至会使上海部分地域出现蚀退。杨世伦介绍，在长江口入海区，当长江来沙减少到每年仅3亿到4亿吨时，20米水深以下区域都会发生侵蚀；当来沙减少到每年仅2到3亿吨时，连5到20米的水深区域都会发生侵蚀；当来沙小于2亿吨/年时，5米以上的滩涂都会保不住。尽管专家对此并非全部认同，但如据此推算，每年1.5亿多吨泥沙流出量已逼近部分滩涂面临消失危险的“红线”。

　　三峡水库建成后，因径流受到调节，也改变了其下游的来水量。今年以来，我国沿江大旱：洞庭湖和鄱阳湖大面积变成了“草原”；上海5月份连续八九天出现海水倒灌，干旱引发的咸潮使申城打响了“保水战”。而海水倒灌的直接原因，就是长江的水量过低所致。

　　对于“海水入侵”问题，陈吉余教授称“我去年就向市政府打过报告，长江上游的水库蓄水只是一个原因”，中游许多湖泊里的水也被人为拦截了，中下游的安徽、江浙等地用水泵开闸，把江水引入自己辖区用作灌溉、工农业用水等。还有“南水北调”的跨流域调水。“上游蓄水，中游拦水，下游引水，跨流域调水，这四个环节统称‘蓄拦引调’，哪一个环节都可能给长江口的水安全带来威胁。”

　　2004年被迁往江西龙南县因难以融入、生活窘困于2007年返回秭归

　　【移民返流】

　　因户口关系无法享受当地医保社保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规模移民一样，三峡移民的搬迁只意味着第一步的迈出。外迁移民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与被吸纳的过程，有一些人因无法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选择回到接近故土的地方，这被称为移民的“返流”现象。

　　在秭归县迁入外省的3万名三峡移民中，有多少“返流”人口早报记者尚无从考证，但能肯定的是返乡现象并非个案。

　　然而，因为户口的关系，摆在这些返乡移民面前的，是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等一系列现实而棘手的难题。

　　早报记者 葛熔金 发自秭归

　　37岁的郭宝云就是移民的“返流”中的一个，移民前，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位于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的家，后来因三峡大坝建设，他2004年被迁往了江西省龙南县，可2007年，他又回到了郭家坝生活。

　　“我以前的家就在那里，不过是在水下100米左右。”郭宝云向早报记者所指的地方早已被升高的水位淹没，取而代之的是缓缓流动的长江水。现在他在郭家坝镇新集镇开了个摩托车销售店，不过对他来说，这里已变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在这里已生活了30多年，陌生的是他的户口已被划入江西龙南县，如今他是不折不扣的外地人，必须每年办暂住证。

　　在秭归县迁入外省的3万名三峡移民中，有多少“返流”人口早报记者尚无从考证，但能肯定的是返乡现象并非个案。郭宝云透露，仅与他同批迁往龙南的60多户200余名“三峡移民”中，目前已有20余户与他一样选择了返乡。而接下来因为户口关系，摆在“郭宝云们”面前的是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等一系列现实而棘手的难题。

　　在路边简易棚住了5年

　　26日11时，郭宝云在店门口用方言与顾客交谈着，他的妻子忙着做午饭，他的父亲在店门口晒太阳。这幢面积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是他们租下来的，每年7000元租金，一楼用于销售摩托车，二楼用来居住。空闲时，郭宝云会在后窗口静静站着，看着江面缓缓的长江水抽着烟，想念曾经的家的模样。

　　“修三峡大坝前，我们家靠种脐橙为生，共4亩地，年收入约8000元。我当时还开了个理发店，每年也有近7000元收入，在我们村里属中等生活水平。”郭宝云说，家里几口人住的是10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当时除了种脐橙外还有一些靠近长江边的水田，基本能保证一家人的口粮。

　　1999年开始，三峡大坝建设涉及到了郭宝云所在村的搬迁，他与大量的同村人一起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当时我们村里70%的人，在搬迁之初都是在山上的路边自己搭建一些简易棚居住，还有的选择投靠山上的亲戚家居住。”郭宝云回忆，那时候地都被淹了，大家都没有了生活来源，国家会定期发一些过渡补助。到了2002年之后，大家开始陆续进行移民搬迁，而郭宝云一家直到2004年才进行移民。

　　“当时我还是想留下来的，但买不起地基，那时一个地基被炒到最高9万元。”郭宝云称，当时房屋赔偿款仅一两万元，家里每个人的移民人头费是9000元/人，但只有移民户口落地了才能拿到手，而当时地里农作物的“青苗补偿费”至今都没拿到手。秭归向来土地比较紧张，房子都是依路靠山而建的，加上很多人不想移到省外因此抬高了当地的地基价格。他们村有的人，在别处建了房就不用移到省外了。

　　一家分属江西、湖北

　　2004年，郭宝云一家无奈地进行了移民，郭宝云和妻子及6岁的女儿被要求迁往江西龙南县，他的父母户口则被要求迁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当时我们村规定50岁以上的人可选择‘空挂’，就是只迁户口人不用前往，而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必须要前往当地。”郭宝云说。当时，他在政府的安排下跟200多名移民一起前往完全陌生的龙南县。而他的父母，仅在2006年因为政府要求他们落户办理身份证去过神农架。

　　刚到龙南县时，郭宝云曾想过要留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花了3万元盖了2间共80平方米的平房，在当地政府分了3亩地的基础上，又低价租用了几亩地，准备种植脐橙。不过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始终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好像是一个被孤立的群体。与此同时，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关系，他种的脐橙大面积出现了问题，不得不面对亏损的事实，生活也变得日益窘困。

　　在这样的情况下，2007年他跟妻子决定返回老家秭归，并在当年7月份租了个店卖起了摩托车，年收入在三四万元。

　　不过这仅仅局限在工作上，在其他方面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户口的关系他已成了“外地人”，必须办理外来人口暂住证。与之相应的，他们因为户口关系无法享受当地的医疗保险，不能参加社保，无疑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和今后保障的不确定性。而他们2008年第二个孩子诞生时，不得不跑回江西给孩子上户口。他们的烦恼同样会带给下一代，孩子的社保、医保，他们的教育问题，就连以后孩子高考也必须赶往江西。在早报记者与郭宝云谈到这些问题时，他经常会选择低头不语，而这是一个他无法回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