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追击者百度云资源:曹汝霖留下一本“翻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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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骂“卖国贼” 自称“很委屈”
在刚过去的2009年，一本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书引起了专家和读者的强烈关注，在多家机构评选的2009好书榜上，它都名列其中。这本曹汝霖的回忆录，为其晚年寄居美国时所写，完稿于1964年。曹汝霖一生经历复杂，又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因此， 40多年前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时，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2009年，该书首度在内地出版。
曹汝霖因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近现代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很长时间以来，他都以卖国贼的形象存活于中国人的心中。《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原名《五四运动始末》，可见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就是想澄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如今，将这本书和历史对照着看，虽不能完全如曹汝霖所愿，洗刷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但也给人们呈现了一个更丰满、真实的曹汝霖形象。
主张君主立宪
曹汝霖1876年生于上海，因他八字五行缺水，祖父为其命名为汝霖，字润田。18岁那年，曹汝霖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899年到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曹汝霖觉得在汉阳铁路学堂学不到什么真本事，毅然终止了学业。
返回上海后，曹汝霖与章宗祥结识，在章的影响下，他决定留学日本。1901年，曹汝霖赴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留学期间，曹汝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论。在一次留学生集会上，他上台演讲：“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 “现在政府腐败，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大革命，虽然推翻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我们不应只看今日法国的繁荣，而忘了法国革命历史之惨痛！”正当他说得起劲的时候，旁边一位孙中山的追随者张继愤而起身与他辩论，并脱下皮鞋朝他砸了过来，曹汝霖当即也脱下鞋变换了一个花样回砸过去——这就是当年的曹汝霖，意气风发。且不论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已经提出要警惕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曹汝霖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做律师名动京城
在很多法学家看来，曹汝霖是清末民初十分重要的法律人才。1904年，曹汝霖回国。在回国前夕，他还与别人为即将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们办了一个速成法政班，课程有刑法、诉讼法大纲、民法大意等等，在赚了一笔小钱的同时，他也确实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法制理念的人才。
曹汝霖回国后参加了留学生选拔考试，获得第二名，成为中国最早的“洋翰林”，随即，被授以主事（六品），在商部候补。曹汝霖从此开始了做官的生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曹汝霖做起了律师。当时刚好有一件案子：清朝有一个姓张的太监为了装门面，花了300两白银娶了一个暗娼王月贞，婚后不久王月贞就按捺不住寂寞，席卷了家中财物出走，还向京师审判厅投诉状请求解除与张太监的婚姻关系。王月贞的代理律师就是曹汝霖。张太监辩称，解除婚姻关系可以，但是那300两白银以及卷走的金银财宝必须归还。对此，曹汝霖陈述了以下几点：一、买卖人口一直为法律所禁止，前清也不例外，如果要求王月贞偿还300两身价银，就等于承认人口买卖，而解除婚姻关系，则与身价银无关；二、王月贞所携带的财物，有相当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首饰和物品，理应归王月贞所有；三、被告张太监所称如果王月贞不归还全部财物，则不同意离婚，更是不合法理。离婚事关人身权利，又事关社会公益，银两财物则属于个人私权，因财产原因而限制人身自由，因私权而损害公益，这与共和体制及民国法律精神不相符合。
曹汝霖在庭辩现场慷慨激昂，最后，京师审判厅几乎完全接受了曹汝霖的意见。王月贞欢呼雀跃，张太监则顿足捶胸，暗自后悔自己没有先聘这个大律师。
据统计，在民国元年9月至12月的4个月时间里，曹汝霖代理的诉讼案多达28件，并承担了大理院上诉刑事案件中半数以上的辩护工作。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曹汝霖当然不是以大律师的身份而闻名，他的名字是和 “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大事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被以“卖国贼”之名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随着中日关系在袁世凯政府对外关系中日渐占有重要的地位，亲日派的曹汝霖很快被袁世凯重用，并于1913年8月当上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两面为难，就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代表中方与日本谈判。曹汝霖每日清晨入袁世凯府报告，商议对策，实为具体的出谋划策者。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5月9日前作出答复。袁世凯政府最终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签了字。5月9日于是被定为“国耻纪念日”，卖国贼的帽子也很快被扣在了曹汝霖头上。
1916年，曹汝霖官运亨通，当上了交通总长，后又兼外交总长、交通银行经理，1917年，又兼任财政总长，掌握了交通、财政、外交大权，因此他虽不是总理，实权却并不小于总理。正是在此时期，他操作了西原借款。1916至1918年间，日本向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供了一大笔贷款，总额达1.45亿日元。日本名义上对中国实行“经济提携”，实际上暗藏祸心，通过这项借款取得了很多在华利益。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北大、北高师(北师大前身)等校学生喊着 “废除二十一条”、“铲除国贼”等口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天上午，在大总统徐世昌设的午宴上，曹汝霖等人知道了学生游行的事。后来，躲在总统府的曹汝霖和章宗祥，决定还是回家去。
两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出总统府，回到北京东单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游行学生到曹宅院里后，曹汝霖沉不住气了，悄悄从屋里溜了出来，到厨房里穿上打杂师傅的灰大褂，拿了厨子的一顶帽子戴上，出门上了汽车，跑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躲藏起来。
一天后，他又跑到同仁医院，后又搬到北海团城。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1919年冬，曹汝霖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不再过问政治。但“卖国贼”的帽子再也摘不下来了。他的儿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但抗战初期，曹汝霖坚辞华北伪政府主席一职，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了自己的民族立场。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随后被释放，1949年前往台湾，1957年到美国，1966年8月在底特律病逝，终年90岁。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曹汝霖以“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来描写五四运动对他人生的影响。他对签订“二十一条”的内情、西原借款的来龙去脉，以及资金的用途走向，都作了详细说明。对于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遭遇，曹汝霖觉得有些委屈——从他的角度看，他参与这些事务，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尽职尽责罢了。不过，时过境迁，他回忆该事件，也有了较为平和的心态：“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历史是无法还原的，尽管曹汝霖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他的言说是否可信，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