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路了怎么办反思:远途始悟乾坤大，晚节偏惊岁月遒

远途始悟乾坤大，晚节偏惊岁月遒
——记吴觉农先生1935年国际茶业考察及对他一生事茶的影响
吴宁(吴觉农孙女)
本文原刊《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简报》总第40期
    1935年年初到年底，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的爷爷吴觉农先生乘船去了日本、台湾及南亚的三个产茶国，而后又去了欧洲的茶叶销费国进行实地考察。除了三篇产茶国考察报告之外，爷爷没有发表更多的文字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关于他在欧州的经历。近几年来，我走访了很多老茶人，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从家人和老朋友后人的回忆里，也从爷爷零零星星的手稿里，我逐渐了解到他出国考察的来龙去脉，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1935年初，爷爷先走访了日本和台湾，然后去了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爷爷从印度的加尔各答港乘船前往伦敦，在英国停留几个星期后，又乘火车向东经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横穿德国，在柏林停留了若干天，经波兰，到达了苏联的莫斯科。为了考察苏联的茶区，他再乘火车穿过高加索山脉到达当时的南俄，访问了第比利斯的格鲁及亚茶叶公司，参观了黑海边格鲁吉亚的茶园、茶厂和茶叶研究所。最后从黑海乘船，途经爱琴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太平洋回到上海。
    爷爷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国考察的：
    1932年的春天，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采纳了爷爷提出的建议，拨出了一笔调研经费，由他组织了一批对茶业有一定经验的技术人员深入浙、皖、赣、闽等主要产茶区进行调查。此后针对此次调查发表了多种茶业调查报告，因此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调查热，当时的四省农民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委托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各产茶省的经济情况，也刊印了数种茶业调查报告。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了农业处，又补充了若干茶区的调查。在这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爷爷与胡浩川先生合写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并于1935年4月由商务印刷馆刊印。
    1934年，也就是在爷爷写复兴计划的过程中，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其他产茶国家情况了解太少，他必须对这些国家的茶业生产进行实地考察，才能知己知彼，吸取国外茶学研究的成果、茶叶栽培和制造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借鉴他国在经营上的经验教训。于是，爷爷向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去其他产茶国进行茶业调查的书面建议。1934年秋，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和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批准了他的建议，拨出了一笔资金资助他去产茶国家进行实地考察，但因为经费有限，他的考察只限于日本、荷印（印度尼西亚）、锡兰（斯里兰卡）、印度这四个产茶国家和台湾地区。
1935年初，爷爷由上海乘船到横滨，之后坐火车去了东京、奈良、京都、大坂，访问了京都府立茶叶研究所和奈良茶叶研究所。爷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在日本实习，他发现在这十二年里，日本在育种、茶树更新、采摘和制茶机械化很多方面都有惊人的进展。十几年前，机械制茶不如手工制茶，但到了1935年，机械制茶的质量已经与手工“完全相同了”。而且，日本机械化的成本比中国手工的成本要低很多，但工作效率却又高很多。（《日本台湾之茶业》）
    爷爷在静冈停留了多日。静冈不仅是日本茶业的中心，也是他十几年前留学的地方，他有朋友、老师，有熟悉的茶园、实验场。特别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在静冈上学时最要好的日本朋友曾根俊一仍在那里的茶叶试验场做研究工作，他们又见面了。
    书生气十足的曾根俊一还是那位只谈茶叶、不问政治的技师，爷爷刚一到那里，他就兴高采烈地带爷爷去看静冈试制的各种中国茶及仿造的中国制茶机械，也介绍爷爷认识了他们从中国福建和安徽雇来的制茶师。爷爷在中国已经对日本仿制中国茶有所了解，但其数量之大、速度之快还是令他大吃一惊。日本不仅在大量地制作珠茶、眉茶，而且也在仿制毛峰、龙井和大方茶。虽然在国内对日本仿制茶的情况有所耳闻，但百闻不如一见：上世纪初叶，日本夺去了中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绿茶市场；近年来，又以它仿制的珠茶、眉茶渗透俄国、非洲的绿茶市场，同时以它仿制的龙井、大方和毛峰倾销东北各省。
    那一年，在静冈及其他茶区，日本茶业公司的机制红茶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本来，日本的气候、茶树品种和采摘季节是并不适制红茶的，且日本也没有制作红茶的传统，所以红茶的质量并不高。爷爷意识到，这是用来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两湖的低级红茶竞争的：“过去一两年中，由于印度、斯里兰卡和爪哇各地限制生产，英、美各国需要购买低等红茶作拼配，所以中国两湖低级红茶比以前略有销路，日本就利用这个机会，制出低等红茶，以应市场需要，虽然品质欠佳，但是都是机器制造，形整价廉，很适宜掺入印、锡、爪哇红茶之中。”（《日本台湾之茶业》）
    离开日本后，爷爷来到了当时日本统制下的台湾。他参观了台北和新竹的茶场和茶叶研究所。台湾的茶业在近十年里发展很快，台湾新竹的平镇试验场在乌龙茶改良和育种方面亦有很多成果。但令爷爷印象最深的是台湾总督府与日本公司合作制作的印度红茶。日本的三井洋行极力在台湾发展红茶事业，引进了阿萨姆茶种，开拓了新竹州六千多公顷荒地，栽种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红茶。那里的红茶，“除水色略暗，香味和形态多能与印度茶比肩。”日本利用台湾的地理条件，大力发展大叶种红茶。虽然，日本当时绿茶的产量和出口量远不及中国，红茶更不可与印度、斯里兰卡竞争，但是它却有如此的雄心壮志，真是与当时中国茶业状况有着天壤之别啊！
    在回中国的船上，爷爷在他的第一篇调查报告《日本台湾之茶业》中十分感慨地写到“就自然条件而言，日本台湾两处之茶业，实在是不如中国的：日本全国无高山峻岭，所有茶园之高度，都在二百尺以下，故茶质极为平凡。但是在人力、制造方面，在贸易、宣传方面，日本茶业不仅团结合作，精密策划，并付诸与实践，其处心积虑，诚可谓无微不至矣！”这次日本考察给了爷爷特殊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如果（我们）不积极着手改良，中国苟延残喘中的茶业，无论外销内销，将来恐难免不被日本茶业所兼并。”
1935年的春天，爷爷与福建省的茶叶专家柯仲正先生一起去了印尼的爪哇和苏门达腊，这是他第一次去东南亚，在船上他就领略到了印度尼西亚岛屿之美。在一望无际的蔚蓝的大海之中，爪哇岛就像是一块碧翠的宝石，绿得透明。白色的沙滩上到处都是亭亭玉立的椰子树，远远山坡上，在茂密的热带植物中深处隐隐约约地点缀着红色、金色屋顶的村落以及一片片茶园。
    爪哇岛是印尼产茶最重要之地。那里的山高地厚，受海洋季风的影响，全年气温变化微小，空气湿润。在西部港口巴德维亚上岸后，爷爷与柯先生就兴致勃勃地走遍了爪哇西部的皮登曹、勃良安茶区。他们一边走，一边赞赏爪哇岛的植茶气候和地势，爷爷这样写到：“我过去常常描述静冈牧之原的茶园环境为最佳的环境，座落在山间一平原，但高度不过海拔二百公尺，而爪哇的高度在五百尺乃一千尺以上者随处皆是，静岗和爪哇真有霄壤之别呵。”爪哇岛的土质极为肥沃，爷爷观察到：（这里的）古代植物生长茂盛，土壤里的腐植质甚多，加上火山喷射，上层的土壤又被火山的溶岩所风化，茶园里又多种豆科植物，是得天独厚的产茶之岛。“印尼一年四季都可以采茶。茶的产量之高，每荷亩鲜叶的产量最少为两千公斤，最多达六千公斤。”（《荷印之茶业》）
    爪哇的华侨茶业同仁把他和柯先生当成了远道而来的亲人，请爷爷去他们的家里坐客，用丰盛的印度尼西亚晚餐招待他们，带他们去参观茶园、茶厂，又去了皮登曹的印尼茶叶研究所。在爷爷考察的每一个产茶国，他都去走访茶业研究所，但这一家茶研所与当地茶园紧密而直接的关系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凡关于制造及栽培等一切问题之解决，全由该所负其责任，小之如茶苗之颁布，大之如对外之宣传，亦由该所为之（茶园）策划。”（《荷印之茶业》）
    在爷爷的调查报告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所茶科所的发展。1902年，印尼的茶叶研究所成立时，只有一位土壤分析化学专家。但到了1935年，所里的专家从植物分类、化学、病虫害到农业经济，“无不网罗其中。”印尼茶叶研究所是靠印尼茶业的直接经济资助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当地政府规定，每个茶园按其产茶量为研究所提供茶叶研究改进费和宣传经费，虽然每一百斤茶只收几仙（分）的费用，微乎其微，但积少成多，所以每年研究所的经费有二、三十万华币，茶叶丰收之年，甚至可以达到七、八十万华币。印尼的华侨茶人告诉爷爷他们是茶科所的直接受益者，所以也是很情愿向茶科所投资的。
    1936年以后的十几年里，爷爷所经办的茶叶改良场、研究所，曾作过多次这种茶叶研究与茶园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尝试。特别是在1940到1941年间，爷爷在浙江的淳遂改良所收购毛茶时，就采用了在茶叶收购总金额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茶叶改进费的作法，用这笔经费来推广茶叶生产技术，推动茶树更新运动，增加茶叶产量。1942年，在崇安的茶叶研究所，爷爷极力推广茶树更新的活动，给农民的茶园提供茶苗，也是效仿印尼茶研所的作法。
    印尼留给爷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政府与茶业个体经营状态的默契及他们的密切合作。茶业是印尼最主要的产业，政府对茶产业极为重视：积极促进茶种改良，茶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荷印茶业之全部观察“犹如一整个有机体之组织。盖其整个茶业，全在几百余家茶园主手中，任何事业改革、提倡，朝令夕行，毫无阻滞。”爷爷在荷印调查报告里感叹到：“综观荷印茶业，其所受天惠之深，地利之厚，已为任何产茶国所不能及；加以政府不断努力，人民资本之雄厚，又何怪于极短时期内输出量超我国而上。”（《荷印之茶业》）
                                                                                                                              三
 
    从印尼与柯仲正先生分开后，爷爷坐船去了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斯里兰卡是一个梨形的岛屿，在印度的南边。热带气候，四季温度变化很小，在20℃到30℃之间。沿海多平原、稻田，而岛的中央是高山峻岭的茶区。从科伦坡港到古都康提有直达的火车，从康提坐火车沿着皮杜鲁塔拉格勒山向南而行，就来到斯里兰卡的茶区了，这里山顶上浓密的参天林木与山坡上漫山遍野的茶园相连，景色美不胜收。群山之中，飞流直下的瀑布，清澈见底的山泉，在错落的树丛之间，也常常能看到深色的佛塔和金碧辉煌的印度教寺庙。这是他最愉快的火车旅行了。爷爷每到一地，都去参观茶场、茶园，去品茶。他把斯里兰卡各区的茶都尝了个遍，比较起来，要属斯里兰卡最高的山中的瓦列伊利亚地区的茶最好。
    斯里兰卡的茶区与爪哇茶区的环境是很相似的，都是现代化的大企业，整齐的茶园，三四层楼高的制茶厂，四通八达的火车交通。爷爷曾读过清代郑世璜在1905年写的《印锡种茶制茶事宜》的考察报告，可见在三十年前，斯里兰卡的制茶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成本轻而制法简，全在机器。机器分碾压、烘焙、筛青叶、筛干叶、扬切、装箱六种而贯以一。”但身临其境，给爷爷的印象极其深刻：“看到这里大规模的企业经营，使得机械和人力的调配极为经济，茶园的经营极为合理。从在深山峻岭的茶园里采到的鲜叶到科伦坡港运往英国的精制的红茶的全过程只需要四、五天的时间。”
    显然，斯里兰卡和爪哇现代化的茶园和茶厂使爷爷意识到：没有大规摸的现代化茶园和茶厂，中国的小农茶园是不可能与印尼、斯里兰卡的大企业竞争的。在斯里兰卡，爷爷就写信给商检局和祁门茶场的朋友们，详细地描述印尼、斯里兰卡的现代化的茶园管理和机械制茶。
    回到上海后，他就一直为机械制茶和创办现代化的茶场呼吁奔走。据冯绍裘先生回忆，1936年初，爷爷邀请在南京农业处工作的冯先生到祁门搞机械制茶的试验，“改脚踩为机揉，改竹笼烘焙为机烘”机制的茶超过了当年所有的手工茶，震动了上海的红茶市场。1937年秋，中茶公司搬到了武汉，爷爷又请范和钧先生、农业处工作的冯绍裘先生到湖北恩施办起了试验茶厂，自造机械制茶，机制的红茶运到汉口出售，评价甚好。1938年底，武汉沦陷之后，爷爷建议当时中茶公司的经理寿景伟先生在云南建立示范茶场，请范和钧先生、张石城先生前往勐海，冯绍裘和郑鹤春先生去前往凤庆发展机械。1943年，在崇安茶叶研究所，爷爷又多次提出了在抗战胜利后，怎样发展机械化、现代化茶园的构想。上世纪40年代后期，爷爷在杭州创办之江茶厂，也是发展机械制茶的尝试。
    之后几十年里，爷爷不仅一直在鼓励茶园的现代管理，而且提倡全面机械化的重要。深知中国的茶业现状，他一面改良现有的小农经济茶园、组织合作社、提高初制的技术和简化精制的程序，为逐步机械化创造条件；一面不断上书政府，要求在中国的西南开辟新茶园，开辟大面积的茶园。现代化、机械化的茶厂和茶园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虽然，在1949年之后，许多茶厂、茶园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机械化，但是与他印象中的斯里兰卡和印尼的茶厂、茶园还是有差距的。只有在1983年10月，当爷爷在浙江的潘板桥参观时，他才真正感到满足了。潘板桥有六千多亩茶园，茶场是现代化、自动化管理的，种茶、采茶、制茶全部机械化。他对陪同的马森科先生说：“小马，这样大的茶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一辈子要搞茶业机械化，我过去年纪轻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在你们这一代都完成了。”
                                                                                                                   四
 
    在印度，爷爷参观了各地的茶区，且花费较多的时间重点考察了东北部的大吉岭和阿萨姆茶区。
    世界著名的大吉岭茶区坐落在群山峻岭之间，方圆二十几里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茶园。这是全印度唯一的高山茶区，爷爷称它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他在考察报告里这样写到：“大吉岭为全印度茶区中品质最优之区域，位于喜玛拉雅山最高峰之南麓，介乎于不丹和尼波尔之间，在西藏语里为‘金刚宝土’，以前实为西藏版图。”大吉岭的气候，冬天寒冷，地面的温度常在零度以下，一二月有降雪。空气清朗，日温差很大。六七八月气候受季风影响，多雨。九月的日照时间最长。大吉岭的土壤是岩石风化的“上者生烂石”之土。而大吉岭的茶树多为中国耐寒的小叶种，生长缓慢，茶树干上长满了青苔，千姿百态。大吉岭云雾弥漫，偶然的一个晴天，就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喜玛拉雅群峰。
    爷爷在大吉岭喝到了那年四、五月的新茶，香气高，汤色明亮，味道鲜爽，浓度上比浓厚的阿萨姆红茶却显得清淡、单薄。爷爷喜欢喝浓厚的红茶，也喜欢放糖加奶，特别是在台湾、爪哇、斯里兰卡的几个月里，喝了太多浓郁的阿萨姆红茶，所以，那年大吉岭清饮的春茶使他有些失望了，在细细地品尝了大吉岭一年四季的茶以后，他这样写到：“四五月茶不佳，六七月茶较好，八九月是雨季，茶最平庸。但是十至二月的茶最好，只是叶子不漂亮，产量不高。”（《印度锡兰之茶业》）
    在大吉岭的日子，面对大吉岭四面环山的地势和高山云雾中的茶园，爷爷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祁门茶场，想到了他与胡浩川先生整理的祁门高山上茶树的规划和刚刚开始的茶叶合作事业。访问大吉岭给了爷爷更大的振兴祁门红茶的希望和动力。大吉岭是全印度唯一的高山茶区，那里的茶树不是阿萨姆大叶种，而是中国种的茶树！这一发现，使他以后对小叶种、褚叶种制作红茶一直具有信心。直到八十年代，当有的朋友来家里看他、讲到中国的红茶比不上印度红茶时，他会对他们说：“不要自暴自弃，尽管阿萨姆大叶种做出的红茶，味道浓厚，汤色鲜艳，印度最好的红茶大吉岭还是从我们中国种来的。”
    大吉岭茶师们对祁门茶是很熟悉的，当他们了解到爷爷是刚刚从祁门而来的，显得格外惊讶和高兴，向爷爷寻问祁门茶叶的栽培、制作情况。在国际上，大吉岭和祁门是齐名的高香名茶，英国皇家喝的最名贵的茶就是用祁门茶和大吉岭茶拼配而成的。他们赠给爷爷不少大吉岭茶区的资料以及土壤和气候的统计数据。爷爷感到惭愧的是，中国茶区的资料很少，根本还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他没有中国茶业的资料可以回赠给当地的茶师们。很多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阿萨姆是印度最重要的产茶区，散布于布腊马普得拉河和苏马河两条大河谷之中的平原和山坡上。这两条河也是阿萨姆茶叶的运输渠道，爷爷就是坐运茶叶的小火轮逆流而上来到了阿萨姆茶区最东北面的、靠近西藏的萨地亚茶区。1935年，正好是印度发现阿萨姆茶种一百周年之际。从1921年，爷爷在日本写《茶树原产地考》之日起，就对萨地亚茶区的野生茶树非常感兴趣，利用来阿萨姆的机会，他打算对那里的野茶树作一番深入的调查。
布腊马普得拉河的源头“大河”就是雅鲁藏布江，而阿萨姆的茶树最早就是在“大河”经过的中印边境的萨地亚被印度当地人发现的。以后，英国的布鲁士先生（C.A Bruce）把印度当地人送的茶种的一部分种在了他在萨地亚的花园——大河南边的山谷里，另一部分转交给了加尔各答植物园。印度的阿萨姆种几经波折，终于在1834年被确认。1838年，阿萨姆种茶叶第一次在伦敦拍卖，轰动一时。
    阿萨姆种是不是与中国种同源呢？当爷爷去萨地亚的时候，野茶树的痕迹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看到的茶树都是人工栽培的。他站在萨地亚的茶园里向东眺望，白雪皑皑的群山后面，就是中国的云南省了，就是与阿萨姆茶区在同一纬度上的云贵高原。当时，爷爷还没有读到任何关于云南茶树的历史记载，只记得《徐霞客游记》中描述的点苍山庙宇中的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生树者，茶味颇佳……”《徐霞客游记》中的茶树与他在亚地萨看到的大叶种茶树何等相似！他推想，不仅阿萨姆茶种与中国茶种是完全可能同源的，而且根据地理环境的变迁和特征，中国的西南地区也应是茶的原产地。
    萨地亚的访问，使爷爷想到了中国的西南茶区有大叶种红茶的可能性。虽然当时还没有人去云南做实地茶叶考察，他所知道的也只是云南盛产内销的沱茶和普洱茶，但从那时起，他就萌发了在西南茶区建设大面积的现代化茶区的设想，云贵高原成了他向往的地方。1936年春，爷爷与范和钧先生合写了《中国茶业问题》，这本书是根据他的考察经历而写的，但比他的三篇调察报告要细致、深入。在写作过程中，他与范和钧先生常常谈到西南各省，特别是云南。
    1939年，他得到了调查西南的第一个机会。中茶公司派遣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去云南考察，爷爷在重庆收到冯绍裘从顺宁（凤庆）、范和钧从佛海（勐海）的来信，信中称发现了大叶种茶树，而且试制出了与阿萨姆红茶媲美的少量红茶，当时爷爷兴奋得手舞足蹈。来年，当复旦大学茶叶专科成立，爷爷写信给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让他们送几百斤云南的大叶茶种到重庆。
    1949年，中茶公司刚一成立，爷爷就建议成立西南茶叶大区，派刘卓埔、熊森先生去重庆成立西南茶叶公司。那时候，还没有民航，熊森先生记得，为了尽早展开筹备工作，爷爷派他们坐军用飞机前往西南，没有乘火车。
    1978年，爷爷利用去昆明开文革后第一次茶叶会议的机会，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原产地》的论文，当他听到一位云南茶叶负责人说单一个西双版纳加上思茅地区，出产的滇茶就可以抵上一个斯里兰卡时，夜不能寐，连夜写出了《关于加快云南茶叶生产发展的建议》。
    爷爷访问印度期间，收获最大的是在阿萨姆的茶叶研究所、托克雷实验茶场。被他称为“茶叶科学蓍宿”的孟教授（H H Mann)，和写过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大吉岭茶的发展史的海乐尔教授（C.H Harler）都是在那里工作过的。他在那里的试验茶场找到了应有尽有的关于茶树栽培、制造、土壤分析方面的茶叶期刊和资料，也认识了那里的几位茶叶专家。
    在加尔哥答，爷爷访问了设在皇家交易所的印度茶叶协会。茶叶协会虽然是一个民间的组织，但却是印度茶业的心脏。他回到上海后，这样写到：（这个协会）由印度的茶业公司、茶商、茶庄园主组成的，代表了印度茶业的共同利益。丛茶树栽培、茶叶制造的科学研究，到茶叶对外贸易都是由茶叶协会管理的。在托克雷的那所规模宏大的茶叶研究所，也是归印度茶叶协会所有的。印度的茶叶研究是民间（茶叶公司、茶商们）兴起的，政府只是起了辅助、赞助的作用。爷爷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协会、日本的茶叶协会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影响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1946年，他在福建崇安办的茶研所被撤消以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爷爷在杭州和上海组织中国茶叶研究社，他的许多朋友都被邀请参加，他就是希望能够效法印度的茶叶协会，探索民间兴起茶叶研究和改良的可能性。
                                                                                                                    五
 
    印度应该是爷爷考察的最后一站了。他所乘的船一停靠在印度的加尔格答港，他就马上去参观了那里的茶叶拍卖市场。在爪哇，从华侨茶人那里，他了解到拍卖市场的茶价之所以比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出口价低得多，根本原因是印尼的首都巴达维亚没有公开的茶叶拍卖市场，与中国的情况相似，印尼所有的贸易都是通过私人交易的，通过英国或荷兰公司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拍卖的。在斯里兰卡，爷爷去了科伦坡的茶叶拍卖场，他发现，斯里兰卡的茶大多是直接在伦敦拍卖的。同样，在加尔各答的茶叶拍卖市场，印度出口的茶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运到伦敦拍卖市场去拍卖。印度的茶园大多是英国有限公司经营的，总部都设在伦敦。而且，英国虽然不产茶，但是它在茶叶经过拼配后的转销方面占了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看来不去英国看一看，就不能真正懂得国际茶叶的运销情况，爷爷决定这次考察“要去欧洲，特别是伦敦”。
    爷爷计算了一下他所带的经费余额，竟然有足够的旅费去伦敦！于是，他立即写了两份申请报告，一份寄到商检局，请蔡无忌先生延长他出国的时间；另一份寄到农业处，要求增加一点他出国考察的经费。在报告里，他反复说明了考察茶叶销费国和制造国同等重要的原因。伦敦的拍卖市场是世界茶业的动脉，英国市场的茶价下跌，全球茶价下跌；英国市场的茶价上涨，全球茶价上涨。调查伦敦茶市场，是了解国际茶业经济和贸易最重要的一环。
    从阿萨姆和大吉岭茶区回到加尔各达，爷爷拿到了去英国的签证。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蔡无忌先生的回信，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没有继续等待农业处的批准就上路了。爷爷推想，农业处的赵连芳先生和商检局的蔡无忌先生都是了解和支持他出国进行茶业考察的，既然他有充足的理由去欧洲，那么他的申请是不难被批准的。谁知在他离开上海的那几个月里，国内农业复兴委员会的农业处面临解散的可能，处里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来考虑他的申请，所以他给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和实业部的报告，石沉大海。爷爷的建议在农业处没有得到批准。
    奶奶在杭州收到了爷爷从印度的来信。自从爷爷走后，她就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回到杭州。奶奶对爷爷的想法是理解与支持的。她把孩子托给嫂嫂照看，几次去上海为爷爷的欧洲考察到处游说，但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商检局的蔡无忌先生也是无能为力的。为了让丈夫能够安心地完成去欧洲的考查，她还是按照爷爷吩咐的，寄去了她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几百块钱。奶奶虽然并不赞成爷爷的“擅自行动”，总是埋怨他考虑事情不周密，但她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对爷爷的事业总是很支持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奶奶就是这样，在很多关键时刻，一个人挑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全力以赴支持丈夫的事业，尽管在家里，她会抱怨爷爷太主观、一厢情愿地去做事情。
    从加尔各达去伦敦，爷爷买的是三等舱的船票。因为三等舱在轮船的下部，四五个人一舱，既闷热又常常闻到机油味，所以，他的白天是在三等舱的甲板上度过的。整个海上行程大约三个多星期，除了每天打乒乓球、散步，爷爷就都用来看资料、读英文了。印度孟博士（H H Mann)写的《阿萨姆茶的土壤和肥料》是本枯燥的土壤分析，但却他读得津津有味。爷爷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到过孟博士的各种茶学文章，他认为，孟博士是世界上最有经验和知识的农业专家之一，对土壤、栽培、制茶及世界各地的茶很有研究。从那时起，凡是能找到的孟博士的文章和书都是他必读的。
    在船上，他也读完了法国福音氏1853年写的《两次到中国茶乡的访问》。很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这本书，曾对我说过：“福清氏的游记，写得非常生动，读他的游记，不仅学英语、了解历史，最重要的是还懂得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茶。”在船上的几十天里，爷爷也保持着读书记笔记的习惯，一边读英文，一边把它写成中文的简易缩写本。他说，这是一种“积极”学习的方法。读这两本书，他记了几本笔记，可惜的是几十年的战乱、奔波，这些笔记都没有留存下来。
    也就是在那艘英国轮船的甲板上，爷爷写完了他的《荷印之茶业》和《印度锡兰之茶业》。
 
                                                                                                                         六
 
    一到伦敦，爷爷就认识了正在英国牛津读农业经济博士的刘庆云先生。刘先生是安徽合肥人，中等个头，圆圆的脸，带着一副眼镜，温和而稳重。那年他二十九岁，比爷爷小近十岁，但爷爷说，他在农业经济方面博学多识，英文又好，在伦敦遇到他真是很幸运的事。刘先生1930年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在牛津已经有四年多了，他对中国的茶叶在英国的兴衰史有极浓厚的兴趣，因为茶叶经济与其论文题目有关，他和爷爷成了好朋友。正好遇到暑期，他和爷爷就住在伦敦东区的一个朋友家里，二人一同游览了伦敦的名胜古迹：大英博物馆、大教堂、伦敦塔、大英图书馆等。然而，他们最常去的是伦敦明星巷三十号的茶叶拍卖场。
    1935年的伦敦茶叶拍卖市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星期一、星期三拍卖印度茶，星期二拍卖斯里兰卡茶，星期四则是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茶。中国的茶没有在明星巷上卖过，都是私下作成的交易。刘先生英文流利，又对英国的经济和商业极为熟悉，与他一起去茶叶拍卖场，爷爷了解到了拍卖场交易的过程及各种细节，他这样写道：“（拍卖市场比起私人成交）程序简单，手续清楚，而且公开化。公卖制度中对于付款、重量、佣金、章程皆有明文规定，买卖两方的利益都能顾到。中国有必要改革现行的交易制度的积弊，此法实有采用的必要。”（《中国茶业问题》）
    在伦敦期间，爷爷与刘庆云先生也去看了几家茶店、茶行和茶叶批发商的拼配茶车间。英国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茶消费国，也是最大的茶再出口国。伦敦的不少茶叶商行，把拼配当成茶业运销中获得利润的“面包和黄油”（最根本的一环），没有成功而稳定的拼配方法，就不能得到利润，打出品牌。要打入国际市场，不仅要有好的茶原料，也一定要能够作好拼配和分级，不仅保证茶的质量，而且要稳定的味道、浓度和香气。爷爷对茶叶分级和拼配试验的重视也是从他出国考察后开始的。在英国的考察使他意识到：我国的红茶多是小农个体经济，既无花色标准，又无分级和拼配的经验和能力，所以在市场上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1942年，在崇安的茶叶研究所，爷爷把分级和拼配当成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他不仅直接写信给各地的茶叶试验场，要求把宜红、宁红、滇红和祁红的样品寄到崇安，进行拼配和分级试验，而且还请陈观沧先生、佘小宋先生去祁门改良场，用春、夏、秋三个茶季去做祁红制造、分级和拼配试验。可惜的是，日本飞机轰炸云南，范和钧先生被迫离开勐海，那里茶厂停业；冯绍裘先生也因湖北砖茶厂的需要离开了凤庆。所以在崇安的红茶拼配和分级工作没有能够对滇红茶的制作、滇红与国内其他红茶的拼配作一番有实践意义的研究。那是爷爷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情。
    刘庆云先生与爷爷也去伦敦不远的牛津、剑桥走走。在伦敦和附近的乡间，爷爷认识到了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英国是一个茶的国家，英国平均每人每年喝十磅茶，但饮茶习惯却与中国完全不同。爷爷在伦敦乡间的一位英国教师家里坐客，早晨的第一道早茶是送到卧室里的。英国人喝茶，很少清饮，喜爱浓茶，多是加牛奶、柠檬、糖。如果有条件，英国饮茶时总是配有的精美茶点：面包、奶油、点心，所以香高浓厚、汤色红艳的红茶特别适合。“英国人对茶的重视和依赖是没去过英国的人所不能想象的。”爷爷曾告诉过我，每一个阶层都有不同的饮茶习惯，但好像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茶。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到处都是卖茶的，火车上有供茶的。就是住在伦敦东区的劳动阶层的人，工人，司机，服务员也是每天要喝茶，他们的饮食主要是面包、茶和黄油，他们喝的茶的质量虽然不好，有的也不讲究泡茶，连水都不烧开，但是在英国人眼里，喝茶是一种情致，只要一杯茶在手，就怡然自得了。
    在英国停留期间，爷爷与刘庆云先生讨论中国文化、历史、经济，交换个人想法，无所不谈，成为很好的朋友。刘先生回到中国后，他们曾在中茶公司香港共事，刘先生和他的妻子就住在我家里。在重庆复旦大学茶学系教学时，刘庆云先生是爷爷最亲密的朋友，直到今天，我家还有1948年刘先生、爷爷、钱梁先生在重庆大溪别墅的照片。1949年以后，刘先生是南京大学农学院的教务长、教授。文革期间，刘庆云先生被迫害致死，享年七十岁。
 
                                                                                                                            七
 
    爷爷在伦敦期间，有一天晚上，陈翰笙先生来他的住所，他是通过伦敦“中国旅英人员联络处”找到爷爷的住址的。陈翰笙先生是农业经济学家，1933年他与爷爷和其他的几位朋友一起在上海创办了农村经济研究会，以后与爷爷一起创办杂志《中国农村》。爷爷对陈翰笙先生的尊敬是从读陈先生在1924年写的《鸦片战争前的茶叶出口史》开始的。全文只有三千多字，却参考了书籍五十多本，他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根据、有来源的。1935年初，爷爷访问日本时在东京和京都曾遇到了在东洋文库作研究工作的陈翰笙夫妇，想不到半年多以后，他们又在伦敦碰面了。
    陈先生告诉爷爷他们夫妇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作研究了。陈先生对苏联的农业非常熟悉，他鼓动爷爷借机会去俄国看看。爷爷本来是想去俄国的，俄国是除了英国之外的第二大茶消费国，但因为要横跨欧洲，离家要更长的时间，又有经费的问题，他还有一点犹豫。但与陈先生谈了一晚，爷爷就下定决心去苏联。他写信给蔡无忌先生和奶奶，说他要改道回国，顺路去苏联看看。那时候，爷爷并不知道陈翰笙先生是中共党员，更不了解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做地下工作。但在伦敦两个人就有约定，爷爷不向朋友们提到他们的约会。很多年以后，爷爷曾写到：“1935年出国考察茶叶，顺道去苏联访问，目地是去看看社会主义地苏联究竟是什么样的，此行主要是由翰老促成的。”（《祝贺陈翰笙同志从事研究工作六十年》）但他很少谈起自己去苏联的细节。
    离开了英国，爷爷路经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横跨德国，在柏林停留了几天。经刘庆云先生的介绍，他找到了正在德国柏林大学读经济博士的朱刚夫先生。朱刚夫先生与他的好朋友刘庆云正好相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特别喜欢高谈阔论。他陪着爷爷在柏林到处游览：国会大厦、大教堂、博物馆、伯兰登堡门……他们曾在德国还没有修复的国会大厦前合影，可惜现在找不到照片了。朱先生对西特勒怎样上台的以及德国的经济状况极其熟悉。因为他们讲的是中文，朱刚夫先生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讲希特勒怎样上台的。他对爷爷说过，虽然德国是一个民主选举的社会，但在竞选中希特勒当选，他搞独裁，德国也就变成一个专制的国家了。“幸亏我们讲中文，别人都听不懂，不然就麻烦了，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很多年以后爷爷曾这样提起。
    与英国人不同，爷爷发现，德国人喜欢喝脾酒、咖啡，不太喝茶。就是喝茶，也是喝香草茶，特别是薄荷茶和茴香茶。与伦敦相比，柏林显然不是一个茶叶的城市。诺大柏林，爷爷没有看到过一家茶馆。朱刚夫先生喜欢和爷爷一边聊天，一边喝点酒，品点茶，爷爷与朱先生讲中国茶叶复兴，请他品尝爷爷在南亚各地收集的茶，引起了朱先生对茶的兴趣，他对爷爷说：“真没想到小小的茶叶有那么大的学问。”朱先生回到中国后，曾到衢州东南改良总场和崇安的茶叶研究所工作过，抗战之后又到台湾去负责茶叶检验。爷爷曾和他开玩笑说，他这个中专学生到国外去周游一年，居然征募到了两个在欧洲鼎鼎有名的大学里学经济的博士来参加中国茶叶的复兴事业。
。                                                                                                                          八
 
    九月底的莫斯科已经是秋风飒爽了，戈宝全先生到火车站来接爷爷。他是《大公报》的年轻记者，那年只有二十二岁。胡愈之先生和邹韬奋先生介绍爷爷认识他的，他也为邹先生的《新生周刊》写稿。当戈先生看到爷爷衣袋里有一本胡愈之先生写的《莫斯科印象记》时很高兴。他告诉爷爷，他年初来莫斯科时，就是用这本书当向导，去一一寻访了胡先生所描写的地方。以后的几天，戈先生不仅向爷爷介绍了苏联的情况，而且和他一起去了莫斯科的红场、克列姆林、列宁墓和莫司科大剧院。爷爷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许多苏联人对中国艺术和茶的推崇。梅兰芳在那年的春天曾在苏联的大剧院里演出，当时轰动很大，场场爆满。爷爷说，俄国人是东方味最浓的西方人，又喜欢京剧，又喜欢茶。
    虽然茶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在俄国流行起来的，但到了二十世纪初，喝茶变成了俄国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一般一天至少喝两、三次茶。俄国人喝茶比英国人不少，但英国人主要是喝红茶，俄国人则喝红茶、绿茶、砖茶。爷爷特别欣赏俄国的茶壶萨姆瓦尔（samovar)。古老的茶壶一般是铜制的，也有银制的，雕着花，很精美。里面有一个盛水的容器，加满水后在火炉上加热。记得他说过，俄国茶壶是俄国的象征，在俄国作家普希金、契诃夫和果戈理的文学作品里，都有饮茶和萨姆瓦特的描写。俄国的饮茶很独特，很讲究。冲好很浓的茶在茶壶里，然后用samovar烧一壶热水，备有柠檬、草梅、樱桃、各式果酱、蜂蜜、牛奶、薄煎饼、水果蒎饼等。每一位客人根据自己的浓淡喜好，冲茶。有一天，爷爷感冒了，他的一位新认识的俄国朋友的妻子给他喝了煮开的茶水和蜂蜜，加上一小杯伏尔加烈酒。他的感冒竟然好了。
    爷爷本来打算只在莫斯科停留几天，了解一下苏联的茶叶进口、消费的情况，然后坐西伯利亚的火车经海参威回国的，那是当时中国人去苏联的常用路线。但陈翰笙先生帮爷爷联系上了苏联的茶叶及亚热带植物研究所，介绍他认识了农业部、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们，又为他联系好了去格鲁吉亚（乔治亚）茶区的旅行。就这样，爷爷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穿过高加索山脉，经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去巴统，然后乘汽车沿着黑海向北，到达了恰克瓦茶区。
    格鲁吉亚是世界上最北的茶区，它的东面，巍巍的高加索雪山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风，它的西面，黑海吹来的温和的海风滋润着格鲁吉亚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山谷。虽然，那里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可耕地，但盛产茶叶、烟草和桔子。格鲁吉亚的地方文化极为丰富，因为这里是欧亚文化汇合处，也是伊斯蓝教和基督教的交接点。高高的山顶上，隐约可见古碉堡和教堂。小镇上窄窄的石子路两旁，多是木制的两、三层楼的房子，赭红色的窗户、门框，阳台和游廊里多是精美的木雕，带着东方木雕的风格。
    格鲁吉亚的茶园大多在外高加索黑海东岸的巴统附近的山坡上。1918年以来，因为政府大力提倡“饮茶代酒”，在合适的自然环境里开辟茶园。国家银行对茶农种茶、制茶又提供无息贷款。到了1935年，那里已经有了八万多亩的茶园。国家经营的格鲁吉亚茶叶公司设在第比利斯，所有的国营农庄和个体茶园都接受乔治亚茶叶公司的管理和技术指导。
    最令爷爷佩服的是格鲁吉亚的育种和制茶研究。他去参观了在恰克瓦的茶业育种研究所，那里有各种茶树，有阿萨姆种、中国种，但更多的是中国种和印度种的杂交种。研究所邀请了印度著名的孟博士作为他们的技术顾问，为他们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恰克瓦的制茶厂是全部机械化的，那里的制茶主要强调色、香、味，重视初制技术。爷爷说，那里的红茶味道很好，主要归功于他们对初制的研究。这也是爷爷在五十年代初，特别提倡祁门茶场与格鲁吉亚的茶叶专家交流初制的经验，在1955年，他推荐钱梁、费鸿年等把当时在格鲁及亚的制茶专家霍卓拉瓦教授的《制茶学》，翻译成中文，并于1957年出版。
    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回到中国后，爷爷没有写他在俄国和英国的经历及调察报告。一年以后，他与范和钧先生合著的《中国茶业问题》才对苏联的茶业发展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最重要的是爷爷对苏联茶业和茶文化的了解，有助于他与苏联以货易货的谈判。1938年，当邹秉文先生邀请他去武汉与苏联方面谈判以茶易武器支持抗战时，因为他对苏联茶业和茶叶需求的情况熟悉，只用了一天时间，使许多谈判方面的难题迎刃而解。据说他在武汉遇到了俄国农业经济学的作者，也遇到了他在苏联见过面的茶叶专家，这对谈判是有帮助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对中国的茶业有透澈的了解，也对苏联茶的生产、销售、消费情况有全面的了解。那一年，出口苏联红茶、绿茶、砖茶，是正常年出口茶的几倍，换回了中国军队抗战时急需的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
                                                                                                                                     九
 
    就这样，爷爷从格鲁吉亚的索契港上船，经黑海、爱琴海、地中海，走苏伊式运河，又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停留，在十二月中旬才回到了上海。我的奶奶、钱梁先生和我的姑姑到上海港口去接爷爷。姑姑还很小，只有三岁。她只记得：在甲板上，爷爷用他的礼帽向她们招手，他的肩头站着一只漂亮的印度长尾鹦鹉。钱梁先生记得他帮助爷爷把行李搬回来，里面多是英文、俄文的书籍、报刊，还有一些照片和大量的笔记，以及各种茶罐和茶样。
    当爷爷回到家里，他发现，这一年“擅自行动”的考察给家里和他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不仅用掉了奶奶辛辛苦苦攒的钱，还因为去苏联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同时，因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农业处没有批准他的欧洲出访，他在欧州的花费，所付的钱都要自己出，所以，他只好每一个月从商检局的工资里扣下来，扣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家里的人还记得，奶奶为了这件事，也难免与他争吵了几次。不知爷爷后来是怎样想的，除了当时帮他管理来往信件的钱梁先生和几位最亲密的朋友，他很少与人谈起这一段经历的细节。
    显然，他的考察，特别是去欧洲考察的那一段经历，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和对比各个产茶国、消费国的茶业状况，深化了他对茶业中从种茶到消费每一个环节与其他环节的关系的理解。要在世界茶市场有竞争力，就一定要打出自己的品牌，要在世界茶市场上建立长期的贸易上、生产上的信誉；要保证品牌的信誉和质量，就一定要有大量的、质量稳定的茶叶，有一系列的严格分极和拼配方法；要保证毛茶的质量和数量，离不开大规模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茶园和茶厂。
    此次考察的另一大收获是可以用庄子的“入其俗，从其令”来概括的。爷爷在欧洲深深体会到，虽然东方人西方人都喜欢茶，但饮茶习惯和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要使中国的茶在欧洲美洲有市场，一定要懂得和迎合西方人的习俗和文化。八十年代初，有一次，冯绍裘先生来家里看望爷爷，爷爷对他说：“有人说我偏爱红茶，我是红茶绿茶都心爱的。我谈红茶是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中西文化不同，所以对茶的欣赏也就不同。文化和习俗是最不易改变的，要使中国的茶在欧美市场上有竞争力，我们制茶、销售茶要入他乡而随其俗的。”
    读爷爷写的文章，了解爷爷的一生，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爷爷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人，在每一个历史环境里，他都会因地制宜地想出各种方案去推进中国茶业的发展。他的这些想法都是从哪来的呢？显然，不少是从这一年的考察得来的。这是爷爷第一次茶业考察，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自由旅行和考察。虽然他在每一个地方的停留还只是“走马观花”，但是因为他是带着他所看到的中国茶业问题、怀着急迫的改造中国茶业的愿望去考察的，他看到了许多，学到了许多，这次考察奠定了他一生对中国茶业应如何发展的思想基础。尽管，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爷爷与国外茶界的联系甚少，但是1935年的这次考察经历，却使他受益终生，贯穿于他日后几十年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