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王子学院图片:近代中国对海权的维护 1909大清龙旗在南海飘扬

1909年，南海东沙岛被日本人强占，激发了大清上下捍卫主权的热情。清政府不顾自身嬴弱，毅然宣示主权，维护领土的完整。李准，也因缘际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

文/国家历史特约 【澳大利亚】 雪 珥

"今天下一海军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环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

--【清】姚锡光《筹海军刍议》

南沙群岛告急！

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装备精良的日军，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

此时，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出兵，侵占了南沙九岛！而早在两年前，当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步步鲸吞我东北领土之时，法国人就以越南宗主国的身份，对中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提出质疑。

一边要对付胃口越来越大的日本人，一边要对付南方不断起兵的内部造反势力，在内忧外患中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在这股热潮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进了天津《大公报》报社，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他当年率领大清海军舰队巡航西沙、宣示主权的故事。

这位老人名叫李准，四川邻水县人，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民国政府的直威将军，中国第一位在南海各岛宣示主权的海军将领。尽管李准的回忆所涉及的岛屿，并非就是法国人正在强占的，但依然极大地鼓舞了正处身于"最危险的时候"的全国军民。

故事要从东沙岛的鸟粪开始述说……

东沙鸟粪引来日本人

东沙岛，一个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每年在此经营的中国渔船，不下数百艘。这片海域，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的淘金宝库，来此捕鱼的大清渔民中，许多都发了财。

这里的出产太丰盛了，据广东香山县渔民梁盛向清政府出具的证词，渔民们一般每年要来此三次，主要是捕鱼，在岛上进行腌制，也捕玳瑁，在岛上去鳞晒干。每次能收入2万元左右，沿海一带普遍有"要发财、趁东沙"的说法。

渔民们在岛上建了一座海神庙，还安葬了数百位同胞，并为这些孤魂们建起了一座祠堂，名为"兄弟所"。

在西方人的记载中，东沙岛名为"普拉塔斯"（Pratas Island），因为1866年有位名叫Pratas的英国人在此避风。在西方的海图中，东沙岛明确标注是广东之岛屿。

捕鱼致富的大清渔民们，并没有注意到东沙的另一个富饶资源：鸟粪。千百年累计下来的鸟粪，已经形成了富含磷质的砂矿资源，是绝好的天然肥料，在欧美广受欢迎。根据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东沙岛上的磷质矿砂居然厚达15-20英尺。

这个巨大的鸟粪金矿，无意间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日本商人西泽吉次，1901年因商船遇风暴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磷质矿砂。次年，他率船前来大量挖掘，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

西泽吉次决心大规模开发东沙岛。日俄战争结束后，1907年夏，西泽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他在东沙岛的南端，用废木料建了一个码头，并修建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小铁路，还通上了电话、水管，建立了淡水厂，盖起了日式办公室和宿舍。他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升起了日本国旗，竖起了日本的主权木碑。

在西泽留下的文献中，详细记录了开发东沙岛的筚路蓝缕，但他故意略去未说的是：在这块"无主荒地"上作业的中国渔民，被他用暴力强行驱赶，不服从的中国渔民，甚至连渔船都被捣毁。岛上的海神庙、兄弟所等也被尽行拆毁，而数百座中国人的坟墓均被掘开，西泽将骸骨尽行烧化，扔入大海。

这一年冬天，日本军舰也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

英国人的警报

大清的反应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他在1907年9月底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并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 同时，端方也将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 不可置之不问"。

外务部立即致电张人骏，请他火速查清。但张人骏发现，根据外务部所提供的经纬度，"该处汪洋一片并无岛屿"，而且离广东十分遥远，很难声明是广东的辖地，最为关键的是，广东还没有可以远洋航行的舰船。他请求外务部协调南洋舰队派舰前往调查。

查清该岛的位置是当务之急，但中国的文献记载，对海域十分粗阔。一年后（1908年），端方才从日本驻宁波领事的口中，套出了具体的经纬度，而此前所查的地点居然与此相差了6度纬度！

此时，怪事发生了：英国人开始插手。

1908年9月18日，两广总督张人骏急电外务部，英国驻广州领事提出要在东沙岛上设立灯塔。领事提出，英政府此前曾建议在该岛建立灯塔，便利航运，但因为"不能决断该岛应属何国，应由何人设灯遂作罢议。"

张人骏认为，英国领事的这份公函，"似系意有尝试"，因此他建议外务部立即向英国和日本两国声明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同时请两江总督端方"派员前往探明，酌立标志，以杜外人觊觎。"一周后，端方则对此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解读。他认为，英国人是以"拟设灯塔为词"，"明知该岛为日人占据，见中国并未诘问，故为此旁敲侧击之词，暗为提醒，催我布置，详加筹度。" 端方认为，该岛属于中国"虽无旧籍可证"，但在英国官方公布的海图中明确此岛属于中国，建议外务部照会英、日两国，声明主权。

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东沙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舰"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以申主权。"

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

交涉

在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后，外务部指令，有关东沙岛的中日谈判，由两广总督张人骏负责，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解决。

1909年3月17日，张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领事赖川浅之进，正式要求日本方面敦促日商从东沙岛上撤离。但日本领事说对此事毫不知情，必须电询日本外务省。3月21日，日本外务省指示赖川领事，日本从未对东沙岛主张过主权，现在也没有占领的意图，但东沙岛确是"无主荒地"，中国方面如果主张主权，则应提供"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

张人骏对此恼火不已，他辩驳说西泽将岛上中国人的海神庙等拆毁，就是在想方设法毁灭证据，但即使如此，遗迹还是清晰可辨，"该岛属于粤境，此为最确证据，岂能为无主荒境？"但日本领事坚持索要志书等。

虽然中国的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但在端方的协助下，张人骏还是找到了大量证据。

3月29日，赖川领事再次会晤张人骏。在检视了张人骏收集的有关证据后，赖川表示，日本政府可以承认中国在东沙岛的主权，但希望中国对日本商人的投资进行补偿，否则日本政府只能坚持该岛是"无主荒地"的主张。张人骏则质问他，西泽给中国渔民造成巨大损失，那又该如何赔偿。

几轮交涉后，4月中旬，日本驻北京公使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照会大清外务部，对张人骏与赖川的交涉"甚以为然"，但表示，"西泽到该岛创始营业，全系善意，此事结局，纵定位中国领地，而对该商平善事业，应加相当之保护"。

随后，赖川提出，西泽已为开发东沙岛花费高达51万日金，希望中国政府继续同意他在岛上开采磷质矿沙，期限30年。张人骏对此严加拒绝，他要求：必须将东沙岛归还中国，西泽已经建立的设备，可以经两国估价后由中国政府收购，但同时，西泽必须赔偿损毁岛上华人庙宇和驱逐华人渔民的损失，同时加倍补缴已经开采的岛产、海产的税收。

张人骏同时派遣"飞鹰舰"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收集了渔民们被西泽欺凌的大量证词，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 为南洋第一重门户, 若任其荒而不治, 非惟地利之弃, 甚为可惜, 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

这次巡视也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甚至还罕见地为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刊发了画像。

张人骏并没有放松收集更多证据的努力。5月22日，他电询外务部，提出在1882-1883年期间，各国公使曾经联名发文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Hart)及总理衙门，请求在东沙岛设立灯塔，而海关的文件档案已被义和团烧毁，请外务部在外交档案中查找。外务部查找了两周，也无所得，却发现了早在1868年，海关总税务司就曾下文要求在沿海各险要处设立灯塔，其中，东沙岛灯塔必须在1874年完成。这一重要文件的中英文原稿，均被立即抄送张人骏。

在中国强硬的立场和有力的证据面前，日本人逐渐退让，并最终在6月份基本达成意向。张人骏随即派遣洋务处道员魏瀚，与日本领事馆代表一起，于1909年7月17日前往东沙岛评估。结果发现，西泽的投资实际只值30万日元左右。

镇守东沙

东沙岛事件，也成为广东民意的焦点。

1909年3 月，惠州代表周孔博到达省城广州，与广东自治会绅商联合起来，集议此事。3 月22 日，李兆书代表粤省绅商，上书摄政王载沣，要求中央立即照会日使，收回国土。3 月31 日，广东绅商集会公议，认为东沙岛关系国家海权与国计民生，应行力争，并决定采取三个步骤来解决东沙岛之事，一是迅速将此事布告中外，以争得公正舆论支持；二是禀文政府，要求政府"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三是力争到底，即使政府放弃，"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随后，绅商学各界千余人，在府学宫内再次集会示威。

同时有人提出，前福建同安县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曾记有东沙岛，与当下政府所查东沙岛之情形大同小异。两江境内的绅士，也上书端方，积极提供历史资料线索。

1909年，大清正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全国上下，一年多前发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平静下去，东沙岛事件，立即成为民意焦点。5月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北京政府如果再不旗帜鲜明地宣示主权，则将被民众看作胆小无能的又一证据。"而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同时，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11月19日，在东沙岛举行了庄严的交接仪式。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这是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

当月，英国人再度示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亲赴外务部，建议中国在东沙岛上设立无线电台，与香港的天文台互通信息，以便准确预报这一海区的风浪。甚至"体贴"地说明，这一举措开支不大，不过4000两左右，却可以同时宣示"该岛为中国领土"。外务部立即批转邮传部研究办理。

西沙：先下手为强

在办理东沙岛交涉的过程中，保卫南海主权成了广东上下的共识。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悉榆林港西边200多海里处，还有个群岛，西方人都叫它Parcels（即西沙群岛），他认为应当立即前往考察，并宣示主权，以免重蹈东沙岛被人当作"无主荒地"强占的覆辙。他的计划得到张人骏的大力支持。

李准手上并没有大型军舰，他决心由琛航、伏波两舰组成舰队迅速前往。这两艘军舰都是福建船政所自行建造的木壳军舰，不仅船龄老，马力小，而且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均被法国舰队击沉，后来打捞修复，属于"废物"利用。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建议说，这两条军舰实在太老，如今要巡行数百海里，一旦有大风大浪，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另调大舰。但李准认为时不我待，决意立即成行。

李准与林国祥两人，亲自对这两艘军舰进行了严格检查和修理，林国祥甚至将每一节锚链都仔细敲打，如不够结实立即加固。

数百担大米、各色罐头、汽水被搬运上船，细心的李准还准备了种羊、种猪和种鸡，以及各色稻粱麦豆种子，以备在西沙各岛上放养种植。

一支多达170多人的考察队伍建立了起来：除了两艘军舰的官兵和李准的卫队排之外，还有当地官员、商人、测绘员、化验员、工程师、医生、各种工人等。此时正值渔船休渔期，100多名小工均从三亚一带募集，一是解决就业，二是依靠渔民带路。

舰队由林国祥统一指挥，林亲任琛航号管带（舰长），李准则乘坐由吴敬荣担任管带的伏波号。1909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初一），大清舰队正式出航。

巡视西沙

从李准留下来的回忆录看，此次西沙宣示主权，整个过程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舰队在榆林港停留了几天，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一）下午四点，再度起锚南下。这天晚上，林国祥和吴敬荣两位舰长都紧张得无法入睡，因为根据计算，本应能抵达最近的岛屿，但因为两艘老式军舰马力太小，被洋流带偏了航道，而进入了暗礁区，稍不留神就会出大问题。两艘军舰连桅杆上也放了了望哨，随时观测。

直到次日中午11点20分，舰队才停靠上最近的岛屿。李准率人乘平底船登陆，当他登上近岸大石后，发现那石头居然会移动，原来是海里的大蛤。李准发现，此岛的椰树上及珊瑚石上，有不少1880年代的德文刻划，显然，德国人曾经在此进行了考察。

李准将此岛命名为伏波岛，指挥军人和工人，在珊瑚石上刻下了"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后世研究者所引用的西沙考察时间，大多源自于此，但实际上，此时间是不准确的。根据张人骏与外务部的电报往来，李准不可能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来到西沙，而且，李准发表于《大公报》的回忆录，明确说是因为东沙岛的交涉中，受到刺激和启发，才想到尽快在西沙宣示主权。据此推测，可能是李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有误，或记者记录有误。

李准在伏波岛上命令木匠们伐木建屋，在屋侧树了一根5丈高的白色桅杆，在桅杆上高悬黄龙旗，"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次日，李准下令将所带的种羊等留在岛上几对，随后便离开了伏波岛，相继登陆其它十三个岛，逐一命名，勒石树碑、升起国旗。

李准对西沙诸岛的命名，相当随意，除了甘泉岛（因岛上掘出水井，水质甘甜）和珊瑚岛以地貌特征得名之外，其余十二个岛，或以军舰名称命名或以随行诸人的籍贯命名。

这些官职并不显赫、而且多为候补的官员们，因缘际会地在大好河山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了大名，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李准返航后，张人骏欣喜若狂，立即将随行测绘员所画的海图，飞章呈交陆军部和军机处，而李准所收集的各种珍奇，开始巡回展览。

6月14日，张人骏再度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请两衙门代为上奏摄政王，请求调派更为大型的新式军舰前来广东听令，再往西沙巡视3个月。

收回东沙、宣示西沙后，大清政府相继成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和"管理东沙岛委员"，对南海岛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开发。但国人对这些岛屿的资源并不具备开采能力，加上自然环境恶劣，不少商人们都大打退堂鼓，开发相当不顺。如东沙岛的开发，最后不得不由商办收归国营，由财政拨款维持，而主事者也不得不前往日本，向被逐出东沙岛的西泽吉次讨教开发方略。

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而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只好从报章上刊登的回忆录中，去回味1909年大清帝国不顾自身羸弱，却有勇气、胆略和智慧亮剑南海的如烟往事……

从海防到海权

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仁们，奉命拟制海军规划。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在蹉跎了太多机遇之后，从海防到海权，中国人的海洋意识逐渐走入了现代。

文/国家历史主笔 庄秋水

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仁们，奉命拟制海军规划。经过一番努力，最后姚锡光拿出了急就、分年两套方案。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他拟定了《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三个说贴，建议将现有的舰艇编成两支统一的巡洋、巡江舰队，由海军提督一员，统领两支舰队，根据各国海军舰长一般都官至上校的惯例，建议以参将为管带的最高品秩。

不止于此。在姚锡光的海军复兴规划里，海权思想充盈其中。他认为，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无法控制，近海权益也难以保全。在《筹海军刍议》里他提醒清政府，"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守内者哉！" 是以在他所制订的两个分年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远洋战舰上。

这三份说帖，凝聚了这位前李鸿章幕僚对海洋的最新认识，也吸取了整个1900年代风行中国的马汉《海权论》的思想因子。在历经海疆惨遭侵犯，海军完全被摧毁的惨痛之后，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蜕变。

华夏中心主义解体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海军复兴问题在此过程中被提上了日程，"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 ，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政务处1906年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

甲午战败不过十余年时间，中国人对海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受世界海权潮流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大清的政府特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六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到西安。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末，帝国的高级官员们奉命上书陈述举凡行政、军事、财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清政府改革的目标，不再只是"船坚炮利"，涉及到了制度层面的某些东西。经太后同意，皇帝发布上谕，命令高级官员们在三纲五常的前提下，"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政府特别创立政务处，处理这些改革建议。

海军复兴规划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进行，不管愿意与否，为了继续维护统治，除了改革，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余地，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改革的活动加速进行了。这个政府的眼界和认识已经和甲午战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甲午战败以前，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种"文化的天下观"。这个认识由诸夏及蛮夷，这个中心-边缘的世界图式组成。以中国为中心，按照道德中心论的视角，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天朝上国，在她的周围，是道德文化低下的"夷"，再外面是未开化的"蛮"，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可以无限扩张。世界环绕在以中国为中心的道德等级秩序中。由此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视作是各国向中国君主纳贡的朝贡关系。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之后，长久以来的文化优越感荡然无存。"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囊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在给清帝的上书中，康有为从一开始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危险不仅仅是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治法文学"的文教传统，中国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而那位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留学生严复则翻译了《天演论》，把社会进化论的竞争进化观引入了刚刚重挫的中国，大声疾呼中国已面临劣汰的危境。世界格局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推向了高峰。通过文化的深层变革造就一个新国家的意向呼之欲出。

世界格局认知的变化，加上甲午战争引发的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中国人有了足够的动力和知识资源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姚锡光们的出现，正是古老中国迈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步。

在15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中，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海防：近代化的启动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的地理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发祥地的华夏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则是漫漫黄沙的西域边地，除了逃亡者和商人，少有人去；西南是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则是浩翰大洋，茫无际涯。

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对此充满了无力感。一是华夏内部腹地开阔，北方一有战乱和自然灾害，可以南迁，反之亦然。特定的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始终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注到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整个古代史，就是汉人政权抵抗北下的外族铁骑，为此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墙，绵延万里的长城，中原人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

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抵御北方蛮族劫掠的想法，深深影响着民族性格。个体无限依赖于整个族群，这种凝聚力的另一面则是无限挤压人民，推向一个权力核心。有上千年的历史作时间坐标，朝代的兴替，兴衰的往复，似乎像四季的更替一般平常。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听天由命的个体无力感。

"各部落以及各个时期的游牧民族不断征服中国，爬上皇帝的宝座，像统治自己领地一样几百年几百年地统治这个国家。历史的命运虽然奇怪，但却无可置疑……"1907年来到中国的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感叹，"即使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内部生活始终遵循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中国容忍了侵略者政权，就像俘虏忍受匪徒的统治一样。感受到宽容姑息的变节者当然会依照统治者的精神行事，但对中国文人内心的坚定信念束手无策。中国人视眼前发生的一切为灾难，即使他本人不能获得解脱，其后代也一定能达到目的。"

在15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中，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传统的农耕社会和贸易上的朝贡体系，曾经稳定了对外关系，尽可能避免了军事冲突。清代自康、雍、乾三朝，东征西讨，周边地区皆被征服，除日本外的东亚诸国也纷纷入贡。海洋方面，只有郑成功曾占据台澎一度对峙，并未遭遇到强大的挑战。清代的水师，仅仅用来巡防捕盗，维持秩序。直至19世纪，来自西方的陌生人大规模闯入了中国的朝贡贸易圈。这一次，太平洋的海水，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呼啸而来。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所同化了。

此时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天朝的统治者们对它却还是茫然无知，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版图以及它的边缘上一些属国以外的世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三载，英国人以区区一万人左右，对阵清朝二十多万的陆军和几万水师，蒸汽机推动的战舰兵锋所及，攻城掠地，沿海各地无力自卫。英国人先进的技术设备震动了清朝的官员们，给皇帝报告中，英国人的火焰船（蒸汽动力船）有如神迹："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堂堂天朝，为数万里之外的蛮夷所败，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们意识到了中国海防所潜伏的危机。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林则徐在新疆，魏源在江苏，或书信，或著述，都提及海防的重要性，特别是魏源，不但主张尽快延请美法的工程师和西洋技工主持设立造船厂和制炮局，构建现代水师，还提出鼓励和资助南洋华人，控制南海，作为大清万里海疆的第一道屏障。而这些主张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在每一次受到重创之后，得以少许实行。

而这一次，姚锡光比之前人想得更远，看得更深，他提到，过去往往重视陆军而忽视海军，而当今世界大潮，海陆互为表里，没有海防，则陆上防御亦成空言，"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尽失，将陆军亦运调不灵。"不仅仅要近海防御，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远洋控制能力，这样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历经了种种痛彻心扉的惨败之后，"海防"的重要性，已经内化为一种对中国海、陆疆域形势的基本判断。

悲惨的海军

中国的近代化从海防意识的萌发为起点，而其高潮，则是谋求建立一支船坚炮利的近代海军。

1874年因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朝廷的衮衮诸公，尽管仍未摆脱传统的陆防观念，但海防和海军则得到了更多重视，创建一支外洋海军进入了具体的筹划阶段，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

六年后，中国经营多年的海防、海军被推到了战争前线。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1894年9月17日，中国与日本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海战。

《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通讯记者如是报道：次年2月1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黄海损失五舰，剩下的10艘舰被日本人占领。这场战争带来的变化，决定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之后，身为李鸿章幕僚的姚锡光开始撰写《东方兵事纪略》，在此书中，他一再反思甲午之败的原因，最后，他将之归结为决策失误，将帅失和，而关于支撑海疆得失与海军成败的更深层次原因，他则无力为之。

《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通讯记者如是报道：次年2月1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黄海损失五舰，剩下的10艘舰被日本人占领。这场战争带来的变化，决定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海权勃兴

不仅仅是姚锡光，整个社会都在探寻战败的缘由，也即是在此后不久。中国人接触到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这本出版于1890年的著作，成为数世纪以来，对海权理论讲述最清晰，最丰富的集大成者。马汉认为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争霸天下，国内繁荣安全，控制海权都是先决条件。它的出版，造就了世界范围的海权热潮。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此书就以被翻译到日本，为每一艘兵舰上的舰长的必读书。此书对英国皇家海军实力的增长也不容忽视，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略带夸张地说，"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除了马汉之外，我们谁也不感谢。"

1900年，出版已经有10年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经日本留学生介绍到中国，在上海中文月刊《亚东时报》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之名连载。尽管只连载了两期，不啻于一股清风，令封闭多年的中国海洋观念为之一新。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发现、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不少人认为甲午海战的失败，在于中国没有制海权。也是在此时，频繁来往中日之间的姚锡光也关注到这本著作，也令他对此前的反思有了更多考量。

在马汉的著作里 ,海权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当时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 3 海里之领海的主权。对中国这个海洋大国为何没有海权观念，也在马汉那里找到了答案。 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中国，无疑政府特质和民族性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领域。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他认为太平洋海权问题 ，是 20世纪第一大问题 ，"所谓帝国主义者 ,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 。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一篇刊载在1905年《华北杂志》第9卷名为《论海权》的文章，则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 ："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

留日学生筹办了《海军》杂志，在《海军发刊意见书》里，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

这个在大陆上呆惯了的民族，突然对海洋、海军、海权有了如此浓烈的兴趣，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认识得更加深刻。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结果，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 ,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捐，各组织、团体、个人争相捐款。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希望像马汉著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

而政府也显示了对海权的重视。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在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察，并计划进行开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 妥善布置，以辟地利"。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勘察后，拟议了开办办法八条。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这篇文章的看法则更进了一步，他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 ，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与晚清海权思想》)。

人类对海洋的四次分割

海洋二分法

15世纪至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于是海上的争夺便由此展开。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教谕，把全世界的海洋一分为二划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1494年，西葡两国订立《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明确海洋分割事宜--大西洋的子午线为两国行使海洋权利的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控制，以东归葡萄牙控制。麦哲伦发现太平洋后，两国再次分割海洋，又于1529年订立《萨拉戈萨条约》。

现代海洋法观念出现

1609年，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荷兰法学家H·格劳秀斯发表了《海洋自由论》，他认为，海洋是自由的，不能成为财产权的客体。格劳秀斯的观点，遭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的攻击。到19世纪初，海洋自由论才得到广泛承认。但是领海距离有多远，却莫衷一是。1703年，荷兰学者宾刻舒克的《海洋领有论》出版，认为："武器的力量终止之处，即为陆地权力终止之处。"1782年，意大利学者F·加利亚尼提出大炮射程说，以当时大炮的射程距离为3海里以确定其领海范围。

200海里管辖权诞生

1945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大陆架公告，宣布"处于公海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受美国的管辖及控制"。从而把地质学上的大陆架概念引进了海洋法。美国国务院稍后又发表补充声明：大陆架为上覆水深600英尺的海床和底土。随后墨西哥、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以及一些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先后发表公告，提出200海里管辖权的主张。

联合国海洋法的诞生

1958年2月24日，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形成了四个公约，即《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和《捕鱼与养护公海生活资源公约》。1960年又召开了第二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专门讨论上次会议未解决的领海宽度和渔区问题，但未取得成果。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及洋底的原则宣言》，宣布国际海底区域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1972年，非洲国家在拉美国家 200海里海洋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要求通过新的海洋法公约，建立新的海洋法制度。1973年12月，召开了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会议于1982年12月结束，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