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著有《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中国触动全球》等著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

　　▲《中国震撼》将“中国模式”解构为八大基本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英文翻译的张维为，在这些年先后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近日，他写下《中国震撼》一书，在书里，他认为这些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不得了的，但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把这些故事讲好，讲的可以让西方人听懂，让老百姓也听明白。如今，他用纸笔写下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他说他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也不否认中国当下的确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愿意先肯定中国这些年的成就，同时也坚信这些现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用自己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新京报：先来谈谈《中国震撼》这本书的缘起，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写这样一本书的？

　　张维为：我原来写过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写完之后还有一些想法想写出来，这次等于是上本书的延续。我希望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讲中国的故事，希望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也能听懂。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平铺直叙，实事求是讨论问题，什么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

　　比如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老百姓认识不足。一出国门就知道了，不得了的。如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比所有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严格讲，我们已经把赤贫消灭掉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像东欧，我们的经济在过去30年增加了16倍以上，整个东欧增加了才一倍，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和发达国家也可以比，欧洲一个国家平均是1400万人口，我们大致上是100个欧洲国家的规模。理论上讲，我们人口比美国多4倍，我们的问题比美国多4倍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实际上美国的问题不比中国少，美国的监狱人口比中国还多。

　　我们的文化比较平和

　　新京报：那是不是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

　　张维为：不，实际上它这个法治，被欧洲国家批评得很厉害。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监狱人数？一定有不正常的地方。我感觉他们的法治已经或多或少地变味。你仔细看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律师。

　　在西方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靠打官司是可以发大财的。这个东西不能走过头。另外，我们文化总体上是比较平和的文化。汶川地震，我们受到影响的有两千万人，上万记者去报道，我还没有看到严重恶性的犯罪事件报道。在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风灾，多少犯罪案件，数千起。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可以让上层意志很快贯彻，国外必须讨论决议，要慢很多。

　　张维为：我书里提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概念被西方用烂了，变成意识形态的标签。其实制度只有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芬兰、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比如新加坡。中国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远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治理得要好。反过来一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不光是伊拉克、阿富汗，还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爱尔兰、冰岛破产了、西班牙岌岌可危。美国自己也没有治理好，吃老本。

　　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

　　新京报：中国模式是全新的吗？

　　张维为：这个模式是传统和现代结合，而且是与整个世界互动的产物。不停地看到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改进。中国模式是对世界开放，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学习能力，自我更新和适应能力。某种意义上，今后世界国家竞争就是看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有4亿人在学英文，麦当劳到很多国家被抗议，到我们国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译作品，我们不停地学别人的东西，但没有放弃自我。我们的基因太强了，传统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传统确实有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新京报：目前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为：我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有8个特征，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讲其中一点，即实践理性，西方有很强的神学传统,从一个理论推到另外一个理论.国内有些学者也学西方，一个概念推导到另一个概念，民主应该什么样，市场经济是什么，这是神学传统。中国改革开放模式，主要特点是实践理性，从做开始，从试验开始。不管怎样，去亲自体验一下。所以西方指导的变革是从修宪开始，中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觉得可以再推广，最后有必要再修改法律条文。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

　　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消灭赤贫，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太少，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张维为：要看你怎么界定，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加最快。印度称自己有3亿中产。我去印度3次，我直觉观察，他们的中产不到中国三分之一。我问印度学者，为什么说他们有3亿中产，他们说是用世界银行一位学者的标准，即每天收入2美元到12美元，就脱贫了。如果用这个标准，中国中产要有8亿人。那么我自己想用一个什么标准衡量中产呢？如果用一个全世界都适用的经济标准，我想大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套住房，包括房奴。西方国家买房子都要贷款，大家都是房奴。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得了啊，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最大财富就是一套产权房。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是89%，瑞士是36%。我看电视剧《蜗居》，大家都说买不起房，那句经典台词是“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不到35岁就有自己的产权房，这种话哪个发达国家敢说。

　　新京报：但是现在中国买房是要靠父母资助的。

　　张维为：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坏事情，要作为一个正常事情。中国文化不是以个人为起点，而是以家庭为起点，不要用西方概念来套，父母出钱，孩子还会以某种渠道回馈父母。没必要按照西方标准，我们住房自有率就是比西方高嘛。

　　新京报：你也提到中国大家有钱还是更愿意买房，不愿意消费，这说明大家对未来预期不乐观？

　　张维为：正好相反，人们愿意在一个地方买房子就说明对这个地方有信心，房产投资是大投资。但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文化，背后是文明延续，我们是农耕文明发展过来的，对土地和住房比较眷恋，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对我们习惯的数字化的概念反而不是很在意，比如GDP、基尼系数等等。

　　张维为：这些我都叫做西方话语，对非西方世界的问题，说服力很有限。基尼系数只计算了收入差别，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的农民是相对弱势群体，但大部分人有地有房。这些不算进去，怎么能算出真实状态。现在重庆、成都综合改革试点，很多人给城市户口，放弃农村的土地，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今天土地的价值。再想想日本的物价比北京、上海不知道贵多少倍，所以要用购买力评价来比较，才可能更加客观公平。

　　新京报：目前当下，中国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张维为：我们现在提到的腐败、医疗、教育等问题都要解决，但我认为先要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改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其他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人家是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的问题。我们是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问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化。关键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可以比较快地搞医保，美国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还有4000万人的医保没有解决。

　　新京报：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会不会因为太快存在一些问题？

　　张维为：有，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始终存在各种矛盾，心里容易不平衡。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高速发展时，动荡战争非常多。我们在这么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而欧洲大概经历了100场的大小战争，很多是在海外打的。当时欧洲的社会矛盾很多，但它可以把矛盾输出。英国把失业者输送到非洲，犯人发配到澳洲，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当时英国才1000多万人。他们的现代化就是这样完成的，非常血腥，贫富差距比中国现在大十几倍、二十几倍也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刚到外交部翻译室那天，主任过家鼎就这样告诉张维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了，还有邓。”20多年过去，张维为依然记得老过当时的表情——貌似轻描淡写，却又郑重中带着一丝得意

　　本刊记者/刘婉媛

　　1983年的夏天，站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的办公室里，张维为感到一丝新鲜，也有一点兴奋。

　　经过层层选拔，他终于来到了这里——外语系学生最向往的地方、传说中神秘的外事部门。但他并不确定，“翻译室”具体是做什么的。

　　“看过女排比赛吗？”这是上司、翻译室主任过家鼎抛给他的第一个问题。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女排是民族英雄。“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老过说。

　　张维为在“国家队”里干了5年。

　　给领导人当翻译不光是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因而翻译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30岁以上的，一般就不会再被安排担任领导人的口译工作了。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张维为在翻译室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年届30之时，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作出了另一个选择：离开外交部，到联合国担任译员。

　　此后，张维为辗转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如今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担任国际关系教授，也是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现在的我已是一介平民。”张维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完爽朗地哈哈一笑。

　　记者眼前的平民学者张维为，依然不脱外交官气质：一身裁剪得体的西服，头发纹丝不乱，举止干练，颇具风度。对于当年那一段精彩纷呈的岁月，张维为如今谈起来并无任何炫耀、渲染，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只是提到邓小平的时候，他的眼中顿时饱含深情，崇敬之意溢于言表。

　　进入“国家队”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国家命运的转变也颠覆了张维为的人生道路。

　　在上海一家工厂里担任学徒刚刚满师的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前夕又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专司英语口译。两年之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维为被挑选到了外交部翻译室。

　　渐渐地，张维为了解到，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担任翻译。

　　当时的翻译室有二十五六个人，分为英文处和法文处，两个几十平米的大办公室。当时分房很难，外交部的司长们都还住在筒子楼里，连宿舍的床位都没有了，张维为就在办公室的打字间里，一住好几年。他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有一百多块，比在工厂里当学徒时多了两倍。

　　进外交部后第一次出国，是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临行前，他领到了出国的置装费，和同事一起到王府井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制了一套西服。那时，招牌上“红都”两字后面还有个括弧，括弧里写着“上海迁京”，以显示这家中国顶级西服店的上海血统，这让身为上海人的张维为印象深刻。

　　当时，出国人员可以领到一个皮箱。如果是冬天，还可以去外交部的库房借一件大衣。库房保管员是一位乐呵呵的大爷，他打量一下来人的身高体重，径直进库房里拿一件大衣出来，尺寸差不多就行，没得挑。大衣都是统一的蓝黑色，毛料。出访结束回国后，箱子和大衣都要还给库房，统一清洗保管。

　　第一次担任重要场合的翻译，是参与接待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在欢迎晚宴上，副总理万里向外宾敬酒，也向坐在他旁边的译员张维为敬酒。通常，领导人是不会向中方工作人员敬酒的，因而在场的礼宾司长赶快上前解释：“首长，这是中国同志！”性格开朗的万里不理会，说：“怎么，中国同志就不能敬酒啦？！”

　　经过许多新鲜的第一次，初出茅庐的“小张”逐步成为了翻译室里的骨干。

　　首次为邓小平担任翻译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刚到翻译室那天，主任过家鼎告诉张维为的。“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了，还有邓。”

　　20多年过去，张维为依然记得老过当时的表情——貌似轻描淡写，却又郑重中带着一丝得意。

　　在翻译室工作期间，张维为曾在多个工作场合见到过邓小平，但第一次直接担任他的英语口译，则是到外交部工作两年以后，1985年的8月28日。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当天上午9点40分，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步履平稳，身板平直，头发乌黑整齐。已经81岁高龄的他，看起来也就60岁出头。

　　在拜会邓小平之前，外国元首一般都已经会见过总书记和总理，因而，邓小平一般会询问：“和总书记谈得怎么样？”“和总理谈得怎么样？”“你们看我今天谈什么比较好？”外交部的领导便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当时经常请邓小平介绍国内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

　　那一天，在福建厅里，邓小平和中方人员一一握手后，坐到沙发上，点上他那招牌的熊猫香烟，开始听外交部长吴学谦的汇报。因为当时邓小平听力已经不太好，吴学谦的一些话要重复两遍。按礼宾惯例，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宾，一般会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侧，但因为邓小平左耳的听力比右耳好，因此，礼宾司会安排客人坐在他的左侧。

　　邓小平会见的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这位桀骜不驯的非洲领导人，1981年访华时曾会见过邓小平，4年后的这次会面，交谈的主题仍是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问题。邓小平从土改谈起，耐心地向穆加贝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坦率地指出曾经犯下的左倾错误“所带来的惩罚”，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穆加贝似乎还是有一点不放心，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这时，张维为注意到邓小平脸上透出一丝不耐烦——这也是他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唯一一次看到邓流露出不耐之色。只见邓小平掐灭手中的香烟，习惯性地用食指点向前方，声音响亮有力：“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邓小平的第三世界情结

　　在张维为的记忆里，邓小平虽然是个耄耋老人，但脑子机敏，逻辑清晰，充满智慧。多次担任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已经非常熟悉他平实、直白的语言习惯，同时也领教过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唯一一次没有听懂邓小平的话，碰巧也是在他会见穆加贝的时候。

　　那一次会见是在1987年2月。邓小平谈到了“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显然连不上，张维为愣了一下。坐在一旁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是上海人，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提醒他“失误、失误”，他才反应过来。

　　张维为感觉到，邓小平有浓重的第三世界情结。他每次会见第三世界的领导人，通常会说：“我们一定能做好。西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有一次，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秘鲁人德奎利亚尔，一见面，邓小平就赞扬他：“你干得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差，你干得比他们更好。”张维为看到，德奎利亚尔的表情既高兴，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当时，所有到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都希望能见到这位传奇的政治领导人。在张维为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拜会邓小平。也有一些国家元首是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的。有位领导人曾经就越南占领柬埔寨和红色高棉问题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直接做了回应，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建议。显然，他对这些问题都有过深刻的思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共识，为了让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要尽量减少他的工作，因此也减少了他的外事活动。会见安排的固定程序是：外宾来访之前，由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接待方案，报部长批准；外交部再和邓办联系，安排具体时间。一般来说，只要是外交部提出建议，邓小平基本上都会同意会见。

　　尽管外交礼宾安排严谨，但也有破例之时。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来中国访问。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在和他会谈之后，对这位独特的非洲领导人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认为他对非洲问题的反思非常深刻。会谈后，赵紫阳对外长吴学谦说：“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建议小平同志见见他。如果你们不方便说，就跟邓办讲是我说的。”就这样，原本并无计划的罗林斯，就有了拜会邓小平的机会。

　　当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中，警卫看到罗林斯一直坐在庭院中的小花园里，至半夜三点依然不寐。礼宾司官员给张维为打电话，请他去劝说罗林斯回房间休息：“明天还要见小平同志呢！”

　　张维为奉命前往。罗林斯告诉他，前几天在中国厦门特区的考察，让他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让他感慨万千，难以入眠。“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明天去见邓先生的时候，要好好向他请教。”

　　李鹏悄声说：“真官僚！”

　　进入外交部之前，张维为只去过一次泰国，担任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后，他无数次陪伴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

　　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翻译室的英文处处长周文重担任李先念的翻译，张维为则主要负责代表团二把手、副总理李鹏的口译工作。两位领导人的工作也各有侧重——李先念主要负责政治议程以及双边会谈，主管工业和教育的李鹏则主要考察美加两地的核电站、水利工程和教育系统。

　　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但让张维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副总统布什。这位70年代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曾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乱转的政治家，当天晚上一身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的领带、上海牌的手表他兴奋地向身边的李鹏秀自己身上的中国细节，两人交谈甚欢。

　　跟随李鹏辗转于美国、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张维为感到他是一位认真而又细致的领导人。他经常在会见外宾前主动向翻译解释一些技术专有名词，帮助翻译做好准备。

　　在加拿大期间，代表团参观了一个卫星接收中心的高清晰度处理系统。该中心的主任是一位技术专家，介绍得非常详细。在听完介绍之后，李先念主席说：“坦率地说，我一句都没有听懂。但我们在场有人懂，李鹏副总理就很懂。”

　　当时中国正计划建造三峡水电站，因而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行程是考察密西西比河水系上的船闸系统。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公司想参与这一浩瀚工程，主动给中方送来了一些可行性研究报告，李鹏看了几页就摇头说：“这些研究太浅了，对我们没什么用。”

　　张维为记得有一次随李鹏在埃及参观阿斯旺水坝，陪同他们的是埃及的一位能源部副部长。李鹏问他：“开罗市民用电，一度电多少钱？”这位部长答不上来，便转身问自己的助手，助手也不知道，再问随同的一个官员，也无法作答。李鹏就很小声对张维为感叹：“真官僚。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中国模式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外交部给领导人当翻译的特殊经历，让张维为真切地了解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思路与想法。多年以后，成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的张维为仍然深受其影响。在他的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张维为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模式”的思考。

　　“我想说的是，西方的模式在非西方国家大都不成功，所以我们的模式胜出了。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而是要超越西方。”张维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维为认为，事实上，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当年邓小平的思路往前走。“中国模式的一个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即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