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发电机组图片:像希拉里那样工作，像赖斯那样成功

　　像希拉里那样工作，像赖斯那样成功

　　作者：姜仁善

　　第一章 女人的野心越大越好

　　前言

　　我和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容器？

　　当我整理长达七年的美国生活，准备回到韩国的时候，我又去纽约出差了。我在饭店前台结算住宿费，饭店职员突然喊到，“希拉里！”也许是上院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来这里举行宴会活动。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跑了起来。

　　我看见了刚刚走出饭店大门，即将上车的希拉里。蓬松的发型，绿色的套装。通过希拉里，我看到了“挑战”和“苦恼”、“变身”和“成长”。虽然没说一句话，没拍一张照片，但是离开美国之前我还能亲眼看见希拉里，我还是感到很快乐。我兴奋地叹了口气，重新回到前台，饭店职员双手交叉，问我，“希拉里是不是很有风度？”我想，能够如此打动别人的心灵，那肯定是有风度的人。

　　2005年7月初的某一天，我很早起床做好采访的准备。那天，我要采访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我反反复复修改采访提纲，等待着采访的日子。突然，桌子上的手机在震动。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打电话的人是国务部负责宣传的职员。

　　“仁善，真对不起。伦敦发生了恐怖事件，赖斯长官取消了上午的全部安排。”

　　我精心策划好几年的采访就这样泡汤了。我苦苦等到了回国之前，曾经消失的机会又没有到来。想到赖斯，我会首先想到“清晰”和“自我锻炼”。她是那种只要有机会，从来都会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我作为华盛顿特派员工作的时候，希拉里虽然是初选，却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上院议员，而且我也亲眼目睹了她成长为有力的候选人的过程。而且，我也关注了赖斯从学者到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最后变身成为国务卿，发展为美国社会新领导人的过程。

　　面对这两个人，我常常思考一个人所具有的“胸怀”和“力量”。托记者职业的福，我有幸接触过很多人，经常会想“这个人的胸怀多么宽广啊”。当然，能够扩展到何地，能够坚持到何时也是问题。

　　每个人都是无法预知大小和真相的容器。倒入滚烫的水会不会破碎，从两米高的地方掉落会不会破碎，究竟是勉强盛得下一勺酱油的小碗，还是能够容得下十瓢水，如果没有实际去验证，终究是不得而知。我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此外，这个容器还会随着努力有所改变，所以越发不知深浅。也许这就是人与人相处的乐趣吧。

　　我在1999年夏天离开首尔。其间只带着三个旅行箱和笔记本电脑，七年来辗转于哈佛大学、伊拉克、华盛顿等地，最后又回到了首尔。无论是哈佛大学、伊拉克战争，还是华盛顿，都是最令人烦恼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世界最高教育机关哈佛大学和世界最强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这两个地方就不用说了，如果不是超级精英，根本活不下去。伊拉克战争的现场也是最极端的现场，那是粗暴的战争空间，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暴露在外。

　　七年的漫漫旅行，我遇到很多人。通过我和我见过的别人的体验，我感觉“造成差别”的是“想象力”和“勇气”。只有想象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才能够去追求。其次就是勇气了。为了实现某种东西，必须自觉担负起危险和负担。然而勇气和想象力就如同肌肉，闲置不用就会变得衰弱，而且很难锻炼。

　　我看着那些人锻炼勇气和想象力，然后加入推进力和集中力，终于成就与众不同的人生，看着写着，最后就有了这本书。回到首尔，我又略做补充，那就是“人性美”。看到有实力有能力的人表现得谦虚而温和，我常常会感动。这是必须有所超越的别样世界。

　　当你开始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强调从希拉里和赖斯的生活中学习到的几个方面。

　　首先，确立“关于幸福和成功的我的标准”。如果使用他人的标准评价成功和失败、幸福和不幸，人生绝对不会成为自己的东西。只要职场上司瞪瞪眼睛，立刻就会陷入不幸，这样的生活不可避免。

　　其次，要想获得成功，那就选择困难的工作。职场生活初期，有位前辈曾经说过，“如果感觉公司里的事情简单，再也没什么可学，那就离开”。直到现在，我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主动选择困难工作的“挑战”。我们通过挑战才能成长。没有挑战的人生索然无味。啊，无论如何也要选择自己感觉有意思的工作。

　　最后，要用失败也无所谓的信念武装自己，抛弃渴望成功的希望。就像穿上合脚而结实的皮鞋，内心也会变得踏实。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乐观的心态，一切都会好起来。

　　现在，我就要解开盛有故事的包袱，告诉你七年来我在地球那边积攒的故事。

　　2006年5月 姜仁善

　　1、无所顾忌地暴露你的野心（1）

　　因为年轻时知道的东西不多，所以遇事很难做到慎重。年轻人勇于挑战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有时候却能够获得成功。几代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

　　——赛珍珠（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梦想，永远只是梦想。可能的事情，完全可行的事情不是梦想，而是“计划”。梦想、野心、欲望，既然想要拥有这些，那就干脆选择看似实现不了的东西。不管你梦想有多大，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说不定还真的实现了呢。

　　如果有一天你吐露了原本认为荒唐的野心，有人听完你的话之后牵制你，或者恐惧你，那就等于是承认你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以后你就要坚定地相信自己，坚持到底。

　　事实上，我们很少看见有人说：“我的欲望非常强烈。”即使能力超群的人，到了决定性的瞬间也会出人意料地说“我原来没什么欲望”，这会让我感觉很伤心。

　　每当这时，我就会问：“那你为什么如此努力呢？”大部分人都会支支吾吾，难以自圆其说。难道是做秀？不过总比没有野心强吧。只是不习惯暴露自己的野心。所以，我们还是无所顾忌地暴露自己的野心吧。

　　丽兹·罗曼·加勒曾经写过《哈佛女人》，现在已经绝版了，很难找到。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奉劝那些担心将来如何生活的后辈阅读。这本书出版于1986年，美国和韩国的读者都不怎么关心，所以逐渐就被遗忘了。我们都希望自己出色，希望自己成功，但大多总不能如愿。《哈佛女人》这本书列举了很多事例，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出色，为什么不能成功。

　　197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经营学院（HBS）的女生数量首次超过了10%，所以这是个“纪念碑式的”年份。女生考入HBS最早从1963年开始，经过短短的十二年，女毕业生的数量就跨过了10%的门槛。2000年以后，美国名牌医科大学或法学院的女生比例有的接近半数，有的已经过半。相反，经营学院依旧是女生比例很低的领域。即使在2006年以后，美国一流经营大学的女生比例依然保持在30%的水平。每所经营大学都想方设法留住优秀的女大学生，最后才有了这样的结果，然而与医科大学和法学院相比确实非常萧条。

　　美国社会的最高成功神话来自企业。如果早早成功，并且成为首席执行官（CEO），就会拿到普通美国人辛勤工作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年薪，过着无比滋润的生活。

　　这样看来，竞争非常残酷。对于家庭和职场并重的女性来说，企业和经营大学没有多少吸引力。变化剧烈的企业环境丝毫不给人喘息的机会。为了育儿临时休息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美梦。即使马不停蹄地竞争都不能确保胜利，何况是休息几年重新回来，很难保持以前的竞争力。

　　我们再回到名为《哈佛女人》的书，这本书的英文原题是“像我们这样的女人”。1975年的HBS女毕业生堪称美国企业经营者候补军团中的最高女性候补，十年之后，丽兹·罗曼·加勒对她们进行了追踪采访。当时，丽兹·罗曼·加勒在《华尔街日报》的波士顿分局上班，为了写作这本书，她辞掉了记者工作，成为自由撰稿人。丽兹·罗曼·加勒开始逐一会见HBS毕业生。

　　无论你毕业于哪所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学位都不能成为成功和幸福的保障。事实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拿到社会上照样发挥作用，这种期待本身就很荒唐。相对于风狂雨骤的世界，学校是“温室”、“实验室”，也是“真空管”，从那里学来的东西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教科书也是如此，只能在教室里起作用。

　　HBS女生跳进无异于密林的企业，努力工作。然而在依旧为男性文化主宰的企业里，就连这些穿过HBS窄门的优秀女性都不得不进行着恶战和苦斗。通过她们的事例，作者似乎要揭示这样的事实，直到当时美国的企业仍然是对女性不友好的世界。尽管现在的美国企业还不能说是“亲近”女性的职场，但女性工作环境已大有改善。

　　作者从采访对象中挑选出六名，进行集中追踪，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能够压倒能力、婚姻和性格的最重要成功因素，就是渴望成为“首席执行官”的野心。比起那些只知道埋头工作的人，决心“成为社长”的人最接近首席执行官的位置。换而言之，比起那种认为“干好交给自己的工作就行了”的安逸态度，无论何时何地都追求超越的思想更能有效接近目标。

　　当我读到这部分的瞬间，忍不住“啊”地喊了出来。现在想想，这样的观点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当时的我却非常新鲜。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想法是“不要处心积虑成为什么，只要干好交给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呢”。

　　我周围有很多人都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我现在的工作比任何人做得都好，所以别拿不相干的事来烦我”。这里说的所谓不相干的事，就是与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生活”，比如徒增疲惫的公司集会、口是心非的团结大会等等。

　　社会整体氛围也认为，露骨地暴露对权力、地位、金钱的野心很浅薄，所以人们很容易被这种氛围说服。但是，没有任何目标，只是重复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令人骄傲。

　　努力做好交给自己的工作，无限扩大自我满足，显得精明强干，也许可以感觉自己非常正确，其实仅此而已。如果不知道自己正走向哪里，结果只能原地踏步，否则十之八九会走到想象不到的方向。

　　所以说，“目标”非常重要。所谓目标，就是对于未来惟我独有的图画，同时也是站在未来的高度赋予现在以意义的灯塔。对于“我为什么活着受这样的苦”的疑问，不能满足于“为了吃饭和生活”的回答。当你想到受苦是我们走向某个地方的道路上必须承担的义务，意义就会自动产生了。

　　《哈佛女人》这本书敲开我的心灵之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作者也是通过采访才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加勒原来在《华尔街日报》波士顿分局工作，有一天，公司要求她去纽约工作。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加勒犹豫不决，因为她的丈夫在波士顿刚刚成为律师，两个人刚刚在波士顿扎下了根。

　　当时，报社还没有没有过女性分局长。加勒最终没有接受公司方面的建议。后来，她这样写道。

　　“我害怕冒险，我害怕失败，担心婚姻生活出现问题。所以我不是‘我一直相信的那么有野心的人’。”

　　这个最后的句子让我黯然伤心。直到决断的瞬间来到面前，我们仍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在必须做出艰难选择的时候，才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

　　加勒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代价是支付了部分的未来。公司认为加勒是那种即使给了机会也不敢挑战的人，而且恐惧变化。站在组织的立场上，确实没有必要为了那些面对机会却表现不出热情的职员考虑，因为渴望工作的人太多了。

　　对于加勒来说，虽然这是综合各种情况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却使她的事业前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公司对加勒失去了兴趣和关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了。这个世界不会轻易给人机会，但是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能够抓住，或者不能充分利用，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面对挑战，只能勇敢向前。犹豫不决的时候，机会已经消失了。如果因为暂时的困难而逃避，不仅这次机会，有时连下次、下下次机会都错过了。也许，人生就是不断去打开新的门。我们不妨这样思考：你在安乐的房间里，即使这个房间不能让你心满意足，但是也还凑合，谈不上非常幸福，也没有什么不幸。然而，除了我进来的那扇门，还有一扇不知道通往哪里的门。

　　要不要推门出去，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这件事。你可以继续留在你所处的房间，这个虽不完美但是也不算差的房间，当然你也可以推门出去。当你推门出去的时候，你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是游戏规则。

　　即使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也会给自己打分，比如我们会说，“只要我下决心去做，我也能够做好”。但是，别人只有看到事情做得怎么样，才能对我们做出评价。出去，还是留下来。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结果都是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答案。

　　2、权力也很美丽

　　2004年，大选结束之后，我去纽约出差，坐在火车上，我读了几篇分析上院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参加2008年大选可能性的报道。关于希拉里是否挑战美国总统的争论已经是老话题了。事实上，早在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参加总统选举的时候，已经有人传说希拉里的政治野心就是做总统。

　　今后几年，美国人还会热烈讨论希拉里的话题。尽管希拉里从来没有亲口说过参加大选，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把希拉里挑战总统的可能当成既定事实接受了。

　　在美国社会，希拉里的登场堪称“希拉里大空袭”。虽然美国社会向来自负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高，而且女权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准，但是希拉里的登场还是令人咂舌不止。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呻吟声依旧到处可闻：“女人成为百万富翁也好，不结婚生孩子也好，就是不要对总统抱有野心。”

　　可以和希拉里媲美，或者比希拉里更有能力的女人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并不害怕“能力出众的律师希拉里”。美国最好的法律学校每年能能培养出大量有能力的女律师。人们不能容忍的是希拉里的政治野心、对权力的露骨欲望，以及享受过程的态度。人们恐惧的不是希拉里的能力，而是她的野心。

　　2008年，美国大选也许会成为最近几十年来最有意思的选举。曾经做了八年第一夫人的上院议员希拉里闻名全美，不用像2004年大选失败的上院议员约翰·克里那样必须提高“认知度”。希拉里没有这些基础性的负担。但是，希拉里最大的弱点就是讨厌她的人也很多，有人甚至说“讨厌死了”、“非常非常讨厌”。不管怎么说，民主党甚至整个美国社会都必须对希拉里做出决断，而且决断的时间正在日渐靠近，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无论希拉里参加还是不参加，2008年的大选都将围绕希拉里进行。然而我不能在现场观看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认为希拉里具有非常出色的政治才能，而且也希望美国尽快出现女总统。不过，我还是怀疑希拉里是否能够真的当选总统。

　　即使提前一周预测选举结果都很困难。何况现在的美国社会矛盾重重，民主与共和、进步与保守、城市与农村的争论激烈，这就更难预测了。问题是希拉里属于民主党，而且是民主党中进步倾向明显的人物。当然，进步倾向本身不会成为问题。然而“女总统”这种想象本身已经很新潮了，如果再加上进步倾向，那就过分脱离美国社会的中间层面。再说，现在的美国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保守。

　　2004年大选结束以后，希拉里缓缓向着中间道路移动，努力构筑总体的稳健形象，对于国家安全问题显示出相当保守而强硬的态度。直到下届选举揭幕之前，这样的倾向还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希拉里成为让流动票感兴趣的候选人，同时既要拉动共和党的票，还要努力寻找不丢失民主党选票的基准点。

　　美国大选的关键在于能够拉到3%—5%的流动票。这些流动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进步+女性”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根据将来的具体情况和对手候选人的不同，“相对位置”也可能发生变化，所以现在难以预测。

　　英国因为实行内阁制，所以情况略有不同，玛格利特·撒切尔前首相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相对保守又是女性，做到某种程度的中和，则相对容易接受。而且，英国还是存在“女王”的国家，女性领导人不至于显得很生硬，这也是非常有利的地方。所以说，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也很有可能从共和党产生。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有可能成为替代人选，尽管她本人强烈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也不好说。

　　抛开政治方面的见解暂且不说，希拉里唤起了美国人的羡慕、憧憬、猜忌、嫉妒和厌恶等复杂而极端的感情。有意思的是，这些都是美国中年男子的普遍反应：“如果我的女儿像希拉里当然很好，但是我的妻子绝对不能这样。”这是“矛盾的愿望”，既不愿意和希拉里这样的女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又希望下一代能出现希拉里这样的女人。

　　相反，很多美国女性无条件地喜欢希拉里，原因就是她们的心里同样生活着“希拉里”。堂堂正正而无拘无束、坚强而自信十足地生活。毫无遮掩地暴露对于政治权力的野心，即使受到猛烈的批判也要顽强地坚持。于是，逐渐变得强大而成熟，老练而美丽。我们不妨拿过去的照片做个比较，希拉里违反了越年轻越美丽的常识，现在的希拉里要比年轻时候的希拉里更美丽。

　　以前，我觉得天生长得漂亮，还有渴望漂亮、努力打扮自己的女人最美丽。我似乎是被她们的努力感动和说服了。然而自从到了美国，我看待女性之美的标准就发生了变化，独立、自由、坚强的女人最美丽。

　　过去，四天吃不了一碗粥的柔弱女子被认为是美丽的典范。近来，热爱运动，肌肉发达，拥有健康体魄的女人显得更漂亮了。过去，穿着走在流行最前沿，凡是别人说好的东西绝不放过的女人显得非常华丽。近来，衣着打扮以自我为中心，工作精明干练的女人显得很有风采。这样的女人身上有着追求自我世界的“光环”，希拉里就能给人这样的感觉。

　　第一夫人时期，希拉里的聪明和能力反而成了包袱。克林顿出任总统的时候，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这样忠告：“如果夫人过于强大和聪明，丈夫就会显得软弱无力。”结果，这也成为希拉里遭受诟病的理由。

　　然而被认为聪明而出色的希拉里并非天生就是这样，构筑起牢固的自我世界之前，希拉里走了很长的道路。参照她的传记《亲历历史》，小时候的希拉里梦想成为教师或核物理学家，不过她的数学和地质学非常糟糕，不得不早早收起了科学家的梦想。

　　希拉里出生于伊利诺州，高中之前从来没有读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更没有去过外国。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大学就读一年级的时候，法语教授曾经对她说过，“看来你的才华体现在别的地方”。

　　进入大学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希拉里就给父母打电话说：“我的聪明好像还不足以上这所学校。”父亲当场就让她回去，但是母亲极力劝阻。

　　希拉里升入大学的时候，她的父母亲自驾车，把女儿从伊利诺州送到了位于波士顿附近的韦尔斯利大学。送完女儿回家的时候，希拉里的母亲整整哭了1600公里。尽管如此，母亲还不希望女儿成为“中途下车”的人。也就是这位母亲，当年仅四岁的希拉里挨了邻居家伙伴的欺负回来，她就告诉希拉里说，“去打回来”，或者“我们家不允许胆小鬼进来”。

　　希拉里这样写道，“战战兢兢地开始大学生活以后，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家了。”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莫名其妙地颤抖。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再也回不到出发之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归路，这就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起点。

　　丈夫克林顿结束第一次大选游说的时候，希拉里说：“如果说我人生中的四十四年都是‘教育’，那么这13个月的大选游说就是‘启示’。”虽然希拉里以前就有政治野心，但是很可能从这个时候才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就有成就的人。个人的历史就是挑战和迎战的过程，这个过程谁都不能代替，只有凭借自己的领悟和力量，才能决定该走什么方向和走到哪里。忘记了这是谁说过的话：命运不是机会，而是选择。我们都要拿出野心，并且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野心。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总是不如想象中的强大。只要下定决心，郑重其事地决战，从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大敌人。

　　3、卓越可以掩盖所有差别（1）

　　克林顿夫妇的独生女切尔西在进大学之前，曾经跟随其母希拉里巡视了美国东北部的主要大学。既然女儿上大学，克林顿夫妇希望切尔西能上美国东北部的大学，不至于离父母太远。但是，切尔西希望去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

　　第一夫人希拉里和切尔西巡视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担任学校向导的人正是康多莉扎·赖斯，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务处长。那天，康迪（康多莉扎·赖斯的爱称）陪着她们母女两人参观学校，切尔西陶醉于美丽的校园和自由的氛围，最终选择了斯坦福大学。

　　康迪在第一届布什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第二届时成为国务卿，当时已经是非凡的学者和行政人了。每次在新闻发布会或活动现场见到康迪，都能感觉到她的正直、端庄、鲜明和威严。康迪从小就被人称为“天才少女”，后来获得了无数个“最年轻”头衔，任何职责她都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她有着超出想象的力量，任何工作都能够精明干练地完成。

　　最早知道康迪的存在是在2000年大选期间。当时，康迪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的外交安全顾问，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康迪经过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成为国务卿，这时候华盛顿在涌起期待的同时，也产生了怀疑。

　　康迪不仅能力出众，而且与布什总统私交甚笃，这也是她的政治资本。布什总统智囊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老布什担任总统时忠诚于布什家族的人，康迪算是其中的“新生代”，成为布什总统从父亲的人脉中提拔出来的人才。康迪与布什总统年龄相近，彼此之间就像朋友，所以她与总统的关系区别于任何一位智囊团成员。权势者的朋友也是权势者。

　　康迪刚刚就任国务卿的时候，很多人都持怀疑的态度。

　　“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时候，也没表现出什么突出的才华。突然成为国务卿，她能发挥出什么特别的才华吗？”

　　“白宫助理也就是写写材料帮助总统，只要自己聪明就行了，但是国务卿却不一样，必须调动庞大的组织。”

　　“第一届政府的时候，她夹在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之间，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连鲍威尔都消失了，她能忍受得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折磨吗？”

　　各种说法不绝于耳。

　　当然，康迪不是亨利·基辛格那样强大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时候，华盛顿的人们甚至开玩笑说：“如果基辛格不死，尼克松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总统。”所以，基辛格堪称尼克松的国际政治头脑。

　　康迪也是教育布什国际政治基础的“家庭教师”。布什担任得克萨斯州长的时候，为了实现更大的抱负，必须熟悉国际问题，于是时任总统的老布什向他推荐了康迪。布什和康迪对体育有着同样的兴趣和热情，很快就成了义气相投的好朋友。不仅如此，康迪还有把复杂问题处理得简单明了的能力，通过布什最容易听懂的话语讲解国际政治，在布什的头脑中安置了国际政治最基础的结构。

　　康迪成为国务卿之后，读她的传记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次，我在机场拿着她的传记《康迪》去柜台，印度店员告诉我说，“您买的是最后一本。赖斯被任命为国务卿之后，这本书突然卖得多了”。谁说不是呢，如果康迪没有成为国务卿，我也不会选择这本书。原来在出差途中，我都是读那些非常通俗的小说做消遣，但是那天我突然想窥视康迪的人生。

　　那天早晨，我从家里出来，大雾弥漫。生活在华盛顿期间，家里总是堆放着旅行箱，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动身，所以经常是准备充分的待命状态，心也总是在路上。飞机因为大雾弥漫而取消了航班，等待下一班飞机的时候，我读起了康迪的传记。虽然称赞和颂扬充溢其间，令人作呕，但是如果充分了解这些，并且剔除泡沫，这本书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拿着圆珠笔不停地划线，读得津津有味，竟然连登机口发生变化都不知道，差点儿错过了飞机。

　　我只用两天就翻完了这本传记，感觉康迪是“音乐、国际政治、体育”组成的人。康迪的成长始终伴随着音乐，甚至在识字之前就能读懂乐谱了。她从三岁开始弹钢琴，自幼立志成为钢琴家，甚至在丹佛大学专攻钢琴。康迪学习钢琴的过程中，她的父母表现出来的支持和献身精神令人感动不已。

　　为了练习钢琴，康迪每天都在学校里待到很晚，父母看到这番情景，不惜贷款给她买了二手史坦威钢琴。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康迪突然决定放弃钢琴。参加完阿斯本音乐节回来，康迪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虽然也能弹好钢琴，但是很难成为“伟大的钢琴家”，于是决定改变人生的方向。她说“我讨厌教育孩子们超越贝多芬的方法”，最后打破了“钢琴家”的幻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闷和彷徨，康迪爱上了苏联学科，于是把专业改为国际政治，发奋学习。曾经倾注于钢琴的热情如今发泄到了国际政治学，康迪倾尽全部热情用于学习。有趣的是，引导康迪进入国际政治学的人正是“约瑟夫·科博尔”。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自己的女儿和学生先后成为美国国务卿，所以他也非常了不起。康迪曾经考虑过选修法学，但是科博尔教授劝她说，“你有政治学方面的才华，为什么不考虑律师呢？”当时，康迪听的科目是《国际政治学概论》。科博尔教授究竟如何讲授概论，竟然让学生最后和学问谈起了恋爱，到现在我还不得而知。

　　康迪父母成功的教育常常也是众人讨论的话题。康迪身为黑人女性，处境自然比别人更为艰难，父母担心她会遭受歧视和残酷的评价，于是将她“武装”到可以战胜所有的困难。钢琴、芭蕾、花样滑冰、法语等等，凡是美国白人社会认为重要的东西，康迪的父母都让女儿训练到更出色的程度。

　　但是，康迪父母的教育方针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仅仅把女儿培养成多才多艺的人，而是让她成长为善于自我训练的精明干练的人。康迪养成了总是比别人多付出两倍甚至三倍的努力的好习惯，所以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进入白宫工作，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务处长。这些都是创记录的经历。

　　如果你看到新闻发布会上康迪针对特定事务进行说明的样子，你会发现她对每件事都果断而明了。如果说鲍威尔的说服力来自人性美，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服力来自近乎自满的信心和幽默感，那么康迪的说服力则来自她果断而鲜明的说话方式和态度。

　　关于康迪，很多人都说她“托了黑人女性特惠政策的福”。康迪是不容诋毁的好材料，这么说的人当中以接受良好教育的白人男子居多。这的确是嫉妒而卑鄙的结论。

　　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的黑人等少数民族和女性，美国经常实行政策上的优待。即使接受优待暂时突破了进入的壁垒，将来也还是要靠自己证明能力。我们从康迪身上感觉到的力量正是自信和理直气壮，这种素质只有那些具备自身独特领域的人才有。康迪没有被男性支配的文化淹没，保持了自己的特性，所以取得了成功。这位传记作家也高度评价了这一点。

　　即使在美国，很多企业和组织仍然受到男性文化的支配，女性不得不与看不见的歧视做斗争。看似无所畏惧、风风火火的女人们也聚起来，难免被男性主宰的文化同化。如果随波逐流，就会感觉无聊而且浪费时间；如果回避，却又担心成为孤家寡人。

　　尽管多数人的文化与自身不适，但是要做到不被淹没，坚守自己的领域，普通人的精神意志很难做到。稍不留心，很容易就会成为棱角分明的石头，还不如适当迎合，圆滑地生活。

　　“女强人”不是粗暴而凶恶的意思，而是能够保持“自我”的意思。既要做到不迷失自我，又在各种世俗尺度中获得有能力的评价，必须经过艰难、孤独、漫长的斗争，才能赢得胜利。

　　笔者有个朋友，以前在国际机构工作，后来辞职写博士学位论文，又到大学授课。她是黑人女性，离婚以后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论文都写完了，有人问：“你还回不回原来的国际机构工作？”我的这位朋友回答说：“将来我要自己选择阵地。”这无异于宣布拒绝加入组织，拒绝接受别人的指示，拒绝过那种受人评价的生活。

　　朋友的话里蕴涵着深沉的力量。如果我们的生活就是与各种各样的挑战、恶劣环境、竞争对手不断战斗的过程，那我也要自己决定阵地、对手和战斗的方式，独自面对世界的评价。我的这位朋友，从小在非洲，生活得非常艰难，年纪轻轻就已经饱经风霜了。“我讨厌成为那种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斗，只是受到金钱的牵引而失去生命的雇佣兵。”当我听朋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心情非常激动，热血涌上了心头。

　　看到这样的女人，无需说明，就能直观地理解坚强意味着什么了。尽管头脑清晰和才能是继续前进的推动力，但是如果没有意志和自我训练，恐怕那也只是无从证明的海市蜃楼。不管走到哪里，总有很多人“原来又聪明又有能力”。但是，那么出众的能力为什么会消失了呢。也许，我们原本拥有的才能只不过是渺茫的火种，真正意义上的能力，就是要让这火种变成熊熊大火。

　　天才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过：“我没有失败过。我只是发现了一千种行不通的方法。”也许只有具备这种坚韧的品质，才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读完康迪的传记我们就会知道，她不是那种到处瞎碰的人，而是深刻理解什么行动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结果。她的父母也从没想过要把女儿培养成狡猾奸诈、八面玲珑的人。

　　无论坚强还是聪明都首屈一指的脱口秀女王、企业家奥普拉·温弗蕾曾经说过：“卓越可以掩盖所有差别。”康迪用行动证明了这句话。当然，奥普拉·温弗蕾也是。

　　4、提高声音

　　我曾经采访过美国最早的女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那是在她的回忆录《国务卿女士》（MadameSecretary）出版之后。我带着几本韩国出版社寄来的韩语版样书去了她的办公室，奥尔布赖特长官称赞“书做得很漂亮”，并且叫来所有的职员，非常高兴地炫耀起来。

　　然后，奥尔布赖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韩国语出版的书，如果送给高洪柱先生，他一定很高兴吧……”“谁？”“耶鲁大学的高洪柱教授，曾经担任助理国务卿……”

　　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合呢。恰好我已经安排好了在几天之后采访耶鲁大学法学院高洪柱教授的日程。

　　“正好我这周要去纽黑兰拜访高教授，到时候我转交给他吧。”奥尔布赖特长官沉默片刻，说：“还是以我的名义邮寄给他更好。”

　　几天后，我在耶鲁大学见到高洪柱教授的时候，转达了奥尔布赖特长官的问候。高教授兴致勃勃地说：“这本书里还提到了我的儿子呢。”布什政府登台，电视上出现了科林·卢瑟·鲍威尔就任国务卿的场面，高洪柱教授九岁的儿子沃尔利惊讶地说：“爸爸，男人也能做国务卿吗？”在女性频繁进出政界的北欧国家，男孩子们也常常会问妈妈：“妈妈，男人也可以做总理吗？”

　　1992年，比尔·克林顿就职典礼，电影《小鬼当家》中的麦考利·卡尔金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麦考利·卡尔金站在台上，调皮地说，“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民主党掌握政权”，引来了哄堂大笑。罗纳德·里根执政八年之后，乔治·布什执政四年，在共和党支配了十二年之后，民主党总统才终于出现了。再没有比麦考利·卡尔金的话语更有意思的表达方式了。

　　我在对奥尔布赖特的采访中谈到了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等各种主题，但是最让我感到心灵震撼的却是“职业女性的苦衷”。这是未被写入报道的故事。

　　奥尔布赖特是这样说的：

　　“做国务卿真的是一件有趣和令人激动的事情。总是惦记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真正艰难的事情并不是工作本身。有一天，结束了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天，晚上很晚回到家里。可是庭院里的水管裂了，院子里变成了海洋。结果，我不得不在半夜三更找电话号码，请人修理水管，当时我就忍不住叹息，‘唉，人活着真难啊’。”

　　我比任何人都能理解这样的心情。公司里不管加班多么频繁，工作多么繁重，都还能坚持得住，可是家里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感觉生活和人生整个都被动摇了，伤心得快要崩溃了，甚至想逃往某个地方。

　　“本来我就快要累死了，连这个也不顺利。”发牢骚的同时，感觉最后有什么东西无力地沉落下去了。就是这样子。美国国务卿几乎是地球上拥有最大权力的职位，可是这个职位上的女性竟然也有如此痛苦的时候。

　　结束采访出来的时候，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年轻女人还要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勇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害怕，勇敢地站出来。知道吗？女人的声音都太小了，要大声说话，人们才能听得懂。”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觉鼻尖儿发酸。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一边带孩子，一边修完博士学位，同时还做社会福利活动的女人，三十九岁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公职，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女国务卿，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想想就让人心疼。

　　她的回忆录中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故事。当她成为乔治城大学终身教授的时候，周围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肯定有后台”。当她的授课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授课时，同行教授们挖苦她说，“那是因为你的教室大”。奥尔布赖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吃过不少苦头，就是因为这些千方百计不肯承认别人能力的人。

　　奥尔布赖特穿着低根皮鞋，个子也不高，但是她看起来却很高大。人之所以显得高大，不是因为高跟鞋，而是因为自信和坚强。

　　回忆录中有个地方很可笑，会见《纽约时报》记者的时候，她谦虚地说：“我的脑子不太好，但是我一直很努力。”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的报纸就把这句话当做题目刊登了出来，弄得她很狼狈。后来，朋友们对她说，“哎呀，男人绝对不会这么说”，所以她也很后悔。

　　回忆录的最后，奥尔布赖特这样写道：

　　“我不是因为有了成功的保障才努力，因为努力本身是人生之中保持信仰的惟一道路，所以我必须努力。”

　　结束采访之后，我走上了大街，吹来了猛烈的风。办公室在十五大街，路对面站着一个小个子女人，手里拿着好几个文件箱。华盛顿刮风时的天气真的很粗暴。开车的时候，汽车甚至摇摆起来。然而马路对面的女人却丝毫不为所动，感觉她好像在勇敢地与世界对峙。她的脚心紧贴地面，背负着沉重的担子，不过她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美国女人因为坚强和自信而美丽。

　　5、知其一，就要假装知其十

　　没有人能够掌握某个领域需要的所有知识，关于这点谁都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可能遭到突袭，也可能会被才华更突出的人替代。我敢断言，我们的上司也一样。

　　——盖尔·伊凡《像男人那样工作，像女人那样成功》

　　生了两个儿子的朋友惊讶地说：“男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夸张的习惯，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拥有的能力更强。”而女人则喜欢以“隐藏王牌”的方式生活，她们表现得比自己实际拥有的稍微少一些，把真正重要的王牌隐藏起来。这张“隐藏王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唰”地亮出来，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如果女人把自己的全部王牌都亮出来，她就会感觉不安，无法继续进行游戏，女人必须保留以备不时之需的“隐藏王牌”。

　　女人的游戏规则和男人不同，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问题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时，还是无法适应。这时候，请你读一读CNN执行副总裁盖尔·伊凡写的《像男人那样工作，像女人那样成功》。

　　这本书就像尖锐的利器，不时地刺激着我的心灵。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做个骗子”一篇中的部分内容。女人天生具有“模仿生”的气质，如果对自己的领域了解得不够全面，她就会害怕别人发现，从而不敢去冒险。我就是这样，即使我知道十个中的九个，也会因为不知道其中的“一个”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即便你是专家，也不可能对某个领域有百分之百的了解。只是凭借应变能力、临场发挥、瞬间爆发力、运气，有时还要凭借“不懂装懂”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因为事先了解全部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完美答案。尽管这样，很多女性都患有“骗子综合症”，生怕自己了解不充分的事实早晚有一天会暴露。

　　有一天，我雇了几名韩国留学生做打工生。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让他们把当天的工作用报告书的形式整理出来，学生们的态度有两种。一部分学生充满信心，悠然自在，感觉他们很可靠。相反，另一部分学生却显得很愧疚，“啊，应该再检查一遍，可是没有时间了”，就在自责中交上了报告书。看来他们并没有像自己预想中那样做得足够完美，所以心里很难过。

　　当时，我对这部分学生的印象是，“啊，看来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好这种事”。他们可能想说结果没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标准，想在无意之中让人产生自己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的印象。不，也许他们是有“完美主义者”倾向的人。然而看到他们的态度，我却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没把事情做好呢”。刹那间我甚至想道：“以后不用这个人了。”

　　后来，我把他们的工作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很难判断谁特别好，或者谁特别差。如果再冷静地看一看，那些看起来没有信心的学生们反而做得更严密，更完美。虽然他们做得很好，但是因为他们表现得没有自信，所以差点儿没有得到相应的评价。如果那天是“面试日”，说不定我会给那些表现出自信的学生更高的分数。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给我留下了相当大的课题。当我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也常常表现得不自信，让上司对我产生了不信任。谦虚和没有自信是不同的，骄傲和充满自信的态度也是不同的。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功，很难区分出这种差别，传达出准确的信息。在美国生活期间，我发生了很多变化，却仍然有很多人对我说，“要大声说话”，看来我要走的路还很长。

　　还有个问题就是“骗子综合症”。我曾经做过伊拉克战争的随军记者，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有段时间我也很“火”。很多人读我写的文章，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也因此引发了很多争论。作为记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愉快、很幸运的事情。当时，我却感觉很不幸。

　　我没想过借助这种突如其来的名气做跳板，从事其他的事情，或者稍微表现得傲慢点儿。我把这种举动当成“欺骗”，所以谢绝了演讲和采访的邀请。我懂得不多，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给别人看，也没有给更多的人带去感动。因此我很痛苦，我觉得自己“只会让人们感到失望”。

　　继而我又想，早晚有一天，别人会看穿我的实力，我会被那些夸张的称赞淹死。如果在骗子本质被人戳穿之前可以逃跑的话，我真想逃到遥远的地方。做华盛顿特派员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心情。我被绝望的心情困扰着，总觉得自己的实力会在那里暴光，自己免不了要受到羞辱。

　　男人显然不是这样。我认识的很多男人，他们的实力并不是特别雄厚，却常常表现得自以为是。尽管这样，他们的“骗子”本质也从来没有被戳穿过，生活得很好。他们总是表现出懂得很多的样子，好像他们能做好更多的事情，拥有的东西也会比实际更多。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意图，这只是他们的“习惯”，或者说是“本能”。

　　社会不是学校，也没有人会对你说，“我们来做个测验，看看你知道的到底有多少”。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从容。大学考试的时候，男同学常常表现得自信满满，好像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考试之前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也会很自信地回答，让我忍不住灰心丧气，“唉，跟他们比起来，我什么也不会，看来我要完蛋了”。

　　有趣的是，真正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当时我真觉得这像个谜语，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男人大部分都懂得这种“表现得比实际能力更强”的方法。只知道一样，他们就会表现出好像知道了十样，人们也常常会被他们“伪装出来的十样”所欺骗。

　　对于职场生活中的人们，常常会遇到性格暴躁，看上去很凶的上司。如果下属表情严肃地回敬几句，他就哑口无言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他们总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强大，只是他们懂得如何伪装自己，善于在我们面前演戏罢了。

　　患有“骗子综合症”的我们也可以适当地做个骗子。我们还要训练自己，学会“知其一，假装知其十”。即使知道“其九”，也总是告诉自己我只知道“其九”，如果假装自己“知其十”，那就是骗子，这种习惯必须改掉。“知其九”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世界本身就不是完美的地方，我们不是正把它建设得越来越完美吗？当你拥有了“知其九”的实力，就要开始修炼充分弥补“其一”空白的“内功”，千万不要忘记了这点。

　　6、打扮也是战略

　　对于美国第一任女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来说，“漂亮的胸针”是她的象征。每次外出她都戴着不同样式的华丽胸针，有时是雄鹰状，有时是狮子状，根据她当天的心情选择。媒体也时常关注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的胸针，从那之后，胸针似乎成了女性权利的象征。有一次，我见到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时提到这个问题，她回答说：“看到男人们每天都换领带，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每天有所变化。”

　　美国第二任女国务卿，同时也是最早的黑人女性长官康多莉扎·赖斯，对自己的皮鞋格外留心。她是有名的“皮鞋狂”。有一年夏天休假的时候，她去纽约买了好几双“佛莱格默”皮鞋，当时正好赶上卡特里娜飓风给美国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很多人对她议论纷纷。

　　赖斯国务卿对皮鞋的感情与众不同，所以我参加国务部举行的活动时，也养成了留心观察赖斯皮鞋的习惯。就因为赖斯的皮鞋，某报纸还推出了收集历届国务卿皮鞋照片的特辑。如果不是能力超群，果断智慧的赖斯，换成别人喜欢皮鞋，也许会被嘲笑为奢侈和虚荣的象征。“伊梅尔达的皮鞋”不就是这样吗？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收集的皮鞋就成为腐败和虚荣的象征。但是，对于赖斯的皮鞋情结，却没有人说三道四，甚至有人称颂她到外国出访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打扮控制氛围。

　　华盛顿的人们对服装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我在大学城波士顿住过一段时间，迈入联邦政府和政治中心华盛顿的瞬间，我心里感到非常惊讶。不禁发问：“华盛顿的人们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呢？”我在市中心转了转，发现每个人穿得都很华丽，很耀眼。不仅如此，就连汽车也都是闪闪发光的新车。

　　在波士顿的时候——当然，因为那时我是在学校里读书——对穿着打扮并没有很在意。在首尔的时候，我虽然算不上时髦，却也是很在意的，至少不会连续两天穿同样的衣服。不，再坦率点儿说，如果我连续两天穿同样的衣服上学，我就会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住在波士顿的时候，即使连续两天、三天、四天穿同样的衣服，天也没有塌下来，而且连个台阶都没有遭到破坏。根本没有人看出我连续几天穿同样的衣服。啊，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即使我在首尔的时候，又有谁注意我每天是不是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只是我把自己关在“他人视线”的监牢里，自己成了教导官。

　　住在波士顿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在折扣店里买的两条卡尔文·克莱恩牛仔裤，几乎每天都穿在身上。因为洗的次数太多了，才穿了一年，膝盖部分就已经破了。很多地方都卖故意弄破的牛仔裤，所以我对这条自然磨破的裤子非常满意。那条牛仔裤似乎成了当时简朴生活的象征，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时常穿在身上。

　　别的学生也都差不多，教授们也穿着露出脚腕的旧西装。如果用汽车做比喻的话，就像刚刚从废车场开出来的破烂不堪的汽车行驶在街道上。在波士顿这个城市，重要的是脑子里盛的东西，穿什么衣服并不是很重要。汽车也只要能开就行，什么牌子，多少钱都不重要。

　　但是，这些都是学生时代的事情。当我踏进华盛顿的瞬间，我立刻就意识到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城市里，“表现得耀眼（！）”非常重要，“衣服要有品位，汽车要有派头”。换句话说，在华盛顿这个城市，谁都没时间观察人的内心，没有时间慢慢考虑某个人的潜力。

　　学校却不是这样。在学校里，即使你现在没有什么突出的成果，但是你可以凭借“潜力”得到人们的评价。但是，在权利竞争相对激烈的华盛顿，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应该表现出来。需要你通过可以当场发挥的能力和可以使用的资源，不动声色地表现自己的实力。人际关系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不过，说美国人善于打扮，与我们的概念并不相同。美国社会虽然很自由，但是藏在内部看不见的规则却相当复杂和严格。最重要的是，要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所选择不同的服装。不，根据时间和场所的不同，一定要穿得不一样。我们越是在重要的场合，越要穿好衣服，昂贵和华丽的衣服。而在美国，考虑最多的却是功能方面的问题，比如能否适应当天的氛围。

　　举个例子说吧，美国人在开始做某项运动之前，首先要买来相应的服装和设备。我们小区的俱乐部里——大多数小区里都有锻炼身体的地方，那里多多少少有几项健身设施，常常看到韩国男人穿着平时的棉T恤和牛仔裤在那里做运动。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来修理健身设施的师傅。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锻炼身体。在美国人中间，这样的人显得特别好笑。美国人在跑步的时候选择适合跑步的衣服，骑自行车的时候首先会戴上头盔，穿上赛车服，这样心里才舒服。

　　在这个“服装密码”相当重要的国家，通过服装就可以明确地看出一个人在做什么。在华盛顿市中心纪念馆和博物馆密集的“MALL”地区，经常可以看见跑步的人，他们都穿着轻便的运动服。如果看到有人穿着运动服之外的服装在街上跑，别人会以为那个人要么是急着跑去什么地方，要么是做了坏事想要逃跑。

　　坦率地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服装不可能成为评价某个人的标准等等，这类语句经常出现于教科书。现实就是这样，人们初次见面，评价对方的重要标准就来源于外貌提供的资料，这点谁都不能否认。

　　《闪视》（Blink）的作者葛拉威尔（MalcomGladwell）曾经这样写过，美国社会对个子高的男人多少怀有好感。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当中，很多人都是高个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是一米八三。在美国，身高超过一米八三的男人仅占总人口的14.5%。《财富》评选的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当中，身高超过一米八三的人却占到了58%。也就是说，个子高的人有得到过高评价的嫌疑（？）。但是，我想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人们总在有意无意间受到外貌的巨大影响。

　　在华盛顿，“穿上使自己显得有能力的服装”格外重要。在美国的各种成功学教材中，关于服装的忠告也是必不可少的。每个人通过服装表现出来的形象都不一样。明确表达自己想做什么事的服装，表现自信的服装，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战略性“服装密码”。

　　7、不要害怕与别人想法不同

　　那还是在我读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上课时间，教授让我们写个应对紧急状况的剧本。一个是把心脏病突发的朋友送到急救室，一个是抓紧时间到另一个城市找一间办公室。教授让我们从中选一个。我们组选择了急救室的事例。然而七个组当中，选择急救室的只有我们组。当我得知这个事实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叹息起来。

　　“怎么办呢，人家都选办公室，只有我们选的是急救室。”

　　坐在旁边的苏珊用胳膊肘戳了我一下，“那才好呢。不管我们怎么写，都和其他组不一样，容易表现出差别”。

　　“原来还可以这样想”，我立刻来了精神。我也是害怕和别人不同的韩国人，别人都不做的事情，只有我自己做，只有我表现得与众不同，这会令我难过和不安。苏珊说得对。到了发表的时间，其他组的方案大同小异，互相可以做比较，但是我们组没有比较对象，从出发点就和别人不一样，显得很突出。

　　韩国是常常考虑别人的“他者指向文化”，最重要的是让自己与整体协调的技术。相反，美国却是“自我中心文化”，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所以在美国应该更多地持有与别人不同的想法，果断地寻找以不同的方式工作的方法。这样一来，就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创意的重要。

　　“培养创造性”，“寻找创意思维”，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过无数次，但是创意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佛大学管理研究生院的特雷萨教授曾经研究过什么样的环境最容易发挥创造性的问题，并且发表了研究结果。《快速公司》（FastCompany）杂志也发表过题为《关于创造性的几则神话》的研究结果。虽然这是为企业管理者提供的信息，但是也值得我们思考。

　　通过238名工作在不同领域的人在八年间写的日记，特雷萨教授分析了人们为寻找新构思而苦恼的过程。关于创造性的几点疑问，他做出了如下的解答。

　　第一，是不是只有特定的创造性类型的人才会有创造性的思维？

　　不是。只要是拥有普通智商的人，谁都可能拥有创造性的思维。不过，对工作有浓厚的兴趣，喜欢工作的人，以及本质上有工作欲望的人，会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

　　第二，金钱是刺激创造性的重要因素吗？

　　金钱方面的补偿并不会对创造性思维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对擅长的事情给予奖励，或者任何事情都用金钱计算的话，人们会感觉自己的每个行动都跟报酬有关系，反而不敢冒险了。不过，人们还是需要一种氛围，一种自己所做的事情会得到合适补偿的氛围，这点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对创造性思维给予认可和尊重，并给予充分支援的工作环境。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创造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尽可能让每个职员都能做、主动想做，而且对工作感兴趣。

　　第三，在时间紧迫的时候，容易产生创意吗？

　　很多人都认为，当自己被时间追赶的时候，就会想出好主意。实际上，当人感觉到时间压力时，不仅创意力会达到最低程度，今后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创造性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只有考虑全面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来。

　　第四，不安和悲伤有时能为创意力打开突破口吗？

　　很多人相信，患有忧郁症的天才艺术家更容易创作出独创性的作品，事实并不是这样。比起不安、悲伤、恐惧、愤怒，喜悦、爱情等乐观的感情更容易促进创造性思考，最幸福的人才能拥有最有创造性的思考。

　　心情好，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么当天晚上才会对此冥思苦想，第二天才能想出更妙的主意。因此，今天的幸福就是为明天带来创造性的钥匙。

　　第五，发挥创造性的时候，更需要的是竞争，还是合作？

　　内部竞争激烈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革新式的思考。但是，只有那些共同享有某些构思，共同讨论，建立起信任基础的组织，才有可能成为最具创造性的组织。成员之间为了得到认可而展开竞争的时候，不可能共同享有信息。这是组织走向灭亡的道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得到充足的信息。

　　第六，组织的精简化与效率化有利于促进创造性的发挥吗？

　　美国某软件公司给股东们分别发了这样的信，信中说：“对于所有的职员，裁员都是非常艰难的工作，但是通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们可以形成力量和创造性，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其实并不是这样，企业裁员的时候，不可能产生创造性。

　　有的企业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减少员工人数达到25%以上，然而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创造性也跌落到了最低谷。相对于裁员本身，对这种事将要发生的不安心理才是创意力的最大敌人。对未来感到不安的人无心工作，即使在裁员之后，余波也会持续五个月以上。

　　结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做自己最喜欢、最容易投入的事情，而且要在工作本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的氛围中工作。独自寻找幸福的方法是成为创意人才的捷径。想出好的构思，得到认可，心情愉快了，就会变得更有创意力，这是良性循环。

　　我在进修期间的指导教授曾经这样说过：“我在哈佛大学法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害怕与别人想法不同’。”我们韩国的团队文化给员工的压力很大，对于过分出风头的人，集体性和心理性的压力也很大，结果要么是把这个人变得和别人一样，要么是把他逐出团队。在这种环境之下，要想做到“不害怕与别人想法不同”，的确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拥有和实现创造性思考，还需要另一种美德，那就是“勇敢”。

　　总之，如果我们采取跟随别人的战略，绝对不可能超越别人。即使做到了最好，也只能停留在和别人相似的水平。“不要害怕与别人想法不同”，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与别人不同。

　　8、冷静对待爱情

　　读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喜欢那种写得很冷酷的书。原来我也不是这样，只是已经厌倦了各种炽烈得仿佛要燃烧的爱情变奏曲。最近这段时间，我集中阅读了韩国作家写的恋爱小说，巧合的是，其中有三四本书的主人公都是“出版社编辑”。“难道出版社编辑天生就擅长谈恋爱吗？”这是我首先产生的疑问。后来，这个疑问渐渐变成了“难道这个职业是解释恋爱的好理由吗？”但是，到了最后，我不由得感到愤怒了。

　　我想，这也许是作家平时太不注重学习的缘故。如果对自己不了解的职业进行说明的话，就需要进行研究，也许作家本人没有这份耐心吧。或者，因为主题是爱情，主人公怎样过日常生活并不重要？可是，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工作都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从这点来看，作家对这个环节的敷衍就很难理解了。虽然是爱情故事，可人毕竟不能只想着爱情生活，所以我想小说中还是需要有点儿现实感才行。于是我决定短期之内不再读恋爱小说了。

　　我有个四十多岁的朋友，她在恋爱时节发生了这样的故事。她就像每个谈恋爱的人，每句话都离不开她的恋人。最后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对她说，“你又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冷静点儿吧”。这个朋友立刻严肃起来，对我说：

　　“我自己也为这事烦恼呢。我又不是刚刚二十岁的人，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还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疯疯癫癫。我以为年纪大了谈恋爱，会更冷静点儿。”

　　对于这样的人，我想劝她们读一读刘易斯·托马斯等三位精神科医生写的《爱情科学》（AGeneralTheoryofLove）。这本书开始于这样的疑问。

　　“爱情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找不到爱情？孤独是什么？为什么孤独会给心灵带来伤痛？”

　　这几位医生通过人脑的功能寻找答案。归根结底，心灵要受脑的掌控（这本书中收录了关于人脑研究的复杂内容，如果要逐条解释，那就太复杂了，而且也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所以我就简单地做个概括）。

　　人脑中掌管感情的部位是“limbicbrain”（我查了查字典，就是‘边缘脑’的意思，为什么英文和汉字都这么难呢？），掌管理性的部位是“neocortex”（新大脑皮层）。为了简单起见，我在这里就用“感情头脑”和“理性头脑”进行区分。我们陷入爱情时遇到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部位不能相互协调。

　　理性头脑主张的逻辑干涉不了感情头脑。即使下决心“我要爱这个人”，感情却不会受这个逻辑的左右。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列举数百种让自己幸福起来的理由，可是我们的心情并不会因此而好转。理性头脑掌握着通过教育、训练和思考得到发展的理论和知识，而感情头脑则掌握着从小积累的感性行为方式，所以它们各自按自己的逻辑行事。

　　我朋友的烦恼就属于这种情况。四十多年来积累的爱情经验和知识（她谈恋爱的次数绝对不止一两次）发挥了自制力，给她带来了智慧，她以为可以拥有不同于二十年前的成熟爱情，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爱情”这种感情问题属于感情头脑的管辖范围，当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理性头脑就束手无策了，我们只能受感情头脑的支配。

　　再说得严重些，如果二十岁左右在恋爱中表现得比较疯狂，那么这个人即使到六十岁，也很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谈恋爱。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已经下决心理直气壮地抗议，可是真的到了那里，却忍不住气愤得哭泣，这就是掌管理性和感情的部位不能相互协调的典型事例。

　　我们经常说，谁也奈何不了自己的性格，这大概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感情头脑在发挥作用。举个例子，当我们在某个集体中受到冷落时，我们可以百分百地理解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这种“理性的理解”并不会治愈心灵的伤痛。当我们被心爱的人抛弃时，我们也能列举出千万个不得不这样的理由，可是心灵的伤痛却无可奈何。

　　所以说，试图用理性来解决感情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喝一碗没有米粒的清汤时试图用筷子，非常无力。因此，这几位医生强调说，小时候通过与父母、朋友之间的关系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相当重要。如果感情头脑在小时候就习惯了错误的行为方式，就会成为终生的负担。

　　直到现在，人脑的作用仍然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神秘领域。在感情问题上，科学并不能提供太大的帮助。现代医学可以救死扶伤，可以把丑陋变成美丽，却无法治疗心灵的伤痛。当我们珍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或者遭遇失恋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找医生，而是选择喝酒或者旅行，或者怀着“时间是最好的良药”的想法选择等待。总之，只能依赖于未经检验的“民间疗法”。

　　这本书讲述的大都是通过心理治疗重新改变错误的感情行为方式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却始终感觉自己走在麦比乌斯带上面。如果真像这几位作者说的那样，我们阅读这本书还有什么用？反正感情头脑不可能听从理性头脑的指挥，那么通过这本书获得的知识对我们今后可能遇到的感情问题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戴维·迈尔斯写的《社会心理学》中找到些许的答案。“激烈的爱情”（passionatelove）是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只有这份“激烈的爱情”转化为“伙伴式的爱情”（companionatelove），这种感情才能成为持续和连续的爱情。

　　某研究结果显示，假设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在结婚的瞬间达到最高潮，那么在两年后，这份爱情的强度将会减半。再过两年，剩余的激情又会减半，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结婚第四年都是离婚率最高的一年。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不必为变心的恋人痛苦了。并不是因为那个人特别坏，而是因为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动物。谁也没有根据相信自己的爱情可以摆脱从古至今的所有错误，属于与众不同的爱情。

　　激烈的爱情就像毒品，刚开始服用的时候，感觉就像漂浮在云层之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体逐渐产生了抗体，服用和从前相同的剂量已经无法感受到同样的刺激了。而且毒品和激烈的爱情一样，突然断绝的时候，会陷入比开始之前更恶劣的状况。

　　因此，我们不要拿自己的全部当赌注押在激烈的爱情上面。只有通过共同的价值或其他种类的要素扩大爱情基础，才能转化为伙伴式的爱情。

　　我们再回到《爱情的一般性理论》，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理性和科学的发达带给人类什么，不管人类的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类是感情动物，所以不可能避免痛苦，悲伤也会不期而至。世界本身就是不平等，不公正，所以苦难也不可能平均分配。”

　　这个结论是不是太悲观了？英文单词“passion”不但有“激情、热情”的意思，还有“受难”的含义。被火燃烧的时候，怎么会没有痛苦？即使痛苦消失了，也不可能完全不存在。痛苦消失了，痕迹并没有消失，还会留下永远的伤疤，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痛苦的瞬间。

　　我相信科学的发达会带给人类幸福，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始终怀着空虚的期待，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比现在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心灵。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换种方式生活了？失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药店，购买“能够忘掉有关恋人一切的汤药”，服用下去，盖上被子蒙头大睡，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怀着轻松的心情起床了。当我们遭到公司上级的批评，感觉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可以买来“恢复自尊心”的丸药，吃下两粒之后，过一个小时，心情就会好起来。对了，早晨我们还可以先服用“让自己坚强忍耐的维他命”。

　　9、关于普拉达手提包的真相

　　曾经有一段时间，用类似黑色包袱皮的材料制成的普拉达手提包令全世界的女性为之疯狂。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手提包价值不菲。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为了用这种平淡无奇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慷慨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从前那种壮观而烦琐的名牌形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得轻巧了。轻巧、实用和耐用的东西同样可以是名牌产品。

　　普拉达的设计师缪科雅·普拉达被称为“时尚界的超级力量”。但是，前不久我在《纽约客》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普拉达的人物报道，顿时大吃一惊。原来普拉达竟然对自己设计师的职业感到自卑。天啊，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购买她设计的服装和提包，她自己却感到自卑！

　　读着《纽约客》的报道，我有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普拉达要为时装展览设计服装，每次到了最后的期限，她也会很痛苦，也会坐立不安。她竟然会担心，说不定这次什么衣服也设计不出来。这就跟每到交稿时间就痛苦不堪的我没什么两样。但是报道说，普拉达并不亲自画设计图，也不亲自裁剪。只要她把“概念”解释清楚，其他的事情都由别人来完成。

　　普拉达说：“我在做一件奇怪而愚蠢的事情，对此我感觉有些自卑。聪明的人们都不喜欢时装，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于是我问那些超级聪明的人们，时装到底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人气，可是没有人能回答出来。”

　　普拉达继续说道：“我也知道服装并不是那么重要，不可能让社会发生改变。我只是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看过普拉达的简历之后，就会知道她为什么因为不能通过服装改变世界而痛苦了。普拉达的专业是政治学，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年轻的时候，她是个共产主义者。也难怪，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大学生，几乎没有谁不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者”普拉达从小就喜欢服装，但是不喜欢牛仔裤，穿着高跟鞋和复古的连衣裙去参加游行。她的专业和从前做过的事情、现在创造的商品不但没有丝毫关系，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专职共产主义者兼政治学博士创作出来的奢侈品……是不是感觉有些奇怪？

　　普拉达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还做过五六年的哑剧演员。有一天，她听从家人的安排进入企业。普拉达家族从她爷爷开始就一直生产昂贵的皮革制品，因此普拉达从小就在“名牌”的氛围中长大。看来审美观和时尚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

　　读着普拉达的采访，我很快就看出来来，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儿子，是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为了养育两个儿子，她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她从来没有趁着自由时间出去玩儿，更没有独自旅行的经历。

　　为了读懂人们为时装而疯狂的心理，为了引领潮流，她拼命工作，晚上直接回家。她就是这样的“职业女性”，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座城市都很常见。我还以为她为了得到灵感，为了使自己的设计更具独创性，肯定以特别的方式生活……

　　读到这里，我有种遭到欺骗的感觉。那么多人被普拉达设计的昂贵产品吸引，不惜打开薄薄的钱包，买下价格不菲的时尚物品，每个人都不得不偿还信用卡上的欠债。普拉达自己却过着如此脚踏实地的生活。尽管这样，对于那些拼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而性感的年轻女人，普拉达却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们的心理！

　　在华盛顿我熟悉的地区，几乎没有人拿着带有所谓名牌——叫名牌也好，叫奢侈品也好——商标的手提包。他们手里都是不明来路的“无名氏”提包。我不知道他们的“手提包”是不是价格更贵或者怎么样，至少没有赋予“手提包”更多的发言权，比如那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等。

　　不仅没有发言权，如果谁手里拿着名牌手提包，就会让人感觉像是告诉别人“我自卑”的广告。如果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起昂贵的手提包，不但不会让别人感觉他有品位，反而会刺激别人首先产生疑问，“他到底能赚多少钱，买这种包做什么？”我有个朋友，她赚的钱很多，几乎每个月都能换个昂贵的名牌手提包，但是她说：“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要买那些玩意，我疯了吗？”

　　现在，就让我们邀请一位名叫阿兰·德波顿的瑞士作家出场。自从读过小说《爱情笔记》（OnLove）之后，我就对阿兰·德波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阿兰·德波顿写的书出版，我就会不假思索地买回来。因为我很好奇，这段时间，阿兰·德波顿又想到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呢？

　　阿兰·德波顿写了一本题为《身份渴望》（StatusAnxiety）的小说，概括起来，他的观点是这样的。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要依存两种大爱生活。第一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爱可以养活音乐和文学，是得到承认和祝福的爱。第二种是我们很难说出口的隐秘之爱，也就是“想从别人那里得到肯定的欲望”。这是来自外界的爱，换句话说，就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肯定、尊重和关注。

　　人们追求金钱、名誉和权利，为了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苦苦挣扎，其实目的都不在于本身。人们最终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关注和喜爱。但是，成年人都不会说自己想得到别人的承认，也不会说因为得不到他人的肯定而痛苦。

　　在成人的世界里，如果坦率地说出这种心理，十有八九会遭到蔑视，被别人当作嫉妒心强、幼稚，或者俗气的人。尽管我们在心里渴望终生，表面上却总是保持沉默。

　　事实上，这种“来自他人的爱”和男女之间的爱情同样普遍，同样重要，同样会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粉碎般的痛苦。就像失恋的时候我们会崩溃，当我们得不到他人的肯定时，同样会痛苦不堪。我们依赖他人的爱活着，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爱不断注入我们的心田，我们就会变得像漏了气的气球。

　　我们通常说，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不安是现代人的欲望带来的副产物。在身份制社会里，社会地位不会根据个人能力的大小轻易动摇。贵族很难变成平民，平民也很难成为贵族。如果谁想追求这种身份的改变，必定会受到挫折。但是在现代社会，却可以凭借“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地位。问题就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信“可以做到这一点”。

　　理论上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在现实中并不总是可行。即使达到了某种水准，那个地位也不是永恒的。因此，可怜的现代人总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原则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控制，但是现实中却不可能随心所欲，因此现代人才更加艰难，更加痛苦。

　　现代人之所以对社会地位如此不安，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地位依存于下面几种原因。

　　第一，“才华”。但是，才华并不会按照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第二，“运气”。我们都相信比从前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不能再把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

　　第三，“雇主”。我们的命运随着雇主的喜好而转移，所以谁都无法预测未来。

　　第四，“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在大企业工作的人，职业稳定与否不但取决于内部政治，还要受到市场情况的影响。

　　第五，“世界经济”。影响我们命运的企业和雇主，归根结底也要被世界经济形势左右。

　　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们要记住一点。在当今社会，只有以能力为基础，并且通过努力取得成功，才可能得到他人的肯定。如果你以为买个名牌手提包就能得到某种安慰的话，那你就错了。不管你身上穿了什么，手里拿着什么，别人对你的看法都不可能改变。很遗憾，这个世界就是很艰险的地方，仅凭几个名牌手提包做武器无法生存下去。即使那个包是价值几千美元的最新流行的普拉达款式，也无济于事！

　　10、做个拉拉队队长

　　位于华盛顿最有趣的街区——杜邦环岛区（DupontCircle）的咖啡厅里，写着这样一句话：虽然是冬天，却让人感觉很温暖，温暖的天气似乎在继续，甚至让人感觉季节会不会直接跑到夏天。

　　窗外，一个戴着黄绿相间的怪异帽子和太阳镜的年轻男人，正在和一只胖乎乎的小狗散步。如果不经常散步的话，听说小狗也会得忧郁症。突然间，我想起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公寓电梯里看到的那则广告。

　　“您需要溜狗人（DogWalker）吗？我会真诚地陪您宝贵的爱犬散步。我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美国的小孩子也相当独立。夏天，很多孩子在自家门前卖柠檬汁，还有的孩子帮助邻居修剪草地或清理积雪。

　　这家咖啡厅里朝向大街的两面墙壁都是玻璃窗，我最经常光顾。仿佛是在里面，又像是在外面；仿佛是和谁在一起，其实只有自己；这里是休息和玩乐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作的场所。和韩国相比，很多美国人喜欢在咖啡厅里做事。

　　我做华盛顿特派员的那段日子，习惯了“不分时间和场所，随时随地工作”。我最放松地面对工作的地方就是咖啡厅。9·11恐怖事件以后，我曾经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厅里写过报道。当时，麦当劳里也随时播放CNN新闻，我可以了解每时每刻的氛围，正好适合我的工作。

　　在杜邦环岛区，我最喜欢的饭店是名为“方尖塔”（Obelisk）的意大利餐厅。这是个小餐厅，只有几张餐桌，不做午饭，周末休息，这样就很难预约了。菜单也经常换，我每天吃什么饭几乎要听从厨房长的安排。这里的条件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做生意诚实，有自信，所以我很满意。看不见的招牌和入口我也很喜欢。也许是因为风不会吹到这里来吧，我可以更加放松。

　　夏日的某一天，我和朋友一起在这家餐厅吃晚饭。我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了点儿，于是慌忙跑进了餐厅，连说了几声对不起，最后又发挥了我的“特长”——“挥起手提包打翻水杯”。放在朋友面前的一大杯水，不偏不倚，洒到旁边那个像帕瓦罗蒂一样宽厚的男人身上。

　　“这可怎么办啊！太对不起了。”

　　我把手提包扔到旁边，拿着餐巾纸擦去洒到男人衬衫上的水。服务员，我的朋友都拿着餐巾纸朝男人跑过来。男人豪爽地笑了笑。

　　“没关系，天气这么热，凉快凉快也挺好的。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没洗澡？所以给我来了个凉水洗礼……”

　　这个男人的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男人又冲我眨了眨眼睛，风趣地说：“幸好不是葡萄酒，不用担心了。”我们也都随声附和。

　　“谁说不是呢。要是红葡萄酒或可乐，那就真糟糕了。幸好是水。”

　　一场骚乱就这样结束了。那个男人说得那么自然，甚至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帮了他什么大忙。那天，我们也吃到了厨房长发挥创造性制作的朴素而漂亮的菜肴。我和朋友谈到了华盛顿的各种政治要案和韩美关系，以及关于华盛顿人的琐碎传闻，然后起身离开了。

　　沉闷的夏夜，我慢慢地走向停在街上的汽车，在心里想，“认为没有发生更坏的事情就算是幸运，这也是一种乐观的思考方式”。难道不是吗？如果想到那些最悲惨的故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找出几百种让自己幸福起来的方法。

　　那个长得像帕瓦罗蒂的男人完全可以冲我发火，我也做好了支付洗衣费的心理准备。可是“覆水难收”！男人没有把事情继续恶化。如果他稍微抬高嗓音，这个夏夜的晚餐恐怕就很狼狈了。我们，他，还有整个餐厅的气氛都会变得很狼狈。

　　记得那是在健身俱乐部的停车场里，运动之后出来，不知是谁把车停得乱七八糟，我的车开不出来了。前前后后反复几百次，说不定也能开出来，可我真的不想这样。我找来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想让他帮我找到车主。

　　可是在这个大厦里，真的可以把车主找出来吗？我茫然若失地站在停车场里。这时，有三四名运动后出来的年轻男人发现了我的难堪。他们马上就看出是怎么回事，对我大声说道：

　　“你可以把车开出来的，我们帮你，你试试看吧。”

　　他们分散在我的车周围，喊着“再往这边点儿”，帮助我。人们好像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纷纷围了过来，大概有二十多人把我的车团团包围了。最后，当我彻底开出车来的时候，人们齐声欢呼：“哇，真厉害，太棒了！”一边说，还一边拍手。我就像某项体育比赛的冠军，得意洋洋地冲他们挥着手，离开了那里。我的心里充满了兴奋和喜悦，仿佛做了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没有他们，也许这一天我都会很不愉快地度过。我可能会找到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气愤地表达我的不满；车主出现的时候，我也会尽情表达我的不快；解决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丢失了我的时间和好心情，整个晚上我也不会快乐起来了。

　　那天夜里，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样问自己：

　　“你曾经心甘情愿，为某个素不相识的人做拉拉队长吗？”

　　“有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帮助过那个人，让他开心起来了吗？”

　　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不乱发脾气和徒劳地发牢骚。这样做可能会在瞬间缓解自己的压力，结果却令自己和别人的心情都很糟糕，还会增添大半天的不快。在这里，当我提着沉重的东西走在路上，总是有人问我：“要不要帮忙？”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男人这样问女人。如果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他们都会这样做。彼此成为对方的看不见的，而且微不足道的拉拉队队长。给别人带来幸福，这也是让自己变得幸福的方法。

　　11、成为天使的方法

　　史帝芬·柯维的《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太有名了，不需要我做太多的解释。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已经在美国发行1500万册，现在仍然以每月5万—10万册的速度发行。

　　说实话，我并没有找来这本书认真读一读。太有名或者太有人气的书就像好莱坞的大片，我从来不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知道了这本书的内容。史帝芬·柯维写完《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之后十五年，又添了个习惯，改为《成功人士的八个习惯》出版。原打算在《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出版十周年之际再添加一个习惯，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时隔十五年才添加的第八个成功习惯究竟是什么呢？“找到你的声音，同时赋予别人灵感，让他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声音”（Findyourvoice,andinspireotherstofindtheirs）。这句话的意思是实现自己制造差异的欲望，寻找在某一方面做出贡献的生活。首先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寻找到人生的意义，然后再去帮助别人，让他们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本书几乎是家喻户晓了，但我还是先把这七个习惯简单概括一下：

　　要有主动性（有责任感和能动性）。

　　行动之前首先确定目标（了解包括你的人生在内的各项计划将怎样展开）。

　　首先做最重要的事情（为了将来更大的喜悦，训练自己暂时把今天的喜悦推迟）。

　　追求双赢（winwin）战略。

　　首先听别人的话，理解之后再试图让别人理解自己（尽量少说多听）。

　　灵活运用附加效果（整体的力量要大于局部力量）。

　　锻炼身心（包括肉体、精神、感情和心灵等方面）。

　　但是在这七种习惯之中，史帝芬·柯维认为最难做到的就是“少说多听”。我也很有同感。我们常常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做到先听别人说话，充分理解之后再说话，没有足够的内功是做不到的。

　　《今日美国》的记者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先和史帝芬·柯维度过了一天，添加了书中没有提到的史帝芬·柯维的另几种成功习惯。

　　首先，年愈古稀的史帝芬·柯维仍然拥有充沛的精力和元气。十二天里，史帝芬·柯维在欧洲七个国家演讲，每天夜里11点回来，还能坚持做90分钟的运动。而且，他从来不失幽默感。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史帝芬·柯维都要禁食。史帝芬·柯维是生活在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共有9个儿女。到2004年为止，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达到43名（当然，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史帝芬·柯维说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家庭”。有人批评史帝芬·柯维的书不过是改编摩门教的教义，重新包装为管理学理论。但是史帝芬·柯维反驳说，他从来没有涉及到宗教或政治方面的内容。

　　很多人对成功和幸福都怀有近乎强迫症的欲望，而且美国社会也积极主张成功和幸福。在美国，每个月都会出现好几本成功指南类的图书。仔细看看这些关于成功方法的书，无非是劝你改变自己的“习惯”。做这样的人，试着这样去做，其实这些归根结底都需要改变习惯。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人一下子取得成功。

　　执著地寻找新方法，最终只能改变自己的习惯。大家都知道，要想改变习惯，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几乎等同于“革命”。如果这种革命发生七次，或者八次，怎么会不成功呢？

　　史帝芬·柯维毕业于犹他大学，获得哈佛大学MBA（管理学硕士），后来在杨伯翰大学通过组织活动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这所大学执教二十四年。他在五十岁写出了《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世纪最畅销图书。从那之后，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投资了一家名为“FranklinCovey”的公司，经历千辛万苦，现在也算不上大富翁。

　　重要的是，他的书被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史帝芬·柯维在十五年后增加了第八个习惯，说不定也来自给别人带去灵感的自我体验。他知道自己是谁，在这种自信的基础上，他帮助别人，让别人也明白自己是谁。

　　看到这部分，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去伦敦的飞机上，曾经读到关于电影演员海伦·亨特的采访。海伦·亨特从反面角色发家，在电视上客串人物的时候，常常为了扮演更大的角色而不停地出去试镜，但是每次都落选。有一天，她怀着“如果这次再落选，我就不做演员了”的心情去试镜，结果还是落选了。

　　“现在完了，我应该放弃做演员了。”她遵守自己的承诺，下定决心放弃做演员的梦想。海伦·亨特心如刀绞地到超市去买东西。正在这时，一个蹲在超市角落里检查商品的职员看见了海伦·亨特，吃惊地说：“我在电视上看过你，你天生就有惊人的才华。”

　　这句话改变了海伦·亨特的人生。“是的，我再试一次”。海伦·亨特信心十足，决定继续进行挑战。结果在下次试镜中，她终于通过了。这部作品就是让海伦·亨特变成明星的电视剧《为你而疯狂》（MadaboutYou）。后来，海伦·亨特说：“也许那个人就是来帮助我的天使。”他说他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天使。

　　这样看来，我们周围的确有很多隐藏起翅膀的天使。因为不起眼的小事而称赞和鼓励别人的人就是天使。就像那个超市职员，在不知不觉中扭转了灰心丧气，甚至想要放弃的海伦·亨特的心情。有时候，他们也许会赋予我们挑战的勇气。有本书题目叫《称赞能让鲸鱼跳舞》。的确是这样。如果挨了骂，或者受到了批评，很容易就会告诉自己，“看来我是不行，还是在这里放弃吧”。人的心灵是极度脆弱的，听到别人的否定或批判，马上就会灰心丧气。相反，如果听到别人的赞扬，心情就会好起来，而且为了听到更多的称赞，人们就会突然产生更加努力的欲望。

　　网上经常可以看到所谓的“恶性留言”，毫无责任地说些粗鲁的话。每当这时候，我就会遗憾地想：“这个人写下这些让人伤心难过的留言，他自己会幸福吗？”即使是批评，如果换成有礼有节的态度也会好得多，为什么非要挑最难听的话说呢？

　　像史帝芬·柯维那样给很多人灵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人生，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怀着乐观的想法，给别人以希望，这应该比想象中简单得多。不，如果我们今天说过的善意的话给某个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改变了他的人生，当他像海伦·亨特那样成功的时候，也许会在采访中说，“那时候我遇到了天使”。看来，成为一名天使，远比想象中容易得多。

　　12、做好上司是一种“艺术”

　　如果为我们渴望享受的“五福”增加一项，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能够大幅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职场上司福”。遇到好老板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已经成为人生六福之一。也许你会说，可以在家办公，或者做自由职业者，改变工作状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最终还要在职场内部结构中面对面地相处。

　　如果只计算“清醒”的时间，那么我们每天在单位与同事相处的时间最长了。很多人和同事们相处的时间甚至超出了与配偶、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因此，职场上司势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我的薪水、我的升迁，甚至就连我的未来，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职场上司的影响。遇到好的上司，怎么能不说是人生之福呢？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办公家具公司“HermanMiller”的前首席执行官马克斯·德普利（MaxDepree），这个企业曾经被评选为“适合工作的美国100大企业”。他在一本题为《爵士领导》的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故事。

　　我有一个孙女，她的名字叫Zoe，在希腊语中是“生命”的意思。Zoe出生时是个体重不到一公斤的早产儿。她是那么瘦弱，我的结婚戒指甚至可以套上她的胳膊。给Zoe做检查的新生儿专家说：“Zoe在今后三天内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5%—10%。”Zoe的身体连接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器械，躺在新生儿集中治疗的育婴器里。而且，当时的情况还很特殊，Zoe的爸爸在Zoe出生之前就离开了家，找不到他了。护士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对我说：

　　“在今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您这位爷爷就做‘代理爸爸’，每天到医院来看望Zoe。每次来医院的时候，都要用手指轻轻按摩Zoe的身体和四肢。每次给孩子按摩的时候，都要反复告诉她，您有多么爱她。这样孩子才能把您的声音和动作联系起来。”

　　护士说得很对。Zoe现在四岁了，我和Zoe的关系非常特别。对我来说，Zoe的声音和动作都很重要，就像四年前一样，我的声音和动作对她来说那么重要。

　　爷爷和孙女之间分享“生命和希望”的故事令我感动不已，忍不住流泪。但是，德普利在这里想说的却是“领导能力”。德普利在他的《爵士领导》序言中写道，Zoe的护士对于什么是领导能力做出了最好的解释。联系“声音”和“动作”才是领导能力的核心。爷爷用力拉住更接近另一个世界的孙女即将熄灭的生命，重新拉回到这个世界。孩子生存的可能性只有10%，但是爷爷的声音和动作重新点燃了那个模糊得快要熄灭的小生命。他说，这就是领导能力。

　　这就是把表面只有10%的可能性提高到100%的能力。德普利写道：“领导能力就是把不可预测的未来和个人才华联系起来。”在别人都认为“有问题”的事情中发现“机会”，这种眼光就是做领导的条件。他衡量领导能力的尺度不是“智慧”，而是“从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气质”。

　　有时候，听到上司跟自己说了很多正确的道理，挨过批评之后，虽然大脑可以理解“他说得都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却很沉闷，身体也不灵活，根本不能奋发努力。相反，有时候上司只是拍拍下属的后背，只对一句“好好干”，下属就会想起下面该做的事情，毫无来由地雄心勃勃，甚至连上司没交待过的事情也能做得很好。是的，领导能力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信任；不是某种规律，而是理解。如果我知道上司理解我的苦衷，相信我的潜力，我就会怀着“志愿者”的心理面对工作。德普利说：“志愿者型的职员才是对公司生产力和效率做出最大贡献的理想职员。”

　　可是，要想让职员产生这样的感觉，“就要给职员以自由，让他们可以通过最有效最人性化的方式完成他们的任务”。所以德普利说，领导能力是一门“最大程度地开发个人潜力的艺术”。

　　如果想知道某个组织或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具有出色领导才华的领导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德普利说，只要看看职员们的工作态度，就能知道组织领导者是否具有高效和出色的领导能力。

　　“成员们是否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他们在学习什么，愿不愿意奉献？”

　　“他们是不是主动摸索方法，提高业务的数量和质量？”

　　领导者的能力可以通过他身边人们的工作成果得到证明。不用往远处想，我只需通过自己的体验就能理解德普利的这番话。当我的上司不信任我的时候，我的士气和能力会降到最低点；当我的上司相信我，并且对我怀有期待的时候，我才能发挥得最好。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合理的动物。

　　13、不要被帅哥欺骗（1）

　　如果我有机会在美国做记者的话，比起《纽约时报》来，我更希望做《纽约客》的记者。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在《纽约时报》这种可能给有权势或有学问的人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威报社工作，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纽约客》这样的杂志做记者也不错，对同样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写出给读者带来快感的文章。而且，《纽约客》的记者不必像《纽约时报》的记者那样，每天都跟头条较劲。

　　《纽约客》拥有与《纽约时报》相当的读者人数。2005年，《纽约时报》的发行量是110万份。这样的发行量在韩国或日本几乎连名片都不好意思递出去。但是，这却是全世界精英必看的报纸。国家政策会随着《纽约时报》刊登的报道而做出改变，很多政府方面都不知道的信息会出现于《纽约时报》，所以精英们都很喜欢看这份报纸。

　　《纽约客》是周刊杂志，既不是时事周刊，也不是文学周刊，算是一种很独特的读物。最早刊登“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对美军在伊拉克虐待战俘事件进行报道的媒体就是《纽约客》。同时，读者还有机会通过《纽约客》读到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记得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空心面》就曾刊载于《纽约客》，我读过那篇小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被空心面迷惑了，连续几周每天都做空心面吃。

　　纽约这个城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文化和新潮的最前沿”，那些喜欢纽约和憧憬纽约的人都读《纽约客》。当我在华盛顿读到全部都是纽约演出信息的《纽约客》时，多少有些虚脱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毕竟是可读性很强的杂志，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读。

　　我喜欢《纽约客》，其实是因为葛拉威尔。不，再坦率点儿说，是因为我很羡慕他那间位于时代广场《纽约客》总部二十几层的办公室。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一侧墙壁全部是玻璃窗，可以俯视纽约全景。“哇塞！在这种地方工作，很容易就能写出文章来！”然而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公平。葛拉威尔不喜欢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却喜欢在市中心吵吵嚷嚷的咖啡厅里工作，所以他经常故意去找喧闹的地方。办公室里太安静，无法工作？

　　弯曲的头发就像雷盖烫发，算得上是葛拉威尔的符号。他的身材很瘦弱，穿着很时尚的衣服。是的，他不也是纽约人吗？长发就是他写作第二部畅销书《Blink》的原因。他的头发长了以后，常常在街上遭到警察的盘问。以前他留短发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留了长发以后，他显得有些“流里流气”。葛拉威尔意识到，发型能够如此强烈地改变别人对你的态度，于是他把这个想法继续扩充、发展，写成了书。

　　仔细一想，其实我们都是偏见的奴隶。我们拼命想发表“正确的言论”，可是牢牢盘踞在我们心里的偏见却不肯轻易放过我们。

　　就在他的《Blink》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哈丁的失误”。美国第29届总统哈丁，如果论做总统的能力和实力都达到了最低点，然而他却是拥有总统外形的帅男人。1921年上任的这位无能总统让国民和智囊们操碎了心，1923年暴病，任期未满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哈丁长得帅，但并不是那种“花样美男”的类型。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像上院议员，年纪大了又具备了总统的姿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可以稍微夸张点儿说，哈丁在美国就是凭借英俊的外表和政治人物的风度而取得了胜利，他也是因此而出名。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记者，也做过报社编辑，但是他进入政界以后，连续当选上院议员和总统。

　　哈丁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最无能的总统之一，每次在政治学家评选出的“最差总统”排行榜上，他总是高居榜首。他在做上院议员的时候几乎从来不参加会议或表决，不仅如此，他还沉迷于美酒、高尔夫和扑克牌游戏，女人问题也很复杂。他当选总统之后，每天到处游玩儿。

　　尽管如此，只要哈丁登上政治舞台，就显得很有能力，声音也很能打动别人。不管男女老少，全都上了他的当。人们误以为这个身材魁梧，拥有古铜色皮肤的英俊男人肯定很有能力。葛拉威尔把这种错觉称为“哈丁的失误”。

　　葛拉威尔凭借他的第一部百万畅销书《引爆流行》（TippingPoint）一举成名。他的书写得很好，甚至让人怀疑，“他怎么会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他在美国也许算得上“最高故事匠”了，援引有趣事例解释自己观点的能力也非常突出。我在无意中打开了书店陈列台上的《闪视》，一口气翻看了十几页，然后拿着书直接去了收银台。

　　葛拉威尔的第一本书《引爆流行》，我是在去往伦敦的飞机上开始看的。忘记了是哪年，我趁着春节假期去看望生活在伦敦的妹妹。我在路上带了这本书。为了看书，我在飞机上都没睡觉，在伦敦参观美术馆的时候，也总是抽空看书。见到葛拉威尔的时候，我对他说：“都是因为你，我的伦敦旅行泡汤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他的第二本书《闪视》讲述判断的力量，也就是在只见一次面的情况下，瞬间产生的无意识的力量。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他引用了盖帝博物馆因为是否购买一尊雕像（青年裸体像）而烦恼的故事。这尊雕像被断定为公元前六世纪的文物。

　　利用各种方法进行调查的结果，结论越来越偏向于这尊青年裸体像很有可能是真货。可是某美术史学家看了这个雕像以后，却对美术馆方面说，“不要交钱，如果已经交了钱，就去要回来”。从那之后，律师和科学家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结果正像美术史学家说的那样，这尊雕像是赝品。美术史学家只看了两秒，就判断出这尊雕像是真是假。

　　心理学家约翰·哥特曼说，他只要观察一对夫妻一个小时的对话场面，就能判断出这对夫妻在十五年后还会不会继续生活在一起，准确率高达95%以上。如果只看15分钟的话，准确率就降低到90%，但是仍然可以准确地预测出来。不仅如此，有的教授只要让学生在几秒钟内看到自己讲课的场面，然后做出评价，得出的结果就和听完整个学期课程的学生们做出的评价没什么两样。

　　除此以外，这本书还记录了许多专家和普通人的瞬间判断能力，以及准确的直观。但是，葛拉威尔强调说，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类似“哈丁的失误”的误差。

　　那么，我们怎样防止因为偏见而引起的直观误差呢？

　　20世纪80年代，慕尼黑爱乐管弦乐队举行了选拔长号手的面试。应试者有33人，其中一个是乐队负责人的儿子，为了保证面试的公平，应试者和评委中间隔了道屏障，所以评委们都不知道是谁在演奏。

　　第十六名应试者在屏障后面演奏完毕的时候，音乐导演大声喊道，“我们找到需要的人了”。于是，面试结束了。后面的应试者还没来得及考试，也只能回去了。但是，这名长号手竟然是女性。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长号是只有男人才能演奏好的乐器。当负责面试的人们看到演奏者的“真面目”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尤其是在管弦乐方面，这样的偏见格外严重。当时的管弦乐队里只有小提琴手和双簧管手两名女成员。

　　那时候，欧洲的乐队对女性很不公平。力气小，肺活量低，手小，嘴唇也小，这些偏见中包括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所有老套的内容，所以管弦乐队只喜欢白人男子。

　　那些优秀的音乐导演和音乐巨匠们始终都相信，“我们只有听一次，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演奏者的才华”。他们去外国进行“演奏之旅”的时候，常常把应试者叫到酒店，让他们演奏，然后直接决定他们可不可以加入乐队。自从有了“屏障后面的面试”之后，结果就变了。

　　有的乐队为了不让评委对应试者的情况有所了解，用号码对应试者进行区分。如果应试者在演奏过程中咳嗽或发出高跟鞋的声音，让评委了解自己的性别，就会让应试者拿另一个号码牌，重新演奏，以此彻底杜绝偏见的影响。

　　这种方式持续了三十年，现在美国的管弦乐队里，女性成员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五倍以上。虽然评委们说，“我们只要一听演奏就能知道”，实际上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受“眼睛看到的信息带来的偏见”所左右。我也很相信我的直觉，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不由得对“客观性”的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问题在于“屏障后面的面试”之后。应试者在屏障后面演奏的时候，管弦乐队的成员们欢呼着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他们的评价渐渐回到了从前。他们举出什么呼吸太短等理由，最后，曾经赢得他们欢呼的女性被降为第二乐手。这位女性把这个问题带上法庭，最后取得了胜利。

　　就因为哈丁的外貌显得他很有能力，所以人们在无意之中为无能的政治家提供了成为总统的机会。同样，有能力的演奏者也会因为偏见而失去发挥能力的机会。要想不受偏见的束缚，坚持公平、公正的客观评价，真的很难。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太注重第一印象了，并且常常以对方并不重要的某个方面作为依据，对其整体进行评价，有时候会错过我们本应该看到的重要东西。直觉的力量有时候很强大，但是我们还需要后退一步，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给自己留下重新思考的空间。

　　仅凭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为了事先防止无意之中受到偏见的束缚而做出错误的评价，我们应该尽量多设置类似于“屏障后面的面试”的装置。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女性。一个人的众多复杂条件之中，说不定哪个就会受到“带有偏见的直觉评价”的影响，从而成为受害者。

　　14、对于金钱的冷酷和执著

　　1998年金融危机——尽管IMF没有任何问题，然而这次危机却被称为“IMF危机”——发生之前，我一直误以为自己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当全国都陷入金融危机，气氛变得恐怖，工资降低，奖金发不出来的时候，我才不得不承认，我就是为了金钱而工作。我在公司上班，这并不是我的爱好。

　　随着工资的降低，我不喜欢去公司了，也不像从前那样工作了。但是，为了偿还房贷，我不得不比以前更努力工作。收入减少之后，我以为自己不是金钱奴隶的错觉和虚荣突然被戳穿了。我意识到，“明天可能会比今天更糟糕”，每个月打进我银行账户里的工资实在太重要了。承认了这一点，我突然有种脚心紧贴地面的感觉，迅速变得现实起来。

　　来到美国，我再次改变了关于金钱的认识。我是从来没在美国生活过的外国人，所以我连信用卡都办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表面看来风风光光的美国朋友们，他们的房子、汽车，甚至连家具，都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来的，所以他们每个月都要岌岌可危地忙于还债，就像骑着一辆只要停止踩脚踏板就会摔倒的自行车。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有还钱能力”的信用，他们的一生都要依赖于这种信用。

　　看上去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那么如意。一个著名的律师朋友，也被沉重的事务缠身，有一天突然疲惫不堪地说：

　　“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体有千万斤重，累得要死，真不想上班了。可是我能怎么办呢，还是要工作。我还得还房贷呢……”

　　和韩国相比，美国人住着更宽敞的房子，开着更好的汽车，其实他们也都过着“分期付款的生活”。年轻的时候，他们要偿还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然后要积攒子女的学费和退休后的生活费，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美国人的牢骚也不像是开玩笑。

　　美国人很少有因为“心情好”而请客的情况，因为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还债了，生活真的很紧张。如果不是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嘴里含着银勺”出生，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债务中度日，只是每个月还债的数目不同罢了。

　　所以，“credit”（信用）对于美国人真的是个很可怕的单词。人们经常说“必须有信用”，所以我也看了他们的“信用评价书”。天啊，我吓得直冒冷汗。报告书有五六页，上面详细记录着家庭住址，所持信用卡的目录，以及本月需要支付的金额，以及汽车贷款的还款记录。

　　就连申请之后从来没有用过的商店会员卡都记录在上面，真有种赤裸裸的感觉。我在美国租房子和买汽车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认真评价我的支付能力。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才在银行办了张信用卡，但是每个月的限定使用金额是500美元。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小心翼翼地遵守限定使用金额，及时还欠款。从那之后，邀请我申请信用卡的通知书就不断地寄到我的信箱，甚至让我感觉厌烦。最近，随时都有包括这种优惠信息的传单，以及每月限定使用额达到几千美元的信用卡申请邀请书常常寄到我家里。这就等于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承认我是一个“不会在透支信用卡之后逃跑的人”。

　　如果所谓“信用度”太差的话，就很难在美国得到像样的待遇。买房子、买车，不管以哪种形式借钱，都需要良好的信用。如果信用不好，要么干脆贷不到款，要么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所以大家拼命保持自己的高“信用度”。如果因为一时冲动购买了昂贵的物品，然后未能及时还清欠债，失去信用，很可能会吃一辈子的苦头，所以人们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生活。正常人绝对不会单纯为了“摆阔”，而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超出实际支付能力的昂贵名牌产品，也不会过分请客。

　　出手大方的韩国人不懂得这种情况，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常常会发生可笑的事情。一位来美国进修的前辈为了交到更多的美国朋友，动不动就请很多人一起吃饭，后来大家都在躲避他。因为谁都不能永远白吃别人的东西，总要有所回报才行。那些美国朋友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偿还，所以宁愿不欠这份人情债。

　　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对金钱的感觉逐渐改变了。以前，一位到美国留学的前辈发过报道之后，连不到几美元的传真费也计算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惊讶，“怎么会这么小气呢？”看到美国的撰稿人连银行的手续费都斤斤计较，我也觉得他们太吝啬了。然而随着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感觉自己也变了。你的钱，我的钱，公司应该支付的钱，我应该负责的钱，每样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美国社会中评价某个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在欠债之后按时偿还的能力和信用。谁都不能忘记“我一个小时赚多少钱”。虽然做个为一美元而瑟瑟发抖的小气人是件遗憾的事情，却又不能不这样做。

　　我在美国进修期间遇到的外国朋友当中，有的人让我大为震惊。一个日本朋友用她小时候积攒的零花钱和打工赚来的钱在纽约买了小公寓，十五年后，她高价卖出那栋公寓，再用赚来的钱读完了研究生课程。一个香港朋友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投资股票，35岁的时候已经攒够了退休后需要的钱。

　　我对于金钱的观点一直都很陈旧，“应该让钱跟着人走，不能让人跟着钱走”。就因为我怀有这种安逸的想法，所以我不想去赚钱，也不努力攒钱，只能过着靠工资度日的工薪族生活。

　　如果可以让时光倒流的话，在金钱方面我必须做到这点：在30岁中期之前，一定要疯狂地攒钱，在40岁之前赎回我的“奴婢文书”，然后烧毁。如果对金钱没有感觉，没有攒钱的能力，就只能一辈子过着紧紧巴巴的生活。理财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又会使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以前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对金钱持有冷酷和执著的态度非常重要。

　　15、因为热爱而工作的人不可阻挡（1）

　　很难相信，华盛顿是一个智慧的城市。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常常展开激烈的“头脑竞争”的地方。也许表面看上去是权力斗争，或者是选举，或者是听闻会，不管用什么方式包装起来，隐藏在后面的都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之间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权力斗争是一种只有找到让大多数人为之心动的构思的人，才能取得胜利的斗争。

　　华盛顿有几十家名字听起来很无知（？）的“思想坦克”（thinktank）研究所。这里投入了大量资金，目的就是生产出能够动摇世界的好点子。跟那些与外界社会隔离的“象牙塔”不同，“思想坦克”学者们主要开发那些可以在现实政治中立竿见影的点子和理论。简单概括起来，华盛顿可以看做是一个巨大的政策开发工厂区。

　　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甚至数千名记者云集于华盛顿。来到华盛顿我才发现，原来记者也分这么多种类。通信、电视台、报纸、杂志，这是最基本的，还有某些信息部门，以及以特定领域的产业为对象的分析部门。用“信息加工处理产业”的观点来看，一个非常复杂的传送带正一层层地从华盛顿穿过。

　　在这个智慧决斗的现场，有时候会遇到具有惊人战斗力的“选手”，《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局长史提夫·柯尔就是其中的一个。美国的报社编辑局每天也都乱糟糟的，手忙脚乱。但是在这样的地方，史提夫·柯尔却给人留下了不怎么耍小聪明，沉稳而明朗的印象。

　　有一天早晨，我在看《华盛顿邮报》的时候，看到了他卸任的消息，当时我感到很惊讶。他为了专心写书，决定从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说，写书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同时也是自己愿意投入热情去努力的事情。他卸任的消息让我震惊，但是读到他想专心致志写书的部分时，我却没有丝毫的惊讶。虽然以前我只见过他两面，但是我却知道他会这样做。

　　我在华盛顿遇见的人中，史提夫·柯尔的聪明首屈一指。其他人似乎也有相似的感觉，《华盛顿邮报》的全国版编辑长丝蓓特也说：“史提夫·柯尔是我遇到的最聪明的人。”

　　我喜欢和这种聪明绝顶的人见面聊天。因为我是记者，所以不管是爱说谎的人，还是被权利欲迷失双眼的人，或者为了提升和出人头地而小心翼翼的官僚，我都要跟他们见面。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让我羡慕，让我想到“我也要这样生活”的人。

　　史提夫·柯尔出版《幽灵战争》（GhostWars）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他。他在书的前半部分回忆了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前，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几乎放弃在阿富汗活动的那段时间。这部巨著需要大量的资料和素材。这不是很奇怪吗？报社的编辑局长哪有时间写完如此不俗的巨著？

　　我问他：

　　“您是华盛顿最忙碌的人之一，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搜集资料和写书的呢？”

　　他安静而且有条不紊地说道：

　　“连续几个月，我都和相关的采访人员一起吃早饭和午饭。有些重要的采访人员，我们甚至一起吃五次或七次饭。也就是说，我一边吃饭一边工作。材料大体搜集完毕之后的几个月，我就利用周末的两天时间从早到晚不停地写。”

　　我没有读完他的著作，只是简单翻了翻序言和结论，看了看别人写的书评，就来采访他了，为此我感到惭愧。他只听了我的两个问题，就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仍然继续说：

　　“你写过书吗？记者都知道，搜集材料还算是容易的，写作是很奇怪的事情。脑子里好像都有，但是想把它们写出来，却很痛苦。不过，好像是真的，虽然很难，却很幸福。”

　　他说“真的”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我喜欢他的表情。“虽然很难，却很幸福。”这跟我经常说“因为难，所以有意思”有点异曲同工。简单的事情通常没有意思，只有做艰难的事情时，逐渐克服和战胜困难的过程才会有趣。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很怀念在做编辑局长的同时写作的时光。平时报社里的事情该有多忙啊，然而他在做编辑局长的同时还能写书。听到这件事，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议。听说他有个助手，不过，即使这两件事情单独分开来做，也是很吃力的。他的成功真的很令人震撼。

　　但是他喜欢，他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喜欢工作而工作的人是不可阻挡的。和我聊了一会儿，我感觉自己的脑子里轻松多了。虽然我和他同为记者，我却感觉从他那里“学了一手”。他深思熟虑，沉着冷静，尽量准确地配合对方的节奏，和对方交流。他的集中能力也很惊人，这是别人都无法做到的。

　　他从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曾经这样说过：“我从来没觉得做编辑局长是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件事也有一些压力，让正常人无法快乐起来。”作为报社的领导，他说：“这种生活就像消防队员，听到火灾警报，就要上上下下地爬那个该死的柱子，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

　　《华盛顿邮报》报社的人们听到他卸任的消息后，比六年前他在39岁战胜其他对手成为编辑局长时受到了更严重的刺激。但是他说，他并不是彻底离开《华盛顿邮报》，他像鲍勃·伍德沃德一样留在编辑局，只是换成了自律工作的方式，改变了位置。鲍勃·伍德沃德对“水门事件”进行过特别报道，而且出版过很多畅销书，如今虽然保持着“编辑局长”的名分，但是在公司里不承担任何责任，只写自己的书。

　　采访完史提夫·柯尔出来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脑子里很沉重。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那么忙碌的报社编辑局长怎么会写出那么庞大的书？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普通人很难读懂的《幽灵战争》，竟然会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美国精英们令人惊奇的高生产性已经让我惊讶不已了，然而那些普通人的智慧和好奇心也不容忽视，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吸收着精英们创造出来的成果。如果拿《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这种美国大报纸和韩国的大报纸进行比较，很容易就会发现，写文章的人和读文章的人的水准是不一样的。当然，这种差异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组织内部的“体系”为这种生产性提供了后盾，还有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懂得欣赏知识产品的价值。

　　《华盛顿邮报》对鲍勃·伍德沃德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纽约时报》在布什政府时期与白宫关系紧张，采访遇到了困难。那时候，鲍勃·伍德沃德前往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受到了布什总统的盛情款待，谈了几个小时。《华盛顿邮报》对布什总统也做了很多批判，但是凭借鲍勃·伍德沃德个人的人脉和名声，以及他的努力，《华盛顿邮报》一直都在报道白宫的内部消息。

　　我曾经听过鲍勃·伍德沃德的讲演，那时鲍勃·伍德沃德说道，“我虽然拿工资，但是不管我做什么，公司都不干涉”，表达了对公司的感激之情。公司根据职员能力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让每个员工都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价值。

　　美国记者疯狂渴望的事情就是获得“普利策奖”。对于记者来说，获得普利策奖是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是为记者本人敞开新大门的绝好机会。一旦拥有了“普利策奖获奖者”的名誉，就可以辞职，通过自己写书决胜负了。即便他只是搜集自己想要的素材写成书，但是因为他是普利策奖获奖者，也会从读者那里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

　　史提夫·柯尔也曾获得过普利策奖。现在，他已经凭借上次出版的《幽灵战争》成为“最畅销作家”，更有资格凭借写书决胜负了。我希望他还能写出更好的书，希望他会幸福。看到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职业，从而取得成功的人，我也会跟着幸福起来。

　　第二章 人生属于“肇事者”

　　1、现在为什么不可以

　　1999年，我离开韩国，前往波士顿和华盛顿生活了七年，如果问我有没有发现什么单词最重要，我会回答是“公共”（public）。不管用韩国语的哪个单词进行置换，我都感觉不是特别满意，这是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

　　比起我们韩国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极端发达，所以显得冷静。但是就在这个人主义的背后，却蕴涵着更大的氛围，那就是，“人不能单独生活，也不能只为了自己生活”。利己地追求某种目标虽然也被认为是追求幸福，但是仅有这些并不充分。

　　服务团体“首都中央厨房”（DCCentralKitchen）向华盛顿贫民免费提供食品，其会长罗伯特·埃戈尔让我非常惊讶。首都中央厨房每天为4000余名贫民和残疾人制造食物，堪称华盛顿最大的“厨房”。埃戈尔就是负责指挥这个厨房的队长。

　　埃戈尔曾经出版过《追求变化》（BeggingforChange），记录了自己的经验。他向慈善机构和志愿者提出了严厉的忠告：“摆脱自我满足式的服务活动。”首都中央厨房位于议会附近，建筑非常破旧，简直就像巨大的仓库。厨房在里面，埃戈尔的办公室设在角落里，空间非常狭窄，两个人同时进入都觉得呼吸困难。

　　虽然我已经在书里见过他了，但是他比照片上更有魅力。如果单就外貌来判断，说他是“摇滚歌星”也不会有人怀疑，我相信他可以成为时尚餐厅的老板。

　　果不其然，他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华盛顿最有个性的夜总会”。他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仅仅高中毕业，辗转于华盛顿的饭店、酒吧和夜总会做男招待和经理。有一天，他突然投身贫民救助活动，放弃了从12岁就开始的梦想，不再想做“夜总会老板”了。

　　早在十五年前，埃戈尔就和夫人在教会参加志愿活动，为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做饭，但是后来因为“无可奈何”的理由几次中断。那只是自我满足的志愿服务，早晨乘坐卡车去市里兜圈。夫人戴着很大的耳环，偶尔碰到过激的流浪汉会伸手去拉，心里非常不安。因为他和夫人并不了解贫民，所以感到恐惧。当他听说教会到高级超市购买原材料，然后做饭免费提供给贫民，忍不住哑然失笑。埃戈尔对华盛顿的饭店行业了若指掌，知道各处剩余的食物非常之多。如果能够灵活使用这些剩余的食物，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金钱，还能向更多的贫民提供优质的食品。他不是那种只停留于思想的人，只要有了好的想法，必定付诸实践。

　　埃戈尔开始写信。他写信给慈善机构和基金，表明自己的想法，获得了捐赠，然后购买了冷藏卡车。许多经营餐馆的同事和大机关也承诺向他捐赠剩余的原材料。但是，就连捐赠剩余的食物材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有人吃了某饭店捐赠的食物之后出现不适，谁来负这个责任。他也担心做好事却惹来麻烦，所以埃戈尔一面奔波，一面接受法律专家的帮助。

　　他是个出色的活动策划者。1989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举行就职典礼那天，埃戈尔也策划了首都中央厨房的创立活动。到了总统就职的日子，整个华盛顿都将变成欢乐的海洋，人们沉浸在庆典的氛围之中。那天夜里，全美各地都会有各种机构团体和政党组织招待客人，整个城市兴奋欢腾。就职仪式通常都在二月，正值隆冬天气，然而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身穿露肩晚礼服的女性。

　　直到凌晨四点，埃戈尔还在用冷藏卡车运载各种欢迎宴会剩下的食物，分发给流浪汉和贫民。他的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各种机构的捐赠金汹涌而来。埃戈尔说：“慈善事业也是‘事业’，必须要有创意。”

　　从此以后，当清晨人们还沉浸在睡梦里的时候，首都中央厨房的冷藏卡车就开始游走于市内，到世界银行和金融公司等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机构或企业的内部食堂，运走了用剩的食物材料。不是吃剩的食物，而来买来要用却没用上的材料。志愿厨师们看着当天运来的材料，常常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于是制订菜单，开始做饭。

　　到了下午，从庞大的厨房里搬运出来的食物被装上卡车，分发到城市各处，包括流浪汉、吸毒者和酒精中毒者收容站，以及养老院和孤儿院等华盛顿附近的100余个地方。

　　他这样说过：“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饥饿的人、剩余的食物和志愿者，我的工作就是把他们联系起来。”

　　但是，首都中央厨房不只是“做饭的地方”，同时也是烹饪学校。埃戈尔把那些吸毒者、酒精中毒者、专职妓女、青少年刑释人员等聚集到这里，让他们接受为期12周的烹饪讲座。老师都是有名的厨师。

　　他甚至也拉着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这个厨房工作。社会领导层的人们虽然表示愿意奉献，却又害怕接触社会底层的人们。但是，经过一起流汗劳动之后，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说：“给予和分享的体验改变人生。”

　　偶尔他也开“玩笑”。首都中央厨房里也从事公共饮食服务，比如为大使馆派对或者富豪派对提供服务，派对结束的时候，他会告诉大家食物来自哪里，又是出自何人之手。

　　“各位，这些食物来自专门为贫民制作食物的厨房，厨师也是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啊，但是不要担心。材料都是新买的。”

　　刹那间，刚刚还享受着美味的食物，玩得兴致勃勃的人们呆若木鸡。然而没过多久，那些被他奇妙的想法和美味的食物打动的人们纷纷送来捐赠金。

　　我跟随他参观厨房和冷藏车，心不在焉地问道：

　　“工作这么繁忙……你开夜总会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机会总会有的。我要做的夜总会必须特别而好玩，充满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我喜欢做让人们愉快的事。因为这个厨房让很多人从中找到了快乐，所以已经变成了我梦想的一部分。”

　　埃戈尔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体验到了幸福的感觉，我非常羡慕他。我说：“什么时候我也要做帮助他人的工作了。”这时，他静静地注视着我，问道：

　　“您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做呢？”

　　我感觉仿佛有块巨石掉在了心里。不仅有羞愧，更多的却是冲击。是啊，为什么不能立刻行动，非要推迟到“什么时候”呢。

　　就因为这件事，我认为埃戈尔是整个华盛顿最有意思的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美妙的想法，但是，能够立刻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非凡之人却没有几个。我们的想法是先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有了余力再去帮助别人。但是，埃戈尔颠倒了这个顺序，他首先做的是帮助别人，有了余力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回到家里，我从抽屉里找出绝症儿童救助组织发放的捐赠用纸，寄出了20美元。以前，我的借口是“我们国家的人都帮助不了，为什么帮助美国人？”

　　因为我的职业是记者，所以见惯了优秀的人、聪明的人，而且也遇见很多让我感动的人、赠我微笑的人。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当场改变我的行为的人。然而，这个能叫总统来帮他做饭的埃戈尔，却改变了我的行为。

　　几天之后，埃戈尔先生给我寄来了美丽的卡片。

　　“上次的采访很有意思。如果你需要有关华盛顿的好玩的信息，不妨联系我，因为我都知道。”

　　“真是个有趣的人”，我喃喃自语，然后把他的卡片插在墙上。埃戈尔先生的卡片告诉我说：

　　“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不管什么事情！”

　　2、吃青蛙的诀窍

　　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我需要经常出差。所谓记者的工作，就是让你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不是“突然有一天”，而是“电闪雷鸣”。清晨写完新闻稿，刚刚合了合眼睛又要起床，赶赴火车站或飞机场，这都是家常便饭了。

　　当我瞪着充血的眼睛，在辽阔而黑暗的停车场里停车，呼吸着清晨的空气，突然就会感觉人生的味道就像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忙忙碌碌地工作固然很好，但是强迫自己在清晨起床却很讨厌。

　　有一次，我去费城出差，需要当天去当天回来。从华盛顿到费城很近，乘火车不到两个小时。早晨五点起床去火车站，七点钟乘上火车去位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然后下午五点再乘火车返回华盛顿。

　　火车出发之前还有点时间，我就去附近的小书店买了很多书。每次去别的城市，我都会逛逛书店，体验以不同的视角看书非常愉快。根据城市、乡村和书店的不同，陈列图书的方式也不相同，所以偶尔能发现完全意想不到的书，这种快乐真是无以言表。

　　那天我逛的书店位于大学路，所以教材类书籍特别多。如果能在大学教室里用做教材，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买了几本新出的政治学方面的图书，忽然发现了《吃掉那只青蛙》（EatThatFrog!）。以前我曾听某位读者提到过这本书的内容，心里感觉非常好奇，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吃青蛙的诀窍……作者认为，懂得如何吞掉凉飕飕而且滑不溜秋的青蛙，就是成功的最高秘诀。那么，青蛙应该怎么吃呢？我们来看看吃法。

　　第一，青蛙要在清晨早吃，这样效果最好。早晨刚起床的时候吃也好，上班之后刚刚开始工作再吃也不错。但是，时间越晚，效果越差。

　　第二，如果有多只青蛙，必须先吃最大最丑陋的家伙。不要仅仅因为吃了几只小青蛙，而把自己伪装成会吃青蛙的人。

　　第三，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吃大青蛙呢？其实与吃大象的方法完全相同。一口一口地慢慢吃，多大的大象也可以吃掉。即使青蛙再大，只要有了这样的觉悟，完全可以吃掉。

　　这里所说的青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或者说是最困难也最讨厌做的事。这本书的作者博恩·崔茜是一位成功的推销员，他的主张却非常简单。必须要做的工作绝对不可推延，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既不推迟工作，又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更多问题的21种伟大方法”。

　　啊，的确是这样。如果有人能教我快刀斩乱麻的秘诀，我肯定会兴冲冲地用上“伟大”这样的修饰语。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拖延队长”。不知道天性如此，还是因为记者这种职业，反正不到交稿日期，我就写不出东西来。“死亡线”（deadline）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踩上就会死的线。我是拖了再拖，捱了再捱，直到迫在眉睫了，突然又魂飞魄散，害怕越线而死，于是赶紧挑灯夜战，忙得不亦乐乎。也就是因为这个习惯，我吃了不少的苦头，却又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坦率地说，这种方法简直算得上是无知，虽然最节省时间，但是因为精力高度集中，能量消耗巨大，需要承担的精神压力也很让人痛苦。长期而言，绝对不是高明的战略。如果早晨能够先吃掉最丑陋的青蛙，那么当天就可以没有什么负担，从而轻松地完成很多工作。

　　出差结束之后，我坐在回华盛顿的火车上，一边读书，一边划线，概括起来，就是下面的内容。

　　第一，制订工作计划。

　　制订计划表，决定工作的优先顺序。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写在纸上。光在脑子里想想还不够。写完之后，还要经常做修改。美国成年人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有写在纸上的明确目标，比起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他们能完成5到10倍的工作量。如果能把目标记在纸上，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这么做本身就很了不起了。这样的人必然能完成更多的事，怎么称赞他们都不过分。

　　第二，确定必做之事的比重，按照顺序进行整理。

　　考虑青蛙的比重，制订计划的时候有个“ABCDE原则”，也可以说是制作“青蛙菜单”的方法。我们早晨起床，首先解决哪个家伙，必须要有标准。

　　A—最大的青蛙：最重要的事，如果不做完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事。

　　B—很多小青蛙：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比重不如A的事情。如果大青蛙还没吃，绝对不要插手。

　　C—做也可以，不做也不会影响整体的事情。

　　D—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为了确保吃大青蛙的时间，有些事情可以拜托给他人去做。

　　E—必须从目录中删除的事情：有些事情以前虽然重要，但是现在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完全可以按习惯去做，这时就要果断地停止。

　　这本书的作者甚至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开始当工人，做推销了。刚开始做推销员的时候，他也非常苦闷，“为什么别人做得比我出色呢？”他的心里怀揣着这样简单而基本的疑问，为了找到答案而努力，这的确是个可怕的人。因为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事情常常埋藏着巨大的“金矿”。很多伟大的发现也可能开始于幼稚得就像小孩子似的疑惑，“嗯，为什么会这样呢？”

　　博恩·崔茜发现，那些比自己出色的人们都有着不同于别人的时间管理秘诀。起先，因为自己的学历和资历不如别人，常常有自卑感，所以他觉得别人天生就胜过自己。

　　但是后来他就意识到了，正因为以“不同的方式”工作，所以才有了不同的结果。

　　世界上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从容而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最重要的事情，紧急的事情必须先做，这就是作者的忠告。同时他也说，拥有长远的眼光非常重要。只有这样，短期的决定才能放进大的框架里。

　　哈佛大学某位教授经过长达五十年的研究，结果发现取得经济或社会成功的美国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有长远的计划。有没有目标和愿景，已经成为决定人生差别的基本因素。这就是“6P原则”——“恰当的事先计划可以阻止坏事的可能”（ProperPriorPlanningPreventsPoorPerformance）。

　　是不是众所周知的事？也许吧。因为关于成功的习惯和秘诀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难道我们不知道成功的方法吗？当然不是。关键是我们不能把这些方法付诸实践。请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了。早晨起床，从必须当天完成的工作当中挑选出最困难的事情，以此来开始新的一天。只要知道这一点，很多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3、往无底的缸里灌水

　　“工作不能像你这么干。”

　　当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时，有位前辈这样对我说。

　　“那应该怎么做？”

　　“鲁莽一点儿，盲目一点儿。”

　　“哦……鲁莽一点儿？盲目一点儿？”

　　“没错。你太小心翼翼了。什么是工作？工作就必须卷起袖子，坚韧不拔地冲上去，一拼到底。就像汗流浃背地沉浸于某件事，被什么事情吸引了一样，必须经过一段拼死拼活的努力，才能有起色。”

　　曾经被我当作标杆的前辈，曾经平步青云的前辈，给我提出了彻骨的忠告。

　　当时已经混得很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

　　“其实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工作就是往无底的缸里灌水。只要不顾一切地往里倒，这个无底的缸也可能在瞬间被灌满。如果在这个瞬间把缸砸破，我们往缸里灌水的任务就算结束，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了。”

　　还记得《孔菊与潘菊》（朝鲜古代历史小说——译注）的故事吗？孔菊哭哭啼啼地往无底的缸里倒水。百岁的癞蛤蟆看不下去了，于是帮助她堵住了缸底，孔菊才得以倒满了水缸。然而对于现代孔菊来说，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癞蛤蟆了。即使癞蛤蟆出现了，因为自尊心作祟，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请求。

　　这两个人的说法都一样。如果你想把工作做好，希望让任何人看见之后都会做出“他的工作做得不错”的评价，就不能对安排给自己的工作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关。原来我是“安逸族”，“人生在世，干吗那么拼命，应该考虑一下人生的质量”。但是，工作狂的世界却是截然不同。

　　职场生活之初，面对工作干得多的人，我会感觉自卑。在我看来，那些工作繁重，这里那里忙个不停的人很有魅力，显得特别出色。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样的工作单位，受到好待遇的人都是做出很多重要事情的人。“到死只知道工作的人过得真没劲，随他们去吧”，其实完全可以这样想。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人好像比我活得更精彩，即使到了将来，他们似乎也会过得比我更好，比我更热烈，拥有比我更有意义的人生。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在哈佛大学进修期间，我深切地学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愚蠢地往无底缸里灌水有多么重要。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研究生院学习期间，拼命地用蹩脚的英语学习，真的快把自己折磨死了，而且因为我还不习惯鲁莽，不顾一切地学习，所以就更加痛苦了。

　　最开始的学习任务安排得很满，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参加什么“超负荷忍耐大赛”。需要完成的作业和需要阅读的书太多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这样下去，我哪里还能有什么创意，还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构思？可是，某一刻，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敞开了，就像一个新的地平线。

　　最开始，同时把身体、心脏和大脑的作用发挥到极限，的确有些困难。等到习惯了以后，甚至可以超水平发挥了。那时候，我恍然大悟，要想达到质的飞跃，首先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这就像跳高，助跑时要全力以赴，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慢慢悠悠像散步似的助跑，绝对不可能跳得很高。

　　一年春天，我回了首尔，一位“老前辈”狠狠地批评了我，把我批得涕泪交加。

　　“即使成功率达到40%的棒球选手，也是在十次尝试中成功四次左右。如果只尝试一两次，怎么能知道成功率是不是40%？首先，你必须全神贯注地做某件事，才能证明你做得好。记者也不可能每次都写出特别报道，也不可能每次都是妙语连珠。写得多了，自然就会有好作品出现。”

　　又是同样的话题，鲁莽一点儿，盲目一点儿。

　　当我再次回到华盛顿的时候，我真的决定要让自己鲁莽起来了。首先，我开始每周写一篇专栏。我每天都要采访，写报道，很难再单独抽出时间。于是我只好赶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写专栏。第一个月，有一篇我自己感觉达不到标准，虽然是自己苦心写出来的，心里也舍不得，最后还是果断地丢掉了。还有一篇在编辑过程中被淘汰了。于是，这个月我只有两三篇稿子登上了报纸版面。

　　刊登于报纸的专栏文章大都是九张200字稿纸的分量。有时候，我一旦开始写东西，就会连续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早晨起床开始写，等到写完初稿的时候，太阳常常已经落山，外面已经漆黑了。夏天，我坐在书桌前，屁股上都起了痱子。自从初次高考失败重读的夏天之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努力做过什么事。

　　有一天，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就给韩国最优秀的专栏作家打了个电话。

　　“昨天我写了篇专栏稿子，竟然用了七个小时，怎么才能写得更快，更好呢？”

　　“思考的时候可以多投入些时间，写的时候一气呵成。”

　　我也向美国专栏作家询问了写专栏的方法。

　　“早晨起来，看看新闻，从当天发生的事情中选择你感兴趣的主题。然后给五六个人打电话，跟他们讨论，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聚精会神地写作。”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偶尔，我能听到人们对我的赞扬了，“上次你写的文章，读起来很轻松，很有趣”。我在心里自言自语，“你读得倒是轻松，我写的时候可是很吃力啊”。我就像一只优雅地浮在水面上的天鹅，两只脚在水下拼命挣扎。

　　我每周给报纸和《朝鲜周刊》写一篇专栏，有时也在博客上写文章。就这样，我“盲目”地写了一年之后，开始总结。除了每天都写的报道，我还写了差不多1000篇文章，足以出版一本书了。那年年底，我获得了报社编辑部的“最多专栏奖”。这本书里的部分文章就是那段日子埋头书桌前完成的作业。

　　我在从来没有放心休过一个周末的状态下，度过了春夏秋冬。每到周末，我就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但是我感觉很快乐，很幸福。即使没有人称赞（当然，如果有人称赞我会更好），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我在超越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也许那年我真的很鲁莽很盲目地往无底缸里灌水，在某个瞬间，无底缸真的被我灌满了。

　　回头看看我在美国度过的七年生活，别人只要在美国生活一年就能看完的旅游景点，我从来都没去过。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愿意玩儿，另一方面，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将来等我退休了，即使天天写东西又有什么用？即使以前没有太多的旅行，恐怕也不会感觉太委屈。但是，如果没有过那段昼夜读书写文章的日子，我会很后悔的。

　　4、艰难的时候发挥“次女精神”

　　前不久，有位三十多岁的朋友移民到美国，开始新的事业，没有休息日，拼死拼活地工作。这位朋友长得非常漂亮，几乎什么事都不用亲自动手，我以为她平生的理想就是活得像个贵夫人，然而这次却出乎我的意料。

　　朋友和韩裔美国人结婚，来到美国之后，认识的人也不是很多，为了适应陌生的环境，确实没少吃苦。某一天，她果断地与从前告别，又是市场调查，又是银行贷款，并且不计报酬去熟人的单位学习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最后终于开起了自己的商店。

　　因为每天都要接待客人，朋友疲惫不堪。有一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以前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坏人竟然这么多。”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难受，好想拥抱她。如果是别的情况，也许我会抢白她，“这么大年纪了，你才知道啊”，但是这种情况却不一样。我曾经亲眼目睹她结婚、移民，彻底打乱了生活，这次好像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我担心她会不会就此回韩国，但是也因为看到了她的变身和挑战，所以深受感动。

　　“茶袋放进开水之前，无法知道里面茶叶的香味。”我的朋友也是这样，越过国境之前，遭遇困难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坚强多么勇敢的人。我也没想到她会那么果决那么干练地接受面前的新世界。

　　并非只有美国是这样，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不可能没有痛苦。这个时候，心理痛苦的强度跟在韩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果感觉在美国的生活比在韩国的时候痛苦，而且遭受歧视，心里委屈，那么这个人在韩国的待遇应该比较优越。越是在韩国生活富足的人，就越不容易适应美国的凄凉生活，既没有人可以倾诉心中的苦恼，又没有人可供自己使唤。

　　相反，对于曾经在韩国吃过“冷饭”的人，定居美国的过程却并不怎么痛苦。也许只有就着眼泪吃过面包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生活的意义。只有在本国吃过冷饭的人，才能发挥出非同寻常的竞争力。只要踏上美国的土地，不管你在本国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毕业于什么样的大学，都要赤手空拳重新开始。这种时候，因为脱离了经历和背景，真正的个人实力也就表现出来了。

　　“掌上明珠型”的长子受到整个家庭的支援，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也被认为是家庭的顶梁柱，与之相比，“二等市民型”的次女却总是就着热水吃冷饭，独自忍受着委屈，然而正是这个次女，却更能适应美国的土地，活得更潇洒。

　　准备去考驾驶执照的时候，受到公务员的怠慢就感觉是受到了人种歧视，心里非常委屈；操着蹩脚的英语去卖东西，商店服务员因为听不懂而流露出嘲笑，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平时总是受到优厚待遇的长子就会气急败坏，无可奈何地回家。也只有回到家里，面对熟悉的家人，才能气愤地抱怨，“那些家伙竟然听不懂我说的英语”。但是，我们的次女呢，面对同样的怠慢和歧视，连眼睛都不眨，并且很会顶嘴，“那又怎么了”。

　　我们可以观察进出美国的韩国人，不管是短期滞留，还是长期移民，过去的经历越是辉煌，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力和柔韧性也就越差。辉煌的从前就像沉重的锚，牵绊着驶往现在和未来之海的人们。“我在韩国的时候如何如何”，“要是在韩国，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总是习惯于以过去的标准来要求今天的生活。

　　南美印第安人有句俗话：“过去在你的眼前，未来在你的身后。”因为过去在眼前，想忘但是忘不了，所以人们容易面向过去。相反，因为未来在身后，如果不经常转身，就很容易忘却。所以说，面向未来是困难的。

　　5、不管什么事，先努力三年

　　直到我要离开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地方才终于出现了像模像样的韩国书店。过去虽然有几个规模较小的书店，但是除了特别吸引人的好书，往往就是时间很长的书，几乎对我没什么帮助。啊，当然还有网上书店。但是我这个人脾气很急，而且变化无常，所以很不习惯网上书店。当图书飞越太平洋到达我手中的时候，我的兴趣早就消失了。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购物都是这样，直接看着实物购买和只在网上看照片，区别非常之大。在卖场里转来转去，看看这个，摸摸那个，这本身就是件愉快的事情，然而网上购物剥夺了这种愉快，只剩下“购买”的行为，所以就索然无味了。而且，买书的时候如果不能随便翻阅，看看这里，看看那里，仅仅通过简单的书评做决定很不容易。

　　生活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对韩国图书有种饥饿症。我曾经无数次出入美国书店，虽然也买了几百本英语书，但是怎能比得上母语给你的那种效果和熟悉感？虽然书里讲的都是相同的知识，但是通过英语阅读，却需要付出两三倍的辛苦。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要学习英语，所以很长时间里只读英语图书，但是回到韩国的时候却只读韩国书。那种感觉特别兴奋，自由自在，也不需要付出什么辛苦，内容已经了然于胸了。啊，感觉真好。

　　除了工作，读书是我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原来我也很喜欢读书，因为我是那种靠写字为生的人，要想持续不断地写出好文章，必须为自己补充营养。所谓写作的能力，最终取决于你读了多少好书。

　　即使现在，我的闲暇时间大部分都是在书店里度过。华盛顿最繁华的街区是“乔治城”，论氛围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狎鸥亭洞、清潭洞和梨花女子大学门前的混合体。我有时候在这里购物，有时候约朋友在附近餐厅吃饭、散步，不过最后总要进书店。喝着咖啡略做休息，翻翻新出的好书，然后回家。

　　只要是用来买书，我从不心疼钱。如果定价超过两万韩元，那确实有点贵，但是不妨想想我们拿出整个月的薪水买来的手提包，再想想我们在装修豪华的饭店里吃过的晚餐。书真是非常便宜的东西。看着有些书买回家却没有读，我的心里就会感觉很难受。刚买的时候翻阅几页就放下了，后来不得不再看看目录和封面，但是比起那些压根就没有读过的书来，我想还是赚了。

　　其实，上班之后再想看书就比较难了。很多时候不仅没有时间，而且脑子也被别的事情占去了，根本就不够用。我们的脑子不就是这样吗，充满了各种各样复杂困难的问题，乱七八糟几乎要沸腾了，怎么还能插进去别的东西呢？

　　采访过某位政界人士之后，我对读书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说自己原来是报纸记者出身，花了几年时间，彻底读完了公司资料室兼图书室里的全部图书。他说：“我用一年时间努力读书，结果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我坚持了整整三年，差别非常明显。”

　　他的话扣动了我的心弦。丁零……丁零……那个瞬间，有人敲响了我心里的“共鸣之钟”。那是我的心灵在动，心动就会有行动。他的话就是这样。

　　“试着读三年书，肯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当时，我正在《朝鲜月刊》工作，负责定期的新书导读，每次都要挑选20本左右的书，读完之后写出200字左右的简短介绍。别的事情还有很多，而我却只能做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而且非常烦琐。但是，也正因为我负责这项工作，所以几乎所有韩国出版的新书都送到了我的案头。

　　那时候有专门从事这项服务的快递公司，收集各个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然后送到各大报社。他们通常都是在早晨提前配送，到我上班的时候，经常会有10本，有时是二十多本书的包裹在办公桌上等着我。我是我们部门上班最早的人，别人来上班之前，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喝杯咖啡，翻翻新书。

　　那么多书，我怎么可能读得完呢。虽然没有全部读完，但是我知道这本书好不好，里面又是什么样的内容。不能立刻读完，我就把信息藏到资料库里，便于需要的时候容易找到。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学习有多么重要。

　　埋头读书三年之后，变化真的产生了。任凭再难的书，现在我都有能力消化吸收了，当然也学到了很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读书已经不再是兴趣或有意识的努力，而是变成了习惯和生活本身。事实上，这最后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变化。当读书变成了习惯，人生就变得不再无聊而漫长，每天都有工作在等着你去做，而且更难得的是你拥有了全新的眼光，帮助你理解这个世界上的复杂难题。不知不觉间，你会突然感觉，“啊，原来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但是，因为我从前读书很杂乱，所以没能实现我期待的知识增长。经过十年的职场生活，我去美国读研究生，那些给我们上课的教授真让人讨厌。如果我们读过该读的百部经典，也就不用在美国受这样的苦了。直到这时，我才为自己碰到什么读什么的读书习惯而后悔。读多少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方向，用心读。

　　那么，我们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已故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在他的著作《职业者的条件》中给出了答案。

　　“每三年或四年，我就会选择另外的主题。这些主题非常丰富，包括统计学、中世纪历史、日本美术、经济学等。只学三年，虽然不能彻底掌握这个领域，但是足以了解这个领域究竟是什么。六十多年间，我就这样每隔三年或四年改变主题，坚持学习。

　　这种方法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它还使我具有了开放性的姿态去面对新的主题、新的视角，以及新的方法。（中略——译注）那些能够实现目标的人，他们有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认识到持续的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许这种方式会成为我今后的读书方针。但是我认为“三年”还有另外的意义，质的变化将从这里开始。外国语同样如此，任何习惯都是这样。许多事情仅仅通过眼睛看还无法拥有，如果想真正将其据为己有，通常需要三年的时间。

　　我曾经有两次非常认真地学习日本语，但是每次都没有超过一年。虽然加起来有两年时间，但是每个一年都很无力。哪怕有一次超过三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也许是这样吧。

　　但是，持续的努力并不容易。

　　“人不是以某个瞬间的努力为特征，而是取决于反复的行动。所以，习惯是伟大的。”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这应该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行动比说话困难百倍。想要行动成为习惯，彻底变成自己的东西，还要困难百倍。当然了，如果变化那么容易的话，这个世界上的杰出人物早就遍地都是了。

　　6、人生就是“连点”游戏

　　如果登上乔治城里高档住宅云集的山坡，你会看到名为“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Oaks）的美丽住宅。特别是春天和夏天，开满绚烂蔷薇的庭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刚来华盛顿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翻看地图，突然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当时感觉心里突突直跳。

　　大学时代，我曾经在《国际组织概论》的课堂上听说过“敦巴顿橡树园”这个名字。1944年，联合国创设问题在这里正式开始讨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非常希望这个有关联合国创设问题的会议能在华盛顿召开，当时，华盛顿还没有足够大的场所，能够容纳所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举行会议。于是，敦巴顿橡树园的主人主动出借自己的音乐厅充当会场。

　　原来联合国诞生于音乐厅！大学毕业二十年后，我慢慢地步行在当年的会场附近，不知道有多么激动。我缓缓踱步于敦巴顿橡树园，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感觉人生真像“连点”游戏。

　　小的时候，我们都玩过“连点”游戏。找出分散在纸上的点的序号，一个一个地连起来，最后就出现了小狗、房子、船等形状，这就是连点游戏。刚开始的时候，散落在纸上的点显得非常没有秩序。但是，按照顺序连接起那些看似混沌的点，就会出现蕴涵着意义的图形。

　　来到华盛顿以后，我经常有这样的体验，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前后吻合起来了。从前那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之间渐渐地有了某种“关系”和“理由”，进而表现出“意义”，甚至发现了“生活的价值”。这与连点游戏非常相似。

　　有一天，我偶然遇到一位政府官员，从他那里听说了我获得博士学位时候的指导教授，竟然就是我大学时候读过的某本书的作者。我说我非常尊敬这位作者，官员也讲了很多关于这位学者人品的故事，同时也聊了很多他上大学时候的小插曲。因为这次谈话，我和这位官员变得很亲近，采访也就非常成功了。

　　事实上，采访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之所以坚决要求随军采访，这样的想法其实跟我大学时代学习《战争论》，以及研究生时期写关于压缩军备的论文有关系。如果头脑中没有“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我不会那么痛快地乘上去往伊拉克的飞机。

　　就这样，挨个连起过去看似没有关联的点，我对自己的人生才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原来以为自己到处游逛，没有正事，想不到许多无心之事后来也都派上了用场”，这样想的时候，总算安心了。另外，我也想到更远的地方去冒险。如果你从更远的地方回来，并且有了重要的意义，那时候你会感觉不到幸福吗？

　　不论是在大学时代学习国际政治学的时候，还是在研究生时期写有关欧洲军缩历史论文的时候，“唉，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无用的事啊”，心里觉得非常痛苦。我苦心钻研的书籍和理论虽然也很有意思，但是太过虚无飘渺，不管我怎么努力，好像都不会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更不要说用来谋生了。尽管如此，我也还是继续坚持这些看似毫无用处的事情，而没有再去寻找那些有用的东西。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事实如此。

　　对于记者来说，采访战争是非常重要的现场经验，我在伊拉克战场看到的很多场面至今仍然留在心底，难以忘怀。所谓好的经验，就是能够产生新教训的经验。古典不就是这样吗？每次重读都有不同的视角，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会在岁月和经验的积累之上做出不同的解释。好的经验，大的经验也是这样。也许体验的时候不知道，但是过后想起来，就会有新的顿悟，“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意义！”

　　那是发生在伊拉克城市纳杰夫近郊的事情。我在驻扎于高速公路周边的美军基地守望战争的场面。喷火的炮击场面和令人浑身颤抖的噪音，以及笼罩在周围的紧张和恐怖，还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坦克……那样的场面是任何电影、任何书籍中都不曾有过的恐怖现实。

　　现实常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令我惊讶的是，当我惊心动魄地注视着眼前的战争场面，我好像忽然明白了过去为什么学习、为什么当记者，以及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没有逻辑，只有一团现实在瞬间涌来。

　　我的心里突然冒出这样的话：

　　“过去我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傻瓜似的决定，所以每次都选择了错误的方向，最终走到了毫不相干的地方。但是，如果那些错误的决定、错误的转向只是为了让我在今天来到这里，那么我绝对没有失误。”

　　所以说，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是否重要，绝对不可能立刻就见分晓。它需要你到后来放到更大的图画中回头观望，才能真正理解。想到这里，心灵的某个角落就会坍塌。因为你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更加刻苦地学习，为什么没有更热情地跑采访。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呢。我们的醒悟总会迟到。

　　为什么要认真面对现在，认真面对这个瞬间，我在伊拉克学到了这个理由。认真活过这个瞬间，可以让将来的生活更加充实；如果全力以赴面对这个瞬间，可以赋予过去以特别的意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有机体，随时都在改变，如同我们在解一道难题，人生的大图景会慢慢地变得清晰。简而言之，现在如何生活，将左右过去和未来的意义。

　　当我想到要正确地生活，当我想到怎样做才能克服困难，我的心里浮现出日本作家丸山健二的小说《千年之间》里的句子。

　　“这个世界只为那些强烈地、强烈地渴望生活的人而存在。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困难，其实就是为了他们。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丸山健二说得对啊。所以，不要怕，努力生活吧！

　　7、把外国当作“第二故乡”

　　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是首尔，其次是华盛顿，然后就是波士顿（准确地说是波士顿的剑桥区）。因为出差和旅行，我到过的城市非常多，但是走马观花和长期居住差别非常之大。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几个月或者几年绝对不同于旅行或出差，你会真正遭遇那个地方的制度、文化和人。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如果我们能够生活于其中的话，它就会把不为旅行者所知的悄悄话告诉你。

　　五年特派员生活期间，我熟悉到了厌烦的程度的城市——华盛顿冷漠而呆板。尽管华盛顿堪称世界和美国的首都，但是索然无味。当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内部有多么复杂，而且从来不向异乡人敞开心扉。短暂的访问者只能看到表面。要想了解城市的本质，你必须渗进那座城市的土地爷建造的惟我独有的网络，当然能力不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华盛顿是大量生产新闻的城市，每天都在不停地运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竖起耳朵倾听着美国的动静，新闻加工场的传送带以惊人的速度运转，吐出新闻。白宫、国务部和国防部里生产的新闻数量已经非常之大，如果再加上周边发生的新闻，那可真不是开玩笑。

　　这座城市简直就是“新闻发电站”。在我担任华盛顿特派员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在凌晨三四点钟睡过觉。因为要想赶上首尔的截稿时间，我必须颠倒过来生活，所以干脆就把夜间工作当成了习惯。这样几年下来，有时候即使夜里想早睡觉也睡不着了，终于变成了“睡眠障碍者”。

　　我原来是那种典型的“早起型人类”，早晨的生产性能相当活跃，历尽艰辛终于把自己培养成了深夜睡觉的夜猫子。在华盛顿，我通常到凌晨结束工作、睡觉，直到午饭时间才起床，与我的本性严重抵触。如果能够早睡两个小时，也许工作还能完成得更好。

　　华盛顿是个随时做好准备跟任何人说再见的城市。每当政权更迭的时候，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人纷纷交替，外交官也是定期轮换，特派员也是这样，就像乘坐旋转木马一样总是不停地换人。每当旋转中的木马停下来，总会有人下去，然后有新人上马，于是就形成了“灌水耕田”的城市。

　　形成人际关系的方式也很特别，整个城市的气氛好像就是“三年友情”。如果过了三年，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含糊。我从来没有发展到超过三年的关系，时间过了三年，所有人看你的眼光都是“你，还没到走的时候吗？”所以你很难和这座城市发生更深刻的关系。

　　曾经在纽约或巴黎短期居住的朋友会像思念爱人似的思念那座城市。他们在那座城市的生活也像是谈恋爱。偶尔通电话，我发现他们统统陶醉在那些城市的历史、魅力和氛围中了，简直就像得了相思病。这是热爱。

　　然而我根本不可能和华盛顿谈恋爱，更谈不上热爱了。我早就知道这座城市不像纽约或巴黎那样富于艺术和浪漫气息。华盛顿是权力、政治和政策的城市。当然，华盛顿也有美术馆，也有剧场，虽然门票价格昂贵到我可能一辈子也看不起，但是毕竟也有展览会，还有公演。不过，政治还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主力产业，所以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到华盛顿当特派员之前，曾经去旅游过几次，然而每次都是打几个哈欠就回来了。这里是联邦政府的办公大楼鳞次栉比的行政首都，又是模仿罗马而毫无创造力的城市，你还能指望它有什么魅力和趣味呢。建筑物虽然都很雄伟，但是我从来都没考虑过进去看看，各种政府机关的名称只会让人困倦。

　　然而当我在华盛顿住到两年以上，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到了曾经非常喜欢的纽约，我会感觉空气过于污浊，街道拥挤而嘈杂，心里只想快点回到华盛顿。如果去洛杉矶，干燥而且树木稀少的沙漠气候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特别想念树林郁郁葱葱的华盛顿郊外。每当飞机降落在华盛顿郊外的达拉斯国际机场，郁郁葱葱的树林进入视野，我都会感觉到特别安心，“啊，终于回家了！”

　　原来我不能像居住在纽约或巴黎的朋友们那样跟华盛顿“恋爱”，其实并不全是华盛顿的“罪过”。华盛顿和我是工作关系。我的进修时代在波士顿度过，所以对于波士顿尽管谈不上浪漫，却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依恋。走出洛根机场，进入波士顿市，当查尔斯河进入我的视野的时候，我的鼻尖就忍不住发酸，嘴里也在喃喃自语：“啊，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多么美好啊！”

　　但是，这种依恋并不仅仅来自波士顿这座城市，其中大部分则是对那段悠闲时光的思念，当时我临时停下了持续十余年的工作，到波士顿读书。以前，每当我因为工作而痛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如果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该有多好啊！”那是我想象中的避难所。然而当我真正进入研究生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渴望的并不是“学习”，而是“游手好闲的学生生活”。错觉就这样持续。实际上，“做什么”要比“在哪里或在哪里生活”更重要。

　　对我来说，华盛顿是工作，是生活，也是生存。我从来就没有对这个城市抱有欣赏或浪漫的想法。所以华盛顿不是我的“爱人”，反而像是我的“丈夫”。我们不是短暂相遇，只是彼此看见美好的形象，然后凭借幻想和浪漫在心里记住美好的样子。我们之间爱与憎并存，哭哭又笑笑，慢慢地熟悉，渐渐地喜欢。我们必须共同成长，更不会因为暂时的厌烦而分手。

　　生活就是现实。既然是现实，那么大部分都是严酷的，所以不能以恋爱的心态生活在世界上。我是一个小国家的报社特派员，也是奔波在这个城市里的数百名外国记者中的一个，常常遭到拒绝和轻视，也经受了很多残酷的锻炼。我需要通宵达旦地工作，便于跟首尔对准时差，直到报纸出版。如果学生时代就这样通宵学习的话，恐怕早就坏事了。

　　没有哪一天能够轻松度过，我和华盛顿之间不得不成为比爱人更浓烈更深厚的关系。看来我绝对不能对华盛顿产生感情，现在想来，好像没有浪漫的热情才能造就真正敦厚的关系。每当我遭遇陌生的情况，每当我面对新事物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初次踏进波士顿或华盛顿时的新生活，然后问自己：“最后不也都适应了，而且做得很好吗？不管多么难以适应，还能比在水土不服的陌生土地上适应生活更难吗？”

　　第一次出国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刚过20岁。那也是20岁的我体验到的最大的刺激。到了30岁中期，我第一次有了在外国长期生活的机会，这是很大的挑战。如果有人问我20—30岁之间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会回答说到另外的国家、另外的城市去独立生活。

　　当人们在陌生的地方遭遇陌生的环境，就会真正发现自己。从原来熟悉的环境剥离出来，可以看到很多原来不曾看见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已经不会背着行囊或者跟随旅行团到达旅游景点，大声呼喊“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照相了”。

　　不要走马观花地看看就回去，我们不妨在外国生活到半年以上，把陌生的城市变成自己的城市。可以学习语言，可以工作，也可以做志愿者，不论你做什么，只要投入感情，然后当你的生活变得孤单时，重新回想曾在陌生的地方奋斗过的记忆，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大大地改变。

　　我生活过的地方不是全部。世界上值得我们去生活的地方有那么多。两个故乡，两处探险的营地。要想成为21世纪的“移动族”，必须要有同等程度的精神机动性。

　　8、不要在哈佛大学谈恋爱（1）

　　有一段时间，电视剧《爱在哈佛》人气旺盛。虽然我在美国，没有机会观看，但是通过题目推测，电视剧讲述的应该是发生在哈佛大学里的爱情故事。几年来，我采访过很多哈佛大学的学生，听到过很多故事。入学之初，几乎每个哈佛大学的新生都会得到前辈的忠告，“千万不要在一年级谈恋爱”。我认为这条忠告很有价值，值得世界上所有的新生和新职员记在心里。

　　哈佛大学的新生在开学初期遇到的共同课题就是学习时间管理艺术。对于读书、课题需要占用多少时间，只有在心里做到基本了解才能计划如何度过今后的四年大学生活。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支配时间者支配世界”。之所以说哈佛大学的学生不要在大学一年级谈恋爱，意思就是说“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如何爱自己、了解自己、管理自己”。

　　恋爱这东西必然要求集中和投入，即使你想蜻蜓点水也不可能做到。20岁左右的恋爱哪有不热烈、哪有不如痴如醉的呢？这样一来就需要倾注时间和精力，结果新生时期必须要做的事情和只有新生时期能做的重要事情都被疏忽了。不仅如此，如果只集中于“某个人”，就会错过交往更多朋友的机会。如果碰上失恋，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恢复。有一天，当你抖擞精神，从恋爱中抬起头来，你会发现除了这个人，几乎再也没有认识的人了。

　　除了哈佛大学，美国还有很多好大学。凡是进入前十位的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很难用一流、二流的方式去做说明。很多人即使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还是转学到别的大学。因为哈佛大学的氛围不适合自己的性格，或者其他学校的奖学金更丰厚等，总之理由很多。另外，很多学生明明有实力进入哈佛大学，仍然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选择了别的学校。美国学生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这是韩国学生无法与之相比的。哈佛大学不像首尔大学（虽然现在略微有些改变）被认为是韩国“惟一的最高学府”。

　　哈佛大学欢迎那些多才多艺而且性格活泼的学生。即使你的成绩足够考入哈佛大学，但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安安静静学习的性格，也不会适应哈佛大学什么事情都要做好，并且不断从各方面证明自己优秀的氛围。适合这种学生的好大学还有很多。

　　经常听说哈佛大学的入学过程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如果问学生“你认为自己为什么会合格”，几乎都是摇头说不知道。学习好也许是基本的要求。哈佛大学学生们的特征丰富多彩，有的学生在艺术或体育方面有着出色的才华，有的学生曾经在选美大赛得过奖，有的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有的学生则是家庭条件优越。

　　我见过很多哈佛大学的教授和招生负责人，根据他们的说法，每年哈佛大学招收1600余名新生，每个学年都要由各种各样的学生构成，便于学生之间相互学习更多的东西。如果你的才能跟别人类似，入学过程中反而会显得不利。

　　但是，所谓功课以外的多种能力，并不是各个方面知道得越多越好的意思。其共同点就是无论干什么，都要深入地钻研这个领域，积累一定的实力，达到一定的水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深入的学习。不管是音乐，还是体育，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正地接近它的本质。

　　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是不是经常喝酒，每天学习几个小时，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应该从哈佛大学了解的是学校为了培养一流学生所倾注的努力，以及从学生身上唤起了什么样的精神。

　　所谓一流，绝对不是瞎猫碰着死耗子那样的偶然产物，而是“刻意努力”的产物，首先要设定目标，寻求方法实现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检验方法的正确性，不断加以调整和引导。哈佛大学就体现了这种朝向一流的艰苦努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努力，这所学校才得以长久维持一流。

　　如果首尔大学发生变化，整个韩国必将为之瞩目，哈佛大学也是这样。在美国，哈佛大学并不单纯是一所大学，而是象征着美国的一流精神，更被认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哈佛大学的教授们认为，哈佛大学之所以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和重视，并不是因为学生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而是他们把自己在校期间培养成的“哈佛大学式的生活态度”传播到了社会。

　　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大部分都学习刻苦。当然，哈佛大学也有贪玩的学生，也有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但是，哈佛大学的基本课题和义务非常繁重，而且优秀学生之间竞争激烈，即使拼尽全力，往往也只能勉强达到中等水平。不管是哈佛大学，还是其他大学，最重要的是在20岁左右挖掘自己的全部，从而拥有向自己的才能、意志和诚实性挑战的经验。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入极端的情形，然后考察克服困难的过程，从中找出惟我独有的方法。

　　1980年，我上大学的时候简直有些敷衍了事。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大学、将来准备干什么，更没有努力而且近乎疯狂地学习，只是打发时间。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就这样学过的东西至今仍然留在脑子里，栩栩如生，现在尽管阅读和思考更专注了，反而只记得自己读过、想过，很容易就消失了。

　　20岁左右学习的知识非常巩固，就像刻在石头上的字迹。年龄增长之后，再学什么东西就像在哈气的玻璃窗上写字，很容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刚刚迈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曾经在专门为新生准备的小册子上看过某位毕业生的留言，“大学时代如果不发奋学习，迟早要后悔”，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采访哈佛大学学生的日子，生活在波士顿的自由摄影家给我照相。当天还要集体采访其他学校的学生，两件事情重叠起来，再加上照相，所以到了下午我感觉非常疲惫。我们匆匆地走在薄雾蒙蒙的查尔斯河边的纪念公园，这位摄影家突然感慨地说道，“如果我早知道哈佛大学这么好的话”。

　　然后，他继续说道：

　　“我上的是这个地区的天主教私立学校。那所学校每年都有10—15名学生考入哈佛大学，所以没觉得哈佛大学有多么了不起。而且，我希望学习新闻出版和摄影，哈佛大学没有这样的氛围，所以我根本就没考虑哈佛大学，而是选择了另外的私立大学。”

　　他选择的私立大学财政基础不雄厚，几乎没有奖学金，他就通过照相打零工，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摄影技术非常出色，大学时代就已经得到了相当于专业摄影家的待遇。后来，他纵横驰骋于战场，耽于享受职业摄影家的待遇，从而忽略了学校生活。年纪轻轻就跳进了职业的世界，早早地品尝了这个世界的味道，集体生活也让他感到辛酸，于是索性做了自由职业者。我看了看他疲惫的神色，好像因为才华过早地得到认可，反而显示出早衰的迹象。

　　他这样嘀咕：“如果当年我进了哈佛大学，拿着奖学金学习，可以尝试另外的想法，也许我的人生就不同了。为了交纳学费，我需要努力挣钱，结果过早地成为了职业人。当时，我不知道哈佛大学毕业生才能拥有的人际关系竟然这么重要。”

　　我感觉他好像非常后悔。最后，他说：“唉，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后悔。”

　　美国人几乎很少对初次相见的人说得这么深刻。也许，这个人同时见到了我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勾起了他对从前的回忆，所以才说了这么多。而且那天的天气也很阴沉，让人心情忧郁。从前的日子隐隐约约地走来，心灵深处的故事缓缓地浮出了水面。

　　20岁左右必须要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花。这个世界上，有的花在春天开放，有的花在秋天盛开。有的花浇水太多反而会死，也有的花不喜欢阳光照耀。有的植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从不开花，有的植物会开很多次花。如果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植物，只是稀里糊涂地栽培，那么很有可能枯萎。

　　有位朋友曾经说过，如果把“条条道路通罗马”反过来说，就是“通向罗马的道路非常之多”。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只要我们走向自己的罗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那就足够了。

　　不管是学习，还是恋爱，都有赶在适当的时候。如果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调整时间，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时机不多，那么通向罗马的路只能越来越远。所以，那个忠告才会在哈佛大学里口口相传。大学一年级不要急于谈恋爱，把热情倾洒给他人，你要先把心思花在自己的身上。虽说秋天是读书的季节，却也是游玩的好季节。适合学习的年龄也是谈恋爱的好时光。这个年龄选择做什么事，那是你的自由，同时也是你的责任。

　　9、认识的人越多，能力越强

　　寻找新工作的时候，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人是谁？是家人？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和我们关系很亲密的人。1974年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发表论文《找工作》，通过个人努力找到新工作的人中，有16.7%是“经常在一起”的人帮忙；还有的是“偶尔见过面的人”帮忙（55.6%）；从“偶然遇见的人”那里得到新工作的信息（28%）。与“朋友”相比，更多的是“认识的人”。

　　我们大多数都以为，很熟悉很亲密的人会给我们最多的帮助，不是吗？只是认识的关系怎么会给自己最大的帮助呢？因为经常见面，关系亲密的人大都和我们成长于相似的环境。所以，这些人了解我不知道的信息的可能性很小。经常在一起的亲密的人，无论是交际圈子，还是信息、生活半径，大体都是重合的。

　　如果只是认识的关系，比如在某次聚会中偶然见面，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虽然彼此之间有连接点，但并不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如果生活半径几乎没有重合的部分，他就很可能了解到我不知道的信息。这种“微弱的裙带关系”其实是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财富，这是《引爆流行》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主张。

　　华盛顿是一个很注重这种“微弱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的一个律师朋友，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位被他视为“宝贝”的中国律师。律师们都认为他“工作能力不怎么样”，而且英语也不熟练，但是他在中国拥有美国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广阔的交际圈，而且这些人脉对他的事业有相当大的帮助。与中国的业务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只要打个电话，说上几句“我们是什么关系，算了算了”，事情就会奇迹般地得到解决。

　　这位中国律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聪明的人懂得很多，有能力的人认识的人很多”，谁都不能不点头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多么能干，如果他没有能够用得上的人际关系，被孤立起来，他的才华最终也只会腐烂。

　　当我第一次踏上华盛顿这片土地的时候，一个研究所的宣传职员对我说：“欢迎你来到网络城市”（Welcometothecityofnetworking）。美国也一样，没有什么比稳定的人际关系更可靠的财产。韩国也有通过血缘、地域和学校延伸出来的关系网。但是，故乡、家庭和学校都是后天无法改变的东西，不是通过努力就能改变的。

　　美国人也会利用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网，但更多的是依赖于根据需要建立起来的交际圈。如果你在美国寻找同一所学校毕业的人，告诉他“我是你的校友”，也许过去的回忆会让你感觉到亲切，但是在现实中却不会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

　　外国人在美国建立关系网，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不管在韩国，还是在美国，记者都是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职业。但是美国并不像韩国那样有固定的出入地点，而且华盛顿也很少有人关心韩国报纸的报道内容。美国人不太容易接近，要想交到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真的不是件容易事。

　　我曾经四次把名片递给白宫的一位官员。第四次，我对他说：“这是我给您的第四张名片，我也收到了您的四张名片。”他的脸都有点儿红了，好像还是想不起我是谁。在他看来，我只是生活在华盛顿的众多外国记者中的一员。

　　如果你产生“这个人我要和他保持联系”的念头，就需要花费很多心思。最开始，我以为这里也像在韩国，一起吃上几次午饭，关系网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要以“东道主”的优势为前提。在华盛顿这片土地上，只有彼此都从对方身上发现“利用价值”的时候，才能形成人际关系网。这么说可能有些残忍，但世界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在工作场合认识的人不会腾出时间单独见面。

　　至于那些教我建立人际关系网的“老师”们，都是当初为数不多的把我当作教导对象的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他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给我发来邮件，“很高兴认识你，以后保持联系”的人，我绝对不会忘记。我只是随便说了句我需要资料，那个人就给我寄来了书和资料，这样的人“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要想维持好人际关系网，就必须持续地投入关心和努力。一个不是很熟悉的人有求于我，我也要努力帮忙。如果我也不懂，我会帮他联系一位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如果有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电话，对我说“〇〇〇说如果我问你这方面的问题，你一定会知道”，那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两个人，所以我必须更加认真对待。如果对这个过程有一两次的疏忽，关系网就会在那里破裂。

　　关系网就像娇嫩的花草，稍不留神，马上就会枯萎。但是记者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当我看到装着无数名片的名片盒时，忍不住叹气，“如果开发好的话，这里简直就是个金矿。可是，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10、为什么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总统格外多？

　　我到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出过几次差，从华盛顿乘火车需要4个多小时。从华盛顿到纽黑文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如果开车去当天回来，驾驶的时间就太长了。没有直达的飞机，只能到别的城市换乘，这样一来就更浪费时间了。一天坐8个小时的火车也是苦差事，而且我又不想在宾馆过夜，所以就选择了一天的日程。

　　美国优秀大学的校园是仅次于广阔大自然的美丽景点。从高雅方面来看，的确无法与欧洲大学相比，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的时候，想把学生们放在怎样的环境里。耶鲁大学的校园比哈佛大学规模更大，也更雄壮，建筑物气势宏伟，给人昂首挺胸的感觉。校园周围虽然不是安全区域，然而给人的感觉却是和周围区域隔离开来。尽管这样，到大学校园出差终究还是愉快的事情。

　　在美国政界，耶鲁大学逐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人才供给源。最近十年以来，美国总统全部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乔治·W·布什总统毕业于耶鲁大学，比尔·克林顿前总统大学是在乔治城大学读的，但是读法学研究生的时候却是在耶鲁大学。布什总统的父亲，布什前总统也是耶鲁大学出身的人物。布什家族几代人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布什总统的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也是耶鲁大学出身。

　　200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和布什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不管谁当选，耶鲁大学都创下了连续二十年为美国培养总统的新记录。

　　如果把美国历届总统都算在内，出身于哈佛大学的总统就更多，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以及乔治·布什（管理研究生院），共有七名哈佛大学出身的总统。耶鲁大学出身的总统共有五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杰拉尔德·福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

　　1960年，肯尼迪当选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总统。2000年大选，哈佛大学出身的艾伯特·戈尔副总统差点儿就做了总统，最终还是失败了，成为哈佛大学接近最高权力的最后记录。哈佛大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了。难道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总统竞选了吗？

　　从2004年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来看，感觉耶鲁大学已经成了政治士官学校。当时发出挑战书的9个人中，上院议员约瑟福、佛蒙特州知事霍华德·迪恩和上院议员约翰·克里等三人都是耶鲁大学军团的成员。

　　共和党方面，布什总统是耶鲁大学出身，迪克·切尼副总统也在耶鲁大学进修过，可以算半个耶鲁大学出身。如果上院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参加2008年的总统大选，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她将再次在美国大选中证明耶鲁大学培养政治预备军的能力。

　　20世纪初，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位时期，甚至直到1974年的杰拉尔德·福特时期，还有人感叹，耶鲁大学出身的政界人士为什么在权势方面运气这么差。但是自从1988年前总统布什当选以后，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从此掌握了白宫。

　　以前我去耶鲁大学出差的时候，拿出来一本毕业生杂志，上面有几篇分析文章，文章中提到，耶鲁大学出身的政界人事在参加总统大选的时候具备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在美国社会各领域分布得密密麻麻，拥有有利的人脉资源。通过家庭、商务、慈善事业和社会活动、社交生活等，不管走到美国哪个地方，都能形成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因为这是耶鲁大学的杂志，所以做了特别的强调。其实这种优势并不仅仅存在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名牌大学的人际关系网也都相当庞大）。

　　第二，耶鲁大学有对进出公职的学生进行奖励的传统。到20世纪初，耶鲁大学出身的人士在公职方面，对通过总统和议员选举的公职还不是很热衷，他们更喜欢作为官员在政府里工作。总统是哈佛大学出身，国务卿是耶鲁大学出身。

　　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耶鲁大学在培养公职人员方面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耶鲁大学毕业生杂志上对原因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第一，从很久以前，耶鲁大学选拔学生的背景就比哈佛大学更加多样化。18到19世纪，这两所大学在美国东北部相隔不远的地方成为最优秀的两所精英培养机构，其中耶鲁大学更早地招收全国的人才。

　　从1900——1940年期间，耶鲁大学的学生当中，来自附近新英格兰地区的学生人数不到一半。相反，哈佛大学的学生却大多数都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学生为建立耶鲁大学的全国性人际关系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竞争不再以新英格兰为中心，而是扩及全国范围的时候，耶鲁大学就能够发挥出比哈佛大学更大的力量。

　　第二，从毕业生的发展方向来看，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发展领域也比哈佛大学更为多样。耶鲁大学毕业生分布到全国各地，在各个领域建立了领导人网。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却集中在主要城市的主要权力机构。

　　第三，两所学校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以法学研究生院为例，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大多进入企业做律师，而耶鲁大学则更多地进入政府或社会团体。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公益事业为目标的倾向更为强烈。

　　第四，耶鲁大学更重视创造性的开发。还是以法学研究生院为例，耶鲁大学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创造性思考的人才，而哈佛大学法学院则通过彻底的训练，培养具有超强能力的律师。

　　这里出现的密码并不仅仅局限于当选总统方面。“多样性和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创造性、对公益事业的态度”，这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所有组织强化竞争力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理性而不失野性，认真谨慎地工作，但不能失去创意，只有这些苛刻的要求全部具备，才能成为“人才”，我们就生活在这样高难度的时代。

　　11、一顿饭也是一次活动

　　在华盛顿生活期间，我每年都要买一本饭店向导书《查格餐馆评鉴》（ZagatSurvey），那是一本紫色的长条书，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七十多个城市的饭店都很在意这本书的评价，这本书成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饭店向导书。

　　打开《查格餐馆评鉴》，最前面是华盛顿最有人气的40家饭店，按顺序排列，接下来是按照味道、室内装潢、服务、饮食国籍顺序整理。我常常把这本向导书放在包里，每次定吃饭场所的时候，都能用到它。第一年，我对一切都感到陌生，感觉有些不便，但是没过多久，我对华盛顿的饭店就有了自己的认识。

　　美国的食物并不是特别好吃，重要的是饭店的氛围和关于饭店的故事。说客们经常出入的白宫附近的饭店；美国和前苏联险些陷入核战争危机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间谍们经常出入的饭店；克林顿举行生日派对的饭店；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华盛顿权力女性经常出入的饭店；女性议员定期聚会的饭店……这些有故事的饭店在华盛顿很受欢迎。

　　与美国记者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总要花费心思选择饭店。运气好的时候，我真的选得很好。那天，NBC电视台《夜线》（Nightline）著名播音员泰德·科佩尔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我在大学时代惟一感兴趣的美国新闻节目就是《夜线》。整个吃饭过程当中，我都很想和她说话，可是那家日本餐厅太小了，而且吃饭时间很长，一旦打了招呼，彼此都会感觉很尴尬，于是我就忍住了。

　　在美国，我几乎从来没因为工作和别人吃过晚饭。不过，有时候他们会赶在周末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平时的晚饭很少和美国人一起吃。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晚上解决的话，那么先把问题解决，然后马上分开。

　　大多数人工作结束之后，就想早点儿回家。下班之后和周末是属于自己和家人的时间。美国人认为第二天还要工作，不想在外面和业务上有来往的人们一起度过，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所以他们很少在外面过夜。

　　因此，要想通过吃饭扩大交际范围，就只能选择在白天。我对其他事情可能不懂，但是在饮食方面，我敢于冒险。品尝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食物，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国家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点过食物后再逐一解释，我总是眨着眼睛认真倾听。我和日本报社的缅甸特派员一起去缅甸饭店，和非洲出身在国际机构工作的朋友一起去埃塞俄比亚饭店。

　　马克在学生时代曾经在印度生活过两年，他说：“那两年是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我和马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去印度饭店。马克对我说：“我不用叉子和刀，我想用手吃，没关系吧？”请求我的谅解。“当然了”，我点头同意，马克说：

　　“在印度，用刀或叉子吃饭，就像两个人通过翻译谈恋爱。饮食的味道开始于手指的触觉。”

　　因为我对饭店很感兴趣，所以也经常看报纸或杂志上刊登的有关饭店的报道，牢牢记在心里。在韩国，对方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直截了当地回答，反而是不礼貌的表现。但是在美国，如果你直接回答，对话就会更顺畅。当有人请我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会事先做好准备。

　　如果对方问：“我们在哪儿吃饭好呢？”我就会说：“我们去电影演员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夫妇来华盛顿时去过的饭店，怎么样？要不还有一家日本饭店，新出的午餐相当不错。”

　　有的人因为和我有着相似的爱好，所以很容易地就亲近起来。律师安迪正在考虑到哪里吃饭，我说出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亚洲饭店的名字，他连连惊叫“哦，哦，哦……”接着他说，“这个名字就在我嘴边，我正想说出来呢”。我说：“你可不能因为这点儿事情爱上我，你不会就这么认为我们命中注定是有缘人吧？”安迪捧腹大笑。我们见面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就像相交十年的好朋友。

　　回韩国的时候，很多人聚在一起，其中有人问：“我们去哪儿吃饭呢？”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的意见，结果弄得自己很尴尬。我说想吃炸酱面，在座的“最年长者”说要吃好的，于是带我们去了一家酒店的西餐厅，吃了价格不菲的牛排。唉，还不如不问呢，我一边发牢骚，一边切牛排。

　　当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但是在韩国，仍然是“随便哪里都好”，“我什么都爱吃”，这种表现出“柔软性”的方式更为稳妥。所以呢，决定权就自然而然地交给了年纪最大的人。

　　在美国，“随便哪里都好”会让人感觉你是一个很软弱、没有主张、没有主见的人。给人的感觉是“怎么会呢，怎么会什么都不喜欢呢？真是个没劲的人”。在别人眼里，你就会成为受别人意见左右，喜欢跟随别人的人。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比较亲近的政府官员到一家用有机蔬菜做食物的饭店吃饭。他说有天窗的饭店真的很漂亮，感慨了好长时间。接着，他惊讶地问我：“你在华盛顿生活多久了，怎么连这样的饭店也知道？”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真的是在华盛顿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吗？怎么会一次也没来过这里呢。”从那之后，每次我提出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就会兴致勃勃地问：“今天我们去哪儿吃？”当然，我也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和公司隔着两条街道的法国饭店被我命名为“我的饭店”。饭店的食物并不是很特别，但是餐桌和餐桌之间的距离很远，服务员也很亲切，是个适合谈话的饭店。而且天花板很高，室内装饰得很典雅，不管和谁一起去，都可以轻松地聊天。记者这个职业要求我必须认真听对方说话，因此最重要的是安静和舒适的氛围，其次才是吃饭。

　　我把《查格餐馆评鉴》上介绍的饭店一家一家钩掉，逐个去尝试。后来形成习惯了，我常常很认真地想，我该带这个人到什么地方才好呢？当对方表现出喜欢时，我真的很开心，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果是乘坐15个小时飞机来到华盛顿的韩国中年男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们去喝到热乎乎的泡菜汤和醒酒汤的地方（这个方法从来没有失败过）。

　　去新的饭店，品尝新的食物，这总归是快乐的事情。当我评价这周过得怎么样的时候，写过几篇与其他报纸不同的报道，有没有见过以前没见过的人，有没有去过新的饭店，这些都是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是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从内部开拓华盛顿的方法。

　　最可笑的是这个城市里的各种饭店的名字。饭店或酒吧挂上类似“offtherecord”（谢绝录音）或者“filibuste”（阻挠议事）这样令人倒胃口的招牌，却没有人在意。啊，这些都是具有华盛顿特色的构思。

　　在华盛顿，午饭时间因为有了“商务午餐”和“权力午餐”而充满激情。在这里，吃一顿饭也是很重要的。仅仅像导游似的记住饭店的名字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要让对方感觉到，“我有一张建立在特有基准和趋向基础上的特色清单”。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真正记住我。自己没有什么意见，别人说好就盲目跟随，这在华盛顿是行不通的。谁不会收集信息？只要有Google，谁都可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单。

　　12、英语，一半靠自信

　　以前在首尔的时候，我和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归来的朋友一起吃午饭。我问她：“我们吃点儿什么？”她回答说：“除了汉堡包，什么都好。”好像她和汉堡包结了什么仇似的。她的理由是，她刚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英语说得不好，不能点三明治，几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吃汉堡包，那真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理解她了。店员把三明治的材料放在面前，问客人，“您希望怎么做？”客人需要做出详细的解释，“我要白面包，里面抹上黄油，放上各种火腿和蔬菜，再加上芥末……”只有知道三明治是怎样做出来的，才能做出说明。刚刚离开韩国的人，如果你问她紫菜包饭怎么做，她可能还会知道，但是关于三明治，她却不知道怎么说明才好。如果性急的服务员再气呼呼地反问“你说什么？”她就会更沮丧了。于是，“算了，就吃汉堡包吧”，除了她，还有好几个人也都讲过类似的经历。

　　我敢保证，美国人——尤其是快餐厅的服务员或其他忙碌的人们，当他们气呼呼地问“你说什么”的时候，如果你大声回答，他们大部分都能听懂。他们之所以听不懂，不是因为说话的人英语水平太差，或者发音奇怪，而是因为声音太小。

　　我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才小声说话，对方有时候会听不懂。对方没有听懂，重问一句，结果我们就更没有信心了，再用更小的声音说一遍和刚才不一样的话。对方还是没听懂，我们就会受到打击，“啊，是我的英语说得太奇怪了，所以人家才听不懂”。如果当时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那么以后真的会感觉很难。

　　如果当时不是在快餐厅，而是在价格昂贵的手提包或服装品牌专卖店，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我们用蚊子般的嗓音说着错误连篇的英语，对方也能听懂。即使店员没能听清我们说话，再问一遍，恐怕也会在后面补充一句，“对不起，我没听清楚”。因为如果它卖出一件商品，商品价格中的一部分就会落入她的腰包，所以即使我们在那里用“火星”的语言说话，店员也会努力去听，尽量理解。

　　英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信。如果我们去比韩国落后的英语国家，就会比在美国更容易学会说英语。心理负担轻了，说话也就容易了。其实，很多韩国人都能说出令人惊讶的流利英语。从小到大，我们在英语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我们知道的远远比表达出来的更多，但是因为我们缺少自信，英语常常散发不出它应有的光芒。我经常这样鼓励我的朋友们，“大声说，只要你大声说出来，别人都能听得懂”。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美国留学生的故事，她说她因为英语连饭都吃不好，其实她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她不知道三明治是怎么做的。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也不可能把英语说得像说母语那样流畅，这不是因为英语本身，多半是因为不理解美国的文化内容。

　　几十年前，有位外国人跟随和平奉献团到韩国工作，他学会韩国语之后，去别人家访问时，看着门牌叫着主人的名字，一边敲门。有一天，他看见大门上写的大字，就郑重地呼唤“小心狗”。就因为不理解文化，外语竟然变得如此软弱无力。

　　不管外国人说韩国语说得多么流畅，当我们说起“我们小时候看过《铁甲万能侠》（mazingerz）和《铁臂阿童木》的动画片……”对方就很难加入韩国人的对话，不是因为他听不懂某个单词，而是不知道我们究竟在说什么。我刚来华盛顿的时候，有位韩国语说得非常流利的韩国专家。他听别人说我是惟一的女性特派员，说我是“红一点”，就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单词，感到很新鲜。从那之后，他每次见到我，都要练习“红一点”这个单词。不管韩国语说得多么好，如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不可能那么生动地学习某个单词。

　　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星期日的聚会是最让我痛苦的事情。人们越是闲着没事，就越喜欢说些没用的话题。从他们没有焦点的谈话中寻找意义，加入他们的谈话，这比在大学里听教授讲课还难。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才达到看美国小说感动得流泪的程度。最开始的时候，即使我读到很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只能读懂情节，没有任何感觉。直到我逐渐理解了美国社会积累的文化和矛盾之后，我的心才开始被打动。

　　看电视也是这样。新闻的语言即使很难，但大体上知道内容，很容易听懂。对于单词更简单的电视剧或谈话类节目，却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认真看美国电视剧，就能理解他们的生活。

　　在华盛顿，我大多是在傍晚七八点的时候向首尔报告报道计划。这个时间段正好和晚饭时间重合，有时候很让我为难。所以我必须赶在这个时间早早回家，这样一来，我的晚饭常常都是一个人吃。一个人吃饭，有时候五分钟就狼吞虎咽地解决了，于是我开始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

　　解决办法是通过DVD看30分钟的电视剧，一边看一边慢慢吃饭。我故意找有字幕的电视剧看，因为有字幕，即使耳朵听不清的对话也能详细地看懂，对英语学习很有帮助。尤其是电视剧，是教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表达方式的最好的老师。

　　我在这里做特派员，和报纸、杂志打了好几年交道，但是要想彻底读懂一张报纸，每天还是需要查十几个英语单词。新事件爆发的时候，就会有新单词出现，这个谁也没有办法。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把每天遇到的新单词整理出来，带在身上背诵，但是现在我放弃了。“外语就是这样”，我决定把它们忘记。

　　不久前，一位久违的美国朋友称赞我说，“你的英语提高了很多”。我说，“我现在还是不能用英语随心所欲地说话”。这位朋友说，“我是美国人，都不能用英语随心所欲地说话，你怎么可能呢”，说完，他爽朗地大笑起来。他说得对，语言怎么可能把我们的心理全部表现出来呢？即使是母语，也是有极限的，何况是外语，就不用多说了。

　　最近，我问一位在韩国企业负责人事业务的朋友，“现在的年轻人英语都说得很好吧？”他说：“Oh,MyGod，Oops，这些人说得跟美国人一样，但是他们用流畅的英语说出的内容却没有什么内核，常常让我感到很失望。”他说，“只有当实力、韧劲、脚踏实地、知识，这些全部具备的时候，英语才能有突出的进步”；他还说，“只会说英语的傻瓜”根本派不上用场。我也有同感。

　　通过这些年和英语作战的经历，我也意识到了，像美国人那样自然流畅地说英语并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语言中包含多种内容。美国人不会因为我们英语说得好而感动，不是吗？但是我们把精力过多地投入英语本身，想把英语说得像美国人一样，结果因为说得不是很流利，就开始产生自卑情绪，认为自己英语说得不好，这样的人太多了。

　　在美国的土地上不能说流畅英语的人，除了自己的母语，毕竟还会说英语，所以没什么可惭愧的。应该惭愧的是对方，因为他们除了英语什么也不会。

　　13、明明白白地生活

　　有一天，我偶然间参加了一次酒宴，一直喝到半夜。因为好久没见面了，大家想聊聊天，顺便喝杯葡萄酒，结果却迟迟结束不了。我本来就不擅长喝酒，而且还要工作到凌晨，所以一直很紧张。尽管这样，因为在场的很多人都很风趣，所以我还是度过了尽情说笑的快乐时光。

　　夜深了，美国人陆陆续续回家了，只剩下我们几个韩国人。转眼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半，截稿时间马上就到了，我又急又累，连连打哈欠。这时，旁边有人嘀咕了一句，“怪不得韩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他回答说：

　　“美国人决不可能在平时这样玩儿到深夜，都早早回家陪伴家人，或者休息、写日记、看书。这样喝酒喝到深夜，第二天还怎么工作？”

　　我也有这种感觉。美国朋友都保持着早睡早起的“新时代儿童”的生活方式。我问过一些记者，如果我在写报道的时候遇到疑难问题，可不可以在晚上打电话问他们，“我十点睡觉，请在十点之前给我打电话”，这样回答的人竟然很多。

　　通往华盛顿市中心的高速公路当中，有一条在上下班时间只允许乘坐两三人以上的汽车进入，这个时间段一般定在早晨6点30分—9点，下午3点30分—6点。很多人都在早晨7—8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看来，他们喜欢早睡早起，早早上班，集中在上午工作。

　　他们很注意，不让一天中的事情影响自己第二天的状态。仔细想想，我好像从来没有突然和美国朋友出去玩过，“哎呀，今天心情好，我们尽情出去玩儿吧”，这样的事情几乎从来没有。因为他们这样生活，所以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可以预测，也因此没有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去纽约玩儿，住在一个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朋友家。这个朋友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和皮鞋，要背的手提包都按照颜色和样式准备好，早早上床睡觉。就像装好书包，衣服放在旁边，做好上学准备之后早早睡觉的小学生。第二天早晨，朋友早早起床，洗漱之后，再把昨天准备好的衣物穿在身上，像箭似的冲向办公室。他们不会在早晨因为徒劳的小事浪费时间，这真是把效率极大化的生活。他们不会在夜里到处跑来跑去，或者看电视，胡思乱想而睡不着觉。所有的生活都以工作为中心，眼睛盯着前面，不停地奔跑。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职位才能不断提升，也能赚到很多钱吧。

　　以怎样的状态进入梦乡，会使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差异。美国人从小就养成在睡觉前读书的习惯。在孩子睡觉之前，父母在孩子身边给孩子讲的故事叫做“睡前（bed-time）故事”，大人在睡觉之前读的书叫做“睡前阅读（reading）”。看美国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这样的场面经常出现。

　　以怎样的心情进入梦乡，会使一个人的人生产生重要的差异。我们可以在结束一天的任务之后，换上睡衣，刷牙之后看会儿书，然后睡觉。或者也可以喝得酩酊大醉，不醒人事地回家，在不醒人事的状态下结束一天的生活。前者是意识到“还有明天”的生活，后者则是把今天当作“人生最后一天”的生活方式。每天都想着“即使我的人生在今天结束，我也没有什么遗憾”，轰轰烈烈地生活也许没什么不好，但明天总是会来的，不是吗？

　　如果每天都忙忙碌碌，疲惫不堪地生活，可能连每天是怎样过的都不知道。满身疲惫地回家，直接躺下睡觉，第二天又要强撑着起床，开始新的一天，这样就会像被谁牵引着似的生活。不管多么疲惫，都要想一想今天是怎么过的，明天要做什么，如果养成这个习惯，就会鲜明地感觉到“我活得很明白”。

　　如果再写上几行日记，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列出清单，再读会儿书，那么这就是最完美的生活。不被任何人牵引，自己掌握人生的缰绳，提前迈出半步的人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发的。

　　14、工作中毒症和休假后遗症

　　越是工作忙碌、疲惫不堪的日子，休假就越是甜美。如果生活比较清闲，平时也并不是很忙碌，即使休息一天也不会特别感激，更不会有幸福的感觉。但是，如果每一天、每一步都很吃力，都很沉重，这时候能轻松地休息一天，真的比蜜还甜，比可乐还要清爽。

　　在华盛顿的日子，感觉上半年格外漫长。从年初到六月份拼命工作，从七月份开始稍微放松，到了八月份，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从九月份开始振作精神，再工作大约两三个月，到了十一月底，就是秋收感恩节了。度过一个长假之后，人们开始急切地盼望圣诞节的到来。每到十二月，到处都是节假日的气氛，大家都忙着准备购买圣诞节礼物，还要准备年底的派对，忙得不可开交。到了年底，人们都能松口气，度过年终岁尾，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喜欢华盛顿闲暇的七月和八月。乔治·W·布什总统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牧场度过他的“劳动假期”，议会在夏天也进入了梦乡。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也就是劳动节之前，华盛顿的“新闻发电站”几乎停止了运转。平日里那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首都好像突然变得空空荡荡，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好开心啊。与此同时，我也多少有点儿内疚。虽然没有可以成为新闻的事件发生不是我的责任，可我还是常常被“今天该写什么报道”的忧虑束缚，心里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

　　美国政府的官员和记者们也都去度假了。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大家就不用再做什么工作，放心玩乐就行了。虽然不能和那些悠然自得尽情玩乐的欧洲国家相比，但是夏天的华盛顿真的很安静。早晨到市中心，可以看到在“首都华盛顿”享受假日快乐的游客。有时候，看到别人来这里玩得很开心的样子，我才感觉到“啊，原来这里是个好地方”。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去度假。我对守候在华盛顿分局的前辈说，“明天就放假了”。我的话音刚落，前辈就说，“不要忘了开手机”。其实我还带着笔记本电脑呢，因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也想玩的时候尽情地玩，休息的时候就放心地休息，可是现实生活怎么可能尽如人意。万一9·11恐怖事件这种大事在休假期间爆发，或者在度假的地方目睹了意外的事件，我可没有信心洒脱地对自己说，“我在度假呢，跟我有什么关系”。

　　总之，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找到可以真正放下所有包袱的假期，实在是太难了。美国人也差不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的数据，美国人平均每年拥有124天的假期。但是美国确定了每周五天工作制，所以休息的日子要比韩国人多得多，但是不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从前，有位专栏作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你不是说美国生活水平高吗？土地价格便宜，可以住大房子，开高级汽车，所以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但是你到欧洲去看看，国民生病了，国家免费治疗，子女上大学也不用花钱。德国人每年带薪休假的时间是7周，法国人是75周，意大利人是85周。相比之下，每天只知道工作的美国人，生活质量简直是一塌糊涂。”

　　美国人看似把工作和休假分得很清楚，可以不用看上司的眼色，自己舒舒服服地生活，其实他们也并不能尽情享受假期。根据wwwexpediacom网络旅行社最新调查结果，2004年美国人把假期中的三天返还给工作，大约40%的美国人因为工作而推迟或取消了假期。

　　美国人不能彻底休假的原因很可悲。35%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14%是因为“我担心会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10%是因为“如果把假期全部用光的话，担心会给上司留下不好的印象”，还有24%不知道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们的理由是“我太喜欢工作了，不想离开办公室”。休假中可能会有“一点点”工作的人达到30%—50%。最严重的是，竟然还有人患上了“假日病”（leisuresickness）。因为不工作而产生自责和忧虑，在休假中生病的人占3%。

　　好不容易才得到假期，一旦开始休假了，又要被“一定要好好玩”的强迫观念束缚。美国人当中有很多因为要好好玩而过分激动，或者做平日从不做的激烈活动而引起心肌梗塞。假期中发生的应急状况，70%与心肌梗塞有关。

　　古希腊人把“工作”叫做“ponos”，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辛苦、苦难和痛苦。因此，我们把工作的理由说成什么自我实现等等，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我们都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工作终究是痛苦的事情。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让他们从此以后靠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于是有人也曾经埋怨过，“要是亚当和夏娃仍然留在伊甸园里就好了”。

　　可是现在，就连世界首富，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不是也要拼命工作吗？而且，在最近这个失业率超高的时代，在上班期间还能得到几天假期，已经算是很幸福了。哪怕每年只有一个星期，我们也应该怀着被邀请到“伊甸园”的心理轻轻松松地度过。不过，笔记本电脑还是要带在身上的。“说不定我还想写文章呢”，这是我的借口。啊……我又在欺骗自己了。

　　15、科林·鲍威尔的十三种成功法则（1）

　　2004年11月，美国大选结束前后，我参加了国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没想到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国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主要目的，是由国务部新闻发言人向国务部记者和外国特派员解释政况，解答记者的疑问，国务卿轻易不会到这里来。

　　布什总统连任以后，表示第二届的智囊团要换新人。早就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说在布什的内部圈子（innercircle）中最受冷落的鲍威尔即将被抛弃。那天早晨，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预测鲍威尔国务卿将辞职，所以鲍威尔可能是来宣布自己离任的消息，向大家告别。

　　我并不关心鲍威尔是否离任，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关于韩美关系中令人头疼的状况。本来我也正想听听国务部的反应，现在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了，所以我赶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来到了现场。不管我是否参加国务部的新闻发布会，想写这方面的报道都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会有很多的报道资料，各大媒体都会疯狂地传达出基本的情况。但是现场感，这是只有身临现场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所以我不顾一切地赶到了这里。

　　果真，鲍威尔国务卿严肃地走到讲桌前，提出自己辞职的消息：“通过与布什总统的充分讨论，我觉得现在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所以我辞职。”但是，他的表情很严肃，看起来不像是经过充分的讨论，而是单方面得到了解雇的通告。考虑到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内部圈子关于外交安保政策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应该用“被驱赶”的说法更为恰当。鲍威尔的会见结束以后，国务部的高级记者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地说，“那是人脸吗，简直是石头，一定是发生了矛盾”。

　　第二天，美国的报纸发出报道，“布什总统连任以后，没有向鲍威尔表达继续留任的意思”。大选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布什总统到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别墅戴维营度假，并提出由时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国务卿。权力是冷酷的，不，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国际社会中的明星人物鲍威尔在美国国内却受尽冷落，凄凉地退位了。我对鲍威尔的印象很好，当我面对他的时候，甚至会在心里想，“好人”的说法是不是来自于他呢。表情、微笑，说话的态度都是那么温和，让人产生安全踏实的感觉。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愿意相信。

　　在布什政府的长官当中，鲍威尔是国内外人气最好的官员。带着倍受争议的布什政府第一期外交政策，鲍威尔到世界各国访问，出色地完成了“推销员”的任务。如果没有鲍威尔，说不定布什总统会受到更多的辱骂。

　　坐在鲍威尔辞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我想起自己刚刚来华盛顿的冬天。陌生的一切当然很难，而且我感到恐惧。来到华盛顿没几个月，就爆发了9·11恐怖事件，忙得连太阳什么时候升起，什么时候落下都不知道，转眼就到了年底。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感觉很失落。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里是鲍威尔国务卿办公室。国务卿想请您参加专门为记者们举行的派对，您能来吗？”我真的很幼稚，心情马上就好了起来。作为生活在华盛顿的数百名外国记者中的一个，毫无“存在感”地工作感觉到的失落总算可以得到些许的安慰。

　　那时候，我在华盛顿没有什么认识人，工作也刚刚起步，什么事情都不熟悉，感觉我就像个透明人。关于美国的报道，不管我怎么写，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布什政府是不会在意的，韩国国民看过之后，好像也没什么反应。我仿佛每天都在没有回声的山上大声呼喊，我真的厌倦了。

　　鲍威尔为记者们举行的辞旧迎新派对就像其他的美国派对，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互相问候、闲谈，很热闹。派对在国务部办公大楼的“条约厅”（TreatyRoom）举行，这既不是采访，也不是记者招待会，是那种可以尽情放松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见到鲍威尔国务卿，和他闲聊，所以格外难忘。

　　发言人沃克介绍过我之后，鲍威尔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希望你努力工作，取得更多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我问了鲍威尔国务卿很多问题。他说，“哎呀，今天是为了让大家放松心情，送走旧的一年才聚会，不要再想工作的事情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尴尬。

　　但是，鲍威尔绝对不是那种“老实的好人”。他做过参联会主席和国务卿，这就意味着他在美国众多精英人物中通过了最难穿透的难关，以及竞争，意味着他是个很可怕的人。当然，他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很柔和，尽全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鲍威尔显然是个有能力的人，政治能力和应对媒体的能力也很出色。关于布什政府内部强硬派对待伊拉克战争的态度，记者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鲍威尔借助媒体的力量与强硬派斗争。每当鲍威尔被强硬派逼到绝境的时候，媒体都会明显地支持鲍威尔。因为他的见解得到了记者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记者中间树立了威信，拥有很高的信任度和人气，这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每次和国务部官员见面的时候，我都会伤心地说，“鲍威尔最终还是失败了”。

　　国务部官员和记者们都对鲍威尔的离开感到遗憾和难过，我也一样。不管怎么样，那天我算是看到了鲍威尔的开始，也看到了他的结束。如果有色人种可以做总统的话，鲍威尔国务卿被评为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有色人种总统的人物。人们都说，最有可能成为女总统的人是希拉里，最有可能成为黑人总统的人是鲍威尔。

　　鲍威尔说过，因为家人的反对，他不想参加总统竞选，只要他不改变主意，他就几乎没有成为总统的可能。但是他给美国社会留下了丰厚的财产。作为有色人种的他，做过参联会主席、国务卿和国家安保等重要官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展示了“平等”、“希望”和“机会”。

　　他的自传《我的美国之旅》（MyAmericanJourney）是这样开始的，“我拥有精彩的人生”。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出生于牙买加的黑人男孩儿，没有背负太多的希望和期待，在移民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故事。鲍威尔说自己是通过努力获得了幸运，虽然也不是没有坎坷，但是大部分时光都很美好。

　　下面，我们认真读一读写在本书最后的“鲍威尔的法则”。

　　事情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坏。第二天早晨再去想的话，可能会好得多。

　　（如果遇到了气愤的事情）先把火发出来，然后再去克服。

　　不要被自己的立场（职位）束缚，免得当你的立场崩溃时，你也跟着崩溃。

　　只要动手去做就好。

　　慎重选择，因为你可能会得到它。

　　在做决定的过程中，不要让不利的事实妨碍你。

　　我们不能代替别人做出选择，同样，别人也不能代替你做选择。

　　检验小事。

　　功劳要和大家分享。

　　冷静，亲切。

　　有目标，态度要坚定。

　　不要恐惧，也不要考虑反对者的意见。

　　乐观的态度能增加你的力量。

　　鲍威尔并没有把这些内容加上什么“成功”或“幸福”法则的题目。但是，这些原则说不定会帮助我们拥有美好的人生，让我们在今后也可以对别人说，“我拥有精彩的人生”。

　　告别国务卿职位的那天晚上，说不定鲍威尔回到家里大发雷霆，然后就把一切都忘记了。不，第二天早晨，也许鲍威尔会笑着说，“一切都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糟糕”。

　　鲍威尔离开，赖斯成为国务卿。赖斯的主要工作方式就是以身边的人为中心做出重要的决定。国务部的官员当中，有些人很怀念鲍威尔领导国务部的方式，像军队那样“从下面收集意见，逐步反映到上级”。

　　16、“麦格西迈哲”和“塞提斯派瑟”

　　“姐姐，你是麦格西迈哲（Maximizer），还是塞提斯派瑟（Satisficer）？”

　　春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从瑜珈课堂回来的路上，后辈这样问我。周末在乔治城的罗斯公园举行瑜珈课堂。我一直以为瑜珈应该在黑暗的室内进行，看来也并不完全是这样。

　　听了后辈的问话，我摇了摇头。我想问她这是不是新机器人的名字，但是我忍住了，反问她：“那是什么意思？”

　　后辈是这样给我解释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最大满足的“麦格西迈哲”，一种是满足于现状的“塞提斯派瑟”。

　　追求最大满足的“麦格西迈哲”，常常追求“更多”、“更高”，要找最好的工作，还要让别人承认自己的工作最出色，要拿到比别人更多的工资。因此，成就也比别人高，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但是，只要周围有比自己更“出色”的人，只要自己没能达到预定的目标，麦格西迈哲就不可能满足。

　　所以，麦格西迈哲不会轻易获得幸福。即使在购物的时候，麦格西迈哲都会担心还会有更好的地方，或者同样的东西卖得更便宜。忧郁症患者中有很多都是这种“麦格西迈哲”类型的人。

　　相反，“塞提斯派瑟”则是经常认为“这样就不错了”的人。“在这个充满失业者的时代，我还拥有稳定的工作”，“虽然房子小，但至少我有自己的房子，不用担心什么”，以这种方式思考，心情轻松愉快的人就是“塞提斯派瑟”。

　　塞提斯派瑟常常满足于现实，所以对变化和升迁的意志相对薄弱。相对来说，“塞提斯派瑟”是不会取得巨大成功的人。重要的是，他们本人并不是很介意。

　　世界真的很公平。“麦格西迈哲”得到了很多，却不幸福；“塞提斯派瑟”很幸福，却并不是很出色。我用“麦格西迈哲”和“塞提斯派瑟”的尺度去衡量我认识的所有朋友，奇怪的是，韩国朋友大多是“麦格西迈哲”，美国朋友大多是“塞提斯派瑟”。比如说，现在过得很好，却不满足，计划着要考博士学位，故意给自己找事情做，把自己搞得很痛苦的人大多是韩国人。

　　相反，很多美国朋友都说：“如果责任更加沉重，工作也会更多的话，我不想升职，也不想得到更多的报酬。我就希望自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朋友的妹妹在纽约金融街工作，如愿以偿地赚到了足够的钱以后，果断地放弃了工作，搬到南部一个小城市。因为纽约的生活费用很高，而且纽约人生活得很华丽，看到这些，说不定会动摇自己的决心。

　　于是她搬到幽静而温暖的南方，照顾家人，用以前赚到的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她到底赚了多少钱，怎么能这么幸福？我们在心里羡慕她的同时，也对她的决定感到惊讶，本来还可以赚得更多，为什么要停下来呢？

　　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塞提斯派瑟”。如果说韩国和美国有什么差距的话，那就是在美国，“塞提斯派瑟”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让他们满足于现状，幸福地生活。

　　从竞争强度来看，美国则更加冷酷，更加激烈，更加残忍。即使从“麦格西迈哲”血淋淋的竞争轨道中果断地撤退，也不会沦落为失败者，还可以从另外的意义上找到稳定生活的出路。因为大家都相信，成功和幸福的定义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一样。

　　在韩国，为什么普通人不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幸福，过上轻松的生活呢？也许因为韩国不管是国家还是国民，都是“麦格西迈哲”类型。“不能在这里止步”，这种对变化和上升的强烈意志，也许正是韩国发展到今天的原动力。但是，因为整个社会是由“麦格西迈哲”精神支配，所以认为“这样也很好”的“塞提斯派瑟”可以立足的空间就很小很小了。

　　想做个幸福的“塞提斯派瑟”，却又担心成为没有新挑战的无聊之人；想做个不幸的“麦格西迈哲”，却又害怕得不到心灵的平静。是“麦格西迈哲”，还是“塞提斯派瑟”，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三章 想象力和勇气是你的武器

　　1、一定要背叛成功的法则（1）

　　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于2005年11月11日以95岁高龄离开了人世。我住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里，一直都想见他一面，但是九十多岁的德鲁克不接受面对面的采访，只接受书面采访，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就在去世前一年，他还经常讲演、写文章，解答人们的咨询，所以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还是多少有些惊讶。

　　德鲁克自己写的书很多，其他人关于他的研究也很多，所以要想找与他有关的资料，可真是无穷无尽。只要我们随便拿起他写的书，就能懂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为了好好生活好好工作而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德鲁克是我通过书籍遇到的最好的建议者。在他的很多书中，我最喜欢的是《改变人生的七种知性经验》。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要谈一谈我人生中的七种经验，是这七种经验使我成为有效率的人，不断成长的人，和不断变化的人。简单地说，是这七种经验教会我，在流逝的岁月中不做过去的奴隶。”

　　“在流逝的岁月中不做过去的奴隶”，这句话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刺激。我去采访某个人的时候，常常是事先背诵问题，但是在见到对方之前，我会在心里扔掉那张问卷。因为那些问题是根据“过去”提出来的，如果我执著于那些问题，就可能错过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为了把话题引向“现在的瞬间”，而不是过去，我必须尽量抛开前一天准备好的问题。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方法也会适用于我的人生。

　　德鲁克一辈子都是“生产性的人”。他说他从作曲家居塞比·威尔第身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居塞比·威尔第的最后一部歌剧《法尔斯塔夫》完成于80岁的高龄。德鲁克实在难以相信，于是他去翻找资料。

　　威尔第是举世公认的最著名的作曲家，为什么还要在那么大年纪继续创作高难度的歌剧呢？听到这个问题，威尔第回答说：“我努力完成每一部曲子，但是每当我完成一部曲子的时候，都会留有遗憾。因此，我想我有义务再去挑战一次。”

　　向德鲁克学习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读一读那本《德鲁克日志》（DailyDrucker），这本书收集了德鲁克的文章和讲演，每天读一页，可以读上365天。

　　德鲁克说过的话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一定要背叛成功的法则”。这句话是“不要做过去的奴隶”的不同版本。“成功”创造了新的现实和由此而来的新问题，把企业或个人引领到成功的方式，在成功的瞬间也就变成了“旧式”，不再适应新的现实。因此，成功之后仍然使用过去曾经给自己带来成功的方法，这无异于自杀之举。

　　德鲁克说，“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种说法只会在童话中出现。

　　以前，我在有关哈佛大学生学习方法的书里也读到过类似的部分。成为“成功的哈佛大学生”的方法也是抛弃过去的成功模式。高中时代的学习方法和哈佛大学的学习方法截然不同。在大学，最重要的不是独自埋在图书馆里看书，与自己作战，而是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学习多种不同的观点，翻看各种参考资料。但是，很多学生不能马上意识到这些，而是被过去使自己成为优等生的成功法则束缚。

　　越是高中时代学习成绩好的“超级学习明星”，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就越严重。如果不能达到高中时代的优异成绩，那些从前的优等生们就会固执地套用从前的成功模式，疯狂地学习，然而越是这样，成绩就越是下降。这就是“背叛成功法则”的瞬间。到了新的场合，就需要新的方法，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就要受到惩罚。

　　如果你与“过去我做得不错，现在为什么会这样”的疑问做斗争，那么请你试着问自己，在固守过去成功法则的过程中，是不是错过了变化和发展的机会？这种方法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线索。如果我们“成为过去的奴隶”，就很难达到新环境所需要的变化，自然也就谈不上进步和发展。

　　“四十多岁时的倦怠就是知识分子的天敌”，德鲁克的这句话也令人深思。知识分子即使在过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之后，即使到了老年，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只要不是体力劳动者，即使随着年龄增长，活力有所下降，也不至于影响工作。

　　但是，知识分子遇到了“精神疲惫”的危险。尤其是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面临“熄火”（burnout）的痛苦，导致熄火的原因不是“压力”，而是“倦怠”。

　　一个相当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对德鲁克说：“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们都无精打采，请您帮我看看，这到底是为什么。”于是，德鲁克和十几名成功的工程师面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对于公司的成功很重要，我也喜欢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十几年，很熟悉，也很有信心，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工作。但是现在，这份工作激不起我的挑战意识了，我感到厌倦，每天早晨不再期待到公司上班了。”

　　管理者选择了给这些人调换工作岗位的做法，但是德鲁克说这种方法是错误的。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恢复真正的兴趣。如果他们以后有做其他事的计划——比如说，准备在退休之后到高中去教数学或自然科学之类的计划——他们就会突然对工作产生满足感。

　　德鲁克建议他们在40岁之前为自己确定后半生的目标。确定一个与目前工作属于不同领域的目标，从现在开始追求那个目标，就会认为自己现在做得很顺手，却又有些厌倦的工作有意义了。

　　德鲁克的另一篇文章也是关于40岁确定人生计划的内容，成功的知识分子到了40岁，已经通过激烈的竞争得到了人生的一起。不管是企业管理者，还是教授，或者医生，40岁的时候在事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顶点。剩下的就是升职之类的事情了，在这方面很难不经受任何挫折。仅仅依靠能力，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

　　如果事业就是人生的全部，那么这种挫折就等同于人生的挫折。所以我们一定要事先培养对工作之外的领域的兴趣。做社会福利活动也好，拥有业余爱好也好，总之一定要在事业之外的其他领域不断开发和发展自己。这样一来，即使在工作岗位上遭遇挫折，也还有机会拥有其他领域的成功。

　　为了忍受住眼前激烈竞争的世界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并且在竞争中取胜，就不要把自己的一切都投资于一件事情。在投资方面是这样，在我们的人生中也需要“分散风险”的智慧。

　　读到《职业者的条件》时，我在一些文字下面划了线，打算以后用来实践。德鲁克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在德国做过记者。当时，他们的报社编辑部长每年都要和记者一起举行两次讨论会。

　　讨论会首先是按这样的议题进行的：

　　·讨论自己做得出色的事情。

　　·讨论自己努力想要做得出色的事情。

　　·检讨自己并没有充分努力想要做好的领域。

　　·尖锐地批判自己的错误或失败。

　　然后再谈论今后要做的事情：

　　·需要集中努力的事情是什么？

　　·需要改善的事情是什么？

　　·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在讨论的基础上，记者们把今后六个月的新业务计划和学习计划交给编辑部长。

　　德鲁克后来去了美国，做了教授，同时解答人们的咨询，他想起了这件往事，于是又尝试了这个方法。每年夏天，他都花费两周的时间，对过去一年里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检讨。

　　·首先检讨我虽然做得好，但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应该做得更好的事情。

　　·然后检查我犯的错误。

　　·最后检讨我应该做，却没做的事情。

　　读到这部分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这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直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实践过。如果说“我没有时间”，那绝对是说谎，其实我是害怕冷静地和自己对峙，所以才不敢实践。我要做的事情并不像德鲁克那么多，只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一年的时间里做过什么，却一直推迟到现在也没有做过。

　　置自己于菜板，乱刀相加，这的确需要相当的勇气。我们对别人无比吝啬和苛刻，动不动就会做出冷静的批评，但是对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高抬贵手”，表现出大度和宽容。当我们把最无情的批判刀刃对准自己，砍去不必要的部分时，也许我们才不至于在岁月中成为过去的奴隶。而且，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时间实现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2、干练的“土老冒”气质具有竞争力

　　我喜欢“土老冒”。换句话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我喜欢有“野性”的人。虽然缺少斯文气质，却拥有懦弱的城市人无法效仿的突破能力。这种人会闯进别人的心里，就像不敲门就推开房门，理直气壮地闯进别人家里一样。这种态度会让人在瞬间心动，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喜欢上他，我说的就是这种“土老冒”。

　　如果你了解华盛顿人，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土老冒。华盛顿这个城市很小，居住区域也很狭窄，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并不多。真正的“华盛顿土著”也不可能太多。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州搬到这里来的，最多也就在这里生活几十年，只是表现得像“华盛顿土著”。

　　给华盛顿带来发展的人们也都是“土老冒”。近来，白宫由各州的知事掌握，也不再有什么民主和共和的区别。我们能记住的最近几届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都是州知事出身。所以近几年来，作为州知事领导一个州的经验被称为总统的最好学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除了乔治·布什前总统以外，其他美国总统在成为总统之前都做过州知事。

　　从另外的观点来看，也许是因为华盛顿的政界人士都不愿意做美国总统，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才会有在远离华盛顿的地区尽情施展政治报复的政界人士脱颖而出，怀抱着做总统的梦想，向美国的中心进军。

　　2004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上院议员输给了布什，人们都说他是因为那种与生俱来的“上院议员气质”，所以很难取得胜利。上院议员只有与同事相互协助，相互妥协，使法案得以通过的时候，他的能力才能得到认可。在各党派的方针问题上，上院议员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我们追究上院议员的表决形式，就会发现他们十有八九都是根据情况随时改变主意的“暧昧的政界人士”。

　　相比之下，负责一个州的事务，按照自己的信念展开工作的州知事却很容易取得夺目的成就，没有必要忠实于党的路线。州知事不受党的路线束缚，独到的促进能力和一贯的领导能力很容易得到承认。

　　自己原来也是土老冒，但是生活在权力的中心。这种自负的心理使华盛顿人把其他地区称为“周边地区”。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等美国东北部的精英们都认为是他们引领着美国的发展。但是，其他州的人们却对这里没有什么兴趣。从华盛顿坐车三小时到达其他地方，就会发现当地报纸只关心自己所在的地域发生的事情。

　　像加利福尼亚这种居住着很多下院议员的地方，在美国政治中所占比重也相当大。但是，华盛顿人却把加利福尼亚当成“遥远的西部”。尽管如此，这个中心城市仍然敞开大门，不断地吸收周边地区的人才，保持政治上的健康性。华盛顿的土著们把洋洋得意的土老冒领进自己的城市，让他们做总统。

　　一直住在中心城市的人才很聪明，也有经验，但是他们前怕狼后怕虎，缺少突破力。凭借华盛顿土著所受到的待遇，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了，还去参加什么竞选，拼命去做那个不知道能做四年还是八年的累人的总统？但是，从美国其他州来到这里的政界人士，一旦下定决心，就会想，“我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没有理由不继续往前走”。他们有这个胆量。议员们在其他州也都有自己的基础，但是他们在华盛顿议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华盛顿政治的洗礼，所谓的“土老冒气质”不如州知事。在陆地面积广阔的美国，州知事出身的总统可以看作是政治中心和周边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

　　里根当选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军团进军华盛顿；克林顿取得胜利的时候，阿肯色军团大举向华盛顿进军。现在，那些跟随布什总统来到华盛顿的得克萨斯军团开始得势。每当政权发生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回到故乡，但是也有部分人选择留在华盛顿。

　　华盛顿人嘲笑他们是“土老冒”，同时也从这些土老冒的野心和霸气中获得了新的力量。不过，周围地区的政界人士来到中心城市以后，华盛顿土著是不会任由他们保持“乡下”习惯的，肯定会恶狠狠地教他们礼法。

　　克林顿夫妇就曾经受过残酷的考验。希拉里做委员长，想进行医疗保险改革的时候，华盛顿人批判她说，“在阿肯色那个村庄，也许州知事夫人可以悄悄地参与公事，但是在华盛顿绝对不可以”。当时，克林顿夫妇因为很多事情而感到失落。

　　为了把总统变成对国民有用的“劳力”，全国各地的鞭挞都相当残酷。在韩国，青瓦台也常常提出“恶意报道”的问题，但是如果论起谁更恶劣，恐怕还是美国更胜一筹。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白宫对这些举动放任自流。

　　对于批判性的报道或者与绯闻相关的报道，白宫绝对不会恼羞成怒地说，“你们居心叵测”，绝对不会把自己卷入争斗，他们大多否认或反驳，采取冷静的态度处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存在的理由，他们没有必要去争吵。

　　不仅媒体是这样，到书店看看，情况更加严重。2004年大选之年，关于布什总统的书足有五十多部。什么样的题目都有，《我讨厌布什》、《讨厌布什的人必须知道的事》等等。

　　以前，有位记者问布什，问他对这种书有什么看法。布什笑着回答说：“你们都说我没为提高经济做事，可是你也看见了，我对图书市场做出的贡献多大啊？”这么看来，如果不是极度坚强的土老冒，真的很难成为美国总统。

　　事实上，布什总统的确表现得很像“土老冒”。他好像没学过语言，说话很单纯，举动也很粗暴，甚至有人说他是“得克萨斯牧羊人”。总之，他给人的印象很朴素，很土气。可是，他出身于美国政治名门，甚至被称为“王朝”的布什家族，怎么可能是个土老冒呢？不是的，这也是塑造出来的形象。

　　年轻时代的布什第一次竞选下院议员失败以后，意识到自身的贵族气质是导致失败的致命原因。从此以后，他开始培养平民化的洒脱形象。现在看来，美国政治中的“土老冒气质”也是相当宝贵的政治财富。

　　3、发展性地接受批评

　　我做华盛顿特派员的那段时间，让我感觉最辛苦却又最愉快的事情就是2004年的美国大选。大选临近的时候，我每天都把观看乔治·W·布什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电视辩论当作乐趣。90分钟的辩论很激烈，只是没有举枪而已，可以称得上是“语言的决斗”。

　　布什总统说话的时候经常出现语法错误，有时候还会出现奇怪的发音，这点常常被人嘲笑，还出版了收集他口误的书和网站。但是，布什的支持者们认为，这种单纯无知的说话方法显得很有魄力，也具有说服力。国民在多少有些愚蠢的领导人身上反而能找到亲切的感觉。这话没错，选举总统并不是选择最聪明的人。

　　相反，约翰·克里候选人习惯于绕着圈子把话说得很长。有个网站把约翰·克里手里的演说稿和他实际演说的内容进行了对比，看过之后忍不住想笑。约翰·克里本来说话就小心翼翼，喜欢解释，结果他说出来的要比原稿长两倍。我的朋友说约翰·克里的说话语气像十九世纪的政界人士，让人感觉很郁闷，我听了忍不住想笑。不过有的时候，约翰·克里的话让人感觉很有古代风味。即便如此，给人觉得博学和经验丰富，这仍然是约翰·克里的优点。

　　看过90分钟的讨论之后，我情不自禁地感叹，“这两个人真的都很会说话”。演说和辩论的实力相当重要，所以政界人士来到华盛顿以后，常常请演说专家为自己做发音和演说的“个人指导”。举行大型电视辩论的时候，政界人士就会聚集到一起，进行最后的集中训练。学习关于政策提案的内容，同时假定一个辩论对手，做假想辩论。

　　说美国人口才好，其实并不像韩国人那样“行云流水”，而是一字一句有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在美国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很有逻辑地表达出自己的主张。

　　在美国，辩论和争吵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不能把批评当成人身攻击，不许感性地应对，这在美国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因为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批评，更加凶狠地进行攻击了。

　　有个韩国留学生，他在上课时间把自己辛辛苦苦准备了好几天的作业当着同学们的面发表。教授严厉地批评了这名学生的主张和研究结果，学生认为教授让自己在朋友面前丢尽了脸，自认为没有前途，感到很痛苦，喝了一夜酒，还想从此放弃学习。

　　但是几天后，他在学校里遇见了那位教授，教授笑着跟他打招呼。他心里很惊讶，“当时批评我好像再也不想跟我见面似的，现在这又是怎么回事？”谜底揭晓了。对于作业的批评，仅仅是对作业的批评，别的什么都不是。

　　一个写博士论文的韩国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论文写作课上，同学们互相读对方的论文，互相指出彼此的不足，可这个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满脸通红，甚至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其他美国朋友听了同学们的批评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论文已经修改得相当不错了。通过这个过程，这位韩国朋友说他明白了“发展性地接受批评”的意思。

　　在美国进修期间，我听过一次辩论课。那时候，我学会了批评别人意见的技巧。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即使不留情面，至少也要指出对方的一个优点。刚开始的时候先称赞，然后再指出不足的部分；或者批评结束之后，加上一句“但是这点真的很好”，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平衡性。

　　要想发展性地接受别人的批评，首先必须要有宽阔的胸襟。因为要冷静地接受别人毒辣或刻薄的批评，就需要忍受痛苦的力量。良药苦口，运动的时候，只有肌肉疼痛了，才能得到锻炼。越是令人痛苦的批评，就越能促使我进步，这点务必记住。后来回忆起来，也会偶尔会想起“当我听到严厉批评的时候”。如果能这样回想的话，意味着你已经做到了发展性地接受别人的批评。

　　4、摧毁人生的十种方法

　　周末的早晨，我在看报纸的时候，读到了专栏作家本·斯坦（BenStein）写得很冷静很现实的专栏。本·斯坦是一名律师，也是经济学家，又是作家和演员，而且他还是一位大富翁。他说：“人生需要精神和形而上的方面，不过，物质方面也很重要。”在美国迎来新学期的九月，这是他给学生们提出了实用性的忠告。我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对，说得对”，一边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

　　第一，在大学宿舍可能会遇到很奇怪，甚至不可思议的室友。不讲卫生，身上有异味，性格怪异等等……通过与这些人的相处，我们可以学到今后和别人一起工作时需要的教训。因为我们总会想出解决的办法，或者回避，或者把他赶出宿舍。

　　第二，在大学里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思考和工作的方法”。具备清楚明了的思考能力的人少之又少。不管是听老师讲课也好，还是自己看书也好，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学会这种方法。以后，当你开始工作或者投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方法将会成为你一生的向导。

　　第三，工作不是做奴隶。劳动能够给人们带来尊严、精神健康和现实感。弗洛伊德也说过，把人变得现实的方法只有让他工作。如果工作和明确的思考能力结合起来，就可以培养出充满成就感和自信心的职业人了。只有工作才能成为打开物质世界几乎所有门锁的钥匙。最幸福的是就是勤劳和有规律的人，对于这点恐怕没有谁会发表异议。愤世嫉俗而且厌恶自己的人很少愿意工作。

　　第四，要想赚钱，就要闯进能赚钱的领域。投资家华伦·爱德华·巴菲特早就说过，在前景广阔的行业达到中等水平，要比在没有前景的行业达到最高水平能赚到更多的钱。在金融界工作的人或者做律师的聪明人大部分都成了富人，即使不是很有名，也能生活得很好。但是，那些研究人类学或者写短篇小说、演话剧的人，即使聪明绝顶，也很少能赚到太多钱。当然，我并不否认，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请你记住，赚钱的领域和赚不到钱的领域从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五，人生能够成功并不取决于“你记住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你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即使我们把那些高尚的文学作品统统背诵，又有什么用？但是认识谁，与谁交往，对于个人来说却相当重要。

　　关于成功的100种方法，幸福的1000种方法，已经出了无数本书，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见过赤裸裸的实用性的忠告。以前，我曾经听过华伦·爱德华·巴菲特在哈佛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生院的讲演。我期待这位大富翁说不定会教给我们成为富人的秘诀，于是就去听了。

　　讲演结束后，到了学生提问的时间，有个学生问道：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成为像您这样的富翁呢？”

　　他是这样回答的：

　　“渴望拥有爱情的人首先要让自己变得可爱，渴望赚钱的人首先要懂得做比别人更聪明的工作。”

　　礼堂里的学生们大笑起来。可是，这并不是玩笑，而是可怕的教训。

　　本·斯坦写过一部题为《怎样摧毁你的人生》（HowtoRuinYourLife）的书。去书店的时候，看到他的名字，我就高高兴兴地把书拿起来读了几页。他的书看起来好笑，却又让我的心猛地一沉。摧毁人生的方法，摧毁恋爱的方法，从经济上摧毁自己的方法等等，他写得很详细。他提出了35种平凡地摧毁人生的方法，这里简单介绍几种。

　　1不要学习任何有用的技术。

　　做一个没有用的人，不要为了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努力。猫王并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麦当娜不是也没上过大学吗？

　　2不要做什么“自我锻炼”。

　　又不是去陆军士官学校，又不是去新兵训练所，能休息的时候就尽量休息，想吃什么尽管吃。最重要的是：明明可以玩儿的时候，千万不要工作。

　　3尽量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如果自己做错了事情，要么归咎于他人，要么就怪自己运气不好。考试考得不好，那是因为老师教得不好，不是我不想考好的，所以我没有责任。

　　4羡慕一切，但是不要对任何人任何事怀有感恩之心。

　　羡慕所有人，看见邻居家的草地更绿，不要以为是邻居种植得好，只是羡慕就行了。欺骗和嫉妒是最完美的毒药，长期服用，就能阻止人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5多和奇怪的人相处。

　　定期和不幸的人，或者失败的人见面。不管你的人生多么糟糕，看见比自己更奇怪的人，都会得到安慰的。

　　6不要尊重年龄和经验。

　　传统，通过经验积累的技术。谁不知道，根本没有哪样技术是通过勤劳和努力学会的，都是天生就会的。

　　7千万不要储蓄。

　　什么勤俭，什么储蓄，说的都是鬼话。一辈子都有好工作，炒股也很顺利，再有一个富有的朋友，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储蓄是不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才做的事。

　　8认为自己不欠任何人的人情。

　　只要自己开心舒服就好了，为什么要管别人？学生时代的恩师，保护国家的军人，他们都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吗？

　　9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超过自己的收入。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当你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时，当你想买杂志上介绍的漂亮东西时，千万不要犹豫，买回来就行了。信用卡里的债务积累多了，就重新办一张。

　　10经常把“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挂在嘴边。

　　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同情别人，也没有必要和别人分担痛苦。可以对他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除了这些可笑的忠告，我认为下面才是本·斯坦提出的最现实的忠告：

　　“为了让自己尽量完美，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只要有少量的能力就够了，然而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幸运、克服危险的能力，以及想要成为富人和想要出名的强烈欲望。”

　　5、小事也很重要

　　2005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提名者约翰·罗伯特，成为华盛顿最幸运的男人。约翰·罗伯特本来只是大法官候选人，但是当布什政府因为“卡特里娜”惨案陷入政治危机的时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去世，于是约翰·罗伯特突然间成了司法部的首长。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职位。只要不主动辞职，就可以做到不想做的时候，或者做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在80岁去世，也就是说，当时只有50岁的罗伯特还可以在今后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守住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位置。到那时候，说不定连乔治·W·布什总统也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尼克松和里根两位前总统分明任命威廉·伦奎斯特为大法官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是这两位总统都去世以后，威廉·伦奎斯特也仍然占有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位置。

　　我在华盛顿做特派员的时候，在听闻会上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但是想不起来有谁能像罗伯特法官那样用善良的表情征服议员。他头脑聪明，有着出色的能力。对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提出异议。在听闻会上，只要他开口，人们就禁不住感叹，“他的脑子里怎么什么都有？”

　　他的学历和经验绝对是梦幻级别，人品也无可挑剔，所以在听闻会召开的时候，几乎很少能听见有关他的负面传闻。他的法律见解值得有识之士与他展开激烈的辩论，而他的智慧和品行则是人们尊敬和崇拜的对象。

　　当听闻会上提出性差别的问题时，他说：“我的姐姐和妹妹，还有妻子也在外面工作（workoutsideofthehouse），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重要问题。”我被他这个小心翼翼的说法感动了。他郑重地回避了可能冒犯全职主妇的危险。世界上的女人没有“工作”和“不工作”之分，只有“在家里工作”和“在外面工作”之分。

　　关于这位将来可能终生固守司法部首长位置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候选人，美国媒体进行了细致的追踪和分析。针对罗伯特的履历所做的多角度分析当中，最有趣的报道是关于他的语法实力。二十年前，罗伯特在白宫当法律顾问时写的文书被公开出来，他在批注中写道：

　　“从法律层面讲，我没有反对意见，但是在语法上有两点需要指出来。”

　　他在政府公文上详细指出语法或拼写方面的错误，以及不恰当的词语。这样的事情不只一两次。对他来说，没有错误的完美语句是法律学家的骄傲。我被他的慎重和细致，以及重视小事的态度感动了。

　　说起对语法的固执，不仅仅是罗伯特法官。如今已经离世的前任大法官哈里·布莱克蒙恩几乎是个完美的语法学者。现任大法官安东尼·斯加里亚也是一位具有相当水准的语法专家。也许你会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既不是论述教师，也不是国语教师，谈什么语法？不过，谁都知道，法律和政府文书可是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不允许让人产生误解的领域。

　　美国精英们受到的写作教育超乎我们的想象。与刚刚展开论述教育的韩国情况大不相同。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最终生产物不管是文书，还是书籍，都要表现为文字的形式，如果出现语法错误或错别字，就等于生产出了有瑕疵的产品。”这是很可怕的失误，可能会当场遭到退货，甚至取消合约。他在白宫做参谋的时候，如果看到下属递交的报告书第一页有错别字，马上就扔到垃圾筒。一篇好文章如果意外地出现了错别字，也许你会说，这不过是“白玉微瑕”，然而玉的质量并不取决于玉本身，而是取决于“瑕疵”。

　　我们喜欢高谈阔论，认为语法之类不过是琐碎而无聊的问题。但是我有时会想，美国的竞争力就在于这些大块头的人们尽量把小事做得细致而完美的态度。

　　我最开始做时事月刊记者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采访和写稿子，而是看别人写的文章，进行修改。在杂志社，采访、编辑和校对任务并不是彻底分离，都由记者们同时完成，但是编辑和校对任务大多由资历较浅的记者完成。

　　到处约稿，接到稿子以后，一边阅读一边修改，加上题目，编辑成型，这是我最常做的工作，然而我真的很不适合做这种工作，当时感觉非常痛苦。负责撰写主力报道的前辈们每个月都要采访到最后，还要写稿子，没有精力看别人写的文章。这些事情常常落到后辈们身上，那时我真想逃跑啊。

　　阅读别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地修改，这要比自己写稿子更难。我需要更集中，更小心，而且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所以难度增加了许多。那段时间，通过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培养了欣赏好作品的眼光。也看出我们的社会在写作方面是多么缺乏竞争力。

　　在著名学者中间，也有很多人把语法弄得乱七八糟。很多稿子是写完之后直接发过来的，好像连看都没看过。一个小说家写畅销小说赚了大钱，然而我看过他的文章之后，不由得震惊了，“这真是靠写文章为生的人写出来的吗？”

　　那段时间，也许我真正的收获不是到处采访，然后写出不成熟的报道，而是在阅读别人的文章时渐渐培养出对文字的感觉。不过，当时我是很伤心的。我也想写几篇洋洋洒洒的报道，我也想拿出去跟别人炫耀。

　　那时候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有固定的时机。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一起吃着可口的食物，谈论职场生活的痛苦。我们经常谈论，“只做降落到眼前的小事的委屈”和“对做风光大事的前辈们的羡慕”。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不集中做那些小事情，现在怎么写文章呢？当时拼命努力做不起眼小事的朋友们，现在都成了各领域的夺目人才。如果当时他们傲慢地回避，不愿意做那些事情，也就没有今天的他们了。如果漫不经心地去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结果就真的会成为不起眼的人。但是，如果能把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做得超乎寻常的完美，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坚固的跳板。

　　6、从内心深处超越自己（1）

　　一天傍晚，我走出办公室，往位于华盛顿北部的一家酒店走去。那天是传说中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到华盛顿讲演的日子。就连报道“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下台的另一位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都把戴维·哈伯斯塔姆尊称为“美国记者之父”。1964年，戴维·哈伯斯塔姆在《纽约时报》当记者的时候，凭借对越南战争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那一年，他才30岁。

　　从那之后，《哈泼时尚杂志》开始持续报道越南战争的情况。不过，使戴维·哈伯斯塔姆成为真正伟大的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却是他的毕生力作《出类拔萃之辈》（TheBestandTheBrightest）。

　　听说戴维·哈伯斯塔姆要来华盛顿，早在一个月之前，我这个懒虫就买好了15美元一张的门票，心潮澎湃地等待那天的到来。但是，令我惊讶和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去往戴维·哈伯斯塔姆讲演所在酒店的路上竟然出现了交通堵塞。“不会是因为戴维·哈伯斯塔姆才出现交通堵塞的吧？”我这样猜想。当我走到酒店门前的时候，才知道真的是因为戴维·哈伯斯塔姆。酒店职员让我后面的那些车都掉头，因为停车场已经没有空位了。

　　“啊，谢天谢地”，我跑到讲演场。天啊，大约来了1000人。这不是歌手举行演唱会，也没有著名艺人出场，却聚集了这么多人！我早就知道美国人都喜欢直接听著名人士的故事，但是没想到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报道“水门事件”时担任《华盛顿邮报》编辑局长的本·布拉德利和戴维·哈伯斯塔姆站在讲台上，美国媒体界活生生的传说大家，两位老将手里拿着麦克风。

　　《出类拔萃之辈》（TheBestandTheBrightest）详细记录了肯尼迪政府如何介入越南战争，以及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政府为什么不能决定撤军的经过。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历史著作。该书揭露了越南战争的本质，对美国社会反战舆论日趋高涨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还在美国年轻人中间唤起了“我想做记者”的热潮。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定应该怎样翻译这本书的题目，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人”吧？简单概括起来，这本书就是对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聚在一起，为什么做出那么愚蠢的形动进行了分析。肯尼迪参加竞选的时候，他的选举队伍只想在选举中胜出，并没有想好如果肯尼迪真的当选，应该怎样料理国政，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肯尼迪政府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甚至被称为“哈佛俱乐部”。可是，他们怎么会在越南战争中表现得一塌糊涂呢？这就是哈伯斯塔姆的疑问（哈伯斯塔姆也是哈佛大学出身）。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毕业于哈佛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生院，做过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他根本不了解越南战争涉及的政治问题，相信自己可以像管理企业那样有效执行战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很有才华，而且表现得过于自信，所以肯尼迪政府的其他人事也都安逸地以为，“既然有麦克纳马拉出面，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很久以前，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问韩国时，我曾经见过他一面，当时他说，“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我没能理解到民族感情这个层面，犯下了大错”。后来，这段内容收入名为《回顾》（InRetrospect）的书中。

　　哈伯斯塔姆报道越南战争的时候，肯尼迪总统给《纽约时报》施加压力，下令把哈伯斯塔姆调到其他部门。当时，位于西贡的美军总部和华盛顿方面都对越南战争抱着乐观的幻想，但是哈伯斯塔姆却在越南发出警告，美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泥沼。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也许可以在任何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从政治方面来看，在小规模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没有什么意义。

　　从本质上来看，越南战争是向法国统治发起的“反殖民战争”。自以为是的美国政府根本不了解该地区的历史状况，带着反共的概念卷入了这场战争，结果导致美国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被逼入死胡同（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几乎可以站在类似的角度去理解）。如果把这种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继续下去，不管是美国，还是越南，都将面临残酷的结局，这是当时哈伯斯塔姆的主张。

　　1967年，哈伯斯塔姆在《哈泼时尚杂志》连载《麦克乔治·邦迪的昂贵教育》，这篇报道写的就是这样的内容。政治学家麦克乔治·邦迪是哈佛大学校长出身，当时是国家安保次官，也是肯尼迪政府的杰出人才当中最聪明的象征。从那之后，哈伯斯塔姆受到了来自包括麦克乔治·邦迪在内的肯尼迪政府的巨大压力。

　　哈伯斯塔姆决定写书，与这种压力对峙。他的目标是在四年内写完他的著作。只要每天采访两个人，就绝对不可能失败。他放弃了工作，开始独自采访。

　　在二十周年纪念的序言中，哈伯斯塔姆详细记录了他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记者就是要为“署名”（byline）而生，为署名而死，但是真的很难放弃。记者不是通过金钱得到补偿，而是通过署名。署名代表着记者是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他放弃了这个权利，需要坚持四年，他能做到吗？

　　人们都很担心哈伯斯塔姆，对他说，“谁会关心越南战争的真实内幕？你是在浪费时间”。哈伯斯塔姆说他在写书的日子里，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当日报记者的时候，每次只能写800个单词的报道，所以思维也封闭在这800个单词之中，然而写书的时候可以使思路更加开阔，更加自由。

　　大约写了两年，哈伯斯塔姆自己也感觉“成型”了。他不知道这本书能不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他确信自己的确在写一部很重要的书。执笔三年半，书终于写完了。出版社认为这本书涉及内容太严肃，很难成为畅销书，只要能发行5万册，就算成功了。第一次印刷计划是25000千册。

　　没想到的是，《哈泼时尚杂志》介绍了书的内容概要之后，反响出奇的强烈，就把印数改为75000千册，结果仅在出版后的两周之内就售出6万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精装本售出19万册，平装本售出150万册。而且不仅仅是售书的问题，很多人读过以后针对该书展开了讨论。现在人们见到哈伯斯塔姆的时候，还经常对他说，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几岁，在哪里买的书，读过那本书之后怎样改变了自己对越南战争的看法等等。

　　书的整体内容很有趣，但是这里不能全部介绍，我就简单介绍哈伯斯塔姆写在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中的部分内容。每次读起来，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最大的喜悦是我在内心深处感觉到的喜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我在自己内心深处超越了自己。我没有浪费我的能力，如果没有写这本书，我就无法发现我的这种能力，以及我一直埋藏在心里的力量。如果说记者的人生就是一辈子学习的过程，那么写这本书的过程无异于是一次精彩的体验，精彩得让我魂不守舍。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不但改变了自己看待越南战争的视角，而且从此以后，我看待所有问题的眼光都发生了变化。我喜欢和组织分离开来，独自工作，喜欢上了更加困难更加孤独的新闻行业。我不仅写了一本关于我认为有价值的体验的书，而且我拥有了继续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每次面对真正全力以赴的人，我都会感到自卑。对于那些跨越人性新台阶的人，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从那之后，哈伯斯塔姆继续保持着“新闻行业第一人”的地位，直到现在，他已经写了19部书，其中14部都成了畅销书。

　　在鲍勃·伍德沃德记者的讲演会上，一位媒体工作者曾经这样说过：

　　“鲍勃·伍德沃德，您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吗？我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你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是吗？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过，可是，为什么我不能成为像您这样优秀的记者呢？”

　　当时，观众们捧腹大笑，这个问题也就那么过去了。但是那天，我听到哈伯斯塔姆说的话，好像知道了这个答案。

　　越南战争造就了哈伯斯塔姆，“水门事件”造就了鲍勃·伍德沃德。他们挖掘出了巨大历史事件的内幕，改变了社会的潮流。他们在做这件伟大事情的时候，承受了历史和权力的重压，成为“用全身心思考的记者”，体验了“神灵附体”的感觉。他们成为用头脑、用脚、用手、用心去思考的记者。

　　对他们的问题意识产生共鸣，阅读他们文章的读者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人读那么优秀的书，恐怕就连哈伯斯塔姆也很难成为天下无敌的新闻记者了。

　　讲演结束以后，我急切地希望哈伯斯塔姆能在我保存已久的书上签名，可是看到那么多观众，恐怕轮不到我，于是我早早离开讲演场回家了。当时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

　　“啊啊……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记者。”

　　我穿过都市，回到家里，想到自己写的那些小报道，感觉自己很狼狈。这时，哈伯斯塔姆仿佛在对我说：

　　“即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看起来无足轻重，也不要失望。你不要以为做引人注目的事情就能取得好的成就。在做小事的过程中寻找继续成长的机会，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7、What do you want？

　　我在纽约度过了短暂的休假时光。休假期间，如果继续留在华盛顿，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接触很多新闻，分不清自己是在休息还是工作。所以，当我想彻底摆脱工作的时候，我索性离开了华盛顿。最值得去的地方就是纽约。这里离华盛顿很近，坐火车只需三个小时，而且纽约有很多值得观看的景观，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最适合忘记工作，度过属于自己的时光。

　　很多人都把纽约当作美国的象征城市，但是你住在美国的时间越长，去过的城市越多，越会感觉纽约是最不像美国的城市。纽约就是纽约，这正是纽约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对于外国人来说，甚至对于住在美国其他地区的美国人来说，纽约都是个陌生而奇特的城市。

　　如果你去美国南部的小村庄，人们就会问，“你去过纽约吗？”“听说那里冬天很冷，真的吗？”很多人对于和纽约的初次相遇，以及与纽约之间的特殊缘分，都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纽约故事”，我也一样。

　　很久以前，我曾经一个人到纽约出差。以前，我已经旅游过很多次了，歌剧院、美术馆、华丽的购物街，这些都激发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就专心工作。那时候，我住在位于曼哈顿中心的一栋高层酒店，我的房间在四十层。读着报道材料，感觉厌倦的时候，我就推开窗户，俯视市内的风景。突然，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好像有人对我说话，然而这个声音又像是来自我的内心。这声音强烈地震撼了我，我的心砰砰跳个不停，有种想哭的感觉。我呆呆地站在窗前，凝视着曼哈顿的全景。

　　“是的，我生活的那个世界并不是全部。虽然我没有感觉到，但是的确存在另一个世界，这里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那个声音继续对我说。

　　“可是我们被眼前的事情纠缠住了，忘了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让我们的思维更开阔些吧，更开阔。”

　　那一年，我经历了工作以来最难过的低潮。离开学校八年了，对工作已经很适应，很熟练，成为一名“熟练工”了，可是尝试新事物的兴奋已经消失，每天都感觉很无聊。做着我已经厌倦的工作，感觉很没有意思。做没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不可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

　　工作的成果不满意，也就渐渐没有了自信，不得不经常看上级的脸色。看别人的脸色工作使我更加失去了自信。心里也很难对什么事情产生欲望，这样一来，恶性循环的连环套始终也解不开。而且，我的未来就像钟摆似地在来来回回的职场中游荡。三年后的我就是现在坐在旁边的前辈，五年后是前辈旁边的前辈，十年后是……

　　问题是我不断在心里产生疑问，“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我真的想成为我身边的那个人吗？”我不敢回答“不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措施。我久久地站在纽约酒店的窗前，终于吐了口长气，感觉心里豁然开朗。至今还说不清，也许“我过于沉浸在自己所属的这个世界里，所以感到郁闷”。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机场。我要去别的城市了。当天有雾，航班取消了。我要在一个小城市换乘飞机，到那个小城市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到达最终目的地的航班取消了。机场工作人员说：“您可以选择今天到中转城市，在那里住一夜，明天在那里换乘飞机，或者在纽约等一天，明天再出发。”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就给邀请我的公司职员打了电话，询问我该怎么办。对方的反应很简单。

　　“你想怎么办？”（Whatdoyouwant？）

　　冷汗沿着我的脊背流下来。我真是愚蠢至极，这么简单的决定都做不了，竟然还要在大清早把别人从睡梦中吵醒，询问人家的意见，而且还是个不太熟悉的人。

　　回首尔的路上，邀请我的公司方面告诉我，我可以在回首尔的路上顺便去日本分公司看看。我因为日程的安排而不得不犹豫，于是就问负责人：“我该怎么办才好呢？”那个职员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你想怎么办？”（Whatdoyouwant？）

　　我真想砍掉我的舌头，但是问题不在于舌头，而在于我的心。询问别人的意见之前，我应该先问自己想怎么做，想要什么，其次才是别人的意见。我在回首尔的飞机上，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Whatdoyouwant？”

　　那一年，在纽约出差的日子里，我重新振作起来。直到现在，每次面对困难的选择时，当时悟出的两个道理仍然会成为我的指南针。年底为新年计划而烦恼的时候，我到纽约，回味了那个令我心跳加速的瞬间，然后回来了。

　　“跳出牢笼思考问题”（Thinkoutsideofthebox），“你想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就是我的“纽约故事”。

　　8、从前的运动实力

　　我有个从小来美国，但是韩国语说得很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和她谈到某位韩国政界人士。我在无意中说到：“他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运动。”朋友问我：“他参加了什么运动？”她的韩国语虽然说得很好，却不了解韩国的情况。以前在韩国，只要提起“运动”，并不代表“体育运动”，而是“学生运动”，但是我的这位朋友不知道。

　　现在，如果你问韩国中年男人，“你运动吗？”这个问题大多是指“高尔夫”。在韩国介绍长官简历的时候，很少提到除高尔夫之外的其他运动。而且在韩国，高尔夫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近似于社交活动。当然，打高尔夫也总比什么运动都不做要好，但是在美国并不把高尔夫当作运动来宣传。运动意味着更激烈的肌体锻炼或体育运动。

　　让我们看看美国政府高层人士们的运动实力。乔治·W·布什总统是出了名的跑步狂，每天都从跑步开始，每周要和训练师一起进行肌肉训练。最近，他听说跑步对膝盖不好，开始喜欢上了山地自行车。只要有时间，他就到附近的山岳地带骑自行车。布什总统对国民说：“我身为总统，都有时间运动，谁还敢打着没时间的借口不运动？”他鼓励国民们积极投身体育运动。

　　迪克·切尼副总统患上了心脏病，正在忍受痛苦。不过，他在高中时代却是一名美式足球运动员。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刚离任——译注）从高中时代就是摔交选手，在拉姆斯菲尔德大学期间，他还领导了一支摔交队伍。他差点儿就参加奥运会了，因为肩膀受伤，才不得不放弃。

　　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从小就通过芭蕾舞和花样滑冰锻炼身体，现在也常常去健身俱乐部，直得满头大汗。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是马拉松的疯狂爱好者，以前他在美国贸易代表部（USTR）担任代表时，即使在谈判当中，也会抽时间和谈判对手一块儿跑步。

　　美国媒体在介绍高层官员简历的时候，都少不了运动经历。如果某位官员的运动实力达到了职业运动员的水准，就会被介绍为“从前的运动实力”，成为大优点。不，甚至可以说，运动实力成为决定个人形象的核心要素。“曾经的摔交选手拉姆斯菲尔德”，大多是这种方式的介绍。

　　相反，我们却注重毕业于哪所好学校，几年通过考试，以及“来者不拒”的喝酒实力。也许是“书生文化”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缘故，“在书桌前表现出来的实力”显得至关重要。

　　体育可以培养人们按照游戏规则公平竞争的精神，让人们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滋味，同时也能学习协作精神，是一种宝贵的体验。最重要的是耐心经历锻炼肌体的艰难过程。而且在美国社会，有一种崇拜强悍肌体的倾向。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运动经历”就成了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美国学校里只知道埋头学习的学生被人称为“nerd”，意思是怪人或傻瓜，受到其他学生的嘲弄，也是这个缘故。

　　对我们来说，“体力代表国力”只是口号，而美国的父母绝对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体虚弱也没关系，只要学习好就行”。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才，还需要肌体经过锻炼的强壮而有能力的人才。

　　事实上，我并不是擅长运动的体质。我不喜欢运动，甚至有人叫我“植物人”。但是在美国，我却很难放任自己。这是因为在美国，不运动的人受到的待遇和对人生自暴自弃的人差不多。

　　在美国，所谓风光人物当中很少见到胖得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的人。政界人士、官员、商人，凡是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的人，大多对自己的身体管理得也很成功。看到挺着将军肚的人，美国人就会想，“他怎么会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呢”。接下来——这多少有些残忍——就会让人感觉“连自己的肚子都管不好，还能做好什么事”。当然，谁都不会直接说出来。

　　对于“身体管理”做得不好的人产生的隐秘歧视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逻辑。谁的脚大，或者四肢短小，这些都不是个人的错误，即使自己努力，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谁都不会因为这些而感觉到“不注意管理自己的身体”。但是“肚子”不一样。如果这个人还年轻，问题就更严重了。谁都不能辩解说，天生是大肚子吧？不得不承认，那是因为懒得运动才疏忽了对身体的管理。

　　一位在白宫工作的朋友连续几个月午饭只吃简单的三明治，抽出时间用于跑步。他说自己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忙，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工作，压力很大，脸色也不好，体重急剧增加。身体太疲劳，只好用酒麻醉自己。睡醒之后，第二天强打精神上班，无可奈何地继续工作，这种生活方式很痛苦。在美国生活期间，我很少听到有人说自己这样生活。

　　在美国，说某个人有能力，就意味着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不放松，尽量细致地做更多的事情，精力充沛。当然谁都不会表现出来。N君肚子大得像足月的孕妇，他只要坐下来，就连连喘粗气。当他出席什么会议或派对的时候，即使没有人问他什么，他也习惯于自己解释，“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只顾工作，结果胖成了这个样子”。与他同桌而坐的苗条而敏捷的人们则在心里嘀咕：“这个城市里的人谁不像你一样工作？”

　　美国人对运动如此痴迷，并不单纯是为了保持体形。肌体的健康最重要，而且精神健康也要通过肌体健康来实现。运动是维持“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自我管理方式。要想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和工作打交道，却仍然充满活力，就必须通过运动缓解压力，增强体质。

　　在美国社会，运动不是享受，也不是趣味，而是“生存”。其实我也是为了生活才运动的。很多时候，我夜里睡不着觉，身体极度疲劳，精神也得不到休息。为了让自己的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我只好拼命运动，锻炼身体。

　　运动还有更大的好处，我可以产生乐观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对健康有利的“好事”，认为“我对健康管理得很好”。也许能为赶走两次感冒中的一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9、别人的成功可以促进你的成长

　　通过对政治的观察，我感觉自己其实是在观察人。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在观察政策和理念，但是在某个瞬间，我就会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开始以这种方式谈论别人。

　　工作的对象最终也是人。每天只看文件，或者看书，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跟人打交道，但是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最终还是“人的问题”或“人际关系的问题”。于是，我不禁思考起了“领导能力”。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究竟能对我的生活质量起到多大的影响呢？

　　我曾经读过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写的《胜利》（Winning）。杰克·韦尔奇总裁是美国商务界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也是活着的神话。关于他的介绍和解释，我在这里就省略了。他在这本书中提到，好的上司应该是“朋友、老师、教练、同盟军，也是灵感的源泉”。相反，不好的上司则会“破坏你的乐观精神、力量和责任感，破坏你的希望源泉，也就是你灵魂的一部分”。“不但每天让你愤怒，让你受伤，给你带来沉重的痛苦，甚至还会让你的肉体引发疾病”。

　　2001年，杰克·韦尔奇又写了一本题为《杰克，无尽的挑战和勇气》（Jack：StraightfromtheGut）的书，他的书刚刚在书店普及开来，就爆发了9·11恐怖事件。突然之间，美国社会变得不再平静，没有人有闲心倾听成功的最高管理者的人生故事。这本书虽然也成为畅销书，但并没有取得期待中的反响。人生中的时机还是相当重要的。

　　从美国出版市场的新潮流来看，美国人喜欢传记，但不是历史人物的传记。那种详细介绍生平，让读者自己去领悟成功哲学的书，在美国读者中间已经不受欢迎了。读者更喜欢直接收集和整理成功法则的书，就等于让人把剥掉鱼刺的鱼肉直接放进饭勺。

　　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韦尔奇总裁对领导者提出了怎样的建议。抛开那些高谈阔论不谈，只看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应用的部分。

　　第一，多举行庆祝活动。

　　如果经常举行派对，公司气氛会朝着玩闹的方向发展？你错了。如果有值得庆祝的事情，一定要经常举行庆祝活动。将心换心，这在忙碌的职场生活中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庆祝活动要制造对员工们的功劳给予认可和鼓励的气氛。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功的时候，即使是小事，也不能不放在眼里。作为组织领导者，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把本来可以享乐的机会错过。这件事如果领导者不做，其他人无法代替领导者。

　　第二，让下属职员敢于冒险。

　　管理者们常常鼓励职员大胆尝试新事物，但是一旦尝试失败，就会遭到“封杀”。如果你希望企业有所革新和实验，就要首先做出示范。领导者也可能在果断尝试的时候出现失误。犯了错误之后，没有必要详细地解释原因，也不需要说教。利用幽默一笔带过就行了。通过这个过程，让职员亲眼看到并且明白，“人生并不会因为出现一次失误而崩溃”。这样就可以了。而且你要记住，在一个集体当中，职位最高的人并不一定是懂得最多的人。

　　第三，好的领导者应该经常提问题。

　　所谓领导者，就是提问题的人。在开会的时候，要把自己装扮成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向职员们提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不可以？”“怎么会这样呢？”等等。但是不能只是提问题。身为领导者，要看到自己提出的问题引起职员们的讨论，进而变成实际行动。

　　第四，要有胆量和勇气。

　　领导者的存在不是为了接受人气测试，而是为了领导一个集体的发展和前进。有些人已经成为领导者，却仍然像参加职位竞选似的被人气所束缚。你要记住，你已经成了领导者。

　　第五，不管是开心，还是悲伤，都要坦率表现。

　　谁都不愿意做个传递坏消息的人。“下个月要把职员人数裁到一半”，这种话真的很难开口。即便这样，作为领导者，还是要坦率地说出来。领导者就是要这样，做错事的时候敢于承担责任，事情做得顺利时，要把称赞留给别人。

　　第六，上司和下属职员也是物以类聚。

　　拥有乐观前进和肯定思维的领导者，手下往往聚集着很多这样的职员。而且整个团队也会变成这种气氛。简单地说，悲观的团队很难取得胜利。的确如此。领导者和下属职员每天都阴沉着脸，想象着悲惨的结局，哭哭啼啼，那还能做成什么事？因此，领导者也是从团队中剔除负面思考的人。

　　第七，“目标”不仅仅给别人看。

　　难道目标是给人吃的？当然也不是。目标是与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对象。领导者宣布团队目标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奇怪或模糊的说法。如果目标模糊，自然很难命中。领导者要让职员看清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公司对职员的努力将给予怎样的奖励和补偿，这点也要说清楚。如果一切都明明白白，职员们也会发生变化。

　　第八，培养最出色的选手。

　　在体育比赛当中，出色选手越多的队伍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团队也是这样。领导者也不惜余力地培养“优秀选手”。“最佳运动员”应该怎样培养呢？首先要对职员做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选择最需要的人到某岗位工作。领导者要成为有能力的教练，提出方针，通过批评和帮助提高职员的实力。更重要的是领导者自身的信心。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才能承认和激励别人，拥有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如果和充满自信的领导者一起工作，职员们才有冒险的勇气，才能超越梦想。这种自信可以称为“成功的燃料”。

　　韦尔奇这样说过：

　　“在你成为领导者之前，成功仅仅意味着你一个人的成长。但是，当你成为领导者之后，对你来说，成功就意味着促进别人的成长。”

　　我真想和这种懂得别人的成长就等于自己成功的领导者一起工作。我也想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体验，有一天能成为这样的领导者。

　　10、分散变聪明，聚集成笨蛋？

　　一百年前，英国某村庄的家畜市场里，举行了一次猜谜活动。在屠杀肥胖的黄牛之前，把它放在舞台上面展示给人们看，让人们猜测杀了这头黄牛后能得到多少磅肉。人们交出六便士，拿到号码票，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再把自己猜测出来的黄牛重量写在上面。

　　共有787人参加了这个游戏。其中有被称为“专家”的肉店老板，但更多的却是对牛和马之类的家畜无知的人。杀牛之后，称过肉的重量，结果是“1198磅（大约540千克）”。那天，参加这个游戏的787个人没有人能猜中。

　　然而有趣的是，把这天参加游戏的787个人猜测的重量加起来，平均值只和正确答案相差一磅，也就是“1197磅”。《纽约客》的专栏作家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最近新出的《群众的智慧》（WisdomofCrowds），就从介绍这个由英国科学家高尔顿观察到的事例开始。聚集大多数人的智慧，就能得到比专家更准确的判断。

　　下面我们来看看1968年发生的另一个事例。美国潜水艇“天蝎”号在北大西洋完成任务，却在回美国的途中失踪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海军以最后一次接到“天蝎”号位置报告的地方为基点，在附近寻找，但是潜水艇却消失得了无痕迹。那么，这艘潜水艇到底去了哪里呢？

　　这种时候，当然会把潜水艇专家或海流专家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可是，指挥这次潜水艇搜救工作的海军将军约翰·克雷文却采取了特别的方法。他让数学家、潜水艇专家和救助队等各种不同领域的人写出报告，猜测这艘潜水艇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约翰·克雷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坐下交谈，聚集所有人的智慧，而是让他们分别做出自己的猜测。他还声明，猜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最接近的那个人可以得到一瓶威士忌作为奖励。这么严肃的任务，竟然只奖励一瓶酒？但是，约翰·克雷文希望他们能做出更有趣的想象。

　　约翰·克雷文综合这些人想象的结果，最终找到了潜水艇。

　　事实上，各领域的专家中间，没有人能准确地推测出潜水艇的位置，但是综合他们各自推测的位置，得到一个平均预想点，潜水艇就在距离那个位置大约220码（大约200米）的地方找到了。虽然他们每个人都错了，但是整体的平均值却与正确答案相当接近。

　　奇怪的是，这些专家们在没有任何参考信息的情况下写出了自己的猜测。发生事故的时候，潜水艇的速度有多快，为什么发生事故，这些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都各自做出了想象。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这些“无知”的个人构成的“整体”却知道答案。这个故事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也让我们对人类充满了希望。

　　第一个事例中提到的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认为愚蠢的百姓不可以参与国家事务。他相信，权力和统治必须掌握在少数杰出人物手中，社会才会健康发展，才会强盛。高尔顿之所以研究家畜市场的猜谜游戏，就是想证明这点。后来，他得出了“民主主义的判断要比想象中更值得信赖”的结论。

　　但是，《群众的智慧》的作者绝对没有主张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必然正确。即使单独的某个人是笨蛋，但是整体看来却是聪明的集体，这需要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多样性和独立性，以及权力的分散”。

　　多样性和独立性为什么重要呢？最佳的集体判断不是通过协议和妥协达成，而是通过“意见的不一致”和“竞争”得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集团要想变成最聪明的集团，最好的方法就是使每个成员尽量独立思考和行动。

　　单独分散的时候，每个成员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只要集中所有人的意见，就会胜过依赖几名出色的专家，这个结论不能不让人们点头赞同。多数普通人的意见综合起来要比一个聪明的精英更值得信赖。划一性的危害我们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明。在一个集团，如果人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要看着别人的眼色进行猜测，那么这个集团绝对不可能成为聪明的集团。因为“异议”和“竞争”无法生存于其中。

　　因此，不要害怕单独一个人。在集团文化压力相对严重的韩国社会，要想表现得与众不同，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有八九会沦落为笨蛋，要么会被集团疏远和冷落。但是，这个方法的确使我表现得与众不同，而且也让我所在的集团变得更聪明。不要看着别人的眼色，不要被大多数人的意见左右，只有这样，个人和集团才能同时找到出路。

　　11、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如果我能事先看到十年之后的自己，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会很努力学习。不，只要我能预见到两年之后的情景，我也会在成为特派员之前的进修期间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

　　我大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学。但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实在想不出除了做外交官或学者，我的专业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后来做了华盛顿特派员，我才为过去稀里糊涂地混过读书时光而感到无比遗憾。

　　大学时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的理论，还有那些对解释韩国国情没有任何帮助的书籍，到了华盛顿之后，却突然有了重要的意义。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理论大多是从美国得出来，所以在美国这个脉络中，有着解释政治现象的力量。

　　当然，即使我过去努力学习国际政治，也未必能成为更好的特派员；即使我认真读书，也未必能写出更好的报道。但是，当我感觉以前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和现在所做的事情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很快乐。我还买来过去的教科书，重新阅读。当我见到书的作者时，我暗自在心里高兴。

　　我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津津有味地读完了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的《胜利之后》。战争结束了，胜利国获得了以自己为中心确立秩序的机会。但是，只有主动减弱通过胜利获得的力量，才能通过与战败国的协议维持新秩序，这是作者的主张。

　　换句话说，在战争中取胜的时候，如果你想维持胜利状态，就不要被胜利的喜悦陶醉，不要持续压迫失败者，要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适当地分给对方，这才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失败者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欲望。

　　胜败无常，战争和竞争一样，不是一局决胜负。即使暂时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第一名，也没有人能保证你永远保持这个位置。所以，胜利者千方百计寻找让自己长久保持胜利状态的方法。

　　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失败者承受更彻底的溃败，永远不可能再站起来，以此维持自己建立的秩序。但是，当胜利者表现得过于残忍的时候，失败者绝对不会屈服于胜利者的秩序，他们势必图谋东山再起。即使你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即使你是个光芒四射的胜利者，你也不可能单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为了维持自己的胜利状态，胜利者反而要安慰失败者，使他们同意自己确定的新秩序。要想让失败者忍气吞声跟随自己，就必须与他们分享点什么，并且同他们协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建立了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上确定了布列顿森林体系。他们确定新国际秩序的过程，就是限制和削弱胜者力量的环节。美国没有任意挥霍自己的巨大力量，而是通过削弱本国实力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以此确保了更加稳定的秩序。

　　德国统一之后，国力大大增强，却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而且他们选择继续留在限制德国力量的欧洲统合秩序，也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作者解释说，战后的众多国际秩序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

　　所以胜利者一定要记住，战争或竞争中取胜的事实不可能永远占据优势。因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就想从胜利中得到更多，结果反而会威胁到胜利的状态，成为焚烧胜利成果的第一步。记住这些，一定会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他告诉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韩国国内的政治也是这样。执政党越是残忍地践踏在野党，彼此之间的力量差异就会越大，结果使在野党束手无策。但是，这实际上更加刺激了在野党的反抗心理，所以不可能得到安定局面。选举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地奋战，一旦取得胜利，执政党就要适当缓和自己的主张，对反对派露出微笑，并做出些许的让步。只有这样，以执政党为中心的秩序才能维持下去，才能更加稳定。

　　我们不妨从个人角度来看。成为特派员之前，我的前任特派员前辈给我提了几条建议。只有两名特派员在华盛顿分局工作，为了保持团结，就需要小心，所以前辈对我说：

　　“当你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对方可能也觉得自己吃亏了。这时候，你们的心理都处于相似的状态。但是，当你感觉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人际关系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僵局。所以你要始终保持稍微吃点亏的心态。”

　　这位前辈的忠告成了我终生牢记的箴言。虽然不是争输赢的问题，却毕竟是几个人的合作。如果我感觉很舒服，而且占了便宜，那么肯定会有人更辛苦，更难过。如果我照顾不到这些，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也就是人际关系就会崩溃，我也许会成为这种崩溃秩序的受害者。

　　从国际秩序到人际关系，我们谈了很多。国际政治学家们说，国际政治的逻辑不能使用于国内政治，但是我是业余政治研究者，所以不用在意这些。总之，线的存在就是让人们跨越，而门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开启。

　　12、杜邦环岛族和波拖马克疾病

　　乔治·W·布什总统举行就职仪式的前一天，我早晨起床时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雪。就在上周，天气还温暖如春，白天有很多人穿着半袖衣服跑步，可是寒冷和大雪好像专门等待这一天，赶在总统就职仪式这天蜂拥而来了。我去议事堂领取就职仪式的采访证。议事堂矗立于山坡，俯视着被白雪覆盖的城市，看起来是那么美丽，那么威风凛凛。

　　一位在下院做议员助理的朋友骄傲地说：“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看到议事堂的建筑，我就会心潮澎湃，因为那里才是聚集民意的地方。”当时，我差点儿就脱口而出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在谈论政治希望和潜力之前，我首先学会了冷笑和挫折。因此，当美国朋友对政治发表正面看法的时候，我总是会受到刺激。另一位在下院为议员做地区管理的朋友说：“地方居民来到议院办公室的时候，大多是来寻找世界上最后的解决方法。法律解决不了，所以他们最后来找政界人士。”接着他又说：“政治虽然创造不了奇迹，但是能给人以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这句话让我感动。他们都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今后能参加总统竞选。与现任议员竞争的时候，若想取胜还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在辅助议员管理地区的过程中，注意学习立法的技术和拉选票的秘诀，等待议员退休的日子。

　　也许这么说有些夸张，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中，对权力有野心的人都去了华盛顿，而把人生赌在金钱上的人才都去了纽约。除了纽约，其他很多地方也可以赚到钱，但是要想追求权力，就必须从年轻时代开始学习“华盛顿”。因此，华盛顿是那些把第一份工作定位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带有权力倾向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每到夏天，就会拥挤着很多实习大学生。

　　在华盛顿，年轻人聚居的地方是“杜邦环岛”地区。那里有很多公寓，还有适合年轻人口味的饭店、服装店、酒吧、书店。现在，政府部门和议会当中值得一提的人才，大多曾以“杜邦环岛族”的身份闯入华盛顿。工资太低，凭借自己的力量连间公寓都租不到，于是他们就两三个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不分昼夜地磨练政治基本功，聚集人力资源。以“杜邦环岛族”的身份度过艰苦的岁月，就是为了进入“政治游乐园”而付出的昂贵入场费。

　　脱离了杜邦环岛族，在华盛顿有了一定地位之后，折磨他们的就是“波拖马克病”，这种疾病借用了流淌在华盛顿周边的“波拖马克河”的名字。即使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认可，被聘请到华盛顿的中青年人士也会不可避免地患上“波拖马克病”。不管权力大小，只要尝到了掌握权势的滋味，就开始患上慢性“波拖马克病”，苦心等待在华盛顿崛起的日子。

　　迪克·切尼副总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杜邦环岛族”。美国政治中不存在突然耀眼的明星，只有那些等待很长时间，做过很多贡献，能力逐渐得到承认的人，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这是华盛顿政治的不成文规矩，它教会了今天的杜邦环岛族要有耐心。

　　在民主社会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拿着国民交纳的税金做薪水，在那些可能对国民和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事项行使决定权，为国民和国家服务。如果仅仅是头脑聪明，学识渊博，是不可能被赋予这种权力的。首先要向人们证明，自己是超越个人层次，可以为社会工作的人。

　　在美国，选拔公职者的重要标准，就是他们这一生为了公职目标付出了多少。有些人到了选举季节，突然站出来说自己要为公益事业献身。看他们的简历就会知道，他们大多是为了自己而拼命努力，最后取得成功的人。可是谁也难以确信，这个人今后会为国家和社会付出一切。儿童时代和年轻时代从来没有过为公益事业服务和奉献的经历，难道会因为某一天的突然决定而改变人生吗？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

　　在华盛顿观察美国精英的时候，脑海里也常常受到“公益”这个单词的支配。在美国的最高教育机构，教师几乎像洗脑似的把“为公益事业而奋斗”的信息种植在学生们心里。在公共机构工作并不是办公共事业奋斗的惟一道路，即使在专业领域或企业中工作，也可以通过捐款的形式为社会做贡献。经常听到这些教诲和从来没听过的人，他们的人生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是否能够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

　　美国也像韩国，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就意味着拥有了享有恩惠的人生。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不需要从事经济活动继续学习，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或者家庭的支援绝对做不到。在社会中得到最大恩惠的人，理应承担起为没能得到这些恩惠的人工作的义务。这是美国最高教育机构在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时候，不断注入学生脑海里的信息。

　　表面看上去，杜邦环岛族是从年轻时代就追求权力的年轻人，其实在这背后隐藏着“要为自己所属的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奉献”的心理。有些人明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却拿着微薄的薪水在市民团体工作，每当看到他们，我就会受到感动和刺激，同时也觉得内疚。对于“你是否曾经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的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还远远没有资格回答。

　　试着这样想，我在不知不觉间依赖于别人的奉献走到今天，因此我也有义务为其他人工作。如果这样想的话，世界就会变得更广阔了。

　　13、烹饪属于自己的时间

　　黛博拉在华盛顿市中心买了房子以后，举行了一场派对。虽然小区有些陈旧，但是一百年前盖的房子显得很有档次，很优雅。黛博拉的交际范围很广，在他家里可以见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在黛博拉家里说说笑笑，玩过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对黛博拉说，“我要走了”。黛博拉爽快地挥了挥手，说“好的，再见”。

　　如果我在韩国人的聚会上这样说，朋友们肯定会三番五次地挽留，“怎么这么早就走，再玩会儿吧”。第一次参加美国朋友的派对，即使我中途提出要走，“谁也不会挽留我”，我还为此感到失落。我做好了向朋友们解释为什么必须中途离开的准备，可是竟然没有人问我原因。“哎呀，是吗？那好，那就再见了，再见！”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人说什么了。

　　深夜，我穿过宁静的城市，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尽情地玩过了，现在我只想着回去写报道，愉快地结束一天的生活。如果是韩国人的聚会，我肯定会受一番煎熬。“别人都留下来，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要走？”批判的箭矢会无情地朝我飞来，扎进我的身体。最近还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去参加韩国朋友们的聚会，因为下面还有别的安排，于是我提前离开了。第二天，有个朋友用批评的语气对我说，“昨天就你一个人先走了”。是的，“就你一个人！”这是一种罪过。

　　在韩国，重要的“怎样与别人相处”，而在美国，“怎样与自己相处”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是“群居社会”和“独立社会”的区别。在韩国，要想过得好，首先要知道大多数人去哪里。就连吃午饭也是这样，如果别人都要了炸酱面，那么自己也不要别出心裁，最好也要炸酱面。如果你不想成为那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就要牺牲自己，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生活的秘诀。

　　然而美国却不是这样，如果你的意见不明确，就会让人感觉你这个人有问题，要么就是心怀叵测。美国社会不断地询问“你想要的是什么”，鼓励你做出自发性的选择。对于自己想要什么，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基准。而且，独自度过的时间要比和别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所以要学会自己独处。

　　其实，我们需要与自己交朋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做什么事，我现在过得好不好，这些事情只有通过与自己的对话才能了解。独自旅行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摆脱熟悉的日常生活和平时很亲密的人，拥有与自己相处的时间。

　　生活在韩国的人们几乎没有时间与自己相处。不管别人是否要求，自己都要表现出诚意，不断追随别人的意见。这样一来，所有的时间都为“别人”消耗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人际关系相当牢固，如果没有足够的冷静和果断，就不可能解脱这种牢固的人际关系。所以说，韩国人投资给别人的时间远远多于投资给自己的时间。

　　相反，在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人口密度低，物理距离远，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彼此不侵犯对方的私生活，所以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在美国的生活很孤独。如果我不主动举行派对或聚会，生活就会一直保持安静。只要我不想，没有任何人会侵入我“私生活的领土”。在韩国，即使自己坐着不动，好像也会有什么东西从周围滚到自己身边，想要步步跟随真的很难。但是在美国的生活却“自动”保持安静。

　　我在美国生活的第一年，所有的喜悦和痛苦几乎都来自我学习“烹饪属于自己的时间”。美国人只要高中毕业，大部分就要依赖自己的力量生存。20岁左右，就要学会独立。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独立，在社会层面也要决定自己应该怎样生活。

　　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像藤蔓相互纠缠”的社会里，我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别人像对待自己的问题那样帮我解决问题，我虽然感觉有压力，但是一直依赖于这种生活。

　　那些藤蔓在支撑我的同时，也压抑着我。当我从这些藤蔓中摆脱出来，孤军奋战地适应美国社会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要想得到自由和独立，就需要付出孤独和责任的代价。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要独自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风险和负担，这些都是我通过亲身体验才理解的。我很痛苦，就像和很多人乘着大船航海，突然让我自己乘一叶小舟，渡过汪洋大海。当然，这其中也有着更大的喜悦，我可以选择自己想去的方向，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速度。

　　可是，我毕竟是韩国人，有时还是觉得适当追随别人更稳妥。所以听到朋友说“只有你一个人先走了”，我就会像犯罪似的，心里感觉非常不安。我怀念那种没有时间孤独的稳固的人际关系，甚至还患上了思乡病。不过，“如果你自己不做决定，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警告也时常提醒我，让我保持清醒的意识。

　　不管怎么样，人生总是要由自己选择，自己承担责任。与别人一起度过的时间也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空间，我们拥有共同的体验。

　　因此，只有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让我不同于别人的真正差异才能表现出来。我不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所以独自度过的时间就要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独处的时间就不存在了。这样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自己的时间，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度过属于自己的时间。

　　14、懒惰生活的快乐

　　有一天我在看早报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报道，非常有意思。那篇报道的内容是个看来很懒惰的英国人写的一本书，题目叫《懒惰生活的方法》（HowtobeIdle）。作者汤姆·霍格金森在英国创办了《懒虫》（Idle）杂志，被称为“懒惰生活的专家”（在韩国，这本书被翻译成《理直气壮地享受懒惰生活的方法》）。

　　“为什么清晨一定要早早起床？”这本书从这个深奥的问题开始，论述了睡觉、做梦、慢吞吞吃午饭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怎么能不被吸引呢？以前曾经听说过“缓慢生活”的说法，还从来没听人这样露骨地提倡“懒惰生活”，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于是，我丝毫没有表现出懒惰，马上就去书店买来了这本书。我以为这应该是有关“方法论”的书，相信这本书肯定和那些讲述成功秘诀、幸福方法、健康生活的图书摆放在一起，于是我往那边的书架走去。可是我没有找到。于是我问店员，店员说，“那本书在生活幽默区”。

　　我哈哈大笑。坦率地说，如果当时不是在书店，我真想笑得满地打滚。也难怪，这本《懒惰生活的方法》，怎么可能与被美国人奉为神灵的成功哲学书摆放在同一个书架里呢？是我的想法太局限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故事只不过是生活里的“幽默”。

　　我们的懒虫代表选手是这样开头的，“早睡早起能够使人变得健康、富有和聪明吗？”世界上最懒惰的人之一，也是作者的朋友，每天早晨都对叫自己起床的妻子这样说，“等我遇到有早起价值的事情，我再早起床”。

　　现代人都争先恐后地想比别人提前起床一小时，每个瞬间都尽量提高效率，生活得忙忙碌碌。作者却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懒惰也有懒惰的意义。他称赞白天睡懒觉，提醒人们不管是否生病，都要偶尔请一次病假，还奉劝读者充分享受喝茶的时间。追求懒惰，而且我们的最终状态——死亡也是懒惰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他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美国咖啡厅文化进行了攻击。咖啡属于胜利者，是专门为那些早早起床，不吃午饭，拼命追求金钱和社会地位，精神极度空虚的“狂人”准备的东西，你们真的幸福吗？你们不能尽情睡懒觉，只能依赖咖啡因让自己振作起来，被压力折磨的时候，需要服用抗忧郁剂，然后疯狂地工作，拼命想要获得成功，可是，你们真的能得到健康、富有和聪明的生活吗？

　　突然，我感觉自己曾经喜欢过的这种简单有序，充满活力的美国生活，竟然是那样没有意义。喝着咖啡打瞌睡的下午，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瞪大眼睛，这让我感到羞耻。

　　伟大的诗人惠特曼没有选择勤劳，而是选择了流浪；作家马克·吐温最终也没有选择努力工作，而是经常寻找快乐；思想家亨利·大卫·梭罗拒绝忙碌的奋斗，选择了在湖畔悠然自得地生活。作者对工作狂发出了警告：“拒绝工作，寻找乐趣和自由，寻找快乐，现在到了应该懒惰的时候！”

　　这个信息对于早起型的人类时代，只有勤劳的人才可能成为胜利者的时代进行了正面攻击，也让我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不过，这个自称为懒虫的作者，他的内功可不能忽视。如果他真的是懒虫，怎么能写出书来？他是一个很喜欢看书，很喜欢思考的人。他的知识是建立在宗教和文化，以及哲学基础之上的广博知识，他写的书也很幽默。

　　他想告诉读者的是，“细细品位生活中的每个瞬间”。喝一杯茶，或者读一本书，都要从容地享受。我们常常忙得马不停蹄，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们完全可以静静地生活。我把这本书读完以后，读到了隐藏于“懒惰”之后的“认真面对生活”的信息，我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我把这本书放在床头。最近，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工作的包围中度过，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个符咒，阻止更多的工作来追赶我。我真的很想好好生活，不被任何工作追赶，也不用为任何事情而挣扎。

　　15、学会喜欢“极限”的方法

　　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曾在报道中写过这样的话，“因为有所选择而痛苦”。那天，我收到了无数读者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在我的人生中创造了“收到邮件最多”的记录。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以为可以在众多选项中选出最好的一个，这种人生是更美好的人生。不是有人这样说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快要发疯了”。

　　可是，“选择的痛苦”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呢？选择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把其中的一个握在手里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抛弃”另外所有的可能性。看起来好像只要我们做出选择，就能“得到什么”，其实在选择之后还要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丢掉很多东西，这才是我们不安的原因，也就是质疑“我选择的真是最好的吗？”因此，我们在为拥有而喜悦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对“放弃”的痛苦。

　　《无从选择》（TheParadoxofChoice）就风趣地解答了我们在面临选择时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是斯沃斯莫尔大学的巴里·施瓦茨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他在书中提出了“选择的自由并不会束缚更幸福的生活”。尤其是美国，真的是“选择的地狱”。对于因为无可选择而忧心忡忡的人们来说，也许会认为我这么说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不过，如果你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真的会很痛苦。

　　比如说，我们想吃百吉饼的时候，百吉饼店员会问，“您想要哪一种”。从原味百吉饼到葡萄干百吉饼，还有带芝麻的百吉饼，我们需要在各种各样的百吉饼中选择。接下来，店员又会问，“要不要烤一下？”然后又问，“您想要什么奶油芝士？是淡的，普通的，还是加鲢鱼的？”等等……我真的要发疯了。可是，店员的问题还没结束，“把奶油涂在上面，还是单独给您？”啊，还有“您在这里吃，还是带走？”

　　尽管这样，百吉饼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去三明治店，难度又加大了一倍。到高档饭店里去，必须点得很烦琐，很复杂，才能受到好的待遇。如果你纠缠着服务员，问他“这是什么，那个是怎么做的？”然后详细地告诉服务员，这个要这样做，那个要那样做，服务员会很高兴地记下你的要求，然后洋洋得意地把你要的东西拿给你。当然，你要做好付小费的准备。

　　面对选择的痛苦时，我常常会想起在首尔时的高效午餐时间，“我们必须快点儿把饭吃完，炸酱面和烩面，从中选择一种”。那时候，我是那么讨厌这种程式化的方式。看来人的心理真的很复杂。快餐业之所以如此繁荣，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在美国人中间，也有很多想“快点儿”解决吃饭问题的人。“一号套餐，中份，饮料要可乐！”只要说上这么一句就行的快餐店虽然有些没人情味，却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不少便利。不过，即使是喜欢慢节奏的美国人，如果到了欧洲也会生活不下去。是啊，到了那些仍然保持午睡习惯的国家，我们还能期待什么速度？

　　有一天，《无从选择》的作者去了超市，他调查到的商品种类是这样的。

　　“运动饮料13种，果汁85种，冷饮75种，防晒霜61种，镇痛剂80种……”

　　即使逐个尝试所有的种类，普通人也无法区分出这些不同种类产品间的差异。但是，人们都有选择更好商品的心理，所以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犹豫该选哪一种。最后，美国人都不由自主地陷入“选择的海洋”，过着筋疲力尽的生活。因此，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选择的范围越大，满意度越低”。

　　选择也意味着最终要放弃某些东西。而且，当我们选择放弃某样东西的时候，说不定被我们放弃的选择才是更好的选择，而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却可能并不怎么样。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后悔，“啊，当时要是选择别的就好了”，这些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烦恼和压力。

　　选择的过程也需要付出相当的辛苦，因为我们必须把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都衡量一遍，而且所有的猜测都不确定。更恶劣的情况就是我们和别人做出的选择做比较。我们除了陷入选择的地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们每天都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因为我们想选择更好的东西，结果把自己变成了最愚蠢的傻瓜。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作者提供的几种方法。

　　第一，不要从客观上选择可能最好的，应从主观上做出选择。

　　不要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最好的，而是选择最适合我的，选择我喜欢的。只有通过自己的眼睛进行选择，以后才不会后悔。

　　第二，学会“这样就可以了”，学会满足。

　　这也是一种训练。如果我们总是想如果当时我放弃这个，选择其他的，结果会不会更好，这本身就是时间上的浪费，也是自寻烦恼。既然选择了，就要懂得满足。不要把大好时光用于思考没有走过的路。

　　第三，多想想机会成本。

　　总是因为自己选择了这个，放弃了那个而遗憾，总是想着自己失去的东西，这等于你为选择付出了多次代价，也是降低满意度的捷径。相信自己的选择，往好的方面想，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选择的效率。

　　第四，把所有的决定和选择当成无法挽回的最终结果。

　　只有这样，才会感觉自己的决定要比其他选择更好。如果你认为可以改变，那么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思考自己的决定。一旦决定了，就要接受，千万不要再反复考虑。

　　除此之外，还有好几种方法。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作者最后提出的建议，“学会喜欢极限的方法”。

　　鱼缸里的金鱼妈妈对小金鱼说：

　　“你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没有极限。”

　　人们可能会想，“这个金鱼妈妈真傻”。因为谁都能看到鱼缸的极限。“关在那么小的鱼缸里，根本不可能到更广阔的地方，还说什么没有极限”。但是，小金鱼可以不用担心在鱼缸里被大鱼吃掉，可以放心地探险，寻找新的东西，说不定还能写出好文章呢。

　　如果小金鱼脱离了鱼缸，就会走向真正没有极限的广阔世界。但是，小金鱼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之后，说不定就会以生存为惟一的目标，别的什么事情也不想，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最终在挣扎中结束生命。接受制约和极限，这也是从中寻找隐秘可能性的出发点。你说这是颓废？说不定这是思考的转折点。极限是克服和挑战的对象，有时也是我们应该承认和喜欢的对象。

　　如果“想做的事情”成为“必须做的事情”

　　秋意渐浓的时候，华盛顿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这里和首尔有13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必须赶在首尔工作的时间醒来。这种生活节奏使我像“废人”似的生活在华盛顿。凌晨三四点睡觉，上午十点左右起床，忙着赴中午的约会。

　　不知道华盛顿特派员以这种方式生活的“正常人”，常常早晨给我打电话，问我，“你还在睡觉？”我又不能一一解释，于是就成了懒虫。心里悄悄地嘀咕，“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早起型人类”，但是现在，世界却把我变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睡觉的“胡乱就寝型”。都说美人爱睡觉，可是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使我在华盛顿生活的一年时间里苍老了三岁。

　　这个该死的华盛顿！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复杂的事情，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我重新学习。有个七十多岁的美国女记者说，“记者的人生就是不断学习”，真的是这样。每当发生什么新的事情，我就要给在那个领域有造诣的朋友打电话。

　　我原以为记者生活达到十年以上的时候，就能熟练运用从前学过和了解过的内容，可以悠闲地生活了。可是，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所以记者必须拥有许多领域的朋友。我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呢？也许记者最应该知道的，就是谁最了解某个领域的问题。

　　从现在开始，这才是我想说的话。整个夏天，我始终对一件事情放心不下，所以也没能回复读者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今年夏天，不知道是不是老师都给学生留了同样的假期作业。真的很奇怪，很多人都在电子邮件中问我，“如果想做特派员或记者，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想做记者的人。我好几次想写回信，可是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所以就一直耽搁下来了。

　　“你为什么会成为记者？”

　　——“为生计而挣扎，后来就成了记者。”

　　“怎样做才能成为特派员？”

　　——“公司里下了命令。”

　　“在工作的时候，感觉最有意义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拿到工资的时候。”

　　我不能这样坦率地回答，不是吗？但是，我也不想说什么伟大的使命感之类。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特别想做记者，只是在偶然之间成了记者，后来渐渐喜欢上了这项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怀着“应该还可以吧”的心理，但是在刚开始工作的几年时间，有时候我竟然喜欢工作到了讨厌休息日的程度。

　　特派员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精彩和潇洒。我们不可能洋洋得意地穿梭于各种事件和事故的现场，更多的时候，特派员需要在其他国家到处游荡，受尽白眼。如果那些想做记者的学生们看到我忙碌了一天，半夜回家，还要睁着通红的眼睛写报道的样子，一定会转身离去，再也不做记者了。如果他们看到我睡上两个小时之后，又要睁开红肿的眼睛去采访的场面，恐怕也会毫不犹豫地改变主意。

　　不过，因为记者这个职业，我见到了各个领域的很多人，从中也学习到很多东西。做自己从小就想做的事情，这样的人大多是幸福的（记者说起别人的事情似乎更熟练）。因为这样的人实现了人生的梦想。职业就像婚姻，别人说好没有用，只有自己真正喜欢才行。也就是说，当“必须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相吻合的时候，就等于实现了梦幻的人生。如果还能赚到很多钱，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

　　这期间，我还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世界上没有“精彩的职业”，只有“把工作做得精彩的人”。即使看上去很精彩的职业，有的人也会做得一塌糊涂；即使看上去不起眼的职业，有的人也能做得光芒四射。本来是没有人关注的职业，但是有一天，突然有人把那项工作做得很出色，于是这项工作从此成了“人气职业”。

　　“不是职业使人变得精彩，而是人使职业变得精彩。”我想给这段日子以来给我发电子邮件的读者回信时，写下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