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这纷纷扰扰熙熙攘攘:天人合一：起源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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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文明顺利发展的基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这种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它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谨就 “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与形成，略作考述。
一、“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天地是生育万物的本原。《春秋繁露·顺命》说：“天者，万物之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这说明“天”是人类万物的本原。但“天”的本质是什么？《论衡·谈天》说：“天，气也”。“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是指自然而言。《庄子·天道》注：“天者，自然也。”《列子·仲尼》说：“乐天知命”。张湛注：“天者，自然之分。”由此可知，这里的“天”是指大自然讲的。中国古代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作天人关系。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与人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当时在大自然中与山川、鸟兽以及草木为伍。大自然的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使人类显得渺小无力。加之当时人类的族群非常弱小，基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采集果实、猎取鸟兽来艰难度日。中华先民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且受神灵护佑。在瞬息变化的大自然面前，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敬畏和依赖的感情。这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只是感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当时的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天人合一”观念，是数千年来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意思是说，庄稼，种它的是人，生它的是地，养它的是天。《黄老帛书·君正》说：“人之本在地”。这是说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以土为本，以水为命，顺天时，因地利，靠人和，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特点。
相传，伏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生活在大约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周易·系辞传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说，远古时代伏羲氏做部落联盟领袖时，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创作了八卦，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类万物”来实现人与“神明”的沟通。这里的“神明”就是指大自然讲的。故八卦就是中华先民与大自然进行沟通的巫术手段。巫术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八卦的产生，对远古人类克服盲目性有着积极的意义。由此表明，远古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探究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大自然之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而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做法，已经是一种“天人合一”观念的反映。因此说，自伏羲氏画八卦开始，“天人合一”思想就已处于萌芽状态。
二、春秋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制的解体，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产生，思想文化领域也日益活跃。这时，“天人合一”思想已成为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并开始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观念。这在古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记载。
１、周室王臣的“天人合一”观念。
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天人合一”观念。《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话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把“天地”与人类的生存和“动作、礼仪、威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的思想观念。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把天、地、人相联系的文献记录。
太子晋治世“五则”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则此五者而受天之丰福，飨民之勋力，子孙丰厚，令闻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太子晋是周灵王的长子，自幼聪慧。他已经开始强调用“天人合一”观念治理国家。他所说的“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是说九黎、三苗的君王，乃至夏、商的末世之君，都上不尊法于天，下不取则于地，中不安和百姓，不顺应时节，不恭奉神灵，完全抛弃了这五个准则。而其中的“上法天、下则地、中和民”的思想，则是对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
２、郑国子产 “天经地义”的“天人合一”观念。
著名政治家子产将天道与人道明显区别开来。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反对当时的占星术，但是也肯定人与天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记载郑子太叔（游吉）追述“先大夫子产”的言论说：“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仪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内外，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这里子太叔引述子产遗言论述“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的思想，把人事与天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从伦理道德的高度来讲天人关系，表现了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这里的“天”显然“已不是人格神的含义，而上升到了一般性的原理，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味。”①
３、楚国观射父“三事”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国语·楚语下》载：楚昭王（前515年——前489年在位）问观射父说：“三事者，何也？”对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观射父说：“天、地、民及四时之务为七事。”“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 （韦昭注：“乾称刚健，故武。地质柔顺，故文。《易》曰：‘坤为文’。以忠信为行。”“七事，天、地、民、四时之务。八种，八音也。”）这里观射父把天、地、民“三事”统一起来讲，明显表现出了“天人合一”观念。
４、越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观念。
范蠡是春秋晚期的著名政治家，他是辅佐越王勾践称霸诸侯及治理越国的关键人物。他向越王勾践提出持盈、定倾和节事的三个治国方略。《国语·越语下》载：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国语·越语下》载：越王勾践由吴返越第七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耶？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 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 (韦昭注：“与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与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谦，倾危之中，当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与地，法地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之属。” “参，三也。天、地、人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也就是说，想成就霸业就要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要效法地道顺应农时，时不至不可强生；要争取人心，谦和礼让。这是以“天人合一”观念来规范人事、治理国家以及成就霸业的典型事例。
５、孙子“五事”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该书开卷《计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兵、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是说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把国家的政治状况、天气的寒暑变化、地形的险阻宽狭、将师的智谋才能和军队的管理制度等因素来作综合考察，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项原则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这是用“天人合一”的观念来探求战争胜负规律的科学论断。
６、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他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由天道讲起，最后归结到人道上。《道德经》第一次提出了天的起源的问题，认为天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先天而生”的道。老子以道、天、地、人为“域中四大”，他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专就“天道”与“人道”关系立论，在充分肯定自然规律合理正确的基础上，尖锐地针砭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并提出了具体的救世方案：效法自然。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的学说宗旨在于“自然”“无为”。老子推崇“天人合一”，他由“天道”以说明“人道”，由“自然”以推论“社会”，主张效法自然，推崇无为。老子《道德经》第五章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说，天地之间如同一个大风箱，越是运动，产生的风量也就越大。博学多识但爱发号施令则必招致失败，还不如保持虚静，顺其自然。老子从修身养性入手，积极提倡勇于退守、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道德经》第十章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说，让万物生长、繁殖；生养了万物但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但不恃为己功，导引万物但不妄加主宰。这就是最深远博大的美德。关于“自然”与“人生”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辩，他提出了“致虚”、“守静”、“归根”、“复命”四个重要命题。主张以虚心宁静的态度，来随顺天地万物的自然变化。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意思是说，达到心灵虚无空明的极致，切实地保持最高度的清净。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就此观察它们的循环往复。万物复杂众多，纷纭变化，但最后都各自回归到它的本原。回归到本原叫做“静”。“静”就是所谓的“复命”。“复命”叫做“常”，认识“常”叫做“明”。不理解“常”而轻举妄动，必然会导致灾难。了解认识“常”才能兼容包涵一切。包涵一切，才能坦然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景附归从，天下归从，才算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是合乎大道。合乎大道，才能永恒长久，终身不会遭受任何危险。因此老子认为天、地、人都要服从盈虚转化、循环往复的规律。
春秋时期的刘康公、太子晋、郑子产以及老子都生活在京畿地区，“天人合一”观念由此沿中原向外辐射，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维观念。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最经典、最全面的。
三、战国诸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战国时期是奴隶制没落、封建地主所有制逐渐形成的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这时的哲学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许多重要思想家，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天人合一”观念在此时已成为一种被普遍认知的指导思想。兹举其要者说明如下：
１、《庄子》“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合一”观念。
《庄子·大宗师》开篇就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这是说要把认识天地自然与人的基本属性和作用，作为知识的最高境界。并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就是说天和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可以突破自我的局限与自然感通，达到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和谐程度，也就是所说的“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即主张万物的平等。庄子从物性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同生。因此，人类应从自我中心的心态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心灵审视世间万物，从而使“天人合一”的观念达到新的境界。
２、《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孟子以天为最高主宰，他认为人所以能思，是天所赋予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孟子·告子上》）。于是孟子把天与人的心性统一起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知天了。初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在顺应天时，固守地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活动固然不可脱离天时、地理条件，但也不可受天时地理条件的绝对限制。事在人为，人可胜天。只要将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就可以克服天时、地理方面的不利因素，化不利为有利，化小利为大利。这种人本思想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３、《管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管子》是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全书充满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例如：
（1）、《枢言》载：“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
（2）、《君臣上》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之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
（3）、《五行》说：“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
（4）、《内业》说：“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夏秋冬，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又说：“凡人之出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5）、《地势解》说：“天载万物，制寒置，行明，次星辰，天之常也”。“地生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得比焉”。“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6）、《版法解》说：“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
《管子》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是阐明天有四时之象，地有山川之形，民生天地之间。然天生万物、地养万物而“无取焉”，人主要效法天地的包容精神，“容物多而众得比焉”。也就是说圣人要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从而明确肯定了天人的统一。
四、《周易大传》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周易大传》是对《易经》的注释及发挥，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相传是由孔子及其弟子撰著而成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共十篇，使《周易》哲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天人合一”观念遂成为《周易》哲学的核心。
《周易·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务，万国咸宁。”《彖传》的意思是说,《乾》卦“元始创造”的品德是多么伟大啊！宇宙自然的万物都依靠它而开始生成，所以说它统领着天，体现着天的意志。云朵飘行，霖雨降落，各类的生物流布成形，显示着丰富多姿的生命形态。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使宇宙自然中的万物各自形成其品德属性，又保全了阴阳会合冲合的元气，以有利于守持正固。阳气从萌芽状态开始而生成万物，又周流不息地运行，天下万方都因此而和美安宁。《周易·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前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以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
《易传》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有机的整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气相通、一脉相承。因而，《周易》里面天人同构，一一对应，把天人合一奉为易道。易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作为“天人之道”，它的外延扩大到宇宙人生各个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说卦传》）。这表明《易传》的内容不过是天地人三才而已。所以，“天人之道”是《易传》所推崇的重要“易道”。它追求的是天与人的统一与和谐。天道、地道、人道和谐一致，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整体思维模式。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从不把人同自然界隔离，总是从整体上、宏观上考察人同自然（天地）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制约的规律。天道、地道、人道相统一，是人类理想境界的实现。天时、地利、人和，可保国富民强。三才统一的整体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长期坚持的优良思想传统，比起割裂人同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易传》追求天人合一，首称承认天人不同，各守其道，咎吝有别。这不是说天道与人道是相互背离的，而是一体两面，天人是以“易”为连结的中介，《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能“察于民之故”。其次认为天的运行规律与人的活动规律是一致的，天的规律必在人的规律中得到反映。天之动是自然的，人之动是具有意识的，在这点上规律所起的作用各自不同。人之动的规律需要人自觉地认识并加以利用，人的主观意识和行动要符合客观规律，要与自然规律保持和谐一致。人类要与天保持和谐一致，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进行一定的主观努力。圣人讲求仁义礼智信，究尽人性。人性与天性相通，“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只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方能“知天矣”。《易传》把“天”与“人”相类比，赋予“天”以强烈的“人”性色彩，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理性、道德之化身。人们要与天地合其德，必须要修身养性。
《易传》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应无所作为，应当利用自然规律，辅助自然发展，为人类谋利益。正所谓“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象辞传上·泰卦》）。“财成”即加以裁制成就，“辅相”即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宇宙万物乃氤氲之气凝聚变化的产物，没有超自然的神灵左右，人应当承认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性，称为“道”。人应当“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掌握万物变化的妙道。人应当发挥其在宇宙中的作用，参与天地化育，“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因时置宜，因地置宜，促成万物的发展。人在参与天地之化育时，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做到“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乾文言》）。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无不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人们为了促成事物的变化，应当顺应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此即《彖辞传》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指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应乎人”指适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顺乎天应乎人”是易学强调的“天人合用”的基本准则。
《易传》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把自然与社会、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考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维特点是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统一的联系中，《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系辞传上》）。圣人有广博的知识而“知周乎万物”，又坚持原则而“旁行不流”，不违背天命而“乐天知命”，又发挥德行的作用而“敦乎仁”；对于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对于万物则委屈成就而“曲成万物”。其所以如此，在于通晓阴阳变化的规律即“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的观点：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注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不违”、“不过”、“不流”、“不忧”、“能爱”的天人和谐一致的境界，是《易》所追求的。正因为强调天人的统一和谐，所以才反对“过”与“不及”。从政治上说这一整体思维方式的积极意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发展需要稳定，社会稳定却又是相对的，要在发展过程中求稳定、达和谐。“生生之谓易”，社会在稳定和谐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五、《黄帝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基本理论重要的经典著作。其生态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人与天地相参” （《灵枢·岁寒论》）的整体医学观。“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意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人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产物。《黄帝内经》指出人生活在“气交”之中，和大地的万物一样，都是天地形气阴阳物质即自然界有规律变化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
也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过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由此表达了人是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产物，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是长期适应自然界环境结果的深刻内涵。
第二，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素问·脏气法时论》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各种食物因为性质差异进入肌体后各有所归。《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即臊、焦、香、腥、腐。臊入肝，焦入心，香入脾，腥入肺，腐入肾；五味即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五气五味进入人体以后，其中精微者输送到全身以养五脏，从而保证生理机能的正常发挥和过程的正常进行。
第三，人体和自然界有着共同规律。《内经》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不仅共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而且人与自然界存在多种相互通应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腹。”指出大自然的清阳之气在上面为天，浊阴之气在下面为地。和自然界云雨升降的运动规律相同，人的物质代谢也有类似的过程。说明了人与自然界不仅相通，而且简直就是一体。故《内经》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论》）
第四，人体生理机能和病理过程受自然界的影响。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表示一年中气候变化的规律。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有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相应变化。《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通于春气；脾胃……仓廪之本，……通于土气。”不仅四时气候对人的生理功能有影响，昼夜的变化对人的生理功能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天之内，白天人的阳气行于外，推动着人的各种机能活动，所以人的劳动多在白昼；夜间阳气内敛，人们也由动入静，通过休息而恢复精力和体力。因此，《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此外，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机能。不少疾病的发生是因地而异的。《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东方之人易患痈疡，西方之人其病生于内，北方之人脏寒生满病，南方之人易病挛痹，中央之人易病凄厥寒热。”这是因为致病因素和人的体质特点因地而有所不同，所以疾病也会因地而异。 简言之，老子道法自然的心理结构搭起了框架，庄子鼓胀了想象的翅膀，孟子注进了伦理血液，《易传》添加了清醒的认识，《黄帝内经》高扬生态医学的风帆。“天人合一”观念由于儒道的互补而日趋形成。
结 语
我们通过对“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与形成的粗略阐述，大体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1、“天人合一”观念的起源与形成。大致可以说，“天人合一”观念起源于远古伏羲氏画八卦时期，产生于春秋时期，形成在战国时期。洛阳是《河图》、《洛书》的故乡，而刘康公、太子晋、郑子产、以及老子都生活在河洛地区。刘康公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太子晋的“治世五则”以及郑子产论述“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的“天人合一”观念，足以说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发祥地。
2、“天人合一”观念的定型与成熟。“天人合一”思想虽然起源于远古伏羲氏画八卦时期，产生于春秋时期，形成在战国时期。而“天人合一”这个成语则出现较晚。西汉的董仲舒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一”观念：“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是没有直接标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宋代邵雍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际天人”即是通贯天人，也是“天人合一”思想，但也没有提出这四个字。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的是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他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正蒙·参两》）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规律就是性命之理，自然界与人类遵循同一规律。这标志着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相当成熟了。因此可以确定“天人合一”观念定型于西汉，成熟于宋代。
3、“天人合一”观念在古代的深刻影响。庄子认为，能够认识到哪些是天的作为，哪些是人的作为，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了。“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庄子·大宗师》）。司马迁作《史记》，“亦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把探究天人关系作为其首要的宗旨。与之稍晚的杨雄认为，能够通达天地人之道理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儒者；只通天地之道而不通人道者，只能算作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这就是所谓的“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北宋哲学家邵雍甚至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4、“天人合一”观念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当今世界，人们在功利思想的驱使下，片面强调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种强烈的占有和奴役万物、企图主宰宇宙而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盲目开采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目前，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向大自然回归的呼声日高。西方国家陆续新创立了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文明学等一批新兴学科。这些姗姗来迟却方兴未艾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天人观惊人地吻合。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不约而同也意味着在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国的“天人合一”中汲取营养，因为“天人合一”早就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归宿和最高境界。因此说，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现在仍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西方文化一衰则不 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② 季羡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述”，“代表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③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天道生生、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精粹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而能促进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应大力弘扬。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的问题，他指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破坏自然，会引起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近年来人们强调保持生态平衡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④这样的认识决非国人偏爱而过誉，西方有识之士也大有人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卜松山教授盛赞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通向现代化的一种思想”，“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中国“真正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避免西方的一些重大失误”，那么中国“也许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 ⑤ 而早在1827年，欧洲文化第一代表人物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中就赞叹：“中国人了不起。在中国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为一，……那么和谐、和睦，这个境界我们西方没有。”⑥ 因此，蔡运章先生说：“在人类历史踏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东西方文明将在碰撞和融合中不断发展。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东方哲学思想，则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丰厚礼物。”⑦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注释：
① 张智彦《老子与中国文化》第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③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
④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15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⑤ 卜松山《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从“天人合一”谈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３年第5期。
⑥ 埃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⑦ 蔡运章《周易、老庄与中华文明》，《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一、“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天地是生育万物的本原。《春秋繁露·顺命》说：“天者，万物之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这说明“天”是人类万物的本原。但“天”的本质是什么？《论衡·谈天》说：“天，气也”。“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是指自然而言。《庄子·天道》注：“天者，自然也。”《列子·仲尼》说：“乐天知命”。张湛注：“天者，自然之分。”由此可知，这里的“天”是指大自然讲的。中国古代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作天人关系。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与人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当时在大自然中与山川、鸟兽以及草木为伍。大自然的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使人类显得渺小无力。加之当时人类的族群非常弱小，基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采集果实、猎取鸟兽来艰难度日。中华先民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且受神灵护佑。在瞬息变化的大自然面前，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敬畏和依赖的感情。这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只是感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当时的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天人合一”观念，是数千年来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意思是说，庄稼，种它的是人，生它的是地，养它的是天。《黄老帛书·君正》说：“人之本在地”。这是说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以土为本，以水为命，顺天时，因地利，靠人和，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特点。
相传，伏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生活在大约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周易·系辞传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说，远古时代伏羲氏做部落联盟领袖时，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创作了八卦，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类万物”来实现人与“神明”的沟通。这里的“神明”就是指大自然讲的。故八卦就是中华先民与大自然进行沟通的巫术手段。巫术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八卦的产生，对远古人类克服盲目性有着积极的意义。由此表明，远古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探究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大自然之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而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做法，已经是一种“天人合一”观念的反映。因此说，自伏羲氏画八卦开始，“天人合一”思想就已处于萌芽状态。
二、春秋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制的解体，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产生，思想文化领域也日益活跃。这时，“天人合一”思想已成为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并开始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观念。这在古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记载。
１、周室王臣的“天人合一”观念。
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天人合一”观念。《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话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把“天地”与人类的生存和“动作、礼仪、威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的思想观念。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把天、地、人相联系的文献记录。
太子晋治世“五则”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则此五者而受天之丰福，飨民之勋力，子孙丰厚，令闻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太子晋是周灵王的长子，自幼聪慧。他已经开始强调用“天人合一”观念治理国家。他所说的“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是说九黎、三苗的君王，乃至夏、商的末世之君，都上不尊法于天，下不取则于地，中不安和百姓，不顺应时节，不恭奉神灵，完全抛弃了这五个准则。而其中的“上法天、下则地、中和民”的思想，则是对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
２、郑国子产 “天经地义”的“天人合一”观念。
著名政治家子产将天道与人道明显区别开来。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反对当时的占星术，但是也肯定人与天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记载郑子太叔（游吉）追述“先大夫子产”的言论说：“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仪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内外，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这里子太叔引述子产遗言论述“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的思想，把人事与天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从伦理道德的高度来讲天人关系，表现了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这里的“天”显然“已不是人格神的含义，而上升到了一般性的原理，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味。”①
３、楚国观射父“三事”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国语·楚语下》载：楚昭王（前515年——前489年在位）问观射父说：“三事者，何也？”对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观射父说：“天、地、民及四时之务为七事。”“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 （韦昭注：“乾称刚健，故武。地质柔顺，故文。《易》曰：‘坤为文’。以忠信为行。”“七事，天、地、民、四时之务。八种，八音也。”）这里观射父把天、地、民“三事”统一起来讲，明显表现出了“天人合一”观念。
４、越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观念。
范蠡是春秋晚期的著名政治家，他是辅佐越王勾践称霸诸侯及治理越国的关键人物。他向越王勾践提出持盈、定倾和节事的三个治国方略。《国语·越语下》载：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国语·越语下》载：越王勾践由吴返越第七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耶？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 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 (韦昭注：“与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与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谦，倾危之中，当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与地，法地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之属。” “参，三也。天、地、人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也就是说，想成就霸业就要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要效法地道顺应农时，时不至不可强生；要争取人心，谦和礼让。这是以“天人合一”观念来规范人事、治理国家以及成就霸业的典型事例。
５、孙子“五事”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该书开卷《计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兵、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是说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把国家的政治状况、天气的寒暑变化、地形的险阻宽狭、将师的智谋才能和军队的管理制度等因素来作综合考察，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项原则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这是用“天人合一”的观念来探求战争胜负规律的科学论断。
６、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他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由天道讲起，最后归结到人道上。《道德经》第一次提出了天的起源的问题，认为天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先天而生”的道。老子以道、天、地、人为“域中四大”，他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专就“天道”与“人道”关系立论，在充分肯定自然规律合理正确的基础上，尖锐地针砭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并提出了具体的救世方案：效法自然。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的学说宗旨在于“自然”“无为”。老子推崇“天人合一”，他由“天道”以说明“人道”，由“自然”以推论“社会”，主张效法自然，推崇无为。老子《道德经》第五章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说，天地之间如同一个大风箱，越是运动，产生的风量也就越大。博学多识但爱发号施令则必招致失败，还不如保持虚静，顺其自然。老子从修身养性入手，积极提倡勇于退守、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道德经》第十章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说，让万物生长、繁殖；生养了万物但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但不恃为己功，导引万物但不妄加主宰。这就是最深远博大的美德。关于“自然”与“人生”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辩，他提出了“致虚”、“守静”、“归根”、“复命”四个重要命题。主张以虚心宁静的态度，来随顺天地万物的自然变化。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意思是说，达到心灵虚无空明的极致，切实地保持最高度的清净。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就此观察它们的循环往复。万物复杂众多，纷纭变化，但最后都各自回归到它的本原。回归到本原叫做“静”。“静”就是所谓的“复命”。“复命”叫做“常”，认识“常”叫做“明”。不理解“常”而轻举妄动，必然会导致灾难。了解认识“常”才能兼容包涵一切。包涵一切，才能坦然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景附归从，天下归从，才算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是合乎大道。合乎大道，才能永恒长久，终身不会遭受任何危险。因此老子认为天、地、人都要服从盈虚转化、循环往复的规律。
春秋时期的刘康公、太子晋、郑子产以及老子都生活在京畿地区，“天人合一”观念由此沿中原向外辐射，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维观念。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最经典、最全面的。
三、战国诸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战国时期是奴隶制没落、封建地主所有制逐渐形成的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这时的哲学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许多重要思想家，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天人合一”观念在此时已成为一种被普遍认知的指导思想。兹举其要者说明如下：
１、《庄子》“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合一”观念。
《庄子·大宗师》开篇就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这是说要把认识天地自然与人的基本属性和作用，作为知识的最高境界。并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就是说天和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可以突破自我的局限与自然感通，达到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和谐程度，也就是所说的“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即主张万物的平等。庄子从物性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同生。因此，人类应从自我中心的心态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心灵审视世间万物，从而使“天人合一”的观念达到新的境界。
２、《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孟子以天为最高主宰，他认为人所以能思，是天所赋予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孟子·告子上》）。于是孟子把天与人的心性统一起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知天了。初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在顺应天时，固守地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活动固然不可脱离天时、地理条件，但也不可受天时地理条件的绝对限制。事在人为，人可胜天。只要将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就可以克服天时、地理方面的不利因素，化不利为有利，化小利为大利。这种人本思想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３、《管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管子》是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全书充满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例如：
（1）、《枢言》载：“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
（2）、《君臣上》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之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
（3）、《五行》说：“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
（4）、《内业》说：“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夏秋冬，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又说：“凡人之出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5）、《地势解》说：“天载万物，制寒置，行明，次星辰，天之常也”。“地生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得比焉”。“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6）、《版法解》说：“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
《管子》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是阐明天有四时之象，地有山川之形，民生天地之间。然天生万物、地养万物而“无取焉”，人主要效法天地的包容精神，“容物多而众得比焉”。也就是说圣人要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从而明确肯定了天人的统一。
四、《周易大传》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周易大传》是对《易经》的注释及发挥，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相传是由孔子及其弟子撰著而成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共十篇，使《周易》哲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天人合一”观念遂成为《周易》哲学的核心。
《周易·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务，万国咸宁。”《彖传》的意思是说,《乾》卦“元始创造”的品德是多么伟大啊！宇宙自然的万物都依靠它而开始生成，所以说它统领着天，体现着天的意志。云朵飘行，霖雨降落，各类的生物流布成形，显示着丰富多姿的生命形态。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使宇宙自然中的万物各自形成其品德属性，又保全了阴阳会合冲合的元气，以有利于守持正固。阳气从萌芽状态开始而生成万物，又周流不息地运行，天下万方都因此而和美安宁。《周易·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前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以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
《易传》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有机的整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气相通、一脉相承。因而，《周易》里面天人同构，一一对应，把天人合一奉为易道。易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作为“天人之道”，它的外延扩大到宇宙人生各个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说卦传》）。这表明《易传》的内容不过是天地人三才而已。所以，“天人之道”是《易传》所推崇的重要“易道”。它追求的是天与人的统一与和谐。天道、地道、人道和谐一致，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整体思维模式。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从不把人同自然界隔离，总是从整体上、宏观上考察人同自然（天地）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制约的规律。天道、地道、人道相统一，是人类理想境界的实现。天时、地利、人和，可保国富民强。三才统一的整体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长期坚持的优良思想传统，比起割裂人同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易传》追求天人合一，首称承认天人不同，各守其道，咎吝有别。这不是说天道与人道是相互背离的，而是一体两面，天人是以“易”为连结的中介，《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能“察于民之故”。其次认为天的运行规律与人的活动规律是一致的，天的规律必在人的规律中得到反映。天之动是自然的，人之动是具有意识的，在这点上规律所起的作用各自不同。人之动的规律需要人自觉地认识并加以利用，人的主观意识和行动要符合客观规律，要与自然规律保持和谐一致。人类要与天保持和谐一致，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进行一定的主观努力。圣人讲求仁义礼智信，究尽人性。人性与天性相通，“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只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方能“知天矣”。《易传》把“天”与“人”相类比，赋予“天”以强烈的“人”性色彩，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理性、道德之化身。人们要与天地合其德，必须要修身养性。
《易传》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应无所作为，应当利用自然规律，辅助自然发展，为人类谋利益。正所谓“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象辞传上·泰卦》）。“财成”即加以裁制成就，“辅相”即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宇宙万物乃氤氲之气凝聚变化的产物，没有超自然的神灵左右，人应当承认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性，称为“道”。人应当“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掌握万物变化的妙道。人应当发挥其在宇宙中的作用，参与天地化育，“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因时置宜，因地置宜，促成万物的发展。人在参与天地之化育时，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做到“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乾文言》）。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无不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人们为了促成事物的变化，应当顺应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此即《彖辞传》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指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应乎人”指适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顺乎天应乎人”是易学强调的“天人合用”的基本准则。
《易传》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把自然与社会、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考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维特点是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统一的联系中，《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系辞传上》）。圣人有广博的知识而“知周乎万物”，又坚持原则而“旁行不流”，不违背天命而“乐天知命”，又发挥德行的作用而“敦乎仁”；对于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对于万物则委屈成就而“曲成万物”。其所以如此，在于通晓阴阳变化的规律即“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的观点：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注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不违”、“不过”、“不流”、“不忧”、“能爱”的天人和谐一致的境界，是《易》所追求的。正因为强调天人的统一和谐，所以才反对“过”与“不及”。从政治上说这一整体思维方式的积极意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发展需要稳定，社会稳定却又是相对的，要在发展过程中求稳定、达和谐。“生生之谓易”，社会在稳定和谐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五、《黄帝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基本理论重要的经典著作。其生态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人与天地相参” （《灵枢·岁寒论》）的整体医学观。“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意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人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产物。《黄帝内经》指出人生活在“气交”之中，和大地的万物一样，都是天地形气阴阳物质即自然界有规律变化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
也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过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由此表达了人是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产物，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是长期适应自然界环境结果的深刻内涵。
第二，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素问·脏气法时论》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各种食物因为性质差异进入肌体后各有所归。《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即臊、焦、香、腥、腐。臊入肝，焦入心，香入脾，腥入肺，腐入肾；五味即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五气五味进入人体以后，其中精微者输送到全身以养五脏，从而保证生理机能的正常发挥和过程的正常进行。
第三，人体和自然界有着共同规律。《内经》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不仅共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而且人与自然界存在多种相互通应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腹。”指出大自然的清阳之气在上面为天，浊阴之气在下面为地。和自然界云雨升降的运动规律相同，人的物质代谢也有类似的过程。说明了人与自然界不仅相通，而且简直就是一体。故《内经》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论》）
第四，人体生理机能和病理过程受自然界的影响。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表示一年中气候变化的规律。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有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相应变化。《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通于春气；脾胃……仓廪之本，……通于土气。”不仅四时气候对人的生理功能有影响，昼夜的变化对人的生理功能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天之内，白天人的阳气行于外，推动着人的各种机能活动，所以人的劳动多在白昼；夜间阳气内敛，人们也由动入静，通过休息而恢复精力和体力。因此，《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此外，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机能。不少疾病的发生是因地而异的。《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东方之人易患痈疡，西方之人其病生于内，北方之人脏寒生满病，南方之人易病挛痹，中央之人易病凄厥寒热。”这是因为致病因素和人的体质特点因地而有所不同，所以疾病也会因地而异。 简言之，老子道法自然的心理结构搭起了框架，庄子鼓胀了想象的翅膀，孟子注进了伦理血液，《易传》添加了清醒的认识，《黄帝内经》高扬生态医学的风帆。“天人合一”观念由于儒道的互补而日趋形成。
结 语
我们通过对“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与形成的粗略阐述，大体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1、“天人合一”观念的起源与形成。大致可以说，“天人合一”观念起源于远古伏羲氏画八卦时期，产生于春秋时期，形成在战国时期。洛阳是《河图》、《洛书》的故乡，而刘康公、太子晋、郑子产、以及老子都生活在河洛地区。刘康公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太子晋的“治世五则”以及郑子产论述“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的“天人合一”观念，足以说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发祥地。
2、“天人合一”观念的定型与成熟。“天人合一”思想虽然起源于远古伏羲氏画八卦时期，产生于春秋时期，形成在战国时期。而“天人合一”这个成语则出现较晚。西汉的董仲舒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一”观念：“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是没有直接标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宋代邵雍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际天人”即是通贯天人，也是“天人合一”思想，但也没有提出这四个字。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的是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他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正蒙·参两》）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规律就是性命之理，自然界与人类遵循同一规律。这标志着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相当成熟了。因此可以确定“天人合一”观念定型于西汉，成熟于宋代。
3、“天人合一”观念在古代的深刻影响。庄子认为，能够认识到哪些是天的作为，哪些是人的作为，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了。“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庄子·大宗师》）。司马迁作《史记》，“亦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把探究天人关系作为其首要的宗旨。与之稍晚的杨雄认为，能够通达天地人之道理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儒者；只通天地之道而不通人道者，只能算作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这就是所谓的“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北宋哲学家邵雍甚至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4、“天人合一”观念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当今世界，人们在功利思想的驱使下，片面强调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种强烈的占有和奴役万物、企图主宰宇宙而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盲目开采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目前，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向大自然回归的呼声日高。西方国家陆续新创立了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文明学等一批新兴学科。这些姗姗来迟却方兴未艾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天人观惊人地吻合。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不约而同也意味着在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国的“天人合一”中汲取营养，因为“天人合一”早就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归宿和最高境界。因此说，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现在仍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西方文化一衰则不 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② 季羡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述”，“代表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③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天道生生、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精粹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而能促进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应大力弘扬。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的问题，他指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破坏自然，会引起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近年来人们强调保持生态平衡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④这样的认识决非国人偏爱而过誉，西方有识之士也大有人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卜松山教授盛赞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通向现代化的一种思想”，“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中国“真正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避免西方的一些重大失误”，那么中国“也许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 ⑤ 而早在1827年，欧洲文化第一代表人物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中就赞叹：“中国人了不起。在中国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为一，……那么和谐、和睦，这个境界我们西方没有。”⑥ 因此，蔡运章先生说：“在人类历史踏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东西方文明将在碰撞和融合中不断发展。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东方哲学思想，则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丰厚礼物。”⑦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注释：
① 张智彦《老子与中国文化》第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③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
④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15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⑤ 卜松山《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从“天人合一”谈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３年第5期。
⑥ 埃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⑦ 蔡运章《周易、老庄与中华文明》，《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