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太后有点小毓夏:《周易》研究的新收获

《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简评（一）

《周易》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世誉“群经之首”，历来认定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潘雨廷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周易》研究的势头和前景说：“近十年来，《周易》一书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此风不得不知有来自国外的事实，故重视《周易》者，不但限于老年学者，且多中青年，此为极好的现象，能见到《周易》有发展前途。”这是先生为江国梁君《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出版撰作的序文，当时作者年富力强，以其独特的视野和思路，展现于致力象数之学研究和探讨《周易》的本旨，即神学主旨“推断吉凶”和《周易》的表现形式，即“卦象卦辞”，这是作者承继家传，又具本人的心得，深入钻研和透彻理解“观象系辞”和“制器尚象”的本义，结合实际，不断拓宽思路，以逞尽力说明象数之理之同时，减少过分渲染其神秘感；简明解释象数应有作用同时，力求不再增多其神秘感。这样的构想，作者完成《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鹭江出版社出版)，三十八万余言专著之后，经过一段搜集资料,制订课题和精思傅会，推出了《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一），由台湾学易斋2000年3月出版，列为《易学研究丛书》之一种，引人瞩目。
业师黄寿祺教授说过：“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系辞上传》）何以称《周易》是“奇书”，俗谓“天书”呢？主要是因为“年代久远”、“文字深奥”、“时代暌隔”、“注疏繁芜”，使得今人难以摆脱深奥艰涩的文字障碍，也使得今人难以逾越古往今来的时代暌隔，以致难从繁芜冗杂的注疏诠释中阅读和理解《周易》原理，视这部在古代相当历史阶段代表中华文化前进方向的哲学巨著，为越读越玄，越注越“神”的“奇书”，其中推断吉凶的主旨和卦象卦辞的表现形式，以阴阳变易，诠释和判断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各种矛盾、运动和变化，无与伦比地展现中国古代人们观察世界和审视生活的辩证思维方式，十分突出地表现中国古代人们宏观把握和微观驾驭的能力。这是“奇书”之“奇”的特色。所以，作者撰出《无字天书》冠于书前，有如引言，启人思考和揣摩——[Page]
据考：人们只能以古籍中的记载为据，如“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得而画八卦，该图古称为“河图”。它的特点是：用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即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又如“大禹”治水，理龟载文于背，得而因之成“九畴”，谓之“书”，古称为“雒书”。然而，后来见到的“洛书”，没有文字，也只是用黑白环点示数的“图”（有称为“洛图”）。该图有言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环居中。据说“河图”“洛书”古时皆有文书，后来散佚，现在大家经常看到是宋时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两幅图，因有数无字就叫它“无字天书”吧。至后，又出现一幅图叫做“九宫图”，全是用数码排列。我认为它是试图用“八卦”原理，仿照“洛书”与《大戴礼记》中的“明堂图”而创造的。该图的特点是：纵横交叉数的和皆“十五”，又称“九宫数”。该图实际出现的是在徐岳的《术数记遗》中，属于“古算法”。因为该图有数无文，也可以把它称作“无字天书”吧。应当指出，由于“五术”者强给披上“神秘”的外衣，把它吹得神乎亦神，影响极深，所以我才给以明指：它是数学，“飞星”与它无缘。此外，古代还有几幅图，如古“太极图”、“先天图”、“后天图”等，也都应该称为“无字天书”。（页24）
正是“无字天书”，《周易》研究，自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着《十翼》以降，注家蜂起，从魏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到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从宋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到明来知德《瞿塘先生易注》（简称《来氏易注》）；从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周易观象》，到现代马其昶《复位周易费氏学》、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以及黄寿祺《易学群经平议》《汉易举要.孟氏易学》《周易名义考》《论易学之门庭》等，注、疏、释、辩、论。颇见繁多，其中代有名著，仁智之见，各自深化的认识和独有的见地，力求将文学深奥艰涩得以明白易懂的说明，以期缩短时代暌隔，让人们从古老的《周易》中阴阳变易的理论体系，领悟古人精妙深邃的思想之于社会生活具有分析矛盾，解释世界，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但是，也存在如《四库提要》既称《易》学有“两派六宗”，越说越繁的偏向。以致不少人们望而生畏，或难以步入学《易》门庭，徘徊不前。[Page]
众所周知，《周易》作为一个大学问，发韧于占筮活动，阴阳八卦，正是大自然向人类反复映现和不断变易其千姿百态的形象，即通过“无字天书”演变六十四卦，强烈刺激和哲理感悟人们从中获得丰富想象和贴切行知，在不断模拟，获取感知和抽象过程，把握和理解卦象和卦辞——人类最初的文化符号，推动人们理解力的迅速提高，把握了要领形成某种认知模式，映示“无字天书”的“奇”而非不可捉摸的文化要义。这便是集中在象数、义理两个范围的研究。义理派以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作为经学派，即后称儒学；而象数派，既要切占筮之用，也要发《易》理深蕴，作为象数派，即后称道家派。吴承仕先生在清人彭申甫《周易解注.傅义辨正》有说：“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指的是象数义理两者互相参用。作者多年悉心研究，从海外归来，携回菲律宾华文《联合日报》、《世界日报》连载的这部新着，阅后颇为欣慰。如果说《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面世，让读者明白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必须熟知中国历史和哲学范畴的发展全过程，还必须了解象数的发生和发展全过程。这样，正是了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史况，以便有机联系其与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实际，就能最充分理解中国“哲学——科技“的一体化的特点。作者的研究《周易》新课题，便从这一立论完成《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何以称这部著述是《周易》研究的新收获呢？我以为其着有独到的特色。
一．实。全书研究致力于《周易》基础与方法，实实在在搜集丰富的资料，经过思考和探究，立论实在，不务泛论和虚说，力求在普及《周易》原理，提高《周易》阐释水平和阅读能力，尤其突出多学科，多课题，多种思维方法的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摆好了“干”与“枝”的位置。作者认为，把握《周易》源本象数，发为义理，这是主干；而枝附的现代和当代科学技术，包括天文、地理、算术、乐律、兵法、韵学、人体科学、化学、医学等。这样阐明经典传的互相区别、互相联系的基础理论，扎实基本功，有益于读者认识《周易》的解经必备的首要依据。至于应当掌握象征这一八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着眼切实的辅导，不会空言和玄虚说法，使读者清晰地明了象数不离义理，叙义理不废象数，二者不可分割的道理。也许作者多年从事研究的实践较为丰富，著述有据有理，从实例印证立论，更好地了解“干”与“枝”的关系。这便是“知枝知干，溯源升华”和“从源溯流，强干弱枝”的学习和研究《周易》的基础理论和切实方法。所以，国际易学应用工程学会为此着撰的序文叙及：“江教授就是抓住‘枝干’的特点，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即‘文史法’和‘五行法’，前者立足于‘玄理’、‘十三经’；后者紧固于‘阴阳五行’和古今‘科学’，实二者不能偏颇。《〈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一书，就是‘五行法’的尝试”。（页8）[Page]
作者认为：在明确经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基础上，应当以《易传》为解经的首要依据，经、传的创作时代不同，故两者反映的思想也互有差异。但《易传》的创作宗旨本在阐经，又属现存最早的论《易》专著，则不可不视为今天探讨《周易》经义的最重要参考数据。《复位周易费氏学》引秦树澧曰：“以经解画，以传解经；合则是，而离则非。”此说可取。应当掌握六十四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易》之用虽在占筮，《易》的本质内蕴则为哲学。前人讲象数不离义理，叙义理不废象数，即可知两者本不能截然割裂；而“象”与“理”的结合，正是《周易》卦形、卦爻辞“象征”特色的体现。掌握了“象征”规律，有利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较完整地挖掘《周易》的内在思想。（页114）这些倡导的理论基础是实在的，让读者把握学《易》入门的要领，夯实基本功，以便循序渐进，学《易》解《易》，脚踏实地做功夫，攻学问，取成效，出业绩。
二．博。全书立说着论，林林总总，引经据典，联系古今科技实际，既显作者博闻广见，知识面宽，见地独到，又显作者善于广泛征集资料，善于思考和研究，从中阐明《周易》的本旨和象征，不作繁琐乏味的考证，侧重引述和引证自己对六十四卦的分析和理解，拨开神秘莫测的文化要义，留人明白易懂的印象。
《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一）主要是引导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在学《易》过程中，必须熟悉和掌握易学博大精深，玄奥善变的内容，以简明的予以表达，并运用可效性的“学易方法”，把握学易门钥，逐步深入研究，逐步揭开物质结构、变化的奥秘，建立新的宇宙理论和哲学思想。所以，第一编是《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的第一章“义理”研究的方法，专门介绍黄寿祺先生及其经传“三位一体”研究法和邓球柏教授的《帛书周易》研究法，展现作者的研究和立论的功力，在于广览群书，博识厚积，始能有此基础和方法的著述行世。[Page]
黄寿祺教授的“三位一体”研究法，扣住“从源溯流，强干弱枝”方法论,一是熟读经传，考明《春秋内外传》诸占筮，以便览观六朝隋唐诸家义疏，最后始稽宋元以降诸家之经说，不从古注入手，力避为迷不知，达到“从源溯流”；二是须知《周易》源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义理象数为主干，其余涉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算术以及方外炉火、禅家妙谛，还有近世泰西科学者，均视枝叶。不由根干而寻枝叶，力避不辨主客之嫌，这是“强干弱枝”的举措。
邓球柏教授“帛书周易”研究，一是注重《周易》研究中“考古”内容，二是《帛书系辞传》充分反映孔子的思想，既突出“追求吉善的途征是自己的德行、仁义，而不是祭祀、卜筮”态度，对易道的阐释自成一家；又倡导安危治乱的变易，强调安邦治国的大益，从而说明名与实，类与变，一与多等辩证关系。至于《帛书易经》共四千九百三十四字，与传世的王弼本不同的字为九百五十七个，约占百分之十九点三九，两相校对，不仅版本和字义有别，也说明古代八卦列序多种，若是这样，可推出有四千三百二十种。古代“占法”更是多类型的。这些列举扼要，对比得力，说明有据，很见广博的识见和研究功力。
三．明。行文简明浅现，立说明白晓畅，阐释有融古通今之长，无深奥艰涩之短，便于一般入门读者的阅读，这种贴切读者心理的文学表达，令人体味亲和感的可读性。如“义理”研究的方法，分介黄寿祺教授“三位一体”研究法和邓球柏教授《帛书周易》研究法。前者，有《研究〈周易〉的几点意见》，后者有《〈帛书周易〉内容研究提要》，都以专立一节概介。若从目录上，便未发觉什么，似只是一般的述记黄和邓二位长者的研究法，其实细阅之后，发现作者并非“几点意见”和“提要”，而是从自己与二位长者交往过从的感受入题，展介了“几点意见”和“提要”，令人亲切，可信和明白。行文十分简约，扼要概述，明明白白，从不拖沓冗杂，便是一例[Page]
目前，许多学《易》、研究《易》的读者普遍反映：入门难，研究科学《易》亦难。刚刚结束于北京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等，诚如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所指的，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这便可知杨先生评论《易》的偏颇在于“常识性错误”。但这一言论引起了读者的混乱，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其实，1990年2月《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出版，江国梁君已经回答了诸多问题。我以为，书市上《易经入门》《易经白话》等普通性读物充斥一时，真的阅读之后便可“入门”么？似反弄成一头雾水。“白话”呢？似也不奏效，越解越走样。因为“拖古人到现代来讲话”，并不足取。对于初学读者而言，重要的应注重基础与方法的学习。这一现状和学风，值得关注。作者的这部新着《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一）应可满足大家的渴望和需求。当然，见仁见智，仍赖读者自己。重以此介，以示祝之于作者的新收获，也向读者一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