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身格斗技巧:美国会支持中国人出任IMF总裁吗？

事实上，几乎在卡恩案发的消息传出后的第一时间，争夺IMF的暗战就已经打响。

从欧洲的立场来看，由一名欧洲人接过卡恩意外空出的位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二战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时成立以来，IMF的总裁几乎全部来自欧洲，而世行行长则清一色来自美国。此外，美国人还稳坐IMF二把手交椅——第一副总裁。这早已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因此，德国总理默克本周初即公开表态：欧洲有充分的理由推出优秀的候选人。她的想法也得到了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的支持。

但从新兴国家的立场来看，由美国和欧洲分别把持世行和IMF的陈年旧事早已不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不能客观地反映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因此，与其说卡恩的性侵犯事件给新兴国家提供了一次机会，还不如说它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进程得以提前。正是卡恩自己，在半年前聘请中国人朱民为特别助理时曾亲口说过，IMF改革不仅包含份额、投票权以及在执董会的席位，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吸收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包括担任高级管理职务。

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呼声以来自拉美国家的最为高亢。巴西已有不止一位政府高官——其中包括央行行长亚历山大·通比尼和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明确表示，希望下任IMF总裁来自经济体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我们相信巴西及印度是很好的选择。”曼特加上月参加IMF理事会时甚至已提前叫板：现在是时候告别过时的惯例，IMF和世界银行领导人挑选不应考虑国籍，应根据公开且以能力为基础的进程挑选。

的确，不管是潜规则还是传统上的默契，毕竟，IMF总裁必须从欧洲人中产生并没有写入过IMF的法定章程。所以，即便强硬如默克尔也不得不虚与委蛇地解释，就中长期而言，新兴国家可望问鼎IMF和世行行长职位，但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延宕，德国政府认为仍应由较熟悉欧洲事务的欧洲人出掌IMF。

但这话立刻遭到了智利央行行长兼IMF理事何塞•德格雷戈里奥的无情还击：“在上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期间，我们未曾听到要推选一名拉美候选人的类似论点，亚洲危机期间也没有人提出要推选一名亚洲候选人，”他补充说，遴选应当是“开放、透明和任人唯贤的”。

应该说，这种观点正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包括美欧——学术和舆论领域的主流。在财经界拥有广泛影响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认为：“在挑选下一任IMF总裁时必须纯粹依据个人能力……他（或她）或许最终还是一个欧洲人，但这一点不应该成为预设条件。”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则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随着全球经济重心正一步步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当前世界最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如何调整，以适应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下一任IMF总裁应该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将在最终任命的决定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美国却至今仍没有亮明自己的立场。过去一周里，美国财长盖特纳起先敦促IMF果断撤换卡恩并任命临时总裁，后又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称：“我们希望替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过程迅速而公开。”这似乎表明，美国对IMF新领导人产生的紧迫性远比对由谁来担任更为关心。而且，根据路透社引述IMF消息来源说，美国已提名克林顿政府的白宫国际经济顾问和副财长利普顿接任今年8月将要退休的IMF现任第一副总裁、美国人利普斯基的职务。这显示，美国自己也无意竞逐这个位子。

倒是目前代理总裁职能的利普斯基本人的话传递了一些信息。他在本周四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IMF成员国之间已经达成共识，总裁一职的选拔过程应当公开透明择优。“我希望，公开应该是真正的公开，而不是仅对部分人的公开。”

目前被认为比较热门的欧洲人选有法国财长拉加德、德国央行前行长韦伯、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等，当然，还得加上虽得不到卡梅伦首相支持、却对IMF总裁一职念念不忘英国前首相布朗；而来自新兴国家的则有土耳其前财长德尔维什、巴西央行前行长费拉加、南非前财长曼纽尔、墨西哥央行前行长卡斯滕斯、新加坡财长尚达曼、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阿卢瓦利亚等……英国博彩公司甚至已经开出了上述候选人最终入主总裁宝座的赔率，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下注开始。

不过，近来美国有媒体认为，中国前央行副行长、卡恩的特别顾问朱民也是有力的竞争者。这不仅因为朱民是新兴经济体的最好代表，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国在2008年成为IMF最大的一个新债券持有人，并因此让IMF在金融危机时的借债能力提升了三倍。

我认为，以美国对外公开表达的全球治理战略而论，它不仅应该、而且很可能会大力支持一位来自中国的官员出任下一界IMF总裁，至于这个人是不是资力尚潜的朱民倒不是什么重要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再宣扬，随着经济、政治实力的显著增长，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说，也就是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其隐含之意，自然是指中国要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前提下发挥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作用。

邀请中国官员来出任这个地位日益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负责人，显然是将看起来对此兴致并不高的中国拉向“负责任大国”的绝佳机会。美国并不需要担心由一位中国人领导下的IMF会颠覆它过去的一贯理念，因为在这样一个一切重大决策都需要由董事会投票决定的机构里，美国仍然是最大的股东。即便经过去年年底的改革、中国的投票权由之前的3.65%增至6.19%，也仍不及美国（17.67%）的一个零头，而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之比仍为52:48。换句话说，中国即使拉拢到所有新兴经济体，亦不足以推翻西方的主导地位，更何况相对于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美国和欧洲，所谓“新兴国家”之间相互的认同程度要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IMF重大决策通过需要至少85%的支持率，即意味着美国依然牢牢地握有一票否决权。

此外，将一个中国人推上领导位置，很可能会比欧洲人更能提高IMF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援助工作的实际效率——中国政府本身就一直承诺将对希腊、西班牙等国提供帮助，而美国政府原本就对此事三心二意，加上自身现在也正面临预算危机和其他一大堆棘手的经济问题，正好把这只烫手山芋扔给拥有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的中国。

往大里说，这或许还大大有助于缓解美国人素来敏感和担心的中国国内高涨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

当然，美国如果真的在改选中把票投给一位中国人，会立刻遭遇一个极为现实的顾虑：当佐立克任期届满之时，欧洲很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求美国放弃对世界银行总裁职位的垄断。

　　其实，除了正在为面子而战的欧洲人外，最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出任IMF总裁职务的大概不是别人，而正是中国政府自己。道理并不复杂，在当前的局面下充当这只“出头鸟”，就意味着对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认同，至少不反对。习惯于韬光养晦的中国一向的最佳策略是：一方面努力争取从当前的世界秩序中分享到最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上对它展开不遗余力的批评。现在，假如我们自己做了IMF（或世界银行）当家人（其行为模式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之上的），岂不是将自己置于一个万分尴尬的位置上？相对于在国际上争取更大话语权这点有限的好处而言，实在是得不偿失。

也许正因为这种考量，我们看到，尽管国内外舆论热情高涨，但中国政府对卡恩事件及下任IMF人选问题的表态始终相当低调和谨慎。

在本周二（17日）举行的例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先是明确表示对卡恩被捕事件不予评论，后又用非常吝啬字句表达了中国“认为应本着公正、透明、择优的原则，选择IMF高级别管理人员”的立场。周四（19日），外交部再度重申了上述态度，只增加了一句新的内容：“原则上认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高管中的代表性应该有所体现。”同一天，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他对卡恩的离职表示遗憾，并用东方式的方式指出，新总裁的选拔要充分考虑德能勤绩。

相对而言，作为一位官方色彩不浓的学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话，恰恰很可能更直白地表露了中国官方的真实想法，即支持一位与中国关系友好的新兴国家（特别是小国）的人士出任此要职，而非自己去揽下这个麻烦活。李稻葵认为，新加坡财政部长尚曼就是一贯很好的人选。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只要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出任这个位子，其他人选都是可以接受的，包括再来一个欧洲人。

就目前的态势，不出所料的话，法国现任财政部长拉加德当然是最有希望最终上位的竞争者。之前已有4名法国人担任IMF总裁，这个传统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如果她走马上任，将成为IMF历史上首位女总裁，这或许也是拥护她的一个不错的理由。

果真如此，则美国和西方将因为短视而失去一次推动中国大步融入现行世界体系的好机会，而中国则将又一次往后推延了必须要摊牌表态的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