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特凯vs干柿鬼鲛完整:中国人劣根性分析の大谷孝太郎

中国人劣根性分析の大谷孝太郎

2011-02-25 17: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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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法国印象派作品 

【按】中国是一个让人憋屈的社会。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是颠倒着的。例如，说中国是一个国家，实际上，中国只是一个文化；说中国是“道德文化”，实际上，中国人的道德只是“内德”而不是“外德”，所以，这是伪道德；说中国人聪明，实际上，中国人愚蠢得不能再愚蠢了，不然怎么连常识都不顾；梁漱溟说“中国文化的宗旨说到底就是‘讲理’两个字”，然而实际上，中国人只讲“私理”，而无视“公理”……如此种种，都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中国人劣根性分析》是我要写的系列博文。文章宗旨仍然在于：回答上一篇博文《中国社会为什么“超稳定”？》。一言以蔽之，“超稳定”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几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是传统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人权利，有了个人权利，社会才有可能自我组织起来。此即：个人自治才能形成社会自治。没有个人自治、社会自治，社会演进的动力必然就是匮乏的。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已经不可能变革了。对此，本人是相当认同的。应该补充的是：将来的中国不可能不变，不过，要到“穷斯滥矣”即社会完全溃败的那一天。“大乱大治”似乎成了中国历史铁律。

做一个中国人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明明知道身边很多制度是不合理的，但是，说出来却没人听，甚至连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无力去改变制度与社会。鲁迅说过一句最为经典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完完全全不讲理的社会。你真要讲理，别说社会不答应，就是你的家庭成员也会强烈反对。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只好委曲求全地苟且活着——都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13亿人，就这样一起为人类丢脸。在这个宇宙之内，没有比这更加荒唐的事情了。所以，中国人的劣根性是不应该讳言的。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自己身上的阴暗面！这是一种启蒙精神，以便我们走出自我禁闭的心灵铁笼。

我要写的系列博文，对应于《外国人看中国》的系列观点，对这些观点予以进一步的哲理阐释。这些“外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几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真知灼见仍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在我看来，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比我们尊奉的那位孔子强得多。今天选取的是日本人大谷孝太郎，他在1935年就出版了《现代支那人精神结构的研究》。该书出版的目的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为解决支那问题寻找方针”。不管其用意如何，我们都认为，这部书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揭示，是相当准确到位的。现在，我们先读原文，再逐段理解。红色楷体字的是太郎的原文，黑色宋体字的是本博对原文的理解。

1、中国人的自我到了尽头时，便会是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恨，陷入“麻木的合理主义”，一如“木偶”。他们过分地保存自我，使得精神过早死亡，在精神上进入“老年期”。中国人流行附和主义，其实，他们对附和的内涵并不理解。中国人的猜疑心很重，这种猜疑正是自我保存的自然反映。

【本博解读】中国人麻木！目光呆滞、无神。这是很多人脸上写着的表情。麻木的另一面是敏感，害怕外界的风吹草动的刺激。这是长期封闭、沉浸于自我的结果。自我封闭是启蒙的大敌，也是社会协作的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精髓，其实都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造就的结果。

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不过，个人主义的背后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权利意识。自由、权利意识激起生命形态的异常多样化，所以，西方的社会个体各有价值，每个人都有自信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活得有滋有味。哪怕四肢不全的残疾人，也能够昂头做人。不像中国人，一个个窝囊的很。中国人无爱无恨的生活态度，是迫不得已的结果。因为中国社会不正常，所以中国人无法超出自身。我们向来没有勇气面对社会，经不起挑战。中国社会没有西方社会那样的普遍法则。所以，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之道”，追求所谓的“内在超越”。这是一条死路！因为真正的超越只能是向外的，即接受外界的。没有“面向他者”的精神境界，就没有超越性。

除了个人权利之外，现代社会的另外两个要素是：工具理性，民族认同。现代化的这几个方面，都是思维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们都需要跳出自身，看到自己的无知、世界的广博；由此，形成抽象化的思维能力。然后，将这种抽象化的思维，形成“公理”、“公器”，以实现社会的效率化。所以，个人权利需要国家的界定与保护，法治由此诞生。法治的本质就是法律（源自个人权利）高于政治（公共权力）。法治的根本任务就是监督、制约公共权力，使得政府不得随意扩权、公共权力只能平等地服务于每个人，而不是被政治家个人所利用。法治的结果，就是强化社会个体的独立性。个体独立使得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特别发达，所以，西方社会进步的源泉异常丰富。

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然而，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却是非常之强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无理性、无信仰的产物，其根源是祖宗崇拜的家族伦理，而这种家族伦理正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价值所在。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一些人捧为人类社会的“道德金律”，实际上，这里没有任何道德可言，而只有自私自利。因为这条规则的出发点是“我”自己，它是以“己”为圆心的，而不是“他者”、“他人”。以自己为中心，就不会出现道德。了不起只能算是一种“内德”，而称不上“外德”，即：对自己人讲道德，对其他人不讲道德。所以，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就是一个以个人、家族伦理为圆心的，有着“差序格局”的同心圆。邓晓芒干脆认为儒家伦理存在着“结构性的伪善”。

不讲道德的结果，就是明哲保身，过分地保存自我。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认为：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一般人只有“本我”的本能特征，少数人具有“自我”意识，而鲜有人具备“超我”精神。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整体上缺少精神性（即超越性）的观念，不知道什么是理性与信仰。没有超越性的精神观念，就不会形成抽象思维能力，以及社会所需的普遍法则。所以，每个中国人都是贪生怕死的，我们活着最大的幸福在“两巴”（嘴巴和鸡巴）上。中国人的“自我”说到底就是“两巴”，所谓“食色性也”就是中国人的全部幸福观。“两巴”形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模式：身体关系与食物关系。它包括了中国人的血缘、亲缘、地缘、人缘。在这个意义上，按照梅因的视角，中国仍然是一个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无法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关系转变。

中国人的类生物的原始生存方式，使得身份依附关系特别发达，所以，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社会化的协助、合作关系。中国人骨子里是排斥“异己”直到反对社会结构化的，我们什么事情都会躲在一边。所以，我们的小孩子也有样学样，一出生就成人化了。中国人都是“老年期”心态。因为中国无法形成社会合作，所以太郎说：“中国人流行附和主义，其实，他们对附和的内涵并不理解。”中国式的“附和主义”是一种弱者哲学，以“人多势众”为信条。所以，中国的人际关系是典型的“博傻”模式，谁较真、谁认“死理”，谁就是“傻子”。为了防止被人看成“傻子”，所以，中国人处处小心，猜疑心很重。猜疑心，就是怀疑一切，除了自我保存的私利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信的。于是，中国人既不能爱，也不能恨，陷入到一种“麻木的合理主义”中。中国人的这些德行，导致了任何好东西，到了中国人手中都会搞坏；而且，社会一盘散沙，无法形成社会共识。所以，要想改变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九九”。面对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所谓的懈怠感，所以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2、中国人精神上缺乏整体性，但其局部特征却带有高度统一性。他们的精神既超脱，又是相对有限的。他们自我意识强，但却没有自信。他们的自我可以从精神作用中分离出来，保存于无的状态中，即“无为”。这种无为是鸦片的床醉，无所作为的昏醉。

【本博解读】太郎说“中国人精神上缺乏整体性”，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超越性思维是西方文明的特征，所以，西方人理性与信仰并重。由于看不到更高层次的事理，所以，中国人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退守到自己个人的内心之中，关门大吉，免得惹是生非，因为苟全性命最要紧。由于没有整体性的精神，所以，中国无法形成一个现代社会。中国的传统几乎没有社会，有的是小农经济的单门独户的自然状态。自家性命高于一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大概就是太郎所说的中国人精神上的“高度统一性”。

太郎说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强，但却没有自信。他们的自我可以从精神作用中分离出来，保存于无的状态中，即‘无为’。这种无为是鸦片的床醉，无所作为的昏醉”。这是说中国人的虚无、自卑和自暴自弃。中国人的这些劣根性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人始终无法理解其他文明背后的精神实质。这种目中无人的境界，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强烈而且深入骨髓。一个虚无、自卑、自暴自弃的人，往往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自大狂，认为自己什么都行，什么都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国人擅长用“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玄思来蒙骗自己。不过，这幅蠢像也只能忽悠自己的同胞罢了。

3、钝感的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极敏感。孤独的时候会感到焦躁和不安，只有群居才会安全并产生勇气。群居是他们向往的事情。他们的自律和自制能力是非常差的。

【本博解读】一个人如果没有整体性的思维，就会在内心中排斥真实的社会。一旦远离社会，一个人就会迟钝而麻木，并且产生一种自卑情结。所以，中国人总显得局促不安，对人际关系表现得非常敏感。中国人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最核心的念头就是：这个人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些好处首先是物质上、利益上的，其次是脸面的东西。因此，中国人喜欢群居，并非指中国人团结。群居是为了彼此折腾的需要：要么从别人那里捞一把，要么从别人那里赢得一点“面子”，以显露自己的人模狗样。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不相互折腾一把，就会过得特别的难受。所以，如太郎所言，“中国人孤独的时候会感到焦躁和不安”。当今海外有近五千万中国移民，然而，这些人大都无法“安分守己”，特别思念故土。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国外没有彼此折腾的机会了，哪怕搓麻将也凑不够脚儿，所以，闷得慌。在剑桥大学当老师的著名写手刘瑜去年也回国了，她说国外太清净、太完美，而中国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热闹。热闹个屁！不就是穷折腾吗？中国古人鼓吹“慎独”，实际上，中国人最害怕孤独。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恐怕只能存在于西方社会，因为那里的社会是安全的，他们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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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孝太郎以下的观点基本上是以上观点的复述。所以，本博不再解读。

4、缺乏自信力的中国人的自我依附于他人或他人集团及其精神作用，毫无自制和自律地附和着。以麻木为突出特征的中国人有时也会激情高昂，但它不是爱的激情，而是憎恨的激情；他们的自我拘泥于惟一的主观价值，只要没有外来侵扰，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处于麻木作用之中。他们的心思不可知，如迷宫一般，正所谓中国人“性格极为异常，任何人都无法理解”。

5、中国人精神是一个矛盾的结构。他们的精神世界缺乏合理的统一，如称之为结构也只能是程度低下的一种矛盾的结构，也可称之为复合结构，是同一个自我从一种精神作用向另—种精神作用，从一个局部结构向另一个局部结构飘忽不定的转移。这种矛盾结构的外部表现是生活现象的相互矛盾。尊大而自卑，有德又无德，既善又恶，既亲切又残忍，既温顺又狞猛，既灵活又顽固，既有讲求实际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既有结社的本能，也有无政府倾向，既节俭又浪费，既和平又好战，既贪欲又讲面子，言行不一，知行不合。

6、中国人往往为道德和爱他人而生存，爱血亲，爱同乡，爱国人，这是一种脱离自我的价值观所支配的精神作用。所以，他们十分在意他人和社会对他们的看法，对待与人有关的事极为敏感。中国人喜欢群居，结社在中国大得人心，表现出“从党性”。

7、没有自信力和理解人的中国人是轻信家、迷信家，但对一切没有真爱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又是怀疑主义者。

8、他们利欲和“面子”、节俭和浪费同在，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源是合理主义。他们的脆弱癔病、德、善临、亲切、温顺、柔软、结社本能是与热爱和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傲岸尊大、不德、恶灵、残忍、狰狞、顽固、憎恨的热情、无政府主义又与好战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有和平和好战两重性。他们知行不合、言行不—，他们的构想自由奔放，具体行为则是因循守旧，其矛盾的根源是中国人没有生产力和理解力。

9、他们是喜剧人，是乐天派，这是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幼稚的一面。当中国人全身心地投入于某个特定目标时，看似不懂主客观的幼稚孩童，他们没有自信力没有理解力，盲日附和，趋于虚荣，热心因袭，心地迟钝，精神的统一性极低。

10、生命的、经济的、社会的三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生命要素和经济要素的结合表现为人身买卖、典妻；生命要素和社会要素的结合表现为爱面子、同姓不婚、讲应酬；经济要素的结合表现为人缘交易，商会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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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认为，各种基础精神类型交叉存在于中国人中，某一基础特征发挥支配作用时，其他特征则处于休眠状态。比如，提倡祟拜祖先的时候，崇拜祖先便成为精神上压倒一切的东西。而当他们沉沦于经济时，经济上的动机支配着他们的全部精神。这种转折变换使得中国人既拘泥于一切又不拘泥于一切，被视为重于生命的事情，转瞬之间就会成为嘲讽的对象。其态度明显呈合理主义特征。中国人的自我超脱使其轻易地往来于各种精神价值之间，任何拘泥与留恋、悲哀与欢喜都是暂时的，麻木是中国人的突出特征之一。

【本博解读】在这里，太郎再次点了中国人的死穴：中国人没有价值追求！所谓“自我超脱”，就是一切都无所谓，只要自己还没死；活着，就是折腾一切世间事物！将一切高尚的、有价值的东西都轰走。这就是中国人！鲁迅的那句话一点都不差。

在中国，你简直没办法跟人讲道理！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则触及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深层次问题。太郎所说的中国人“麻木的合理主义”，实际上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实用理性”，这既不是“理论理性”也不是“实践理性”。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西方人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无后现代哲学所提倡的“交往理性”。所以，中国人之间无法正常交往，社会也越来越不合理。正如艾未未观察的那样：“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不断溃败，是中国社会的必然宿命。解救中国的惟一办法，就是不救。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