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家家之欢乐学校下载:中国教育报-铁流奔涌聚工农

铁流奔涌聚工农

上海大学旧址。资料图片

1927年时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新华社发

游客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发


毛泽东和安源工人在一起。（油画） 侯一民 作
■本报记者 王亮
核心提示：开天辟地，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教育视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制定了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党在教育工作中的任务。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党的精英“毅然脱下绅士的长袍马褂，深入到农村、工厂”，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夜校，帮助工农群众学习初级文化知识，并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这些教育实践不仅提高了工农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还为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创造了条件，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崭新篇章。
在嘉兴南湖，停泊着一只游船，游客要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1921年7月，为避开法租界巡捕的袭扰，中国共产党一大临时从上海转移到这里召开，这只不起眼的小船成为党史的起点，现在被称为“红船”。
“红船”自南湖出发已经航行了90年，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7800万党员，从星星之火到执政华夏，在今人看来，这只小船已成为一艘巨轮，正载着14亿中国人民驶向新航程，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然而在90年前，在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岁月，共产党人怎样才能让一条时有倾覆之险的小船变为大船？怎样载着更多的人驶向革命胜利的彼岸？
1920年11月，《劳动界》上登了一则简短启事，启事中说，为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知识，养成高尚人格，我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意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工农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要用教育唤醒劳工觉悟、训练斗争能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党的精英“毅然脱下绅士的长袍马褂，深入到农村、工厂”，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夜校，帮助群众学习初级文化知识，并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这些教育活动犹如黑夜里的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由此揭开了现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崭新篇章。
工人夜校
红星升起的地方
1921年的春天在工人们的心中来得格外早。
1月1日，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教员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派出，邓中夏、张昆弟、何孟雄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进步青年担任教员。学校分日夜两班，白班教工人子弟，夜班教工人，夜班课程有国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等。通过教学，教员向工人讲解劳工神圣的道理，讲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斗争。
同年初，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成立。因为青年工人只能晚上在这里学习，因此工人们习惯称其为“工人夜校”。夜校利用传授文化知识的机会，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李大钊曾到工人夜校讲学。他对工人说：“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紧接着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你们要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呀！”李大钊用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来启发工人的觉悟，向工人开展革命教育，给工人以极大的鼓舞。
建党前夜，在北京、郑州、上海等大城市，在铁路枢纽和厂矿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办起了工人夜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办工人夜校不只是教工人识字、学文化，更注重启发工人的革命觉悟，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岳红琴认为。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写道，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组织工会。果不其然，学校成立半年后，长辛店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人示威游行。后来，长辛店补习学校又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培养了大量骨干，被誉为“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
“开天辟地”、“焕然一新”，毛泽东用这8个字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自成立起，就将教育视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制定了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党在教育工作中的任务。
中共一大决议提出，党要在工业单位成立劳工补习学校，在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唤醒劳工的觉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决议指出，要努力从事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普遍启发一般青年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在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工人教育决议案》中，更明确地指出，广泛发展工人阶级的教育是必要的，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战胜资产阶级的根本动力。
在党的教育纲领的指导下，工人教育运动发展很快，各地工会纷纷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国民党的名义在上海杨树浦、小沙渡、吴淞、浦东等处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其中沪西工人补习学校最为有名。湖南、广东的工人教育运动也开展得生气勃勃，十分典型。
1921年冬，湖南安源路矿工人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写信，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工作，毛泽东亲自前往。他两次到安源，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安源作为开展工人运动和工人教育的立足点，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等到安源工作。
1922年1月，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一点笔墨纸张费。补习学校按工人文化程度分为两组，采用自编教材《工人读本》，启发工人觉悟、教授文化知识。如教材中有：“资本家，不做工，穿的好，吃的好，他的衣服哪儿来的？劳动者的汗和血。”教材讲工人的话，通俗易懂，很受欢迎。
一天夜里，李立三给工人补习学校上课。他带着一把筷子走进课堂并把它放在课桌上。正在工人们猜想他的用意时，他突然拿起一双筷子，“咔嚓”一声，把筷子折成两段，使工人很吃惊。然后，他把一把筷子递给一位力量最大的工人，请这位工人一次折断这一把筷子。这位“大力士”使尽全力也没能折断它，引起工友们的一阵哄笑。李立三就趁机说：“工人师傅们！你们看，我这个最没有力气的人，很容易就折断了一双筷子；而这位最有力气的师傅却折不断一把筷子。这说明什么呢？它充分说明，我们工友单个人就会受人欺负，我们组织起来力量大。组织起来，坏人就再不能欺侮我们了。”有工友说：“李先生说的在理，我们应该组成团体。”其他工友都说：“对！”用这个通俗的比喻，李立三讲出了工人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巧妙地向工人们提出了建立工人组织的倡议。
1923年夏至1925年春，安源工人补习学校扩大为7所，学生由60余人增至2000人。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还设立教育股、讲演股、艺术股。教育股负责编辑教材，讲演股到工人中报告国内外时事和讲政治斗争，艺术股则演出有意义的话剧等。安源的工人教育开展得生气勃勃，直到1925年受到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
上世纪20年代，各地工人教育运动大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宋荐戈认为，工人夜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还为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创造了条件。
农民学校
乡村教育大普及
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为组织工人阶级同盟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从教育入手，建立农会，开展斗争。
大革命时期，最早出现农民教育运动的是广东海丰地区，领导者是共产党员彭湃。1921年10月，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任海丰县劝学所长（教育局长）。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了一次海丰教育界纪念“五一”大游行，宣传“赤化”、“劳工神圣”，5天后被撤职，时任劝学所长仅半年。于是，彭湃决定“单枪匹马”深入农民之中，启发农民觉悟。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2万户，彭湃被选为会长。总农会设有农业、宣传、教育等部。海丰总农会的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农会教育部决定建立农民学校。农民学校与私塾和新学有何不同？彭湃解释：“农民教育，是专教农民会计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便够了。”这是针对农民实际情况、实际需要的教育方针，所以农民很赞成。更重要的是，学校免费，“请便宜教员，指定校舍，读书不用钱”，真心为农民群众谋利益的活动，农民群众很喜欢。
当时，最困难的是教育经费。彭湃想了一个办法：由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只、人工由各入学学生的父兄分担，由他们去耕种。到刈草时，则由先生率学生到学田去做，“把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队，田草也分甲乙丙丁四段，每队刈一段来竞争，马上就把草弄完了”，到了禾将成熟，再由学生父兄收割，除还地主租外，剩余的就充作学校经费。这种带有勤工俭学性质的方式，既解决了教育经费的问题，又使学生学到了耕种的技术。
海丰农民教育运动开展顺利，不到1个月，就成立了10多所农民学校，并有数间夜校。到1923年春，海丰平民教育普及全县，平民夜校有34所，学生约千余人。为这些学校服务的全是高小以上的学生和乡村教职员。海丰总农会和农民学校的发展，鼓舞了毗邻的陆丰县农民。l923年6月，陆丰总农会成立，以后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等地。随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广东农民教育运动蓬勃兴起。
除广东外，湖南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较早开展的地区。l922年长沙“农村补习教育社”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办了17所农民补习学校。在农民运动广泛开展的形势下，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议案指出了地主阶级剥夺农民教育权的事实和“农民教育普及，全靠农民自己起来”的道理，提出了农民教育实施的具体办法，如农民学校应“分为日班、夜班。日班教农民子弟，夜班教成年农民”，“农民学校，应尽可能地设立妇女班”等。随着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展，湖南农民教育发展迅猛，至l926年底已有农民协会6867个，农民夜校6000多所。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农民学校的情况：“农民学校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上世纪20年代，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教育也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形式多样，如平民学校、平民书报室、农村宣讲团、农民俱乐部等；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农民开展教育活动，向农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揭露军阀、地主、帝国主义的罪恶，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农民教育的开展，是在大革命形势下农民政治、经济地位改变后在文化教育上的必然发展趋势。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革命教育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到全国范围，对革命形势的高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岳红琴如此认为。
干部教育
师生好比“酒药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能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干部。同时，早期的共产党员需要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团结革命人士。于是，党开始创办革命干部学校，其中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名气最大、影响最广。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21年8月，由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过去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是“野猫子想吃天鹅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起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每人可取一份。湖南自修大学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大学。《入学须知》中明确提出：“求学不是没有目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不愿意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糊涂的人。”自修大学招生严格，只招收了24名学员，包括毛泽东、何叔衡、杨开慧、毛泽民、夏明翰、李维汉等。
湖南自修大学设文、法两科，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心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等课程。但实际上，学员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自修大学教员只是学员的指导者，为鼓励学员自由学习，共同研讨，自修大学还建立了“哲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蔡元培曾赞赏说：“（自修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喜欢得了不得。”
湖南自修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又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快便遭到反动当局的仇视。1923年1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名，强行封闭了自修大学。自修大学被封后，中共湖南省委又创办了湘江学校，湘江学校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何叔衡曾勉励师生：所有学生和教职工，正好比是“酒药子”。要像“酒药子”一样到各处发酵，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四面八方。
平民女校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成立于1921年12月。平民女校名义上由中华女界联合会所创办，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李达。平民女校课程除了国文和数理化，还设有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课程，教师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从培养妇女干部的需要出发，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工人运动和党团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
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曾在平民女校就读。刚入学，钱希钧发现，全校30多个同学年龄、文化相差极大，有两个同学是母女俩，母亲30多岁，女儿才12岁。学校于是把几个文化高的学生组成一个高级班，她们半天读书，半天自修，同时参加社会活动。而钱希钧和十几名同学则是半工半读，每个星期二至星期六下午做工。
“因为技术不熟练，缝纫常有做坏的时候，如领子布没有了，还有袖子上反的，袜子少针跳线的，每次出了次品，我们都怨恨自己笨，难过得甚至掉眼泪。当然，我们做工不仅是经济原因，还为将来深入工矿、开展工运作好准备，后来很多同学投身工人运动，能坚持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在平民女校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钱希钧回忆说。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第一所培养高等干部的学校。1922年10月成立，于右任任校长。当时学校既缺经费又缺师资，局面很难打开。于右任便延请一批共产党员进校，其中由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师中也有部分共产党员，如施存统、张太雷、沈雁冰、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上海大学名义上是国共合作主持的学校，实际上共产党人在其中起核心作用。
薛尚实，1926年在上海大学接受革命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他回忆说，上海大学位于弄堂之中，没有校门，没有礼堂，更没有图书馆和运动场，时人称之为“弄堂大学”。教室也是大大小小，把两幢石库门房子楼上的墙壁打通，即为楼上讲堂。客厅里、厢房里摆上桌凳，就是小课堂。虽然课堂设备简陋，利用率却极高，白天大学用，晚上夜校用，附近工厂的工友、商店店员和街道妇女常到这里上课，青年团的会议也常在这里召开。
同学姚天羽则回忆，瞿秋白、邓中夏当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瞿秋白主持社会学系，不但是一位革命家，也是有名的学者。他从不卖弄学问，总要照顾听课同学的不同程度和接受能力，力求讲得通俗又明白，每每引证古今中外的很多事实，深入浅出地发挥；把理论和当前的实际斗争结合，反复解释。“只要是秋白讲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外校的也来旁听。”姚天羽回忆说。
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上海大学，这几所学校同为建党时期党领导的革命干部学校，都鼓励学生在参与革命活动中得到锻炼。1922年初，杨树浦日华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后，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四马路、南京路等地募捐，支援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组织了学生讲演团，发传单、写标语，为工人募捐，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上海大学还组织学生军，配合工人纠察队作战。这3所学校对党的干部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大批进步青年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平民女校为党培养了丁玲、钱希钧、王一知、王剑虹等一批妇女干部。上海大学培养的革命干部更多，其中包括杨尚昆、王稼祥、阳翰笙等著名人物。
穿越时光之河，聆听历史回声。岳红琴认为，党在20年代的工农教育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实践的起点，当时已形成了初步和较系统的教育思想和方针，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工人夜校与农民学校的创办，正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实践。上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普遍采用工读结合、耕读结合的方式对工农开展教育。李大钊就曾提出：在城市，要“使工不误读，工农打成片”；在农村，要利用农闲开办农民实习班，以便做到“耕读作人”。
教育为革命实际服务的方向。党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启发民众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剥削意识，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共产党人十分鼓励工农群众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在革命活动中得到锻炼。
生动活泼办教育的方法。建党初期，对工农的教育可能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也可能在码头港口、街头巷尾，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教育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很多工人学校都用类似民谣的读本向工人宣传团结斗争的道理，浅显易懂而又寓意深刻，便于工人接受。
上世纪20年代，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的开篇，是开天辟地的革命史，伟大光荣的奋斗史。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绚丽浪花，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教育运动的兴起，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工农运动发展，而且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感谢方晓东、宋荐戈、李玉非、岳红琴老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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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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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版：教育奠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