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完成时:董福祥

董福祥 　董福祥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在西北很闻名的人物。他以反清抗暴起家，投清助虐腾达，最后因反抗八国联军罢官归里而终结了一生。他的史实距今已六十余年，传说纷纭，莫衷一是。偶有记载，亦多支离与歌颂，未能尽如事实。本稿主要得自董福祥家族的口述和乡里父老的补充，并参考了有关史料记载。笔者在金积“董府”附近居家二十年，与董福祥的同族近支“董府”总管家董英斌为邻，时相过从。董英斌对董福祥的生平最为津津乐道，故知之较详。写稿前，又承金积雷应龙老先生和董福祥的孙媳、曾孙等分别介绍了一些情况，并参考了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出版），和董福祥的墓志铭与神道碑中的一些资料。采访范围有限，漏误在所难免，抛砖引玉，愿详其事者予以补充指正。

　　一、董福祥崛起的时代背景

　　 董福祥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8年）十二月初五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王朝山地方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世猷，不事农业，是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哥老会首领和赌棍。董福祥在幼、青年时期，经常跟随乃父活动于帮会、赌场中，深受所谓义气侠勇的熏陶和勾心斗角的习染。

　　 董福祥到23岁时(公元1861年)，正是太平天国得胜于南方，反清的捻军(苏皖豫起义民军)纵横于中原，不甘受迫害的回族先后起事于陕甘。一时义军的声威震动全国，使清廷狼狈不堪，疲于应付。正由于当时的争战频繁，征徭不已，清政腐败，民不聊生，加以西北回汉之间，不断互相仇杀，董福祥看到回
民纷纷起义，人心危惧，大难将临，随同乃父董世猷等利用哥老会和赌友关系，在地方上暗自串连，号召汉人起来自卫。起初在表面上还扮作安分循良的样子，秘密干些打官劫舍勾当。在这些活动中，董福祥曾不断地用他的智谋和胆量，做出了一些别人所不敢想和不敢干的事来，因而得到伙从的拥护。同时也引起当地官府的仇视，不时派人各处缉拿。于是他就更积极地网罗人众，与官府公开对抗，时伏时现地流动于固原、环县、安化(庆阳县)一带，从事抗征、抗税和反压迫、反杀害的斗争。有一次他曾不慎为安化瓦亭把总王蔼臣所逮捕，酷刑拷打，但董以帮会关系终得越狱逃走。

　　二、反清抗暴时期

　　董福祥自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崛起到同治八年降清时期，正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是反清抗暴。

　　当同治元年，以汉族为主力的川滇民军转入陕境，鄂豫捻军进窥西安，陕甘回民也趁机起而响应。一时烽火连天，清廷地方统治，摇摇欲坠。尤以陇东回民起义，势成燎原，先由豫旺城把总马兆元领导兵变，继而固原、盐茶(今海原县)、平凉三处回众群起响应，杀官据城，声势颇大。当时环、固等处汉
民，既因清廷虐政不堪其扰，又因回军纷起，家乡难保，遂群起拥董以谋自卫。董福祥在不数日之间，即聚众数千，揭杆而起，占有了固原、环县之间的广大农村，并与邻近的民军相呼应，一面杀官劫库，一面保卫家乡。

　　 同治二年，由于陕西回民义军受创，全部转入陇东一带，董福祥乘当地汉民群情恐惧和清军不暇西顾之际，便大肆号召起来，因而来归者益众，声势更为壮大。

　　同治三年，清军仍以全力在陕镇压捻军，不暇西顾，这时在甘肃的回民义军由于各地回民纷起响应，进展极为神速。如平凉回军破固原，河州回军陷狄道，宁夏回军占灵州。董福祥即利用在甘少数清军狼突豕奔疲于应付的机会，在巩固已占地区的同时，又率众向外发展。继以陕西捻军受挫，清廷调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等率部援甘一举攻下平凉，又以靖远回民义军张堢璐率众反戈降清攻占了固原、盐茶，回民义军一时受挫。但以当时道运不通，陶、雷两部士兵，军食不继，斗志不坚，逃亡益众，因而陇东的清军与回军相持不下，形成了一种“拉锯”局势。董福祥就乘机劫夺物资，招收人马，补充武器，因而实力更为壮大。当时在环县、固原一带所谓自卫“团练”中的苏存宏、高二、沙三、张俊、李双良、杜乃子、姚旺等众，其中惟董福祥部势力最大，号称劲旅。稍后，其他“团练”之间相互猜疑，时相兼并，如高二杀了苏存宏，沙三又杀高二，张俊又杀死了沙三。于是当时各团练的首领，如张俊、李双良、杜乃子等，为了自保，共倡议进行统一民团运动，遂共推董福祥为“团总”，张、李、杜等副之。那时董在环、固一带的势力渐趋稳固，并与邻近回民义军划界相约，互不侵扰，共抗清军。

　　同洽四年，清军在甘到处败北，回军势力益张。清军陶茂林部溃败于安定(今定西)，几不成军。雷正绾军攻金积马化龙，董福祥率众策应夹击清军，使雷军败于金积，溃于豫旺，哗变于固原，退逃至平凉。董福祥乘胜大举追击，缴获无算，威震一方。

　　 同治五年，董福祥已拥有数万之众，武器已由以刀矛棍棒为主转而以土炮洋枪为主了，部队有步队也有马队。这时他以安化(即环、庆、固边区)为跟据地，东则联络盘踞陕境的汉民团练高万镒部，相约合办向东发展；南则结合占据庆阳董志塬一带的陕西回民义军首领崔三、穆二、穆三、穆四、马腊子等众，支援他们向南伸张；北则与金积回民首领马化龙相结，互为屏障，共抗清兵。董遂将部众分作两队，一队留守于安化的根据地，自率一队主力出征，由安化伸向保安(今志丹县)、曲子、元城子、合水等地，攻城陷镇，大肆掠夺。由于当时小麦一市石价银一百六七十两，人民生活困苦已极，因而来归的更多。

　　 同治六年，董福祥乘陕西清军堵击捻军无力兼顾之隙，又大举攻占了甘肃省之宁州、正宁、合水，陕西省之鄜州、中部、宜君、三水、米脂、绥德、宜川、清涧，并流动于安塞、桥扶峪、新集、老集、董园、安边、定边、盐池各地，裹从益众，声势更大，常与清军刘厚基、鄢太愚、段登云等相对抗。董又结
合张福满、欧狗儿、扈正喜等当地团练进掠甘泉，企窥延安。

　　是年秋，董福祥部已将盐池、安边、定边、靖边等地据为已有。为了巩固后方，他感到环、固的根据地毗近清军驻有重兵的固原、庆阳，形势希秘不稳，于是决定以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为根据，即将留驻环、固地区的营底家属移于三边。复与灵州之马化龙、白彦虎相约，互为策应，结为联防，并与伊盟各旗协议，互不侵犯。

　　同治七年，董部众号称三十万，据有陕、甘数十县，南及延安，北达伊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固，清军被打得首尾不能相顾，狼狈不堪，即榆林重镇，也岌岌可危。董福祥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他的下边凡拥众过万的，都封为元帅，内分老营(即董之老基本)、新营(以后归从的)、联防(如回民义军在其势力范围的以及汉民自卫团队未归编的>，其编制大体仿清军制，称霸一方，声势颇盛。当时陕甘总督杨岳斌的奏折说：“自回仇杀汉民，官军复苛派民粮，民不能堪。于是安化聚众数万，抢劫公行，高万镒、董福祥为之首，蹂躏甘肃省之合水、宁州、正宁、环县、固原，陕西省之鄜州、中部、宜君、甘泉、安塞、定边、保安、肤施。陕军杨得胜、段登云、鄢太愚师久无功，而各路叛兵溃勇皆附之，陕北新起土匪复应之，众号数十万，势甚张。”(《回民起义》卷三第29页)于此亦可见其声势地概况了。

　　是时，捻军败于陕西，余部转入山西。在陕的清军遂转兵西进剿回，北向击董，战争日趋激烈。适董攻绥德未下，其元帅高万镒战死于三皇峁，所部四五万人，顿形解体。不久其另一元帅扈彰又率数万之众投降清军。董福祥为了鼓舞土气又率部再攻绥德，但仍受挫，返窥榆林，也没得手。接着其部将张登亦率众万余降清。这时董曾指使李双良、李登、辛满城等前方部队假降，借以重整阵容，力挽颓势。待至是年十二月间，清军北路招讨统帅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率军自山西渡黄河进抵绥德，统一了陕北清军的指挥权，开始大举进攻。时董部尚拥众二十万余，另外还有一部联防的回民起义军数万，占有东自绥、榆，西至环、固，北起盐、定，南达清涧之数十县的广大地区。区内堡寨林立，崾崄相连，而清军总数不过十万。董福祥即将部众主力布置在大小理川南北之线，企图阻击清军。但刘松山到绥德了解情况后，没有采用全线扫荡的策略，竟出乎董意料之外地施行了一点突破，直捣核心的战法，长驱直入闪击董部。从十二月初大战展开，清军一战胜于大小理川，再战胜于瓦窑堡，三战又胜于隆腰镇、黑牛川、邱家坪，蕈福祥、张俊、李双良、李登、张万镒、姬春满等，退集镇靖堡共议对策。有的主张后撤宁夏与马化龙联合，共谋抵御；也有主张西去豫旺、环县躲开清军进攻宁夏去路，重整队势。最后，董福祥之父董世猷力主采用董部“参军处”(是一些文人谋士集合体)的主张：“揆度形势，惟有降清是上策。”其理由是：1．后撤宁夏，马化龙视汉人如仇雠，我军方败，必不为其所容；2.西去环、豫，遭清军东西夹击，亦难以自保；据地抗击，现兵无斗志，优劣悬殊，难操胜算； 4．更以发军、捻军以不可一世之众，占有半壁江山，终归失败，何况我区区之教。为今之计，只有当机立断，援瓦岗寨之先例，“弃暗投明”。当降清主张为大家所同意之后，又顾虑在大败之际投降，可能反遭杀害。董世猷说：“这样办，你们先把主力带走，躲进山去，我在这里向清军乞降，看看动静。反正我已老了，要杀他就杀。他们如果诚意招降，我再派人叫你们来投。”这样决定以后，董福祥即率余部转往距镇靖堡一百三十余里的洛珠川一带隐蔽起来，继续收容溃部。

　　十二月末；刘松山军逼近镇靖堡，董世猷出镇乞降，刘召纳之，并叫召董福祥等来投。又经前隶董部降将扈彰向董世猷劝说，董父才派人招董来投。时在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二月间。

　　董福祥率众十万余人投降了清军，经刘松山整编，从中选留了一万多精壮的编成三营，号“董字三营”。授封董为五品军功，统领三营，张俊、李双良副之。另为张俊编留一营，归董节制。所部统归刘松山统辖。其余部众分别遣归保安、安定、靖边等地为民，从事垦耕。

　　 据董英斌和雷应龙老先生说，董福祥崛起民间，他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拥众数十万，占地数十县，与清军相抗达八年之久，考其原因，约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迫于当时形势乘机崛起。彼时陇东各地由于回民义军的兴起，清廷官府不惜民命实行残暴镇压，以致地方糜烂，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董福祥父子遂竖起自卫旗帜，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他们当时提出的号召口号是：“反清抗暴，保卫家乡，有饭同吃，有难同受，有福享，
有祸同当。”

　　 第二，利用哥老会组织巩固核心。哥老会是当时社会上群众性秘密组织之一，这个组织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清精神。在帮会里最重义气，所谓“梁山义气”、“桃园义气”等，因而内部的团结互助，一般说来是很好的。董世猷是哥老会中的一个有地位的人。所以在他们父子崛起抗清时，就利用哥老会搞起来了。据说在起事后，即大力发展“哥弟”，自立“山堂”，称王朝山大爷。凡属董之追随者无不入会。董福祥并以广为结盟的手段，以笼络所属首领。如他和张俊、李双良、杜乃子、高万镒等，不但同属哥老会的哥弟关系，还进而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弟兄。这点在董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称雄一时，是起着重要作
用的。

　　第三，罗致读书人，讲古论今，出谋献策。董在少年跟随乃父时，好听人们讲些走串江湖的侠客义士和占山为王的英雄好汉们的故事。及起事以后，认为自己没读过书，知道的事情少，遂罗致地方上一些读书人，给他讲历史故事和当代情况。有时由董出题，大家各讲所知。如董在用人行事行兵作战上，有很多就是从历史故事中学来的，他的联结马化龙等共抗清兵兵，就是学的西蜀联吴抗曹的策略。以后投清征新疆时，他还叫人讲班超、张骞征服西域的故事。迨官至提督时，还向清廷奏请特准四名翰林，为之襄佐军机，而师事之。这是他一生所谓成功很自负的一着。

　　第四，他有充实武器军实的办法。初起事时，除袭劫官府武器军实外，主要是从地方上自筹自带武器，和收缴大户的枪炮与自行打制刀矛。尔后随着势力的壮犬，不断从作战中缴获补充自己，并自设工厂制造刀矛、炸药和土枪、土炮。间有串连购买的。

　　第五，他实行巩固地盘扩充势力的办法。在久踞地区，采用分防办法。即分区划归部众，各目为政。地方民事，由地方人自办，军需供给，由地方按贫富“合理”负担，严禁骚扰。他常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到流动地区，则肆行抢掠，运回后方，以作军储。他又说：“虎狼出穴就是为的吃肉。”他还说：“只有这样，群众才能倾向我们，地盘才能不断扩大。”他在久踞区还实行堡寨措施和有事皆兵无事为农的办法。他每失一处，大都裹胁一空，即他所谓的“一人入伙，全家随营，军心巩固，人人得生。如不入伙，负担加重。”

三、投清助虐时期

　　董福祥降清后，积极为清廷效忠，到处镇压回民起义，取得了封建统治的信任，实现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从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这二十八年中，他的助纣为虐镇压回民义军的活动，可以分为首战金灵，继平河湟，从征新疆，灾定河湟四个阶段。

　　（一）首战金灵

　　同治八年初，刘松山驻靖边，秉承左宗棠“屯田策”，准备作且耕且战稳扎稳打的打算，询之于董福祥。当时董力陈：“马化龙以教主关系，维系回心，难期内变，并能号召甘、新教徒前来增援。我如缓进观变，彼则声势更张。为今之计，正宜示强不宜示弱。乘大军方胜之声威，利用甘、陕回众尚未全部会
合(白彦虎号称的十八大营，方自陕境败入金积、灵武和陇东)，可直捣金灵，必操胜算。”刘甚为嘉许，正在就地备战之际，马化龙部众果尔四出攻扰，定边、安边、宁条梁等地相继失陷，更引起刘对董的重视。

　　五月间，董福祥即随同刘松山军投入了进攻金灵的血腥战斗中。八月间，吴忠堡下桥之役展开了双方主力战，刘军前锋全部投入战斗，势犹不支，战局甚危。于是刘命董拊敌之左侧背援攻，董则率部冲杀最勇，锐不可当，挫敌之锋，转败为胜。在吴忠堡的争夺战中，旷日持久，势成拉锯，董福祥是每战必从的。有一次马化龙并金积回众，在吴忠堡向刘军进攻，队列似墙，势如潮涌。董福祥献计用步兵蛇行(即一点突破战术)向炮子密处猛攻(即重点攻坚)。刘采纳后，董即身先士卒，躬冒矢石，突入战阵，纵横扫荡，斩杀极惨。马部仓惶败退，淹死于秦渠者无数，日后浮尸蔽渠，数日不绝。

　　八月下旬，陕西白彦虎部的崔三、李经举等自半个城(今同心县)来援马化龙。刘松山乘其援兵尚未全到之际，发起了总的攻势，从吴忠至板桥，进而又退，退而又进，反复冲杀，伤亡甚众，提督易德麟、余虎恩、陈宗藩及董福祥、张俊等均负伤。董乃建议：金、吴等地堡寨林立，利守不利攻。为了减少伤亡，固军锐气，可以守为攻，多方示弱，诱其来犯，先击之于堡寨之外，以消灭其有生力量，然后乘胜夺取堡寨；再摧毁其盘踞巢穴。所谓先以智取后以力攻。刘采纳了这个建议，也获得了胜利。九月中旬，刘松山赴余家湖查看地形敌情，被金积马化龙探悉，突出大队围击，董福祥在板桥闻知，不顾受伤甫愈，亲自率队驰援解围。

　　十一月初旬，刘牢总攻波浪湖马化龙的长墙阵地时，由于墙高沟深，攻未能下，董福祥率部乘风沙大作的自然烟幕，绕道突入墙卡后，自午至酉，纵横冲杀，旋进旋退，肉搏七八次，终将长墙阵地攻破，全军大捷。战斗中董福祥右臂受伤，犹裹创奋战。

　　 同治九年正月间，刘松山在吴忠堡南乡马五寨接受马化龙乞降时中弹受伤，弥留时告其侄刘锦棠说：“我没听董福祥的话，现在身遭不测，悔之已晚。董福祥有智有勇，且甚忠诚，你年尚轻，经验不足，以后凡事多依重他。”同时又嘱董竭诚襄佐刘锦棠，共成大业。刘松山死，清廷以其侄刘锦棠继统刘松山军。时马化龙乘清军新丧主帅，军心不稳机会，挥军展开全面的攻势，来势甚猛，屡却清军。当时有人主张将刘松山的灵柩后移，以防落于敌手。董福祥力主仍厝吴忠，以示我军必胜之决心，并提出为老帅(指刘松山)报仇，可以激励军心。刘锦棠随即激励士气，奋勇迎战，终将马之攻势挫败。

　　二月间，刘锦棠召诸将会议，讨论战策。董福祥献“反包围歼敌”之策，并自告奋勇率所部担任诱敌，孤军守于板桥。马化龙未审是计，乃出金积、汉伯堡四五千之众，围攻板桥。甫合围，清军又自外反包围，内外夹击，大获全胜。

　　五月间，马化龙又乞降，刘锦棠议之于军。董福祥力陈马化龙是缓兵待援，假降抢收之计，若允其局部就抚，必中其诈。应使之全面就降，并令其同时或先外(指河西、中卫、同心、韦州等回众)而后内(即金、灵、吴一带回众)就降。刘据以答马。后马化龙以金积以外的回众不听其指挥为词，而只要求金积就抚，并以只缴马械不让城堡为条件。刘未许可，继续进攻，事后在俘虏的口中获悉这次仍是诈降。

　　六月间，战事转入以“抢收夏麦”为主的争夺战中，董福祥主张采用“纵敌收割半途抢劫”的手段，收到了很大战果。在—次抢麦尾追到王洪联寨时，回众据寨抗击，在弹尽之后，寨上木石粉投，间以火球(用乱麻杂草为球浸以油)，以至倾倒热汤麦粥和锅碗盆罐、箱柜桌凳等，甚至以死尸投击。董福祥同张俊等不顾烫伤，率先登寨。寨破，守众数百人皆投火自焚以殉，状至凄惨。

　　董福祥在投清前，他要求部众，在战阵中，先以威力吓倒敌人，尔后掳其人马武器物资，以壮大和充实自己，严禁乱杀乱烧。自归刘后，他认为人马物资的补充有公家负责，他为了急于立功以取信任，就鼓舞所部以破城毁寨杀敌立功为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据说他在吴忠堡攻夺一个坚固堡寨时，数攻不下，尔后他以火箭、喷筒、积薪等物，施行了火攻，至将该寨男女老幼，牲畜物资，完全付之一炬，惨不忍睹。在历次战斗中，他也一贯主张多杀，不主张多俘。他说：“你杀了这个还能去杀另一个或几个，如俘了一个，你为看这一个那就会耽误了再杀几个。这样就不能打得胜仗。”他还经常说：“血多才能染红顶子。”这个“血”是指作战时自己不怕流血和杀敌越多越好两方面而言的。

　　同治九年冬，清军已将金积堡团团围困了数月之久，绝其外援，断其粮道，人皆以树皮草根杂以牛皮等为食。堡寨内老弱妇女，号呼救命之声，惨不忍闻，马化龙认为势不能挽，乃于十一月十六日亲赴刘锦棠营乞降。降表说：“罪民所犯罪情，自知不赦，如蒙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恨。”刘锦棠上报左宗棠。左当时批令刘锦棠监护马化龙，并转饬招抚未降回众，尚无处决之意。如其上同治奏折云：“西陲之靖，于今九年，关陇诸回率视金积为向背，其狡谋凶焰，实异寻常。马化龙非穷蹙至极，必不轻冒锋镝以求生。今既只身来投，并非诱致，则操纵在我，因而诛之，不可谓武。且马化龙乞抚之词，显欲一身塞责，市德诸回，为要结人心之计，因而诛之，亦且堕其术中。”刘锦棠接到批示后，认为如是，则大仇莫报，无以慰其叔刘松山在天之灵。遂与亲信诸将(董即其中之一)密商：在马化龙尽缴枪械珍藏之后，迫马化龙具结，保证再无藏匿不缴之物，如经搜获，心甘坐罪。尔后在挖毁堡寨时，硬栽诬说，在寨墙内掘出马化龙私埋的洋枪一千二百多支，酷刑审讯，逼其招认“心存再叛”，并据以上报。左派遣大员到金积复查。据说刘送贿银十万两，仍维原诉。刘竟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正月十三日将马化龙等一百多口凌迟处死，血祭刘松山之灵。

　　同治十年二月间，宁夏、灵州、金积等地回民义军皆被削平，生者尽遣外地。是时清廷对参与讨马化龙战役者都有升赏，除马步七十一营，每营赏银二千两外，董营以战功最多，还得到加赏数千两。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皆各升一品，董乃以五品军功而升为四品游击。刘锦棠又另以金积赐董福祥，吴忠赐张俊，大寨子赐李双良。即令李双良往瓷窑堡将董部的家属二千三百余口，移来安家落户。据说刘锦棠分地时是信手用马鞭子指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地区内，任本人随意占有罢了。董福祥除占有金积以外，刘锦棠还将马家滩(原是马化龙的马场)全划给了董福祥，以团结其心。

　　同年五月，刘锦棠扶刘松山榇归葬于湖南原籍，以湘军提督肖章开权统刘军，分驻于宁夏各地。董的三营，则屯驻于金积整训。该部在作战中的缺员，复自其已经编遣安置的旧部中招来补充，遂又成为一支额足勇壮的劲旅。

       (二)继平河湟

　　同治十年冬(公元1871年)，左宗棠以河(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湟(今青海省)回众，仍踞地顽抗，隆冬冰封，到处需防，遂檄调驻金积肖章开所统之刘锦棠部十个营，集中于甘肃止安定(今定西县)，以备策应。董福祥率所部四营，也参与了西征之役。翌年正月，左宗棠的行营自平凉进驻安定，召见了董福祥，并检阅了他的部队。左见其部队兵强马壮，大为嘉奖犒赏，称为西北干城。说是有此健儿，何患不平?勉董好自为之，为国效忠。从此就更坚定了他的助虐帮凶，追求权位的决心。

　　 同年六月刘锦棠自湘募勇返甘，左宗棠命其统帅所部开赴西宁，董部也随之投入了更为残暴的征杀。七月初军抵碾伯(今乐都县)，刘锦棠仍师其叔刘松山在金积镇压回民的故技，施行了“先客后土”(客即陕回，土即甘回)的分化进剿办法，向据守老鸦峡、观音堂、桌子山、高家堡一带地区的以白彦虎为主
帅的陕西回军，展开了纵深八十里，交锋五十次，为时三个月的战斗。终于十月间在羊角湾、罗家堡、二十里铺、十里铺的一次总攻战斗中，最后将据守之回众全部击溃，兵临西宁城下，解了城围。据说，董字三营在参与这次战役的十八大营中，战功最著。因为这次战役，是以山地战为主，且以碉堡战对碉堡战，这正是他最有经验最能用武的战场，因而所向皆捷。其战果最著的有以下几次：

　　仰攻桌子山，出奇登绝巅。回众二千余列阵桌子山顶，恃险固守，刘令董部攻取之。董以张俊、李双良从正面仰攻，他自选精壮，用绳索长杆兼以人梯，密从山侧攀登绝壁，出其不意冲破营垒，斩杀殆尽，坠沟殒命者累累。

　　 方阵结活碉，滚破彦虎堡。白彦虎的行营设在高家堡，周围碉堡林立，守以重兵，刘锦棠挥军三路进攻。董福祥的一路，为了直扑高家堡白彦虎的主碉，实行越碉进攻的战术，将部伍结成方阵，舍子碉而不攻，捣隙以滚进，破其主碉焚其堡寨，白彦虎负伤败逃，其他碉寨亦随之而下。

　　风筝桥一夜城，拂晓扫敌营。刘军在从黄河北岸深入进攻时，其侧背甚受踞守南岸回军的威胁。刘集诸将议渡河剿袭之策，其他诸将均以渡河工具不足而不敢接受任务。惟董自告奋勇，以皮筏、木排系以坚绳铁索，选河水急转处流向敌岸，在悬崖上定桩系筏，一夜之间就搭成了浮桥一座。在拂晓时渡河袭敌，扫除了威胁。

　　平戎雪夜，孤军胜敌。董福祥孤军守平戎驿，适天降大雪，敌乘雪夜来袭。董察悉后，即令全军反穿皮衣以大部设为伏兵，以少数守驿寨，及其围合，伏起而夹击之。数千来袭之回军，尽被歼灭，大获全胜。

　　劝降未成，奋战峡口。当刘军攻峡口时，探悉该地回军守将为崔三。董想建不战而胜之功，企图以从前共同反清联防的旧谊关系，致信说崔就抚。据说崔接信后，不但未降，反而以马化龙就降被害为例，复信大骂董福祥背信弃义，认贼作父，今又妄想卖友求荣，真是无耻已极。董阅信后老羞成怒，一战而败崔三，占领峡口。

　　同治十一年九月末西宁围解，部队从事休整。到十二月间董又随刘锦棠开始了向西宁以北之向阳堡进剿，兵分三路，董福祥为右路，次年正月初四日攻克之。该役从外围战而攻城战，而巷战，而核心战，守军节节拚死顽抗，始而枪炮轰击，继以刀矛肉搏，冒矢登城，混战巷内，尤以火攻更为惨烈。最后守军退入堡中两个核心碉堡死抗，董福祥躬冒弹雨雷石，奋身先登，立破一碉，烧杀殆尽。另一碉见势已危，缚手就降。此役董福祥甚得力于西宁投降的回民军冶福兴之助，从此使他顿开“以回制回”之念，为其以后“抚回用回”开辟了道路。

　　向阳堡攻克后，董随刘返军西宁，刘锦棠任西宁道，就地整军。同治十二年八月中，左宗棠以肃州久攻不下，遂白兰州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亦率董福祥等部由西宁取道永安、甘州前往助战。每次攻城，刘锦棠即命在西宁就抚的回将崔伟、法镜全等，到城下大呼：“我们已降，不但保全了身家性命，而且有官有职。现在你们已陷重围，如仍顽抗到底，一旦城破，则死无葬身之所。我们担保你们的安全，赶快开城就降吧。”不几日，城内回民首领果然开城就抚。但以左、刘的阴险毒辣，背信弃义，竟将所有回众首领和悍将二千人，数其罪状而悉数杀害。至是曾为回众占据十年之久的肃州，又复落到清廷统治的掌握。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河州闵殿臣率回众起，刘锦棠率董部、张俊等马步九营，自西宁经大河家会剿河州，五战皆捷。最后闵殿臣于买家集郭家嘴死守，清军即实行了最残暴的火攻，庄寨人畜均被焚毁。

　　(三)从征新疆

　　新疆自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妥得璘(妥明)起事于北疆的乌鲁木齐，金相印发难于南疆的喀什噶尔，继而伊犁回民响应于西，哈密族众纷起于东。自是兵连战接，达十二年之久。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军败入新疆，土客相结，其势更张。是时清廷以关陇既定，为了对新疆实行残暴的镇压，乃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准奏以三品卿衔署西宁道刘锦棠率所部全军从征，董福祥就随刘入征新疆。董在新历时二十年，由四品游击而参将，而协台，而镇台(总兵)，而一品提台(提督)，攀上了武职的顶峰，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顶子是用血来染红”的罪恶目的。兹将其
这一阶段的血腥历程概述于后：

　　光绪二年二月董福祥随军自西宁进抵肃州(今酒泉)，四月集中于哈密，闰五月推进到古城，六月在不大的接触中连克紫泥泉、阜康，而达距古牧地六十里的九营街。在此期间，董福祥的部众都是甘肃籍，比较熟悉地方的风土习惯，除了击溃少数回军的抵抗外，主要是担任了先锋部队的寻水井、辟道路、设兵站、侦敌情等任务。

　　 白彦虎闻清军主力出嘉峪关，即自红庙子移据古牧地，结合地方回众，利用既设的坚栅固垒，部署迎击。及清军集中九营街后，为了解决饮水奇缺的问题，遂先向黑沟驿、上黄田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夺水战。董福祥任中坚，乘胜猛追，一举而攻下古牧地城。在清扫战场时，获得乌鲁木齐北疆回军统帅阿奇
木马人得致古牧地守将王治书云：“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三城(即乌鲁木齐、迪化州和清真王妥得璘的王城)防守乏人，汝宜坚守该城，以待南疆之兵采援。”清军得此情报，知乌城空虚，遂挥军猛进，先克迪化州，董部之张俊首先自北城攻入，再战而克乌鲁木齐，时在八月初旬。这时白彦虎部已退往南疆，地方回众退至王城(玛纳斯城)。清军攻玛纳斯城，因城坚守众，月余不克。九月间刘锦棠遂增派董福祥等部前往助攻。董用坑道战将城垣轰毁，俘清真王妥得璘处斩，马人得逃南疆。是役叙董以头等军功，诏免骑射，赏黄马褂，阿尔抗阿巴图鲁，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据说董在这次攻陷玛纳斯城后，纳一维吾尔族的女人作妾，侨装男人藏于军中。该妾善骑射，由于她的老人是起义军中的首领人物，因而她也有一定的声望。以后在作战时期，她助董作了不少劝降、向导、翻译、侦察、宣传活动，在绥靖时期，又佐董进行很多联络和安抚事项。这个女人就是以后被称为“四夫人”者，最后随董来住金积，董的家务都是由她主持。

　　 光绪三年春，北疆粗定，左宗棠分兵三路转攻南疆(当时称北疆六地)，南疆八城。六地是：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巴里坤、伊犁、塔尔巴哈台；八缄是：东四城为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西四城为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左令刘锦棠率马步三十二营由乌鲁木齐趋达坂城，徐占彪军由穆家地沟、张曜军由哈密并趋吐鲁番。

　　当时南疆总首领为安集延部落的阿古柏(亦称帕夏，又称和硕伯克)，自据喀喇沙尔，其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逊，大通哈守达坂城，拒从乌鲁木齐来的刘军；白彦虎、马人得守叶鲁番，拒从哈密来的张曜军。

　　所谓安集延者，系浩罕八城之一，沙俄灭浩罕时，安部有胖色提(相当于清军的营官)名叫阿古柏的，乘机收容安集延的部众，自称和硕伯克，别人尊称为帕夏。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变乱时，金相印请他出兵援助，阿古伯遂入南疆。旋取金祖印而代之，尽有南疆八城，勾结英国和印度，割据称王。

　　光绪三年三月间，董福祥随军自乌鲁木齐越岭而南，以先攻后抚策下达坂城。刘纳董言，优抚降众，讲明抚策，令其首领随军招抚，遣其从众回去宣传。据说董在玛纳斯城所纳的女人从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刘部原在甘肃招抚的崔伟、毕天才等回将以现身说教，影响也是很大的。因而这一役给尔后迅速攻克南疆开创了有利条件。时东路张曜军屡攻吐鲁番不能下，刘又分兵助而克之。白彦虎西逃，马人得投降。同时董福祥攻下托克逊，帕夏次子海古拉弃城西去喀喇沙尔。

　　南疆王帕夏以连失三重城，门户洞开，又因达坂城被释的部众宣传优抚动摇人心，于是众军民产生了厌战求和之念。帕夏虽曾施行残酷的镇压手段，但以愈杀愈愤，人心愈离。帕夏终于自知众叛亲离势不可挽，遂于四月间在库尔勒服药死。长子伯克胡里知其弟海古拉搬尸西走，即袭杀于途，并劫其众退据喀什噶尔城，结白彦虎为外援，谋抗清军。

　     八月间刘军向西进军，连克哈喇沙尔、库尔勒、库车、拜城，进抵阿克苏。至此东四城俱下，为时一月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数城，屡得清廷嘉勉。

　　十月间刘军攻占阿克苏后，白彦虎去乌什，帕夏长子走叶尔羌。而当时返击之军又将刘部后路截断。刘为了巩固后方，即分兵回击，并暂舍帕夏子不攻，专追白彦虎。乃令董福祥所部和崔伟等旌善五营马队，昼夜兼程穷追。董以旌善营任前锋，不料双方部从都属甘陕籍，往往阵前作乡谈，夜宿相往还。虽收抚回众很多，但最终白彦虎逃入俄境。事后董曾为部署不当而上疏请罪。

　　 十一月自阿克苏兵分两路，刘督军西攻叶尔羌(今莎车)、喀什噶尔(今喀什市)、英吉莎尔(今英吉莎)。董福祥率军冒严寒忍饥渴南渡戈壁大沙漠，兼程袭和阗，一战而下。时帕夏长子闻讯已早自和阗逃奔叶尔羌转入俄境。与此同时，刘锦棠亦将西部各城先后攻克，将金相印斩于喀什噶尔。

　　南疆之役，刘锦棠与董福祥虽采“以抚为主”的镇压方针，但当时南疆人民受害之烈，也是极为残酷的。例如：战后之哈喇沙尔，已成水国，库尔勒人烟绝迹，拜城河争夺之役横尸断流，喀什噶尔斩俘之血聚流成河，其悲惨景象，实不忍睹。

　　光绪四年春全疆平定。由吐鲁番西经喀喇沙尔、库车至阿克苏，再由阿克苏西至叶尔羌，再至英吉莎尔，再至喀什噶尔，在全长数千里的征途上共设站台四十九座，分兵驻守，绥靖地方。是年秋董自和阗调驻喀什噶尔，参与迎击安集延残部自俄境反攻的战役。在一次战斗中，董率骑兵自胡素鲁克偃旗息鼓地乘夜深入敌后的毕勒套格依进行奇袭，大获全胜。又在一次安部退向俄境时，董率步骑自布仑可西猛追，两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至空台根满斯地方，军士疲困已极，正拟休息，但见该地安部所宰食的牛羊血迹尚新，料知大股之敌行不甚远。董遂自步兵中挑选精悍协同骑兵穷追至木吉。时安部有众三千人依山傍水列阵反击，董福祥令张俊、夏辛酉等由正面强渡进攻，自率骑兵绕出敌后，断其归路，前后夹击，安部大溃，全部就歼，突围而出逃入俄境者不过数十骑而已。至是南疆战事，最后结束，时在光绪五年。据说此役是董福祥在新疆的各战役中斩杀最惨的一次，也有说是他一生斩杀最惨的一次。斩杀之数不下三千人，最残酷的一点是他不要生俘，虽俘亦杀。此役最为左宗棠、刘锦棠所嘉赏。左宗棠致董书中有：“师行所至，率皆荒夐阻绝之区。石壁冰梯，上插霄汉，鸟道陡绝，猱附而升，俯视幽壑，冥不见底。盖自出关以来，艰阻劳瘁，以是役为最”云。

　　光绪六年清廷以新疆全局平定，乃诏左宗棠晋京“陛见”，以刘锦棠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移驻哈密，以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驻喀什噶尔总办西四城边防。时董福祥领张俊、夏辛酉等军，分驻南疆最为富庶的叶尔羌、和阗等处。按照刘锦棠令诸将“在在不露战迹，时时不忘战心，蓄养精锐，静以观变”的指示，进行整训。大乱初定，董以胜兵之姿，独据一方达数年之久。据说他曾以办理善后名义，对地方的富有者大肆搜刮敲诈，又利用英、印籍官商和地方商人关系，广为经营进出口买卖。同时组成骆驼队，利用公家名义，经常往采于甘、青、宁、新之间，贩运致富。对军中多年转战的欠饷，亦多领少发，甚至截扣不发。总之，他使用种种手段，巧取豪夺而大发其财。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董福祥授阿克苏镇总兵职，移驻喀什噶尔。是时边防无事，其部众以饷项积欠累累，军粮亦有所克扣，层层中饱，积怨极深。咸以当初降清时董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诺言，已成废话，跟他只能共患难而不能享安乐了，遂起而谋变。一天夜里，董左营的二百多人，枪伤营官胡登花，冲出城外。本期董福祥下令追击，从而裹胁共同起事。不意董自知众心不稳，恐营勇与叛勇有约，如群起响应，将无法收拾。遂闭城不出，严加防范。起事的二百多人，后被远近兵民擒献，为首的均遭诛戮。这种兵变，并不止董部如此，当时在新疆的清军亦屡出不鲜。据说董福祥经此兵变之后，大为震惊。他向以自己的亲兵(即原随他降清的甘陕籍的兵)比作“霸王的八千子弟兵”而自豪，如今靠不住了。他感到若不设法慰籍和整饬，不仅毁誉败名，而且生命亦危。于是他对兵勇的粮饷，剔除积弊，大加改善。对老弱者予以遣返，或就地安置。同时到环、固、金、灵等地广为招募，对兵勇的家属亦优加照抚。兵心略定，军容重振。

　　光绪十六年授董喀什噶尔提督，头品顶戴，辖西城防务。据说他当时尝以班超、张骞自许，经常使人给他讲述班超、张骞征西的掌故和历代治疆的政绩，董心领神会，亦步亦趋。既以炫耀自己，又以傲视同僚。在督喀什噶尔时曾数上固边安民之策，为清廷所嘉许，因而益形骄横，目空一切。时刘锦棠任甘新两省巡抚，对董优容过甚。在董接任喀督时，刘的贺信中说：“有君督喀，余无南顾之忧矣。从此边防益固，疆政更昌，乃意中事耳。”这就使董更为骄横跋扈起来了。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董福祥奉旨内调，保卫京师。率所部马步十八营，道经甘肃又增带回部十营(如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部)。途过星星峡时，适地方建修三皇庙，请他题匾额，他题了“人之初”三字。以后人们以董本不学无术，但题词精特，俗而不庸，一时传为佳话。

　　 董入京觐见，备陈争战情况和西北长治久安之策。慈禧大悦，加尚书衔，赏福寿字，对所部优为犒赏。董力陈自己出身戎行，不胜重寄。清帝嘉其“功高不倨”，遂谕特派白玉道，王学伊、安伟俊等四个翰林，随军襄佐，成为董的“智囊”。

　　（四）再定河湟

　　光绪二十一年春，河湟事变又起。始而由于伊斯兰教中的争夺教权，先后在河州、循化等地掀起了回民内部械斗事件。继以驻甘官吏的昏庸受贿偏袒一方，复将事态扩大。更以前往镇压事变的清军不查实情，就粗暴地认为新老教派的回众都属“一丘之貉”，皆是“造反之民”，遂一并征剿。于是新老教众，认为这又是清廷借机来杀灭回回，如不合作共抗清军，将必是“木勺子里炒豆子，同归于尽”。从而激起了河湟回族群众的抗清军杀汉人的一场大混战。当时撒拉族马占禄等围循化，河州回族闵伏英等攻狄道，马永琳围河州，大通的包良，西宁的包有福，海原的海四虎，也先后杀官起而响应。进剿的清军，到处败北，穷于应付。如河州总兵汤彦和败于双城，在马福禄的护卫下，仅以身免。西宁总兵邓增在循化溃不成军，自身难保。提督雷正绾被围河州，岌岌可危。总督杨昌濬缩在兰州，一筹莫展。气势方张的河湟之火，大有重在西北燎原之势。清廷恭亲王奕以董福祥威震西陲，战功卓著，荐奏董统带甘军马步二十八营，自京赴甘，平定事变，并将陕军归其调遣。同时准董专折上奏(即不通过总督直接降旨和启奏各事)，给以全权行事的最高职权。

　　是年七月间，董自京启行，即策定了“以回制回，以抚为主”的方针。沿途大张布告，分遣籍隶河湟的部众回乡广为宣传：就抚者优恤重赏，抗命的痛歼不赦。入甘后以马安良(马占鳌之子，河州人，回族)为先行官，又起用马福禄任说降使。由于早昔“董字三营”战无不胜的声威，西北回众印象犹深，再以马安良等回部归董以来优遇之厚，河州亲友知之甚详，更以董军装备精良，兵强马壮，军威极盛，加以剿抚政策的深入回族群众之心，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未战以前，已奏先声夺人之功。因此集结于狄道的董军，认为时机已告成熟，于十月初下令开始进攻。洮河三甲集一战获胜后，即以席卷之势，兵不血刃地连下太子寺、虎狼关、王家嘴、边家湾、康家崖、景古城、胭脂川，直捣河州。河州围解，回众一部就抚，一部西去，大部避于山乡荒野，旋亦归抚。于是狄道、河州粗定，甘肃全局已转危为安。时西宁一再告急，董遂派总兵何得彪、张成基、张铭新、马安良等先后前往驰援。董驻河州，令马福禄等办理善后。清廷以董用兵神速，议叙董福祥为甘肃提督，总统甘军。

　　 在所谓安辑抚绥以靖地方的“善后”中，据说马安良、马福禄等为了升官发财讨好于董，曾大肆屠杀，尽情搜刮，株连捕杀，抄没财产，状极惨苛。说者谓只白银一项就是四五十万两，粮食几万石。除少数赈济灾民遮人耳目外，大部都入了董、马的私囊。很多房屋土地，也是先充公后归私了。起事首领闵伏英、马占禄、马永琳等均被诱捕处斩。

　　光绪二十二年春，河州事变已经镇压下去，只西宁仍再再告急。清廷亦迭电催董亲往督剿。如清廷三月的豪电云：“今青海情形吃紧，着董福祥速往驰援，如再迟延，事变扩大，惟尔是问。”(《回民起义》卷四第406页)又清廷三月谏电饬：“西事之兴，迭次谕令先剿后抚。乃剿则未净根株，抚则动多粉饰，以致蔓延青海，浸及关外，任事诸将帅均不能辞咎。董福祥着速赴西宁，沿途不准逗留。”(《回民起义》卷四407页)因此董福祥于三月下旬离河州，四月初九日抵西宁。了解情况后，认为青海奎顺、魏光焘用兵分散，指挥被动，甘肃陶模对平乱军事，没有统筹，即据以上报清廷，并确定“边剿边抚”之策，重新调整队势，增派新锐部队，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又以马福禄担任南路劝降，以马安良担任北路招抚，着崔伟等往西路分化回众。同时北联新疆驻军，南结四川联防，西约藏蒙王公、贝子、贝勒，共同商定外堵内追，速战速决的方案。于是各路捷报频传，时未两月，而西宁各地基本平定。又经过继续扫荡，到同年七月底，青海全境已告“肃清”。

　　八月，十月董福祥自西宁先后两次赴兰州总督府开军事编整和叙功会议，上报清廷后，晋董福祥太子少保。在大力缩编甘军的情况下，特旨准董福祥编留得胜之兵二十营，驻于西宁、平番(今永登县)等地整训。

　　 至此，声震一时的河湟事变又一次地被镇压下去。

　     四、反抗八国联军的前后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董福祥平定河湟回民事变之后，即驻军平番、西宁整训部队。翌年清廷由于光绪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主张，西太后极力反对，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谋，欲废光绪而自掌清政。为了加强京师的实力，遂调董福祥入京。董到京时清廷以破例之礼，欢迎其“凯旋”于芦沟桥衅。对所部优为赏赐，对董赐以紫禁城骑马肩舆，赏穿嗉貂褂。据说嗉貂褂是贵胄服，武臣得此，是最高的赏赐。旋编归直隶总督荣禄所节制北洋三军之一(提督董福祥之甘军，提督聂士成之武毅军，按察使袁世凯之新建军)，倍极示宠。董于是也进一步地对清廷的守旧派表现了忠诚。

　　光绪二十四年，西太后与荣禄策定的在九月间胁光绪帝至天津阅兵，即以兵废之的密谋，为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所察觉，他们以先发制人的手段竟于八月初六日发动了所谓“戊戌政变”。由于仓卒起事，即告失败。西太后遂于初九日将光绪帝囚于中南海之瀛台，下诏垂帘亲政。又诏命各军统归荣禄节制，重编前、后、左、右、中五大军：聂士成之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扼守北洋门户—大沽、塘北；董福祥之甘军为后军，驻蓟州，兼顾通州；宋庆之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防东路；袁世凯之新建军为右军，驻小站，扼津西南要道；荣禄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驻南苑，以卫京师。

　　 从光绪二十五年以来，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廷腐败的浪潮，汹涌澎湃，莫能遏止。各地焚教堂、驱洋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各国驻京使节纷纷提出保侨抗议。西太后和一些当权的王公大臣，统置各国使节的抗议而不理，认义和团的忠勇可恃，企图一举而将洋人洋物驱毁净尽，以恢复往昔的闭关自守。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更进而降旨命庄王载勋为义和团总统领，大学士刚毅为协办，并命董福祥与义和团联合。在京城的义和团即和董军到处焚教堂、杀教民、拆电线、烧学堂、捣洋楼、毁洋商。刚毅闻而大喜，誉董福祥勇如黄天霸。于是事态愈演愈烈，各驻京使节，纷纷向本国告急，要求派兵前来保护使馆和侨民。五月中旬日本派卫兵到京，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出城迎接，为董部破腹杀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端王载漪闻报后，特召见他，并伸拇指称为“真是好汉”。接着端王又指使武卫军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于是下令宣战，以庄亲王载勋为步军统领，以刚毅统率义和团，连同董之甘军，端王之武卫军，开始向各国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进攻，历时二十多天，死伤甚众，但一个使馆也没攻下。端亡、庄王曾令董福祥纵火翰林院，企图延烧使馆付诸一炬，结果也失败了。

　　五月二十日，英、俄、日、法、德、美、奥、意八国联军，以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为总司令，开始进攻大沽口。二十一日即攻占我国大沽炮台。清廷乃急调董福祥甘军自京驰赴北仓(天津西北)抵御，令武毅军聂士成守天津，直隶总督荣禄(主力是义和团)布防于杨村(京津之间)。同时电调董部留驻甘肃的马安良率甘军十营(有说二十营的)，山西毓贤率义和团，和山东袁世凯的新军，火速兼程来京增援。

　　六月初联军易德将华德西为统帅，率军舰47艘，士兵三万人，进攻天津、北仓。对战至六月十八日，以提督聂士成战死，天津被攻陷。继而联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北仓。董部和义和团虽在火器劣势的情况下，犹奋战二十天，曾多次出击歼敌，予联军以沉重打击。终以天津失陷和侧背受敌，乃于七月初旬撤退北京，重整队势，固守广渠门、东便门、朝阳门之线的城防。

　　旋直隶总督荣禄战败于杨村，荣禄因重伤而死。武卫军帮办义和团统领李秉衡迎战于黄村亦败，在联军尾追下，及至通州，全军皆溃，李遂自戕。七月十九日联军在广渠门、朝阳门发动了总攻，战况至为激烈。翌日晨防守朝阳门的董部马福禄奋力死战，终以联军炮火集中轰击，死伤惨重，马福禄被炸死，该门遂陷敌手。继之东便门、广渠门，均为联军攻入。时义和团继续巷战，董即收容残部，退守宫室，苦战了一昼夜。当时西太后和一些王公大臣计议，认为援兵不至，宫廷莫保，遂决定挈光绪帝出奔，留庆亲王奕劻在京求和。当联军入京后，不守国际公法，烧杀淫掠，形同匪盗。搜查宫禁，掠夺宝藏，国珍民财，损失无算。

　　二十二日凌晨，光绪和西太后在董福祥护卫下，混于败兵中偷偷地出彰仪门西奔，当日止于贯市。适马安良从甘肃来援之师赶到，西太后命董福祥为随扈大臣，节制全部满、汉马步残军，护驾西行。董复荐奏以殉忠的马福禄之弟马福祥为护驾亲随马队，宿卫禁宫。自贯市再三天至怀来，又四天至宜化。

　　董随后、帝抵宣化不久，山西巡抚毓贤率勤王之师赶到，奏谓出西全境的洋人势力尽被清除，遂又转往太原。八月间由于联军南下保定，太原告危，董福祥力谏两官赴西安。其理由为：一则暂都西安可以设朝理政，诏告各省共整勤王反帝之师，外张不屈之势，内安国人之心；二则“圣驾”远离京城，既可避
开联军直接威胁，又可使敌不敢孤军深入，有利和议折冲；三则如和议不成，犹能与敌周旋，且福祥久历西北，尚可纠集西北健儿，作和议之后盾，为再战之先锋。西太后甚为嘉许，遂于九月到西安。董到西安后，犹以反帝勤王的功臣自居，认为总有一天会作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

　　庆亲王奕劻在京议和未成，各国使团提出要清廷指派李鸿章为使节方能议和。清廷屈从，遂在闰八月间将李鸿章从南京凋派北京为议和全权特使。各国使团提出议和的先决条件是：“惩办肇祸罪魁。”在清廷接受下，于十一月间达成和议，即众所周知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清廷继签订卖国条约之后，又在各国使团威逼之下实践先决条件。即诏令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斩罪，缓刑发配新疆，永生监禁；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令自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武卫军帮办义和团统领李秉衡，虽均死故，但亦不赦，均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定为即行正法。

　　对于董福祥的惩治问题，其说有二：一说清廷以董在战阵失踪，骗过联军的；另一说清廷业已定谳，但未执行，以敷衍外人。而实际处理情况则是：当议和时各国使团坚持杀董。因董反对帝国主义是最坚强的，抵抗八国联军是最勇敢的。同时议和特使李鸿章夙与董有旧怨，亦想借机报复。在廷议时，西太后采纳了八十多岁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之议，以董拥重兵未敢加罪，予以革职，将其软禁于西安皇城内。正在杀释未决，审度局势当中，突马安良等使用类似“兵谏”的形式，迫西太后恢复董的自由。在董出宫时，西太后厚为赏赐，并嘉其忠勇，慰其艰难，以安董心。同时准董奏授马安良为甘州提督统领甘军。并准董编留卫队三营，仍名“董字三营”，人为三千。其各营统领为周某、薛某、姚某，皆军门提督衔，实职都是镇台。当董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间自西安回归金积途中，董深以清廷懦弱愤愤不服，并闻毓贤在发配新疆途中示斩于兰州，也怀自危之心。遂在旧属怂恿下，滞留于平凉之崆峒山上，拟以陕、甘、新三省联盟共抗外敌作号召，图谋再起。清廷闻之，极为震惊，乃急遣大员前往转致后意，劝董以国家为重，以民命为重，暂屈和议，徐图中兴。最后董福祥终于接受了西太后如下的旨意：“董福祥知悉：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时多掣肘，朝廷不得己之苦衷，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屈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时屈抑，隳却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尚其勉旃！”(见董福祥神道碑文)董自是感知遇，释异图，毅然回归金积。

　　五、退居金积田园终老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时董63岁)，董福祥在他原有的北京、西安、兰州、固原、金积、新疆等地的所谓“董宫保府”中，选择了塞北江南的宁夏金积之“董府”定居下来。据说这个府，是在光绪二十年他晋京觐上特赏建府银三十万两，需时三年工夫而建修的。开工时是按尚书衔的提督府格局，及将竣
工时，董又晋太子少保衔而加以装璜成为“宫保府”的。府北侧原有的“统领第”(也称旧府)，遂让给族人居住。

　　董回驻金积后，曾给金积带来了一些假繁荣、真剥削，假活跃、真压迫的新局面。随着董定居而来的三千卫队，环驻在董府的周围，并建成了一条“董营街”。大府周围绕以小府(如姚府、周府、薛府、杜府、朱府……)，小府左右又是一般官兵的新第。不言而喻，街是董营街，而乡也成了董营乡。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该处为“董营村”，就是这样沿袭下来的。当地原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喧宾夺主的形势下，逐渐转变为“新主人”的长工短役的，已经不是几家几户的问题，而是共同的遭遇了。现在聚居该处的人们谈论起来，还有不少人说到谁家的前辈，曾给这“府”那“第”当过长工或婢仆。与此同时，金积县城也同样出现了以新代旧的行业局面。只董家的商行就有什么天太裕、天太当、祥太魁、祥太和……等等，掌握着左右市场的雄厚资本，操纵着垄断专业的经营权威。其他随居的官员，当然也长袖善舞，亦步亦趋地做起生意来。就从曾给“董府”当过差官和管家的董英斌、冯希天(所谓冯大先生)、张勋臣(金积县人都知道的张司令)等人来看，他们以后都成了大地主，有的还兼资本家了。不难想见，当时的金积究是谁家的天下了。

　　董回驻金积后，另一个“人杰地灵”的新局面，就是“冠盖满城乡”。从董定居金积以来，清廷或是为了防其反侧，或是为了眷念“忠良”，经常不断地有京官、省官、道府之官前来慰候；其旧部提督、总镇、协参之属，有的为了感恩念旧，有的为了联系说情，更是此去彼来地出入董门；还有的一般文武官员地方豪富，认为董是一时受过，后必再起，因而奔走逢迎，故献殷勤的也络绎不绝。就是当时伊斯兰教门教主马元章也年年给董送粮送草，联结感情；阿拉善旗的王爷头领节节给董赠牛赠羊，表示友好。塔尔寺寺主阿嘉呼图克图和住过塔尔寺的达赖喇嘛也经常与董有联系。他如当地州、县官员承其所好，更时常在金积城内关帝庙为董演戏，跪迎跪送。逢年过节特为铺张，扎灯结彩，请其玩赏，博取欢心，以保官位。据说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金积是满街灯火，争奇斗妍。在东街还扎有灯牌楼，张灯六千烛，绘有全部西游记和三国的故事图；西街设有阁灯塔，点蜡一万支，上画全部封神榜。董观赏时还说：“我已为民，特与民同乐耳”。总之，董在退居期间，清廷为了使他终老田园，处处给以优遇，有时也还采纳他一些建议。据说马福祥在光绪二十八年任靖远协台时，就是他保荐的。那年他的一个差官叛逃时，他曾下令在金积城挨门逐户搜查三天，断绝了城内外的出入。他的卫队三千，人虽大部安家落户，各就生业，但他的三营人马仍按编制按月从甘肃总督府领取全部粮饷，直到他死去为止。尽管这样，但董当时还是不甘伏枥自尝以“反帝有罪”愤愤不平。在甘肃总督升允、宁夏将军志锐亲来慰视董的时候，也曾不断告以在外力不问的情况下，清廷即为之复官复职。据说董如迟死半年清廷就重加起用了。

　　董在金积曾把据为己有二十多年的马家滩开放，重新垦殖起来。所谓马家滩，当时是南至峡口，北达叶盛堡，东西两河之间的一块沃腴土地。以前为马化龙所占有，设为牧马场。在马化龙败死后，刘锦棠即划给董。董回到金积后曾将董营村被迫迁徙的农民移往该地。光绪三十年黄河水溢，中卫、中宁一带遭灾，居民流离失所，董除留中庄、连三寨一带沃腴地带外，允将其余地区拨给卫宁灾民定居下来。另外他还在同年为黄河大水灾给兰州捐赈银二十八万两，清帝奖其孙董恭以道员加二品衔官。此外他对金积的教育事业公益设施也时多捐赠。又如当时回族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的教门在金积重新创复起来，也得到很多董的同情和支持。此外，他在息影乡间时期，外出仍是轿来轿去，前护后拥；家居依旧珍羞美味，养尊处优。但也有时故作农民打扮，草帽布服旱烟袋，躬亲田间，一则表示他是出身农民，还不忘本，取得乡邻赞誉；一则显露他的戎马余生，优游林下，其心实已无他。所以当时人们还流传着一句：“宫保好见，宫保的事好办，县官难见，县官的事难缠。”

　　光绪三十三年秋冬之交，董病笃。清廷曾几次下诏慰问，并派京医、省医前来诊治。他曾上疏，以“未能尽晚年之忠诚，以上报朝廷”为罪憾。在弥留时，嘱将他的余储银四十万两上交以充国帑。延及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正月初九日逝世，时年七十岁正。是年秋八月葬于固原南乡十里墩。        董死后，其维吾尔族夫人以人死势去，居留金积无所依靠，乃留其胞兄董福寿之子天佑，孙董温、董良、董俭、董让等于金积，自携其孙董恭移住固原，借董之旧部固原提督张行志的照料，以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