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位饥渴症与求官文化

当人们普遍患有官位饥渴症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倾轧争斗，投机钻营，望权门而叩拜，依权势而俯仰

    当前，如何将跑官卖官行为压缩到最小空间，成为上下共同关注的话题。近一段时期以来，中纪委、中央组织部不断发文件、出规定，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跑官要官现象俨然已成为官场痼疾，其背后深层次原因究竟在哪里？

    从字面上看，跑官要官其实是一个难称确切的说法。一个人希望担当公共职务，并为此而进行积极努力，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而把努力放在请托私门、寻找靠山上面，就不仅仅是个人权力观、价值观或者干部任用程序、交流制度等等方面的问题，而在于对权力授予方式的深层次考量。权力由几个人甚至由个别人来授予，而缺乏公众选择与认可在先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一些人眼睛向上，把当官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认可与接纳。

    事实上，近年来，从中央领导、中组部到各级党委和各级组织部门都大力提倡公开选拔干部，干部公选的力度大为增强、范围逐步扩大，干部选用制度正在健全与完善。跑官要官现象无疑是对完善中的干部公选制度的干扰，是对新型的选人用人制度公信力的破坏。可见，跑官要官现象既是制度不够完善的产物，又对成长中的新的干部公选制度的完善具有腐蚀作用。

    封建官场的求官文化的几个特征

    跑官要官现象的背后是一种封建的求官文化，这种封建历史文化影响应该说也是跑官要官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封建官场职务的提供来源看，是建立在封建专制体制基础上的权力的私相授受，进而形成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氛围。在封建的求官文化中官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场，投身其中的选手们希望夺冠、希望出人头地，其命运对君权有极大的依附性。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伯乐相马”的故事，其实就是衍生于这个制度上的一个人说了算的经典案例。这种少数人说了算的体制，至少有三种弊端：一是用人标准的不确定性，“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标准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于是出现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反常现象。二是不公正性，由于选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豪门巨室的子弟被选中的机会极高，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公现象。三是助长了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从封建官场职务的需求看，是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庙堂”情怀，进而形成求官钻营的官场风气。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因为忧君方可入“庙堂”，入“庙堂”方可忧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跻身“庙堂”。当官不仅仅是担任一种职务，以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更重要的，当官是政治身份和地位等级的象征。著名法家人物商鞅信奉恶劣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之道，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中国官场疯狂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风气。正是这种具有名利双收特征的官本位的存在，当官、当大官，就极具诱惑力，就是人生的最大追求，就是一辈子成功的标志。所以鲁迅说，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当人们普遍患有官位饥渴症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倾轧争斗，投机钻营，望权门而叩拜，依权势而俯仰。

    从封建官场职务的获取途径看，主要是保举、科举和捐纳等，这就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成为一种常见的官场积弊。科举制度是隋朝确立的。在这之前主要是保举，或者说是“上征下举”，就是上级选拔，下级举荐，再由皇帝任命。即使有了科举制度以后，作为选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项制度还一直延续着，这种制度决定了跑官要官的盛行。李白是唐代大诗人，他也做过跑官要官的事。他的《与韩荆州书》，是他写给韩朝宗请其举荐他的信，在自我介绍中“徧干诸侯”“历抵卿相”八字背后，透露的是一段坎坷崎岖的自荐之旅。在蜀中，李白求见谒过渝州长史李邕；在岷山，他求见广汉太守；在成都，他求见过益州长史苏；在安州，他求见过都督马正会、长史李京之、裴长史等，其足迹遍及达官显贵的家门。李白最后在玉真公主的引荐下被玄宗征召入京，授以供奉翰林的闲职。捐纳，就是买官卖官，是朝廷与有钱人做的交易。可见，正是封建社会选拔干部的方式，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大有市场。

    跑官要官现象屡禁不止的现实原因

    上述封建官场的求官文化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消失，相反，它会在各种适当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滋生发展。跑官要官现象屡禁不止的现实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在新旧体制的衔接中，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出现一些漏洞和空白，使中国几千年腐朽官场求官文化沉滓泛起，利用某些体制不完善兴风作浪，蛊惑人心，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官本位”思想作祟。受长期封建历史文化影响，“官本位” 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不少人仍然把当官作为唯一的价值实现尺度，认为提级升职是体现才干和价值的最好标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提职”、“进步”，而“跑”和“要” 就是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捷径。

    “权力利益化”的诱惑。由于干部管理体制的某些缺陷，一些人希望通过权力寻租，试图通过获得职权来插手经济活动，谋取“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实现升官发财的梦想；由于干部的职级与工作、生活待遇紧密挂钩，更多的人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保障，为享受更好待遇而谋求更高的职位。

    不良环境的影响。有的干部看到一些人条件不如自己，但是通过“跑”、“要”得到提拔重用，就对靠正常渠道和程序晋升失去信心、产生怀疑，为获得平等竞争机会，违心加入跑官要官者行列；有的担心自己不跑不要，现有职位保不住，也不得不加入跑官要官者行列。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不完善。有的地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不力，搞“家长制”、“一言堂”，使集体研究流于形式。有的地方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即使群众有意见，也以“组织考察”“集体研究”等托词搪塞，为跑官要官者提供了活动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说，跑官要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几个人甚至个别人就能基本决定给予公共职务，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与根源所在，也是有些地方特别是有些基层地区跑官要官现象难以杜绝的根本原因所在。

    试想，如果“给官”者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而是更多的人、是老百姓，干部要想提升就得“跑”很多人、“跑”老百姓，老百姓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跑遍，势必会在“干”上下工夫，势必会在“为人民服务”上花力气，以博得老百姓的公认和好感，形成良好的口碑，以期获得更高的职务。这个时候，官员与老百姓之间，才是真正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跑官要官这种封建官场的陋习才会消失。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