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努神族:一个国军老兵的悲摧回忆

《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口述：尤广才，作者：罗雪挥，原题：《一个远征军老兵90年跌宕人生：除夕夜被公安局拘留》
尤广才，山东台儿庄人，1919年出生。
1938年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系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期学员。
1941年，任第54军特务营排长、连长。
1944年入缅作战。
1946年2月，随部队到东北“剿共”，辽沈战役中被俘。
解放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饱受迫害，直到1980年才
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1992年退休。
1919年9月3日，我出生在鲁南台儿庄一户书香门第，这象征了我一生的命运：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时局混乱，新旧思想激战，社会动荡不已，而1945年9月3日则恰好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可以说我的青壮年时期都在战火中度过，晚年才得安宁。
我的老家紧挨着台儿庄顺河街新关庙的东墙根。1938年4月，国民党孙连仲集团军第31师师长池峰城的抗日指挥所就设在了新关庙，他指挥手下敢死队员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拉锯战，为台儿庄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
生于耕读世家，18岁参加抗日宣传

民国时期，台儿庄行政区划隶属于山东峄县。这里是徐州的战略门户。我的先祖清朝初年迁徙到台儿庄，历经几代经营，成为台儿庄的望族。

我的祖父是清代童生，设馆教书，可惜到了后来家道中落。更不幸的是父亲和祖父居然同时因病去世，一口棺材停在西屋，一口棺材停在南屋。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生活。她给人当过乳母，还帮人缝缝补补，累得两个手指都伸不直了。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母亲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碰到要饭的到我家门口，她总是要撕下一块煎饼打发。母亲也出身耕读世家，她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我十岁那年，哥哥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谋得警卫的差事，我们把家迁到了峄县三清观，我这才开始上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引起全中国震动。我还记得老师们组织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十四岁时，我初小毕业，升入峄县北街高小。当年国共两党纷争，连我们这个县城小学也波及到了。老师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地下共产党员。学校里，老师做时事报告，常对我们讲江西“剿共”的事，但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听来总是无动于衷。

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我已经读完了《四书》，并幸运地进入了峄县图书馆当练习生。每月补助六块现大洋，母亲很高兴，我则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和自修，阅读了胡适、冯友兰、梁启超的著作。我就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自由民主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南京有中央广播电台，图书馆为了宣传抗日，专门购买了一架晶体管收音机，每天晚上十一点，我收听电台记录新闻，第二天一早，再写成大字报，到县城四个城门和街道上张贴。那时我十分自豪地向人夸耀，我参加抗日宣传了。

跪别60岁老母亲流亡抗日

1938年3月，日本人攻占了峄县县城。受到《大刀进行曲》、《九一八》这些抗战歌曲的鼓动，青年人都待不住，一心想杀敌报国，我也不例外。

1938年5月，我跪别了60多岁的老母亲，孤身一人从峄县出发，一口气走到了徐州附近，恰好赶上了国军主力沿平汉路撤退。逃难的大潮也随之汹涌，老百姓白天黑夜都跟着部队走，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疲乏极了还得走。那时我总感觉到渴，到一个村庄就赶紧找水井喝水，其实是因为流汗消耗太大，怎么喝水也不解渴。

我从山东走到江苏，在宿县越过津浦铁路到达了皖北，又从安徽走到河南，徒步一个多礼拜，母亲给我做的那双鞋都穿洞了。一路看见地里冬小麦黄得都发干了，但是没人敢停下来收割。

走到河南潢川以后，我报考了战干团，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这里收容流亡学生和华侨青年。那时全民抗日气氛高涨，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确定了长期抗战的方针，急需建设青年后备力量。战干团于1938年1月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本来只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由于战时人才紧缺，实际录用时降低了标准。我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是凭借勤奋自修，发榜时居然名列前茅。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把重要的物资、工厂都往后方转移。战干团也奉命西迁，跋涉约30个县市后，最终驻扎四川綦江。因为前线干部折损严重，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正式训练不足一年，便于1939年秋天毕业。恰逢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批同学直接分配到长沙，遂有同学壮烈殉国。我留校当了区队长。

战干团不幸成为了国共党争的牺牲品。进校之初，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教育长桂永清还经常邀请共产党人来校，我也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春天，战干团秘密“清党”，审讯拷打过一些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甚至有人遇害。我那时还接待过一位重庆来的学生家属，陪她到团总部寻亲。该事件惊动了重庆，桂永清不得不出国“考察”以避风头。

战干团于1941年被裁撤，学员学籍一律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我们被合并为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期学员，我也领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央军校生佩剑。

1941年，我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起初到特务营里当排长，一年后又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我亲身经历了抗战后期山穷水尽的局面。战时经济濒临崩溃，全国海关尽失，也丢掉了大部分工厂，国民政府税入去了一大半，但是开销增加十倍不止，不得不饮鸠止渴，滥印钞票应急，结果物价飞涨。我当排长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而到1944年，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仅值战前的三十分之一。

前线抗日官兵严重缺乏补给。54军身为中央军的嫡系精锐，装备已经相对杂牌军精良，但我们那时穿的军服都是粗麻编织的，染成了草绿色，像个麻布口袋。士兵们还吃不饱饭，米里掺了很多稗子，天天吃盐水煮青菜，几乎见不到肉。

最头痛的就是逃兵不断。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死伤官兵321万人，其中光阵亡的将士就达131万人，死亡将军256人。但当时能募兵的都已经招募了，最后募不来就干脆抓了，可是兵进了部队却吃不饱、穿不暖。我当连长时，经常会有兵出逃，一逃就是四五个。我们只能对士兵加紧看管，有逃兵就去抓，找不到了，只好再就地补充兵源。

我连里的兵年龄都不大，有的还不到18岁。听说后来征兵，10个人中只有3个勉强够得上健康标准，而这三人日后还被送到了远征军为国出战，可见当年国民党军队抗战之艰苦。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抗战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大遗憾。中华民族全民动员，八年抗敌，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件事情。

成为远征军入缅甸作战

1944年4月，我所在的50师和14师一起，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作战。此次是中国军队二度远征。

我们从祥云驿（临时）机场登机，沿着驼峰航线，先飞印度的汀江机场，高寒缺氧，我冻得直打哆嗦，听说有体弱的士兵竟被活活冻死。飞机着陆许久后我的两耳还嗡嗡作响。

到达汀江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疫。令我最心痛的是大家出国前特地换发的新军装和毛毯都被焚毁。那时国内的军队还被称作是“草鞋部队”，士兵不得不光脚穿着草鞋抗敌。集体沐浴后，我们打了防疫针，换上了堪称豪华的装备，米黄色的英式军服，还领到了美军军用睡袋、蚊帐、抹脸的防蚊油、防蚂蟥的666粉。

短暂停留后，我们又登机飞往缅甸重镇孟关，接着由美军的十轮大卡车运送到缅北丛林中驻营。大森林里暗无天日，终日只听见猴子的吼叫声。丛林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天天可以吃到美军的牛肉罐头，来自英国的大米敞开供应，只是不太新鲜，有时还能吃到黄豆罐头。当时的补给完全靠美军空投供应。我们在森林的空地上铺上白色的布板做指引。我还记得投递食品的降落伞是用白布做的，投递军械弹药的降落伞则是彩色的尼龙人造丝质地。这些降落伞是一次性的，美国人不回收，中国军人便留下来，我亲眼看到师部的人用人造丝降落伞搭帐篷，看上去很高级。

西保战役是我在缅甸亲历的惟一的一场战役。我当时任特务连连长，负责警戒搜索工作，并不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奇袭密支那战役过后，全连官兵都想打仗，他们鼓动我去找50师师长潘裕昆请战，师长很支持，西保之战时，就把我们连配属到149团第二营，负责沿公路正面进攻。西保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士兵和敌人拼刺刀肉搏，我们连伤亡了27人，我眼睁睁看着贴身号兵周勇被日本狙击手击中身亡。敌人溃退后，我们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伊洛瓦底江边，获得上级嘉奖，总结功绩为“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

西保战役后，我不幸在一次实战演习时，因为一个士兵误踩日军地雷，当场死伤了好几个人，我也负了重伤，弹片从右肋穿进体内，右腿膝关节也飞入弹片。我被送进了密支那后方医院，受到美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

1945年5月，我所在的第50师从缅甸腊戍回国。走到梧州时我们知道日本人投降了，改向广州进发，我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
辽沈战役后投诚，宁做普通人

部队驻防广州时，我天天看报纸，特别关心国共两党谈判，希望和谈成功。传言我们要调到日本去做占领军，但如果谈判失败，就要调到东北去打内战。

国共内战到底在东北爆发。1946年2月，我从香港九龙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的登陆艇，调往秦皇岛。接着坐火车向锦州进发，后来转到沈阳。我参加过最惨烈的战役莫过于1947年初的德惠之战。我当时已经是副营长了，守在德惠最南端的山东屯。对手的炮打得很密集，据说德惠一百里外都能听到震耳的炮声。山东屯最后失守，后来我建议用重炮堵截。这一仗国共军队的伤亡都很大，从山东屯一处清理出的共产党军队尸体就达200多具，孙立人、陈明仁他们当时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死得太惨了。潘裕昆也说，一将成名万骨枯，死了这么多人，中国人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都很伤心。那一仗，我们因为守德惠有功，50师149团被授予“中正团”，潘裕昆升任新一军军长。德惠战役成为国军的经典战役，据说至今台北市还有一条德惠路作为纪念。

随后的日子里，国军渐渐失去斗志，但是当时哪里想到过国民党会垮台？我还依然过着太平日子。1948年春，我的部队驻扎沈阳辽中县茨榆坨村时，经过一位同事介绍，我和三台子的一位女中学生结婚，当时我是少校团副，和营长平级。婚礼办得很风光，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出席了婚宴，还派自己的座驾让我去接新娘。不过，当潘将军看过妻子面相后，他断言我们的婚姻不会白头到老，果然让他言中。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承受巨大压力的妻子，最终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我离异。

结婚后不到两个月，辽沈战役爆发。1948年10月，我在黑山战役中被打散，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回到沈阳，投诚是惟一出路了。1948年11月10日，我去沈阳东大营临时收容所报到，被送往抚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区队想让我参加解放军，但我执意不肯再调转枪口去打国民党，我留恋新婚家庭，预备回到家当老百姓。抗战八年，又打了三年内战，打灰心了。在抚顺集中营，我看到了兵团司令廖耀湘。中缅印战场上，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军长。他住在二楼一个单间，靠近楼梯，我上下楼有时能看见他坐在桌后，颜面阴沉，不知道从他手中失去十万官兵，会作何感想？

劳动改造6年，妻离子散

1949年5月，我拿着一纸“安善良民”的证明被遣返沈阳，与妻子团聚。但是落户以后始终找不到工作。我不得不隐瞒历史，混入沈阳新阳公司做打桩工，十几个人拉起上百斤铁锤把木桩打进地面四、五米深；也曾经混入沈阳铁西区东北工学院总务处木工队当学徒工，可一旦清查历史，都逃脱不了被开除的命运。这时我的女儿出生了，为了养家活口，我只得去做临时工，卖苦力。每次拉着上千斤的货爬天桥，我都全身冒汗，口吐鲜血。

1957年春，妻子叫我到北京学习中医，她当时在北京的一家疗养院当护士。我高兴地来到北京，希望借此改变命运。白天在诊所里做收费出纳工作，晚上就跟着北京的一位老中医朱格一学针灸。

不料，1959年除夕，根据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指示，北京“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使北京市成为一座清澈透明水晶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因“历史反革命”，外加“无照行医”而被公安局拘留，送进了雍和宫隔壁的收容所。当时到处响着贺岁的鞭炮声，我就在这样热烈又凄凉的气氛里度过了新年。

在收容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认罪服教。我曾坦白了我在中缅印战场与日寇血战经历，小队长批评我：“你为什么光说你过五关斩六将，不说你败走麦城呢？”以后我就主动交待：当国民党军官是反动派、反人民的，无照行医是危害社会治安，送劳动教养是罪有应得。

1959年春，我被发配到了北京茶淀清河农场，开始了六年劳教生活。那一年也是全国大饥荒的开始。熬不过饥饿的人一个个躺倒了，医务所设有一个太平间，凡是垂死的饥饿病人都从临时病房转移到太平间，再死定后拉出掩埋。有多少人死去不知道，但太平间每天总有两三个垂死病人停放，第二天就不见了。

我的身体底子好，白天还能走动，但夜晚便昏昏沉沉像是失去知觉。幸亏农场医务所一位出诊大夫经常从大车队带回饿死的牛马骨头，我们把骨头砸碎熬骨髓汤喝，终于熬到了1961年春节。

劳动教养期间，最大的打击便是和妻子离异。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社会对她的压力我能理解，妻子生性好强，由于有一个“反革命军人”的丈夫，她在工作中处处碰壁，遭人白眼，心灵受到摧残。1949年，遭逢命运大变之时，她尚不满20岁。饱受刺激的妻子后来得了精神病，不到60岁便离开人世。而我则从38岁离婚后，再未结婚。

1965年，劳改结束，我用两条腿走遍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包括香港，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又被遣返回山东老家时，我已离家三十年整。亲人都不认我，都要跟我划清界限。连我的老母亲，直到去世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儿子。日本投降后，我原想能够有机会好好孝敬母亲，结果却孝母不能，这是人生大恸。1965年秋，我下到西王庄公社，开始时还不错，做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每月大队还补助两块钱。“文革”后，我整天下地劳动，掏大粪、养猪、种棉花、修堤坝。

1980年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直到1980年，我才完全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凭着远征军时的英语底子，到西王庄乡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而待到1988年，我才得以和亲生女儿相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通信都要通过亲戚转交，以免连累她。女儿12岁时，还独自到茶淀农场看我，我要上工，迫不得已把她反锁在牛棚里。1965年遣返回老家前，我还以“叔叔”的名义看望她。我们终于见面的那个暑假，女儿感慨，说海峡两岸隔绝了20多年，而我们父女同在大陆也相隔了20多年。

1992年，我70多岁的时候，从山东枣庄西王庄中学退休。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觉得我这一生无愧于自己，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亲戚朋友，无愧于任何人。一个人问心无愧，他就能活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