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克宁栓可以用吗:汪洋牵头广东反腐 所办案件80%源自市民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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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牵头广东反腐 所办案件80%源自市民揭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5日09:51  廉政瞭望

  广东反腐路线图

  腐败大案频出,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广东是越反越腐,还是反腐败越抓越紧?

  创新反腐机制制度,吸纳民意开门反腐,媒体舆论监督反腐败……“反腐书记”汪洋主政下的广东,使出了反腐败的十八般武器。

  不光要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还要做反腐败的排头兵。

  南粤反腐风急

  ■文/本刊记者 王春

  反腐中的低调与高调

  去年以来,重庆与广东,分别是中国反腐败两大新闻发酵地。外界有评:重庆高调反黑,打保护伞;广东低调反腐,捉贪官。

  广东反腐大案震惊全国。今年5月,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两规”。此前,2009年6月,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涉嫌贪污受贿被捕。时间再往前推移,2008年,曾在广东担任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的陈绍基和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部级高官也因腐败而落马。

  除了这几起配合中央直接查办的反腐败大案外,广东自身的反腐败努力也颇受世人关注。2010年6月25日,广东省纪委在全国首开“党内开放日”活动中告之外界,仅今年1至5月,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206件2347人,处分1340人,其中厅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71人。

  南粤反腐风急!

  2010年9月2日,广东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工作现场会在茂名市召开,广东的各大媒体皆高调报道。

  媒体通报了2007年以来广东省纪委评选出的12件“精品案件”。其中震惊全国的韶关市委原常委、公安局长叶树养案排在第一名,叶个人赃款5500万元已经被收缴;传说中光收“红包”礼金就达数千万元的茂名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现已被追回赃款现金7500万元,被移送检察院立案侦查。12件“精品案件”中还包括新广国际重大经济损失案、广东省法院系列腐败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邵志和严重违纪违法案等。

  广州一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之前报纸上报道的一些贪官被逮了,但不知道这些贪官腐败的具体情况,后来怎么处理他们的。现在通报出来了,老百姓也就不会乱猜测了。”

  不是越反越腐,而是反腐越抓越紧

  “去年查处的陈绍基案、许宗衡案以及韶关系列腐败案、省法院系列腐败案等都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会改变。腐败不是越反越多,而是我们反腐败工作越抓越紧。”2010年初,被外界称为“反腐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随着广东转型速度加快,新旧体制碰撞造成的制度空隙、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分配不均导致的心态失衡等社会矛盾集中显现,反腐工作面临的形势也更加紧迫。

  广东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从近年来查办案件的情况来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腐败官员“高位化”,特别是一些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成为发生腐败的“高危人群”,2007年以来广东省被查处的地厅级以上干部超过百人;二是腐败案件“集成化”,查处的大案要案中,窝案、串案、案中案等群体性和地域性腐败案件明显增多;三是腐败区域“集中化”,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仅2007年,全省被查处市、县两级国土局局长就有28人。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其腐败的形态特点既有一般共性,又有因介入市场经济活动程度更深,腐败手法更加隐蔽,腐败的烈度也更大的特点。如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涉案就达20亿元。”一名反腐败研究专家说,“从另一个方面则说明,广东近年来反腐败深入的程度越来越深,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大。”

  在2009年6月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刚落马不久,汪洋就发表措辞严厉的表态:“我们从中获得的首要教训是,必须严厉惩罚腐败分子。”

  “广东对于查办腐败案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今年广东省纪委开的6个现场会,第一个就是案件查办现场会。”日前,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但民众也有质疑,有的贪官“潜伏期”为何长达10年?查案是否存在“抓一漏万”?对此,广东省纪委一名官员回答:“查办腐败案件有一个时机和过程,既要惩处腐败分子,还要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但只要是腐败分子,就一定会得到惩处。”

  反腐的立体布局

  2007年12月2日,汪洋从重庆来到广东,就任广东省委书记。17天后的12月19日,他来到广东省纪委调研时提出,“广东在改革开放方面一直走在前面,遇到的问题比其它地区要早,如果能在制度创新上多下工夫、多出成果,就会为全国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做出贡献。”

  制度反腐、民意反腐、媒体反腐……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广东反腐日益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趋势。

  最让广东自豪的是几个“率先”。

  广东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如数家珍:广东率先进行行政审批事项清理,4轮清理下来,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到了原来的1/5;率先推行网上审批,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率先推行行政电子监察;广东财政厅率先在网上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率先建立人大和审计对财政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

  在反腐败的常规工作中,广东也“于无声处响惊雷”。200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汪洋、黄华华等省级现职领导亲自带队,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部分省直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检查。

  “这次考核检查,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广东前所未有,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纪委一名官员表示。其中最大亮点是把民意调查结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序列,干部的廉政成绩让干部群众来“判卷”。根据民意进行排名,公开宣读排名顺序。当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当场宣布了排名前十的地市名单时,在场的没有进入前十的市委书记、市长有些坐不住了。

  一名姓何的广州市民则对此表示满意:“这种方式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些官员廉洁,哪些官员腐败,他的手下,他周围的人,心里最清楚。”

  据广东省纪委相关人士透露,2003年至2009年的7年间,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查处的3万余件腐败案件,大约80%来自人民群众的举报和揭发。

  广东省纪委常委姜斌说,“让群众‘打分’,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检查成绩也会更具有公信力。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社会力量的加入,这是大势所趋。”

  为了让民间反腐力量能成长壮大,朱明国甚至主张:“探索建立对社会团体机构提供反腐咨询指导服务的补贴资助制度,发展民间反腐咨询服务机构。”

  对此,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表示赞赏。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文化传统原因,广东的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比较成熟,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管理的意识比较强,广东省应该采取措施让社会、公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发挥作用。广东的政务公开走在全国前列,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用新闻的手段把反腐倡廉宣传做出高度,也是广东近年来引导舆论反腐败的一大亮点。

  广东省纪委与南方日报联合打造的新闻栏目——“防腐前沿”,这是全国省级党报中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集纳式报道反腐倡廉工作的舆论阵地。开办4年来,已经成为广东纪检监察工作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2010年6月,朱明国在参加“防腐前沿”出版4周年座谈会时提出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向媒体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擦亮反腐倡廉宣传报道的‘广东品牌’。”他专门提出 “五个度”:“重视党报监督要有高度,欢迎党报监督要有风度,关心党报监督要有温度,支持党报监督要有力度,落实党报监督要有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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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反腐新思维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5日09:51  廉政瞭望

  广东反腐新思维

  ■文/本刊记者 邱祥吉 综合报道

  从全国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第一个反贪局,到首先治理“裸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一把手财产、限制一把手权力,到从多方面学习香港经验“开门反腐”,以及开展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与探索,其中有曲折,有争议,但广东前进的步子没有停歇。

  开门反腐学香港

  2010年6月25日,来自各界的50名党内代表走进广东省纪委大楼,参加省纪委成立以来的首次开放日活动,对外人眼中神秘的纪委工作进行深入了解。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开门反腐”。

  “这是最近广东反腐工作的一大突出亮点,”广东省纪委干部王学建(化名)介绍道,此次开放日的主题是“互动沟通共保廉洁”,对于代表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来纪委参观是个新鲜事。”而自称带着“看看省纪委的网上举报技术和制度到底完善不完善”疑问而去的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林伟宇,笑着说自己得到了答案,“当天参观后觉得很惊讶,因为我没想过,网络举报可以实现了。”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所谓“开门反腐”指的就是反腐的政策操作程序化,以及反腐的结果都要经过程序化的保障和公布。“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阳光化以后,基本能够保证百姓对反腐的知情权,也能保证反腐公正、公平地进行。”

  据悉,这只是广东省纪委“开门反腐”的第一步。尝试面向社会的“监察开放日”已在议事日程之中。

  “广东的公民社会发展比较成熟,民众参与反腐的热情很高。”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向记者表示。有感于民众支持反腐的热情和“开放日”所带来的廉政文化的影响,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后来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做法及思考》中指出,广东要向香港学习,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透明度,公开反腐败工作的信息,定期举行“纪委开放日”活动。而此次全国省级纪委首次进行的“开放日”活动,就是朱明国去年赴香港考察廉政公署后的大胆设想。

  一名反腐专家评论:“从此次省级纪委‘党内开放日’来看,显然广东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在面向党员的同时,今后更是把目标锁定了向社会公众开放,并在省级层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以实现更大突破。”不少干部也对此次活动寄予期望,“开放的内容将会升级,不会止步于通报成绩等感官层面,开门纳谏,建立让公众向纪委表达意见建议及评价、为纪委工作献计献策的平台也将为期不远。”

  有分析认为,广东的“开门反腐”有可能成为纪委改革的风向标。“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纪委这次‘党内开放日’只是探路的‘引子’,人们清晰地看到,纪委审理案件公开制度、党内重大案件听证制、建立独立的反贪机构,一条借鉴香港而并非简单复制的广东‘开门反腐’路径的清晰脉络已经出现。”

  也有专家表示,“开放日”活动,只学到了香港经验的一些皮毛,要真正深入下去,还须从监督、选人用人等方面进行机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不过这样的起步是值得肯定的。”

  快半拍的反腐思路

  1988年,深圳成立全国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中心;1989年,广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反贪局。从30年历程来看,在反腐败的前瞻性和敏锐度上,广东似乎是要领先一步,快人半拍。

  2010年7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而早在半年前,深圳就已规定,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今后将不能够担任一把手及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同时,广东省也率先建立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信息数据库。

  王学建认为,在社会关注“裸官”之初,广东就率先出台规定,是一种顺应民众期待、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

  今年1月,广东又宣布,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申报制度。近年来,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市、四川高县、上海浦东新区等地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纷纷破冰。而广东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直奔一把手而去。一名在四川从事多年纪检工作的厅级干部称赞道,“之前财产申报的试点地区,申报人群多集中在科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而一把手不参与财产申报。这与发达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东此举,更显诚意,一针见血。”

  今年6月1日,广东佛山市纪委的30名干部在当地官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众多媒体聚焦,该文建议将反腐机构进行“横向整合”,即将监察局与反贪局合署办公,以此提高反腐效率。一些媒体以“内地第一廉署”即将出现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记者此行也专门向广东省纪委有关人员询问此事的进展,但对方却表现得讳莫如深,“现在实在不好说,涉及到很多层面的问题,也有法律上的阻碍,非常敏感。佛山的设想要施行要等省领导拍板,即使通过了,还要报中央高层讨论。等进展明朗才好说。”

  不过多名从外省到广东从政的官员表示,合署办公在具体操作上遇到一些体制上的障碍,能否成行是未知数,但却体现了广东先试先行、敢想敢闯的锐气。“比其它地区显然更大胆。”

  特区担当探路重任

  目前,深圳是全国唯一 一家纪委未与监察局合署办公的地方,特区之特,可见一斑。

  “尤其在反腐倡廉机制体制创新上,深圳当仁不让地担当起改革试点的担子,为广东的反腐改革创新提供了范本。”南方日报一名曾报道反腐工作的记者如此评价。

  许宗衡案发,在特区引起震荡。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以规范对各级领导干部用权、用钱、用人的监督为重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制度漏洞。

  “这两项规定对一把手的权限做出明确界定,明确要求一把手不得插手部门具体的人事、财务、审批、执法等‘实务’性的工作,以避免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有媒体评论指出。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此举不仅仅看到了一把手腐败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不仅划定了制度红线,而且在操作层面上切实解决了监管难的问题,实现了刚性约束。此后,重庆南川、四川武胜等地也纷纷进行了类似创新。

  为避免借集体研究之名规避责任,深圳还实施“四不上会”制度:明确规定各部门不得将四类具体个案提交市(区)政府常务会或市长(区长、主任)办公会讨论决定,由各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办理。这四类个案主要涉及工程发包和土地规划征地补偿领域。 王学建指出,这形式上是对市(区)党政一把手削权,实则出于保护干部少犯错误的目的,以减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出现的廉政风险。

  作为一河相隔的近邻,深圳积极向香港取经,2002年成立国内第一个建筑工务署,对除公路、水务以外的所有政府工程,实行统一设计、统一招投标、统一施工监管、统一竣工验收。这大大降低了政府投资工程建设中的腐败率。此后,全国多地出现了类似于工务署的代建机构。

  “深圳一系列改革创新给了全国各地区以启示,即使有的改革还不成熟。”四川一名纪检干部表示。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作为经济特区最为成功的代表,深圳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各项改革的先锋和试验田之一。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今后的改革发展要“顺应人民新期待”。

  有评论指出,这无疑是对深圳特区未来的改革的信心宣示和明确方向,改革尖兵,应该更向深处行。“深水区的改革必须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是制度监督,而这正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最终取胜之道。”

  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剥离,一帆风顺只存在于理想状态。某种意义上,遇到的阻力越大,可能越能凸显改革的价值。 

反腐步入深水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5日09:51  廉政瞭望

  反腐步入深水区

  ■文/本刊记者 王春 邱祥吉

  砍审批,越到后面骨头越难啃

  “有的腐败是在审批过程‘审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尖锐地指出。

  2009年初,广东启动了第4轮行政审批事项削减。此前进行了3轮行政审批削减后广东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仍有1064项,之后又增加了114项。

  “相对于前3轮,第4轮削减的难度大大增加,越往后,可削减的项目越少,无关痛痒的、涉及利益小的事项已经削减,剩下的往往是‘难啃的骨头’。”广东省纪委监察综合室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广东是经济发达地区,不缺钱,改革是不是要比别的地方容易得多?”

  “其实不然。清理的过程很艰苦。有时为了一个项目的清理,省审改办与有关部门的来往函件多达6个回合,而个别部门甚至‘掘地三尺’找来多年前的部门规章依据,作为种种不能砍的理由。”参与这场政府“自我革命”的相关人士说。

  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钱没有嫌多的。”并且,除了审批权与利益直接联系外,行政审批的收费并不都纳入财政,有的还成了单位“小金库”的重要来源。最近的一则新闻是去年至今广东检查发现小金库399个,涉及金额1.75亿元,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改革阻力之所在。

  2009年底,广东省政府决定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为595项,这是1999年前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的1/5。

  “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可以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从源头防止‘审出来的腐败’。”一名反腐败研究学者说。

  审批事项少了,没有利益了,行政效能又如何保证?

  2004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建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用“电子眼”监察工作人员的举动。2007年,广东省直机关和全省21个地市完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机器是最可信的。” 广东省纪委效能监察室副主任赖晓华介绍,某市工商局办证大厅窗口一办事人员企图越权跳过必经审核程序快速为朋友办理营业执照的行为,就在第一时间被电子监察系统识别并受到“黄牌”警告。

  来深圳创办公司已经19年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我只需要每年及时交税,平时几乎不会应付政府职能部门来搞所谓的检查,我的精力全部放在企业的发展上。企业的年检都通过网上进行,和政府部门的人不见面。就是向政府申请企业创新基金也通过网上申报,如果有人想私下‘勾兑’政府工作人员是很难的,因为你打电话去约人,接电话的人只负责接收资料,没有决定权。”

  当然,这样的改革并非一凡风顺,阻力随之而来。有的部门认为电子监察系统“侵犯”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把行政审批的数据录入网上系统,这样电子监察系统就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监察。

  阳光财政的尴尬

  财政资金如何分配?纳税人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外人的眼里显得那么讳莫如深。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曾经也不例外。

  2008年5月,政府信息条例公开后,深圳市率先向市民公开财政预算;2009年,广州市率先把114个市级部门的账本挂到网上,从而在全国引起轰动。但透明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广州财政局在“晒账本”之后,其中9个机关幼儿园年补贴高达6000万元,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广州财政局被迫对此进行回应,结果仍未平息议论。于是到了今年,“晒账本”再无下文。

  同样的难题也出在深圳。

  吴君亮是推动财政预算公开的志愿者团体中的成员之一,他曾在2008年5月与另外两人一起率先到深圳市财政局查询财政预算。

  “第一次去比较顺利,因为当时正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但没上网公开,只能拍照,不能复印;可第二年去深圳市财政局查询财政预算就没那么顺利了,他们就显得不那么痛快。”祖籍重庆的吴君亮告诉记者。

  “按照传统思维的惯性,要让财政部门痛快地公开财政预算,不会那么容易的。”广东省内一名熟悉内情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这样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某省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曾经向广东省有关部门咨询广东公务员的津补贴数额,但却得不到书面的准确数字。而记者曾通过有关方面试图采访广东财政厅,但对方有关人士均以“忙,没时间”为由婉拒。

  虽然向社会全公开的步伐受阻,但透明财政、“阳光”政务的理念已不可遏止。这次,广东转战“权力场”。2010年6月,广东省财政厅内各部门对本部门所有权力事项和现有的各项工作规则进行全面梳理后,在其门户网站上挂出“权力运行流程图”。这样的举措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让民众来监督政府,是对行政权力最大程度的制约,也符合现代政治的理念。只有程序透明,并严格按此执行,民众才能认可你的工作。”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说。

  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这是广东从体制机制上有效消除财政分配中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遏止“花出来的腐败”的举措之一。

  仅2009年广东财政收入就达到9052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近1/7,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高达3649亿元,巨额资金也伴随着监管难度大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2009年,广东省首创“竞争性财政分配政策”:哪个地方项目好,资金使用规划得合理,就把这笔钱批给他。竞争的“游戏规则”全部公开, 并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分。通过实施竞争机制,2009年,广东分配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农业、水利、劳动力转移扶持资金近85亿元。广东某市一名官员说:“这样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透明,科学,让人服气。”

  广东还建立了“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系统”。该系统实现了省财政与省人大、审计部门之间的信息网络联通。人大和审计可以随时盯住财政资金的流向,约束部门花钱的随意性。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认为,广东的政务公开走在全国的前列,只有实行了阳光政治,社会监督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广东目前做的大多还只是技术性的,需要在反腐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突破,才能彻底解决让人感到困惑的腐败问题。

  工程建设反腐的“广东模式”

  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是当前各地反腐败的重点和难点。从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广东也不例外。痛定思痛之下,广东着力探索一条“异体监督、分权制约”之路,代表作就是代建制。

  2007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首个专业的管理机构——代建局,直属于省政府。

  从此,广东各厅局不再拥有对非经营性工程的建设权,而是交给代建局统一向社会公开招标代建单位,由代建单位实施建设。这将过去工程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一体化模式逐渐分离,隔离了工程建设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联。该模式被称为“广东模式”。

  为何要成立代建局?按广东人的说法就是,原有模式“跑冒滴漏”,迫不得已。

  广东省纪委一名干部透露,某厅局建设演艺中心,先用政府拨付的资金给职工建起了宿舍,而演艺中心十几年来还未动工;广东省某医院在建设办公大楼时,立项金额为两亿元,但到结算时,耗资4亿元。

  据悉,对于这些项目,业界有个人人皆知的“办事流程”:先以小报大去立项,按照规划明明是1亿元的支出,在申请报账的时候只报5千万元,项目确定后,再按1亿元的支出去设计。相关人士分析,建设单位、管理单位和使用单位是同一家, 这直接造成工程的“三超”现象:超标准、超规模、超投资。“这样一来,建设的所谓‘可行性报告’就变成了‘可批性报告’。”广东省代建局项目管理局局长段海金指出。

  广东省纪委监察厅派驻省代建局监察专员、纪检组长王广见表示,修建工程的厅局有一个观念:政府批的钱就是我们的钱,钱不够了政府肯定会填窟窿。资金超标,政府不给施工方钱不行。资金链断裂,形成烂尾楼,更加难堪,政府又只能“被迫”支付。

  而代建制模式则是,代建单位和使用单位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为工程款是由财政机关拨付,完全不受使用单位干涉。对代建单位的要求也很明确,谁代建谁负责,如果出现“三超”现象,代建单位将负责全部责任风险。

  “代建制隔开了使用单位与包工头的距离,形成了‘隔离墙’。代建局没有立项、审批、拨付资金的权力,也就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这不光是投资体制的改革,更是防腐体制的改革。”王广见表示。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不少厅局领导也表示,把工程建设交出去,再也没有上面批的条子、包工头的电话,“代建制是对干部有力的保护”。

  现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有18个市已开展代建制或相关试点工作,14个市已成立代建管理机构。

  不过广东一些官员指出,代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工程建设中的腐败问题,还需要更多相关政策措施和配套制度才行。

  “我们在欣喜时有隐忧。”多名代建局干部表示,代建制改变了政府投资中的利益格局,阻断了一些人发财的机会,因此制度在实施时受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的阻挠;同时上位法改进滞后,代建局不具备法人资格,与代建局签订合同的代建单位有时得不到相关部门认可,在办理财政拨款、工程建设的多项手续时遇阻,影响了项目报建和工程工期。“这一制度仍在完善中,仍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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