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英语:做一个研究中国外语教育问题的中国人──向张正东老师学习

    张正东老师于8月9日仙逝，已走了两个月了。但是，对于我，他并没走，他会永远活着。我相信，同张先生一样痴迷于研究中国外语教育问题的志士仁人都会有同感。这不只是说，他那带有浓重乡音、抑扬顿挫的话音和富有激情的容颜给我们的印象永世难忘，最主要的是，他留下的20多部专著和百篇论文将与世长存。我和我的同事正忙于写建国以来的基础英语教育史和教材编写史，张先生参与的著作《全国中学英语调查与分析》和他的专著《英语教学的现状与改革》《琼林摭萃》《英语教学论》《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等，就在我的案头，随手可取。前两本书磨损已旧，是先生的藏书，今年春天，他让女儿张男星从重庆带来北京给我，说他以后用不上了，供我写书作参考用。至此，我感到张先生的谆谆教导时时萦绕耳旁，犹如他还在电话里和我畅谈。

我同张先生远隔千里，难得见面，但时常通电话，每次都几乎长达半小时以上。彼此寒暄的话有，但不多，主要是交换有关国家英/外语教育的信息和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今年2月26日，他来电告诉我不好的消息，胃癌病情恶化，难以进食，腹部浮水。虽然开始说话时声音微弱，但是一谈起工作声音顿时变得与往常一样洪亮有力。他对不能参加编写教育史的工作表示遗憾，可是很热情地向我推荐别的老前辈。同时，他又对去年8月中国教育报上有关基础英语教育发展30年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欣喜的发现，课程标准设计组的陈琳、王蔷、龚亚夫等老师更加重视中国的外语教学实际了，他显然很高兴。他那里滔滔不绝，我这里于心不忍，他是在消耗生命啊，我只好匆匆打断，终止了谈话。从探望过他的人那儿得知，他已骨瘦如柴，十分虚弱。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电话给他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借助张男星的手机电话了。

我一直很关注张先生的病情。7月下旬，听说他已卧床不起，行动不能自理。然亲情、友情继续鼓励他与病魔斗争，他居然提出了近期的奋斗目标—愉快度过84 岁生日。8月4日，我给他发了生日贺词和168个字的“简笔画”：

              祝张正东老师生日快乐！

献身教育  过半世纪 无涯学习自我成长 热心学术擅于思考

治学严谨  敬业执著 博览群书涉猎百家 著书立说调查研究

立足实际  爱国爱生 基于国情中西合璧 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淡泊名利洁身自好 刚直不阿直言不讳

热情待友  道义之情 广结善缘和而不同 乐助后生甘当人梯

公而忘私  诲人不倦 数战病魔屡战屡胜 耄耋之年笔耕不止

生命不息  奋进不已 回首往事无怨无恼 展望未来光明无限

正巧人教社周斌出差绕道专程去看张先生，她有幸参加了先生的5日的生日聚会。从她那儿知道，先生虽极为消瘦，但精神矍铄，他发言仍然铿锵有力，坚持坐在轮椅上参会达两个小时，久久不愿离去。由此可见他对亲人、朋友们的眷念之情。可以想象，那几天，他感到幸福，感到激动，因为许多人想念他，问候他。我没有想到，不久他托男星给我和我的丈夫发来了回电：

“亲爱的刘、周老师：喜接贺卡及珍言，精神为之一振，但逾扬过甚，万不敢当，只能看着是老朋友的嘉勉之语，日日求之，以少负嘱望。前日周斌来望，并代表人教社外语室祝贺賎辰，为亲友聚会增光不少，请代向旺全等新老朋友致谢！弟当前最苦者为完全不能自主翻身，唯时时苦斗，待得好转，再上京城，共话苍桑！专侯秋安！弟正东于8月10日。”

收到回电，我感到惊讶。他已病入膏肓，何以有精力回电，修辞还是那么讲究，而且如此乐观！杜培俸老师曾对我说，过生日是他的“近期”计划，他还有中期计划--愉快地度过新年，还有远期计划—恢复健康。今天，我重读这段电文，不禁泪水满盈。他何尝不知自己的病情，他是不想让亲友们为他悲悲切切，太痛苦罢了。男星说，8月15日，先生是在昏睡的状态中平静地离去的。

张先生如今走了，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外语教育事业，离开了他无数的难以割舍的朋友和弟子走了。但是，他的心仍然牵挂着外语教育，他的观念、精神和理想仍然存于世间。作为他的学生和朋友，我深知，最能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不是我们的泪水而是我们为继续他未尽的事业所做的努力。

张先生从教约57年，做的是一件事，研究和实践中国的外语教育。他自称是一个研究中国外语教育问题的中国人。我与他认识始于1981年，至今已近30年。时正值改革开放时机，是教育改革使我们走到一起的。

那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直属教育部领导，1983年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常受教育部委托组织力量编制教学大纲。1981年秋，人教社在颐和园主办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与教材审稿会，浦通修副部长亲临会议。当时，唐钧主持英语组会议，与会者有张志公、马俊民、陈少敏、张正东、田湖龙等老前辈，我们这些后生主要是聆听、记录、服务。张正东老师当时就给人深刻印象：说话底气足，嗓门大，敢提意见。那以后，张先生经常受邀参加课程教材会议。1988年，志公先生把人教社副总编辑的“接力棒”传递给我，我更加需要这些老前辈们的支持和帮助。频繁的教改研讨、调查，及各种会议的接触，共同探讨中国的英语教学和教材，让我与张先生结下了“道义”之交。

与先生结交多年，向他学习，受益匪浅。现仅举数例说明。

忠于教育，刚直不阿，直言不讳。张先生一生不唯上，不唯众，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敢于直言。要做到这点不但要有勇气，更需要公心。记得在1987年研制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时，部领导想削减外语课时，张先生直指基教司领导大声疾呼，如果谁要过多削减外语课时将要成为“历史的罪人”。2004年11月，他致信给教育部长，提出：一、科学地、透明地制定一套外语教育政策，以解决外语教育的宏观问题；做到外语教育目的多元化，要求分地域，据实统筹；循序渐进，学外语不能急于求成。二、新世纪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考虑应该和可能如何（做），要尊重已有的经验。他指出“十年课改五年完成”的做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而是大跃进。实际证明他是正确的，课改正分期分批稳步地进行着。

基于国情，中西合璧；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张先生一向主张学习西方，研究国外教学理论和方法要从实际出发，反对“拿来主义”。外语立体化教学法是张先生为中国外语英语教学理论体系构建的一个假说，他把外语教学建构为以学生、目的语和环境为三维，而以经济发展为底，以跨国文化交流为顶的立体化系统。这是他学习H. H. Stern《语言教学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的成果。对他的这个教学法，我没有深入研究，但对待西方教学理论的态度，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1988年，在讨论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时，我们引进了交际功能概念。张先生谈了功能法出来后英美学者之间的争议，认为西方还无共识，引用需稳重。在场的章兼中老师提出，教学要求不宜提培养交际能力，那样要求高了，会脱离中国教学的实际，提“为交际运用英语的能力”比较合适；江西的文一老师建议，教学内容中的功能意念项目改为“日常交际用语”，还说：“功能意念老师们不好理解，不要用老虎脸吓人嘛！”回想当年，我刚从国外学了西方的语言教学理论，面临怎样结合中国国情“本土化”的问题，在张志公等前辈的引领下，我们充分听取各地教研人员和老师的意见，在大纲的制定和中英合编教材中，采取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路子，的确做到了“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中外互补”。这是中英合编教材成功的关键。后来，张正东先生称其为“华氏结构功能法”，是东西融合、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爱国爱生，立足实际，调查研究。张先生一生参加和主持过五次大规模的中学英语教学调查研究，充分表现了他的敬业精神。他尊重科学，重视实证，为了对国家和学生负责，不辞辛苦，各处奔走，坚持以调查为研究之本。我写教材史，感到最遗憾的是，教材套数多，但评价资料很少。真正有价值的要算张先生的调查材料了。1980年张正东 张鹏浩写的《初中英语课本第一至四册使用情况调查报告》，1987年由他主编的《英语教学的现状与改革》，就有通用初中英语六册教材的使用情况调查，特别是1999年的全国高中英语调查研究，西南师大外语教研中心在他的带领下，争取到教委基教司的支持，联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对高中英语教学做了调查，得出结论“中学英语教学有了明显的进步”：1.水平普遍提高，差距缩小；2.英语综合水平和听能成绩均有提高； 3.开始了五种转变—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体转变，从知识型教学向能力型教学转变，从机械性操练为主转向兼用言语活动，教学语言从汉语转向英语。他肯定“华氏结构功能法”的同时，又呼吁英语教学大纲必须更新，为新一轮课改做了舆论准备。

耄耋之年笔耕不止，生命不息，奋进不已。2002年，张先生已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奋笔总结我国百余年的外语教学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他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把1862年至1999年的中国外语教育史划分为（1）译学中心期、（2）欧法中心期、（3）东西跳动期、（4）走向自立期。2007年他完成了《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就在他去年身患绝症之前，他还在雄心勃勃地表示要研究新千年我国外语教学的演进。

他虽然不能身体力行实现自己的宏愿，但他的精神将激励我等后辈继续努力。我们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是个外语教育大国，但还不是外语教育强国。正像张先生所说，“外语教学研究中存在一种‘西方中心’，大批高层学者都在做西方学说的引介、宣讲和诠释工作，甚至中国人自己从实践或理论研究中得出的成果，也要使用西方学说加以包装之后才能得到承认。”今天，中华复兴，科技进步，外语教育跨越式发展。我们一方面还要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要克服自卑感，加强自身的研究，并把我们的成功经验翻译成外语，取得话语权，加强与国外的交流。西方人对西方人学习西方语言研究得很深入，但中国人怎样学好西方语言还得靠中国人自己研究。

我国英语基础教育近30年的发展令我们无比鼓舞，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有很多问题亟待研究，如：中小学英语教育如何应对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如何减轻学生的负担又能提高教学的质量？如何进一步改革评价体系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如何解决农村中学英语教学的困难？如何提高基础英语教育的科研水平？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如何处理好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关系？等等。我也与张先生一样有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教育部继1982、1986、1996之后，召开第四次全国外语教育工作座谈会，汇集外语界有识之士，共同研究这些宏观问题，制定我国新时期外语教育方针政策。

如果，我国外语界同仁们能够团结起来，学习张先生，认真研究中国外语教育问题，我坚信，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会更加辉煌，我国将成为一个外语教育强国。到那时，张先生必将会含笑于九泉之下。让我们继续为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打拼吧！

（本文写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