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红色素的提取:触不到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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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不到的恋人

我13岁的初恋,结束在16岁,1949年。

我在60多岁时跨越半个地球找到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至今没有见面,现在他已经90岁了。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听我慢慢说。

听到“空军”两个字,我的头“嗡”的一声,其他的话都听不见了……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10多年后相继去世,丈夫的妹妹感激我对他们的细心照顾,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心。

说实话,我很不想去。感觉心气耗尽了。

我刚刚重新捡起画笔,每周都要去学画。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他替我选的志向,我已经荒废了那么久,我要继续。

没想到,签证特别顺利。1994年1月4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

在飞机上,感觉还像做梦一样,我居然要踏上美帝国主义的土地了。

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的礼物。看到那个小飞鹰,我眼泪就出来了。他当年在笕桥航校上学,制服上佩戴的就是飞鹰标志。

到达亚特兰大第二天,小妹妹请了一些华人朋友到家里来为我接风。

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一口的北京话,是当年国民党的空军。听到“空军”两个字,我的头“嗡”的一声,其他的话都听不见了……我双手扶着桌子,汗水直往下流,脸色苍白。小妹妹以为我身体不舒服,她哪里知道我内心的翻江倒海啊。

先是飞机上的“小飞鹰”,现在又是“空军”,我觉得不是巧合,是老天在暗示我,要我去找他。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

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男中音,真的会迷死很多女孩子。

我们恋爱了三年。在西湖边他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我艺专毕业他就娶我。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乱,我们就失散了。

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

这辈子可能都见不了了,但我就是忘不了他。

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还有些疑问,想问问他,我们那三年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爱过我?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

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会,怎么在纽约生活?茫茫人海,怎么找?

好多年,他老听到有个小女孩在耳朵边笑,那天我一笑,他惊呆了。

我父亲是生意人。我母亲长得很美,喜欢交际。我们住在英士街(平海路),就是现在友好饭店的位置。

我哥哥性格内向,整天埋头练琴,对什么都不关心。姐姐呢热衷时事,经常带很多同学到家里高谈阔论。我13岁个子已经满高了,但还是野小子一样,只知道玩。

第一次见到他很有意思。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

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

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为了解嘲,我也跟着哈哈大笑。

他盯着我看,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

我也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好熟悉那双雾蒙蒙的眼睛。

他叫虞维濂,是笕桥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北京出生,8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

为了抗日,他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抗战胜利后受命回笕桥重建航校。

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他说,我在南京和印度都听到过你的笑声。

大家起哄,说只有他还没女朋友,叫他赶紧追我。

关于我的笑声,他后来又认真对我说过。好多年,他老听到有个小女孩在耳朵边笑,一直很困惑。那天我一笑,他惊呆了,原来一直听到的就是这个笑声。

所以,他总认为遇见我,是冥冥中注定的。

自从那次后,虞维濂周日便常常来找我玩,带我去逛书店。

他喜欢念诗词给我听,有古人写的,也有他自己写的。

1947年6月,他毕业分配到上海江湾空军第二大队当运输兵。每周给我写两封长信,他从不说热烈的话,总叫我好好读书,他会慢慢陪着我,耐心地等我长大。

初中最后一年,我的成绩提高很快。他说你考国立艺专吧,我看你的素描挺有灵气的。

就他一句话,那个暑假我参加艺专的两期补习班,没日没夜地画石膏像,每天都画得汗流浃背。

考上艺专以后,我和虞维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

上海火车站全是逃难的人,乱糟糟。火车开动了,他跟着火车跑了很久。

1949年初,一会说开始和谈了。以为谈好了,又打起来了。学校里乱哄哄的,我姐姐离家出走,到四明山参加游击队去了。

杭州大街上经常会有坦克开过,马路被压得破破烂烂的。

他的信越来越少,1949年4月3日,我跑去上海找他,他不在。

部队长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女朋友。话没说完我已经哭成泪人了。

原来,我去的那天上午,虞维濂刚接到在西安驻防的任务。上午刚飞到西安就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回上海报到。

第二天下午,终于见到了三个月没有见面的他。他说一直在生病和出差,还做过一次手术,怕我担心,就没给我写信。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仗打得这么厉害,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战死,而我连16岁都不到,他就没办法面对我。

什么我都不在乎。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让我回杭州,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待。

才过了三天,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挤得不行。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去杭州的火车,门根本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

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我哪里想得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

那一幕恍若昨天,而我已经60岁了。在美国,很快我就找了份工作,到华人家庭里做管家。

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哪里有一点线索,就跑去哪里找,用几个可怜的单词和人比比画画。

可是,找了他一年多,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条线索,寻找的过程,以及失望的原因。

托人去台湾打听,查到的资料是“不知人在何处”。我反复琢磨这几个字的意思,最后得出结论:他应该还活着,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个结论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到了1995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消息来说,虞维濂还活着,在加拿大。

放下电话,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整整10天,我都精神恍惚。

我来美国已经两年了,护照也早就超期了。我没有去办延期手续,只要找到他我就回中国,以后也不会再来美国了。

等了两个月,还没有更多的消息。我想起儿子有个同学在温哥华,马上给她写了封长信,告诉她我和虞维濂的故事,希望她能理解并帮助我。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

对方说是虞维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

50年啊,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

我们两个都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叫:小瑶不要哭,小瑶不要哭。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50年前一样温柔。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13岁的小女孩。

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

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

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晚上躺在床上,一个人疯子一样又哭又笑,老觉得像在做梦。

直到第二天九点,他的电话又来了,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我没有做梦,我真的找到他了。

那三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一个小时电话。

他问我为什么一直不去上海?这是他一直想不通的事情。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去处理?

这封信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维濂贤侄: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

1949年4月那一天,我从上海回到杭州,发现父母准备去香港,东西已经整理好了。

我突然想起之前姐姐从四明山托人带来一封信,说如果发现父母要离开杭州,让我想尽办法留住他们。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赶紧骑自行车去艺专找姐姐的好朋友曲庸。

曲庸花了三天时间去找了一张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要保护、团结和发展,是朋友,不是敌人。

我姐姐大概也希望我父亲这样的资本家能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吧。

4月17号晚上,父母经过几天几夜的考虑,终于决定留下来。

18号早上,我请求外婆帮我向父亲讨那封委托信。

父亲一听到他是个空军,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他说他发过誓,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

4月20号,广播突然播发消息说和谈破裂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傻了,我知道虞维濂在上海肯定也要疯了。他对和谈一直抱有很大的幻想。

我急得直哭,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23号,我决定自己去求父亲,就算被他打死我也一定要去找虞维濂。

父亲正在小客厅里收听广播,我冲进去跪在他面前大哭,求他成全我们。

外婆也说如果父亲再不同意,我们祖孙两个就死在他面前。

父亲看我这么坚决,流着泪冲上楼去。

父亲写完信就出门去了。他让母亲转告我,不要再见他了。

这封信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维濂贤侄: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望你善自待她,望至爱至深,白头偕老。茅仲复重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走到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去上海的车。我实在走不动了,蹲在路基上痛哭。

火车站人声鼎沸,乱作一团。售票台前的小门上贴着张纸条:沪杭线暂停,请勿再敲门。

看到这10个字,我腿都软了,人直往下蹲。

我在站台等了一个小时,不死心,又沿着铁路路基往前走。

路基上都是带着大包小包逃难的人,他们都往杭州方向走,只有我一个人往北走。

一直走到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去上海的车。我实在走不动了,蹲在路基上痛哭。等我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双脚全是泡。我敲开门就倒下去了。

我大病一场。真是不想活了。一直以来,他就是我的父亲、兄长和恋人,没有他,人生就没方向了,我也没灵魂了。

后来又想,也许他没走呢,我死了就真的找不到他了。

病好后,杭州再也待不下去,我辍学去了上海。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话剧院,后来又调到歌剧院。人家六点半起床练功,我四点半就起来了,很快就成主演了。

被我苦劝留下来的父亲和母亲,结局很悲惨。

父亲坐了牢,财产全部被没收。1950年,因病保外就医,死在家里。

母亲去农场改造,最后得癌症死的。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也是批斗的对象,经常被开喷气式飞机押上台。

等运动都结束了,婆婆和丈夫又病了。那时候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要管孩子,又要忙工作,还要照顾婆婆和丈夫,两个医院分头跑。

婆婆瘫痪在床,碗口大的褥疮我都给她护理好了。婆婆的病友,包括她的女儿都说,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好的儿媳妇,比女儿都做得好。所以,他们一定要我去美国散心,这也是善报吧,不然我怎么找得到虞维濂。

虞维濂看到我其中一张照片,骨瘦如柴,头发也快掉光了。他抱着那张照片痛哭,说他的小瑶受苦了,是他没照顾好我。

这一生,我都是独自在给最亲的人送终,我的父母,我的外婆,我的婆婆,我的丈夫。等到给丈夫和婆婆都送了终,我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为了证明他对我的爱,虞维濂给我寄来了1949年的飞行记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每天飞往的目的地和时间。还有一张1976年到杭州找我的地图,上面我家的几处住址,他都画了圈。

1949年4月底,他被派到台湾新竹驻防,从此就回不来了。除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他什么都没带。

后来,他还飞过很多次大陆,就是再也没有飞到过杭州上空。

在一次舞会上,他看见一个黑衣少女背影很像我。

1954年,他33岁,娶了那个长得像我的护士。

我很开心,因为我比他晚一年结婚,我没有失约。我和丈夫是同行,在工作上有很多共同语言。

虞维濂说,想回大陆,当时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借他乡回故乡”。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1976年回国过一次,专程去了杭州找我。他去派出所查,都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没有音讯。他又不敢登报找,怕害了我。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去了。

分开的那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

他还给我寄来了从小学到现在,不同时期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

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围着我转。

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

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说让儿子陪他一起来。

我坚决不同意。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能知道对方还活着,能证实曾经那三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我儿子也说,妈妈你能找到虞伯伯是好事,但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到别的人。

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合天合地,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

我说不行,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你太太照顾你大半辈子了,我很感激她,她也爱你,我们不能伤害她。

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一个星期后,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的两万多字。那三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提纲他一页页用胶水仔细粘起来,打开有好几米长。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我再也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了。

跟我联系上以后那三个月,他说内心翻江倒海,天天哭,眼睛也哭坏了。现在不敢太激动,一激动就头晕。提纲他是用放大镜趴在桌上写的,边写边哭。

他嘱咐我,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名字就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

那就写吧,反正这辈子我注定要听他的话,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又留下来,打算写完这本书就回国。我告诉他,这就当是我们不是婚礼的结婚礼物吧。

他也慢慢冷静下来了,说从现在开始,我给你的信会减到一周两封,电话也是。等你回国,我是不可能再给你打电话了,我要让你慢慢习惯。

他寄来头发和指甲,希望我走的时候能和我烧在一起,撒一部分到葛岭。

我边写边哭,又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1949。

我写,他修改,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1997年4月,我接到儿子的信说要结婚了,请我回去主持婚礼。我才惊醒,我在美国已经三年多了。找他花了两年多时间,写我们的故事花了一年多时间。

我说我要回去了。他在电话里哭,说分别47年,还没见面又要分开。

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还有三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万一把我丢掉,能马上再找回来。

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诗: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他还寄来他的头发和指甲。我们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希望我走的时候,他的头发和指甲能和我烧在一起。最好能把我们的骨灰撒一部分到葛岭,实在不行,像金庸小说里描写的一样,找个洞塞进去也行。

为写这本书,又是10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自印本寄给他。

从邮局给他寄书出来,刚到门口,我就心绞痛蹲地下了。心里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了一样。真的,为他死我都愿意。

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改了他认为应该改的地方。

现在,我们都更老了,我快80,他都90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

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白云处处长随君。

从我回来,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很想听听他的声音,但我绝对不会给他打的。我们年纪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压,不能太激动。还是维持这种平静比较好。

前段时间因为有点事情,我托他在重庆的弟媳给他打电话,打了几次家里都没人。我紧张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三个月他没有来信,那就是他不在了。

还好,他只是去医院做例行检查了,虚惊一场。

上个星期刚接到他一封信,他说自己真的是很老了,每天打盹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多,醒着的时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以前的事情,只有以前的事情才会带给他快乐。

我现在每天没事就看看他的信,好多信我都能背出来了。

我们不能通电话,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一百岁,我也要活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口述 茅君瑶 整理 丑丑  编辑:郑海云